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第152卷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理学汇编 第一百五十二卷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一百五十二卷目录

　诗经部总论四

　　宋朱子全书一〈诗纲领共三十八则〉

经籍典第一百五十二卷

诗经部总论四

朱子全书一

《诗纲领》

《大序》言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所以析《卫》为 邶。“《鄘卫》曰《诗》，古之乐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卫》 有卫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诗》有鄘音者系之鄘， 有邶音者系之邶。若《大雅》《小雅》，则亦如今之商调、宫 调，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调而作耳。《大雅》《小雅》亦古作 乐之体格。按《大雅》体格作《大雅》，按《小雅》体格作《小雅》， 非是做成诗后，旋相度其辞，目为“《大雅》《小雅》”也。大抵 《国风》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诗，《颂》是宗庙之诗。又 云：“《小序》汉儒所作，有可信处绝少，《大序》好处多，然亦 有不满人意处。”

问：“《王风》是他风，如此不是降为《国风》。”曰：“其辞语可见。 风多出于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虽有刺，而其 辞庄重，与风异。”

器之问风雅与无天子之风之义。先生举郑渔仲之 说，言：“出于朝廷者为《雅》，出于民俗者为风。文武之时， 周召之作者，谓之周召之风；东迁之后，王畿之民作 者，谓之《王风》。似乎大约是如此，亦不敢为断然之说。 但古人作诗，体自不同。《雅》自是《雅》之体，风自是《风》之 体。如今人作诗曲，亦自有体制不同者，自不可乱，不 必说《雅》之降为风。今且就《诗》上理会意义，其不可晓 处不必反倒。”因说：“尝见蔡行之举陈君举说《春秋》，云： ‘须先看圣人所不书处，方见所书之义。见成所书者， 更自理会不得，却又取不书者来理会，少间只是说 得奇巧’。”

诗，有是当时朝廷作者，《雅》《颂》是也。若《国风》乃采诗者， 采之民间，以见四方民情之美恶；《二南》亦是采民言 而被乐章耳。程先生必要说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 是如何？某不敢从。若变风又多是淫乱之诗，故班固 言“男女相与歌咏，以言其情”，是也。圣人存此，亦以见 上失其教则民欲动，情胜，其弊至此，故曰：“诗可以观 也。”且诗有六义，先儒更不曾说得明，却因《周礼》说《豳》， 《诗》有《豳》《雅》《豳》《颂》，即于一诗之中要见六义。思之，皆不 然。盖所谓六义者，风雅、颂乃是乐章之腔调，如言仲 吕调、大石调、越调之类。至比、兴、赋，又别。直指其名，直 叙其事者，赋也。本要言其事，而虚用两句钓起，因而 接续去者，兴也；引物为况者，比也。立“此六义，非特使 人知其声音之所当，又欲使歌者知作诗之法度也。” 问：“《豳》之所以为雅为颂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调，又 可用颂底腔调否？”曰：“恐是如此，某亦不敢如此断。今 只说恐是亡其二。”

“旧曾有一老儒郑渔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与叠 在后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虚心看正文，久之，其义 自见。盖所谓《序》者，类多世儒之谈，不解诗人本意处 甚多。且如‘止乎礼义’，果能止礼义否？《桑中》之诗，礼义 在何处？”王德修曰：“他要存戒。”曰：“此正文中无戒意，只 是直述他淫乱事耳。若‘鹑之奔奔，相鼠’等语，却是讥” 骂，可以为戒。此则不然。某今看得郑诗自《叔于田》等 语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皆淫乱之诗，而说《诗》者误 以为刺昭公，学校废耳。《卫诗》尚可，犹是男子戏妇人。 郑诗则不然，多是妇人戏男子，所以圣人尤恶郑声 也。《出其东门》，却是个识道理底人做。

林子武问“《诗》者，中声之所止。”曰：“这只是正《风》。《雅》《颂》是 中声，那变风不是。伯恭坚要牵合说是，然恐无此理。 今但去读看，便自有那轻薄底意思在了。如韩愈说 数句，‘其声浮且淫’之类，这正是如此。”

