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第173卷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经济汇编 第一百七十三卷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

　第一百七十三卷目录

　漕运部总论一

　　杜佑通典〈漕运总论〉

　　册府元龟〈漕运总叙〉

　　大学衍义补〈漕挽之宜〉

　　荆川稗编〈论上供〉

食货典第一百七十三卷

漕运部总论一

杜佑通典

漕运总论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四百里， 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五百里，则众有饥色。”孙武曰： “千里馈粮，士有饥色；食敌一锺，当吾二十锺。”是言粟 不可推移，则籴之者无利，粜之处受害。

按《禹贡》“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纳粟，五百里米。” 则物重而粗者为近赋，物轻而精者为远赋。若数千百里漕运，其费百倍。

册府元龟

漕运总叙

“昔《周官》挈畚以令粮，楚师振廪而同食自雍及绛，汎 舟之役是兴；率锺致石，负海之输攸出。盖漕运之举 旧矣，利害之论详矣。若乃京师大众之所聚，万旅百 官之仰给邦畿之赋，岂足充用。逮于奉辞伐叛调兵 乘鄣，或约赍以深入，或赢粮而景从，曷尝不漕引而 致羡储，飞挽而资宿饱乃有穿渠凿河，乘便利之势” 创法立制，极机巧之思，斯皆贤者之心术，古人之能 事。至于成败之殊致，劳逸之异宜，亦一开卷而可见 也。

大学衍义补

漕挽之宜

《禹贡》“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河。兖州浮于济、漯，达于河； 青州浮于汶，达于济；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扬州沿 于江、海，达于淮、泗；荆州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 南河。豫州浮于洛，达于河；梁州浮于潜，逾于沔，入于 渭，乱于河。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

臣按：《禹贡》于各州之下列贡赋之后而叙其各州之水达河之路，达于河即达京师也，然当时贡赋皆驾舟筏、浮水路以达于河，盖亦后世漕运之法也，但未明言其为漕耳。然叙水路于贡赋之后，每州皆同意，自可见也。

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四百里粟，五 百里米。”

臣按：《禹贡》之时，民所输纳以供京师者止于五百里，盖当是时风俗淳厚，用度俭朴，而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又寓兵赋于井田，无后世养官、养兵之费也。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四百里， 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五百里，则众有饥色。”

臣按：周之王畿止于千里远输不出五百里，乘舆器服之用、宗庙百司之给，自足以供春秋、战国以来，行师千里间行漕挽，然事已兵休，犹未至于甚困也。

《左传》：僖公十三年，晋荐饥，乞籴于秦。秦输粟于晋，自 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汎舟之役。”

臣按：“汎舟” 以输粟，《春秋》之世已有之矣。

《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

臣按：“开渠” 以通粮道已见于《春秋》之世。

《孙武》曰：“千里馈粮，士有饥色，食敌一锺，当吾二十锺。”

臣按：古者出师往往因粮于敌而兵不久暴，粮不远馈，非若后世兴久出之师、馈至远之粮也。

秦欲攻匈奴，运粮，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 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锺而致一石。

臣按：前此未有漕运之名也，而飞挽始于秦，秦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负海之粟输北河之仓，盖由海道以入河也。海运在秦时已有之，然率以三十锺而致一石，是以百九十斛乃得一石，盖通计其飞挽道路所费，不专指海运之时也。

汉兴，高祖时漕运山东之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 十万石。

臣按：秦致负海之粟犹是资以行师，而国都之漕尚未讲也，至汉张良所论，始是漕挽以为国都之给，然是时也，凡事艸创，所以给中都官者仅数十万石，不啻足矣。

孝文时，贾谊上疏曰：“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道为 奉地，镪道数千，不轻致输，郡或乃越诸侯，而遂调均 发征，至无状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 将繇使，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 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者不苦其繇，繇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 欲自有之，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数十钱之费， 不轻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臣按：贾谊此言则汉都关中固已资淮南以为奉地，不特唐、宋以来然也。所谓“一钱之赋而用数十钱之费始能致” ，岂特秦人海运然哉？凡远地之输将无不然者，人君观之，其尚思物之难致如此，其禄赐于人非真有功劳者，乌可以轻予之哉？

武帝时，通西南夷，作者数万人，负担馈粮，率十馀锺 致一石。其后东灭朝鲜，人徒之众拟西南夷。又击匈 奴，取河南地，复兴十万馀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 山东咸被其劳。

