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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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公二首

曹公欲以爱女嫁丁仪，五官中郎将曰：“妇人观貌，而丁仪目眇，恐爱女不悦。”后公与仪会，因坐而剧谈，勃然起曰：“丁掾好士，即使其两目盲，犹当嫁女与之，何况但眇。是儿误我！”呜呼！曹公爱才而忘其眇，爱才而忘其爱，爱才而忘其女之所不爱，若曹公真可谓爱才之极矣！然丁掾亦何可当也？夫人以目眇为病，而丁掾独以目眇见为奇，吾是以知曾公之具眼矣。是故独能以双眼视丁掾也。是故丁掾可以失爱女，而不可以失岳翁！纵可以不称岳翁，而不得不称以知已之主！

又

魏武病头风，方伏枕时，一见陈琳檄，即跃然起曰：“此愈我疾！此愈我疾！”夫文章可以起病，是天下之良药不从口入而从心授也即起于见文章，是天下之真药不可以形求，而但可以神领也。夫天下之善文章，如良医之善用药，古今天下亦不少矣。故不难于有陈琳，而独难于有魏武。设使呈陈琳之檄于凡有目者之前，未必不皆以为好，然未必递皆能愈疾也。

唯愈疾，然后见魏武之爱才最笃，契慕独深也。故吾不喜陈琳之能文章，而喜陈琳之遇知己。

盖知己甚难，虽琳亦不容不怀知己之感矣。唐之明皇，岂不是能文章者？然杜甫《三大礼赋》，浩然“不才”诗，已弃之如秦、越人矣，况六朝之庸主哉！况沈、谢引短推长，僧虔秃笔自免，孝标空续《辨命》哉！

杨修

史称丞相主簿杨修谋立曾植为魏嗣，曹丕患之，以车载废麓，内吴质与之谋。修以白操，丕大惧，质曰：“无害也。”明日复以麓载绢而入，推验无人，操由是疑。又修每当就植，虑有关白，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馀条，敕门下随问应答。于是教裁出，答即入，操怪之，乃收杀修。此为实录矣。或以修聪敏异常，又与袁氏为婚，故曹公忌之。夫曹公爱才，今古所推，虽祢正平之无状，犹尔相容，陈孔璋之檄辱及父祖，且收以为记室，安得有此？且有此，安得兼群雄而并天下也？其欲谋立临淄，为丕等所谮是的，盖临淄本以才捷爱幸，秉意投修，故修亦自以植为知己。植既数与修书，无所避忌，修亦每于操前驰骋聪明，则修之不善韬晦，自宜取败。修与祢正平、孔北海俱相知，俱是一流人，故俱败。

反骚

朱子曰：“雄少好辞赋，慕司马相如之作，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郴流涕焉。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以吊屈原云。”李生曰：《离骚》离优也；《反骚》，反其辞，以甚忧也，正谓屈子翻愁结耳。此以世不足愤，其愤世也益甚；以俗为不足嫉，其嫉俗愈深。以神龙之渊潜为懿，则其卑鄙世人，驴骡下上，视屈子为何物，而视世为何等乎？盖深以为可惜，又深以可怜，痛原转加，而哭世转剧也。夫有伯夷之行，则以饿死为快；有士师之冲，则以不见羞汗为德：各从所好而已。若执夷之清而欲兼柳之和，有惠之和又欲并夷之清，则惠不成惠，夷不成夷，皆假焉耳。屈子者夷之伦，扬雄者惠之类，虽相反而实相知也，实未郴相痛念也。此假人者岂但不知雄，而亦岂知屈乎？庙柳柳州有云：“委故都以从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视其颠覆兮，又岂先生之所志？穷与达其不渝兮，夫唯服道而守义。吁嗟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犹仿佛其文章。托遗编而叹喟兮，涣予涕其盈眶¨今之人兮，庸有虑时之否臧？退默然以自服兮，曰吾言之而不行！”其伤今念古，亦可感也！独太史公《屈原传》最得之。

史记屈原

夫为井者泄淤泥而莹清泉，可以汲矣，而乃不汲，真不能不令人心恻也。故知王明则臣主并受其福，不明则臣主并受其辱，又何福之能得乎？然则怀王客死于秦，屈原沉没于渊，正并受其辱者耳，曷足怪也！张仪侮弄楚怀，直似儿戏，屈原乃欲托之为元首，望之如尧、舜、三王，虽忠亦痴。观者但取其心可矣。昏愚庸主有何草制可定，左右近侍绝无与原同心者，则原亦太孤孑而无助矣。且所草稿既未定，上官大夫等安得见之？既得而见，则是吾示天下以公也。公则无有我人，又何待夺，又何夺之而下与乎？即椎以为上官大夫之能可也，不待彼有夺意斯善矣。此以人事君之道，臣之所以广忠益者，真大忠也，甚不可以不察也。

渔父

细玩此篇，毕竟是有此渔父，非假设之辞也。观其鼓枻之歌，迥然清商，绝不同调，末即顿显拒绝之迹，遂去不复与言，可以见矣。如原决有此见，肯沈汨罗乎？实相矛盾，各执一家言也。公为渔父则易，为屈于则难，屈子所谓邦无道则愚以犯难者也。谁不能智，唯愚不可及矣。渔父之见，原亦知之，原亦能言之，则谓为屈原假设之词亦可。

招魂

朱子曰：“古者人死，则以其上服升屋履危，北面而号曰‘皋某复’。遂以其衣三招之而下以覆尸。此礼所谓复也。说者以为招魂复魂，有祷祠之道，尽爱之心，盖犹冀其复生耳。如是而不生，则不生矣，于是乃行死事。而峻之俗，乃或以施之生人，故宋玉哀闵屈原放逐，恐其魂魄离散，遂因国俗，托帝命，假巫语以招之。其尽爱致祷，犹古遗意。是以太史公读之而哀其志焉。”

李生曰：上帝命巫阳占筮屈平所在，与之魂魄。巫阳谓屈原放逐江南，魂魄不复日久，不待占而后知，筮而后与也。公宜即差掌梦之官往招其魂，速之来归耳。夫返魂还魄，生死肉骨，天帝专之，乃使阳筮之，帝之不足为明矣。故阳谓帝命难从，而自以己情来招引之也。天帝亦遂辞巫阳，而谢不能复用屈原焉。盖玉自比巫阳，而以上官、子兰等比掌梦之官，以怀、襄比天帝，辞意隐矣。其招之辞，只述上下四方之不可久处，但道故国土地、饮食、宫室、声妓、宴游之乐，宗族之美，绝不言当日事，可谓至妙至妙。善哉招也！痛哉招也！乐哉招也！同时景差亦有《大招辞》。至汉时淮南小山作《招隐士》。朱子曰：“淮南王安好招致宾客，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词赋，以类相从，或称大山，或称小山，汉《汉文志》有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是也。”王逸云：“小山之徒，闵伤屈原身虽沉没，名德显闻，与隐山泽无异，故作《招隐士》之赋以彰其志。”