问：“《诗》中说兴处多近比。”曰：“然。如《关雎》《麟趾》相似，皆是 兴而兼比。然虽近比，其体却只是兴。且如‘《关关雎鸠》’， 本是兴起；到得下面说‘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题说那 实事。盖兴是以一个物事贴一个物事说。上文‘兴而 起，下文便接说实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 一个对一个说。盖公本是个好底人，子也好，孙也好”， 《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比，则却 不入题了。如比那一物说，便是说实事。如“《螽斯羽》，诜 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说那人了。 下面“宜尔子孙”，依旧是就《螽斯羽》上说，更不用说实 事。此所以谓之“比。”大率诗中比兴皆类此。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兴是借 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虽切而却浅，兴意虽阔而味长。

“《诗》之兴”，全无巴鼻。〈振录云多是假他物举起全不取其义〉后人诗犹有 此体，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 远行客”，又如“高山有涯，林木有枝，忧来无端，人莫之 知，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皆是此体。

或问《诗六义注》“三经三纬”之说。曰：“《三经》是赋、比、兴是 做诗底骨子。无诗不有才，无则不成诗。盖不是赋，便 是比；不是比，便是兴。如《风》《雅》《颂》，却是里面横丳底，都 有赋、比、兴，故谓之‘三纬’。”

器之问：“《诗传》分别六义，有未备处。”曰：“不必又只管滞 却许多。且看《诗》意义如何。古人一篇诗必有一篇意 思，且要理会得这个。如《柏舟》之诗，只说到‘静言思之， 不能奋飞’。《绿衣》之诗说‘我思古人，实获我心’，此可谓 止乎礼义。所谓‘可以怨’，便是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 处。推此以观，则子之不得于父，臣之不得于君，朋友” 之不相信，皆当以此意处之。如屈原之“怀沙赴水”，贾 谊言“历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怀此都也”便都过当了。 古人胸中发出意思自好。看著《三百篇诗》，则后世之 诗多不足观矣。

问：“《诗传》说六义，以托物兴辞为兴，与旧说不同。”曰：“觉 旧说费力，失本指。如兴体不一，或借眼前物事说将 起，或别自将一物说起，大抵只是将三四句引起。如 唐时尚有此等诗体，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 是别借此物兴起其辞，非必有感，有见于此物也。有 将物之无，兴起自家之所有；将物之有，兴起自家之 所无。”前辈都理会。这个不分明，如何说得诗本指只 伊川也自未见得，看所说有甚广大处。子细看，本指 却不如此。若上蔡怕晓得诗，如云，“读诗须先要识得 六义体面。”这是他识得要领处。

诗才说得密，便说他不著。“国史明乎得失之迹”，这一 句也有病。《周礼》《礼记》中，史并不掌《诗》，《左传》说自分晓。 以此见得《大序》亦未必是圣人做；《小序》更不须说。他 做《小序》不会宽说，每篇便求一个实事填塞了。他有 寻得著底，犹自可通；不然，便与诗相碍。那解底，要就 诗，却碍序；要就序，却碍诗。“诗之兴”，是劈头说那没来 由底两句，下面方说那事，这个如何通解？“郑声淫”，所 以郑诗多是淫佚之辞，《狡童》《将仲子》之类是也。今唤 做忽，与祭仲，与诗辞全不相似。这个只似而今闲泼 曲子。《南山有台》等数篇，是燕飨时常用底，叙宾主相 好之意，一似今人致语。又曰：“《诗小序》不可信。而今看 《诗》，有《诗》中分明说是某人某事者，则”可知其他不曾 说者，而今但可知其说此等事而已。韩退之诗曰：“《春 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

