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集/卷五
状
[编辑]移弘文馆，论东江状并《东江志》
[编辑]往者郡县图山川、城郭、关防、镇堡、道里、邮驿、仓廪、祠庙、楼台、桥梁，又志其师旅强弱、钱谷多寡及忠臣、孝子、烈女之事，词人，墨客，退士，逸民之文，上本馆以备考览，而东江不在图中，可不惜哉！
窃见东江，距铁山可六十里，无田畒，四面洲岛，白苇萧然，盖所谓牧马之地也。自天启开镇以来，登州、辽阳、宁远卫无赖之徒，皆属麾下为士卒，与虏人通，宣泄中国机密事。故虏人初自沈阳取西平，又破旅顺，拔宁远，屠锦州，入大安口，蹂遵化薄德胜门。又犯永平，下滦州，围大凌城，陷保安。又直捣万全左卫，呑宝坻，皇都遂震，由东江无赖之徒，附虏人而为之助也。
然大学士姜曰广，往视东江，还奏言：“留屯数年，可资牵制。”天子下敕谕属国，以保东江，是曰广始误边事也。兵部尚书袁崇焕诛毛文龙，犹不辍东江一镇，请敕都督陈继盛总文龙兵，是崇焕重误边事也。及刘兴治杀继盛，谋犯皇都，大学士孙承宗议“辍东江，敕王朝具船百艘，徙镇民，寘之登州”，已而寝。
夫姜曰广、袁崇焕二人者，近世名臣也，而徒持牵制之议，不辍东江，岁输银二十四万，米十三万六千石，以养镇民，为中国肘腋之患。然王朝常保东江，卒不违天子之命，其深仁乌可泯也！
作《东江志》凡二篇，异日馆阁，如增修本国地志，则东江一镇始终，亦可以系铁山府关防矣。
东江志上
[编辑]天启二年，平辽将军、中军都督府左都督毛文龙，出屯东江，哲皇帝赐尚方剑以镇之。初文龙率河东兵三百人，浮海夜袭镇江城，杀其将佟养正，遂留宣、铁二府间，招集辽民，辽民悦而归之者十馀万，巡抚御史王化贞，奏授文龙总兵官。然文龙残贼，喜货无大略，出师辄败。
四年，分兵入诸岛，初置屯田。宣川府为岛者六，而身弥最大，身弥者，云从岛也。铁山府为岛者十，而皮岛最大，皮岛者，东江镇也。自文龙屯田以来，十六岛耜者相望，虏人恶之，袭文龙于岛中，烧其粟。是时，仁庙新即位，事明恭谨，乃下教，岁漕清南、清北粟各二万石，以饷文龙。清南漕，从石多山西北行凡三百里上东江；清北漕，从宣沙浦西南行凡六十里下东江，东江委输自此始。
六年，天子使翰林院编修姜曰广、给事中王梦尹，往视东江。曰广等归自东江，奏曰：“东江在大海中，周四十里，地斥卤，不生草木。然文龙以三百人入岛中，招集辽民，至十馀万，如文龙者，诚可谓豪杰之士也。留屯数年，则辽阳十万之众，庶可以养成精锐矣。或设伏而用间，或乘敝而出奇，此文龙自信其能，而臣等亦信文龙之能也。至于战必胜攻必取，臣等不敢信文龙，而文龙亦不敢自信也。”
于是天子赐玺书奖谕文龙。然文龙坚壁一岛，不能复尺寸之地。始出师，逾长白山七百里，袭建州帐为所败。其后又袭鞍山驿，丧其精卒千馀人，而文龙匿不上闻，杀辽阳民归义者，献其首级，故天子犹以文龙为有功也。
文龙开镇凡八年，暴露海上，王闵之，尝谕平安观察使厚奉东江，其屯田，出其鉏铫以助之。至通货，则丰其赢利以资之，及告粜，发其仓廥以拯之，其仁如此。
初文龙建寺杭州，乃移帖乞施货财。王报曰：“王氏笃信浮屠，入元朝听法番僧，故国君施财造寺，其俗然也。今敝邦自洪武时，上儒术，以古圣人礼乐仁义为治教，不糓守先王之训，不敢坠也。”文龙恚，遂不复请。既而使人趣漕粟，粟犹未至，乃大怨，流言于朝曰：“某国与倭为媾，而又款于建州。”会文正公金尚宪等，至京师，上书礼部以讼之。然王未尝以流言怨恨文龙也。
文龙父事魏忠贤，岁时上贺以千金，为忠贤寿立祠海中，塑忠贤冕旒之像，朝夕拜焉。忠贤大喜，凡文龙所上请者，无不听。由是文龙日益横，不守约束，侵扰属国。下昌义千章之木，以为舶，棋置海口，自石城缀于三山、鼍矶者，可百艘。尽笼度支岁饷银二十四万为权利，不予战士，薄军食，私其馀粟，积二岁得十二万八千石。自专一镇，而钱糓不受部核，巡抚御史袁崇焕心不悦也。
初文龙留镇东江，王亦发南师十万，戍于清北，与东江镇为掎角，以备敌国。及东江告粜不绝，清南、北积蓄大空，乃辍南师，只令入粟委输东江。岭南漕，由露梁下碧波亭；湖南漕，由碧波亭下袁山；湖西漕，由袁山下燕尾亭，二千里舳舻相接，漕多者十四万石，少者不减六万石。然辽民仰给东江，而东江不能尽哺，令就食于清北，强者行劫，弱者行乞。王以为不徙辽民，则东江必受其难。
乃奏曰：“辽民日滋月盛，而皇朝万里委输，理难全活。臣上感皇朝之仁，下闵赤子之命，振乏急菑，义所不辞。然臣国蓄积已空，饿殍相属。当此之时，辽民来聚塞下，嗷嗷告饥，凡民㷀独，尚可哀矜，况上国归正之民，饿死于臣之土地，则得罪父母之邦，无以自解矣。今若使老弱男妇，徙登、莱，则全活必易为力，不特辽民脱水火之中，臣亦免不救之罪，岂不两全乎？今辽民不耕不商，仰人而食，虽以天下之大，尚难计口资给，况臣国凋敝，不足以救朝夕之急，终必相率而塡沟壑，此天下得失之机也。”
奏至，兵部大疑之，言于天子曰：“属国虞其逼处，欲驱其民驱其帅，宜布兵以防属国。”王又奏曰：“子之有身，无一发非父母之遗也。既因父母而有其身，虽为父母而捐其身，有不敢辞。臣之于君，何以异于此哉？自古中国，御外藩，羁縻而已，皇朝之于臣国则不然。自太祖皇帝以来，覆露之恩，同于侯服，有祈焉而靡不应也，有吁焉而靡不听也。及倭奴之难，社稷为墟，神宗皇帝发天下之兵，倾府库之财，拯救而全安之，五庙血食得不坠者，皆神宗皇帝之力也。夫皇朝既为臣国，续垂亡之命，而臣国不为皇朝尽其职，则狗彘不食其馀矣。总镇当全辽沦没之后，孤军东渡，寄居海上，辽民襁负而至者数十万。此数十万在辽地，皆为建州所驱使，赖总镇风谕招来，使中国得数十万众，建州失数十万众，虽未能犂庭蹀血，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夫总镇开府海岛，非惟辽民之所依归，实亦臣国之所承藉也。故臣国岁集南军，入西鄙，欲与总镇为掎角。及中原兵兴以来，山东输粟，寖不如初，而总镇告粜之使，无月不至，臣遂辍南军之入，只令出粟以给总镇。军不足则无以战，粟不赡则无以守，臣于此，可谓穷矣。今辽民四布州闾，强者攫之，弱者丐之，昌义人不胜其苦，遂入安、肃，而辽民亦入安、肃。昌义以南，安、肃以北，客居六七、主居三四。天下之事，穷则变。苟非陛下临照之，臣何望焉？向具奏乞徙辽民，固未尝虑及于逼处也。况总镇为臣辅车，将一力上答皇恩，岂敢有猜防之意乎？臣虽无状，亦尝闻先臣之遗训矣。嗣位以来，至诚飨上，铭镂心肺，不敢以形虞势危，自变其忠贞之节也。伏惟陛下曲垂鉴谅，使日月昭明之光，毕烛无外。”