诫子诗

“明者处世，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于道相从。首阳为拙，柳惠为工ˉ食安步，以仕代农；依隐玩世，诡谲不逢。古尽身危，好名得华。有群累生，孤贵失和。遗馀不匮，自尽无多。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

卓吾子曰：既云随时之宜，则首阳非拙；既云无有常家，则何必柳下而后为工？

班固赞曰：“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而扬雄亦以朔‘言不纯师，行不纯德，其流风遗书蔑如’也。然朔名过实者，以其诙达多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不穷似智，正谏似直，秽德似隐。盖夷、齐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其滑稽之雄乎！”

卓吾子曰：向既称朔口谐辩倡，则是论胜也，而曰“不能持论”何哉？向之所谓论者，向去朔未远，千载而上，恍然犹将见之，而问于长老之在朔时者，向可知也”朔时，朝野无半人知朔，唯武帝知朔，故朔有谏必听。此同时诸长老，谁是知朔者而问朔也？不见设客难乎？吁！“言不纯师，行不纯德，（其）流风遗书篾如”乎不也？雄之为人益可知矣。卑卑弄其唇吻，欲以博万世之名，视朔奚啻霄壤！予此参驳，当为朔、雄实录。

非有先生论

遇得其人，则一言以兴；遇不得其人，则一言遂死。千载遇少而不遇多，此志士所以在山，仁人所以尽养寿命也。唯其不忍为，是以莫肯为，歌咏弹琴，乐而忘死，宜矣。然则东方生盖亦幸而遭遇汉武者也。人谓大隐居市朝，以东方生为朝隐。噫！使非武帝爱才知朔如此，敢一日而居市朝之间哉？最先避世而歌德衰者朔也。

子虚

子虚班固曰：“史迁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音，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余谓扬雄此言非但不知人，亦且不知文；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言，非但不知言，亦且不知讽矣。既不知讽，宜其剧秦而美新也。

贾谊

班固赞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尽（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要于事者著于《传》云。”

李卓吾曰：班氏文儒耳，只宜依司马氏例以成一代之史，不宜自立论也。立论则不免搀杂别项经史闻见，反成秽物矣。班氏文才甚美，其于孝武以前人物，尽依司马氏之旧，又甚有见，但不宜更添论赞于后也。何也？论赞须具旷古双眼，非区区有文才者所能措也。刘向亦文儒也，然筋骨胜，肝肠胜，人品不同，故见识亦不同，是儒而自文者也。虽不能超于文之外，然与固远矣。

汉之儒者咸以董仲舒为称首，今观仲舒不计功谋之云，似矣。而以明灾异下狱论死，何也？夫欲明灾异，是欲计利而避害也。今既不肯计功谋利矣，而欲明灾异者何也？既欲明灾异以求免于害，而又谓仁人不计利，谓越无一仁又何也？所言自相矛盾矣。且夫天下曷尝有不计功谋利之人哉！若不是真实知其有利益于我，可以成吾之大功，则乌用正义明道为耶？

其视贾谊之通达国体，真实切用何如耶？班氏何知，知有旧时所闻耳，而欲以贬谊，岂不可笑！董氏章句之儒也，其腐固宜。虽然，董氏特腐耳，非诈也，直至今日，则为穿窬之盗矣。

其未得富贵也，养吾之声名以要朝廷之富贵，凡可以欺世盗名者，无所不至。其既得富贵也，复以朝廷之富贵养吾之声名，凡所以临难茍免者，无所不为。岂非真穿窬之人哉！是又仲舒之罪人，班固之罪人，而亦敢于随声雷同以议贾生，故余因读贾、晁二子经世论策，痛班氏之溺于闻见，敢于沦议，遂为歌曰：驷不及舌，慎莫作孽！通达国体，刘向自别。三表五饵，非疏匪拙。此何人斯？千里之绝。汉廷诸子，谊实度越。利不可谋，何其迂阔！何以用之？皤须鹤发。从容庙廊，冠冕佩抉。世儒拱手，不知何说。

晁错

班固赞曰：“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其父睹之，经于沟渎，亡益救败，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故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

卓吾曰：晁错对策，直推汉文于五帝，非谀也，以其臣皆莫及也。故曰：“五帝神圣，其臣莫及，而自亲事。”亲事则不可不知术数矣。今观其时在廷诸臣，仅贾生耳。贾生虽千古之英，然与文帝远矣，是岂文帝咸有一德之臣乎？夫既不得如五伯之佐，贤于其主，又不得如三王之臣，复与主而俱贤，则孝文真孤立无辅者矣。是故晁错伤之，而推之以与五帝并也。然谓汉文无辅则可，谓其不知术数则不可。夫治国之术多矣，若谓人尽不知术数，必欲其皆就已之术数，则亦岂得谓之知术数哉？汉文有汉文之术数也，汉高有汉高之术数也，二五帝伯又自有二五帝霸之术数也。以至六家九流，凡有所挟以成大功者，未郴皆有真实一定之术数。唯儒者不知，故不可以语治。虽其间亦有一二偶合，然皆非性定神契，心融才会，真若执左券而后为之者也。是故因其时，用其术，世无定时，我无定术，是之谓与时消息而已不劳，上也。执其术，驭其时，时固无常，术则有定，是之谓执一定以应于无穷，次也，若夫不见其时，不知其术，时在则术在，而术不能违时；术在则时在，而时亦不能违术：此则管夷吾诸人能之，上之上也。若晁错者，不过刑名之一家，申、商之一术，反以文帝为不知学术，而欲牵使从已，惑矣！

夫申、商之术，非不可平均天下，而使人人视之尽如指掌也，然而祸患则自己当之矣。

故错以其残忍刻薄之术，辅成太子，而太子亦卒用彼残忍刻薄之术，还害其身。呜呼！孰知错伤文帝之无辅，而其父反以伤晁错之无父乎！是故国尔忘家，错唯知日夜伤刘氏之不尊也。