“《诗序》，《东汉儒林传》分明说道是卫宏作。后来经意不 明，都是被他坏了。某又看得，亦不是卫宏一手作，多 是两三手合成一序，愈说愈疏。”浩云：“苏子由却不取 《小序》。”曰：“他虽不取下面言语，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 伯恭专言《序》，又不免牵合。伯恭凡百长厚，不肯非毁， 前辈要出脱回护。不知道只为得个解经人，却不曾 为得圣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 因论《诗》历言：“《小序》大无义理，皆是后人杜撰先后增 益凑合而成；多就《诗》中采摭言语，更不能发明《诗》之 大旨；才见‘有汉之广矣’之句，便以为德广所及；才见 有‘命彼后车’之言，便以为不能饮食；《教载》《行苇》之序； 但见‘牛羊勿践’，便谓仁及草木；但见‘戚戚’”兄弟，便谓 亲睦九族；见黄耇台背，便谓养老；见“以祈黄耇”，便谓 乞言；见“介尔景福”，便谓成其福禄。随文生义，无复伦 理。《卷耳》之序，以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为后妃之 志，事固不伦矣。况诗中所谓“嗟我怀人”，其言亲昵太 甚，宁后妃所得施于使臣者哉！《桃夭》之诗，谓“婚姻以 时，国无鳏民”，为后妃之所致，而不知其为文王。刑家 及国，其化固如此，岂专后妃所能致耶？其他变风诸 诗，未必是刺者，皆以为刺，未必是言此人，必傅会以 为此人。《桑中》之诗，放荡留连，止是淫者相戏之辞，岂 有剌人之恶，而反自陷于流荡之中？《子衿》词意轻儇， 亦岂刺学校之辞？《有女同车》等皆以为刺忽而作。郑 忽不娶齐女，其初亦是好底意思，但见后来失国，便 将许多诗尽为刺忽而作。考之于忽，所谓“淫昏”“暴虐” 之类，皆无其实，遂至目为“狡童”，岂诗人爱君之意！况 其所以失国，正坐柔懦阔疏，亦何狡之有！幽厉之刺 亦有不然。《甫田》诸篇，凡诗中无诋讥之意者，皆以为 伤今思古而作，其他谬误不可胜说。后世但见《诗序》 巍然冠于篇首，不敢复议其非；至有解说不通，多为 饰辞以曲护之者，其误后学多矣。《大序》却好。或者谓 补凑而成，亦有此理。《书小序》亦未是。只如《尧典》《舜典》 便不能通贯一篇之意。《尧典》不独为逊舜一事，《舜典》 到“历试诸艰”之外，便不该通了。其他《书序》亦然。至如 《书大序》亦疑不是孔安国文字。大抵西汉文章浑厚 近古，虽董仲舒刘向之徒，言语自别。读《书大序》便觉 软慢无气，未必不是后人所作也。

《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 来子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 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苇》《宾之初筵》抑数篇《序》与《诗》全 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诗序》，其不足信者煞多。以此知 人不可乱，说话便都被人看破了。诗人假物兴辞，大 率将上句引下句，如《行苇》“勿践履，戚戚兄弟，莫远具 尔”，《行苇》是比，“兄弟”“勿”字乃兴“莫”字。此诗自是饮酒会 宾之意。序者却牵合作周家忠厚之诗，遂以《行苇》为 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黄耇”，亦是欢合之时 祝寿之意。序者遂以为养老乞言，岂知“祈”字本只是 祝颂其高寿，无乞言意也。抑诗中间“煞有好语，亦非 刺厉王。如‘於乎小子’，岂是以此指其君？兼厉王是暴 虐大恶之主，诗人不应不述其事实，只说‘谨言节语。 况厉王无道，谤讪者必不容武公，如何恁地指斥’？”曰： “‘《小子》’，《国语》以为武公自警之诗，却是可信。大率古人 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 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 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且如今人见人才 做事，便作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甚么道理如此？ 一似里巷无知之人，胡乱称颂谀说，把持放雕，何以 见先王之泽，何以为性情之正！诗中数处，皆应答之 诗。如《天保》、乃与《鹿鸣》为唱，答《行苇》；与《既醉》为唱，答《蟋 蟀》；与《山有枢》为唱答。唐自是晋未改号时国名，自序 者以为刺僖公，便牵合谓此晋也，而谓之唐，乃有尧 之遗风本意，岂因此而谓之唐？是皆凿说。但《唐风》自 是尚有勤俭之意，作诗者是一个不敢放怀底人，说 “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便又说“无已太康，职思其居”，到 《山有枢》是答者，便谓“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宛其死矣， 他人是愉”；“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这是答他不能享些快活，徒恁地苦涩。《诗序》亦有一 二有凭据，如《清人》《硕人》《载驰》诸诗是也。《昊天有成命》 中说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须牵合作成王 业之王！《自序》者恁地附会，便谓周公“作此以告成功。” 他既作“周公告成功”，便将“成王”字穿凿说了。又几曾 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说，后来遂生一场事端，有 南北郊之事。此诗自说“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说著地， 如何说道祭天地之诗？设使合祭，亦须几句说及后 土。如汉诸郊祀诗，祭某神便说某事；若用以祭地，不 应只说天，不说地。《东莱诗记》却编得子细，只是大本 已失了，更说甚么！向尝与之论此，如“清人《载驰》一二 《诗》可信。渠却云：‘安得许多文字证据’？”某云：“无证而可 疑者，只当阙之，不可据《序》作证。”渠又云：“只此《序》便是 证。”某因云：“‘今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是以委曲 牵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不恤也’。此 是序者大害处。”

