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部总论三

古今治平略二

唐宋漕运〈元附〉

唐都长安，而西北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自高宗已后，岁益增多，而功利繁兴，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东都输含嘉仓，以车或驼，陆运至陕，而水行来远，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 “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为成劳。”而陆运至陜，才三百里，率两斛计庸钱千缗。送租者皆有水陆之直，而河有三门底柱之险。显庆元年，苑西监褚朗议凿三门山为梁，可通陆运。乃发卒六千凿之，功不成。其后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凿为栈，以挽漕舟。挽夫系二𨱃于胸，而绳多绝，挽夫辄坠死，则以逃亡报，因系其父母妻子，人以为苦。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师，元宗访以漕事。耀卿条上便宜曰：“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调物，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四月已后，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浅。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涨，须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樯阻隘，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为劳费，其得行日少，阻滞日多。今汉、隋漕路，频河仓廪遗迹可寻，宜于河口置武牢仓，巩县置洛口仓，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阳、柏崖、太原、永丰、渭南诸仓，节级转运，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则舟无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元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为京兆尹，京师雨水，谷踊贵，元宗将幸东都，复问耀卿漕事。耀卿因请罢陕陆运，而置仓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输粟于仓而去。县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仓三门，东西漕舟输其东仓，而陆运以输西仓，复以舟漕以避三门之水险。元宗以为然，乃于河阴置河阴仓，河西置柏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西置盐会，凿山十八里以陆运，自江淮漕者皆输河阴仓，西至太原仓，谓之 “‘北运’，自太原仓浮渭以实关中。”元宗大悦，拜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转运使。益漕晋、绛、魏、濮、邢、贝、济、博之租，输诸仓转而入渭，凡三岁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是时，民久不罹兵革，物力丰富，朝廷用度亦广，不计道里之费，而民之输送所出，水陆之直，增以“函脚营窖”之名。民间传言，用斗钱运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罢相，北运颇艰，米岁至京师，才百万石。二十五年，遂罢北运。二十九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凿砥柱为门以通漕，开其山巅为挽路，烧石沃酰而凿之。然弃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门候其水涨，以人挽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视齐物，厚赂使者，还言便。齐物。入为鸿胪卿，以长安令韦坚代之，兼水陆运使。坚治汉、隋运渠，起关门，抵长安，通山东租赋，乃绝灞、浐，并渭而东，至永丰仓与渭合。又于长乐坡濒苑墙凿潭，于望春楼下，以聚漕舟。坚因使诸舟各揭其郡名，陈其土地所产宝货诸奇物于栿上。先时民间唱俚歌曰“《得体》纥那邪”，其后得宝符于桃林，于是陜县尉崔成甫更得体歌为《得宝弘农野》。坚命舟人为吴楚服大笠、广袖、芒𪨗以歌之，成甫又广之为歌辞十阕，自衣缺后，绿衣锦半臂、红抹额，立第一船为号头以唱，集两县妇女百馀人，鲜服靓妆，鸣鼓吹笛以和之。众艘以次辏楼下，天子望见大悦，赐其潭名曰“广运潭。”是岁，漕山东粟四百万石。自裴耀卿言漕事，进用者常兼转运之职，而韦坚为最。其后大盗起而天下匮矣。肃宗末年，史朝议兵分出宋州淮运，于是阻绝，租庸盐铁溯汉江而上。河南尹刘晏为户部侍郎，兼勾当度支，转运盐铁铸钱使。江淮粟帛，繇襄、汉、越商于，以输京师。及代宗出陕州，关中空窘，于是盛转输以给用。广德二年，废勾当度支使，凡漕事亦皆决于晏。晏乃自按行，浮淮、泗达于汴，入于河。右循底柱硖石，观《三门》遗迹。至河阴、巩、洛，见宇文恺梁公堰酾河为通济渠，视李杰新堤尽得其病利。然畏为人牵制，乃移书于宰相元载，以为：“大抵运之利与害各有四：京师、三辅若税入之重，淮湖粟至，可减徭赋半，为一利；东都雕疲，百户无一存，若漕路流通，则聚落邑廛渐可还定，为二利；诸将有不廷，戎虏有侵盗，闻我贡输错入军食丰衍，可以震耀夷夏，为三利；若舟车既通，百货杂集，航海梯峤，可追贞观、永徽之盛，为四利：起宜阳、熊耳、虎牢、成皋三百里，见户才十馀，居无尺椽，爨无盛烟，兽游鬼哭，而使转车挽漕，功且难就，为一病；河、汴自寇难以来，不复穿治，崩岸灭木，所在𫷷游，涉泗千里，如罔水行舟，为二病；东垣底柱，渑池北河之间六百里，戍逻久绝，夺”攘奸宄，夹河为薮，为三病；淮阴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军皆鼎司。元侯每言： “衣无纩，食半菽，挽漕所至，辄留以馈军，非单车使者折简书所能制。”