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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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范条奏十事本末
[编辑]庆历三年三月，上令内侍宣谕韩琦、范仲淹、庞籍等：“候边事稍宁，当用卿等在两府，已诏中书札记，此特出朕意，非臣僚荐举。”又令琦等密奏可代处边任者，琦等言元昊虽约和，诚伪未可知，愿尽力塞下，不敢儗他人为代。
四月甲辰，以陜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等使、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韩琦、范仲淹，并为枢密副使、知永兴军；资政殿学士、给事中郑戬，为陜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等使，驻军泾州。琦、仲淹凡五让[1]，不许，乃就道。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富弼言：“臣伏闻近降敕命，韩琦、范仲淹并授枢密副使，仰认圣意，只从公论，不听谗毁，擢用孤远，天下之人皆谓朝廷进用大臣常如此日，则太平不难致也……”又曰：“臣愿陛下无信异说，専采公论，一名召来，使处于内，一名就授枢副之职，且令在边，或二人一岁一更，均其劳逸，亦甚穏便，内外协济，无善于此，如闻韩琦、范仲淹已有奏报，以西事未了，恳辞恩命，朝廷乘此处分，深合事宜，臣不胜恳切之至。”是月，太子中允、国子监直讲石介作《庆历圣徳诗》。
七月丁丑，以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富弼为枢密副使。先是，谏官欧阳修、余靖、蔡襄咸言：“参知政事王举正懦默不任职，枢密副使范仲淹有宰辅才，不宜局在兵府，愿罢王举正，以仲淹代之。”举正亦自求罢，遂罢为礼部侍郎、知许州，以仲淹代之。仲淹曰：“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固辞不拜。弼直携诰命纳于帝前，亦不拜。〈弼辞枢密，详见富弼 〉甲申，以范仲淹为陜西宣抚使。仲淹既辞参知政事，愿与韩琦迭出行边，上因付以西事，而仲淹留京师第，先移文陜西云。
八月丁未，以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兼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冨弼复为枢密副使。癸丑，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韩琦为陕西宣抚使。先是范仲淹及任中师分路宣抚，逾月皆未行，琦言于上曰：“贼请和无他，则二人遥领宣抚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盗边，当速遣仲淹：河东，则臣方壮，可偹奔走，中师宿旧大臣，毋劳往也。”乃诏琦代仲淹宣抚陕西，而中师卒不行。
九月丁卯，上既擢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急务，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赐手诏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暂往陜西，仲淹、弼宜与宰臣章得象尽心国事，毋或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既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惶恐避席，退而列奏曰：“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外裔骄盛，冦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然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臣敢约前代帝王之道，求本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条奏。愿陛下顺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几法制有立，纲纪再振，则宗社灵长，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偹、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仲淹正传删取十事太略，又改覃恩信为第八，重命令为第九，减徭役为第十】上方信向仲淹等，悉用其说，当著为令者，皆以诸事画一，次第颁行，独府兵，辅臣共以为不可而止[2]。【十事，据仲淹正传及政府奏议，其附传并《实录》皆无之。《实录》于十月丙午，载仲淹、弼答手诏，条上七事，其“四曰择官长”，即附见丙午，又壬戌日载磨勘年限，盖其“一曰明黜陟”也。十一月癸未，载试馆职法，丁亥，载任子法，二事皆其“二曰抑侥幸”也；壬戌，载均公田，乃第五议。又明年三月乙亥，载贡举新制，实十事之三，其“八曰减徭役”见五月己丑，馀六、七、九、十并未详】