公尔忘私，而其父又唯知日夜伤晁氏之不安矣。千载之下，真令人悲伤而不可已，乃班固反讥其父不能学赵母，谬哉！

绝交书

此书若出相知者代康而为之辞则可；若康自为此词，恐无此理。涛之举康，盖所谓真相知者；而康之才亦实称所举。康谓己之情性不堪做官，做官必取祸，是也；谓涛不知己，而故欲贻之祸，则不是。以己为鸳雏，以涛为死鼠，又不是。以举我者为不相知，而直与之绝，又以己为真不爱官，以涛为爱官者，尊己卑人，不情实甚，则尤为不是矣。呜呼！如康之天才，稍加以学，抑又何当也，而肯袭前人之口吻，作不情之遁辞乎？然此书实峻绝可畏，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其人。毋曰余贬康也，全为上上人说耳。

养生论

嵇、阮称同心，而阮则体妙心玄，一似有闻者，观其放言，与孙登之啸可睹也。若向秀注《庄子》，尤为已见大意之人，真可谓庄周之惠施矣。康与二子游，何不就彼问道？今读《养生论》全然不省神仙中事，非但不识真仙，亦且不识养生矣。何以当面蹉过如此耶？以此聪明出尘好汉，虽向、阮亦无如之何，真令人恨恨。虽然，若其人品之高，文辞之妙，则岂“七贤”之所可及哉！

琴赋

《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人邪恶，归于正道，故谓之琴。”余谓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人知口之吟，不知手之吟；知口之有声，而不知手亦有声也。如风撼树，但见树鸣，谓树不鸣不可也，谓树能鸣亦不可。此可以知手之有声矣。听者指谓琴声，是犹指树鸣也，不亦泥欤！尸子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因风而思民愠，此舜心也，舜之吟也。”微子伤殷之将亡，见鸿雁高飞，援琴作操，不敢鸣之于口，而但鸣之于手，此微子心也，微子之吟也。文王既得后妃，则琴瑟以友之，钟鼓以乐之，向之展转反侧，寤寐思（复）者，遂不复有，故其琴为《关雎》。而孔子读而赞之曰：“《关雎》乐而不淫。”言虽乐之过矣，而不可以为过也。此非文王之心乎？非文王其谁能吟之？汉高祖以雄才大略取天下，喜仁柔之太子既有羽翼，可以安汉；又悲赵王母子属在吕后，无以自全。故其倚瑟而歌鸿鹄，虽泣下沾襟，而其声慷慨，实有慰藉之色，非汉高之心乎？非汉高又孰能吟之？

由此观之，同一心也，同一吟也，乃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夫心同吟同，则自然亦同，乃又谓“渐近自然”，又何也？岂非叔夜所谓未达礼乐之情者耶！故曰：“言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康亦曰：“复之不足，则吟咏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则寄言以广意。”傅仲武《舞赋》云：“歌以咏言，舞以尽意。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以意尽于舞，形察于声也。由此言之，有声之不如无声也审矣，尽言之不如尽意又审矣。然则谓手为无声，谓手为不能吟亦可。唯不能吟，故善听者独得其心而知其深也，其为自然何可加者，而孰云其不如肉也耶？吾又以是观之，同一琴也，以之弹于袁孝尼之前，声何夸也？以之弹于临绝之际，声何惨也？琴自一耳，心固殊也。心殊则手殊，手殊则声殊，何莫非自然者，而谓手不能二声可乎？而谓彼声自然，此声不出于自然可乎？故蔡邕闻弦而知杀心，钟子听弦而知流水，师旷听弦而识南风之不（兢），盖自然之道，得手应心．其妙固若此也。

幽愤诗

康诣狱明安无罪，此义之至难看也，诗中多自责之辞，何哉？若果当自责，此时而后自责，晚矣，是畏死也。既不畏死以明友之无罪，又复畏死而自责，吾不知之矣。夫天下固有不畏死而为义者，是故终其身乐义而忘死，则此死固康之所快也，何以自责为也？亦犹世人畏死而不敢为义者，终其身宁无义而自不肯以义而为朋友死也，则亦无自责时矣。朋友君臣，莫不皆然。世未有托孤寄命之臣，既许以死，乃临死而自责者。“好善暗人”之云，岂别有所指而非以指吕安乎否耶？当时太学生三千人，同日伏阙上书，以为康请，则康益可以死而无责矣。钟会以反虏乘机害康，岂康尚未之知，而犹欲颐性养寿，改弦易辙于山阿岩岫之间耶？此岂嵇康颐性养寿时也？余谓叔夜何如人也，临终奏《广陵散》，必无此纷坛自责，错谬幸生之贱态，或好事者增饰于其间耳，览者自能辩之。

酒德颂

《法言》曰：“螟岭之子，蜾赢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李轨曰：“螟岭涉，蜾惠峰虫′虫无子，取涉蔽而殪之，幽而养之，祝曰‘类我’，久则化成蜂虫矣。”此颂唯结语独新妙，非《法言》引用意，读者详之！今人言养子为螟蛉子即此。然则道学先生、礼法俗士，举皆蜂虫之螟蛉于哉！犹自谓二豪，悲欤！

思旧赋

向秀《恩旧赋》只说康高才妙技而已。夫康之才之技，亦今古所有；但其人品气骨，则古今所希也。岂秀方图自全，不敢尽耶？则此赋可无作也，旧亦可无尔思矣。秀后康死，不知复活几年，今日俱安在也？康犹为千古人豪所叹，而秀则已矣，谁复更思秀者，而乃为此无尽算计也耶！且李斯叹东门，比拟亦大不伦。“竹林七贤”，此为最无骨头者，莫曰先辈初无臧贬“七贤”者也。

杨升庵集

余读先生文集有感焉。夫古之圣贤，其生也不易，其死也不易。生不易，故生而人皆仰；死不易，故死而人尔思。于是乎前面生者，犹冀有待于后世；后而生者，又每叹恨于后时；同时而生者，又每每比之如附骥，比之如附青云。则圣贤之生死固大矣。

余读先生文集，欲求其生卒之年月而不得也。遍阅诸序文，而序文又不载。此盖以为序人之文，只宜称赞其文云耳，亦犹序学道者必大其道，叙功业者必大其功，叙人品者必表扬其古，而岂知其不然乎？盖所谓文集者，谓其人之文的然必可传于后世，然后集而传之也。