臣按：武帝通西南夷、灭朝鲜、击匈奴而劳中国人，漕中国粟以争无用之地，是犹以璀璨之珠而弹啁啾之雀也，务虚名而受实害，捐有用之财而易无用之地，岂帝王盛德事哉？

元光中，大司农郑当时言：“关东运粟，漕水从渭中上， 度六月而罢。而渭水道九百馀里，时有难处。引渭穿 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馀里，径易漕，度可三 月罢，而渠下民田万馀顷又可得以溉，此损漕省卒。” 上以为然，发卒穿渠以漕运，大便利。

臣按：吕祖谦言“武帝时官多徒役众，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讲，所谓官多徒役众，此二者国粟所以费之由也。官多而不切于用者可以减其冗员，徒役众而无益于事者可以省其冗卒，如是则食粟者少，食粟者少则可以省岁漕之数，漕数日省则国用日舒、民力日宽矣，丰国裕民之策莫先于此。”

武帝作柏梁台，宫室之修，由此日丽，徒奴婢众，而下 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

元封元年，桑弘羊请“令民入粟补吏赎罪，他郡各输 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

臣按：昔人言“汉初致山东之粟岁数十万石耳，至孝武岁至六百万石，则几十倍其数矣” ，虽征敛苛烦、取之无艺，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虽然，与其致之有道而积粟于国之多，孰若用之有节而藏粟于民之多之为愈哉？盖粟资民力以种种成而不得食，而输于官以为之食，官食之而自取之可也，而又资民“力以输将之焉，造作舟车之费，疏通沟渠之劳，跋涉河流之苦，鞭挞陪偿之惨，百千万状，乃达京师。使其所养者皆有功于国、有益于民之人，不徒费也。不然，何苦苦吾有用之民，而养此无用之人，为此无益之事哉？” 呜呼！人主授一官，兴一役，费一物，必以此为念而痛为之撙节焉，非决不可，不已必已也。国用其有不给。民生其有不安者哉。

昭帝元凤二年诏曰：“前年减漕三百万石”三年。又诏 曰：“民被水灾颇匮于食其止四年勿漕。”

臣按：昭帝承武帝岁漕六百万石之后，一岁而减其半，又一岁而并免漕，矧武帝末年海内虚耗，而昭帝即位之初又从贤良、文学言，罢征榷之课，是时霍光辅政，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而又免漕，何以为国用哉？吁，国用之赢缩在用度之侈俭而不在漕运之多少也。

宣帝五凤中，耿寿昌奏：“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 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 原诸郡谷足供京师，可省关东漕卒过半。”

臣按：寿昌此议，遇京辅丰穰之岁亦可行之。

赵充国《条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 湟漕谷至临羌，以威羌虏。”扬武折冲之具也。

臣按：充国此议，边方无事，遇岁丰稔亦可行之。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内，收四百万斛以给军，以辇 车骊驾，转输不绝。

臣按：自古输运皆以“转” 为名，是以汉、唐、宋之漕挽皆是转相递送而未有长运者，而长运之法始见于本朝。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初成，河、汴分流，复其旧迹。

臣按：河即黄河，汴乃汴渠也。《史》称明帝时河、汴决坏，久而不修，至是明帝遣王景发卒数十万修汴渠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馀里。盖昔河、汴堤坏则汴水东与河合，日月弥广而为兖、豫民害；今堤既成，则河东北入海而汴东南入泗，是分流复其故迹也。

《诸葛亮》在蜀，劝农讲武，作木牛流马运米，集斜谷口， 治斜谷邸阁，息民休士，三年而后用之。

臣按：牛马之制不可考，盖蜀地出褒斜，不通舟楫，亮不得已而为此，非通行之法也。

魏正始四年，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开广漕渠，东 南有事，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 害。

臣按：凡漕运者皆自南而运于北，而此则自北而运于南。

后魏自徐、扬州内附之后，经略江淮，转运中州，以实

边镇。有司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 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 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

臣按：“后魏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此亦良便。”

隋文帝开皇三年，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 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邠、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 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置黎阳仓，陜州置常平仓，华 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 师。

臣按：“隋于蒲、陕等十三州募运米丁，又于卫、陕等州置仓，转相灌注，漕粟以给京师，盖于凡经过之处以丁夫递运，要害之处置仓场收贮，次第运之以至京师，运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劳，漕船得以回转而不长运，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随宜措注而或发或留也。”