十月，谏官欧阳修言：“臣伏闻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诏之后，已有条陈事件，必须裁择施行。臣闻自古帝王致治，须得待同心协力之人，相与维持，谓之千载一遇。今仲淹等遇陛下圣明，可谓难逢之会，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谓难得之臣。陛下既已倾心待之，仲淹等亦各尽心思报，上下如此，臣谓事无不济，但顾行之如何尔！况仲淹、弼是陛下特出圣意自选之人，初用之时，天下已皆相贺，然犹窃谓陛下既能选之，未知如何用之？及见近日特开天章，从容访问，亲写手诏，督责丁宁，然后中外喧然，既惊且喜，此二盛事，固已朝报京师，暮传四海，皆谓自来未曽如此责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待，陛下用此二人，固有何能？此二臣所报陛下，欲作何事？是陛下得失，在此一举，生民休戚，系此一时，以此而言，则仲淹等不可不尽心展效，陛下亦宜立主张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专心锐志，不自懈怠，而中外大臣，忧国同心，必不相忌，然臣所虑者，仲淹等所言，必须先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积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议之纷纭，而奸邪未去之人，须时有谗沮，若稍听之，则事不成矣！臣谓当此事初，尤须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当浮议奸谗，陛下亦须力拒，待其久而渐定，自可日见成功，伏望圣慈留意，终始成之，则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此疏不得其时，今附见】
庆历四年四月，朋党论。〈见富范等以朋党见谗〉
五月壬戌，枢密副使韩琦已自陕西还，参知政事范仲淹并对于崇政殿，上四策。〈见经略西夏 〉是日，琦、仲淹指陈于上前，数刻乃罢。六月，琦、仲淹又奏陕西、河北画一利害事。
富范以朋党见谗
[编辑]庆历四年四月戊戌，上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茍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初，吕夷简罢相，夏竦授枢密使，复夺之，代以杜衍，同时进用富弼、韩琦、范仲淹在二府，欧阳修等为諌官，石介作《庆历圣徳诗》，言进贤退奸之不易，奸盖斥夏竦也，竦衔之，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顾避，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衍、仲淹及修为党人，修乃作《朋党论》上之，曰：“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䟽，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凯君子之朋。尧之时，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䕫、稷、契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收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觧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谓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主，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于是为党论者，恶修擿语其情状，至使内侍蓝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贤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茍以报谢当时歌咏之徳，今一人私党，止作十数，合五六人，门下党与已无虑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逓相提挈，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挟恨报雠，何施不可，九重至深，万几至重，何由察知？”上终不之信也。【此一节恐在修进论前，更详之】己亥，命右正言、知制诰欧阳修往河东议废麟州利害及晋州钱矾事。
