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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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河 上
[编辑]元丰八年八月己巳，镇江军节度使、知河南府韩绛，加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绛陛见，面谕以河北水灾，非故老大臣莫能安集，遣使就第赐告，时河决小吴未复，议者欲为支川，傍北都注故道，魏人惴恐，绛五上疏乞复澶渊故道，朝廷为之寝河役。
元祐元年四月己丑，殿中侍御史吕陶言：“向者知澶州王令图辄有论奏，欲于迎阳埽开濬旧河，使水东注，及乞于孙村地分金堤置约，使河流复归故道，河北转运司并不计审利害，继有论奏，欲朝廷先委王令图相度，自迎阳埽以下，许令一面经画，才候正月放水入旧河，仍于大吴北岸修进锯牙，擗约水势，归复故道，朝廷差李常、冯宗道相视，未至本处，而转运司范子奇、李南公自知欺诞，不可掩匿，乃于正月十八日论奏，又移牒李常，称迎阳、孙村两处回河，委是不便，及常等相度，俱称不可，已罢其役。按河流回复，自古及今，最为中国之大事，今缘令图一言，遽欲兴役，开旧塞新，及朝廷遣使按视，具见其实，则方露底里，以为难成，同异两端，情渉侮玩，愿付有司劾治子奇、南公之罪，以戒欺谩。”诏范子奇、李南公各罚铜十斤，展二年磨勘。辛卯[1]，吏部侍郎李常、勾当御药院冯宗道言：“凖朝旨相度黄河利害，臣等所至，历览其堤防，全未高广，物料亦有未备，缘堤防之设，全系水官，物料之蓄，责在本道，今经渉岁月，尚尔未集，以是知水官未得其人，欲乞添置使者。”诏添置外都水使者、勾当公事各一员。
九月丁丑，秘书监张问相度河北水事。[2]
十一月丙子，相度河北水事张问言：“臣至滑州决口地分相视，得迎阳埽至大小吴埽水势低下，旧河淤淀，若复旧道，恐功力难办，请于南乐[3]大名埽地分开直河并签河，分引水势，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从之。
十二月[4]庚寅，大名府奏：“引河近府不便。”诏张问再行相视。
二年二月辛卯[5]，王令图、张问奏；“先奏乞分河水入孙村口，已蒙依奏，寻准旨不行，今乞依前奏开修。”从之。【《政目》八日事，此当考详。问前奏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十二月六日，令图、问再按视，二年二月八日，诏从王令图、张问奏，开修孙村河，《实录》并不书，此据吕大防《政目》，然既从二人所奏开修，令图寻卒于三月十七日，其次日即命王孝先代之，孝先亦同欲开修孙村河者也。四月十二日，又命顾临代范子奇为转运使，以河议未决，二十六日乃诏转运使副与水官共议开修的确利害，据此则二月八日虽降开修指挥，寻却寖罢，故今又复令有司别议】
十月丁亥，河北都转运使顾临等奏：“乞将应縁讲议河事行遣，并依元降朝旨，以讲议河事所为名，候议定合行开修去处奏闻，及依故事，朝廷差官覆实，委得允当，许令兴工，即复为都大提举修河司。”诏依所奏，候议河事兴工，即复为都大提举修河司。
三年二月己丑，知大名府冯京言：“准敕开修减水河在本府䕶城横堤之南，请下有司预行固䕶。”诏令都大提举修河司照会。初元丰八年十一月，朝廷用王令图议，将复大河故道，诏李常视之，常言不可，役已兴，旋罢，时元祐元年正月也。其九月，又诏张问同令图相度，开孙村口河以分减水势，朝廷既从之，寻亦中辍。二年三月，令图死，王孝先代领都水，亦欲开孙村口减水河，如令图议，知枢密院安焘两奏疏言：“朝廷久议回河，独惮劳费，不顾大患，盖自小吴未决已前，河入海之地虽屡变移，而尽在中国，故京师恃以限强寇，景徳澶渊之事可验也，且河毎决而西，则河尾益北，河流既益西决，固已北抵境上，若复不止，则南岸遂属敌界，彼必为桥梁，守以州郡，如庆历中，因取河南熟户之地，遂筑军以窥河外，已然之效如此，盖自河以南，地势平衍，直抵京师，长虑却顾，可为寒心……今欲便于治河而缓于设险，非至计也。”太师文彦博议与焘合，中书侍郎吕大防从而和之，三人者，力主其议，同列莫能夺，中书舎人苏辙见右仆射吕公著，乘间问曰：“公自视知勇，孰与先帝？势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与先帝？”