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第257卷
|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理学汇编 第二百五十七卷 |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二百五十七卷目录
三礼部汇考五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礼经一 礼经二乐 礼经三仪注上〉
经籍典第二百五十七卷
三礼部汇考五
[编辑]宋马端临文献通考一
[编辑]礼经一
[编辑]《三礼义宗》三十卷。
《崇文总目》：梁明威将军崔灵恩撰。其书合《周礼》《仪礼》、二戴之学，敷述贯穿，该悉其义，合一百五十六篇。推衍闳深，有名前世云。
晁氏曰：灵恩，武城人。少笃学，尤精《礼》《传》，仕魏归梁为博士。甚拙朴，及解析经理，尽极精致。正始之后，不尚经术，咸事虚谈，公卿士大夫盖取文具而已。而灵恩经明行修，制义宗《诗》《易》《春秋》百馀卷，终桂州刺史。此书在唐一百五十篇，今存者一百二十七篇。凡两戴、王、郑异同，皆援引古谊，商略其可否，为礼学之最。
陈氏曰：凡一百四十九条。其说推本三《礼》，参取诸儒之论，博且核矣。本传四十七卷，《中兴书目》一百五十六篇，皆与今卷篇数不同。《书目》又云“庆历中高阳许闻诲为之序。” 家本亦无此《序》也。
《礼略》十卷。
《崇文总目》：唐京兆府栎阳尉杜萧撰。采古经义，下逮当世，概举沿革，附礼见文。以其言约旨详，故自题“略” 云。
《礼粹》二十卷。
《崇文总目》：唐宁州参军张频纂。凡一百三十五条，直钞崔氏“义宗” 之说，无它异闻。
《丧礼极义》一卷。
《崇文总目》：“唐商价集。” 杂序先儒五服轻重之论，然首末不伦。
《三礼图》二十卷。
晁氏曰：聂崇义，周世宗时被旨纂集，以郑康成、阮谌等《六家图》刊定。皇朝建隆二年奏之，赐紫绶犀带，奖其志学。窦仪为之序，有云：“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尧、舜之典则，总夏、商之礼文。” 命崇义著此书，不以世代迁改，有所抑扬，近古云。
陈氏曰：盖用旧图六本参定，故题《集注》。诏国学图于先圣殿后北轩之屋壁，至道中改作于论堂之上，以笺代壁，判监李至为之记。吾乡郡庠安定胡先生所创论堂绘《三礼图》，当是依仿京监，今堂坏不存矣。
《编礼》三卷。
晁氏曰：皇朝吕大临编。三卷。以《士丧礼》为本，取《三礼》附之。自始死至祥练，各以类分，其施于后学者甚惠，尚恨所编者，五礼中凶礼而已。
《礼象》十五卷。
陈氏曰：陆佃撰。以改旧图之失。其尊、爵、彝、鼎，皆取公卿家及秘府所藏古遗器，与聂《图》大异。戴岷隐分教吾乡，作阁斋馆池上，画此图于壁，而以“礼象” 名阁，与论堂《礼图》相媲云。
《太常礼书》一百五卷。
晁氏曰：皇朝陈祥道用之撰。祥道，元祐初以左宣义郎仕太常博士，解《礼》之名物，且绘其象，甚精博。朝廷闻之，给札缮写，奏御。今世传止五十卷。予爱之而恨其阙少，得是本于叙州通判卢彭年家，其象且以五采饰之，于是始见其全书云。
陈氏曰：论辨详博，间以绘画。于唐代诸儒之论。近世聂崇义之图，或正其失，或补其阙，元祐中表上之。
丁丑《三礼辨》 卷。
中兴艺文志李心传撰以仪礼之说与郑氏辨者
[编辑]八十四、“《周礼》之说与郑氏辨者二百二十六，皆有据。大戴之书疑者三十，《小戴》之书疑者一百九十八，郑氏之《注》疑者三百七十五，亦各辨其所以而详识之。”
夹漈《乡饮礼》七卷。
陈氏曰：郑樵撰。计七卷。
《丧服加减》 卷。
《崇文总目》：凡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杂记服制增损，文无伦次。
《周公谥法》一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谥法》始于周，学者录之，因托以名篇。
晁氏曰：其序曰：“维周公旦、太公望闻嗣王发，建功于牧野，及终将葬，乃制谥。” 计一百九十馀条。七谥，《隋志》附《论语类》中，今迁于此。
《春秋谥法》一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其法差多于《周公谥法》。晁氏曰：“与《周公谥法》相类，而小有异同。”
礼经二〈乐〉
[编辑]《乐府杂录》一卷。
《崇文总目》：唐段安节撰。其事芜驳不伦。
晁氏曰：“记唐开国以来《雅》《郑》之乐” ，并其事始。