问：“《诗传》多不解《诗序》，何也？”曰：“某自二十岁时，读《诗》便 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翫味《诗》词，却又觉得 道理贯彻。当初亦尝质问诸乡先生，皆云《序》不可废， 而某之疑终不能释。后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之出 于汉儒所作，其为谬戾有不可胜言。东莱不合只因 《序》讲解，便有许多牵强处。某尝与言之，终不肯信。《读 诗记》中虽多说《序》，然亦有说不行处，亦废之。某因作 《诗传》，遂成《诗序辨说》一册，其他谬戾，辨之颇详。” 问：“先生说《诗》，率皆叶韵，得非诗本乐章，播诸声诗，自 然叶韵，方谐律吕，其音节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然 古人文章，亦多是叶韵。”因举《王制》及《老子》叶韵处数 段。又曰：“《周颂》多不叶韵，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庙》之 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叹即和声也。

诗之音韵是自然如此，这个与天通。古人音韵宽，后 人分得密，后隔开了。《离骚》注中发两个例在前：“朕皇 考曰伯庸”，“庚寅吾以降。”〈洪〉又重之以“修能。”〈耐〉“纫秋兰 以为佩。”后人不晓，却谓只此两韵如此。某有《楚词叶 韵》，作子厚名字，刻在漳州。

或问：吴氏《叶韵》何据？曰：“他皆有据。泉州有其书，每一 字多者引十馀证，少者亦两三证。他说元初更多，后 删去，姑存此耳。然犹有未尽。”因言：“‘《商颂》‘天命降监，下 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吴氏云：‘严’字恐是‘庄’字， 汉人避讳，改作‘严’字’。某后来因读《楚辞天问》，见‘严’字 都押入‘刚’字、‘方’字去，又此间乡音‘严’作‘户刚反’，乃知 ‘严’”字自与“遑”字叶。然吴氏岂不曾看《楚辞》，想是偶然 失之。又如“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 戎”，吴氏复疑“侮”当作“蒙”，以叶“戎”字。某却疑古人训“戎” 为“汝”，如以佐戎辟戎，虽小子则“戎”、“汝”音或通。后来读 《常武》诗有云：“南仲太祖，太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 戎”，则与“汝”叶明矣。

器之问诗。曰：“古人情意温厚宽和，道得言语自恁地 好。当时叶韵，只是要便于讽咏而已。到得后来，一向 于字韵上严切，却无意思。汉不如周，魏晋不如汉，唐 不如魏晋，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刘禹锡之徒，和 诗犹自有韵相重密。本朝和诗，便定不要一字相同， 不知却愈坏了诗读诗之法，且如‘白华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远，俾我 独兮’。”盖言白华与茅尚能相依，而我与子乃相去如 此之远，何哉！又如“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周王寿考，遐 不作人。”只是说云汉恁地为章于天，周王寿考，岂不 能作人也！上两句皆是引起下面说，略有些意思傍 著，不须深求，只此读过便得。