六月壬子[3]，参知政事范仲淹为陜西河东路宣抚使。始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陜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拔用䕶边，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思望其功业，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寖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议弗变。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陜西、河东。【正传谓：“仲淹及弼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此当时之论，小人谤仲淹及弼，故云尔，李清臣、蒲宗孟因而著之，未可信也，今略加删润，庶不失事实。正传但云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寖闻于上，会塞下有警，仲淹因与弼请行边，于是以仲淹宣抚陜西、河东，今据弼自叙札子，増以夏竦伪作书诏事。契丹与[4]西界会兵讨呆儿族，亦据弼奏议，《国史》及仲淹《墓志》《神道碑》皆不明言也。苏辙《龙川别志》云：“范文正公笃于忠亮，虽喜功名，而不为朋党，早岁排吕申公，勇于立事，其徒因之矫励过直，公亦不喜也。自睦州还朝，出领西事，恐申公不为之地，无以成功，乃为书自咎，觧仇而去，后以参知政事宣抚陜西，申公既老居郑，相遇于途，文正身历中书，知事之难，有悔过之语，于是申公欣然相与语终日，申公问：‘何为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经制西事耳。’申公曰：‘经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文正为之愕然，故欧阳公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欢然相得，由此故也，后生不知，皆咎欧阳公，予见张公言，乃信之。”按辙所志未必尽可据，如言经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仲淹岂不知此，但当时自以谗谤可畏，不得不少避之，故仲淹及富弼皆求出使，其出使，固知必不久安于朝，非縁夷简之言，仲淹乃觉也，魏泰《东轩杂记》亦云，今并不取】。是月辛丑，右正言、知制诰欧阳修，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
八月甲午，枢密副使富弼，为河北宣抚使，其实弼不自安于朝，欲出避谗谤也。
十月，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兼国子监直讲石介，通判濮州。富弼等出使，谗谤益甚，人多指目介，介不自安遂求出也。【介去太学，《实录》不记其时，今据尹洙与田况书，云蔡、石相次补外，因附见十月末，更考之】[5]
十一月己巳，诏曰：“朕闻至治之世，元凯共朝，不为朋党，君明臣哲，垂荣无极，何徳之盛也！朕昃食厉志，庶几治古，而承明之敝，浇竞相蒙，人务交游，家为激讦，更相附离，以沽声誉，至或阴招贿赂，阳托荐贤，又按察将命者，恣为苛刻，构织罪端，奏鞫纵横，以重多辟，至于属文之人，类亡体要，诋斥前圣，放肆异言，以讪上为能，以行怪为美，自今委中书门下、御史台采察以闻。”范仲淹上表乞罢政事，知邠州，诏不许。
庆历五年春正月乙酉，右諌议大夫、参知政事范仲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陜西四路縁边安抚使枢密使；右諌议大夫富弼，为资政殿学士、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仲淹、弼既出使，䜛者益甚，两人在朝所施为，亦稍沮止，独杜衍左右之，上颇惑焉，仲淹愈不自安，因䟽奏乞罢政事，上欲听其请，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虚名，今一请遽罢，恐天下谓陛下轻绌贤臣，不若且赐诏不允，若仲淹即有谢表，则是挟诈要君，乃可罢也。”上从之，仲淹果奏表谢，上愈信得象言，于是弼自河北还，将及国门，右正言钱眀逸希得象等意，言：“弼更张纲纪，纷扰国经，凡所推荐，多挟朋党。心所爱者，尽意主张；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倾朝共畏，与仲淹同。”又言：“仲淹去年受命宣抚河东、陜西，有诏戒励朋党，心惧彰露，称疾乞医，才见朝廷别无行遣，遂拜章乞罢政事，知邠州，欲固己位，以弭人言，欺诈之迹甚明，乞早废绌，以安天下之心，使奸诈不敢效尤，忠实得以自立。”明逸䟽奏，即降诏罢仲淹、弼。【明逸䟽，据墨史本传。仲淹遽上谢表，据《记闻》，然司马光盖得之厐籍，恐未可信，更须考详。仲淹谢受邠州表云：“诏旨弗从，留居丞弼之位；表章再露，愿陈冦敌之机。”疑仲淹再表，必是请对，故章得象之譛，遂得行也】