《历代乐仪》 卷。
《崇文总目》：“唐叶律郎徐景安撰。总序律吕，起周、汉，讫于唐，著唐乐章差为详悉。”
《大乐令壁记》 卷。
《崇文总目》：唐叶律郎刘贶撰。分《乐》《元正乐》《四夷乐》合三篇。
《古乐府》《乐府古题要解》共十二卷
《崇文总目》：唐吴兢撰。释古乐曲所以名篇之意。晁氏曰：“兢纂。采汉、魏以来古乐府词，凡十卷。又于传记及诸家文集中，采乐府所起本义，以释解古题云。”
《乐府解题》 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与吴兢所撰《乐府古题》颇同，以《江南曲》为首，其后所解差异。
《玉台新录》十卷。
晁氏曰：陈徐陵纂。唐李康成云：“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华好文，雅尚宫体，故采西汉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且为之序。”
《玉台后集》十卷。
晁氏曰：唐李康成采梁萧子范迄唐张赴二百九人所著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以续陵编。序谓“名登《前集》” 者，今并不录。唯庾信、徐陵仕周、陈，既为异代，理不可遗云。
后村刘氏曰：“郑左司子敬家有《玉台后集》，天宝间李康成所撰。” 自陈后主、隋炀帝、江总、庾信、沈、宋、王、杨、卢、骆而下二百九人，诗六百七十首，汇为十卷，与前集皆徐陵所遗落者，往往其时诸人之集尚存，其中多有佳句。
《乐府古今解题》 卷。
《崇文总目》：唐郗昂撰。或云王昌龄撰，未详孰是。旧云《古今乐府解题》，又云《古题》，所载曲名，与吴兢所撰《乐府解题》颇异。复有唐李百药解，今定为《乐府古今解题》。
《声律要诀》十卷。
《崇文总目》：唐田琦撰。推本律吕及制管定音之法，文虽近俗，而于乐理尤诣焉。
晁氏曰：唐上党郡司马田畴撰。《序》谓：“一切乐器，依律吕之声，皆须本月真响。若但执累黍之文，则律吕阴阳不复谐矣。故据经史参校短长为此书” 云。
《羯鼓录》一卷。
《崇文总目》：唐南卓撰。羯鼓、夷乐，与都昙、答鼓皆列于九部，至唐开元中，始盛行于世。卓所记，多开元、天宝时曲云。
陈氏曰：卓唐为婺州刺史。
《琴操》三卷。
《崇文总目》：“晋广陵相孔衍撰。述诗曲之所从，总五十九章。”
陈氏曰：止一卷，不著氏名。《中兴书目》云：“晋广陵守孔衍以《琴调周诗》五篇，古操引共五十篇，述所以命题之意。” 今《周诗》篇同，而操、引财二十一篇，似非全书也。
《琴谱三均手诀》一卷。
《崇文总目》：宋谢庄撰。叙唐、虞至宋世善琴者姓名及古典名言。琴通三均，谓“黄钟、中吕、无射。”
《琴经》 卷。
陈氏曰：“托名《诸葛亮》” ，浅俚之甚。
《琴手势谱》一卷。
《崇文总目》：“唐道士赵邪利撰。记古琴指法，为左右手图二十一种。”
陈氏曰：一名“《弹琴》，《古手法》。”
《金风乐》一卷。
《崇文总目》：“唐元宗撰。” 盖琴曲名。
《琴书》三卷。
《崇文总目》：“唐翰林待诏赵惟暕撰。” 略述“琴制，叙古诸典及善琴人姓名。”
陈氏曰：惟暕称“前进士、滁州全椒尉。”
《琴谱》三十卷。
《崇文总目》：“唐陈康士撰。” 按康士作琴曲一百章，谱十三卷，宫调二十章，商调十章，角调五章，征调七章，《琴调》五章，《黄钟》十章，《离忧》七章，《沉湘》七章，《侧蜀》
七章，《缦角》七章，《玉女》五章，其谱散亡。今书旧目有《琴调》六卷，《琴谱》一卷，残缺无首尾，所裁乃楚角宫黄钟侧《蜀琴调》数篇，馀皆亡。
《琴谱序》一卷。
《崇文总目》：陈康士等撰。康士字安道，以善琴知名，尝操琴曲百篇，谱十三卷。进士姜阮、皮日休皆为序，以述其能。《康士谱》今别行。
《琴调》四卷。
《崇文总目》：陈康士撰。楚调五章，黄钟调二十章，侧、蜀琴调皆一章。
《离骚谱》一卷。
《崇文总目》：陈康士撰。依《离骚》以次声。
《大唐正声新扯琴谱》一卷。
《崇文总目》：“唐陈拙纂。集琴家之说，不专声谱。”
《广陵止息谱》一卷。
《崇文总目》：唐吕渭撰。晋中散大夫嵇康作琴调《广陵散》，说者以魏氏散亡，自广陵始，晋虽暴兴，终止息于此。康避魏、晋之祸，托之于鬼神。河东司户参军李良辅云：“袁孝己窃听而写其声” ，后绝其传。良辅传之于洛阳僧思，古传于长安张老，遂著此谱，总二十三拍，至渭又增为三十六拍。
《东杓引谱》一卷。
《崇文总目》：“唐叶律郎李约撰。约患琴家无角声，乃造东杓引七拍，有麟声” 、“绎声” ，以备五音。
“无射商《九调谱》”一卷。