为四病；载方内擅朝权，既得书，即尽以漕事委晏，故晏得尽其才。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缘水置仓，转相授受，即盐利顾佣，分吏督之，随江、汴、河、渭所宜。故时转运船由润州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晏命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由扬州距河阴，斗米费钱百二十。晏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纲，每船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扬州遣将部送至河阴，上三门，号“上门填阙船”，米斗减钱九十。调巴、蜀、襄、汉麻枲竹篠“为绹棁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无弃者。未十年，人人习河险，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轻货自扬子至汴州，每驮费钱二千二百，减九百，岁省十馀万缗。又分官吏主丹阳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其岁输始至，天子大悦，遣卫士以鼓吹迓东渭桥，驰使劳曰： “卿，朕酂侯也。”凡岁至四十万斛，以给关中。大历八年，以关内丰穰，减漕十万石，度支和籴，以优农。晏自天宝末掌出纳监岁运使，左右藏主财谷，三十馀年矣。及杨炎为相，以旧恶罢晏，转运使复归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库部郎中崔河图主之。初，晏于扬子置一场造船，每船给钱千缗，或言虚费太多，晏曰：“论大计者，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完矣。若遽与之屑屑较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其后有司计费而给，无复羡馀，船益脆薄，漕运遂废。晏为人勤力，事无闲剧，必于一日中决之，不使留宿。故唐世称漕运之能者，推晏为首。及田悦、李惟岳、李纳、梁崇义拒命，举天下兵讨之，诸军仰给京师，而李纳、田悦兵守涡口，梁崇义扼襄、邓，南北漕引皆绝，京师大恐。江淮水陆转运使杜佑以“秦、汉运路出浚仪十里，入琵琶沟，绝蔡河，至东州而合。自隋凿汴河，官漕不通，若导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鸡鸣冈首尾，可以通舟，陆行才四十里，则江、湖、黔中、岭南、蜀、汉之粟可方舟而下。由白沙趋东关，历颍、蔡，涉汴抵东都，无浊河、沂、淮之阻，减故道二千馀里。”会李纳将李洧以徐州归命，淮路通而止。贞元初，关辅宿兵，米斗千钱，太仓俱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以飞龙驮负永丰仓米给禁军陆运，牛死殆尽。德宗以给事中崔造敢言为能立事，用为相。造以江吴素嫉钱谷诸使颛利罔上，乃奏诸道观察使、刺史选官部送两税至京师，废诸道水陆转运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转运使以度支、盐铁归尚书省，宰相分判六尚书事；以户部侍郎元琇判诸道盐铁、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诸道两税。增江淮之运。浙江东西岁运米七十五万石，复以两税易米百万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岭南米亦百二十万石。诏“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淮南节度使杜佑运至东、西渭桥仓，诸道”有盐铁处，复置巡院，岁终得相计课最。崔造厚元琇，而韩滉方领转运，奏“国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复以为江淮转运使。先是，兴元初，帝在梁州，山南地热，上以军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袷衣。久之，盐铁判官王绍以江淮缯帛来至，上命先给将士，然后御衫。韩滉又欲遣使献绫罗四十担于行在，募僚何士干请行，滉喜曰：“君能相为行，请今日过江。”士干许诺。归别家，则薪米储峙已罗门庭矣。登舟，则资装器用已充舟中矣。每担夫与白金一版，使置腰间。又运米百艘，以饷李晟。艘置五弩手，有寇则叩舷相警，五百弩已彀矣。比达渭桥，盗不敢近。时关中斗米五百，及滉米至减五之四。事平，上还长安。或言滉聚兵修城，阴畜异志。上以问李泌，泌请以百口保无他。他日又言曰：“今天下旱蝗，关中米斗千钱，仓廪耗竭，而江东丰稔。愿谕其子皋归觐，令滉速运粮饷，此朝廷大计也。”上从之。皋归，滉感悦，即日发米百万斛。陈少游闻之，亦贡米二十万斛。上喜，加滉平章事、江淮转运使。滉入贡无虚月，朝廷赖之。元琇嫉其刚，不可共事，因有隙。琇称疾罢，而滉为度支、诸道盐铁转运使，于是崔造亦罢。滉遂劾琇常运米淄青、河中，而李纳、怀光倚以构叛，贬琇雷州司户参军，寻赐死。是时，汴宋节度使，春夏遣官监汴水，察盗灌溉者，岁漕经底，柱覆者几半。河中有山号“米堆”，

运舟入三门，顾平陆人为门匠，执标指麾，一舟百口

乃能上。谚曰：“古无门匠墓。”谓皆溺死也。陕虢观察使

李泌益凿集津仓，山西迳为运道，属于三门仓，治上路以回空车，费钱五万缗，下路减半。又为入渭船，方五板，输东渭桥太仓米至，凡百三十万石。遂罢南路陆运。其后诸道盐铁转运使张滂复置江淮巡院，李巽为诸道转运、盐铁使。自刘晏后，江淮米至渭桥寖减矣，至巽，乃复如晏之多。初，扬州疏太子港、陈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辄复堙塞。淮南节度使杜亚乃濬渠蜀冈，疏句城湖、爱敬陂，起堤贯城，以通大舟。河益庳水，下走淮、夏，则舟不得前。节度使李吉甫筑平津堰，以泄有馀，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桥者才二十万斛，诸道盐铁转运使卢坦输以备一岁之费，而漕米亡耗，于路颇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议：“米至渭桥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后判度支皇甫镈议：“万斛亡三百斛者偿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过者死；盗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败挽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挟为奸，榜笞号苦之声，闻于道路，禁锢连岁，赦下而狱死者不可胜计。