王拱辰等劾苏舜钦
[编辑]庆历四年十一月甲子，监进奏院、右班殿直刘巽；大理评事、集贤校理苏舜钦，并除名，勒停。工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落侍讲、检讨，知濠州。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刁约，通判海州。殿中丞、集贤校理江休复，监蔡州税；殿中丞、集贤校理王益柔，监复州税，并落校理。太常博士周延隽，为秘书丞。太常丞、集贤校理章岷，通判江州。著作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吕溱，知楚州。殿中丞周延让，监宿州税。校书郎、馆阁校勘宋敏求，签书集庆军节度判官事。将作监丞徐缓，监汝州叶县税。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执政，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为，而舜钦，仲淹所荐，其妻又衍女也，少年能文章，议论稍侵权贵，会进奏院祠神，舜钦循前例，用鬻故纸公钱，召妓女，开席会宾客，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刘元瑜等劾奏，因欲动揺衍。事下开封府治，于是舜钦及巽俱坐自盗，洙等与妓女杂坐，而休复、约、延隽、延让又服惨未除，益柔并以谤讪周孔坐之，同时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王拱辰《行状》云：“或作傲歌，有‘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盖益柔所作也。延隽、延让，皆起子】
狱事起，枢密副使韩琦言于上曰：“昨闻宦者操文符捕馆职甚急，众听纷骇。舜钦等一醉饱之过，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是？陛下圣徳素仁厚，独自为是，何也？”上悔见于色。自仲淹等出使，䜛者益深，而益柔亦仲淹所荐，拱辰既劾奏，宋祁、张方平又助之，力言益柔作傲歌，罪当诛，盖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无所可否，贾昌朝阴主拱辰等议，及辅臣进白，琦独言：“益柔少年狂语，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国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为傲歌可见也！”上悟，稍宽之。时两府合班奏事，琦必尽言，事虽属中书，琦亦对上陈其实，同列尤不恱，上独识之曰：“韩琦性直。”【据正史《苏舜钦传》，御史不载刘元瑜姓名，《元瑜传》亦不云尝奏舜钦，独魏泰《杂记》载“一网打尽”乃元瑜语，今并出其姓名于鱼周询下，然周询七月为知杂，九月为吏外，十月为省副，不属御史台矣，当考。宋祁、张方平同劾奏王益柔，此据《韩琦家传》，李清臣《行状》但云近臣，盖讳之也，今仍出二人姓名，魏泰云发舜钦等祠神会者，太子中舍李定也，梅尧臣为作《一客不得食，覆鼎伤众宾》诗，按舜钦等坐责，乃御史劾奏，又当时但借此以倾杜衍尔，李定无与，今不取】
陈执中排杜衍
[编辑]庆历四年十月，御史王拱辰等劾奏苏舜钦，因欲揺动杜衍。
五年正月甲戌，右正言、秘阁校理孙甫，为右司谏、知邓州。帝尝问丁度用人以资与才孰先，度对曰：“承平宜用资，边事未平宜用才。”甫又劾奏度因对求大用，请属吏，上谕辅臣曰：“度在侍从十五年，数论天下事，顾未尝及私，甫安从得是语？”度知甫所奏误，力求与甫辨，宰相杜衍以甫方使契丹，寝其奏，度深衔衍，且指甫为衍门人，及甫自契丹还，亟命出守。乙酉，参知政事范仲淹罢知邠州，枢密副使富弼罢知郓州，是夕，并鏁学士院，草制罢衍，而衍不知也。
自苏舜卿等斥逐，衍迹危矣，陈执中在中书又数与衍异议，蔡襄、孙甫之乞出也，事下中书，甫本衍所举用，于是中书共为奏言：“谏院今阙人，乞且留甫等供职。”既奏，上颔之，衍退归，即召吏，出札子令甫等供职如故，衍及得象既署，吏执札子诣执中，执中不肯署，曰：“向者上无明旨，当复奏，何得遽尔？”吏还白衍，衍取札子坏焚之，执中因譛衍曰：“衍党顾[6]二人，茍欲其在諌院，欺罔擅权，及臣觉其情，遂坏焚札以灭迹，怀奸不忠。”上入其言，故与仲淹、弼俱罢，衍为宰相才百二十日也。
丙戌，工部侍郎、平章事、兼枢密使杜衍，罢为尚书左丞、知兖州，制辞略曰：“自居鼎辅，靡协岩瞻，颇张朋比之风，难处咨谋之地。顾群议之莫遏，岂旧劳之敢私？”学士承旨丁度之笔也。【陈执中譛衍，据《记闻》，然蔡㐮以去年十月十七日出知邓州，恐中书所奏，但乞留甫，不及㐮也，或㐮虽已有除命，犹未去京师，故中书乞并留二人，更须考】