则其人之文当皎然如日星之炳焕，凡有目者能睹之矣，而又何籍于叙赞乎？彼叙赞不已赘乎？

况其人或未必能文，则又何以知其文之必可传，面遂赞而序之以传也？故愚尝谓世之叙文者多，其无识孙子欲借他人位望以光显其父祖耳。不然，则其势之不容以不请，而又不容以不文辞者也。夫文而待人以传，则其文可知也，将谁传之也？若其不敢不请，又不敢辞，则叙文者亦只宜直述其生卒之日，与生平之次第，使读者有考焉斯善矣。

吁！先生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而终身不得一试，故发之于文，无一体不备，亦无备不造，虽游其门者尚不能赞一辞，况后人哉！于是以窃附景仰之私，欲考其生卒始末，履历之详，如昔人所谓年谱者，时时置几案间，俨然如游其门，蹑而从之。而序集皆不载，以故恨也。况复有矮子者从风吠声，以先生但可谓之博学人焉，尤可笑矣！

蜻蛉谣

古今人情一也，古今天下事势亦一也。某也从少至老，原情论势，不见有一人同者，故余每每惊讶，以为天何生我不祥如此乎！夫人性不甚相远，而余独不同，非不祥而何？余初仕时，亲见南倭、北虏之乱矣；最后入滇，又熟闻土官徭僮之变矣。大概读书食禄之家，意见皆同，以余所见质之，不以为狂，则以为可杀也。今读先生集，记姜公事。姜公之心正与余合，而先生取之如此，则知先生唯不用，用必为姜公无疑矣。生虽后时，见符前哲，亦可以证余生之非不样也。因喜录此。

唐贵梅传

升庵先生《孝烈妇唐贵梅传》曰：“烈妇姓唐，名贵梅，池州贵池人也。笄年适朱，夫贫且弱。有老姑者，悍而淫，少与徽州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复至池，见妇悦之，密以金帛赂姑。姑利其有，诲妇淫者以百数，弗听；迫之，亦弗听，加以棰楚，又弗听；继以炮烙，体无完肤，终不听。姑乃以妇不孝讼于官。通判慈溪毛玉受赂，倍加刑焉。本几死，然终不听也。商犹慕其色，令姑宾之。亲党咸劝妇曰：‘何不吐实？’妇曰：‘若然，全吾名而污吾姑乎？’乃夕易褂襡，雉经于后园古梅树下∶不知也。及旦，手持桑杖，将入室挺之。且骂且行，曰：‘恶奴！早从我言，得金帛享快乐，今定何如也？’入室无见，寻至树下，乃知其死，因大恸哭。亲党咻曰：‘生既以不孝讼，死乃称妪心，何以恸哭为？’姑曰：‘妇在，吾犹有望；妇死，商人必倒赃。吾是以哭，非哭恶奴也。’尸悬于树三日，颜如生，樵夫牧儿见者咸堕泪。每岁梅月之下，隐隐见其形。有司以府官故，终不敢举节。余舅氏喻士积薄游至池，闻其事，作诗吊之，归，属慎为传其事。呜呼！妇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为名，死于梅之株。冰操霜清，梅乎何殊！既孝且烈，汗青宜书。有司失职，咄哉可吁！乃为作传，以附露筋碑之跗。”

卓吾子曰：先王教化，只可行于穷乡下邑，而不可行于冠裳济济之名区；只可行于三家村里不识字之女儿，而不可行于素读书而居民上者之君子。池州通判毛玉，非素读书而居民上之君子乎？慈溪为县，又非毛玉所产之巨邑名区乎？今通判贪贿而死逼孝烈以淫，素读书而沐教化者如此，孝烈唐贵梅宁死而不受辱，未曾读书而沐圣教者如彼：则先王之教化亦徒矣。“孝烈”二字，杨太史特笔也。夫贵梅之死烈矣，于孝何与？盖贵梅所以宁死而不自白者，以姑之故也。不然，岂其不切齿痛恨于贿嘱之商，而故忍死以为之讳哉？书曰“孝烈妇”，当矣。死三日而尸犹悬，颜如生，众人虽知而终不敢举，每岁之暮，白月照梅，隐隐如见，犹翼有知者乎？吁！今之官府，不但此等之死不肯代白，纵有别项容易表白者，亦必有势与力而后肯。孰知数千里之外，无干与之人，不用请求而遂以孝烈传其事也？杨太史当代名流，有力者百计欲借一言以为重而不得，今孝烈独能得太史之传以自昭明于百世，孝烈可以死矣。

设使当其时贵池有贤者果能慨然白之于当道，亦不过赐额挂匾，了一故事耳矣，其谁知重之乎？自此传出，而孝烈之形，吾知其不复重见于梅月之下也！升庵之闻，闻于舅喻士积。士积夙游贵池，亲见其事，曾为诗以吊之，故升庵作传，具载士积见闻始未，以上积可信也。

然则此传不但孝烈藉以章显，士积亦附以著名矣，传岂徒作耶！

嗟嗟！毛通判当日之为，亦只谓贪其贿而人莫知也——贵梅已死，而谁为白也。孰知不白于贵池而卒白于新都乎？今《升庵文集》盛行于世，夫谁不知传其事于此集之中者？贵池人士咸知有赃吏毛玉受贿而死逼孝烈以淫也，慈溪人士亦咸知有乡官毛玉受贿而死逼孝烈以淫也。毛玉唯无孙子则已，茍有子，则必不敢认毛玉以为父；茍有孙，则必不敢认毛玉以为祖矣。盖同乡少年倾慕太史之日久矣，读其书，阅其事，则必私相告语。私相告语，未有不窃笑而背骂者。夫毛玉之心，本欲多积金钱以遗其孙子，使孙子感己也，又安知反使孙子不敢认己也哉！太史之传，严于先王之教化明矣。余谓此传有裨于世教者弘也，故复亟读而详录之，以为孝烈之外传云。

茶夹铭

唐右补阙綦毋旻著《代茶饮序》云：“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耗精，终身之苦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害则不谓茶灾。”余读而笑曰：“释滞消壅，清苦之益实多，瘠气耗精，情欲之害最大。获益则不谓茶力，自害则反谓茶殃。”吁！是恕已责人之论也。乃铭曰：我老无朋，朝夕唯汝。世间清苦，谁能及子？逐日子饭，不辨几钟，每夕余酌，不问几许。夙兴夜寐，我愿与子终始。子不姓汤，我不姓李，总之一味清苦到底。