天子为之感动，然议臣皆不肯徙辽民矣。八月，崇焕遣使者，贻书沈阳，议和亲。文龙怒曰：“崇焕私与建州和亲邪？”乃讽忠贤以挠之，崇焕切齿。后文龙尝过觉华，掠闽船于海云寺下，夺其货。阴纵奸民千馀人，入古渤海山谷中，盗取善参数百斤。擅弛马禁，集天下之富商大贾，而为之市，罔罗财币。崇焕心欲除文龙，而内惮忠贤之势，不敢发也。
七年，沈阳数万骑袭义州，又屠安州，王幸江华。虏人乃遣刘兴祚请和亲，王许之。是时，沈阳分精兵，夜𢭏东江，文龙遁入云从岛，不出一甲为王援。而王还都，犹遣使予文龙米一百石，以救其饥，文龙惭服。兴祚既归，王具奏羁縻曲折无所讳。文龙移帖曰：“羁縻权也。大谬于忠顺之道，宜讳之。”王谢曰：“敝邦臣事皇朝，一于忠实而已矣。今不糓有羁縻之计，而行羁縻之事，则直陈羁縻之实。此事上不欺之道也，事之经权，何可论耶？今总镇为不糓虑诚至矣，而所谓‘与忠顺之道大谬’者，殆不然也。兵家制变非一道，故不穀权许羁縻，以缓建州之锋，而奏本尽没其事，非所以事上无隐之义也。”遂不之讳。
其八月，毅宗即位，见王奏，乃下诏曰：“君臣大义，皎若日星。王忠荩，朕所鉴临。”其后文龙以兴祚事，流言于京师，而天子卒不信也。
初忠贤深结文龙为爪牙，乃使党与，劾崇焕。崇焕既去，而文龙威震关外，募死士三千馀人，皆冒己姓为毛氏，横行海上，掠民间女子甚众。欲浮船入大同江，袭平壤，遂犯南京。尝奏曰：“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诸公卿皆轻文龙，而崇焕独以为忧也。
及忠贤诛，诏擢崇焕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赐尚方剑，督师辽、蓟。崇焕入朝，大学士钱龙锡问复辽之策。崇焕曰：“先诛文龙，然后全辽可复也。”
崇祯二年春二月，崇焕阅兵，至双岛，与文龙饮。夜半崇焕谓文龙曰：“公已老矣，胡不释兵归乡里乎？”文龙曰：“文龙亦尝有此意，然而未归者为辽事也。辽事既毕，则朝鲜可袭而有也。”崇焕愕然，入帐中，语诸将曰“文龙可斩”，谋遂决。
三月，文龙移本国咨，求粮糗、劲弓、利刀。是时，清北大饥，乞粜东江。王叹曰：“清北之民，皆死沟壑，而有司力不能救，至乞粜于总镇。然总镇锐志盛气，能以平辽为己任，而寡人不能相助，则何以自解于后世乎？”乃命有司，造弓刀具粮糗，输之东江，而不知文龙之有叛谋也。
五月，崇焕邀文龙观将士射，先设幄于山上，令参将谢尚政等，伏甲士于幄外。文龙既至其部，卒皆不得入。崇焕起拜曰：“公居海外重镇，受予一拜。”文龙亦拜。崇焕遂与登山上，东江诸将多毛氏，崇焕顾谓文龙曰：“毛氏何其盛也？”文龙曰：“皆予之孙也。”崇焕大笑，谓诸将曰：“尔等积劳海上，亦受予一拜。”诸将皆顿首谢。
于是崇焕诘文龙违令数事，命缚之，文龙倔强。崇焕叱曰：“尔有十二大罪。祖制大将居于外，必命文臣监制之。尔出镇万里海外，军马钱糓，都不受部臣之核，一当斩。人臣之罪，莫大于欺君。尔杀降者，虗冒军功，二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称‘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三当斩。山东委输岁十三万六千石，窖置东江，人率一月三斗米，纤啬馀粟以自盗，四当斩。擅开马市，与宣、铁、昌义之民，相买卖，五当斩。部下诸将数千人，皆冒己姓为毛氏，六当斩。归自宁远，掠商舶于大海之中，尽夺金帛，七当斩。纳民间女子甚多，将士效之，历四期，人不安室，八当斩。尽驱乱民入辽地，窃采名参数百斤，九当斩。事魏忠贤如事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东江丧师以万数，不闻于朝，十一当斩。开镇八年，不能复尺寸之地，十二当斩。”
文龙震怖不能言。崇焕北向顿首曰：“臣诛文龙，以肃三军。臣不成功，陛下亦以诛文龙者诛臣。”遂取尚方剑，斩文龙于帐前，文龙精卒数万人，皆慑伏不敢仰视。明日，崇焕具牲醴，祭文龙曰“昨斩尔朝廷大法，今祭尔僚友私情”，为之泣下。乃收文龙尚方剑、敕命、印绶，分其卒二万八千为四协，尽除苛政，闻于朝。文龙既死，子承祚与陈继盛等，共主其众。崇焕奏曰：“东江距建州界八十里，可资牵制。然骑士不过十营，而步卒不过五营。今不宜更置都督，令继盛摄之足矣。”诏曰：“可。”
始天启时，王建言请徙辽民，天子不许。其明年，辽民遂叛，陷广平、小坡二堡，攻云山郡，射中权管崔完成，郡守尹爓谋袭东江。后四年，叛者滋众，挟虏人为东江患，中朝议臣，始悔不用王言矣。
东江志下
[编辑]崇祯三年，刘兴治叛，与其兄兴基、兴良，杀总兵官陈继盛，自称都督，据有岛众，谋犯皇朝。王命李曙为都元帅，郑忠信为副元帅，率舟师往讨兴治。
乃为檄谕东江曰：“有明御天下，远迩臣顺，凡有罪辜，无所遁匿。彼沈阳俘卒小校，曷敢奸乱统纪，贼害主将，以掩蔽日月之明哉？总兵陈公钦承皇命，来领岛众，虽功绩未效，而过恶无所布闻。设有微细违慢，按司、督府，自宜训饬。今者逆臣刘兴治，归自北庭，阴怀异图，挟豺狼之势、肆蜂虿之毒，敢行悖逆，擅害主将，忠良之士，皆罹凶虐。犹且劫持军众，盗窃旌旄，将欲专据江关，阻绝海津，凭恃殊类，窥觎皇畿，上国之民，莫不扼腕。古者诸侯有乱，方伯连帅，得以征讨。故桓、文之事，《春秋》大之。我主上恪谨守邦，所重者，君民之义；所秉者，连帅之权。是以大兴师旅，命都元帅臣曙、副元帅臣忠信，董帅三军，水陆并进，东西合围。所问者，叛魁也，非胁从诖误之徒也；所取者，兴治也，非将校偏禆之类也。况辽地士民，首怀忠义，来归本镇，或建功名而受爵命，或当队伍而饱廪粟，其于君臣之义、将卒之分，知之熟矣，感之深矣，虽迫于凶威，岂欲为乱逆之属，沦于禽兽哉？尔等各自矜奋，亟缚兴治，来诣军前，则皇朝自有爵赏，使本镇永为藩辅，不亦休哉？”
