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范传 (归有光)
洪范之书起于禹，而箕子传之。圣人神明斯道，垂治世之大法，此必天佑于冥冥之中，而有以启其衷者。故箕子以为传之禹，而禹得之天。汉儒说经，多用纬候之书，遂以为天实有以畀禹。故以洛书为九畴者，孔安国之说；以初一至六极六十五字为洛书者，二刘之说；以戴九履一为洛书者，关朗之说。关朗之说，儒者用之。箕子所言“锡禹洪范九畴”，何尝言其出于洛书？禹所第，不过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从一而数之至于九，特其条目之数。五行何取于一，而福极何取于九也？就如儒者说，洛书之数，纵横变化，其理甚妙；禹顾不用，而姑取自一至九之名，其亦必不然矣！夫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图乱之；洪范之义甚明，而儒者以洛书乱之。其始起于纬书，而晚出于养生之家，非圣人语常而不语怪之旨也。
洪范之书，以天道治人。圣人“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不过行所无事。少有私智于其间，即鲧之“汨陈其五行”也。读洪范者，当知天人浑合一理。吾之所为，即天之道；天之变化昭彰，皆吾之所为；宇宙之间，充满辟塞，莫非是气；而后知儒者位天地、育万物之功，初不在吾性之外。“天阴隲下民”，“天锡禹洪范九畴”，与五纪之天、稽疑之天、庶征之天、五福六极之天，其天一也。
九畴并陈，若无统纪，而义实联络通贯。皇极居中，而以前四畴会为皇极，后四畴皆皇极之所出。五行，天道之常。敬之于五事，所以修己；厚之于八政，所以治人；叶之于五纪，所以钦天。皇极之道，尽之于是。而后以五事施八政，而时用其鼓舞之权，则谓之三德；谋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命龟诹筮，则谓之稽疑；察肃、乂、哲、谋、圣之应，则谓之庶征。以皇极敛福，则有福而无极。前四畴责之于己，治天下之根本要会；后四畴取之于外，治天下之枝叶绪馀。箕子于皇极而言五福，于庶征而言五事，此其可见之端也。敬、农、协、建、乂、明、念、向、威，各以一字该一畴之义。下文不过叙其目而演之，要无出此九字之中矣。敬者，一心之主宰。敬，则五事之则见，而为肃，为乂，为哲，为谋，为圣；不敬，则五事之则失，而为狂，为僭，为豫，为急，为蒙。敬之用非在外也，得其恭、从、明、聪、睿之则而已。
八政者，所以厚民也。为之饮食，为之货贿，为之祭报，为之居室，为之交好，所以厚之也。至于斩伐咸刘，陈于原野，肆之朝市，亦所以厚之也。期于胥匡以生而已矣。人主不达乎厚用之意，则建官立政，漫无可据，此官方之所以错乱也。
五纪者，以岁之数，协月之数；以月之数，协日之数；以日月之数，协星辰之数；以岁、日、月、星辰之数，协历之数。治历明时，随时占候，期于协而已矣。
“建用皇极”者，天于兆庶之中，独命皇以治之，则皇之一身，固斯世之取则。既为斯世之所取则，不可无道以观示之；而所谓道者，又皆斯世之所同然。特彼拘于气禀，狃于习尚，遂不知所以自立；而皇亦不必屑屑焉求治于天下，而惟自尽其所同然者以立于此而风动之，则天下靡然知所向方矣。建者，立于此而则于彼之谓也。
“乂用三德”者，正直、刚柔、弛张变化。当正直而正直，当刚而刚，当柔而柔，视物之所宜，而无取必于其间。此乂用之道也。
稽疑者，有所疑而不明，故稽以明之。事之明者，无待于稽；事之疑者，圣人亦不能不取决于神。“汝则有大疑”，而卿士庶民群言并兴，将谁适从？此卜筮之建，圣人所以斋戒以神明其德者也。人之于天，其精气相感，捷若影响。况人主为天地之心，一念之善，喜见于天，而和气应之；一念之恶，谪见于天，而沴气应之。故欲观己之善恶，当观天之所以为应者以验之。雨、旸、燠、寒、风之时，则知其为肃、乂、哲、谋、圣之应；雨、旸、燠、寒、风之恒，则知其为狂、僭、豫、急、蒙之应。验之为言，如孝子事亲，日候其颜色以为忧喜。此人主事天之诚也。