《崇文总目》：唐萧怗撰。怗因胡笳推“无射商，自创为九调。”
《琴雅略》一卷。
《崇文总目》：唐殿中侍郎齐嵩撰。概言“创制音器之略。”
《琴声律图》一卷。
《崇文总目》：“唐恭陵署令王大力承诏撰《国琴制度》，以六十律旋宫之法次其上，前序历引诸家律吕相生之术。”
《琴德谱》一卷。
《崇文总目》：唐因寺僧道英撰。述吴蜀异音及辨析指法。道英与赵邪利同时，盖从邪利所授。
《沈氏琴书》一卷。
《崇文总目》：沈氏撰，不著名。首载《嵇中散》四弄，题赵师法撰。次有《悲风》《三峡》《流泉》《渌水》《昭君》《下舞》《间弦》《并胡笳》四弄，题盛通师撰。盖诸家曲谱，沈氏集之。
《琴说》一卷。
陈氏曰：“唐工部尚书李勉撰。”
《琴说》一卷。
陈氏曰：唐待诏薛易简撰。衡州来阳尉。
《教坊记》一卷。
晁氏曰：唐崔令钦撰。开元中，教坊特盛，令钦记之，率鄙俗事，非有益于正乐也。
《琵琶故事》一卷。
晁氏曰：未详何人所纂。
陈氏曰：“段安节撰。”
张淡正《琴谱》一卷。
《崇文总目》：“茅仙逸人张淡正撰，不详何代人。” 解琴指法。
《琴谱》二卷。
《崇文总目》：梁开平中，王邈撰。
《小胡笳子》十九拍，一卷。
《崇文总目》：伪唐蔡翼撰。琴曲有大小胡笳。大胡笳十八拍，沈辽集，世名“沈家声。” 小胡笳又有契声一拍，共十九拍，谓之“祝家声。” 祝氏不详何人，所载乃小胡笳子。
《阮咸谱》一卷，《琴调》一卷
《崇文总目》：伪唐蔡翼撰。
《琴杂说》一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盖琴家杂集器图声诀之略。”
《琴调》三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无射商角诸谱” ，皆亡其曲名。
《琴谱》四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凡四大曲，一曰《别鹤林》，其三皆失其名而谱存，今留以待知琴者。
《琴略》一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序有七例，颇抄历代善琴者，各为门类，又载拍法及杂曲名。”
《琴式图》二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以琴制度为图，杂载赵邪利指诀，又有“白云先生三诀。”
陈氏曰：“《三诀》凡一卷，称天台白云先生。”
《三乐谱》一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载《商调三乐谱》。
《琴谱纂要》五卷。《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图琴制度及载古曲谱曲名。”
《琴书正声》九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集《游春》《绿水》《幽居》《坐愁思》《秋思》《楚》《明光》《易水》《凤归林》《接兴》《白云》凡十四谱。
《琴谱》三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杂录琴谱大小数曲其
[编辑]前一大曲，亡其名。旧本或云“李翱用指法” ，与诸《琴法》无异，而云“翱” 者，岂其所传欤？
阮咸“《调弄》二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
阮咸《金羽调》一卷，《圣降引谱》一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载《降圣引》一篇，谱一首，不详何代之曲。
《阮咸谱》二十卷，《阮咸曲谱》一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有宫、商、角、征、无射宫、无射商、《金羽》《碧玉》《凄凉》、黄钟调” 凡十篇，总十二卷。
《琴义》一卷。
陈氏曰：“称野人刘籍撰。”
《琴曲词》一卷。
陈氏曰：“不知作者凡十一曲，辞皆鄙俚。”
《大周正乐》一百二十卷。
《崇文总目》：周翰林学士窦俨撰。显德中，俨奉诏集缀，其书博而无次。
《乐苑》五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叙乐律声器，凡二十篇。”
《周优人曲辞》二卷。
《崇文总目》：“周吏部侍郎赵上交、翰林学士李昉、谏议大夫刘涛、司勋郎中冯古纂录燕乐优人曲词。”
《景祐大乐图》二十卷。