兴治惧，遂率岛众，遁入登洋岛中。大学士孙承宗，移咨本国曰：“兴治既归义矣，姑释之。”曙等由是引兵还。兴治遣其党尹光裕议置军门，王不许。四年三月，兴治又叛，杀岛中将士人民，焚其尸。明日欲杀接伴使李景宪，将投沈阳。景宪闻之，欲自缢。游击将军张焘、参将沈世魁ㆍ李永同ㆍ吕得宝等，谋诛兴治，率将士屯岛北高峰，发火箭以射之，岛中如昼，飞炮四下，声震天地。自戌至寅，殊死战，斩兴治及其兄兴基、兴良，尽杀降卒八百人，岛中遂定。王命有司，输米二千石以饷东江，又予战马三百匹。帝以世魁为左都督，以镇东江。
先时，沈阳遣其将，引二万骑，屯凤皇城，欲与兴治，袭王都，分王刘氏诸兄弟。及兴治死，心恚之，乃引其兵入清北，移书曰：“刘家兄弟率岛民，欲投于我。若贵国不饷岛民，则岛民何以不降乎？建州人皆曰：‘朝鲜不与之种，则岛民不得屯田；不与之粮，则岛民不得粒食，必早归于建州矣。’往年贵国容毛文龙于东江，与之粮而抚养之，及辽民欲归我家，贵国复与之粮而阻之，此贵国坏我家事矣。我家遣将抵义州，闻东江人耕龙川、铁山诸岛，贵国与之种而供给之。贵国既以南朝为之父，而供养其民。我家与贵国，亦为兄弟之邦，兄岂有不可饷弟之理哉？我家士卒，不惯舟楫，贵国借船，以便攻岛，则我家尽弃芥滞矣。”
王不受，移都督黄龙咨曰：“建州借船之事，宁以国毙，断不可从也。”龙以闻天子曰：“属国秉义事上国，建州借船欲攻东江，而能严辞斥绝之，甚可嘉也。”乃下诏褒其义。
龙在东江，求通籴，王命输粟七千石以饷之。沈阳二万骑屯蛇浦，掠宣川、郭山、嘉山、定州、博川，得渔船十馀艘。又斫诸山松木下海岸，日夜造船。龙遣世魁率舟师，泊于浦口，与虏人战，虏人中丸死者甚众。会潮生，世魁船佯胶浅沙，虏见之，悉兵趣进，世魁船火炮齐发，虏人死于泥中。世魁三战三破之。及潮退，世魁凯还。王闻之，又输粟一万七千石以饷之。
岛中将士，阴附虏，乃缚龙，夺其印绶，岛中又乱。王命政府，又为檄谕东江曰：“往岁兴治害主将，本国举义致天讨，此贵岛之所明知也。总镇黄公受天子明命，挂印建牙，来镇东江，此实皇朝之命帅、全岛之司命也。虽戎政失宜，士心不附，自朝廷议其得失可也，其在部下，唯当恪守分义而已。今者偏禆倡乱，敢行无道，执缚拘囚，夺其印绶、掠其财贿，虽大盗，何以加此？
夫总镇名位之隆，非陈将之比，而缚之与杀，相去无几，则今者之变，比诸兴治，宁有间乎？顷者总镇以岛中乏食，屡请易粮，本国许发一万七千石，已令饷臣，日夜督运，不谓总镇遽遭肘腋之变。当此之际，若复仍旧输粟，以饷乱众，是助逆而养奸也。倘皇朝有闻，责以正义，本国将何辞以对乎？
夫岛中数万人众，必有忼慨扼腕，思为总镇报仇者。如能昭明大义，声罪致讨，缚取元恶，传示本国，使逆顺暴著于远迩，则本国敢不敦好如旧？不然，本国唯知遵皇命，致王法而已，宁与贵岛告绝，不忍与犯上无义者，私相比周，以乱皇朝之纲纪。”
檄至，岛中皆震惧，复龙之位，还其印绶。龙差都司沈玺，以闻天子曰：“往者逆臣刘兴治，阴结建州贼，杀总兵陈继盛。属国陈兵讨其罪，传檄岛中，兴治远遁。今乱民又缚督臣，夺印绶，以干天诛。属国又檄岛中，使乱民有所惮畏，此大义也。”下诏奖谕之。王益感厉输东江粟二万石，又命有司，月饷岛民二千石。
初太学士孙承宗，闻兴治之乱，议辍东江，令属国具船百艘，以三月输送岛民，到登州，尽毁岛中庐舍。王命有司，具五十艘以待辍镇。及黄龙督师东江，辍镇之议遂寝。
王移承宗咨曰：“东江僻在大海中，地势悬远，不足以牵制建州，而中国涉海餫饷，徒为天下元元之劳。自兴治据为巢窟，联结建州，叛计已成，大则侵轶青、齐、小则并呑属国。赖天之灵，自就歼灭，岂唯天下之幸？属国士臣，亦与徼馀福矣。往者中朝议辍岛众，令属国具船百艘以资转运，声威所及，莫不叹服。至于尽毁岛中庐舍，以防后患，其为属国虑者亦至矣。夫中朝为天下大计，徙全岛数万之众，浮大海致之登州，属国凋瘵，虽不能具舟百艘，亦可以搜取民船相济也。”承宗不应。
五年五月，东江差官胡云鸾、李逢春、刘承信等，至安州，缚运饷使朴簉，以铁索系其颈。节度使申景瑗，引兵赴救，云鸾等驰马遁去，其一人拔剑前进，击景瑗军吏一人，左臂几断，流血仆地。是时，黄龙屯旅顺。世魁以副总兵，在东江，数遣差官督军食。而岛中无赖之民，出入闾里，掠夺财粟、妇女甚众。
王移世魁咨曰：“今民之最苦者，差官之频数与岛人之掠夺耳。差官之来，每以催粮为名，厨传之弊极矣。粮苟可济，何待催督？不然，差官虽日至，何益于事哉？无赖之徒，出海作乱，掠人财粟，劫人妇女，其为害与盗无异。敝邦之民，不胜愤恚，或有争闘伤害者，则敝邦辄绳以法，以是岛人日益恣。前时督府，虽有绑送之令，穷阎僻里，孤弱之民，不敢以兵刃相抗，虽欲缚致于督府，何可得也？故束手而受毒，诚可闵也。今宜明定约束。每当市易之期，差一员，赍货坐船，来到饷臣所在处，一循时直，易糓米，无名之差，勿复发遣。岛民冒禁出海者，一切禁断，不从令者，一一绑解岛中。则贵镇坐收通籴之利，而敝邦官民，得免于虐害矣。”世魁不从。
十一月，文龙麾下孔有德、耿仲明叛，陷商河、临邑、齐东、新城、登州、黄县、平度，山东大乱，巡抚御史朱大典击却之。
六年，有德、仲明走旅顺。龙邀击之，斩其党李应元，执毛承禄等十六人。有德、仲明，亡入海，龙兵追之狄江南。王遣剑山防御使林庆业，夹攻之。庆业率师，与仲明战于牛家庄，大破之。事闻，天子诏曰：“朕惟尔国世守藩封，夙称忠顺。近以逆臣孔有德、耿仲明，肆为不道，朕令都督黄龙率师往讨，陪臣夹攻，追奔逐北。捷书来闻，具见王同仇之义。是用特降玺书奖厉。”仍赐彩币，以答忠诚。
七月，有德引虏兵，围龙旅顺。龙力战，知不能脱，自刭死。龙，辽东人，故大将军刘𬘩之甥也。高成友尝执龙母及其妻子，胁龙降，龙终不屈。
九年十二月，虏围广州。明年正月，致书城中曰：“朕得辽地，而尔国招纳辽民，献之明。孔、耿二将来归大清，朕率师迎接二将于狄江之上，而尔兵与之截战，是兵端。自尔国启也，尔国父事明国，明国何以救尔国乎？岂有子危而父不救者乎？”王坚城守，终不应。天子闻虏围广州，诏左都督陈洪范曰：“建州东犯属国，宜率山东诸镇舟师，往救之。”于是洪范与莱州副总兵官金日观，出东江。
巡抚御史颜继祖奏曰：“建州甚强，属国朝暮必溃矣，山东舟师虽往援，必不及也。”天子不听。已而虏兵陷江华，遂破广州。二月，孔有德、耿仲明，犯东江，与世魁战于前港，为所败。是时，洪范、日观兵，皆屯东江。有德等夜乘小舟，载锐兵三千人，由蛇浦北，潜下海。会天大雾，世魁兵犹守前港，不知虏兵之入岛中也。副总兵官白登庸先遁，世魁战败走石城，洪范不战而走。日观率诸将楚继功等，力战不屈，凡相持七日七夜，竟死之，东江遂破。有德等又攻石城，世魁战死。