李白诗题辞

升庵曰：“白慕谢东山，故自号东山李白。古子美云‘汝与东山李白好’是也。刘昫修《唐书》，乃以白为山东人、遂致纷纷耳。”因引曾子固称白蜀郡人，而取《成都志》谓白生彰明县之青莲乡以实之。卓吾曰：蜀人则以白为蜀产，陇西人则以白为陇西产，山东人又借此以为山东产，而修入《一统志》、盖自唐至今然矣。今王元美断以范传正《墓志》为是，曰：“白父客西域，逃居绵之巴西，而白生焉。是谓实示。”呜呼！一个李白，生时无所容入，死而千百馀年，慕而争者无时而已。余谓李白无时不是其生之年，无处不是其生之地。

亦是天上星，亦是地上英。亦是巴西人，亦是陇西人，亦是山东人，亦是会稽人，亦是浔阳人，亦是夜郎人。死之处亦荣，生之处亦荣，流之处亦荣，囚之处亦荣，不游不囚不流不到之处，读其书，见其人，亦荣亦荣！莫争莫争！

伯夷传

真西山云：“此传姑以文取。”杨升庵曰：“此言甚谬。若道理有戾，即不成文，文与道岂二事乎？益见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补订《伯夷传》者，异哉！”又曰：“朱晦翁谓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太史公作《伯夷传》满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也。”

卓吾子曰：“何怨”是夫子说，“是怨”是司马子长说，翻不怨以为怨，文为至精至妙也。何以怨？怨以暴之易暴，怨虞、夏之不作，怨适归之无从，怨周土之蔽之不可食，遂含怨而饿死。此怨曷可少也？今学者唯不敢怨，故不成事。

岳王并施全

宋赠鄂王岳飞隘忠武，其文曰：“李将军口不出辞，闻者流涕；蔺相如身虽已死，凛然犹生。”又曰：“易名之典虽行，议礼之言未一。始为忠湣之号，旋更武穆之称。获睹中兴之旧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实，仍采勘定祸乱之文。合此两言，节其一惠。昔孔明之志兴汉室，子仪之光复唐都，虽计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异。垂之典册，何嫌今古之间辞；赖及子孙，将与山河而并久。”杨升庵曰：“今天下岳祠皆称武穆，此宋定之谥也，称忠武为宜。”又曰：“朱文公云：‘举世无忠义，这些正气忽自施全身上发出来。’故《续纲目》书施全刺秦桧不克而死，亦文公遗意也。近有人云：‘今之岳祠多铸贼桧像，跪缚门外”更铸施全像，立在左，持刀砍桧乃得。’”李卓吾曰：此论甚当，甚有益风教。倘札官言官肯上一疏，则忠武之谥，晓然于百世；施全之忠，暴白于圣朝矣。不然，人人未得知也。

张千载

庐陵张千载，字毅甫，别号一鹗，文山之友也。文山贵时，屡辟不出。及文山自广败还，至吉州城下，千载潜出相见，曰：“丞相往燕，千载亦往。”往即寓文山囚所近侧，三年供送饮食无缺。又密造一椟，文山受命日，即藏其首，访知夫人欧阳氏在俘虏中，使火其尸，然后拾骨置囊，舁椟南归，付其家安葬。是日，文山之子梦其父怒曰：“绳钜未断！”其子惊觉，遽启视之，果有绳束其发。李卓吾既书其事，遂为之赞曰：不食其禄，肯受其缚！一绳未断，如锥刺腹。生当指冠，死当怒目。张氏何人，置囊舁椟。生死交情，千载一鹗！

李涉赠盗

唐李涉《赠盗》诗曰：“相逢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刘伯温《咏梁山泊分赃台》诗云：“突剡台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赢。饮泉清节今寥落，何但梁山独擅名！”《汉书》云：“吏皆虎而冠。”《史记》云：“此皆劫盗而不操戈矛者。”

李卓吾曰：此皆操戈矛而不畏官兵捕盗者。因记得盗赠官吏亦有诗一首，并录附之：未曾相见心相识，敢道相逢不识君？一切萧何今不用，有赃抬到后堂分。肯怜我等夜行苦，坐者十三行十五。若谓私行不是公，我道无私公奚取？君倚奉公戴虎冠，谁得似君来路宽？月有棒钱日有廪，我等衣食何盘桓！君若十五十三俱不许，我得持强分廪去，驱我为盗宁非汝！

封使君

古传记言汉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化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即去不复来。其地谣曰：“莫学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张、禺有诗云：“昔日封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吃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即惭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动牙齿。”

又曰：“昔时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或曰此诗太激。禺山曰：“我性然也。”升庵戏之曰：“东坡嬉笑怒骂皆成诗，公诗无嬉笑，但有怒骂耶？”李卓吾复谑之曰：果哉怒骂成诗也！升庵此言，甚于怒骂。

宋统似晋

先生谓宋统似晋，余谓宋多贤君，晋无一主，即宋艺祖以比司马炎何如也？唯其仁柔，是以怯弱，然爱民好士之报，天亦不爽矣。徽、钦虽北辕，与怀、湣青衣行酒，跳足执盖，实大迳庭。天之厚宋，亦可知也。唐虽稍得，然无主不乱，个个出走。自五丁开道以来，巴蜀遂为唐帝逃窜后户，与汉已大不侔矣。故谓宋比汉不得则可，谓比唐不得则不可，况比晋乎？晋之司马懿，一名柔奸家奴也，更加以司马师之强悍，马司昭之弑夺，而何可以比艺祖？

司马炎一名得志狭耶也，更济以贾南风之淫妒，问公私之虾蟆，而何可以比太宗？况仁宗四十年恭俭哉，神宗励精有为哉！所恨宋主无一刚耳。故余谓唐、宋一也，比之晋则已甚。若康节不答国祚之问，唯取架上《晋纪》以示，见徽、钦事符怀、湣，南渡事似江东，非以是遂为晋比也。

逸少经济

先生谓逸少“识虑精深，有经济才，而为书名所盖，后世但以翰墨称之，艺之为累大哉！”

卓吾子曰：艺又安能累人？凡艺之极精者，皆神人也，况翰墨之为艺哉！先生偏矣！或曰：先生盖自寓也。

孔北海

“北海大志直节，东汉名流，而与‘建安七子’并称；骆宾王劲辞忠愤，唐之义士，而与‘世拱四杰’为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闲，可惜也！”