其后贷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运米至者十亡七八。盐铁转运使柳公绰请如王播议，加重刑。太和初，岁旱河涸，掊沙而进，米多耗，抵死甚众，不待覆奏。秦、汉时故漕兴成堰东达永丰仓，咸阳县令韩辽请疏之，“自咸”阳抵潼关三百里，可以罢车挽之营。宰相李固言以为非时。文宗曰：“苟利于人，阴阳拘忌，非朕所顾也。”议遂决。堰成，罢挽车之牛，以供农耕，关中赖其利。凡漕达于京师而足国用者，大略如此。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而汴河所漕为多。太祖起兵，间有天下，惩唐季五代蕃镇之祸，蓄兵京师，以成彊干弱支之势，故于兵食为重。建隆以来，首浚三河，令自今诸州岁受税租及筦榷货利、上供物帛，悉官给舟车，输送京师，毋役民妨农。开宝五年，率汴、蔡两河公私船，运江、淮米数十万石，以给兵食。是时京师岁费有限，漕事尚简。至太平兴国初，两浙既献地，岁“运米四百万石，所在雇民挽舟，吏并缘为奸，运舟或附载钱帛、杂物输京师，又回纲转输外州，主藏吏给纳邀滞”，于是擅贸易官物者有之。八年，乃择干彊之臣，在京分掌水陆路发运事，凡一纲计其舟车役人之直给付，至纲吏雇募，舟车到发，财货出纳，并关报而催督之。自是调发邀滞之弊遂革。初，荆湖、江、浙、淮南诸州，择部民高赀者部送上供物。民多质鲁，不能检御舟人，舟人侵盗官物，民破产不能偿。乃诏牙吏部送，勿复扰民。大通监输铁，尚方铸兵器，锻炼用之，十裁得四五。广南贡藤，去其粗者，斤仅得三两。遂令铁就冶郎淬治之，藤取堪用者，无使负重致用，以劳民力。汴河挽舟卒多饥冻。太宗令中黄门求得百许人，蓝缕枯瘠。询其故，乃主粮吏率取其口食。帝怒，捕鞫得实，断腕殉河上，三日而后斩之，押运者杖配商州。雍熙四年，并水陆路发运为一司，主纲吏卒盗用官物及用杂糅官米，故毁败舟船，致沈溺者弃市，募告者厚赏之。山河平河，实因滩碛风水所败，以收救分数差定其罪。端拱元年，罢京城水陆发运，以其事分隶排岸司及下卸司。先是，四河所运，未有定制。太平兴国六年，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黄河粟五十万石，菽三十万石，惠民河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广济河粟十二万石，凡五百五十万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尝不及其数。江南、淮南、两浙、荆湖路租籴，于真、扬、楚、泗州置仓受纳，分调舟船溯流入汴，以达京师，置发运使领之。诸州钱帛、杂物、运器上供亦如之。陕西诸路菽粟，自广河三门沿流入汴以达京师，亦置发运使领之。粟帛自广济河而至京师者，京东之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师者，陈、颍、许、蔡、光、寿六州。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河北卫州，东北有御河，达乾宁军，其运物亦廷臣主之。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陆运至处州，而后水运川、益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剑门《列传》置，分辇负担至嘉州，水运达荆南，自荆南遣纲吏运送京师。庆历后，以黄河岁漕益减耗，而刱船、市林木、役牙前劳费，遂罢其运，自是岁漕三河而已。江湖上供米，旧转运使以本路纲输真、楚、泗州转般仓，载盐以归舟，舟还其郡，卒还其家。汴州诣转般仓运米输京师，岁折运者四。河冬涸，舟卒亦还营，至春复集，名曰“放冻。”卒得番休，逃亡者少。汴船不涉江路，无风波沈溺之患。后发运使权益重，六路上供米，团纲发船，不复委本路，独专其任，文移坌并，事目繁伙，不能检察。操舟者赇诸吏，得诣富饶郡市贱贸贵，以趋京师。自是江、汴之舟，混转无辨，挽舟卒有终身不还其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皇祐中，发运使许元奏：“近岁诸路因循，粮纲法坏，遂令汴纲至冬出江，为他路转漕，兵不得息。宜敕诸路增船载米，输转般仓充岁计如故事。”于是牟利者多，不以元说为然。诏如元奏。久之，诸路纲不集。嘉祐三年，下诏切责有司，以《格诏》不行。及发运使不能总纲条，转运使不能干岁入，预敕江淮、两浙转运司，期以期年，各造船补卒，团本路纲。自嘉祐五年，汴船不得复出江，至期，诸路船犹不足。汴船既不至江外，江外 “船不得至京师，失商贩之利，而汴船工卒讫，各坐食恒苦不足，皆盗毁船材，易钱自给，船愈坏而漕额愈不及矣。论者初欲漕卒得归息，而近岁汴船多佣丁夫，每船卒不过一二人，至冬当留守船实无得归息者。”时元罢已久，后至者数奏请出汴船，执政不许。治平三年，始诏出汴船七十纲，未几，皆出江，复故。是时，漕运吏卒上下共为侵盗贸易，甚则托风水沉没以灭迹，官物陷折，岁不减一十万斛。熙宁二年，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始募客舟与官舟分运，互相检察，旧弊仍去。岁漕常数既足，募商舟运至京师者又二十万馀石而未已，请充明年岁计数。三司使吴充言： “宜自明年减江、淮漕”米二百万石，令发运司易轻货二百万缗。计五年所得，无虑缗钱千万，转储三路，平籴备边。王安石谓：“骤变米二百万石，米必陡贱；骤至轻货二百万贯，货必陡贵。当令发运司度米贵州郡，折钱变为轻货，储之。河东、陕西要便州军，用常平法粜籴为便。”诏如安石议。七年，京东路察访邓润甫等言：“山东沿海州郡，地广丰岁米贱，募人为海运。山东之粟，可转之河朔，以助军食。”诏京东、河北路转运司相度，卒不果行。绍圣二年，置汴纲，通作二百纲，在部进纳官铨试不中者，注押上供粮斛，不用衙前土人、军将。未几，复募土人押诸路纲，如故转般。自熙宁以来，其法始变，岁运六百万石给京师外，诸仓常有馀蓄。州郡告歉，则折收上价，谓之“额斛”，计本州岁额，以仓储代输京师，谓之“代发”，复于丰熟以中价收籴，谷贱则官籴，不至伤农，饥歉则纳钱，民以为便。本钱岁增，兵食有馀。崇宁初，蔡京为相，始求羡财，以供侈用，费所亲胡师文为发运使，以籴本数百万缗充献。入为户部侍郎，来者效尤，时有进献，而本钱竭矣。本钱既竭，不能增籴，而储积空矣。储积既空，无可代发，而输般之法坏矣。