问：“以《诗》观之，虽千百载之远，人之情伪只此而已，更 无两般。”曰：“以某看来，须是别换过天地，方别换一样 人情。释氏之说固不足据。然其书说尽百千万劫，其 事情亦只如此而已。况天地无终穷，人情安得有异！ 今欲观《诗》，不若且置《小序》及旧说，只将元诗虚心熟 读，徐徐翫味，候髣髴见个诗人本意，却从此推寻将” 去，方有感发。如人拾得一个无题目诗，再三熟看，亦 须辨得出来。若被旧说一局，局定，便看不出。今虽说 不用旧说，终被他先入在内，不期依旧从他去。某向 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处，亦曲为之说。后 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者虽存《小序》，间为辨破，然终 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只尽去《小序》，便自可通。 于是尽涤旧说，《诗》意方活。

读诗之法，只是熟读玩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 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务自立说，只恁平 读著，意思自足。须是打叠得这心光荡荡地，不立一 个字，只管虚心读他，少间推来推去，自然推出那个 道理。所以说“以此洗心”，便是以这道理尽洗出那心 里物事，浑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学诗须先识得六义 体面，而讽味以得之，此是读诗之要法。看来书只是 要读，读得熟时，道理自见，切忌先自布置立说。” 问：“学者诵《诗》，每篇诵得几遍？”曰：“也不曾记，只觉得熟， 便止。”曰：“便是不得。须是读熟了，文义都晓得了，涵泳 读取百来遍，方见得那好处；那好处方出，方见得精 怪。见公每日说得来干燥，元来不曾熟读。若读到精 熟时，意思自说不得。如人下种子，既下得种子，须是 讨水去灌溉他，讨粪去培拥他，与他耘锄，方是下工 夫养他处。今却只下得个种子了便休，都无耘治培 养工夫。如人相见，才见了便散去，都不曾交一谈，如 此何益！所以意思都不生，与自家都不相入，都恁地 干燥。这个贪多不得。读得”这一篇，恨不能常熟读此 篇，如无那第二篇，方好。而今只是贪多，读第一篇了， 便要读第二篇；读第二篇了，便要读第三篇。恁地不 成读书，此便是大不敬。〈此句厉声说〉须是杀了那走作底 心，方可读书。

毛郑所谓“山东老学究”，欧阳会文章，故诗意得之亦 多，但是不合以今人文章如他底意思去看，故皆局 促了诗意。古人文章有五七十里不回头者，《苏黄门 诗说》疏放，觉得好。

因言：“欧阳永叔《本义》，而曰：‘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 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 已，至永叔原父、孙明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 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 也。苏明允说欧阳之文处，形容得极好。近见其奏议 文字，如《回河》等札子，皆说得尽，诚如老苏所言，便如” 《诗本义》中辨毛、郑处，文辞舒缓，而其说直到底，不可 移易。