四年，又诏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 至潼关三百馀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便之。 炀帝大业元年，发河南诸郡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 洛水达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转输。 四年，又发河北诸郡开永济渠，引沚水南达于北河， 通郡。

臣按：隋虽无道，然开此三渠以通天下漕，虽一时役重民苦，然百世之后赖以通济。

炀帝又置洛口回洛仓，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

臣按：国家以得民心为治本，仓廪之积虽多不足恃也，其多适足以为盗贼之资耳。

唐都关中，岁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 而易赡，水陆漕运，不过二十万石。

臣按：创业之君以兵戎得天下，所与共成王业者，将帅士卒耳，其赐予之骈蕃、周给之优裕，固其所也。况宫室未备、城池未固，凡百乘舆、什器当用之物皆未具焉，必须一一刱置而经营之，宜其用度之广也。然汉、唐之初，岁漕不过一二十万，及夫继世之君，往往岁漕至百倍其数，何也？《史》所谓“用物有节而易赡” ，一言足以尽之矣。斯言也，岂难为哉！继世而有天下者，诚能以祖宗之心为心，一切用度俱从撙节，其复祖宗之治功不难矣。

元宗开元十八年，裴耀卿请“于河口置武牢仓，巩县 置洛口仓，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 口，而河阳、柏崖、太原、永丰、渭南诸仓，节级转运，水通 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不滞远船，不忧欠耗，比 于旷年长运，利便一倍有馀。”

臣按：耀卿此奏，元宗不省，在当时虽未行，然其所谓“沿河置仓，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 ，此法亦良便。

二十一年，裴耀卿请罢陆运而置仓河口，乃于河阴 置河阴仓，河西置柏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西置盐 仓，凿山十八里以陆运，自江淮漕者皆输河阴仓，自 河阴西至太原仓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渭以实京 师，益漕魏、濮等郡租输诸仓转而入渭，凡三岁漕七 百万石。

臣按：自汉以来至于今日，漕运之数无有逾于此数者。

代宗广德二载，刘晏领漕事。晏即盐利雇佣，分吏督 之，随江、汴、河、渭所宜。故时转运船繇润州陆运至扬 子，升米费钱十九。晏命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繇 扬州距河阴，斗米费钱百二十。晏造“歇艎，支江船二 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 自扬州遣将部送至河阴上三门，斗米减钱九十；江 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 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 太仓。”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

臣按：自古称善理财者首刘晏，然晏岁运之数止百一十万石尔，然当时运夫皆是官雇，而所用佣钱皆以盐利，非若今役食粮之军多加兑以为费也。今“米石加兑五六，是民之纳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半，且军在卫所既支月粮及出运又有行粮之给，而一夫岁运不过三十石” ，通其所加兑及所支给者而计之，则多于所运之数矣。盖费一石有馀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费不与焉。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一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则是三百五十人驾十船，运米一万石。较之今日，十人驾一船，一船载米三百石，通三十船运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米少一千，而不甚相远也。惟所谓“囊米” 之说，今日尚有未行。纲米所以耗损，运卒所以困毙者，坐此故也。《史》谓晏岁转运粟百一十万，无斗升溺，然当时未闻有加兑也。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随处转运，非但若今长运于窄浅之漕渠者，何以能无溺哉？况今加兑浮于

“所运之半，而岁岁有所损溺，官军赔偿，举债鬻产，无有已时。所以然者，政坐剥浅之费广，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颗粒无馀也。为今之计，宜如刘晏之法，所运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浅涩，暂舁岸上，过浅而复舁归舟，或分载小舟以过浅，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沉溺，捞而出之，不至全失，纵有浥烂，亦可他用也。” 说者若谓囊米，恐舟浅不能受。夫既实满艎中，宜加之艎板之上，护以竹簟苇席，以蔽雨水。其后船毁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则米皆用囊，如费将益多何？夫囊以布为之，可用数年。有山处可用竹筏，近江处可用蒲苇，其所费比所散失，亦为省矣。

德宗贞元初，关辅宿兵，米斗千钱，太仓供天子六宫 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以飞龙驼负永丰仓 米给禁军。江淮米不至，六军脱巾于道，上忧之。会韩 滉运米至陕，上喜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 矣。”置酒相庆。