三月，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欧阳修上疏，言杜衍为人清审而谨守规矩。〈详见欧韩石责罢〉
七年[7]正月戊子，尚书左丞、知兖州杜衍，为太子少师致仕，衍年七十，方正旦日，上表愿还印绶，宰相贾昌朝素不喜，遽从其请，议者谓衍故宰相，一上表即得谢，且位三少，皆非故事，盖昌朝抑之也。
蔡襄等言陈执中
[编辑]庆历四年九月甲申，资政殿学士、工部侍郎、知青州陈执中，为参知政事。先是，傅永吉以诛王伦故，骤迁得入见，上面奖之，永吉谢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陈执中授臣节度，臣奉之，幸有成尔。”因极言执中之美，上益嘉永吉之让，且贤执中，因问永吉曰：“执中在青州凡几岁？”对曰：“再岁矣。”未几，谓宰相曰：“执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诏执中参知政事。，是，谏官蔡襄、孙甫等争言执中刚愎不学，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听，谏官争不止，上乃命中使赍敕吿，即青州赐之，且谕意曰：“朕用卿，举朝皆以为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尔。”明日，谏官上殿，上作色迎谓之曰：“岂非论陈执中耶？朕已召之矣！”谏官乃不敢复言。十月，秘书丞、直史馆、同修起居注、知谏院蔡襄，以亲老，乞乡郡，己酉，授右正言、知福州。襄与孙甫俱论陈执中不可执政，既不从，于是两人俱求出，而襄先得请，时甫使契丹未还也。
五年正月甲戌，右正言、秘阁校理孙甫，为右司谏、知邓州。先是，甫言陈执中不效，数请郡不许，自契丹还，以丁度故，亟命出守。
八年三月甲寅，幸龙图、天章阁，又出手诏赐辅臣曰：“朕承祖宗大业，赖文武荩臣夙夜兢兢，期至于治。间者西陲备御，天下绎骚，趣募兵师，急调军食，虽常赋有増而经用不给，累岁于兹，公私匮乏，加以承平寖久，仕进多门，人浮政滥，员多阙少。又牧宰之职，以惠绥我民，而罕闻奏最；将帅之任，以威制四方，而艰于称职，岂制度未立，不能变通于时邪？简擢靡臻，不能劝励于下邪？西北多故，冦态难常，献奇谲空言者多，陈悠久实效者少，备豫不虞，理当先物，思济此务，罔知所从，悉为朕条画之。”又诏翰林学士、三司使、知开封府、御史中丞曰：“欲闻朕躬阙失，左右朋邪、中外险诈、州郡暴虐、法令非便民者，及朝廷几事，其悉以陈。”皆给笔札，令即坐上对，而宰相陈执中固辞，上复敦谕至于三四，乃听两府归而上之，时枢密使夏竦知执中不学少文，故为帝谋，以策访大臣，面使条对，竦意实欲困执中也。执中方力辞，未许，参知政事宋庠进曰：“两汉对策，本延岩穴草莱之士，今备位政府，而自比诸生，非所以尊朝廷，请至中书合议上对。”许之，论者以庠为知体。
八月[8]，殿中侍御史何郯言：“……执中昧经国之大体，无适时之长材，当四方多事之秋，陛下欲倚之使致太平，固不可望也！今陛下用执中则失天下人心，退执中则慰天下人望，陛下岂可虑伤一执中之意，而不念失天下之心，失天下之心而欲天地之气和，固不可得也！伏望圣慈，依臣前奏，罢免执中，以慰天下之望。臣于大臣，固无嫌隙，不避其威权而言者，盖虑陛下以淫雨未止，忧劳过甚，不责臣下，而引咎圣躬，所以欲乞退强戾专恣之人，免致壅蔽，使上下情通，则灾异可除，和平可致，兹事所举，系国家利害甚大，伏惟圣心断之不疑，速赐裁决……”
皇祐元年八月壬戌，工部侍郎、平章事陈执中，罢为兵部尚书、知陈州。先是，河决民流，灾异数见，执中无建明，但延接卜相术士，言者屡攻之，因论执中越次用李中师为府界提点，及吕昌龄等出入门下，喜进无学匪人，不恊众望，而执中亦以足疾辞位，自陈不愿为使相、大学士，诏从其请，翰林学士孙抃当制，遂除尚书左丞，文彦博、宋庠言恩礼太薄，乃下学士院贴麻改命之。【据陈绎《拜罢录》，载执中为言者所攻，乃罢，下制云：“间以河道溢决，民版流移，露章祈退，故从其请”，而《实录》、正传、附传但云执中以足疾辞位，不载其尝被言也，疑本传或有縁饰，今从《拜罢录》】
韩欧石以论救范富等责罢
[编辑]庆历五年三月己未，杜衍、范仲淹、富弼既罢，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韩琦上疏言：“陛下用杜衍为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罢，必陛下见其过失，非臣敢议；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边，朝廷因而命之，固亦有名。至于富弼之出，则所损甚大，臣始不敢容易奏陈，虑言事臣僚与缙绅高识之士，必有为陛下别白论辨者，数日观听，略无一人启口，得非惜身畏祸，人之常情，臣受国重恩，备位枢辅，若事有干国家之大计，惑天下之耳目，岂可偷安固禄，隐而不言？窃见富弼大节难夺，天与忠义，昨契丹领大兵压境，致谩书于朝廷，仓卒之间，命弼为使，弼割老母之爱，蹈不测之祸，以正辨屈，强冦卒复和议。