问：“读《诗记序》中《雅》郑邪正之说未明。”曰：“向来看《诗》中 《郑诗》《邶鄘》，《卫诗》便是郑卫之音，其诗大段邪淫。伯恭 直以谓《诗》皆贤人所作，皆可歌之宗庙，用之宾客。此 甚不然。如《国风》中亦多有邪淫者。”又问“诗无邪”之义。 曰：“此只是三百篇可蔽以《诗》中此言。所谓‘无邪’者，读 《诗》之大体，善者可以劝，而恶者可以戒。若以为皆贤” 人所作，贤人决不肯为此。若只一乡一里中有个恁 地人，专一作此怨刺，恐亦不静。至于皆欲被之弦歌， 用之宗庙，如《郑》《卫》之诗，岂不亵渎？用以祭幽、厉、褒姒， 可也。施之宾客燕飨，亦待好宾客，不得须《卫》《灵》《陈》《幽》 乃可耳。所谓“诗可以兴”者，使人兴起，有所感发，有所 惩创。可以观者见一时之习俗如此，所以圣人存之 不尽，删去便尽见当时风俗美恶，非谓皆贤人所作 耳。《大序》说“止乎礼义”，亦可疑；《小序》尤不可信；皆是后 人托之，仍是不识义理、不晓事。如山东学究者，皆是 取之《左传》《史记》中所不取之君，随其谥之美恶，有得 恶谥及《传》中载其人之事者，凡一时恶诗，尽以归之， 最是郑忽可怜。凡《郑风》中恶诗，皆以为刺之。伯恭又 欲主张小序，煆炼得郑忽罪不胜诛。郑忽却不是狡， 若是狡时，他却须结齐国之援，有以钳制祭仲之徒， 决不至于失国也。《谥法》中如“堕覆社稷曰顷”，便将《柏 舟》一诗硬差排为卫顷公，便云“贤人不遇，小人在侧”， 更无分疏处。“愿而无立曰僖”，《衡门》之诗便以讥陈僖 愿而无立志言之。如《子衿》只是淫奔之诗，岂是学校 中气象？《褰裳》诗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至狂童之狂 也。且岂不是淫奔之辞？只缘《左传》中韩宣子引岂无 他人，便将做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不知古人引诗，但 借其言以寓己意，初不理会上下文义，偶一时引之耳。伯恭只诗纲领第一条便载上蔡之说。上蔡费尽 词说，只解得个“怨而不怒。”才先引此，便是先瞎了一 部文字眼目。

李茂钦问：“先生曾与东莱辩论《淫奔》之诗，东莱谓诗 人所作，先生谓淫奔者之言，至今未晓。”其说曰：“若是 诗人所作，讥刺淫奔，则婺州人如有淫奔，东莱何不 作一诗剌之？”茂钦又引他事问难，先生曰：“未须别说， 只为我答此一句来。”茂钦辞穷，先生曰：“若人家有隐 僻事，便作诗讦其短讥刺，此乃今之轻薄子好作谑” 词嘲乡里之类，为一乡所疾害者，诗人温醇，必不如 此。如《诗》中所言“有善有恶，圣人两存之，善可劝，恶可 戒。”

某解《诗》，多不依他《序》。纵解得不好，也不过只是得罪 于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考本诗上下文意，则得 罪于圣贤也。〈以上语类三十一条〉

蒙别纸开示说诗之意尤详，因得以窥一二大者，不 敢自外，敢以求于左右来教，谓“诗本为乐而作，故今 学者必以声求之，则知其不苟作矣。”此论善矣，然愚 意有不能无疑者，盖以《虞书》考之，则诗之作，本为言 志而已。方其诗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乐也。以 声依永，以律和声，则乐乃为诗而作，非诗为乐而作 也。三代之时，礼乐用于朝廷，而下达于闾巷，学者讽 诵其言，以求其志，咏其声，执其器，舞蹈其节，以涵养 其心，则声乐之所助于《诗》者为多，然犹曰“兴于诗，成 于乐”，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圣贤之言诗，主于声 者少，而发其义者多，仲尼所谓“思无邪”，孟子所谓“以 意逆志”者，诚以《诗》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后 诗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声者有矣，未有不 得其志而能通其声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钟鼓之铿 锵而已，岂圣人乐云乐云之意哉？况今去孔孟之时 千有馀年，古乐散亡，无复可考，而欲以声求诗，则未 知古乐之遗声，今人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 可协之音律而被之弦歌已乎？诚既得之，则所助于 《诗》多矣，然恐未得为诗之本也。况未必可得，则今之 所讲，得毋有画饼之讥乎？故愚意窃以为诗出乎志 者也，乐出乎诗者也。然则志者诗之本，而乐者其末 也。末虽亡，不害本之存，患学者不能平心和气，从容 讽咏，以求之性情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后可得而言， 顾所得之浅深如何耳。有舜、文之德，则声为律而身 为度；《箫韶》《二南》之声不患其不作。此虽未易言，然其 理盖不诬也。不审以为如何，《二南》分王者诸侯之风， 《大序》之说恐未为过。其曰“圣贤浅深之辨”，则说者之 凿也。程夫子谓《二南》犹《易》之乾坤，而龟山杨氏以为 “一体而相成”，其说当矣。试考之如何？《召南》夫人，恐是 当时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二南》之应”，似亦 不可专以为乐声之应为言。盖必有理存乎其间，岂 有无事之理，无理之事哉？惟即其理而求之，理得则 事在其中矣。〈答陈体仁〉