臣按：人君之处国亦当如富民之处家，有富人焉而城居负郭无半亩田而惟远外之是资，其无远图可知矣，一旦为道梗所隔，将何以度日哉？是以人君于丰足之时恒为关绝之虑，撙节用度必使有馀，而于畿甸之闲垦田务农，不颛颛待哺于远漕也，唐德宗事可鉴也已。当是时也，上用且乏六军，百姓又何赖焉。

周世宗谓侍臣曰：“转输之物，向来皆给斗耗，自汉以 来，不与支破。仓廪所约新物，尚破雀耗，况路所般，岂 无损失？今后每石宜与耗一斗。”

臣按：“国家处事必须详察事理，曲尽物情，一事之行必思其弊之所必至，一物之用必思其患之所由来，况于转输粮斛载以舟车，经涉艰险，积以岁月之久，行于道路之闲，霖雨、风波、水火、盗贼不能保其必无” ，立法以防奸不可不严，而体情以宽下亦不可不尽，是以积粮者自唐明宗始给鼠雀耗，而运粮者亦给斗耗，用是故也。既名为耗，而官又取之，甚者计算俾其偿焉，是何理也？

宋定都于汴，漕运之法分为四路：江南、淮南、浙东西、 荆河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师；陕西之粟，自 三门、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陈、蔡之粟，自闵河、蔡 河入汴至京师；京东之粟，历曹、济及郓入五丈渠至 京师。四河惟汴最重。

臣按：汉、唐建都于关中，汉漕仰于山东，唐漕仰于江、淮，其运道所经止于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冲八达之地，故其运道所至凡四路。

宋朝岁漕东南米麦六百万斛，漕运以储积为本，故 置“三转般仓”于真、楚、泗三州，以发运官董之。江南之 船输米，至三仓卸纳，即载官盐以归，舟还其郡，卒还 其家。汴船诣转般仓，漕米输京师，往来折运，无复留 滞，而三仓常有数年之储。

臣按：“昔人谓宋人以东南六路之粟载于真、泗、楚转般之仓，江船之入，至此而止，无留滞也；汴船之出，至此而发，无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岂非良法欤？” 臣窃以谓宋人都汴，漕运比汉唐为便易，前代所运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则以兵运；前代所运之粟皆是转递，惟今朝则是长运，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河之船，各远自岭北、湖南，直达于京师。唐宋之漕卒，犹有番休，今则岁岁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载盐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劳百倍。一岁之间，大半在途。无室家之乐，有风波之险，洪闸之停留，舳舻之冲激，阴雨则虑浥漏，浅涩则费” 推移，沿途为将领之科率，上仓为官攒之阻滞。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煖，而文移又催以兑粮矣。运粮士卒，其艰苦万状有如此者，食此粮者，可不知其所自哉！臣于《盐法》条下，既已历陈宋人转船载盐之法于前，伏乞九重注意，推行其法，于今日少宽士卒之一分，宽一分则受一分赐矣，况其所赐，非止一分哉。

真宗景德三年，内侍赵守伦建议，“自京东分广济河， 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达江、淮漕路。”以地隆阜而 水埶极浅，虽置堰埭，又历吕梁滩碛之险，罢之。

臣按：汴水入河之故迹，“自汉明帝时王景修汴渠而河与汴分流，至晋安时，刘裕伐秦，彭城内史刘遵考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隋炀帝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 盖汴河旧自荥阳县东经开封府城内，又东合蔡水东注泗州入于淮，今蔡河湮没不知所在，而汴河则自中牟县入于黄河。今归德、宿州、虹县、泗州一带，汴河故堤尚有存者，而河流久绝，所谓入泗达淮者，今无复有矣。是则汉以来漕路所谓汴船入河者，率由蔡河经泗州入于淮，而吕梁之险，未有以之为运道者。惟晋谢元肥水之役，堰吕梁。

“水，以利运漕，盖潴水以渐用耳，非通运也。” 宋真宗时，赵守伦建此议，又以历吕梁险而竟罢。由是观之，吕梁之险，用之以为漕路，始自我朝引沁水以入于泗，经二洪，下会沂河，至清口以汇于淮，合于河。沁水者，源出山西沁州之绵山，旧自武陟县入于河，随河达海。自河南徙之后，沁水乃别自武陟县界东流，经原武、祥符、归德等处，至徐州城东北与泗水合，以为今运道云。

