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翼诒谋录/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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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唱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盖四海九州之广，而岁上第者仅一二十人，苟非才学超出伦辈，必自绝意于功名之涂，无复顾藉。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开宝二年三月壬寅朔，诏礼部阅贡士十五举以上曾经终场者，具名以闻。庚戍，诏曰：“贡士司马浦等一百六人，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非有特恩，终成遐弃，宜各赐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觊觎一官，老死不止。至景德二年三月丁巳，因赐李迪等进士第，赐特奏名，五举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传十八人、同学究二十二人、三礼四十四人、年老授将作监主簿三十一人。此特奏之名所由立也。至景祐元年正月癸未，诏：“进士、诸科十取其二。进士三经殿试，诸科五经殿试；或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虽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渐多也。至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丙子，则命进士六举，诸科九举，特奏名，并赴殿试，则又以人多而裁抑之也。况进士入官，十倍旧数，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杰，皆汨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岂非得御天下之要术欤？苏子云：“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艺祖皇帝深知此理者也，岂汉、唐所可仰望哉！
自唐以来，进士皆为知举门生，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开宝六年，下第人徐士廉挝登闻鼓，言久困场屋。乃诏入策进士、终场经学，并试殿庭。三月庚午，御讲武殿，覆试新进士宋准以下一百二十七人。是岁礼部所放进士十一人而，五经止二十二人。艺祖皇帝以初御试，特优与取放，以示异恩。而御试进士，不许称门生于私门，一洗故习，大哉宏模，可谓知所先务矣。
国初承五季之乱，吏铨书判拔萃科久废。建隆三年八月，因左拾遗高锡上言，请问法书十条以代试判，诏：“今后应求仕及选人，并试判三道，仍复书判拔萃科。”先是诸道州府参选者，每年冬集于吏铨，乾德二年正月甲申，诏选人四时参选[1]，待之者甚厚，责之者甚至，真得驭臣之柄矣。后因铨部姑应故事，不分臧否，虽文纰缪、书不成字者，亦令注官，故真宗景德元年八月，令铨司引对，赍所试书判，以备奏御。仁宗即位之初，以诸路阙官，凡守选者并与放选，以示特恩，至景祐元年正月，遂废书判为铨试。议者以为奏补人，多令人假手，故更新制，曾不思书判犹如今之帘引，虽有假手，不可代书，若铨试之弊，则又甚矣，虽他人代书可也，省试犹可，况铨试乎？承平时，假手者用薄纸书所为文，揉成团，名曰“纸球”，公然货卖，亦由朝廷施刑寖宽故也。
五代时，尉职以军校为之，大为民患。建隆三年十二月癸巳，诏：“诸县置尉一员，在主簿之下，俸与主簿同。”[2]始令初赐第人为之，从赵普之请也。