《崇文总目》：“皇朝司封员外郎集贤校理聂冠卿撰。景祐二年，大乐署以律准考定雅乐，献之。上召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李照问锺律大要，照请用黍尺求声，遂命照制新乐。冠卿讨论故事，据经义多所损益，以御制乐曲及锺律议说、制器之法，与古今乐器图象之异，为书一百二十六篇，上之。”
《大乐图义》二卷。
《崇文总目》：“皇朝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撰。受诏考试太常乐工，因集古乐锺律器用之说，上列为图，从释其义，并今乐署阙典所当釐补者，更为杂论七篇奏之。”
《皇祐乐记》三卷。
晁氏曰：皇朝胡瑗等撰。皇祐二年，下诏曰：“国初循用王朴乐，太祖患其声高，令和岘减下一律，然犹未全。” 命瑗同阮逸等二十馀人再定。四年，乐成，奏之，上御紫宸殿观焉。此其说也。
陈氏曰：阮逸、胡瑗撰。凡十二篇。首载诏旨，次及律、度、量、衡、钟磬、鼓鼎、鸾刀，图其形制，刊校颁之天下。虎丘寺有本，当时所颁藏之名山者也，其末志颁降岁月，实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用苏州观察使印，长贰押字。余平生每见承平故物，未尝不起敬，因录藏之。一切依元本摹写，不少异。
《景祐广乐记》 卷。
陈氏曰：翰林侍讲学士冯元等撰。阙八卷。景祐元年，判太常寺燕肃建言“锺律不调，欲以王朴《律准》更加考详。” 诏宋祁与集贤校理李照共领其事。照言朴律太高，比古乐约高五律，遂欲改大乐，制管铸钟，并引校理聂冠卿为检讨官。又诏元等修撰《乐书》，为一代之典。三年七月，书成，然未几，照乐废不用。
《景祐乐府奏议》一卷，《皇祐乐府奏议》一卷
陈氏曰胡瑗撰
《三圣乐书》一卷。
陈氏曰宋祁子京撰
《补亡乐书》三卷，《大乐演义》三卷
晁氏曰：皇朝房庶撰。古律既亡，后世议乐者，“纵黍为之，则尺长律管，容黍为有馀” ，王朴是也；横黍为之，则尺短律管，容黍为不足，胡瑗是也。故庶欲造以一千二百黍纳之律管中，黍尽乃得九十分为黄钟之长。其说大要以律生尺耳，范蜀公本之以制雅乐。
石林叶氏曰：“‘元祐中，昭陵命胡瑗、阮逸更造新乐，将成，宋景文得蜀人房庶所作《乐书补亡》三卷，上之，以为知乐。庶自言尝得古文《汉书律历志》，言其度起于黄钟之长，用子谷秬黍中者一‘黍’字下脱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乃与下文之‘广’字相接，而人不悟，故历代皆以累黍为尺，当如《汉志》以秬黍中者千二百” ，实，管中为九十分，以定黄钟之长，而加一分以为尺，则《汉志》所谓一为一分者，黄钟九十分之一，而非一黍之一也。又言乐有五音，今
无正征音，国家以火德王，而亡本音，尤非是。范景仁力主其说。时方用累黍尺，故庶但报闻罢。崇宁中，更定大晟乐，始申景仁之说而增征音，然《汉书》卒未尝补其脱字，盖不知庶之所自本也。
陈氏曰：庶说惟范镇是之。时胡瑗、阮逸制乐已有定议，遂格不行。元丰四年，庶子审权作《演义》，以述父之意。其后元祐初，范蜀公自为新乐，奏之于朝，盖用其说云。
《范蜀公乐书》一卷。
晁氏曰：景仁论《乐》宗房庶，潜心四十馀年，出私财铸乐器，元祐中上之。
《五音会元图》 卷。
晁氏曰：未知何人撰。谓“乐各有谱，但取《筚栗谱》为图，以五音十二律，使俗易见。”
《乐书》二百卷。
陈氏曰：秘书省正字三山陈旸撰。建中靖国初，进之为礼书。陈祥道其兄也。其书雅俗胡部、音器歌舞，下及优伶杂戏，无不备载。博则博矣，未免于秽芜也。旸绍圣初制科，终礼部侍郎。杨诚斋《序》曰：“其书远自唐虞三代，近逮汉唐本朝，下逮子史百氏，内自《王制》，外逮戎索，网罗放失，贯综烦悉，放郑而一之雅，引今而” 复之古，使人味其论，玩其图，忽乎先王“金钟” 、“天球” 之音，粲乎前代“鹭羽” “玉戚” 之容。后有作者，不必求之于野，证之于杞、宋，而损益可知焉。
“《大晟乐书》二十卷，《雅乐图谱》” 卷
陈氏曰：太中大夫开封刘炳子蒙撰。大晟者，本方士魏汉津妄出新意，以裕陵指节定尺律，傅会“身为度” 之说。炳为大司乐，精为缘饰。又有《图谱》一卷。
“隆韶道《百和集》”一卷。
陈氏曰：《保义》即大晟府按协律姚公立撰。以律吕节气阴阳为说，凡四十九条。
《乐府诗集》一百卷。
晁氏曰：皇朝郭茂倩编次。取古今乐府，分十二门：《郊庙歌辞》十二，《燕射歌辞》三，《鼓吹曲辞》五，《横吹曲辞》五，《相和歌辞》十八，《清商曲辞》八，《舞曲歌辞》五，《琴曲歌辞》四，《杂曲歌辞》十八，《近代曲舞》四，《杂谣歌辞》七，《乐府词》十一，通为百卷，包括传记、辞曲，略无遗轶。