雍熙中，转运使刘璠议“开沙河”，以避淮水之险。乔维 岳继之，开河自楚州至淮阴，凡六十里，舟行便之。

臣按：沙河即今淮安府板闸至新庄一带是也。本朝永乐十三年，平江伯陈瑄因运舟溯淮险恶，乃寻乔维岳所开故道，开清江浦五十馀里，置四闸以通漕，又于沿河一带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资灌注，引泉以备干涸，至今以为利。

徽宗重和元年，发运副使柳庭俊言：“真杨楚使，高邮 运河堤岸，旧有斗门水闸七十九座，限节水埶，常得 其平，比多损坏。”诏检讨复修。

臣按：今日运道，自仪真直抵潞河，其间最险者有二所，高邮湖堤及徐、吕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险地也，地有定形，人可以用其力，湖堤之险则天也，天无常变，虽若非人力可为，然人力胜天亦有此理。惟今高邮之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张家沟，共三十馀里，唐李吉甫为淮南节度使，始于湖之东直南北筑平津堰以防水患。〈即今《牵路》。〉“在宋时，又有斗门水闸。我朝洪武九年，知州赵原者，始甃以砖。永乐十九年，加以砖之大者。景泰五年，又护以木桩，实以砖土，以备风浪。纲运之上下，舟楫之往来，皆沿堤行人以牵百丈。方其天色晴霁，风恬浪静，如行镜中然。一遇西风骤起，波涛汹涌，顷刻之间，樯楫倾沈，人物沦亡，不可胜计。建计者往往欲于旧堤之外、河泊之旁，别为长堤一带，约去旧堤一二十丈许，下覆铁釜以定其基，旁树木桩以固其埶，就浚其中之土以实之，用砖包砌，一如旧堤。其中旧有减水闸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桥洞，引湖水于内以行舟楫，仍于外堤造减水闸以节水势。如此则人力足以胜天。天虽有奄欻之变，人则有持循”之方，省官物之失陷，免人命之死亡，其为利益，实亦非小。

《元史食货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 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自伯颜献海运 之言，而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盖至于京师者，岁 多至三百万馀石。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岂 非一代良法欤。”

臣按：海运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然以给边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国则始于元焉。初，伯颜平宋，命张瑄等以宋图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师，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运之策，命罗璧等造平底海船，运粮从海道抵直沽，是时犹有中滦之运，不专于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运万户府以“督岁运。” 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财赋府每岁所办粮充运，自此以至末年，专仰海运矣。海运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刘家港入海，至海门县界开洋，月馀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马头，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后，千户殷明略者，又开新道，从刘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说者谓其虽有风涛漂溺之虞，然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我朝洪武三十年，海运粮七十万石，给辽东军饷。永乐初，海运七十万石至北京。至十三年，会《通河通利》始罢海运。臣考《元史·食货志》论海运有云：“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以为一代良法。” 又云：“海运视河漕之数，所得盖多。” 作《元史》者皆国初史臣，其人皆生长胜国时，习见海运之利，所言非无征者。臣窃以谓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陆运以车，水运以舟，而皆资乎人力，所运有多“寡，所费有繁省。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盖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如故，海运虽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劳，较其利害，盖亦相当。今漕河通利，岁运充积，固无资于海运也。然善谋国者，恒于未事之先而为意外之虑，宁过虑而不使临事而悔。” 今国家都燕，盖极北之“地，而财赋之入，皆自东南而来。会通一河，譬则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祸。况自古皆是转般，而以盐为佣直。今则专役军夫长运，而加以兑支之耗，岁岁常运，储积之粮虽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过为远虑。请于无事之秋，寻元人海运之故道，别通海” 运一路，与河漕并行。江西、湖广、江

