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颂革命的光明是无产阶级文艺的职责

歌颂革命的光明是无产阶级文艺的职责
辽宁大学中文系评论组
1972年4月28日

本作品收录于《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它要求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满腔热情地歌颂人民，歌颂无产阶级，歌颂无产阶级专政，歌颂革命斗争，歌颂革命斗争中的英雄人物，并无情地揭露一切剥削阶级的丑恶嘴脸及其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正如三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这部光辉著作中严正指出的那样：“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但是，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一贯用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相对抗。早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叛徒、特务周扬就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连续抛出了他的毒草文章《文学与生活漫谈》（以下简称《漫谈》）。这是一个通过系统地鼓吹“暴露文学”，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黑纲领。在《漫谈》中，周扬以“权威理论家”的姿态蛊惑作家，在光明的解放区，挑“太阳中的黑点”；对英雄的工农兵保持“冷静”的“距离”，而却要歌颂“平凡的人”的“小处”；反对革命文艺反映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辩证法，推行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国民党加紧反共反人民的一九四一年，周扬的《漫谈》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也为一九四二年春天丁玲、王实味等在延安掀起的“揭露阴暗面”的反党浪潮，作了舆论准备。

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及其同伙的一系列反党谰言，在一九四二年五月的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上，受到了严正的批判。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了全面的深刻的总结。在《讲话》中，毛主席彻底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应当为什么人服务以及如何服务的根本问题，彻底澄清了周扬一伙散布的妖氛迷雾。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以《讲话》为武器，批判周扬以《漫谈》为起点的所谓“暴露文学”的黑线，会使我们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加深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理解，为繁荣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作出贡献。

一

四十年代的延安，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是全中国的革命领导中心。这是“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环境，标志着两个根本不同的历史时代。解放区已经是光明的新社会，国民党统治区依然是黑暗重重的旧中国。在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面对这新的世界，新的环境，应当抱什么态度？是歌颂革命的光明，还是找“太阳中的黑点”，这是在政治上站在哪一边，为哪个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问题。

周扬一伙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内奸，他们对于共产党、解放区、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对于工农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怀有刻骨的仇恨。在他们的眼中，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中国人民认为革命的根据地是无比光明的世界，他们却认为是“经年阴湿的角落”，有“很多”“缺陷”，使他们感到“刺目”，煽动作家“与生活格斗”。于是，“找太阳中的黑点”，便成了周扬一伙推行“暴露文学”，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中心口号。

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当权的新社会里，由于推翻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已经变成了光明的天地。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家，必须热情歌颂这个伟大光明的历史时代，使人民团结、进步，“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真正要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

周扬等“四条汉子”及其党羽，虽然从三十年代以来，就打着“讽喻”和“暴露”的幌子，但他们从未真正暴露过反动派，相反，却总是无耻地歌颂汉奸、卖国贼、叛徒、走狗、反党分子、个人主义者等等，竭力丑化人民革命，为巩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和残酷压迫大造舆论。夏衍的《赛金花》、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在医院中》，都是这类货色的代表。

针对这种名曰“暴露黑暗”，实为歌颂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的“暴露文学”的反动实质，毛主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这对周扬一伙鼓吹的“暴露文学”，是多么深刻的批判啊。

周扬一伙找“太阳中的黑点”的阴谋实质，是为了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他们立意要毁灭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为此，周扬在《漫谈》中，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光明，污蔑为“借幻想所渲染上的辉煌色彩”，强令“褪去”；把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丑化为“黑暗”，指斥为应当“祛除”的“老一套”。周扬还要作家从革命战斗生活中看出“平淡”，感到“厌烦”等等，以达到创作上的所谓“极致”境界，“深味了人生”的“高致”。由此，周扬文艺黑线下的各路“名家”，便肆无忌惮地制造起反革命舆论。丁玲抛出了《三八节有感》，王实味抛出了《野百合花》，罗烽抛出了《还是杂文时代》等等，象一群联翼而来的乌鸦，齐力抖动黑色的翅膀，妄图遮住解放区的明朗的天空。毛主席《讲话》的发表，如灿烂朝阳，辉映天宇，不仅照彻了人民革命的征途，也使周扬一伙找“太阳中的黑点”的阴谋，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斗争的结局，不是他们“褪去”了革命的“辉煌色彩”，而是革命人民剥光了“暴露文学”的画皮，把他们反革命的本相充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二

毛主席在《讲话》中，针对周扬一伙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必须歌颂工农兵的种种谬论，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艺家在与新的群众的关系上，“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要“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这是革命文艺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周扬之流不论在《讲话》发表之前之后，几十年来一直在鼓吹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在《漫谈》中，周扬起劲地鼓吹旨在暴露人民的所谓写“平凡的人”的“小处”等等，反对无产阶级文艺必须歌颂工农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扬等“四条汉子”，在“全民文艺”的方向下，继续以各种花招推行着他们的这条罪恶路线。

