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荊公/第二章

自有史以來、中國之不競、未有甚於宋之時者也、宋之不競、其故安在、始焉起於太祖之猜忌、中焉成於真仁之泄沓、終焉斷送於朋黨之擠排、而荊公則不幸而丁夫其間、致命遂志以與時勢抗、而卒未能勝之者也、知此則可與語荊公矣、

宋藝祖之有天下、實創前史未有之局、何以言之、昔之有天下者、或起藩封、或起草澤、或以征誅、或以篡禪、周秦以前、其為天子者、大率與前代之主俱南面而治者數百年、不必論矣、乃若漢唐之興、皆承大亂之餘、百戰以剪除羣雄、其得之也甚艱而用力也甚巨、次則曹操劉裕之儔、先固嘗有大功於天下、為民望所繫、即等而下之、若蕭道成蕭衍輩、亦久立乎人之本朝、處心積慮以謀此一席者有年、羽翼已就、始一舉而穫之、惟宋不然、以區區一殿前都檢點、自始未嘗有赫赫之功也、亦非敢蓄異志覬非常也、陳橋之變、醉臥未起、黃袍已加、奪國於孤兒寡婦手中、日未旰而事已畢、故其初誓諸將也、曰、汝等貪富貴、立我為天子、我有號令、汝等能稟乎、蓋深憚之之詞也、由此觀之、前此之有天下者、其得之皆以自力、惟宋之得之以他力、夫能以他力取諸人以予我者、則亦將能以他力奪諸我以予人、藝祖終身所惴惴者、惟此一事、而有宋積弱之大原、皆基於是矣、

以將士擁立天子、創於宋、以將士刧天子而擁立主帥、則不起於宋而起於唐、唐代諸藩鎮之有留後也、皆陳橋之先聲、而陳橋之役、不過因其所習加之厲而已、夫廢置天子而出於將士之手、其可畏固莫甚焉、即不然、而將士常得有所擁以刧天子、則宋之為宋、固不能一日而以即安、宋祖有怵於此、故篡周以後、他無所事、而惟以弱其兵弱其將為事、夫藩鎮之毒天下、垂二百年、摧陷而廓清之、孰云非當、然誼辟之所以處此、必將有道矣導之以節制、而使之為國家捍城、古今中外之有國者、未聞有以兵之強為患者也、宋則不然、汲汲焉務弱舉國之民、以強君主之一身、曾不思舉國皆弱而君主果何術以自強者、宋祖之言曰、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而不計寢門之外、大有人圖儂焉、夫宋祖之所見、則限於臥榻而已、此宋之所以為宋也、

漢唐之創業也、其人主皆有統一宇內澄清天下之遠志、宋則何有焉、五季諸鎮、其芟夷削平之功、強半在周世宗、宋祖乃晏坐而收其成、所餘江南蜀粵、則其君臣弄文墨恣嬉遊、甚者淫虐是逞、人心解體、兵之所至、從風而靡、其亡也、乃其自亡、而非宋能亡之也、而北有遼、西有夏、為宋室百年之患者、宋祖未嘗一留意也、謂是其智不及歟、殆非然、彼方汲汲於弱中國、而安有餘力以及此也、

自石敬塘割燕雲十六州以賂契丹、為國史前此未有之恥辱、及周世宗、幾雪之矣、顯德六年、三關之捷、契丹落膽、使天假周世宗以期年之壽、則全燕之光復、意中事也、即陳橋之役、其發端固自北伐、其時將士相與謀者、固猶曰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出征也、使宋祖能乘契丹凋敝震恐之時、用周氏百戰之兵以臨之、劉裕桓溫之功、不難就也、既不出此、厥後曹翰獻取幽州之策、復以趙普一言而罷、夫豈謂幽州之不當取不可取、懼取之而唐代盧龍魏博之故轍將復見也 (王船山宋論之言、如此可謂知言)、自是以後、遼遂得夜郎自大以奴畜宋人、太宗北伐、傾國大舉、而死傷過半、帝中流矢、二歲而創潰以崩、乃益務寢兵、惟戢首帖耳悉索敝賦以供歲幣、真宗澶淵之役、王欽若請幸江南、陳堯叟請幸蜀、使非有寇萊公、則宋之南渡、豈俟紹興哉、然雖有一萊公、而終不免於城下之盟、至仁宗時、而歲幣增於前者又倍、遼之病宋也若此、

李氏自唐以來、世有銀夏、阻於一方、服食仰給中國、翹首而望內屬之日久、及河東既下李繼捧遂來歸、既受之使移鎮彰德、茍乘此時、易四州之帥、選虎臣以鎮撫之、厲其吏士而重用之、既可以斷契丹之右臂、而久任之部曲、尚武之邊民、各得效其材勇以圖功名、宋自此無西顧憂矣、乃太宗趙普襲藝祖之故智、誓不欲以馬肥士勇鹽池沃壤付諸矯矯之臣、坐令繼遷叛歸、而復縱繼捧以還故鎮、徒長寇而示弱、故繼捧北附於契丹、繼遷且偽受降以緩敵、及元昊起、而帝制自雄、虔劉西土、不特掣中國而使之不得不屈於北狄、乃敢援例以索歲幣、而宋莫之誰何、以大事小、為古今中外歷史所未前聞、夏之病宋也若此、

夫當宋建國之始、遼已稍瀕於弱、而夏尚未底於強、使宋之兵力稍足以自振、其於折箠以鞭笞之也、宜若非難、顧乃養癰數十年而卒以自敝者、則藝祖獨有之心法、務弱其兵弱其將以弱其民、傳諸後昆、以為成法、士民習之、而巽懦無勇、遂為有宋一代之風氣、迨真仁以還、而含垢忍辱、視為固然者、蓋已久矣、而神宗與荊公、即乘此極敝之末流、荷無量之國仇國恥於其仔肩、而蹶然以興者也、