忘身立事，古人所难，故近者李良臣自北来归，盛言北朝自主而下，皆称重之，陛下两命弼为枢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辞避不受，逮抑令赴上，则不顾毁誉，动思振缉纪纲，其志欲为陛下立万世之业耳！去年秋，北朝点集大兵，声言讨伐元昊，朝廷未测虚实，弼以河朔边备未完，又自请行，于今在外，已是半年，经久御戎之术，固已蓄于胸中，事毕还朝，甫及都门，未得一陈于陛下之前，而责补闲郡，中外不知得罪之因，臣亦痛弼有何负于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自此天下忠臣义士，指弼为诫，孰肯为国家之用，所损岂细哉！臣固知朝廷成命不可追改，然尚有一策可救其失，愿陛下试加详择。臣窃见近日李用和多疾，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阙管殿前司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难中选，臣谓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州，仍兼部署之职，遣一中使宣谕，令赴阙奏覆河北公事毕赴任，俟其陛对，慰而遣之，弼素秉忠义，又感此恩，唯思效死，岂敢更以内外职为意，别有论列，如此则是朝廷以北事专委富弼，以西事专委范仲淹，使朝夕经营，以防二冦之变，朝廷实有所倚。又北人素知弼之威望，亦可以杜其轻发之意，若无事则弃于闲郡，有事则责令捍边，不惟措置失事，亦自国家失体。臣所以不避朋党之疑，思一悟于圣聪者，盖以臣下朋党，本求进身，今臣叨窃宠任，班著已优，不能惜事寡言，随众上下，渐图进用，而救辨得罪之臣，自取祸患为朋党，不亦拙乎？愿陛下察臣此心，则朋党之疑自觧，兼近日臣僚多务攻击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国家之福，唯陛下察之。”䟽入，不报。而董士廉又诣阙讼水洛城事，辅臣多主之，琦不自安，恳求补外，辛酉，琦罢枢密副使，加资政殿学士、知扬州。
是月，欧阳修上疏曰：“臣闻士不忘身不为忠信，言不逆耳不为谏诤，故臣不避群邪切齿之祸，敢冒一人难犯之颜，惟赖圣慈幸加省察。臣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而罢，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臣职虽在外，事不审知，然臣窃见自古小人䜛害忠贤，其识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揺动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二求瑕，惟指以为朋党，则可以一时尽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则不可以他事动揺，惟有专权是人主之所恶，故须此说方可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无大过，而一时尽逐，富弼与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离间，必有朋党专权之说，上惑圣聪，臣请详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信谠论闻于中外，天下贤士争相称慕，当时奸臣诬作朋党，犹难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数人，并在两府，察其临事可以辨也，盖杜衍为人清审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韩琦则纯正而质直，富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其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仲淹力争而宽之，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来，至如尹洙亦号仲淹之党，及争水洛城事，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尹洙，此数事尤为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谓至公之贤也！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争而无私，以此而言，臣见杜衍等，真得《汉史》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而小人䜛为朋党，可谓诬矣！