国初，选人有服绯紫，或加阶至大夫，故人以为荣，虽老于选调不悔。乾德二年六月庚寅，中书详定陶谷等议：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事判官 今从事郎，三考，加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留守、两府节度推官 今文林郎，三考，加承奉郎，试大理评事；掌书记、防御、团练判官 今儒林郎，二考，加宣德郎，依前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留守、两府节度观察判官 今承直郎，一考，加朝散大夫，试大理司直，依前监察御史，又转而为诸府少尹，申奏加检校官或加宪衔。观察判官以上服绯，又十五年服紫，但不佩鱼，谓之“阶绯”、“阶紫”，非有劳绩而历任无过失者，并不改官，故改官之法亦优。
旧制：借绯、借紫皆不佩鱼。王诏为刑部侍郎，上奏云：“与胥吏无别，非所以示观瞻，乞与赐服人同佩鱼。”从之。然既许其佩鱼袋，则当改其衔为借紫金鱼袋、借绯鱼袋，今尚仍旧衔，此有司失于申明也。诏，化基之孙，举元之子，终工部尚书，享年七十九。
旧制：县尉捕盗，无改官者。乾德六年三月庚寅，诏：“尉逐贼被伤，全火，赐绯；三分之二者，减三选，加三阶；五分之二者，减二选，加二阶；三分之一者，减一选，加一阶。县令获全火，陛朝人，改服色，馀如尉赏。身死者，录用的亲子弟。”又诏：“捕寇立定日限，罹限外之责而终能获贼者，与除其罚，不得书为劳绩。”赏罚非不重也，若遽令改官亲民，则过矣。
今之司理参军，五代之马步军都虞候判官也，以牙校为之。州镇专杀，而司狱事者轻视人命。太祖皇帝开宝六年七月壬子，诏州府并置司寇参军，以新及第九经、五经及选人资序相当者充。其后改为司理参军。
国初，进士尚仍唐旧制，每岁多不过二三十人。太平兴国二年，太宗皇帝以郡县阙官颇多，放进士几五百人，比旧二十倍。正月己巳，宴新进士吕蒙正等于开宝寺，赐御制诗二首。故事：唱第之后，醵钱于曲江为闻喜之饮，近代于名园佛庙。至是官为供帐，岁以为常。先是进士参选，方解褐衣绿，是岁锡宴后五日，癸酉，诏赐新进士并诸科人绿袍、靴、笏。自后以唱第日赐之，惟赐袍、笏，不复赐靴。
世传堂吏旧用士人，吕夷简改用吏人，非也。太祖皇帝以堂吏擅中书事权，多为奸赃。开宝六年四月癸巳，诏流内铨于前任令录、判司、簿尉，选谙练公事一十五人，补堂后官，三年一替，令录除陞朝官，馀上县。五月庚辰，以姜寅亮、任能、夏德崇、孔崇煦为之，此太祖开基立国之宏规也。不特此尔，寇准为宰相，刑部、大理寺、三司法直、副法直官，旧例以令史迁补，准悉用士人。景德二年三月，诏铨司选流内官一任三考无遗阙者引对，试断案授之，盖仰体太祖谨重堂后官之意而推广之也。然改制之初，不能一扫而清之，新旧杂用，士大夫耻与为伍。又三年为任，人无固志，旧吏长子孙为世业，一齐不胜众楚之咻，太祖皇帝美意，数传之后，寂然无闻，是可恨也。
远方寒士预乡荐，欲试礼部，假丐不可得，则宁寄举不试，良为可念。谨按开宝二年十月丁亥，诏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荐举人并给来往公券，令枢密院定例施行。盖自初起程以至还乡，费皆给于公家，如是而挟商旅，干关节，绳之以法，彼亦何辞。今不复闻举此法矣。
前代邮置，皆役民为之，自兵农既分，军制大异于古，而邮亭役民如故。太祖即位之始，即革此弊，建隆二年五月，诏诸道州府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其后特置递卒，优其廪给，遂为定制。
五季，武夫悍卒以军功进秩为节度使者，不可数计，而班在卿监之下。太祖皇帝以节度使受禅，遂重其选，升其班于六曹侍郎之上，此建隆三年三月壬午诏书也。故恩数同执政官，而除拜锁院宣麻尤异焉，非宗室近属、外戚国婿，年劳久次，不得为此官，此外则殿帅而已，前宰执亦时有除拜者。崇宁以来，始有滥恩，其后官者皆得为之，殊失太祖改制之本旨矣。
前代赐时服，惟将相、翰林学士至诸军大校而止。建隆三年，太祖皇帝谓宰相曰：“时服不赐百官，甚无谓也，宜并赐之。”乃以冬十月乙酉朔，赐文武常参官时服，自后遂为定制。
唐制：为刺史者并借绯。太平兴国二年二月戊戍，诏常参官知节镇并借紫，防御、团练、刺史州借绯，候回日依旧服色。其服绯人任诸州亦借紫，惟军垒则否。
国初，假试官乃以恩泽补授，不理选限。太宗皇帝即位，牧伯皆遣子弟奉方物为贺，悉以试七选，吏部南曹赴调引对，始授以官，自后假试方得齿仕版矣。
太祖皇帝以赵普专权，欲置副贰以防察之，问陶谷以“下承相一等有何官？”谷以参知政事、参知机务对。乾德二年四月乙丑，乃以薛居正、吕馀庆为参知政事，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曾不思唐朝宰相名色最多，若仆射，若内史，若纳言，若参预朝政，若同二、同三品，其为相则均也，而为同平章事，乃资历之最浅者。自天宝之乱，多以资浅者为之，而此名一定不易矣。谷以儒学见重于太祖，而不考前代典故如此，此官之设，几于宰相之属。其后至道元年四月戊子更制，令升政事堂，知印、押班，一同宰相，仍合班为一。其后为相者渐多，而参政之权渐轻，不得有所可否矣。官制未改之前，凡宰执官自为一班，独出百官之上，虽前宰相以宫师致仕者，皆不得与宰执官齿，乾德元年，太祖因朝会，见太子师侯益等班次在下，乃以闰十二月丙子降诏：凡一品致仕曾带平章事者，朝会缀中书门下班，自后礼绝百僚矣。