“东之粟，照旧河运。而以浙西、东濒海一带，由海通运，使人习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滞塞，此不来而彼来，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计也。” 臣家居海隅，颇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虑风而虑嶕。故制海舟者必为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风，转帆为难，亟以尾为首，纵其所如。且暴风之作，多在盛夏，今后“率以正月以后开船，置长篙以料角，定盘针以取向，一如蕃舶之制。” 夫海运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险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习知海道者，起自苏州刘家港，访问傍海居民，捕鱼渔户、煎盐灶丁，逐一次第踏视海涯有无，行舟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远近，亲行试验，委曲为之，“设法，可通则通，可塞则塞，可回避则回避，画图具本，以为傍海通运之法，万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视风候之说，见于《沈氏笔谈》，每日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舟。至于巳时即止，则不与暴风遇矣。中道忽见云起，则便易柁回舟仍泊旧处，如此可保万全，永无沉溺之患。万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闽广二藩，访寻旧会通蕃航海之人，及行广东盐课提举司，归德等场，起取贯驾海舟灶丁，令有司优给津遣。既至，访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许以事成加以官赏，俾其监工照依海舶式样，造为运舟，及一应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领。” 其人起自苏州，历扬、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滨海去处，踏看可行与否，先成运舟十数艘，付与驾使，给以月粮，俾其沿海按视经行停泊去处，所至以山岛港汊为幖识，询看是何州县地方，一一纪录，造成图册。纵其往来十数次，既已通习，保其决然可行无疑。然后于昆山、太仓起盖船厂，将工部原派船料，差官于此收贮，照“依见式，造为海运尖底船只，每船量定军夫若干，装载若干。” 大抵海舟与河舟不同，河舟畏浅，故宜轻；海舟畏飘，故宜重。假如每艘载八百石，则为造一千石舟，许其以二百石载私货。三年之后，军夫自载者，三十税一。“客商附载者，照依税课常例，就于直沽立一宣课司收贮，以为岁造船料之费。” 其粮既从海运，脚费比漕河为省，其兑支之加耗宜量为减杀。大约海舟一载千石，则可当河舟所载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则漕卒亦比旧省矣。此非独可以足国用，自此京城百货骈集，而公私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札言：广东海路至浙东为近，宜于福建、广东沿海去处招邀米客。《元史》载：顺帝末年，山东河南之路不通，国用不继。至正十九年，议遣户部尚书贡师泰往福建，以闽盐易粮给京师，得数十万石，京师赖焉。其后陈友定亦自闽中海运，进奉不绝。然则此道若通，闽广之纲运亦可以来，不但两浙也。况今京师公私所用，多资南方货物。而货物之来，若于运河窄“浅，舳舻挤塞，脚费倍于物直，货物所以踊贵，而用度为艰。此策既行，则南货日集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须物实，而北货亦日流于南矣。” 今日富国足用之策，莫大于此。说者若谓海道险远，恐其损人废财，请以《元史》质之。其海运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历二年止，备载逐年所至之数，以见其所失，不无“意也。窃恐今日河运之粮，每年所失，不止此数。况海运无剥浅之费，无挨次之守，而其支兑之加耗，每石须有所减，恐亦浮于所失之数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将江淮、荆河之漕，折半入海运，除减军卒以还队伍，则兵食两足，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可以制伏朝鲜、安南边海之夷，此诚万” 世之利也。臣《章句》末儒，偶有臆见，非敢以为决然可行，万无弊也。念此乃国家千万年深远之虑，姑述此尝试之策，请试用之。试之而可则行，不可则止。

顺帝至正十九年，先是，汝、颍盗起，方国珍、张士诚据 浙东西之地，海运之舟不至。至是，遣伯颜帖木儿征 海运于江、浙，诏士诚输粟，国珍具舟。二贼互相猜疑， 伯颜帖木儿与行省丞相多方开谕之，始从命，得粟 十有一万石。二十三年，遣官往征，拒命不与。

臣按：元朝承平之时，岁运几至四百万石，至其末年也，哀丐于叛臣仅得十有馀万石，最后升斗皆无焉，是时也斗米至银六两，一时勋戚权贵衣锦绣、袍珠玉而枵腹忍饥以为饿殍者何限？呜呼，可叹也哉！是以为国远图者睹未形之患为先事之谋，恒思于心曰：“吾之家国今虽富盛，异日吾之子孙安知其不驯” 致于此乎？矧今建国于燕，而又承其后，虽天祚国家，祖宗基业隆厚，非元可比，然意外之事，亦不可不深长思也。《诗》不云乎：“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元初，粮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 站，陆运至淇门一百八十馀里，入御河，以达于京。后又自任城分汶水西北流，至须城之安民山，入清济 故渎，通江、淮漕，经东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 沽。后因海口沙壅，又从东阿陆转二百里，抵临清下 漳御至京。