《琴筌》十卷。
晁氏曰：皇朝荀以道撰。记“造《琴法》” 、《弹琴诀》并谱。
《琴史》六卷。
陈氏曰：吴郡朱长文伯原撰。唐、虞以来迄本朝，《琴》之人与事备矣。
《制琴法》一卷。
陈氏曰不知何人撰
“《大胡笳》十九拍”一卷。
陈氏曰：题陇西董庭兰撰。连刘商辞。又云“祝家声，《沈家谱》” ，不可晓也。
《琴谱》八卷。
陈氏曰：鄞学魏邸旧书有之，己卯分教《传录》亦益以他所得谱。
《琴操谱》十五卷，《调谱》四卷。
陈氏曰：参政历阳张岩尚翁以《善鼓琴》闻一时。余从其子佖得此谱。
《琴谱》十六卷。
陈氏曰：新昌石孝隆君大所录。
《律吕新书》二卷。
中兴艺文志曰蔡元定季通撰其法以律生尺如
[编辑]房庶、范镇之论，亦祖《两汉志》蔡邕说。及我朝程子、张子，又主淮南太史小司马之说，以九分为寸。《朱子语录》曰：“季通《律书》分明是好，却不是暗说，自有按据。”
《乐舞新书》 卷。
中兴艺文志吴仁杰撰论关睢者二论风雅颂者
[编辑]九，论《笙镛雅颂》者二，论《大雅》《小雅》者一，论《二南》者二，论《雅》者九，凡二十六篇。
礼经三〈仪注上〉
[编辑]《叔孙通朝仪》 卷。
《本传》：汉王已并天下诸侯，共尊为皇帝于定陶，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仪，法为简易。群臣欲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上患之。通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请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于是通使征鲁诸生三十馀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 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时变。” 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馀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馀。
通曰：“上可试观。”上使行礼，曰：“吾能为此。”迺令群臣习肄，会十月。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十月。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戍卒、卫官，设法张旗志。〈同《帜》。〉《传》曰：趣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戟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知为皇帝之贵也。”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谓通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习。”徙通为奉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皆通所论者也。
曹褒《新礼》二篇。
本传：肃宗欲制定礼乐，元和二年下诏，褒知帝旨欲有兴作，迺上疏。明年复下诏。褒复上疏，具陈礼乐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诏召元武司马班固，问改定礼制之宜。固曰：“京师诸儒，多能说礼，宜广招集，共议得失。” 帝曰：“谚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昔尧作大章，一夔足矣。” 乃召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 褒既受命，乃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昏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会帝崩，和帝即位，褒乃为作《章句》，帝遂以《新礼》二篇冠后。太尉张酺等奏“褒擅制汉礼，破乱圣术，宜加刑诛。” 帝虽寝其奏，而《汉礼》遂不行。