苏氏“陈灵以后未尝无诗”之说，似可取而有病。盖先 儒所谓“无诗”者，固非谓《诗》不复作也，但谓夫子不取 耳。康节先生云自从删后更无《诗》者，亦是此意。苏氏 非之，亦不察之甚矣。故某于《集传》中引苏氏之说而 系之曰：“愚谓伯乐之所不顾，则谓之无马”可矣；夫子 之所不取，则谓之“无诗可矣。”正发明先儒之意。大抵 二苏议论皆失之太快，无先儒惇实气象。不奈咀嚼 所长，固不可废，然亦不可不知其失也。《十五国风》次 序，恐宋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诸先生皆言之，故《集 传》中不敢提起。盖诡随非所安，而辩论非所敢也。〈答范 伯崇〉

诗体不同，固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词而意自见者；然 必其事之犹可言者，若《清人》之诗是也。至于《桑中》《溱 洧》之篇，则雅人庄士有难言之者矣。孔子之称“思无 邪”也，以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虽其要归无不出于 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约而尽者耳。非以作诗之人所 思皆无邪也。今必曰“彼以无邪之思，铺陈淫乱之事”， 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则曷？若曰“彼虽以有 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 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惧征创之资耶？而况曲为训说 而求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得之于我之易也；巧为 辩数而归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责之于我之切也。 若夫《雅》也、《郑》也、《卫也》，求之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则 《大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郑》则《郑风》若干篇是也；卫则 《邶鄘》《卫风》若干篇是也；是则自卫反鲁以来，未之有 改，而《风》《雅》之篇说者又有正变之别焉。至于《桑中小 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与《乐记》合，则是《诗》之为 《桑间》，又不为无所据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 雅》不独为《雅》，《郑风》不为《郑》，《邶》《鄘》《卫》之风不为《卫》，《桑中》 不为《桑间》亡国之音，则其篇帙混乱，邪正错糅，非复 孔子之旧矣。夫《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乡乐也；二雅 之正，朝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是或见于

序义，或出于传记，皆有可考。至于《变雅》则固已无施

于事，而《变风》又特里巷之歌谣，其领在乐官者，以为

可以识时变，观土风，而贤于四夷之乐耳。今必曰“三 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则未知《桑中》《溱洧》之属， 当以荐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宾客耶？盖古者天子 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固不问其美恶而悉陈 以观也；既已陈之，固不问其美恶而悉存以训也。然 其与先王《雅》《颂》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异。如前所陈， 则固不嫌于庞杂矣。今于《雅》《郑》之实，察之既不详，于 庞杂之名，畏之又太甚。顾乃引夫浮放之鄙词，而文 以风刺之美说，必欲强而置诸先王《雅》《颂》之列，是乃 反为庞杂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部》与郑、卫合奏， 犹曰不可，而况强以《桑中》《溱洧》为雅乐，又欲合于《鹿 鸣》《文王清庙》之什而奏之宗庙之中，朝廷之上乎？其 以二诗为犹止于中声者，太史公所谓孔子皆弦歌 之，以求合于《韶》《武》之音，其误盖亦如此。然古乐既亡， 无所考正，则吾不敢必为之说，独以其理与其词推 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为近于劝百讽一，而止 乎礼义，则又信《大序》之过者。夫《子虚》《上林》侈矣，然自 “天子茫然而思”以下，犹实有所谓讽也。《汉广》“知不可 而不求，大车，有所畏而不敢”，则犹有所谓礼义之止 也。若《桑中》《溱洧》，则吾不知其何词之讽，而何礼义之 止乎？若曰孔子尝欲放郑声矣，不当于此又收之以 备六籍也。此则曾南丰于《战国策》，刘元城于三不足 之论，皆尝言之，又岂俟吾言而后白也哉！