卓吾子曰：文章非末技，大闲岂容掩？先生差矣！或曰：先生皆自况也。

经史相为表里

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

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

故谓六经皆史可也。

锺馗即终葵

杨升庵曰：“《考工记》云：‘大圭首终葵。’注：‘终葵，椎也。齐人名椎曰终葵。’盖言大圭之首似椎也。《金石录》以为晋、宋人名。夫以终葵为名矣，后又讹为锺馗。俗又画一神像帖于门首，执椎以击鬼。好怪者便傅会说锺馗能啖鬼。画士又作《锺馗元夕出游图》，又作《锺馗嫁妹图》。文士又戏作《锺馗传》，言锺馗为开元进士，明皇梦见，命工画之。按孙逖、张说文集有《谢赐锺馗画表》，先于开元久矣，亦如石敢当，《急就章》中虚拟人名也。俗便立石于门，书‘太山石敢当’，文人亦作《石敢当传》。昧者相传，便谓真有其人矣。”

卓吾子曰：莫怪他谓真有其人也，此物比真人还更长久也。且先生又安知不更有锺馗其人乎？终葵二字，亦是后人名之耳。后人可以名终葵，又后人独不可以名锺馗乎？假则皆假，真则皆真，先生勿太认真也！

先生又曰：“苏易简作《文房四谱》云：‘虢州岁贡锺馗二十枚。’慎按：砚以锺馗名，亦即《考工记》终葵大圭之义，盖砚形如大圭耳。”

李卓吾曰：苏易简又以进士锺馗而讹呼石为锺馗矣。砚石为锺馗，锺馗为进士，进士为大圭首，大圭首为椎，总之一椎而已，先生勿劳也！

段善本琵琶

唐贞元中，长安大旱，诏移两地祈雨。街东有康昆仑，琵琶号为第一手，自谓街西无己敌也。盖楼弹新翻调《绿腰》。及度曲，街西亦出一女郎，抱乐器登楼弹之，移在枫香调中，妙技入神。昆仑大惊，请与相见，欲拜之为师。女郎更衣出，乃庄严寺段师善本也。德宗闻名，召加奖赏，即令昆仑弹一曲。参师曰：“本领何杂耶？兼带耶声。”昆仑拜曰：“段师神人也。”德宗诏授康昆仑。参师奏曰：“请昆仑不近乐器十数年，忘其本领，然后可授。”

卓吾子曰：至哉言乎！学道亦若此矣，凡百皆若此也。读书不若此，则不如不读；作文不若此，则不如不作；功业不若此，则未可言功业；人品不若此，亦安得谓之人品乎？总之鼠窃狗偷云耳。无佛处称尊，康昆仑之流也。何足道！何足道！

樊敏碑后

镌石，技也，亦道也。文惠君曰：“嘻！技益至此乎？”庖丁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是以道与技为二，非也。造圣则圣，入神则神，技即道耳。技至于神圣所在之处，必有神物护持，而况有识之人欤！且千载而后，人犹爱惜，岂有身亲为之而不自爱惜者？

石工书名，自爱惜也，不自知其为石工也，神圣在我，技不得轻矣。否则，读书作文亦贱也，宁独镌石之工乎？虽然，刘武良以精镌书名可也，今世镌工，又皆一一书名碑阴何哉？学步失故，尽相习以谓当然，可笑矣！故雕镌者工，则书镌者姓名，碑盖藉镌而传也。镌者或未甚工，而所镌之字与其文，或其文之贤，的然必传于世，则镌石之工亦必镌石以附之。所谓交相附而交相传也。盖技巧神圣，人自重之。能为人重，则必借重于人。然元佑奸党碑，石工巢民乃恳求勿镌姓名于其后，又何耶？

诗画

东坡先生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升庵曰：“此言画贵神，诗贵韵也。然其言偏，未是至者。晁以道和之云：‘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其论始定。”卓吾子谓改形不成画，得意非画外，因复和之曰：“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诗不在画外，正写画中态。”杜子美云：“花远重重树，云轻处处山。”此诗中画也，可以作画本矣。唐人画《桃源图》，舒元舆为之记云：“烟岚草木，如带香气。熟视详玩，自觉骨戛青玉，身入镜中。”此画中诗也，绝艺入神矣。吴道子始见张僧繇画，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座翼初不服逸少，有家鸡野鹜之论，后乃以为伯英再生。然则入眼便称好者，决非好也，决非物色之人也，况未必是吴之与庾，而何可以易识。噫！千百世之人物，其不易识，总若此矣。

党籍碑

“安石误国之罪，本不容诛；而安石无误国之心，天地可鉴。主意于误国而误国者，残贼之小人也，不待诛也。主意利国而误国者，执拗之君子也，尚可怜也。”

卓吾曰：公但知小人之能误国，而不知君子之尤能误国也。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而误国，则未之何矣。何也？彼盖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益决，孰能止之。如朱夫子亦犹是矣。故予每云贪官之害小，而清官之害大；贪官之害但及千百姓，清官之害并及于儿孙。

余每每细查之，百不失一也。

无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洁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结者佩觿，能决疑者佩抉。故孔子无所不佩也。”李卓吾曰：道学原重外饰，盖自古然矣，而岂知圣人之不然乎？古者男子出行不离剑佩，远行不离弓矢，日逐不离觿抉。佩玉名为随身之用，事亲之物，其实思患豫防，文武兼设，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也，与丘田寓兵同括矣。意不在文饰，特假名为饰耳。后人昧其实也，以是为美饰而矜之。务内者从而生厌曰：“是皆欲为侈观者，何益之有！”故于今并不设备，而文武遂判。盖但文士不知武备，至于武人居常走谒，亦效文装矣：宽衣博带，雍雍如也，肃肃如也。一旦有警，岂特文人束手，武人亦宁可用耶？

荀卿李斯吴公

升庵先生曰：“以荀卿大儒，而弟子有焚书坑儒之李斯，以李斯为师，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吴公。人之贤否，信在自立，不系师友也。”

卓吾子曰：能自立者，必有骨也。有骨则可藉以行立。茍无骨，虽百师友左提右挚，其奈之何？一刻无人，一刻站不得矣。然既能行立，则自能奔走求师，如颜、曾辈之于孔子然，谓其不系师友，亦非也。

宋人讥荀卿

宋人谓卿之学不醇，故一传于李斯，即有坑儒焚书之祸。夫弟子为恶而罪及师，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则吴起亦可以累曾子矣。《盐铁论》曰：“李斯与苞丘子同事荀卿，而苞丘子修道白屋之下。”