崇宁三年，户部尚书曾孝广言：“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潴水不通，重船般剥劳费，遂于堰旁置转般仓，受逐州所输，更用运河船载之入汴，以达京师。虽免推舟过堰之劳，然侵盗之弊，由”此而起。天圣中，发运使方仲荀奏请度真、楚州堰为水闸。自是东南金帛、茶、布之类，直至京师，惟六路上供斛斗犹循用转般法，吏卒糜费，与在路折阅，动以万数。欲将六路上供斛斗，并依东南杂运，直至京师或南京府界卸纳，庶免侵盗乞贷之弊。自是六路郡县各认岁额，虽湖南、北至远处亦直抵京师，号“直达纲”，丰不加籴，歉不代发。方纲米之来，立法峻甚，船有损坏，所至修整，不得逾时。州县欲其速过，但令供状，以钱给之，沿流乡保，悉致骚扰，公私横费百出。又盐法已坏，回舟无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随坏，本法尽废。大观三年，诏“直达纲自来年并依旧法，复令转般。”政和二年，复行直达纲毁折转般诸仓。谭稹上言：“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转般仓，一以备中都缓急，二以防漕渠阻节，三则纲船装发，资次运行，更无虚日。自其法废，河道日益浅涩，遂致中都粮储不继。淮南三转般仓不可不复。乞自泗州为始，次及真、楚，既有瓦木，顺流而下，不甚劳费。俟岁丰计置储蓄，立法转般。”淮南路转运判官向子𬤇奏：“转般之法，寓平籴之意，江、湖有米，可籴于真，两浙有米，可籴于扬，宿、亳有麦，可籴于泗。坐视六路丰歉，有不登处，则以钱折斛，发运司得以斡旋之，不独无岁额不足之忧，因可以宽民力。运渠旱干，则有汴口仓。今所患者，向来籴本岁五百万缗，支移殆尽。”宣和五年，乃降度牒及香、盐钞各一百万贯，令均籴斛斗，专备转般。江西转运判官萧序辰言：“转般道里不远，而人力不劳，卸纳，年丰可以广籴厚积，以待中都之用。自行直达，道里既远，情弊尤多。如大江东西、荆湖南北，有终岁不能行一运者；有押米万石，欠七八千石；有枷失舟船，兵稍逃散，十不存一二者。折欠之弊，生于稽留，而沿路官司多端阻节，至有一路漕司不自置舟船，截留他路回纲，尤为不便。”诏发运司措置。高宗建炎元年，诏诸路纲米以三分之一输送行在，馀输京师。绍兴初，因地之宜，以两浙之粟供行在，以江东之粟饷淮东，以江西之粟饷淮西，荆湖之粟饷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数，责漕臣将输，而归其馀于行在，钱帛亦然。顾舟差夫，不胜其弊，民间有自毁其舟、自废其田者。绍兴四年，川、陕宣抚吴玠调两川夫运米一十五万斛至利州，率四十馀千致一斛，饥病相仍，道死者众，蜀人病之。漕臣赵开听民以粟输内郡，募舟挽之，人以为便。总领所遣官就籴于沿流诸郡，复就兴、利、阆州置场，听商人入中，然犹虑民之劳且惫也，又减成都水运对籴米，三十年科拨诸路上供米。时内外诸军岁费米三百万斛，而四川不预焉。嘉定兵兴，扬、楚间转输不绝，濠、庐、安丰舟楫之通亦便矣。而浮光之屯，仰馈于齐、安、舒者之民，远者千里，近者亦数百里。至于京西之储，襄、郢犹可径达，独枣阳陆运夫皆“调于湖北鼎、沣等处，道路辽邈，夫运不过八斗，而资粮扉屦与夫所在邀求，费常十倍。中产之家雇替，一夫为钱四十五十；单弱之人，一夫受役，则一家离散，至有毙于道路者。至于部送纲运，并差见任官，阙则选募得替、待阙及寄居官有材干者，其责繁难，人以为惮。故自绍兴以来，优立赏格，其有欠者，亦多方而悯之，亦时寓于蠲放焉。”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而运粮则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陆运至淇门入御河，以达于京。后又开济州泗河，自淮至新开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口沙壅，又从东阿旱站运至临清入御河，又开胶莱河道通海。劳费不赀，卒无成效。初，宋季有朱清者，与其徒张瑄俱为人佣海渎沙。清因贼其主，避迹捕引舟行三日夜，得沙门岛，潜居之。自沙门岛引舟东北行，过《高句丽》，见文登、夷维诸山，已又北见碣石、燕山。往来飘忽，若风与鬼迹之不可得，因往返为椎劫，无虑十数发。私念南北海道固径利如此，寻就招为防海义民。伯颜平宋，知其习海事也，遣载宋库藏图籍，从海道入燕都。至元十九年，廷议漕运，伯颜追忆海道载宋图籍之事，以为海运可行，于是请于朝廷，命上海总管罗璧、朱清、张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馀石，从海道至京师。时刱行海洋，沿山求嶴，风信失时，明年，始至直沽。时朝廷未知其利。是年，立京畿、江淮都漕运司，各置分司，以督纲运，每岁令江淮漕运司运粮至中滦，京畿漕运司自中滦运至大都。二十年，又用王积翁议，令阿八赤等广开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损坏，民亦苦之，而忙兀䚟言海运之舟悉皆至焉，于是罢新开河，颇事海运，立万户府二，以朱清、张瑄为之。未几，又分新河军士水手及船，于扬州、平湾两处发运，而三省造船二千，于济州接运，犹未专于海道也。至二十八年，始立都漕运万户府，令清、瑄专掌督岁运。至大四年，以嘉兴等秋粮并江淮诸处财赋府岁办以充运，海漕之利，盖至是博矣。初，海道自平江刘家港入海，经扬州、通州、海门、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开洋，沿山屿而行，抵盐城县西海州及密州、胶州界，放灵山洋，投东北路，多浅沙，行月馀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马头，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险恶，复开生道，自刘家港开洋，至撑脚沙，转沙觜至“三沙洋子江，过匾担沙大洪，又过万里长滩，放大洋至清水洋，又经黑山洋，至成山，过刘岛，至芝罘、沙门二岛，放莱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为径直。明年，千户敫《明略》又开新道，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视前二道为最便云。”自是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盖至于京师者，一岁多至三百万馀石。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岂非一代之良法与？