大抵吾说之病，不过得罪于《桑间》《溱洧》之人，而其力 犹足以完先王之乐。彼说而善，则二诗之幸甚矣。抑 其于《溱、洧》而取范氏之说，则又似以放郑声者，岂理 之自然，固有不可夺耶？因读《桑中》之说，而惜前论之 不及竟，又痛伯恭之不可作也，因书其后，以为使伯 恭生而闻此，虽未必遽以为然，亦当为我逌然而一 笑也。呜呼悲夫。〈读吕氏诗记桑中篇〉

《诗》自齐、鲁、韩氏之说不传，而天下之学者尽宗毛氏。 毛氏之学传者亦众，而王述之类今皆不存，则推衍 说者，又独郑氏之《笺》而已。唐初诸儒为作疏义，因讹 踵陋，百千万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区域。至于 本朝，刘侍读、欧阳公、王丞相、苏黄门、河南程氏、横渠 张氏始用己意有所发明，虽其浅深得失有不能同， 然自是之后，《三百五篇》之微词奥义乃可得而寻绎， 盖不待讲于齐、鲁、韩氏之传，而学者已知《诗》之不专 于毛、郑矣。及其既久，求者益众，说者愈多，同异纷纭， 争立门户，无复推让祖述之意，则学者无所适从，而 或反以为病。今观吕氏家塾之书，兼总众说，巨细不 遗，挈领提纲，首尾该贯，既足以息夫“同异之争，而其 述作之体，则虽融会通彻，浑然若出于一家之言，而 一字之训，一事之义，亦未尝不谨其说之所自及。其 断以己意，虽或超然出于前人意虑之表，而谦让退 托，未尝敢有轻议前人之心也。”呜呼！如伯恭父者，真 可谓有意乎温柔敦厚之教矣。学者以是读之，则于 “可群可怨”之旨，其庶几乎！虽然，此书所谓朱氏者，实 某少时浅陋之说，而伯恭父误有取焉。其后历时既 久，自知其说有所未安，如《雅》《郑》“邪正”之云者，或不免 有所更定，则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于其间。某窃惑 之，方将相与反复其说，以求真是之归，而伯恭父已 下世矣。呜呼！伯恭父已矣，若某之衰颓汨没，其势又 安能复有所进，以独决此论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 子约，既以是书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将为 版木以传永久，且以书来属某序之，某不可辞也。乃 略为之说，因并附其所疑者，以与四方同志之士共 之，而又识予之悲恨云耳。〈吕氏家塾读诗记后序〉 “郑康成说，《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义则与众篇之义 合编，故存。至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 其篇端。”愚按：郑氏谓“三篇之义本与众篇之义合编” 者，是也。然遂以为诗与义皆出于先秦，诗亡而义犹 存，至毛公乃分众义各置篇端，则失之矣。后汉《卫宏 传》明言宏作《毛诗序》，则《序》岂得为与经并出而分于 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干《篇》端，则因郑氏此说 而可见。某尝病今之读《诗》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诗》也， 故因其说而更定此本，以复于其初，犹惧览者之惑 也，又备论于其后云。〈书临漳所刊四经后〉

问：先生授以《诗传》，且教诲之。曰：“须是熟读。某尝熟读 一二篇，未有感发。窃谓古人教人，兼以声歌之，渐渐 引迪，故最平易。又疑郑卫之诸诗，皆淫声，小学之功 未成，而遽教以淫声，恐未能使之知戒而适以荡其 心志否？抑其声哀思怨怒，自能令人畏恶，故虽小子 门人亦知戒乎？某欲令弟侄辈学《诗》，尚疑此，未敢晓 以文义。”曰：“《诗》且逐篇旋读，方能旋通训诂，岂有不读 而自能尽通训诂之理乎？读之多，翫之久，方能渐有 感发，岂有读一二遍而便有感发之理乎？古之学《诗》 者，固有待于声音之助，然今已亡之，无可奈何，只得 熟读而从容讽味之耳。若疑郑卫不可为法，即且令 学者不必深究，而于正当说道理处”，子细推详。反复翫味。应不枉费工夫也。〈答朱飞卿　以上文集六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