卓吾子曰：使李斯可以累荀卿，则苞丘子亦当请封荀子矣。

季文子三思

文子相三君，其卒也无衣帛之妾，食粟之马，无重器备，左氏侈然称之。黄东发曰：“行父怨归父谋去三家，至扫四大夫之兵以攻齐。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之不能讨，反为之再如齐纳赂焉。又帅师城莒之诸、郓二邑以自封殖，其为妾马金玉也多矣，是即王莽之谦恭也。时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不然之，则曰‘再恩可矣’。若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党篡而纳赂，专权而兴兵，封殖以肥已矣。文公不得其辞，乃云‘思至于三，则私意起而反惑’。诚如其言，则《中庸》所谓‘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谓‘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吴臣劝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卓吾曰：周公之圣，唯在于思兼，思而不合，则夜以继日。一夜一日，思之又何止三也？朱子盖惑于圣人慎思之说，遂以三思为戒。唯其戒三思，是以终身不知圣人之慎思也。我愿学者千思万思，以思此“慎思”二字。茍能得慎思之旨于千思万思之中，则可以语思诚之道矣，区区一季文子，何足以烦思虑乎！

陈恒弑君

升庵先生曰：“孔子沐浴而朝，于义尽矣。胡氏乃云‘仲尼此举，先发后闻可也’。是病圣人之未尽也。果如胡氏之言，则不告于君而擅兴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讨人哉！胡氏释之于《春秋》，朱子引之于《论语》，皆未知此理也。岳飞金牌之召，或劝飞勿班师，飞曰‘此乃飞友，非桧友也。’始为当于义矣。”李卓吾曰：世固有有激而为者，不必问其为之果当也；有有激而言者，不必问其能践言与否也¨其志可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为天下后世之乱臣贼子惧可也。何必说尽道理，以长养乱贼之心乎？若说非义，则孔子沐浴之请亦非义矣。何也？齐人弑君，与鲁何与也？鲁人尚无与，又何与于家居不得与闻政事之孔子也？不得与而与，是出位之僭也。明知哀公三子皆不可与言而言，是多言之穷也。总之为非义矣。总之为非义，然总之为出于义之有所激也，总之为能使乱臣贼子惧也，即孔子当日一大部《春秋》也，何待他日笔削《鲁史》而后谓之《春秋》哉！先正蔡虚斋有《岳飞班师》一论，至今读之，犹令人发指冠，目裂眦，欲代岳侯杀秦桧、灭金虏而后快也，何可无此议论也？明知是做不得，说不得，然安可无此议论乎？安得无此议论乎？

王半山

半山谓荆轲豢于燕，故为燕太子丹报秦。信斯言也，亦谓吕尚豢于周，故为周伐纣乎？

相知在心，岂在豢也，半山之见丑矣。且荆卿亦何曾识燕丹哉！只无奈相知如田光者荐之于先，又继以刎颈送之于后耳。荆卿至是，虽欲不死，不可得矣。故余有《咏荆卿》一首云：“荆卿原不识燕丹，祗为田光一死难。慷慨悲歌为击筑，萧萧易水至今寒。”又有《咏侯生》二首云：“夷门画策却秦兵，公子夺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万岁有侯嬴。”又“晋鄙合符果自疑，挥锤运臂有屠儿。情知不是信陵客，刎颈迎风一送之。”盖朱亥于公子相知不深，又值侯生功成名立之际，遂以死送之耳。虽以死送公子，实以死送朱亥也。大哉宋儒之见，彼岂知英雄之心乎！盖古人贵成事，必杀身以成之；舍不得身，成不得事矣。

为赋而相灌输

“为赋”二字甚明，何说未明也？盖为赋而相灌输，非为商而相灌输也。为赋而相灌输，即如今计户纳粮运租之类；为商而相灌输，乃是驱农民以效商贾之为。夫既驱农民以效商矣，又将驱何民以事农乎？若农尽为商，则田尽不辟，又将以何物为赋而相输灌也？曷不若令商自为之，而征其税之为便乎？农有租赋之入，商有征税之益，两利兼收，愚人亦知，而谓武帝不知耶？盖当时霍子孟辈，已不晓审夫均输之法之善矣，何况班盂坚哉！俗士不可语于政，信矣。

文公著书

“朱文公谈道著书，百世宗之。然观其评论古今人品，诚有违公是而远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奸耶，倾覆宗社也，乃列之名臣录而称其道德文章，苏文忠道德文章，古今所共仰也，乃力诋之，谓得行其志，其祸又甚于安石。夫以安石之奸，则末减其已著之罪；以苏子之贤，则巧索其未形之短。此何心哉？”

卓吾子曰：文公非不知坡公也。坡公好笑道学，文公恨之，直欲为洛党出气耳，岂其真无人心哉！若安石自宜取。

先生又曰：“秦桧之奸，人皆欲食其肉，文公乃称其有骨力；岳飞之死，今古人心何如也，文公乃讥其横，讥其直向前厮杀。汉儒如董如贾，皆一一议其言之疵，诸葛孔明名之为盗，又议其为申、韩；韩文公则文致其大颠往来之书，亹亹千馀言，必使之不为全人而后己。盖自周、孔而下，无一人得兔者。忆文公注《毁誉章》云：‘圣人善善速，而恶恶则已缓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无预诋之恶。’信斯言也，文公于此，恶得为缓乎？无乃自蹈于预诋人之恶也？”

卓吾子曰：此俱不妙，但要说得是耳。一苏文忠尚不知，而何以议天下之士乎？文忠困厄一生，尽心尽力干办国家事一生。据其生平，了无不干之事，亦了不见其有干事之名，但见有嬉笑游戏，翰墨满人间耳。而文不识，则文公亦不必论人矣。

暗然堂类纂引

《暗然堂类纂》者何？潘氏所纂以自为鉴戒之书也。余读而善之，而目力竭于既老，故复录其最者以自鉴戒焉。夫馀之别潘氏多年矣，其初直为是木讷人耳，不意其能刚也。大抵二十馀年以来，海内之友寥落如辰星，其存者或年往志尽，则日暮自倒，非有道而塞变，则盖棺犹未定也。其行不掩言，往往与卓吾子相类，乃去华之于今日，其志益坚，其气益实，其学愈造而其行益修，断断乎可以托国托家而托身也。盖其暗室屋漏，暗然自修，不忘鉴戒，安能然乎？设余不见去华，几失去华也。余是以见面喜，去而思，思而不见则读其书以见之，且以示余之不忘鉴戒，亦愿如去华也。