至元二十六年，以寿张县尹韩仲晖等言，自安民山 开河，北至临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绝济，直属漳、御， 建闸三十有一，度高低，分远近，以节蓄泄，赐名“会通 河。”

臣按：“会通河” 之名始见于此，然当时河道初开，岸狭水浅，不能负重，每岁之运不过数十万石，非若海运之多也，是故终元之世海运不罢。国初会通河故道犹在，今济宁在城闸，洪武三年晓谕往来船只不许挤塞，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二十四年，河决原武，漫过安山湖，而会通河遂淤，而往来者悉由陆以至德州下河。我太宗皇帝肇造北京，永乐初，粮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黄河，运至阳武，发山东、河南二处丁夫，由陆运至卫辉，下御河水运至北京。厥后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递运之难，请开会通旧河。朝命工部尚书宋礼发丁夫十馀万疏凿，以复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纯，自汴城北金龙口开黄河故道，分水下达鱼台县塌场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书请从会通河通运。十三年，始罢海运，而专事河运矣。明年，平江伯陈瑄又请“浚淮安安庄闸一带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浅铺，筑牵路，树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将百年于兹矣。臣惟运东南粟以实京师，在汉、唐、宋皆然。然汉、唐都关中，宋都” 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势。中闲虽或少假人力，然多因其势，而微用人为以济之，非若“会通” 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刱为之，非有所因也。元人为之而未至于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是故开创之功，虽在胜国，而所以修理而拓大之者，则有待于圣朝焉。前元所运，岁仅数十万，而今日极盛之数，则逾四百万焉，盖十倍之矣。宋人论汴水，谓“大禹疏凿，隋炀帝开甽，终为宋人之用，以为上天之意。” 呜呼！夏至隋，隋至宋，《中经》朝代非一，而谓天意颛在于宋，臣不敢以为然。若夫元之为此河，河成而不尽以通漕，盖天假元人之力，以为我朝之意，其意彰彰然明矣。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言：“疏凿通州至大都 河道，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引一亩 玉泉至西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出文明门至通 州高丽庄入白河，长一百六十四里，塞清水口十二 处，置坝闸二十座，节水通漕为便。”明年，河成，赐名“通 惠。”先时，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陆挽官粮，民不胜其悴， 至是皆罢之。

臣按：“通州陆挽至都城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开之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其闲置闸坝凡二十处，所费盖亦不赀，况今废坠已久，庆丰以东诸闸虽存，然河流淤浅，通运颇难，且今积水潭在都城中禁城之北，漕舟既集无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内，然后南出，其启闭蓄泄，非外人所得专者。言者往往建请，欲复元人旧规，似亦便利。然以臣愚见，陆挽与河运利害略亦相当。必欲复旧，须于城东凿为大潭，如积水比，以为停泊之处，引水自城西入壕，由北转东，潴于此潭。又于分水入城处筑闸，以司启闭。仍于御河南出城壕之道，建为巨闸，蓄禁中水，非满溢不启。自庆丰闸以东，每闸之旁，皆为月河，以容挨闸之舟，如此庶几良便。若恐劳民动众，又不若依旧陆挽之为便。” 但道路之闲，每遇霖雨泥淖，车轮陷没，牛骡踣毙，脚价踊贵，漕卒舟行数月，始得抵陆。而久留多费，艰苦不胜。此建议者悯之，所以咸欲复旧河道。然自永乐乙未开运以来，经今六十馀年，率由此路。况其脚费支兑之初，已有加耗，晴“干之时，所费良亦不多。为今之计，请于都城之东，官路之旁，择便利处，再辟新路一道或二道，每道约广十丈以上。其旧道专以为官民往来之路，止行小车。其新开者一道专以通行辇运。大车下而往者从左，道上而来者从右，不许互行。其道旁民居，不许夹道相向，有欲居者，皆许于道旁百步之外面东西以居，近道卖酒食者惟许作浮铺，如此则民居既远，轨辙散行，水易涸而泥易干，运道自然不致深陷。” 又于中道设一提举司，视卫河例置官一二员，每年委工部官一员提调，将庆丰等闸原设闸夫编为甲乙，专一修理道途。大车入门，免其纳钞，就俾于提举司出修路钱若干，收贮在官，以为买砖石佣工作之费。又俾有司拘集车户及牙行人等，从公量定脚价，分为三等，“晴干每石若干，阴雨若干，泥泞若干，必使两不相亏，具数奏闻，永为定例。” 如此则输挽通利，所费者不过民田数十顷，可将官地偿之，或给以价，或为之开豁粮租，其视开河之费，减数十倍。况河道