在三十年的斗争中，我们看到，周扬一伙由《漫谈》中鼓吹多写“平凡的人”的“小处”，发展为六十年代写“平平凡凡才够劲”的“中间人物”论。

周扬一伙死抱住“平凡的人”不放，反对写“特异的”，狂热地主张把“中不溜儿”的人物作为文艺描写的主要对象。这是因为他们对于人民的革命事业，对于工农兵的战斗生活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甚至切齿痛恨的态度。正如《讲话》所指出的，他们“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周扬一伙在极端唯我主义的支配下，根本看不到也不相信革命的工农兵在党的领导下，在斗争实践中培育起来的高度革命自觉性和忘我的勇敢奋斗精神。他们总是按照自己利欲薰心的丑秽原形来歪曲、丑化革命人民的英雄风貌。他们的“作品”当然只能是“暴露”和丑化人民的毒草。 在三十年的斗争中，我们又看到，周扬一伙由《漫谈》中宣扬的跟工农兵“取一定的距离来看生活”的主张，恶性地发展为六十年代的必须写英雄人物的“缺点”和“错失”的“内心生活丰富”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革命的文艺家应该“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深入工农兵的斗争生活，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才有可能真正创造出无产阶级的文艺作品。在无产阶级当权的社会里，充分具备这个客观条件，革命文艺家有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然而周扬一伙却极力蛊惑作家，什么对生活“不哭也不笑”，什么“愈是生活丰富的，愈能取一定的距离来看生活”等等，都不外是说：不要和工农兵打成一片。这完全是破坏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反人民的资产阶级艺术观。这种反动文艺主张，周扬一伙在解放以后又肆无忌惮地加以发挥。一九六○年，他们公然提出了要写英雄人物的“缺点”和“错失”，说什么唯有如此才不是“把人物的内心简单化”。毛主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今天完全真相大白了。死抱着唯心主义天才史观，每天都在费尽心机地盘算怎样才能世代骑在工农劳动人民头上的周扬一类骗子，除了反党、反革命、反人民，还能讲出什么真正有益于人民的好话，做出什么真正有益于人民的好事呢？他们必然要捣乱，必然要失败，必然要灭亡，这是一切反革命分子注定不移的逻辑。

在三十年的斗争中，我们还看到，周扬一伙由《漫谈》中反对对于“写甚么的问题”的限制，发展为六十年代的“广开文路”论。

在四十年代，对于党要求文艺家描写边区军民“抗战的题材”，周扬曾大肆攻击，说这是“对于创作的限制”，煽动要“创作自由”。几十年中，周扬一伙一直要所谓“广开文路”、“创作自由”，也就是要向无产阶级争得歌颂资产阶级、暴露和丑化工农兵的自由。“广开”这样的“文路”，必然要“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丁玲的《在医院中》，就是为“广开”《漫谈》中提出的这种反革命“文路”而颠倒历史的活标本。在这篇毒草小说中，医院里所有的工农干部和工作人员，一律被丑化为可憎、可鄙、可怜的角色：种田出身的院长“不识字”，对人不懂“尊敬”和“客气”，用对待“草料收据”那样的神气处置干部介绍信；“指导员不过是个看牛娃，他在军队里长大的，他能懂得多少？”其余的工作人员，不是妖冶傲慢，就是“庸俗平板”，不是顾影自怜，就是“又懒又脏”。“他们都不行，要换人，换谁，我告诉你，他们上边的人也就是这一套。”就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辉煌业绩和工农兵群众的伟大功德，被一笔抹煞了。在他们看来，只有让位给极端猖狂的个人主义者陆萍所代表的反动资产阶级才算对路。周扬一伙在全国解放以后继续千方百计地为“广开”这个“文路”奔走呼号，从来没有离开这个资本主义路标。周扬的反动论点，从反面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艺必须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定不移地为歌颂工农兵而创作。

三

无产阶级的文艺创作，不仅是为了反映生活，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对于生活的描写与评价，有力地推动革命的前进与发展，也就是通过文艺这一具有自身特点的武器，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消灭敌人。因此，文艺反映生活，必须是能动地反映，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毛主席在《讲话》中为我们深刻地论证了从生活美到艺术美的这个质的飞跃过程，在充分肯定作为革命文艺源泉的人民生活的基本意义之后，特别从艺术规律上，全面地阐述了革命文艺反映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根本原因在于，把阶级斗争的日常现象集中起来了，“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这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文艺反映生活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在世界观上坚持了辩证唯物论，反对了唯心论与形而上学；在创作方法上，奠定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论基础，给周扬一伙为反对革命的光明而鼓吹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以有力批判。