虽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间亦有船坏而弃其米者，然视河漕之费，则其所得盖多矣。至其河漕，则自至元二十六年因寿张尹韩仲晖言，自东平州安山开河，北至临清二百五十馀里，引汶绝济，直属卫河，建闸三十有一，准高下，分远迩，以节蓄泄。河成，赐名“会通河。”然河道初开，岸狭水浅，不能负重载容大舟。又绝江、淮、愬、泗水。吕梁、彭城古称险处，每岁运不过数十万石，终不若海运之多。又初时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陆挽官粮岁若干万，民不胜其悴。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建言，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西折南向，过双塔榆河，至都城南，引一亩玉泉，至西门入都城，汇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入三里河，经十里河至烟墩港，入浑河东下。每十里制一闸，以时启闭，漕舟自通州直抵都城，首事于至元二十九年春，成于三十年秋。世祖自上都还，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而悦，赐名“通惠河。是役兴之日，命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为之倡。置闸之处，往往于地中得旧时砖木，时人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便焉。”是元运主于海而兼乎河，所以为国计者大矣。然历岁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岁运之恒数。而押运、监临之官与夫司出纳之吏，恣为贪黩，脚价不以时给，收支不得其平，船户贫乏，耗损益甚。兼以风涛不测，盗贼出没，剽劫覆亡之患，自再改至元之后，有不可胜言者，由是岁运之数，渐不如旧。”及汝、颍倡乱，湖广、江右相继陷没，而方国珍、张士诚窃据浙东西之地，虽縻以好爵，资为藩屏，而贡赋不供，剥民以自奉。于是海运之舟不至京师，而国已“不国”矣。

===明朝漕运===明兴，高皇帝定鼎金陵，为东南财赋之会，引江带湖，舳舻衔尾，鳞次沓集，故帑藏充溢。蠲租之诏岁下，而军国之用沛然。乃犹下诏言：“民间租税，水陆漕挽，输之京师，大为劳勚。所司其设法转运，务取便利，无重贻民困。”其时会通河故道犹在，以不关漕事，堰筑崩淤，废而不理。及用兵梁、晋间，使大将军徐达开塌场口，入于泗水以通运。后因河口壅淤，乃修师家庄、石佛诸闸。又开济宁州西耐牢陂，接引西郓黄河，通梁、晋之粟。至二十四年，河决原洪边，过安山湖，而会通河遂淤。自是南运舟楫不通，而立陆路，递运所往来者，悉繇德州下河至。其给饷辽东，则仍用海运如故。二十九年，都督朱信言：“比岁海运六十万石以饷辽东，今海舟既多，宜增其数。”上命增十万石，以嘉定县米输太仓转送之。明年谕户部，以“辽运连岁不绝，近闻颇有赢馀。可令其军人屯田自给，而贮所应运者于太仓、镇海、苏州三卫。”其致谨于飞挽如此。及成祖择天下形胜，建都北平，去江南綦远。百司庶府，卫士编氓，一仰漕于东南。于是漕议始重。初，沈阳中屯卫军士唐顺言：“卫河之源，出卫辉府辉县西北太行苏门山下，其流自县治北经卫辉城下，入大名府濬县界，迤逦抵直沽入海。南距河陆路五十馀里。若开卫河，距黄河百步，置仓廒，受南方所运粮饷，转卫河交运，公私两便。”诏命详议，候民力稍甦施行焉。户部尚书郁新等又言：“淮河至黄河，多浅滩《跌跛》，运漕艰阻。请自淮安用船，可载三百石以上者，运入淮河沙河，至陈州颍岐口《跌跛》下，复以浅船可载二百石以上者，运至《跌跛》上，别以大车载入黄河，至入柳树等处。今河南车夫赴卫河，转输北京。”从之。既而命平江伯陈瑄总督海运五十万赴北京及辽东。又设天津卫于直沽。上以直沽海运舟舶往来之冲，宜设军卫，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调沿海诸卫军士筑城戍守，建百户，以储运粮，别以小船转北京。五年，户部会官言：“京都合用饟饷，尽河北税粮子粒，并河所漕粟，不足供需，海运乃济。而运船少，岁运不过五六十万石，且未设漕官董理，事权不一。请于苏州、太仓设海道都运使，其中择文武中公廉勤干者充，视布政使辖卫所诸海运船并出海官军时简理如法。”下部详覆以闻。大略水陆兼运，河海并济。而自海运者，则踵元人之旧，由直沽达京。自河运者，繇江入淮，繇淮入河，至于阳武，发山西、河南丁夫，陆运至卫辉，下河舟运至京。然海险覆溺不可胜数，官民皆畏之。而陆路置递运所八，每所用民丁三千，车三百馀辆，民困其役。先是屡有言开河便者，成祖重民力，未许。至九年，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建言：“旧会通河四百五十馀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濬而通之，非唯山东免递运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于是命工部尚书宋礼、刑部侍郎金纯、都督周长董其事。发山东六郡丁夫十有六万五千，役二十旬蠲租百十万石濬之。而御史许堪言：“古海丰故河，漕汶以运道犹存，宜可疏属之卫。”而老人白英画以为“元，导汶入洸，出济宁而阳谷。汶上、东平之间，地高圩数丈。南旺之间，水浅涸，胶舟不任重载，固其理也。今筑坝于东平州之戴村”，抑汶水无东流，令尽入南旺湖。“南旺者，运河之脊也，得全汶而湖深广，宜可漕。”于是疏卫河达海丰古河，而筑坝于汶上县之戴村，横亘五里，遏抑汶水入南旺。至南旺而中分，分十之四南流以属徐、沛，分十之六北流以达临清。又迹元旧，相地势高下，增筑水闸，以时启闭，便蓄泄。自分水至临清，地“降九十尺，为闸十有七，而达于漳、御；自分水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为闸二十有一，而达于河、淮。”乃设清江卫河工提举司，其中创造平船五百艘，已运至三千馀艘以转输。底平仓阔，受载不深，于度浅易脱，得水仅六挐而足，六挐者三尺也。于是会通既道，淮浦底绩，而南北之运始通。十二年，乃罢海运，令支运转漕，而命平江伯陈瑄专理河漕事。瑄乃疏清江浦，引水繇管家湖入鸭陈口达淮，以避淮河风涛之险。浚瓜洲、仪真二坝，祛潮港之堙；凿徐、吕二洪之巨石以平水怒。行沛县、招阳、济宁、南旺、高邮、甓社诸湖，筑长堤以蓄巨潴；开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凿高邮渠四十里以便舟楫。自“淮抵临清，增闸四十有七，以便蓄泄。