致堂胡氏曰：“孔子删《诗》、定《书》、系《易》、作《春秋》，而不述礼乐之制，何也？礼因人情为之节文，乐以象功，故难立一成不变之制也。殷因于夏，周因于殷，其或继周者，皆不免于有损有益。夏质殷忠而周文，其不可一也明矣。虽然，圣人必因事以明其义，盖其数可陈，祝史有司之所能预也。其义难知，非仁且智，则不能本人情而约之于中道也。故或先王有之而不宜于今之世，或古未之有而可以义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曹褒之志，盖亦深见叔孙通之仪有未当者，故愤然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请博征名儒，迟以年岁，犹庶几乎不大违戾，有可行者，而身当重任，决以独见，才数月间，遽成百五十篇，且“又杂以谶记之文” ，盖不待见其书而可逆知舛駮不纯乎古之正礼矣。一世大典，既鲜克留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尔，岂不惜哉！按三代之礼亡于秦，继秦者汉。汉之礼书则前有叔孙通，后有曹褒。然通之礼杂秦仪，褒之礼杂谶纬，先儒所以议其不纯也。然自古礼既亡，今传于世者惟《周官》《仪礼》《戴记》，而其说未备。郑康成于三书皆有注，后世之所欲明《礼》者，每稽之郑《注》，以求《经》之意，而郑注则亦多杂谶纬及秦、汉之礼以为说，则亦必本于通、褒之书矣。此三书者，汉、隋、唐三史《艺文志》俱无卷帙，则其书久亡，故后世无述焉。然魏、晋而后所用之礼，必祖述此书者，故摭二《传》中所言二家著述之旨，以为“《仪注》之首。”
《汉旧仪》四卷。
卫敬仲撰。《隋志》四卷，今本止三卷。
《独断》二卷。
晁氏曰：汉左中郎将蔡邕纂。杂记自古国家制度及汉朝故事，王莽无发，盖见于此。公武得孙蜀州道夫本，乃阁下所藏。
陈氏曰：“言汉世制度、礼文、车服及诸帝世次，而兼及前代礼乐。” 舒、台二郡皆有刊本。向有莆田尝录李氏本，大略与二本同，而上下卷前后错互，因并见之。
《江都集礼》一百四卷。
《崇文总目》：“隋诸儒撰。初，炀帝以晋王为扬州总管，镇江都，令诸儒集周、汉以来礼制因袭，下逮江左先儒论议，命潘微为之序，凡一百二十卷。今亡阙，仅存一百四卷。”
《开元礼》一百五十卷。
陈氏曰：唐集贤院学士萧嵩、王仲丘等撰。唐初有《贞观》《显庆礼》，仪注不同，而《显庆》又出于许敬宗，希旨傅会，不足施用。开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函请删《礼记》旧文，而益以今事。张说以为《礼记》不可改易，宜折衷《贞观》《显庆》以为《唐礼》。乃诏徐坚、李锐、施敬本撰述，萧嵩、王仲丘继之。书成，唐之五礼之文始备，于是遂以设科取士。《新史·礼乐志》大略采摭著于篇。然唐初已降凶礼于五礼之末，至显庆遂削去《国恤》一篇。则敬宗谄谀讳恶，鄙陋亡稽，卒不
正也
《开元礼百问》二篇。
陈氏曰：不著氏名。以古今异制，设为《问答》，凡百条。
《开元礼仪鉴》一百卷。
《崇文总目》：唐萧嵩撰。既定《开元礼》，又以礼家名物繁伙，更取历代沿革，随文释义，与礼并行。
《开元礼京兆义罗》十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据《开元》已有《义鉴》申衍其说，今此又网罗其遗坠云。
《开元礼类释》二十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唐礼》繁重，故汇其名物，粗为申释。
《大唐郊祀录》十卷。
陈氏曰：唐太常礼院修撰王泾撰。考次“历代郊庙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号，而图其坛屋陟降之序。贞元中上之。”
《礼阁新仪》三十卷。
陈氏曰：唐太常修撰韦公肃撰。录开元以后礼文损益，至元和十年，其一卷为目录。按《馆阁书目》云，“卷数虽存，而书不全，又复差互重出。” 今本不尔，但目录稍误。