周扬曾经无耻地自我标榜是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的“忠实信徒”，并在矛头针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背景下，鼓吹了一系列的荒谬论点。在《漫谈》中，周扬老调重弹，违背革命历史潮流，大讲所谓“现实主义”，他们的这种理论完全是反革命“暴露文学”的理论支柱。

其一是对生活只管“反映”，而不要推动变革的所谓生活“高于”艺术论，主张“文学与生活两者的关系”总是“后者”“高于前者”。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阐述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时，虽然强调生活作为艺术源泉的重要意义，但也强调任何源泉本身决然不能代替革命艺术的作用。因为人民在进行革命战斗的同时，还要求有艺术反映，把自然形态的生活现象，加以典型化的反映，使之更加强烈，更加理想，更为本质地再现现实斗争生活。这样的文艺作品，能使人民惊醒、感奋起来，推动人民进一步走向团结和斗争，更好地完成革命任务。毛主席在《讲话》中针对周扬一伙取消革命文艺的巨大推动作用的阴谋，充分肯定了革命文艺比实际生活更高，能够推动和变革生活的伟大作用。周扬谈“生活”，不是指生活作为艺术源泉的重要，谈“反映”，也不是指反映革命生活的重要，而是想贬斥和取消革命文艺的巨大的能动作用，这样才便于他们的“暴露文学”登场，把文艺变成瓦解人民革命斗志的罪恶工具。

其二是所谓“正视生活”论，鼓吹“文学是最老实的东西”，要“忠实”于“细小事物”的“具体”描写。

就是这套资产阶级的“真实”论，多年来被周扬一伙作为反对文艺对革命斗争生活作典型概括，肆意丑化革命现实的立论原则，疯狂对抗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政治性第一的根据。他们的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论点，就是所谓“正视生活”，“忠于生活”。

周扬一伙都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他们根本不敢面对人民革命历史的滚滚洪流，不敢正视革命阶级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当然不愿也不敢歌颂革命人民的丰功伟绩。相反，他们对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又害怕又仇视，妄想把它消失净尽。他们口称“文学是最老实的东西”，但却手写最不老实的文学。出于反动的阶级本性，他们全盘否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恶毒歪曲革命大好形势。三十年来，他们这种“故伎”不知“重演”了多少次。

周扬一类骗子是腐朽没落的反动派，根本不可能认识生活的规律，也无法抓住事物的本质，所以他们在实际处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根本不能正确地反映现实的本质和主流，在方法上必然采用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对革命生活作自然主义的歪曲描画。正是因为这样，周扬一类骗子一旦在无限光明的现实中搜求到了所谓“黑点”，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用来作为太阳是黑子组成的“权威根据”，无耻地歪曲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现实。可见，他们鼓吹的这种所谓“忠实”于“细小事物”的“具体”描写，不过是完成政治破坏的一种反革命手段。 其三是所谓“窥取人生全貌”论，蛊惑作家“与生活格斗”，以所谓“目击者”身分“暴露”生活的“本来面目”。

几十年来，周扬一直声言作家要“信任自己的眼睛，用它来看周围的一切”，写“所看见的”。难道还有人不用眼睛而用别的去看事物吗？问题显然不在这里。他的用意是反对革命的文艺家借助于马列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作为认识事物的武器，反对“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反对对描写的现象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没有这个认识的飞跃过程，只凭感性的片断零散的印象，是根本无法反映事物的本质的。更何况周扬之流所相信的眼睛，是戴着资产阶级的有色眼镜的；对于无产阶级，他们是决然不能真实地再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所以，他们的这种所谓“现实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的作为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的现实主义，毫无相似之处，是已经堕落为自然主义的反革命艺术观，是专为剥蚀无产阶级革命光明而出笼的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以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为艺术创作原则的革命文艺家，必须同周扬鼓吹的反革命“暴露文学”彻底划清界限，并给以无情的批判。

事物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周扬的《漫谈》是反革命“暴露文学”的纲领，它攻击革命的光明，丑化工农兵英雄人物，鼓吹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形成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文艺黑线。三十年来，他们不断变换手法，采用各种伪装，竭力干扰和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事业的发展，成为刘少奇一类骗子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锐利无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锋芒，对周扬一伙的文艺黑线及其理论基础，作了彻底的批判。三十年来，《讲话》一直是无产阶级摧毁周扬一伙文艺黑线的多次斗争的导航灯塔，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思想武器。《讲话》在深刻阐述无产阶级文艺根本任务时指出的，歌颂革命的光明，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推动历史前进，是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核心，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的伟大发展。

在纪念《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的日子里，批判周扬的《漫谈》，有助于我们充分地理解《讲话》的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背景及其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并能进一步认清周扬一类骗子仇恨人民革命、丑化革命现实的故态新伎的演变由来，从而更有力地批判周扬一伙，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为更好地歌颂社会主义的光明，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继续向前而英勇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