自淮至通州滨河，置庐舍五百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浅。缘河堤种树凿井，以待暍者。置仓于淮安、徐州、临清、通州，以便转输。亘四千里。数十年漕河事宜，皆瑄所经综。周虑而力图之，至于今是赖。”初制，苏州并山东、兖州粮输济宁仓，河南、山东粮输临清仓，各交收。而沿江诸府州县粮并输淮。浙、南直隶卫所官军于淮安运抵徐，京卫军于徐州运抵德，各置仓收囤，而山东、河南官军于德州运抵通州，入上输太仓，曰“支运”，一岁四运，盖军民各半，而江西、湖广、浙江及苏、湖诸郡，距京师远，民不习河事，而漕河有洪闸浅冻风涛之阻，多失陷往复，动经岁劳，费于正粮数倍。且以转漕故失农月，苦甚。宣德五年巡抚周忱与平江伯瑄奏议，令民运至淮安或瓜洲水次，补给脚价，及搬浅耗折芦席诸费，兑与卫军。而直隶各省军，俱于其附近水次领兑，是为“兑运。”至成化七年，复用都御史滕昭言，罢瓜、淮兑运，令里河官军雇江船于江南水次交兑。民加过江之耗，视远近以为差。而临淮、徐、德四仓，支运七十馀万，皆各就水次兑之，是为“改兑。”自是兑运遂为一代良法。然初时正米一石止加耗五升，后寻增至七升，已又有淋尖斛面，有随船馀耗，于是粮运轻赍，有所谓“一六”、“二六”、 “三六”者。盖加耗随地里远近为多寡，而江、浙、湖最远，则耗四折三，故谓之“三六。”江南、北直隶次远，则耗四耗三而折二，故谓之“二六。”山东、河南较近，则耗二折一，故谓之“一六。”先连耗俱本色，俟抵湾雇车起粮，则易银为用。弘治间，以湾中米价低昂不一，而易卖又滞交纳，遂定折银每石五钱，可以轻赍，就于交兑之时支领随船。此一六等轻赍之名所由始也。然只令完纳兑运三百三十万石而已，馀耗本折皆归旗军，官固无利之者。是故旗卒富饶，饟运于斯为盛。其临、徐、德、淮支运者，加耗数寡，止有随船耗米，无轻赍之费，亦于兑运、轻赍均贻之。总儹运四百万石，然用亦裕而运无告匮。迨于正德，京师权要始有官债，虚立文约，逼夺轻赍，而弊从此生矣。时各总运官多出其门，牵引为害，借公物为私赂，以希宠庇，于是始有鞘封过淮，赴漕运衙门呈验重封，仍委官至湾过发之，盖以革逼夺之弊。而把总甘钦遂引夤，缘验封查筭使用，以羡馀献之官，故又有扣除之例。钦虽旋以赃败，而后之相继者，则用意筭扣，岁增厥数，务多献为功。至太仓库所积羡馀，盈数十“万，而官旗揭借陪费，贻害不可胜言。钦之作俑，可尽诛耶？夫一、六等轻赍，乃耗粮也。惟因地有远近，故耗有多寡，非脚价也。若脚价，则一例矣。湾中起粮之费，则各总皆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三六”之殊哉？今以轻赍扣除于官，是则正粮四百万之外复收其耗粮也，岂制法之意乎？后又添设参将一员，驻通专验封。而参将王佐乃定脚价，搜刮仓中使用。如太监则有茶果钱，如经历仓儹，每石一厘，谓之“釐儿钱。”及至吏书门官斗级之类，莫不定之以数，每年造报花销，遂以为例。于是使用公行，太监茶果又添火耗，催茶果者有班儿钱，其他如小荡兑银、会钱银、救斛面银者，名色不一。后又革除参将，只巡仓御史会同通判、坐粮员外验封查筭，凡仓中一应无名之费，不准开销，则扣除愈多，粮米不能上纳，运军苦逼之甚，势不可用，乃在河南起剥，以抵其费。为法不一，故仓有挂欠之米，库有羡馀之银，而理不可通，议者纷及，故又议以羡银给军。然不复详审概给为名，使旗甲不免锁扭追偿，而众军反获赢馀。惟以扣除不多为恨，欺辱旗甲，动辄噪讦，官司莫可谁何。于是旗军受累日深，而运亦弊极，不可整理。嘉靖初，诏申饬严禁焉。二年，漕总杨宏请漕运轻赍，听运官沿途雇舟车，不必装鞘封筭，以苦运军。部议：“漕规惟船不守冻，粮不挂筹，军不借债为急。轻赍虽资运费，宜解漕运视验过淮，照数领给，至通州方许发封，仍听巡仓御史酌定，馀著各总验船料，应修补者给之。”三年，新定运军随正行粮交兑之法，官军便之。已命轻赍银过淮，予三之二，馀俟粮完尽给，勿扣羡馀，侵欺者许军陈诉。至六年，巡仓御史吴仲言： “通州运河直抵都城，乃元郭守敬所建者。国朝永乐间，亦以通漕，后寻湮废。今通流等八闸遗迹尚存，原设官夫具在，因而成之，为力甚易，仍令闸运，岁可省脚价二十馀万。又汉、唐、宋漕皆从汴直达京师，未有贮国储于五十外者。今令京军支粮，通州悉称不便，而密云诸处皆有间可通，设卤酋乡导，轻骑疾驰，旋日可至。烧毁仓廪，则国储一空，京师坐困。此非细故。请以臣言下所司议，略运百万试之，与陆运兼行，俟次第就渠，径达京仓，兴无穷之利，杜不测之患，为便计。”上命户部侍郎王𫐄、工部侍郎何诏及仲董其事。明年六月功成。自大通桥至通州石坝四十里，地势高下四十丈，中设庆丰等五闸以蓄水。每闸设官吏，编夫二百八十，造剥船三“百艘，分置各闸，责经纪领之，使制布囊，盛米”雇役递相转输，军民称便。大概国漕岁四百万八千九百有馀，运十有二，总领卫一百四十，旗军十二万六千八百人，浅船一万二千一百四十八艘。而粮之起于州县也，民户纳米，里甲总催则有淋尖剔斛，抛剩漫筹，比至入仓，费已过倍，而民受其病。乃总催之兑与旗军也，害如之。旗军运官之登于京仓也，害复如之。而总催旗军无不受其病。然科派总因于田亩，是民之纳粮一石者实石五六斗也。军在卫所，既支月粮，及出运又有行粮支给，而一夫岁运不过三十石，通其所加兑及所支给者计之，则多于所运之数，而舟船之费复不与焉。是朝“廷之得米一石者，实不啻费二三石也。且漕卒一岁之间，大半在途，无室家之乐，有风波之险，洪闸之停留，舳舻之冲激，阴雨则虑湿漏，浅涩则费推移，沿途有将领之科索，上仓苦官儹之留难，及其回家，席未及煖，而文移又促以再兑矣。”凡艰勚若此，其可无轸恤变通之虑也哉！况漕河跨江绝淮，经河越济，兼四渎之水为漕用。而自淮至直沽，舟楫所历，凡四千里，独卫与河为水道，馀皆疏泉引流，建闸立堤以通之，故河身常浅，遇旱亢流细缩，则行颇壅滞。又抑黄河使不得北流，而河数决溢，蚀漕为漕忧。故疏凿修筑，属水部分司，而总督大臣奉敕专临焉，盖其重也。先是，成化中，大学士丘濬议曰：“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陆运以车，水运以舟，而皆资于人力。所运有多寡，所费有繁省。河漕视陆运之费省十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十七八。盖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如故，海运虽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劳，较其利害，盖亦相当。今漕河通利，岁运充积，固无资于海运也。然善谋国者，恒于未事之先，而为意外之虑。今国家都燕，盖极北之地，而财赋之入，皆自东南而来。会通一河，譬则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祸矣。