南丰曾氏序曰：《礼阁新仪》三十篇，韦公肃撰。记开元以后至元和之变，礼、史馆、秘阁及臣书皆三十篇，集贤院书二十篇，以相参校。史馆及秘阁及臣书多，复重其篇，少者入集贤院，书独具。然臣书有目录一篇，以考其次序。盖此书本三十篇，则集贤院书虽具，然其篇次亦乱。既正其脱谬，因定著从《目录》，而《礼阁新仪》三十篇复完。夫礼者，其本在于养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动视听之间。使人之言动视听一于礼，则安有放其邪心而穷于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穷于外物，则祸乱可息而财用可充，其立意微，其为法远矣。故设其器、制其物、为其数、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乐之具，所谓“其用在乎言动视听之间” 者也。然而古今之变不同，而俗之便习亦异，则法制度数，其久而不能无弊者，势固然也。故为礼者，其始莫不宜于当世，而其后多失而难遵，亦其理然也。失则必改制以求其当，故羲农以来至于三代，礼未尝同也。后世去三代盖千有馀岁，其所遭之变，所习之便不同，固已远矣。而议者不原圣人制作之方，乃谓“设其器，制其物，为其数，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乐之具者” ，当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后礼可得而兴也。至其说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于人，不合于用，则宁至于漠然而不敢为，使人之言听视动之间，荡然莫之为节，至患夫为罪者之不止，则繁于为法以禁之，故法至于不胜其繁，而犯者亦至于不胜其众，岂不惑哉！盖上世圣人，有为耒耜者，或不为宫室；为舟车者，或不为棺椁，岂其智不足为哉？以谓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于后圣，有为宫室者，不以土处，为不可变也；为棺椁者，不以衣薪，为不可易也，岂好为相反哉？以谓人之所以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于后圣，则有设两观而更采椽之质，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岂不能从俭哉？以谓人情之所好者，能为之节而不能变也。由是观之，古今之变不同，而俗之便习亦异，则亦屡变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于养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后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 ，此制作之方也。故元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饱，一以为贵本，一以为亲用。则知有圣人作而为后世之礼者，必贵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废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后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势，骇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农以来，至于三代，《礼》未尝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尝异也。后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于不敢为，或为之者，特出于其势之不得已，故苟简而不能备，希阔而不常行，又不过用之于上而未有加之于民者也。故其本在于养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动视听之间者。历千馀岁，民未尝得接于其耳目，况于服习而安之者乎？至其陷于罪戾，则繁于为法以御之，其亦不仁也哉！此书所纪，虽其事已浅，然凡世之记《礼》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时之得失具焉。昔孔子于告朔，爱其礼之存，况著于一代之典籍哉？故其书不得不贵，因为之定著，以俟夫论《礼》者考而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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