夫吾所謂宋祖之政策、在弱其兵弱其將以弱其民者何也、募兵之惡法、雖濫觴於唐、而實確定於宋、宋制總天下之兵、集諸京師、而其籍兵也以募、蓋收國中獷悍失職之民而畜之、每乘凶歲、則募饑民以增其額、史家頌之曰、此擾役強悍銷弭爭亂之深意也、質而言之、實則欲使天子宿衛以外、舉國中無一強有力之人、所謂弱其民者此也、其邊防要郡、須兵防守、皆遣自京師、諸鎮之兵、亦皆戍吏、將帥之臣、入奉朝請、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史家美之曰、上下相維、內外相制、等級相軋、雖有暴戾恣睢、無所厝於其間、質而言之、則務使將與卒不相習、以防晚唐五代藩鎮自有其兵之患、所謂弱其將者此也、夫弱其民弱其將、宋祖之本意也、弱其兵、則非必宋祖之本意也、然以斯道行之、則其兵勢固不得以不弱、夫聚數十萬獷悍無賴之民、廩之於太官、終日佚遊、而累歲不親金革、則其必日即於媮惰而一無可用、事理之至易覩者也、況乎宋之為制、又沿朱梁盜賊之陋習、黔其兵使不得齒於齊民、致鄉黨自好之良、咸以執兵為恥、夫上既以不肖待之矣、而欲其致命遂志、以戮力於君國、庸可得邪、所謂弱其兵者此也、夫既盡舉國之所謂強者、而以萃諸兵矣、而兵之至弱而不足恃也固若是、其將之弱又加甚焉、以此而驅諸疆場、雖五尺之童、猶知其無幸、而烽火一警、欲齊民之執干戈以衛社稷、更無望矣、積弱一至此極、而以攝乎二憾之間、其不能不靦顏屈膝以求人之容我為君、亦固其所、而試問稍有血氣之男子、其能坐視此而以一日安焉否也、

國之大政、曰兵與財、宋之兵皆若此矣、其財政則又何如、宋人以聚兵京師之故、舉天下山澤之利、悉入天庾以供廩賜、而外州無留財、開國之初、養兵僅二十萬、其他冗費、亦不甚多、故府庫恆有羨餘、及太祖開寶之末、而兵籍凡三十七萬八千、太宗至道間、增而至六十六萬六千、真宗天禧間、增而至九十一萬二千、仁宗慶曆間、增而至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其英宗治平間及神宗熙寧之初、數略稱是、兵既日增、而竭民脂膏以優廩之、歲歲戍更就糧、供億無藝、宗室吏員之受祿者、亦歲以增進、又每三歲一郊祀、賞賚之費、常五百餘萬、景德中郊祀七百餘萬、東封八百餘萬、祀汾上寶冊又百二十萬、饗明堂且增至一千二百萬、蓋開寶以前、其歲出入之籍不可詳考、然至道末、歲入二千二百二十四萬五千八百、猶有羨餘、不二十年、至天禧間、則總歲入一萬五千八十五萬一百、總歲出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萬五千二百、及治平二年、總歲入一萬一千六百十三萬八千四百、總歲出一萬二千三十四萬三千一百、而臨時費 (史稱為非常出) 又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夫宋之民非能富於其舊也、而二十年間、所輸賦增益十倍、將何以聊其生、況乎嘉祐治平以來、歲出超過之額、恆二千餘萬、洎荊公執政之始、而宋之政府及國民、其去破產蓋一間耳、而當時號稱賢士大夫者、乃嘵嘵然責荊公以言財利、試問無荊公之理財、而宋之為宋、尚能一朝居焉否也、

當時內外形勢之煎迫、既已若是、而宋之君臣、所以應之者何如、真宗侈汰、斲喪國家之元氣、不必論矣、仁宗號稱賢主、而律以春秋責備賢者之義、則雖謂宋之敝始於仁宗可也、善夫王船山氏之言曰、 (宋論卷六)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休息之是也、解散而休息之、則極乎弛之數、而承其後者難矣、歲輸五十萬於契丹、而頫首自名、猶曰納以友邦之禮、禮元昊父子、而輸繒幣以乞苟安、仁宗弗念也、宰執大臣、侍從臺諫、胥在廷在野、賓賓嘖嘖、以爭辯一典之是非、置西北之狡焉、若天建地設而不可犯、國既以是弱矣、抑幸無耶律德光李繼遷鷙悍之力、而暫可以賂免、非然、則劉六符虛聲恐嚇而魄已喪、使疾起而捲河朔、以嚮汴雒、其不為石重光者幾何哉、」

平心論之、仁宗固中主而可以為善者也、使得大有為之臣以左右之、宋固可以自振、當時宰執、史稱多賢、夷考其實、則凡材充牣、而上駟殆絕、其能知治體有改絃更張之志者、惟一范仲淹、論其志略、尚下荊公數等、然已以信任不專、被間以去、其餘最著者、若韓琦若富弼若文彥博若歐陽修輩、其道德學問文章、皆類足以照耀千古、其立朝也、則於調燮宮廷、補拾闕漏、雖有可觀、然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當此內憂外患煎迫之時、其於起積衰而厝國於久安、蓋未之克任、外此衮衮以迄蚩蚩、則酣嬉太平、不復知天地間有所謂憂患、賈生所謂抱火厝諸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也、當此之時、而有如荊公者、起而擾其清夢、其相率而仇之也亦宜、荊公之初侍神宗也、神宗詢以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公退而具劄子以對、其言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