事闻天子，赠日观光禄大夫、太子太师，世荫锦衣副千户，立祠海上。继功等赠恤，有差。
移观察使，论积刍状
[编辑]伏见三月二十日兵曹条目，令本府具薪刍，每户一束，十二月，以薪刍委积之数，牒观察使，观察使驿置以闻者。窃详，《聘义》称“三积”，三积者，所以厚宾客也。故经曰：“禾三十车，薪刍倍禾。”言“倍禾”，以其用多也，薪刍不积六十车，则无以厚宾客也。古者委人敛远郊，三十里为一宿焉，宿有委；五十里为一市焉，市有积。委、积之中有薪刍，远郊之所敛也。然则薪刍，乌可以不委积邪？
昔单襄公过陈国也，甸人不积其薪，司马不积其刍。襄公曰：“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后九年，楚师入陈。使陈人委积薪刍，则疆场能有备也，疆场有备，则楚师必不入也，今本府委积薪刍也，亦宜矣。然《唐风ㆍ绸缪》之首章曰“绸缪束薪，三星在天”，盖季春也。三星在天，则固非束薪之时也。其二章曰“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亦季春也。三星在隅，则又非束刍之时也。故《月令》著先王之法以叙民时。“于季秋以伐薪书”者，薪成于九月也；“于仲秋以案刍书”者，刍成于八月也。由此观之，八九月，其委积薪刍之时欤。
府使闻之，孔子曰：“使民以时。”今兵曹督令本府，具薪刍，自三月始，安在其使民以时也？伏惟阁下闵本府㷀独之民，移文兵曹，凡农月无督委积，自八月白露以后，行薪刍令，庶有合于时使之义矣。
上政府，论市马状
[编辑]某等昨抵义州府，伏见九月十二日启下条目，凡象译归自燕都，无得与清国之人市马者。
本国之马，固不当卖于他国，然他国所卖之马，孰不可市邪？《周官》曰：“马量三物。”言市马者，量其质之高下，而平其直也。马苟良矣，虽出于四海之外，亦可市也。故先王必广牧圉，而列置市马之官，未尝有市马之禁也。
唐高祖初定天下，得突厥马二千匹。至玄宗世，虽不置市马之官，然有司岁输金帛遗突厥，市其战马而牧之。战马最盛，方唐之时，内自飞黄、天苑、𫘦𬳿、𫘝驹、龙媒、诸闲，外至歧阳、安定、太平、甘露之坊，其良马不可胜数，而每岁市于突厥者，何也？突厥马名于天下，百战而不罢也。故禄山、思明之乱，郭子仪、李光弼能收河北、定山东，扫清中国。由是观之，他国马不可以不市也，亦明矣。
凡国之马难得者：一曰路马，二曰战马，三曰驿马。自朝廷既设马禁，司仆寺所驯养者，惟济州诸岛之马，而马性善惊多悍，不可以奉乘舆。故寺中无路马焉。王家不上武力者，百年矣。州县民又不牧马，节度使战马，率不满万匹，春秋大阅，辄借马以备行伍。故军中无战马焉。往时象译出白金，市清国马，马善走，日行百里，而使者东西旁午，马多劳疾，不一岁，辄皆道死。观察使始令诸驿，无敢市他国之马。故国中无驿马焉。
夫清国马，上可以列于御厩，中可以资于战阵，下可以充于驿置。故燕都云锦百端，固不若骏马一匹。而象译入于燕都，市云锦，不市骏马者，法禁严也。然义州岁与清人为马市，会宁亦然。独使者自燕都归，则象译不得市马，此某等之所未谕也。
今朝廷如弛马禁，则象译有白金者，皆可得而市马矣。一年市之，二年市之，未逾十年，而清人肃爽之马，遍于一国，何患路马、战马、驿马之不得其良乎？
伏惟庙堂弛马禁，咨于清人，使象译还至栅门为马市，计其银币，定其匹数，三千两者市二匹，二千两者市一匹，岁以为常，则国马无所乏矣。
上政府，论修城状
[编辑]留守承命莅本府，值岁大饥，未得督外城之役，至今年，乃始经理。自二月二十七日，筑外城花岛以下鳌头以上一千一百三十一步，为堞者二百七十有五，高二十尺，广五尺。因民大疫，以六月二十九日，辍其役，登闻于朝。
自古国家之所以为固者，不在于山谿之险。故传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谓人心不得其和，虽外有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必不可守也。
今本府外城之役，已二十有七年矣。始庙堂立议改筑，自东北环四十里，夷土垛，易之以甓。又三年潦雨甓坏，易之以石，遂著令，定其步数。凡留守期岁，具钱八百两、米二百石，督将吏而一筑之。然人心不得其和，虽外有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必不可守，何也？
来岁二月，将修城，先设铁冶、置灰窑、拾坏甓，而后始筑。冶者、窑者、拾甓者，皆府民也。又建雉堞、立水门、饰女墙，而后告成。建堞者、立水门者、饰女墙者，亦府民也。府民服一月之役，受本府一月之粮。然方春，四境之人皆耕田，及秋而获，妻子欣欣有乐生之心。独外城力役之民，春不耕半畒之田，秋不获一斗之稻，虽受粮于本府，不足以活其妻子也。非徒今年失其业，每岁盼盼服大役，无以耕田，则人心不得其和一也。
本府缘海，二百里地皆瀸洳无砾石。比年修城，令石工入诸岛中，伐乱石而下于浦，发官船，输至城下，自惊蛰逮于白露，凡七月舳舻相属。当鳞鱼与潮大上，乔桐船举网之利，至千金，歌讴之声，闻于海门诸镇者，日夜不绝。惟本府载石之船，通一年从役外城，运磊硌百斤之重，朝转于花岛、暮泊于广城，抱鱼网而不饮泣者几希矣，则人心不得其和二也。
凡为城，老弱负薪，自摩尼、鼎足、吉祥、凤头千仞之山，交道而下，排丈雪蹑层冰，手足未尝不寒瘃也。薪木既积，一以燎铁冶之坑，一以燃灰窑之坎。不负薪者，即负土东凿高丘以畚之，西凿平原以挶之，深者绠之，黏者㨨之，疏者筛之，仍九闰不敢少息，与壮者版筑之劳，无以异焉，则人心不得其和三也。
自本府始修外城，农夫释耒，困于版筑；舟子弃网，劳于石运；老弱离家，疲于薪土。易十留守，犹未辍，其后又易七留守，又未辍，竭人之力、失人之心，甚非国家之利也。盖闻：君子谋国家，必以柔道临于下，宽人之力、和人之心，故能建百雉之城，而人不知其为劳也。昔仲山甫城于齐，夙夜不解，而其道柔而已矣。故《诗》曰“维仲山甫，柔亦不茹”，此之谓也。
今庙堂如遵柔道，令本府休息元元，经十年一修外城，积十留守所具钱八千两、米二千石，一岁中合财并筑，则人力可得而宽也，人心可得而和也，何忧外城之不告成乎？
书
[编辑]上陶庵李先生縡书