先是选人不给印纸，遇任满，给公凭到选，以考功过，往往于已给之后，时有更易，不足取信。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壬申，诏曰：“今后州府录曹、县令、簿、尉，吏部南曹并给印纸、历子外，给公凭者，罢之。”自此奔竞巧求者不得以公凭营私，更易改给矣。
唐末，藩镇诸州听命帅府，如臣之事君，虽或因朝命除授，而事无巨细，皆取决于帅，与朝廷几于相忘。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右拾遗李翰极言其弊，太宗皇帝始诏藩镇诸州直隶京师，长吏自得奏事，而后天下大权尽归人主，潜消藩镇跋扈之心。今长吏初除替满奏事自此始也。
旧制品官服绯、紫，皆以品格，故选人久次多服绯、紫，京朝迁转之速者，反多服绿。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冬至，郊祀赦文：“令常参官衣绯、绿二十年，于吏部投状，具履历以闻。”始以实历。后以应格者少，改用莅事日为始，遂为定制。
旧制：中书舍人、谏议大夫权侍郎，并服黑带、佩金鱼。霍端友为中书舍人奏事，徽宗皇帝顾其带，问云：“何以无别于庶官？”端友奏：“非金玉，无用红鞓者。”乃诏四品从官改服红鞓、黑犀带、佩金鱼。今武臣大使臣以上红鞓，不知何所从始也。
国初，士庶所服革带未有定制，大抵贵者以金，贱者以银，富者尚侈，贫者尚俭。太平兴国七年正月壬寅，诏三品以上銙以玉，四品以金，五品、六品银銙金涂，七品以上并未常参官并内职武官以银。上所特赐，不拘此令。八品、九品以黑银，今世所谓药点乌银是也。流外官、工商、士人、庶人以铁、角二色。其金荔枝銙，非三品以上不许服，太宗特新此銙，其品式无传焉。其后球文笏头、御仙，又出于太宗特制，以别贵贱，而荔枝反为御仙之次，虽非从官特赐皆许服。初品京官特赐带者，即服紫矣。鞍辔之别，亦始于太宗时，太平兴国七年正月，诏常参官银装鞍、丝绦，六品以下不得闹装，不得用刺绣金皮饰鞯。未仕者乌漆素鞍。则是一命以上，皆可以银装鞍也。近岁惟郡太守犹存银装丝绦之制，此外无敢用者。若乌漆，则庶人通用，而鞍皮之巧，无所不至，其用素鞍者鲜矣。
国初仍唐旧制，有官者服皂袍，无官者白袍，庶人布袍，而紫惟施于朝服，非朝服而用紫者有禁。然所谓紫者，乃赤紫，今所服紫，谓之黑紫，以为妖，其禁尤严，故太平兴国七年诏曰：“中外官并贡举人，或于绯、绿、白袍者，私自以紫于衣服者，禁之。止许白袍或皂袍。”至端拱二年，忽诏士庶皆许服紫，所在不得禁止。而黑紫之禁，则申严于仁宗之时，今虏中之服，乃是国初申严之制，此理所不可晓也。
太祖皇帝收藩镇之权，虽大藩府，不敢臣属其下，使之拜伏于庭，而为小官者，亦渐有陵慢其上之意。咸平五年五月壬戍，知开封府寇准极陈其不可，乃诏开封府左右军巡使、京官知司录、诸曹参军、知畿县，见知府并庭参，设拜。自后诸州选人并拜于庭，故老泉上书，亦尝言之，不知此礼废于何时。
进士旧无免解之条，咸平二年六月丙戌，诏贡举应三举人，并免取解。若三举连中，则是九年，三举不连中，则有二三十年者，不若限以十八年之为均平也。若四举连中，则亦罕有，不为滥矣。
国初，士大夫往往久任，亦罕送迎。小官到罢，多芒屦策杖以行，妇女乘驴已为过矣。不幸丁忧解官，多流落不能归。咸平二年三月甲戌，诏川峡、广南、福建路官，丁忧不得离任。圣主端居九重，而思虑至此，则从官远方者，不至于畏惮而不敢往，祖宗仁厚之泽大抵如此。其后以川峡距京师不甚远，至景德二年三月，复听川峡官丁忧，惟长吏奏裁。
尉职警盗，村乡争斗，惮经州县者，多投尉司，尉司因此置狱，拷掠之苦，往往非法。咸平元年十月己丑，有诏申警，悉毁撤之，词诉悉归之县。盖后生初任，未历民事，轻于用刑，县令权轻，不能制伏，民受其殃，此令一行，至今无敢犯者。
铨曹吏人，奸弊最甚，掌铨者虽聪明过人，皆不能出。真宗朝有以为言者，咸平三年十二月丁未，诏选判司簿尉充吏部流内铨南曹主事，所以重士大夫之选，其视待流外者，霄壤不侔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