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赋叙
古之民政，有不可复者三焉。自祖宗以来，论事者尝以为言，而为政者尝试其事矣。然为之愈详，而民愈扰，事之愈力，而功愈难，其故何哉？
古者隐兵于农，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安平之世，无廪给之费，征伐之际，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叹息而言也。然而熙宁之初，为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赘子，断坏支体，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挟县官之势以邀其父兄，擅弓剑之技以暴其乡党。至今河朔、京东之盗，皆保甲之馀也。其后元丰之中，为保马之法，使民计产养马。畜马者众，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买马于江淮，小不中度，辄斥不用。郡县岁时阅视可否，权在医驵，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于此。此所谓不可复者一也。
《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贷者，以国服为之息。”贷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诗》曰：“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古盖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数，亦未必有常息也。至于熙宁青苗之法，凡主客户得相保任，而贷其息，岁取十二。出入之际，吏缘为奸，请纳之劳，民费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且私而入公者，率输十而得五。钱积于上，布帛米粟贱不可售，岁暮寒苦，吏卒在门，民号无告。二十年之间，民无贫富，家产尽耗。此所谓不可复者二也。
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亩、六畜、器械之数，未有不知其数而能制其贫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贫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开井田，画沟洫，谨步亩，严版图，因口之众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赋。经界既定，仁政自成。下至隋、唐，风流已远。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业，皆取之于官。其敛民财，有租庸调，皆计之于口。其后世乱法坏，变为两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夫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田之在民，其渐由此，贸易之际，不可复知，贫者急于售田，则田多而税少。富者利于避役，则田少而税多。侥幸一兴，税役皆弊。故丁谓之纪景德，田况之纪皇祐，皆以均税为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孙琳始议方田，量步亩，审肥瘠，以定赋税之入。熙宁中，吕惠卿复建手实，抉私隐，崇告讦，以实贫富之等。元丰中，李琮追究逃绝，均虚数，虐编户，以补失陷之税。此三者，皆为国敛怨，所得不补所失，事不旋踵而罢。此所谓不可复者三也。
故臣愚以谓为国者，当务实而已，不求其名，诚使民尽力耕田，赋输以养兵，终身无复征戍之劳，而朝廷招募勇力强狡之民，教之战阵，以卫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馀以贷不足。虽有倍称之息，而子本之债，官不为理。偿还之日，布缕菽粟，鸡豚狗矰，百物皆售，州县晏然处曲直之断，而民自相养，盖亦足矣。至于田赋厚薄多寡之异，虽小不齐，而安静不挠，民乐其业，赋以时入，所失无几。因其交易，而质其欺隐，绳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
昔宇文融括诸道客户，州县观望，虚张其数，以实户为客，虽得户八十馀万，岁得钱数百万，而百姓困敝，实召天宝之乱。均税之害，何以异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称颂，以为先王之遗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数十年以来，屡试而屡败，足以为后世好名者之戒耳。
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仓库，躬馈运，小者治燕飨，职迎送，破家之祸，易如反掌。至于州县役人，皆贪官暴吏之所诛求、仰以为生者，先帝深究其病，鬻坊场以募衙前，均役钱以雇诸役，使民得阖门治生，而吏不敢嗬问。有司奉行，不得其当，坊场求数倍之价，役钱取宽剩之积，而民始困踬，不堪其生矣。
今二圣鉴观前事，知其得失之实，既尽去保甲、青苗、均税，至于役法，举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县奉承，虽未即能尽，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爱我矣。故臣于《民赋》之篇，备论其得失，俾后有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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