请于无事之秋，寻元人海运之故道，别通海运一路，与河漕并行。江西、湖广、江东之粟，照旧河运，而以浙西、东濒海一带及苏、松、常三府由海运，使人习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滞塞，此不来而彼来，是亦思患预防之先计也。”且详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虑风而虑礁。故制海舟者必为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风，转帆为难，亟以尾为首，纵其所如。且暴风之作，多在盛夏，今后率以正月以后开船，置长篙以料角，“定盘针以取向，一如番舶之制。” 夫海运之利，以其放洋，而险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习知《海道》者，起自苏州刘家港，访问傍海居民、捕鱼渔户、煎盐灶丁，逐一次第踏视海涯有无，行舟横道，泊舟港㲼，沙石多寡，洲渚远近，亲行试验，委曲为之设法，可通则通，可塞则塞，可回避则回避，“画图具本，以为傍海通运之法，万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视风候之说，见于《沈氏笔谈》。每日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无云，因便发行，巳时而止，则不遇暴风，或中道忽见云起，即易柁回舟，仍泊旧处。如此可保万全，永无沉溺之患矣。”至是河决益甚，漕舟往往更岁而乃卒，事率三石而致一石，于是议者始纷纷议开胶、莱河，复遮洋总及海运事。时嘉靖三十年也。给事中李用敬言：“迩者河道湮塞，深妨国计。间胶、莱之间有新河一道，在海运旧道之西，乃元人欲开通，以避海涛岛屿之险而未成者。先是，山东副使王献，悯登、莱之民土瘠人稀，生理不足，皆由舟楫不通。尝按元遗迹，凿马壕石底，以通淮安商贾，建新河等闸八座，以蓄泄水患，导张鲁、白蚬诸河，以济水道。”现今淮安之船，由淮河直抵麻湾，即新河之南口也；由海仓直抵天津，即新河之北口也。自南口至北口，仅三百三十里，各有湖水深入，中有九穴湖、沽河诸流可引，其馀淤塞未通，宜量加濬者一百五里，宜深加濬者“三十馀里。元人用功，以开其二，今之用功，当任其一。此皆彰明可见者。”疏入，遣御史何廷钰往度之。廷钰返言为费浩繁，遂报罢。至隆庆四年，漕政大弛。漕舟率五月入淮，八月入闸，十月守冻。而是年九月，河决小河口，自宿迁至徐三百皆淤，舟为逆流，漂损至八百艘，溺漕卒千馀人，失米二十二万六千馀石。于是给事中李贵和复请开胶、莱新河以济饷运。遣工科胡椟相视。而河道都御史万恭行令山东郡邑试之云中有河道、亦可渐濬。而浮沙百里旋就淤塞。其分水岭下𥐻“则顽石粗矿不可凿者五十里有奇，徒劳费无益，奚容更议？”既而椟勘视，亦言新河必不可成，又罢。然说者谓“海运繇安东循灵山，历陈家岛，缘岸而来，则触浮劳之险，放舟入大洋，入黑水、夹延真、白、蓬头，经成山、沙门，万里波涛，未易漂涉。而新河则由麻湾至海、沧，相距才三百馀里，非远若濮海数千里之阻也。又下款三沙之洋，上接三山之渤，水势自然，非若引汶绝济，强决细流以蓄注也。”嗟乎！海运关京都重轻，新河系海运通塞，此役当与天下共，非淮海、山东之私利也。且元人业已为之前驱矣，奈何吝数十里之费，丧垂成之迹哉！甚矣，愚俗之未可与虑始也。至《遮洋总》，则海运虽罢，而宣统间犹造船给军，由海运赴蓟州诸仓。迨嘉靖末，科臣胡应嘉欲市恩桑梓，诸军建议罢废，而海运遗意无复存焉者。至是给事宋良佐议曰：“今运道屡梗，宜乘此遗迹未泯之时，将遮洋一总尽行议复，务足原额，以存海运遗意。”乃稍稍推拓，如该总隶北诸卫兑北粮者，令繇天津入洋抵蓟州；隶南诸卫兑南粮者，令繇淮入洋抵京、通。仍博访国初并海诸卫所旧制，博，列障联屯，彼此相望。即河渠少梗，而此塞彼通，亦思患预防之术。下漕司详议以闻。于是山东布政使王宗沐闻其议，以为胶河必不可复，而海运有十二利。巡抚梁梦龙大然之，投袂起行海上，历巡视其便，因疏曰“今漕河多故，言者争献开胶河之说，此非臣等所敢任也。第尝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胶州，北自天津至海、沧，各有商贩往来，舟楫屡通。中间自胶州至海沧一带，亦有岛人商贾出入其间。臣等因遣指挥王惟精等自淮安运米二千石，自胶州运麦一千五百石，令入海出天津，以试海道，无不利者。其淮安至天津一道，计三千三”百里，风便两旬可达。况舟皆由近洋中岛屿联络，遇风可依，非如横海而度，风波难测。比之元人殷明略故道，实为安便。大约每岁自五月以前，风顺而柔，过此稍劲。诚以风柔之时，出并海之道，汛期不爽，占候不失，即千艘万橹，保无他患。可接济京储，羽翼漕河，省牵挽之力，免守帮之苦。而防海卫所，大洋错络，又可严海禁，壮神都，甚便。部议量拨附近粮十二万石，由淮入海，以视其效，从之。至万历初，宗沐以都御史督漕运，抚凤阳，具疏三说以进，曰：“唐人都秦，右据岷、凉，左通河渭，是险可依而水未通利也。有险则天宝、兴元乘其便，无水则会昌、大中受其贫。宋人都梁，背负大河，面接淮汴，是水通利而无险可依也。有水则景德、元祐享其安，无险则宣和、靖康受其病。若国家都燕，北有居庸、医无闾以为城，而南通大海以为池，金汤之固，天造地设，以拱卫神京，而海道不通，是太平之遗虑也。此天下大势。一夫三门，天下之险也。唐人裴耀卿、刘晏辈百计经营，所不废者，都关中故也。若都燕，则既受河与海矣。河一自安山涉汶、济即今之会通河；一自温入汴入卫，而俱会于天津。然终元之世，未尝事河而专海者。彼以陋夷纷攘，终岁用兵，固无暇于事河。又以为河运入闸，则两舟难并，是不可速也。鱼贯逆愬，一舟坏则连触数十舟同时俱靡，是不可避也。一夫大呼，万橹皆停，此腰脊”咽喉之譬，先臣丘濬言之，是不可忽也。若主于河而协以海，自万无可虑，故都燕之受海，犹凭左臂从腋下而取物也，不可弃也。此都燕专埶二黄河西来，禹之故道，虽不可考，然不过自三门而东，出天津入于海，是腹虽稍南，而首尾则东西相衡而归诸北也。乃今则直南入淮，而去岁决从阎家口“出支河，近符离、灵壁，又几于正南。夫河自西北而抵东南，其为途益远，而合诸水益多。如去年之漂流，中外大小臣工闻之，有不变色者乎？夫既不能不变色于河之梗，而又不能无难色于河之通，则计将安出？此目前急埶？三也。风波天数，臣亦何能逆观其必无，然以为趋避占候，使其不𤕤，当不足”以妨大计。且语有之曰：“天不满西北，地不满东南。”东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渤澥稽天，则回避靡所近，南水煖，则蛟龙窟居。元海运之有败，以其起太仓、嘉定，递而北也。若自淮安而东，由登莱泊天津，则原名北海，中多岛屿，可以避风。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龙有往来而无窟宅，即以舟与米行于其“间，因其旷远以取速，而标记岛屿以避患。