[编辑]六月十日，黄景源谨再拜上书于先生执事：景源向在门下时，执事问景源伯父观察公死于王事，而人以为不能讨贼。景源粗陈吴命恒所以诋伯父者，为执事对，而伯父讨贼本末，犹未白，故谨以书布。
始李麟佐陷清州，伯父选属州之卒，阻山川为十二寨，置左右协守之将。居七日，郑希亮反，募州县兵，屯居昌，而曹圣佐据陜川，为希亮援。伯父以草溪之军为左、星州之军为右，因欲自将而伐之。希亮闻伯父将出师谋，袭大丘。伯父坚营守，出重兵以为五军，进围居昌，出轻兵，从间道，伏牛头山。又出奇兵三百人，授金振玉，趋陜川。振玉驰至金阳驿，圣佐登高，望见振玉兵，乃大惊，夜半军乱，遂见杀。圣佐既诛，重兵又薄居昌，希亮惧，遂弃居昌，入茂朱，至牛头山，轻兵已伏山上，遂还走至省草驿，重兵夹攻之，遂禽希亮，岭南平。讨贼本末，盖如此。
命恒曰：“兴兵过多，而不知讨贼之方。”凡希亮所募之兵，皆州县之民也。州县之民，不从观察，则皆附希亮而为贼矣，与其弃州县之民以资希亮，曷若先发而为我用乎？且以多击少，必胜之道也，王师虽多，岂伯父之罪哉？
命恒曰：“徒设寨于界上，而不能讨贼。”方希亮之起兵也，固倚麟佐以为重。虽麟佐亦以希亮为之援，而界上有十二寨，希亮逡巡不敢逾，麟佐军败，而希亮亦不得救。则设寨之广，非独绝麟佐之援，以弱希亮，使麟佐势孤力穷，而卒见禽者，亦其效也。
命恒曰：“虗张讨贼之名，闭营而不动。”夫希亮谋取大丘，而欲据岭南之地，以窥王京，非一日也。然屯于陜、昌之间，而终不敢入大丘者，以伯父坚营而死守尔。况营中之士，阴与贼通，而伺伯父之便者，亦久矣。是不出陜、昌之间。而营中之士，尽希亮也，使伯父一动，则营中已先溃矣。营中溃则岭南之地，其不为希亮所有者几希矣，安得不坚营而死守邪？
命恒之巡抚南方也，尝使人征安东炮手三百人，伯父辄格而不遣，命恒恨之。安阴陷，命恒族父吴遂郁，以吏当死，伯父立遣李茂实，索之甚急，遂郁恐遂奔，命恒匿其军中。茂实直驰入命恒军中，搜得遂郁。会有旨减诸吏罪，遂郁遂杖。而命恒怨伯父，甚言于朝曰“黄某不能讨贼”，即不讨贼，彼奇兵奚为而下？金阳重兵奚为而出？居昌轻兵奚为而守牛头之隘也？希亮之诛与圣佐之败，皆由于伯父之出奇，而命恒毁忠以为罪，虽三尺童子，皆知其言之诬。而所谓吾党之士，内挟铢两之怨，因其诬而增饰之，暴扬于荐绅先生之间，贬削事实，而没其美，伤忠臣之义，雪希亮之耻，以长逆贼之气，呜呼！其亦无人心者矣。
景源尝侍伯父，饮于营中。伯父念故李忠愍公健命时事，辄流涕曰：“吾与李公，俱事先王，同日被逐。今朝廷追罪李公，吾岂诚恋恋于是而不去哉？大乱将作，不敢去尔。”此其志欲死于国也决矣。
明年乱作，岭南传言：公不去营，必有阴贼之祸，诸将皆为伯父泣，伯父指所居澄清阁曰：“吾死不出此阁。”未几，卒如其言。使伯父诚不讨贼，则必不为其所仇，而受其阴贼之害也。然小人訾忠讪义，造为恶言，酬怨于地下，其祸惨于阴贼也。
今执事嘉伯父之烈，而愍其死事之节，惧流言之行于远也，访伯父之事，而思欲扬其大义，垂之无穷，景源感激，不知所云。谨献伯父遗状一册，伏惟执事悯察焉。景源再拜。
上李参议亮臣书
[编辑]参议执事：伏闻宰相将荐宋文钦，为王世子谘议者。朝之卿士大夫，相传以为文钦荣，而景源恻然不乐。夫谘议征士之官也。今宰相将荐文钦，而处之征士之官，恻然不乐，独何心哉？诚悯文钦之不幸，而为宰相所引重尔。
文钦端方有质行，与其兄处士，俱隐于怀、沃之间，事其母能尽其孝，未尝以穷贱困窭，易其乐也。少好古文，虽不能以圣人之道为己任，而其所得于经术者，固非今之征士所能及，则虽为王世子谘议可也。然而宰相之意，盖曰“宋文钦不赴科举，诚可以为王世子谘议”云尔。凡士之不赴科举者，固有可以为王世子谘议者。而不问其人之贤不贤，不考其学之成不成，直取其不赴科举，而举而为王世子谘议，是宰相徒以虗名荐文钦也，岂不谬哉？
且文钦，未始不赴科举也。五年前，尝至京城，赴增广试，其明年，又赴九月九日试。其后数年，虽不至，而亦非终弃科举者，今年之试，又安知文钦之不更赴也？然则宰相何以荐哉？自古公卿大夫有以君子而荐君子者，有以小人而荐君子者，以君子而荐君子，其荐也荣；以小人而荐君子，其荐也辱。今宰相之荐于文钦，荣邪？辱邪？
往者兪肃基为今宰相所论荐，其弟郁基耻之曰：“吾伯氏之辱也。”宰相之荐，郁基犹以为辱，况于文钦乎？文钦之游于明公之门久矣，其为人与其问学，明公之所知也。明公如为朝廷言曰：“宋文钦有时而赴科举，不当为王世子谘议。”宰相虽欲荐文钦，闻明公之言，亦可以止焉矣。
且《周易》之《象》曰：“远小人，不恶而严。”今宰相诚荐文钦，则文钦虽死必不至，文钦不至，则亦见其严于小人也。然明公不待文钦之不至，而能止宰相之荐，是率一世，而严于小人也。明公率一世，而严于小人，则四方儒学之士，孰不思自洁其身，以远于小人之群也？
再上李参议书
[编辑]景源昨为宋文钦，乞讽宰相无荐为王世子谘议。明公教之曰：“宋文钦不就而已，宰相虽荐之，何伤？”窃恐明公犹未察景源之意也。
齐景公以旌招虞人，虞人不至，将杀之。以不至而将杀之，固不足惧，以非其招而招之，岂不耻邪？今文钦学为文词，应科举，不肯以高逸之士名于时。而宰相欲以谘议召之，其与虞人之旌，何以异哉？夫文钦之义不当就，则宰相之道不当召。与其使文钦不至，而辱王朝之命，孰若使宰相无召，而全文钦之节乎？
往年尹生得敏谓景源曰：“宋伯子真谘议也，宰相荐之可也。”文钦闻之，不悦曰：“甚矣！尹生之不爱吾兄也。”文钦之志，既不欲以宰相之荐累其兄，则其不欲以累其身，亦可知也，奚论其就与不就邪？
与吴大学士瑗书
[编辑]皇坛之祀，本于仁而达于义，诚可为列国诸王祀天子者法也。然而象方丘大社之坛，以为坛，景源不知其说也。
古者诸侯见天子，必为坛宫。宫者，壝也。壝四门而方三百步，壝上有旗，以正诸侯之位。坛三成而方十二寻，坛上有扆，以正天子之位。然后天子立坛上，南乡而揖，以觐诸侯；诸侯立壝上，北乡而拜，以享天子。
今王家不忘先帝，而为之坛壝以事之，则宜象坛宫之制，坛可以为十二寻，壝可以为三百步也，岂宜象方丘大社之坛而享先帝也？夫先帝未尝行觐礼，而先王未尝立坛宫，则吾国享先帝也，数尺之坛、数丈之壝，广可也，不广亦可也。又焉用先帝未行之古礼，立先王未立之古坛而享之也？
然而坛壝丈尺之制，名数之所存也。故方十六尺谓之方丘，广于方丘三十六尺，谓之大社；广于大社四十三尺，谓之坛宫。方丘者，所以事地也；大社者，所以事后土也；坛宫者，所以事天子也。今王家不以坛宫事先帝，而事先帝以方丘大社之坛。呜呼！先帝其将享于方丘之坛邪？其将享于大社之坛邪？
