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荆公/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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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史以来、中国之不竞、未有甚于宋之时者也、宋之不竞、其故安在、始焉起于太祖之猜忌、中焉成于真仁之泄沓、终焉断送于朋党之挤排、而荆公则不幸而丁夫其间、致命遂志以与时势抗、而卒未能胜之者也、知此则可与语荆公矣、
宋艺祖之有天下、实创前史未有之局、何以言之、昔之有天下者、或起藩封、或起草泽、或以征诛、或以篡禅、周秦以前、其为天子者、大率与前代之主俱南面而治者数百年、不必论矣、乃若汉唐之兴、皆承大乱之馀、百战以剪除群雄、其得之也甚艰而用力也甚巨、次则曹操刘裕之俦、先固尝有大功于天下、为民望所系、即等而下之、若萧道成萧衍辈、亦久立乎人之本朝、处心积虑以谋此一席者有年、羽翼已就、始一举而获之、惟宋不然、以区区一殿前都检点、自始未尝有赫赫之功也、亦非敢蓄异志觊非常也、陈桥之变、醉卧未起、黄袍已加、夺国于孤儿寡妇手中、日未旰而事已毕、故其初誓诸将也、曰、汝等贪富贵、立我为天子、我有号令、汝等能禀乎、盖深惮之之词也、由此观之、前此之有天下者、其得之皆以自力、惟宋之得之以他力、夫能以他力取诸人以予我者、则亦将能以他力夺诸我以予人、艺祖终身所惴惴者、惟此一事、而有宋积弱之大原、皆基于是矣、
以将士拥立天子、创于宋、以将士劫天子而拥立主帅、则不起于宋而起于唐、唐代诸藩镇之有留后也、皆陈桥之先声、而陈桥之役、不过因其所习加之厉而已、夫废置天子而出于将士之手、其可畏固莫甚焉、即不然、而将士常得有所拥以劫天子、则宋之为宋、固不能一日而以即安、宋祖有怵于此、故篡周以后、他无所事、而惟以弱其兵弱其将为事、夫藩镇之毒天下、垂二百年、摧陷而廓清之、孰云非当、然谊辟之所以处此、必将有道矣导之以节制、而使之为国家捍城、古今中外之有国者、未闻有以兵之强为患者也、宋则不然、汲汲焉务弱举国之民、以强君主之一身、曾不思举国皆弱而君主果何术以自强者、宋祖之言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而不计寝门之外、大有人图侬焉、夫宋祖之所见、则限于卧榻而已、此宋之所以为宋也、
汉唐之创业也、其人主皆有统一宇内澄清天下之远志、宋则何有焉、五季诸镇、其芟夷削平之功、强半在周世宗、宋祖乃晏坐而收其成、所馀江南蜀粤、则其君臣弄文墨恣嬉游、甚者淫虐是逞、人心解体、兵之所至、从风而靡、其亡也、乃其自亡、而非宋能亡之也、而北有辽、西有夏、为宋室百年之患者、宋祖未尝一留意也、谓是其智不及欤、殆非然、彼方汲汲于弱中国、而安有馀力以及此也、
自石敬塘割燕云十六州以赂契丹、为国史前此未有之耻辱、及周世宗、几雪之矣、显德六年、三关之捷、契丹落胆、使天假周世宗以期年之寿、则全燕之光复、意中事也、即陈桥之役、其发端固自北伐、其时将士相与谋者、固犹曰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出征也、使宋祖能乘契丹凋敝震恐之时、用周氏百战之兵以临之、刘裕桓温之功、不难就也、既不出此、厥后曹翰献取幽州之策、复以赵普一言而罢、夫岂谓幽州之不当取不可取、惧取之而唐代卢龙魏博之故辙将复见也 (王船山宋论之言、如此可谓知言)、 自是以后、辽遂得夜郎自大以奴畜宋人、太宗北伐、倾国大举、而死伤过半、帝中流矢、二岁而创溃以崩、乃益务寝兵、惟戢首帖耳悉索敝赋以供岁币、真宗澶渊之役、王钦若请幸江南、陈尧叟请幸蜀、使非有寇莱公、则宋之南渡、岂俟绍兴哉、然虽有一莱公、而终不免于城下之盟、至仁宗时、而岁币增于前者又倍、辽之病宋也若此、
李氏自唐以来、世有银夏、阻于一方、服食仰给中国、翘首而望内属之日久、及河东既下李继捧遂来归、既受之使移镇彰德、茍乘此时、易四州之帅、选虎臣以镇抚之、厉其吏士而重用之、既可以断契丹之右臂、而久任之部曲、尚武之边民、各得效其材勇以图功名、宋自此无西顾忧矣、乃太宗赵普袭艺祖之故智、誓不欲以马肥士勇盐池沃壤付诸矫矫之臣、坐令继迁叛归、而复纵继捧以还故镇、徒长寇而示弱、故继捧北附于契丹、继迁且伪受降以缓敌、及元昊起、而帝制自雄、虔刘西土、不特掣中国而使之不得不屈于北狄、乃敢援例以索岁币、而宋莫之谁何、以大事小、为古今中外历史所未前闻、夏之病宋也若此、
夫当宋建国之始、辽已稍濒于弱、而夏尚未底于强、使宋之兵力稍足以自振、其于折棰以鞭笞之也、宜若非难、顾乃养痈数十年而卒以自敝者、则艺祖独有之心法、务弱其兵弱其将以弱其民、传诸后昆、以为成法、士民习之、而巽懦无勇、遂为有宋一代之风气、迨真仁以还、而含垢忍辱、视为固然者、盖已久矣、而神宗与荆公、即乘此极敝之末流、荷无量之国仇国耻于其仔肩、而蹶然以兴者也、