“向用五福”向之，而惟恐民之不得乎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之福。“威用六极”畏之，而惟恐民之或罹于凶短折、疾、忧、贫、恶、弱之极。世之人主知弃极取福矣，孰能向而威之！尧、舜在上，比屋可封，民无凶荒夭札者，此向威之实也。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圣人察五行之性如此；咸、苦、酸、辛、甘，圣人察五行之变化而无所不在如此。圣人之治天下，不过因其下而为之下，因其上而为之上，因其从、革、曲、直为之从、革、曲、直，因其稼穑而为之稼穑；是以天不失时，地不失利，物不失性。以五事则敬；以五纪则协；以皇极则建；以三德则乂；明于稽疑，则有吉而无凶；验于庶征，则得雨、旸、燠、寒、风之时；向于五福，则有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之应。八畴言用，而五行不言用，直言其为五行者如此，而圣人之用可见矣。
禹贡一篇，不过“水曰润下”之一语，而箕子以为彝伦之攸叙者，此也。人在天地之间，有此身，即有貌、言、视、听、思之五事。貌之体本恭，而可以作肃；言之体本从，而可以作乂；视之体本明，而可以作哲；听之体本聪，而可以作谋；思之体本睿，而可以作圣：故五事之言恭、从、明、聪、睿者，犹水之言润下也。此所谓“有物必有则”。形色，天性也。能敬用此五事，则聪明睿知由此而出，“笃恭而天下平”矣。所谓皇极，虽兼总八畴，而其纲又在乎五事之一畴也。八政，唐、虞则属之九官，禹则有六府、三事，周家则谓之六典。即此八政，离合不同。治内之政六，而司寇最后；治外之政二，而师居末。盖食之、居之、教之，如是而后丽于刑，则刑之可以无憾：邦交之礼不失，抚字之恩常洽，如是而不顺，则侵伐不为黩。此顺施之序。五纪虽五，总之实历数之一纪。此亦王者之政，不序于八政之中，所以尊天。盖人主继天以子兆民，俯察民情而为之政，仰观天运而为之纪，以此与八政相对，故不列于八政之中。尧命四子，舜“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虞、夏之间，羲和之职最重。故胤征以“俶扰天纪”誓师。周官归之保章氏。后世益轻，太史公以为近乎卜祝之间也。
皇极一畴言锡福，何也？富寿安逸，人主所欲致之于民，而不能得之于天；惟其使民作善，而期于回天地之气，此其锡福之微者也。福者，天下之所共欲。顾昏迷于行，不知所则效，颠倒悖谬，以自取戾；人君建极以示之，使知所则效，而为善以日图致福之道，是乃聚敛众福以敷锡于民也。庶民得于观感之间，皆于汝之极，保守不敢失坠，以应汝而“锡汝保极”矣。凡天下之无有淫朋比德者，皆皇之化也。夫皇之化斯民，惟是立之则以示之，使之顺治于不识不知之中，而无假于声色之末，此皇建其极之本旨。然而鼓舞振作，长育成就之功，亦时行于其间，于以扶掖引诱，以发其“攸好德”之心。于其有为、有猷、有守者，则爱念之而不忘，不协于极而不罹于咎者，亦受之，而康而色而不拒，所以发其“攸好德”之心。民曰“予攸好德”，则锡之福而知归于极矣。虐茕独而畏高明，政之不平，而人心之所由以不服，皆起于此。皇极之君，必无虐茕独而畏高明，又于其有能者，与之以官，使羞其行，展其材猷，以昌吾之国。又能厚其禄，使之好于而家。亦所以发其“攸好德”之心。盖人而无“攸好德”之心，则虽欲“锡之福”而彼不受，徒为汝之咎矣。“攸好德”者，人之良心动而归极之机也。人主作成一世之人，在于发其“攸好德”之心而已。“攸好德”之福锡，而五福皆锡也。曰“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明以建极为锡福之本。曰“予攸好德”，明以“攸好德”为五福之纲。遵道遵路，即可以见荡荡平平之体。言皇极之化，大普于世，利用出入，莫非是道之昭著也。皇极之道，其所以致民之化如此，是皆天之理、天之训，而人主无丝毫智力于其间。知所谓荡荡、平平、正直者，则知所谓帝之训矣。“凡厥庶民”，“是训是行”。天子之光，如日月之照被，日近日亲而日尊也。“近天子之光”，万物熙熙之景象也。归极之民盖如此。