臣闻有国之权，诚非臣下所得专也，臣窃思仲淹等自入两府以来，不见其专权之迹，而但见其善避权也，夫权得名位则可行，故行权之臣，必贪名位，自陛下召琦与仲淹于陜西，琦等让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学士、两命枢密副使，每一命未尝不恳让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坚，故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见避让太繁，不见其专权贪位也，及陛下坚不许辞，方敢受命，然犹未敢别有所为，陛下欲其作事，乃开天章阁，召而赐坐，授以纸笔，使其条列，然众人避让，不敢下笔，弼等亦不敢独有所建，因此又烦圣慈出手诏，指定姓名，专责其条列大事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虽锐，然亦不敢自出意见，但举祖宗故事，请陛下择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无推避，弼等蒙陛下圣意委任，督责丁寕，而犹迟缓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谮而曰专权者，岂不诬哉！至如两路宣抚，国朝累遣大臣，况自中国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劳困及于天下，北兵乘衅违盟而动，其书辞侮慢，至有‘贵国祖宗’之言，陛下愤耻虽深，但以边防无备，未可与争，屈志买和，莫大之辱，弼等见中国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进用之恩，故各自请行，力思雪耻，㳂山傍海，不惮勤劳，欲使武备再修，国威复振，臣见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权以御四方，未见其侵权而作过也。伏惟陛下睿哲聪明，有知人之圣，臣下能否，洞逹不遗，故于千官百辟之中，亲选得此数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方相贺于外，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也！陛下圣徳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际，恩礼各优，今仲淹西路[9]之任亦不轻矣，愿陛下拒绝群谤，委信不疑，使尽其所为，犹有禆补。方今西北二冦交争未已，正是天与陛下经营之时，而弼与琦岂可置之闲处，伏望早辨䜛巧，特加图任，则不胜幸甚！臣自前岁召入谏院，十月之内，七受圣恩，而置身两制，常思荣宠至深，未知报效之所，群邪争进䜛巧，而正士继去朝廷，乃臣忘身报国之时，岂可缄言而避罪？”䟽入，不报，指修为朋党者益恶焉。
八月甲戌，降河北都转运按察使、龙图阁直学士、右正言欧阳修，为知制诰、知滁州；太常博士、权发遣户部判官苏安世，为殿中丞、监泰州盐税；入内供奉官王昭眀，监寿春县酒税。修既上䟽论韩琦等不当罢，为党论者益忌之。初，修有妹适张龟正，卒而无子有女，实前妻所生，甫四岁，以无所归，其母携养于外氏，及笄，修以嫁族兄之子 —— 晟，会张氏在晟所与奴奸事，下开封府，权知府事杨日严前守益州，修尝论其贪恣，因使狱吏附致其言以及修，諌官钱明逸遂劾修私于张氏，且欺其财，诏安世及昭明杂治，卒无状，乃坐用张氏奁中物买田，立欧阳氏劵，安世等坐直牒三司取录问吏人而不先以闻，故皆及于责。安世，开封人也，狱事起，诸怨恶修者，必欲倾修，而安世独明其诬，虽忤执政意，与昭明俱得罪，然君子多之。【修论奏日严，据何郯章疏。钱明逸劾修，据修与蒋之奇辨第六札，《实录》第三有修八札】
十月，上尝遣中使察视山东盗贼，还奏盗不足虑，而言兖州杜衍、郓州富弼，山东尤尊爱之，此为可忧，帝欲徙二人淮南，参知政事吴育曰：“盗诚无足虑，然小人乘时以倾大臣，非国家之福。”议遂格。
十一月，夏竦言石介为富弼入契丹。〈见夏竦事实 〉乙未，诏以边事宁息，盗贼衰止，知郓州富弼、知青州张存并罢安抚使；知邠州范仲淹，罢陜西四路安抚使。其实䜛者谓石介谋乱，弼将举一路兵应之故也。仲淹先引疾求解边任，是日改知邓州。
七年五月壬午[10]，资政殿学士、给事中富弼，为京东路安抚使、知青州。六月，夏竦又䜛石介为富弼结金坑恶少〈见夏竦事实 〉。十二月癸丑，知郓州韩琦，知成徳军。
八年二月戊寅，改新知荆州[11]范仲淹复知邓州。仲淹在邓二年，邓人爱之，及徙荆南，众遮使者请留，仲淹亦愿留，诏从其请。
富弼范仲淹争论救晁仲约事