或曰：“今皇坛之祀，用大牢。苟仿坛宫以为坛，则亦可用大牢与？”曰：“礼，社稷大牢，郊特牲。诸侯之事天子，犹天子之事天也，故天子适诸侯之国，膳用犊。然则坛宫之事犊可也，大牢不可也。”
夫先帝之祀列国之大礼也，而当时议礼之臣，不能本诸侯之义，以建其制，则恐不可以坛壝之已成而不为之正也。
与吴大学士第二书
[编辑]今之为皇坛之说者，或以谓：“古礼诸侯觐天子，必祀方明，今遵古礼为坛宫，而不立方明之祀，则安在其为古礼也？”夫祀方明，天子之礼也，非诸侯之礼也。经曰：“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设六色。”加方明者，为天子反祀方明也。书“加”而不书“祀”者，诸侯不祀方明也。
经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旗而立，四传摈。”传摈者，觐天子也。言传摈而不及方明者，诸侯不敢祀方明也。经曰：“拜日于东门之外，反祀方明。”拜日者，已觐诸侯而朝于日也，祀方明者，告于天地四方也。古者天子觐诸侯，然后拜日，拜日然后祀方明。故曰：“祀方明，天子之礼也，非诸侯之礼也。”
昔鲁公郊祀上帝，又象明堂，作太庙，禘祀文王。孔子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盖周公之道衰，而鲁始郊禘。然而天下之情无穷，而先王之礼有时乎穷，礼穷则以义起之。以义起之，而能合于先王之意，则君子不以为滥也。使周室既亡之后，文王之庙不血食，而鲁公以旧诸侯祀文王，而不祀上帝，虽孔子必予鲁矣。然则坛宫祀先帝，而不祀方明，乃所以善为古礼也。
或又谓：“古之帝王在祀典者，或庙焉或坛焉。先帝古之先王也，今为坛则宜仿古帝王坛，不宜仿坛宫为也。”夫祀之礼，𫮃不如坛，坛不如祧，祧不如庙。当周之时，为二王封其子孙，设其庙、祧。惟五帝，各以其德，配食于郊坛之兆。《周官》曰“兆五帝于四郊”，此之谓也。而坛制不见于经。《唐书》称“古帝王坛，高三尺，方三丈五尺”，非先王之制本然也。
且吾闻之，天子崩而四海之内称之曰先王，宗庙亡而百世之后称之曰古帝王，古帝王不庙而坛，盖殊之也。今吾王坛事先帝，虽不得庙而祀之，又何忍以古帝王殊先帝邪？传曰：“事亡如事存。”先帝虽亡，而事之如先帝在时，吾王之义宜然也。
夫明堂，朝诸侯之堂也，而周公宗祀文王。故《我将》之诗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夫坛宫，觐诸侯之坛也，今吾王苟仿坛宫祀先帝，则其亦有明堂之意乎。凡景源之议，非傅会，圣人之礼也。诚以为既建坛壝祀先帝，则宜加数丈而为坛宫，以正其制也。
答赵翊卫龟命书
[编辑]景源白：辱谕属以文集序，非敢辞也。执事之文，本之以自得之奇，发之以独见之竗，刻深而辩博，精笃而横放。执事所谓“似幻而非幻”者，不俟人之论赞，而其自知也已明矣。景源又安敢议其长短、等其高下，以塞执事之指邪？
然窃观执事之学，务欲合三氏之道而一之，何其谬也？夫浮屠、老子之说，其幽竗者、高远者，圣人之书，亦有之矣。世之学者，明圣人之书，以求其道，则虽无浮屠、老子之说，亦足以造其幽竗，而致其高远也。且浮屠、老子之说，近于道者，此其所以为道之害也。君子诚取其近似者，而合之圣人之道，则其为害也益甚矣。
杨氏之道，过于为我；墨氏之道，过于兼爱。子莫执杨、墨之中，为我焉而非无君也，兼爱焉而非无父也。然而孟子非之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
今执事执浮屠、老子、孔氏之中，虽空寂矣，未尝为浮屠之学；虽清静矣，未尝为老子之学；虽孝谨矣，未尝为孔氏之学，其害于圣人之道也，岂少哉？且浮屠不能为孔氏、孔氏不能为老子，其术异也。其术异而彊与之合者，惑也。
今有人被袈裟，袈裟之上，加羽衣，羽衣之上，加深衣、黄冠，而锡杖、佩玉之声锵如也，则执事必知其怪焉，然而其所自以为学也。华严之文、道德之文，与诗书六艺之文，并陈于前，而交诵于口曰：“我非浮屠之徒也，非老子之徒也，非孔氏之徒也。合浮屠、老子、孔氏之道而一之者也。”呜呼！其亦杂矣，吾未见其能一也。
然古之道术，未始不合而为一，今之道术，二之而为老子、三之而为浮屠。有大人者，诚削其二之三之者而复一之，则天下无异学矣。今执事欲合三氏之道，其志诚大，而其虑诚远矣。然执事将削孔氏，以合于浮屠、老子邪？将削浮屠、老子，以合于孔氏邪？削孔氏以合于浮屠、老子，则其不伤仁毁义，自陷于异端之学也几希矣。削浮屠、老子，以合于孔氏，则必将绝慈悲之源、塞玄竗之门，使二氏之教，不待禁而止；二氏之书，不待火而熄也。之二者，不知执事何居焉，谨因一书以问之。
答赵翊卫第二书
[编辑]执事近以序文事，见托甚勤，而景源不敢闻命者，诚以执事通三教，而实入于释氏，然深讳其宗，不肯以释氏之教目名故也。今世之士沈溺于释氏之教者何可胜数？而独于执事有足叹也。
凡治乱之际，先天下而得气者，莫速于文章。盖气至则心为之夺，心夺则言为之化，虽作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昔苏轼议论、文章高天下，而归于释氏之教，岂戎狄将乱天下，而苏轼先得其气欤！
孟子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彼苏轼尊事释氏，歌颂戎狄之教，不少忌惮，使知言者，读其文，则亦有以见宋之天下，不百年而沦于戎狄也。世之君子学苏轼者，多陷于释氏之教，无乃气之使然欤！凡好释氏者，皆以谓：“善学释氏，则戎狄之教不吾害也。”夫一入戎狄之教，其心知、性术、聪明、言语无不淫液，而化于戎狄，虽被服先王之礼揖让升降，是亦戎狄而已矣，岂不惧哉？
且执事常以虏人不容于中州，必将东归，为国家无穷之忧。是执事惟知释氏之为释氏，而不知释氏之教适足以启戎狄也，非徒不能距之也，而又赞之进之，张大之何邪？
与李献可献辅书