平康之世，以正直治之；强梗之世，以刚治之；和柔之世，以柔治之；随世而为轻重，易之所以有小过、大过也。然一代之习尚，多从人主性之所近。高明者多于用刚，沉潜者多于用柔，此治体之所以不纯，放在矫而克之。“强弗友”、“燮友”，称其物之所感，此刚克柔克也。高明沉潜，制其性之所偏，亦刚克柔克也。威福玉食之柄不移于下，则正直、刚柔之权在于上矣。
古者尊天而重神，不敢自信，而待于卜筮以取决。而至诚无私之德，常与神明通，是以鬼神应之，各极其理之所至而无毫发之爽，故卜筮必可信，而禹以为治天下之一畴。“择建立卜筮人”而命之卜筮，盖其重也如此。卜之体色墨拆，有雨、霁、蒙、驿、克之五兆，占之变化往来，有贞、悔之二体。于其差忒不齐之中，而衍之以观其从违。金縢“卜三龟”，大诰“朕卜并吉”，士丧礼卜葬。卜者三人，古者卜筮皆用三人。盖吾之所甚严而信之者，仅取衷于一人，时或不能与神明会，故详以求之。“龟从、筮从”，盖卜筮兼举，而龟筮协从。大事先筮而后卜，晋侯得阪泉之兆，赵鞅遇水适火，又筮之，是也。又有独用之者。卜稽如台，梦协朕卜，卜河朔黎水，予得吉卜，“卜筮不相袭”是也。龟筮共违于人，虽于卿士、庶民有不恤。夫既谓之大疑，则固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知之者，蓍龟之理微矣。雨、旸、燠、寒、风者，天地惨舒之气，而系于人主视、听、言、貌之间。盖天人相感之机，有不可诬者，故箕子以意类明之。五者来备，各以其叙，所谓时也。极备极无，所谓恒也。雨、旸、燠、寒、风之时不同，其为休之征同也。故以五事之修类属之，以为其当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肃之必为雨、乂之必为旸、哲之必为燠、谋之必为寒、圣之必为风者，不可得也。雨、旸、燠、寒、风之恒不同，其为咎之征同也。故以五事之不修类属之，以为其当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狂之必为雨、僭之必为旸、豫之必为燠、急之必为寒、蒙之必为风者，亦不可得也。汉儒不原箕子之意，规规然务离而析之，所以流为灾异之学。庶征以天道人事相推较，故又借岁、月、日、星为王与卿士、师尹、庶民之喻。盖旁衍及之，非本畴之正传。岁以统月，月以统日，岁与日月运行不息，而成生物之功。王以统卿士，卿士统师尹，王与卿士、师尹勤职不懈，而致天下之治。积日成月，散月于日而月不见；积月成岁，散岁于月而岁不见。君臣上下小大繁简之致见矣。岁、月、日、时无易者，王、卿士、师尹不失其职。此百谷之所以成，乂之所以明，俊民之所以章，家之所以平康，而为治之征也。日、月、岁、时既易者，王、卿士、师尹失其职。此百谷之所以不成，乂之所以昏，俊民之所以微，家之所以不宁，而为乱之征也。治与乱，存乎其职之失与不失而已矣。王、卿士、师尹以职言，庶民之可言者，情也。如星有好风好雨，有所好者，庶民之情也。庶民不能自致，则固卿士、师尹之责耳。日月之行而有冬夏，月之从星而有风雨，上之举动系乎民之休戚者如此也。月入箕则多风，离毕则多雨，宿轸则雨，宿井则风，风雨以其气相感，故谓星之有好风好雨也。福极，天之所命者，而人主制其权。故养之而可以使之寿，厚之而可以使之富，节其力而可以使之康宁，教之而可以使之“攸好德”，不伤之而可以使之“考终命”。然有养之、厚之、节之、教之、不伤之所不能及者，故必有潜移默夺于冥冥之中，此所以为位育之极功，而居九畴之终也。
昔王荆公、曾文定公皆有洪范传，其论精美，远出二刘、二孔之上。然予以为先儒之说亦时有不可废者，因颇折衷之，复为此传。若皇极言“予攸好德”，即五福之“攸好德”，而所谓锡福者，锡此而已。箕子丁宁反复之意，最为深切，古今注家未之及也。不敢自谓有得箕子之心于千载之下，然世之君子，因文求义，必于予言有取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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