[编辑]庆历三年十一月，初群盗剽劫淮南，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谕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盗悦，径去不为暴，事闻，朝廷大怒，枢密副使富弼议诛仲约以正法，参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争于上前，弼曰：“盗贼公行，守臣不能战，不能守，而使民醵钱遗之，法所当诛也，不诛则郡县无复肯守者矣！闻高邮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释也。”仲淹曰：“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今高邮无兵与械，虽仲约之义，当勉力战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小民之情，虽醵出财物而得免于杀掠，理或喜之，而云欲食其肉，𫝊者过也。”上释然从之，仲约由此免死。既而弼愠甚，谓仲淹曰：“方今患法不举，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徳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弼终不以为然。其后两人不安于朝，相继出使，弼还自河北，及国门，不许入，未测上意〈 详见外郡冦贼〉，比夜彷徨不能寐，绕床叹曰：“范六丈，圣人也！”【“范文正作参知政事，富文忠公作枢密副使，时盗起京西，掠商、邓、均、房，光化军弃城走，奏至，二公同对上前，富公乞取知军者行军法，范公曰：‘光化无城郭，无甲兵，知军所以弃城，乞薄其罪。’仁宗可之，罢朝，富公怒甚，谓范公曰：‘六丈要作佛耶？’范公笑曰：‘人何用作佛？某之所言有理，少定，为君言之。’富公亦不乐，范公从容曰：‘上春秋鼎盛，岂可教之杀人？至手滑，吾辈首领将不保矣！’富公闻之汗下，起立以谢曰：‘非某所及也。’富公素以丈事范公云。”据邵伯温《见闻录》，所称光化军，盖谬也，今从苏氏《龙川别志》，以为张海，亦恐误，今削去贼名姓，盖庆历间，贼王伦起京东，掠淮南，张海起陜西，掠京西，不闻张海尝过淮南也。范仲淹正传亦指王伦，不称张海，传所载守令当诛者，不但仲约一人，今但从《别志》，王尧臣《麈史》记此事，亦与邵伯温同，但称王伦，不称张海，伯温盖误也】
吴育贾昌朝张方平争论唐询事
[编辑]庆历六年六月，初，吴育在翰林，荐询为御史，未至，丧母，服除，育方参政，而宰相贾昌朝与询亦有亲，育数为昌朝言，询用故事当罢，昌朝不得已，以询知庐州，时四月乙卯也；凡官外徙者，皆放朝辞，而询独许入见，中丞张方平因奏询材质美茂，宜留备言职。癸丑，诏监察御史唐询更不赴庐州，育争不得，询由是怨育而附昌朝，方平留询且谮育，世皆以为昌朝意云。
八月癸酉，参知政事吴育为枢密副使，丁度参知政事。育在政府，遇事敢言，与宰相贾昌朝数争议上前，殿中皆失色，育论辨不已，乃请曰：“臣所辨者，职也，顾力不胜，愿罢臣职。”因与度易位。始昌朝与育争，上欲俱罢二人，御史中丞张方平将对，昌朝使人约方平助己，当以方平代育，方平怒叱遣之曰：“此言何为至于我耶？”既对，极论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罢，世皆以方平实为昌朝地也。
七年三月乙未，工部侍郎、平章事贾昌朝，罢为武胜节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吴育，为给事中，归班。昌朝与育数争论帝前，论者多不直昌朝，时方闵雨，昌朝引汉灾异册免三公故事，上表乞罢，而御史中丞高若讷在经筵，帝问以旱故，若讷因言：“阴阳不和，责在宰相，《洪范》：‘大臣不肃，则雨不时若’。”帝用其言，即罢昌朝等，寻复命育知许州。
- ↑ 原作“五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0 改
- ↑ 原作“以为不可耳”，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 改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 补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 补
- ↑ 注文，原书在“十一月……范仲淹上表乞罢”后，今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2 改
- ↑ 原作“党锢”，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4 改
- ↑ 原作“六年”，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0 改
- ↑ 原书“八月”后有两空格，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5 本段前有“是月”二字
-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5 作“四路”
- ↑ 原作“二月壬戍”，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0 改
- ↑ 原作“改知新荆南”，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0 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