名虽同于元人，利实专其便，易佐河运之缺，计无便于是者。”于是海运行，而议者藉藉诽刺之。会再运三百艘，中七艘坏而罢。大抵海运之开，利居四五，害止于一耳。减运军三万七千馀人，可以实卒伍也；减河船三千五百只，可以裕帑财也；耗米率用河三“之一，共减一百一十三万四千，可以宽民力也。京师有警，闽、广舟师不逾月可集，或用岛虚以规复广宁、开平之旧，亦无不可”，又可以饬武备也。其害之一，止于飘溺耳。况造舟有法，占风有候，泊顿有所，而又求得海道习熟如朱清者督之，则飘溺盖寡矣。观《元史》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历二年止，备载历年海运所至之数，则所失者可据而知也。较之河运，所失数颇相当。近既锐意规复矣，然不利辄报罢。夫百工曲艺，犹未有为之而即入佳妙者，必久之而自熟，况海运乎？乃何以一噎而遂废食耶？未几，恭与宗沐会疏言：“黄河之汛与潮汐等，三月清明，水高仅数尺，不害运。四月麦黄，水亦高止”数尺，不害运。惟自五月至秋九月为伏秋，水多至数四，高者丈馀，此运船之所必避也。使岁运从四月前尽过徐、吕二洪，而闸河先肃清以待事，令不与怒河值，则河岂能为之患哉？顾河臣能使河之安，而不能使运之不危。臣能必运之入河，而不能必运之早入河也。宣督江以南各省粮储道务早“发运，而巡漕御史依期验核，限漕艘以四月前尽过徐、洪，以程之迟速为其劳，叙之殿最。凡三月过洪者为上，四月者次之，至五月者罚，而遇伏秋水漂流者重拟，则为河亦所以为漕也。”奏可。于是漕船不与河泛溢直，而河壮时无忧。漕河落，得相所决为防以保漕，而岁运毕，如期抵京。京师米直平，不翔踊，如异时矣。

“国家奠鼎幽燕，京都百亿万口，抱空腹以待饱于江淮灌输之粟，一日不得则饥，三日不得则不知其所为命，是东南者天下之敖仓，而东南之灌输，西北所寄命焉者，主人拥堂奥而居而仓囷迺越江逾湖以希口食。于间关四千里外，则国家紧关命脉全在转运。迺开国迄今，事几经更变矣。” 《海运》

变而海陆之兼运，再变而支运兑运变而为改兑，今且为长运矣。始犹兼督军农，而今独委转输于漕卒。“赋出于田，田者不供而军代之供。是军者为民输租贡税者也，今以输租贡税之人而寇仇疾之矣。军不输则粮不至，粮不至则万口饥。是军者为君足国裕民者也，今以足国裕民之军而牛马疲之矣。卫所依”军而立，军亦托卫所为依。是军者，卫官所为，死生相倚者也。今以死生相倚之辈，而鱼肉陷之矣。军无中人百金之产，而有经年飞挽之劳，遇点运则富买闲而贫任役，然而富者不胜岁岁之营脱也。贫固贫，而富亦贫矣。每膺差则逃者幸宽，而存者不免，然存者不胜岁岁之拮据也。逃固逃，而存者亦逃矣。抱老羸惫顿之军，勾流亡新集之众，懦不更事，势必假手于积年包揽之徒胥。于是卖船盗饷，而运官经年缧绁，倾其产，罄其族，可哀也！夫孰非王事，而与民争升斗之羡？赋役长以全力迸之，而又挟长官之势以制之，托豪有力以摧之。糠秕混入，水湿相参，米不上仓，逼军就兑。宪臣稍一行法，而势豪且反唇相稽，有司以恤民为贤，以辟军为强，干风力独不念其修途跋涉，有浥润霉蒸之苦乎？有浅涩盘剥之艰乎？有晒飏扇簸之亏折乎？兑军不能索精粒于水次，而欲交精粒于太仓。计臣不能强出兑者之稍任其亏，而欲责转输者之兼任其苦。贫军疲卒，左右皆无可托，第托身于统帮之将领，而此将领者，又剥军无已，不恤一体周身之痛，而甘自食其肉者也。然则综事权而轸军旗之疾苦，有经收之主司在，有监临之使臣在，而掾役之需索，仓攒之阻勒，直同负嵎之虎，官愈严而弊役愈横，当事者谁不明罚以饬之？而其究亦孰能穷之以万苦剔历之军，而无一夕宁家之乐？仓粮未经交割，新运又摄家丁尔。如壬子之春，则以次丁领兑，而邀旧卒于涂，家无二丁，且摄其亲属。噫，夫何使军至于此极也？然则天下之颠连无告者，今之所谓运军也，率繇斯道，不数年而罢伍之军立尽矣。军尽则不知所为漕事计，又安知所为军国万民根本计？故今时最急者惟漕迺漕之可虑。又悬系于江湖河洪一线之脉。此一线水，冯夷司其吐纳，天吴宰其绝续，飞涝相磢，彯沙𬒈石，时以纤力与浟㴒森渺之天河抗衡争胜。一决塞，即以金钱数十万委之浤浤汨汨中。自嘉、隆以来，秋风瓠子，璧不胜投。河之为患，古时有之，未有侵陵、侵漕、侵民之田亩庐舍如今日者。此通彼滞，前瀹后淤。今岁甫以开决叙功，明岁又以疏排请饷。以游龙变幻之势，为画圈域地之工。三方之人力，各省之协济，祇以供河伯之鼓掌。漕之有渠也，犹人之有喉吭然未有喉吭，时时受病，而腹心安然无恙者也。往当事者蹙额忧漕，则又为无聊姑试之计，而谋及胶河。请以一丸泥东塞沽河，西塞潍“河，以通海道”，迨躬为履地，而知不可塞也，其说穷。再变而为东引沽河，西引潍河以疏水窦，又躬为履勘，而知不可引也，其说又穷。上令科臣往视，会漕河抚按以及部院大臣之详议，其说皆穷。比隆庆间，漕臣毅然复海运，大率纵柂连栧“以纳蛟龙之腹”，始有诏严杜异议，而海中之粟不可登矣。说者谓海运宜于胜国，今何独不然？朱清、张瑄为海上亡命，故周知海门之险阻，胡元虏使其民投之穷海，而忍视其死。至元二十八年，漂米二十四万五千石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万九千有奇。其随船汨没者，盖不知其几千人矣。当元之盛，岁运三百万以上，及其衰也，仅十有一万枵腹而乞灵于海。若海运岂百年长久之䇲哉？国初去胜国未远，沙民犹能习海。余家生长海壖，尝闻父老言，“驱民转输海粟，父别子，夫别妻，生受其祭，死招其魂，浮没如萍，生死如梦。”其幸而脱鲸鲵之口，则以为再世更生，来岁复运，如蟪蛄之不知有春秋。昔始皇驱民于边，犹掩骼长城之下；而胡元驱民于海，迺纳命沆漭之中。吾民何辜而罹此劫？国运安得灵长？人群安得永戴？有为国为民之心者，其忍创言海运哉？以今时而思海道，则三十六岛之间，定有馀粮，以供狡夷之劫掠，为封豕长蛇之藉寇。即丘文庄公而在，亦必缄口咋舌，不敢抵掌而谈斯事矣。海运既不可复，则当先时而图，以长保此江淮衣带之水；又当悉心而画，以恤此蓬踝憔悴之军。大抵驱人于所避者，必有利以尝之，见其利而忘其害，人乐为趋宋时以盐易米，故终宋之世而运事犹可支。今值驱之以害，有不以漕为鼎镬者耶？朝议岌岌以无财为患，不知急之而可致者财也。今“大盈”之充积，皆财也，君虽守而实与中外共之者也。傥时有叵测，而索米于四千里之遥，京通所积，仅同点水沃焦，精镠白镪，不可以疗饥。故有国者无财非匮，而无粮为匮，急财

而缓饷，急催科而缓灌输，有三年之疾而忘七年之艾；正恐忧在萧墙，岂独九边军士之能“大呼脱巾” 已哉！

国初，海运因元之故，海运不给，于是陆运以济之。陆之劳，盖不减海之险也。及会通河既浚，于是有儹运，而海运乃罢，遮洋海运犹不废焉。然儹运之初，皆支运也。既而议者以为军民不便，于是有兑运。时支运才四十之一，而故法几废矣，盖凡五变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