[编辑]景源白：朝者足下责景源以不就昨日试，而景源以疾为解，若将有隐于足下者，且悚且恧，终日为之不豫也。景源与今大提学李德寿，本不相识，而德寿尝见景源所为文，称引甚盛。今年九月九日，考试国学，景源有疾，未之赴也。德寿出而语人曰：“吾必欲举黄景源，而景源不就考试，何也？”怅然久之。今德寿又主考试，而景源疾且良已，宾客或为景源劝之赴，景源辞焉。
夫所谓科目者，士大夫之所由进也，获选者无贤不肖，皆得策名而立于朝。故世俗之士，求禄利，必慕科目。景源先人有文学，遇疾而早卒。自先人以上五世，又皆不第。伯父虽仕，至观察而遭国难，死于南方。宗族衰少而家甚贫，日爨升米，母子夫妻以为生，而犹不自给，其所以汲汲于一第者，比之他人，有甚焉，何以辞为？
且德寿之于景源也，未尝有一日之雅，而直好景源之文，欲举之多士之上，则景源之就考试也，岂有私于德寿者哉？然德寿有司也，景源贡士也。以贡士揣知有司之将举我，而就其考试，古之君子必不为也。孟子曰“得之有命”，使景源如可举也，虽无德寿，必得之矣；如不可举也，虽有德寿，必不得也，此景源之所以不就考试者也。
今之贡士不读书，日夜营营求举于有司，而有司以其科目，易骨肉而举之。足下用是为耻辱，退然自晦，未尝一就，有司举而景源不赴考试，则反责之，何其待己甚高，而处人甚卑也？足下之意，闵景源之贫且困，而不知德寿之欲举景源也，故责其不屑科目尔。然区区之守诚，有所不可变者，聊以自列，庶足下有以察之也。
与尹圣范得叙书
[编辑]仆与足下同里而居者三岁矣。足下无疾，未尝不叩仆之门，而仆无疾，亦未尝不至于足下之室也。五月中，仆如广州，病暑以归，而足下又寝疾，不相往还，岂前日交游之乐，过其分而忧及之者邪！
李廷燮称仆之文曰“三百年所未有者”，是妄说也。今足下过信妄说，而请学不腆之文甚勤，何足下之浅且粗也？仆少昏钝，为文词，苦迟不出，既出而又数数改，犹未之至也。宋士行，仆之师友也，其文章非仆之所敢及。吴伯玉，亦仆之师友也，其文章非仆之所敢及。今世之文有二子焉，而仆也尚不能及，则廷燮所谓“三百年所未有者”，于仆何有哉？
仆少孤无所依归，而又抱幽忧之疾，平昼忽忽心不乐，遂游于文词以自慰，非为当时之誉也，亦非为后世之名也。今廷燮之所云云者，仆固不愿也。且足下之于仆也，有邻里之好，有交游之私，而仆犹不敢以区区薄伎，求知于足下，况求知于廷燮邪？然忘大本，而溺于枝叶之词，乃为廷燮所奖引仆之罪也。
今足下闻仆虗誉而轻信之，欲学仆所为文词，仆诚自笑，而且笑足下之误也。孟子曰：“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凡仆之所自贵者，岂文词之谓乎？然文词之贵与不贵，亦不在于廷燮之言也。朴渊诗，如已缮写，可示及。比仆欲得善画者，追去年朴渊之游而为之图，悬诸左右而未能也，足下能遂仆意不？
与尹圣范第二书
[编辑]某白圣范足下：辱书论仆所为《李献可哀词》，载宋文钦，不载足下，若有所分别于三人者，以是足下之心，有不慊者。仆既瞿然，将为足下辩其惑，而前日疾作不报，疏慢之罪亦甚矣。
凡仆之所述，述其事也，述其事者，载其当著之人。昔者孔子之序弟子也，言雍、商则不言师、柴，于师、柴也亦然。而雍也，商也，师也，柴也，孰不可为弟子邪？韩愈氏之序朋友也，称李翺、张籍则不称皇甫湜，于张籍、皇甫湜也亦然。而李翺、张籍、皇甫湜，孰不可为朋友邪？今仆之为哀词，有载足下则载足下，有载文钦则载文钦，焯其事而不张，彰其人而不诬，岂宜累累然著三人者，然后谓之朋友哉？
夫孔子、韩愈氏之言，天下之所师而奉者也，其称于人也必详。然其弟子与朋友，有著有不著者，其与之也同，则其称之也或异，各因事以见于文，无不可也。今仆之为文，虽不敢希于古之人，然其义岂其远乎哉？夫古之交也，求诸心；今之交也，求诸容。古之交也，求诸德；今之交也，求诸声。比于容而不齐于心，肖于声而不师于德，其非朋友之道也明矣。
足下气亮而色和，天性仁厚忠恕，材艺拔乎众，名誉耀乎世，虽一见足下，犹足以为仆之幸。况窃朋友之列，以承教喩，又焉敢自外于足下哉？然仆之所慕在乎道，不欲希合于足下之声与容而已也。然则仆之求异者，恶知其不求同？而足下之求同者，恶知其不求异也？传曰“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谓友争而寡尤也。《记》曰“燕朋逆其师”，谓朋之燕昵而违于道也。
足下之贤，固非仆之所能及，而既以古人之道，相处焉。请与足下为争友，而毋为燕朋，使后世知三人者，其道不相异，卓然有成，则不负于献可。
与李士固思重书
[编辑]景源白：湖中幽旷，而又有田园之乐，士固闲居，穷道艺、治诗书，徜徉乎木石之间，何其守己之静而求志之笃也？
前书论置长史司以遵明制者，非以明制为尽善也，王国之礼当然也。而说者曰：“三十九员，不足以具百官之列。”夫王国之官，有命于天子者，有不命于天子者。命于天子者，固有常数，而不命于天子者，虽无常数，亦不革也。
《周官》曰：“陈其殷，置其辅。”殷也者，适士之谓也；辅也者，庶士之谓也。盖三代诸侯之国，自适士以上，凡三十五人，命于天子，而自庶士以下，不命于天子。然置庶士而不置适士，则无以正百官之名也；置适士而不置庶士，则亦无以备百官之数也。
今王家欲遵明制，则自长史以下三十九员，宜本其名而正其职。如天子之所命者，至于众官，虽不与于是数，亦存之。如不命于天子者可也。
赠序蒙见属，而比苦颈疾，不能沉思为文字，俟少间，乃可作耳。不宣。
与申明宾皓书
[编辑]景源常欲足下于文辞，放权谋而去之，修明仁义，以遵圣人之道。及蒙所谕，终不见合，窃恐足下之明不能察其本也。足下曰：“为苏轼者不当为经术，徒伤于词而道不同。”是足下虽学苏轼之书而不足为知苏轼者也。
轼生长西方，以其父为师、以其弟为友，不得与有道之士遵习礼制。初至京师，群公卿汲汲推挽，名声闻于天下，于是乎自信其才，不复有所增益焉耳。
然其心未始不好经术也。尝在黄州时，作《论语说》五卷，托于宰相文彦博以谓：穷苦多难，寿命不可期，恐此书一朝沦没而不传。轼之文章可传于后世者多，而独眷眷以是为托，其好经术可知矣。
惜乎！轼无师无友，负材而自放。故其所明者智数、所能者言语，卒未有以至于先王之道也。诚使轼自少时获观圣人，闻礼乐仁义之教，又安知其言之不纯于道也？