夫吾所谓宋祖之政策、在弱其兵弱其将以弱其民者何也、募兵之恶法、虽滥觞于唐、而实确定于宋、宋制总天下之兵、集诸京师、而其籍兵也以募、盖收国中犷悍失职之民而畜之、每乘凶岁、则募饥民以增其额、史家颂之曰、此扰役强悍销弭争乱之深意也、质而言之、实则欲使天子宿卫以外、举国中无一强有力之人、所谓弱其民者此也、其边防要郡、须兵防守、皆遣自京师、诸镇之兵、亦皆戍吏、将帅之臣、入奉朝请、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史家美之曰、上下相维、内外相制、等级相轧、虽有暴戾恣睢、无所厝于其间、质而言之、则务使将与卒不相习、以防晚唐五代藩镇自有其兵之患、所谓弱其将者此也、夫弱其民弱其将、宋祖之本意也、弱其兵、则非必宋祖之本意也、然以斯道行之、则其兵势固不得以不弱、夫聚数十万犷悍无赖之民、廪之于太官、终日佚游、而累岁不亲金革、则其必日即于媮惰而一无可用、事理之至易睹者也、况乎宋之为制、又沿朱梁盗贼之陋习、黔其兵使不得齿于齐民、致乡党自好之良、咸以执兵为耻、夫上既以不肖待之矣、而欲其致命遂志、以戮力于君国、庸可得邪、所谓弱其兵者此也、夫既尽举国之所谓强者、而以萃诸兵矣、而兵之至弱而不足恃也固若是、其将之弱又加甚焉、以此而驱诸疆场、虽五尺之童、犹知其无幸、而烽火一警、欲齐民之执干戈以卫社稷、更无望矣、积弱一至此极、而以摄乎二憾之间、其不能不䩄颜屈膝以求人之容我为君、亦固其所、而试问稍有血气之男子、其能坐视此而以一日安焉否也、
国之大政、曰兵与财、宋之兵皆若此矣、其财政则又何如、宋人以聚兵京师之故、举天下山泽之利、悉入天庾以供廪赐、而外州无留财、开国之初、养兵仅二十万、其他冗费、亦不甚多、故府库恒有羡馀、及太祖开宝之末、而兵籍凡三十七万八千、太宗至道间、增而至六十六万六千、真宗天禧间、增而至九十一万二千、仁宗庆历间、增而至一百二十五万九千、其英宗治平间及神宗熙宁之初、数略称是、兵既日增、而竭民脂膏以优廪之、岁岁戍更就粮、供亿无艺、宗室吏员之受禄者、亦岁以增进、又每三岁一郊祀、赏赉之费、常五百馀万、景德中郊祀七百馀万、东封八百馀万、祀汾上宝册又百二十万、飨明堂且增至一千二百万、盖开宝以前、其岁出入之籍不可详考、然至道末、岁入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犹有羡馀、不二十年、至天禧间、则总岁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总岁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及治平二年、总岁入一万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总岁出一万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而临时费 (史称为非常出) 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夫宋之民非能富于其旧也、而二十年间、所输赋增益十倍、将何以聊其生、况乎嘉祐治平以来、岁出超过之额、恒二千馀万、洎荆公执政之始、而宋之政府及国民、其去破产盖一间耳、而当时号称贤士大夫者、乃哓哓然责荆公以言财利、试问无荆公之理财、而宋之为宋、尚能一朝居焉否也、
当时内外形势之煎迫、既已若是、而宋之君臣、所以应之者何如、真宗侈汰、斲丧国家之元气、不必论矣、仁宗号称贤主、而律以春秋责备贤者之义、则虽谓宋之敝始于仁宗可也、善夫王船山氏之言曰、 (宋论卷六)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休息之是也、解散而休息之、则极乎弛之数、而承其后者难矣、岁输五十万于契丹、而𫖯首自名、犹曰纳以友邦之礼、礼元昊父子、而输缯币以乞苟安、仁宗弗念也、宰执大臣、侍从台谏、胥在廷在野、宾宾啧啧、以争辩一典之是非、置西北之狡焉、若天建地设而不可犯、国既以是弱矣、抑幸无耶律德光李继迁鸷悍之力、而暂可以赂免、非然、则刘六符虚声恐吓而魄已丧、使疾起而卷河朔、以向汴雒、其不为石重光者几何哉、”
平心论之、仁宗固中主而可以为善者也、使得大有为之臣以左右之、宋固可以自振、当时宰执、史称多贤、夷考其实、则凡材充牣、而上驷殆绝、其能知治体有改弦更张之志者、惟一范仲淹、论其志略、尚下荆公数等、然已以信任不专、被间以去、其馀最著者、若韩琦若富弼若文彦博若欧阳修辈、其道德学问文章、皆类足以照耀千古、其立朝也、则于调燮宫廷、补拾阙漏、虽有可观、然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当此内忧外患煎迫之时、其于起积衰而厝国于久安、盖未之克任、外此衮衮以迄蚩蚩、则酣嬉太平、不复知天地间有所谓忧患、贾生所谓抱火厝诸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也、当此之时、而有如荆公者、起而扰其清梦、其相率而仇之也亦宜、荆公之初侍神宗也、神宗询以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公退而具札子以对、其言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