狭而运舟多，一遇水少，伺候启闭，动经旬日，有妨嗣岁之计。且又每闸设官聚夫，官俸民粮，日有所费。岁岁遣官吏起民丁开挑上源，疏涤壅塞，修筑坍塌，禁民引水灌田，妨民及时耕获，文移工作，岁无宁月。愚言万一有可采者，乞下有司计议，其于国计，未必无补。

至正十六年，董抟霄建议：“海宁一境，不通舟楫，惟可 陆运。陆运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 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负米四斗，以夹布袋盛之， 用印封识，人不息。负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 回，计路二十八里，日可运米二百石，人米一升，可给 二万人。此百里一日运粮之术也。”

臣按：董抟霄人运之法诚有如胡粹中所评者，“用兵远道决不可行，惟施于救荒，就用饥民接运因以哺之，借其力以达粟于无食之地，盖亦两得其济。与夫漕黄河者，其于三门底柱之险，其间一带似可用此法，然亦可暂而不可常。”

以上论漕挽之宜。臣按：“历代建都于西北者，皆仰给东南之漕；都长安者，阻关、陜之险，漕运极难，所资者江、淮、河、渭，都洛阳、汴梁者，兼资汴、洛、汝、蔡而已。惟我朝建都幽、燕，东至于海，西暨于河，南尽于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为我国家用，其用最大、其功最钜者，其运河由江而入邗沟，由邗沟乱淮而渡上清口，经徐” 、吕二洪，溯沁、泗水至济宁。济宁居运道之中，所谓天井闸者，即《元史》所谓会源闸也。泗、沂、洸、汶诸水毕会于此，而分流于南北。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九十尺，为闸十有七，而达于漳、御。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为闸二十有一，而达于河、淮。此盖居两京之间，南北分中之处。自是而南，至于河“淮，顺流也，河淮东流至清口而入于海；乱流而渡，由邗沟渡江而达于南京；自是而北至于漳。御，顺流也，御河北流至直沽而入于海；溯流而上，由白河抵潞而达于北京。迤南接济之水，有自武陟来之沁，有自琅邪来之沂，迤北接济之水，有自金龙口之河，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论》诸闸，天井居其中，临清总其会。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总会者如人身之有咽喉。腰脊损则四肢莫运，咽喉闭则五脏不通。国家都北而仰给于南，恃此运河以为命脉。济宁居腹里之地，州县栉比，居民鳞次，而又多有旁出之途。惟临清乃会通河之极处，诸闸于此乎尽，众流于此乎会，且居高临下，水势泄易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东控青、齐，北临燕、赵，且去边关不远，疾驰之骑，不浃旬可到，为国家深长之思者，宁有而弃，毋无而悔。书生过虑，请跨河为城，两际各为水门以通舟楫，而包围巨闸在于其中，设官以司启闭，屯兵以为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臣愚以杞人之智，过为” 天虑，惟圣明矜其愚而察其心，不胜大愿。

荆川稗编

论上供

止斋陈氏曰：“国初上供，随岁所入，初无定制，而其大 者在粮帛银钱、《诸路米纲》。《会要》：开宝五年，令汴、蔡河 岁运江、淮米数十万石赴京充军食；太平兴国六年， 制岁运三百五十万石；景德四年，诏淮南、江、浙、荆湖 南北路，以至道二年至景德二年，终十年，酌中之数， 定为年额。上供六百万石，米纲立额始于此。”银纲自 大中祥符元年诏“五路粮储已有定额，其馀未有条 贯”，遂以大中祥符元年以前最为多者为额，则银纲 立额始于此。钱纲：自天禧四年四月三司奏请立定 钱额，自后每年依此额数起发，则钱纲立额始于此。 绢绵纲虽不可考，以咸平三年三司初降之数，则亦 有年额矣。然而前朝理财，务在宽大，随时损益，非必 尽取。上供增额，起于熙宁，虽非旧贯，尤未为甚。崇宁 三年十一月，始立上供钱物新额，于是益重。方今版 图，仅及承平之半，而赋入过宣和之数，虽曰饟军，出 不得已，要非爱惜邦本之道。此宽民力之说，所以为 最先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