故凡士之有高世之材者，其始也不得其道，各以所习为述，往往与圣人者异趣尔，非其志本然也。若轼之所谓战国权谋之说岂特为学者所贱？轼且不爱也。故其劝后学，不敢因其习之所蔽而谕之也。其言曰：“积学不倦，落其华而成其实，深愿为礼义君子，不愿丰于材而廉于德也。”然则轼之有志于道也，亦深矣。今足下以经术为伤于词而不为，为道之不一而不为，信其所蔽而莫之改焉，未见其学轼之精也。
景源既辱知于足下，其慕爱之心不在于区区文字之末而已。故虽无材智以辅足下之业，然有所阙差，辄敢相告，久而不休，惟足下亮之。
与金元博茂泽书
[编辑]元博足下辱示文，仆有眩疾，不能读。时时略窥一二篇，虽未辨其精粗浅深，而锵然之声、芬然之光犹使人神定而气清也。
然足下之于文也，似有所希慕中国而为者，可谓惑矣。夫所谓中国者何也？礼义而已矣。礼义明则戎狄可以为中国；礼义不明则中国可以为戎狄。一人之身有时乎中国、有时乎戎狄，固在于礼义之明与不明也。
吴季札闻歌秦曰“美哉！此之谓夏声”，夏声者，中国之声也。秦有夏声者，由襄公征戎复仇，礼义诚明也：此所谓戎狄可以为中国者也。
晋与楚人伐中国，故《经》曰“晋伐鲜虞”，狄之也。郑人从楚而伐卫之丧，故经曰“郑伐许”，狄之也。夫晋也、郑也岂不诚中国哉？然而圣人于《春秋》书晋书郑以狄之何也？无礼、无义，虽中国亦戎狄也：此所谓中国可以为戎狄者也。
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传》曰“吴进矣”，进矣者，进于礼义也。庚辰吴入楚，《传》曰“反其狄道也”，反其狄道者，无礼义也。自庚午而至庚辰才十日尔，吴子十日为中国而反其戎狄之道，此所谓一人之身有时乎中国、有时乎戎狄者也。
夫君子本之以义、文之以礼，为人臣能尽其忠、为人子能尽其孝、为人弟能尽其弟，而中国在其中矣。至于小人则不然，不本之以义、不文之以礼，臣不知其所以为忠、子不知其所以为孝、弟不知其所以为弟，其不同于戎狄也，几希矣。然则中国与戎狄非在外也。
今足下欲学中国而求之言语文字之间，虽能假中国之声而饰之以中国之容，恶足以进之中国哉？譬如楚人口能为周人之言，而身不行周人之道，则是亦楚人而已尔。《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中国之谓也。故中国者人皆有之，惟君子能修其身而章其物，以全其明德之懿。足下如能求诸身则中国亦不远矣。
答任直仲敬周书
[编辑]直仲足下：
仆三月自丹阳郡入仙岩，登赵处士云夕亭，与吴伯玉临澄潭，围棋不返。故太学虽有考试而未之赴焉。彼世俗讥骂之言何足恤哉？
辱惠书。论召穆公为周三公，不能救厉王之祸，共和时摄天子事，及王崩，拥立太子，平淮夷，而《江汉》犹书其名以刺之，甚不然也。
始厉王用荣夷公为卿士，又得卫巫以监谤，贼杀言者。穆公谏曰：“为川者，决之使噵；为民者，宣之使言。塞下之口，遂上之过，恐为社稷之忧。”
厉王不听，虐益甚，诸侯皆叛。故穆公作诗以讽，《民劳》是也。王不用穆公之谏，卒亡天下。言诗者孰谓《江汉》刺穆公也？
共和时上无天子凡十四年，大臣行政以摄天子之事，而穆公能全臣节。及厉王既崩然后立太子，周道复兴，则《江汉》美穆公也，非刺穆公也。诚使穆公立太子于厉王在彘之时，则必知其无共和矣。然厉王未释天位，而大臣又立太子，是中国有二天子也，其可乎？
《江汉》五章称康公以为召祖，至于穆公则名之，所以别于康公也。若康公不见于诗，则穆公不当书名。故《崧高》曰“王命召伯”，召伯者，穆公也。
夫《常武》不名程伯、《六月》不名尹吉甫、《烝民》不名仲山甫，而《江汉》独名穆公，固可疑。
然穆公如有大过，则非特《江汉》名之也，《崧高》亦当名之也。名于《江汉》而不名于《崧高》，安在其刺穆公也？
且穆公既平淮夷，以文德风劝宣王，而宣王能修文德，洽于四方，此穆公一言之功也。又何刺焉？
古之雅颂有变例、有微辞。可以刺而不名之，可以无刺而反名之：此变例也；美之之中有刺之，刺之之中有美之：此微辞也。
世之学者，不穷变例、不明微辞而能得诗人之情者，未之有也。夫《江汉》可以无刺而反名之，谓之变例则可也，谓之微辞则不可也。今足下见其变例而疑其为微辞也，不亦过乎？
齐桓公有功于中国，而《春秋》书“齐小白”者，非贬之也。上称子纠，下称襄公，于桓公则书之名而别之也。故《江汉》之名召穆公，犹《春秋》之名齐桓公也。
比苦热，千万自爱。景源白。
答任直仲第二书
[编辑]辱惠书，论子车氏三子者，以秦之良皆自杀以从穆公，则《黄鸟》名而刺之也宜矣，岂非惑欤？
《黄鸟》曰“歼我良人”，明穆公杀三子也。然首章曰“谁从穆公？子车奄息”，二章曰“谁从穆公？子车仲行”，三章曰“谁从穆公？子车鍼虎”，三子见杀而诗云“从穆公”者，为康公讳也。然则三子非自杀也。如之何其刺之也？
《春秋》之法凡无罪而见杀者，虽大夫亦书之名。陈大夫泄冶见杀，而《经》曰“陈杀其大夫泄冶”，是名之也。楚大夫得臣见杀，而《经》曰“楚杀其大夫得臣”，是亦名之也。晋大夫赵同、赵括见杀，而《经》曰“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是亦名之也。夫泄冶也、得臣也、同也、括也死非其罪，而孔子犹书之名，则《黄鸟》之所以书名者，仆未见其刺三子也。
且古者公卿书官、大夫书字、上士中士书名、下士书人。彼子车氏三子者皆得书名，安知非秦之上士中士乎？
然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彼秦国以人为殉，自武公始，则三子不待临穴而其心必惴惴也，去之可也、徙之可也。不当以百夫之特名于秦国也。
《蒹葭》诗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在水一方而不为秦国之臣，可谓智矣。三子如能去秦国，而在水一方，老死于蒹葭白露之间，使秦人不知其良，则康公必不迫致而内诸圹也。悲夫！三子临其穴然后知栗，亦已晩矣。世之君子观《黄鸟》，可以为戒也。
《春秋传》以杀三子为穆公罪。然《秦誓》曰：“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夫穆公，秦之贤伯也，其生也，犹不欲用勇夫焉，况其死也，又焉用百夫之特哉？故殉葬虽曰“治命”，非其志也，而康公乃迫三子以杀之，甚不仁也。《春秋传》归罪穆公，亦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