夫鉴戒之书，自古有之，何独去华。盖去华此《纂》皆耳目近事，时日尚新，闻见罕接，非今世人士之所常谈。譬之时文，当时则趋，过（时）则顽。又譬之于曲则新腔，于词则别调，于律则切响，夫谁不侧耳而倾听乎？是故喜也。喜则必读，读则必鉴必戒。

朋友篇

去华友朋之义最笃，故是《纂》首纂笃友谊。夫天下无朋久矣。何也？举世皆嗜利，无嗜义者。嗜义则视死犹生，而况幼孤之托，身家之寄，（其又何辞也？）嗜利则虽生犹死，则凡攘臂而夺之食，下石以灭其口，皆其能事矣。今天下之所称友朋者，皆其生而犹死者也。

此无他，嗜利者也，非嗜友朋也。今天下曷尝有嗜友朋之义哉！既未尝有嗜义之友朋，则谓之曰无朋可也。以此事君，有何赖焉？

阿寄传

钱塘田豫阳汝成有《阿寄传》，寄者，淳安徐氏仆也。徐氏昆弟别产而居：伯得一马，仲得一牛，季寡妇得寄。寄年五十馀矣，寡妇泣曰：“马则乘，牛则耕，踉跄老仆，乃费吾藜羹！”阿寄叹曰：“噫！主渭我力不牛马若耶！”乃画策营生，示可用状，寡妇悉簪珥之属，得金一十二两畀寄，寄则入山贩漆，期年而三其息，谓寡妇曰：“主无忧，富可立至矣。”

又二十年而致产数万金，为寡妇嫁三女，婚两郎，赍聘皆千金。又延师教两郎，皆输粟入大学，而寡妇阜然财雄一邑矣。顷之，阿寄病且革，谓寡妇曰：“老奴马牛之报尽矣。”出枕中二楮，则家计巨细悉均分之，曰：“以此遗两郎君！”言讫而终。徐氏诸孙或疑寄私蓄者，窃启其箧，无寸丝粒粟之储焉。一妪一儿，仅敝缊掩体而已。

余盖闻之俞鸣和。又曰：“阿寄老矣，见徐氏之族，虽幼必拜，骑而遇诸途，必控勒将数百武以为常。见主母不睇视，女虽幼，必传言，不离立也。”若然，则缙绅读书明礼义者，何以加诸？以此心也，奉君亲，虽谓之大忠纯孝可也。

去华曰：“阿寄之事主母，与李元之报生父何以异？余尤嘉其终始以仆人自居也。三读斯传，起爱起敬，以为臣子而奉君亲者能如是，吾何忧哉？”李卓吾曰：父子天性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儿尚不知有父母，尚不念昔者乳哺顾复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主。

然则其天定者虽奴亦自可托，而况友朋；虽奴亦能致孝，而况父子。此所谓天性者，不过测度之语；所谓读书知孝弟者，不过一时无可奈何之辞耳。奴与主何亲也？奴于书何尝识一字也？是故吾独于奴焉三叹，是故不敢名之为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视我正如奴矣。何也？彼之所为，我实不能也。

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

唐子西云：“人君不论拨乱守文，要以制略为贵。《六韬》述兵权，多奇计，《管子》慎权衡，贵轻重；《申》、《韩》核名实，攻事情。施之后主，正中其病。药无高下，要在对病。万全良药，与病不对，亦何补哉？”又观《古文苑》载先主临终敕后主之言曰：“申、韩之书，益人意智，可观诵之。”《三国志》载孟孝裕问却正太子，正以虔恭仁恕答。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门所有耳。吾今所问，欲知其权略知调何如也。”

由此观之，孔明之喜申、韩审矣，然谓其为对病之药，则未敢许。夫病可以用药，则用药以对病为功，茍其用药不得，则又何病之对也？刘禅之病，牙关紧闭，口噤不开，无所用药者也，而问对病与否可欤？且申、韩何如人也？彼等原与儒家分而为六。既分为六，则各自成家；各自成家，则各各有一定之学术，各各有必至之事功。举而措之，如印印泥，走作一点不得也。独儒家者流，泛滥而靡所适从，则以所欲者众耳。故汲长孺谓其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而论六家要指者，又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八字盖之，可谓至当不易之定论矣。

孔明之语后主曰：“茍不伐贼，工业亦亡。与其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孔明已知后主之必亡也，而又欲速战以幸其不亡，何哉？岂谓病虽进不得药，而药终不可不进，以故犹欲侥幸于一逞乎？吾恐司马懿、曹真诸人尚在，未可以侥幸也。六出祁山，连年动众，驱无辜赤子转斗数千里之外，既欲爱民，又欲报主，自谓料敌之审，又不免幸胜之贪，卒之胜不可幸，而将星于此乎终陨矣，盖唯多欲，故欲兼施仁义；唯其博取，是以无功徒劳。此八字者，虽孔明大圣人不能免于此矣。

愚尝论之，成大功者必不顾后患，故功无不成，商君之于秦，吴起之于楚是矣。而儒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顾后患之心成之乎否也，吾不得而知也。此后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庄周之徒是已。是以宁为曳尾之龟，而不肯受千金之弊；宁为濠上之乐，而不肯任楚国之忧。而儒者皆欲之，于是乎又有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不知天下果有两头马乎否也，吾又不得而知也。墨子之学术贵俭，虽天下以我为不拔一毛不恤也，商子之学术贵法，申子之学术贵术，韩非子之学术兼贵法、术，虽天下以我为残忍刻薄不恤也。曲逆之学术贵诈，仪、秦之学术员纵横，虽天下以我为反复不信不恤也。不惮五就之劳，以成夏、殷之绩，虽天下后世以我为事两主而兼利，割烹要而试功，立太甲而复反可也。此又伊尹之学术以任，而直谓之能忍诟焉者也。以至谯周、冯道诸老宁受祭器归晋之谤，历事五季之耻，而不忍无辜之民日遭涂炭，要皆有一定之学术，非茍茍者。各周于用，总足办事，彼区区者欲选择其名实俱利者而兼之，得乎？此无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虑后，左顾右睁（盼）。自己既无一定之学术，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耶？而又好说“时中”之语以自文，又况依仿陈言，规迹往事，不敢出半步者哉！故因论申、韩而推言之，观者幸勿以为余之言皆经史之所未尝有者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