公著惊曰：“君何言欤？”曰：“河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诸公欲回之，是自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公著唯唯曰：“当与诸公筹之。”然竟莫能夺也，回河之役遂兴。是月[6]，中书舎人曽肇言：“昨奉使契丹，还至河北，窃闻朝廷命王孝先开孙村口减水河，欲为回河之计，调发河北及邻路人夫应副工役，询之道路，皆云见今河流就下故道，地形甚高，兼系黄河退背地分，恐难成功，当河北累年灾伤之后，未宜有此兴作……伏望圣慈更下水官及河北路监司，公共讲求……使议论早定……不至枉费民力，更招后悔。”
十月戊戌，诏：“黄河未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议，已尝兴役，不可中罢，宜接续，工料向去，决要回复故道，三省、枢密院速与商议施行。”庚子，三省、枢密院延和殿奏事，司空、平章军国事吕公著、左仆射吕大防、知枢密安焘、中书侍郎刘挚退，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右仆射范纯仁、尚书左丞王存、右丞胡宗愈留身，存前奏曰：“适诸臣敷奏河事，臣预闻议论，乞更少陈愚见。孙村口回河利害，论者不一，近召谢卿材、张景先，令与王孝先及俞瑾商量。卿材状称河势北流顺快，乞不行闭塞；孝先等状称惟孙村口可以取水，还复故道，须治故道旧堤，乞更展一年，如将来不测，大河泛涨，冲过直堤，淤淀故道，或河道变移，别无取水去处，乞免修河官吏责罚。且孝先等系建议官，其说却如此，是亦未能保其必可以成功，只开减水河、浚故道、治旧堤，计用兵夫数万、物料数千万，尚未说将来闭塞河门所费，若果能回复大河，为永远之利，虽更劳费财力，亦不足计较，今据其说，乃是侥幸万一成功，未有的确利害，将来若回河不得，是虚弃数千万物料，困数路民力，岂得不虑。”又奏：“诸臣言设险事，此固为远虑，然须因地势回复大河，方可为险，如孙村口回河不得，亦须别行相度，边寇若御得其道，自景徳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岂是设险之效？茍御失其道，如后晋末，耶律徳光犯阙，当时岂无黄河为阻？况今河流未必便冲过北界，须且详究利害惟是，民力不可不惜。”又奏：“昔河决天台埽，是时章献太后垂帘，两遣近臣按视，预积物料数年，然后兴役，今何惜遣一二近臣按视，候见的实利害然后兴役，亦未为晩。臣非为异论，实以忧责所系，不敢不尽愚款，愿陛下慎重此事。”太皇太后曰：“且更熟商议。”于是收回戊戌诏书。【此据《范纯仁家传》增入】
十一月甲辰，三省、枢密院言：“检会都水使者王孝先状……乞于西岸上，自北京内黄第三埽先起截河堤一道，与旧河孙村口相照，仍相度于樊河第三河靠水作缕河小堤闸，断河门于大名府南第四铺下至孙村口北，仿往时作汴河规模，开修减水河一道，分杀水势，东趋入海。寻召到孝先及俞瑾等，令陈述利害，据孝先等称，除孙村口外，更无不近界河可以回河入海去处，其孙村口欲作二年开修，今冬先备旧堤梢草一千万束，来春下手，先开减水河，分减水势，所用兵夫，已有前申定数，至元祐五年方议闭塞北流，回改全河入东流故道，已令孝先等供结罪保明状讫㸔详，除预备旧堤物料，便可施行外，所有元祐五年闭塞北流，回全河入东流故道，并来年开减水河，虑别有未尽利害，欲差官躬亲相度，具经久利害，诣实奏闻。”诏差吏部侍郎范百禄、给事中赵君锡躬亲往彼相度，并具的确利害，尽图连衔保明闻奏，如孙村口不可开河，即别于不近界河，踏逐一处，亦具保明奏闻。【九月五日，苏轼云孝先欲于北京南，开孙村河，欲夺河身以复故道。然则孝先建议必在九月五日前矣】文彦博、吕大防、安焘三人者，实主回河议，范纯仁独以为不然，主议者谓纯仁曰：“某累官河北，河上利害晓之熟矣，公足迹未尝及河北，安知其利害。”纯仁曰：“利害非纯仁所知，至于水性趋下，则不待到河北而知也。纯仁不敢坚以回河为不然，但以边事未宁，百姓尚困，国家府库财用有限，主上初即位，垂帘之际，兴此大役，安得不审谨乎？”乃议再遣百禄、君锡按视。范纯仁又言：“水官不候相度可否，便计买先修旧河埽，梢草一千万束，用钱近四十万贯，此是将寻常价例约度，今来立限要二月中有备，则必诸州争买，价例更高，不惟所用钱物浩大，官吏逃责，恐不免劳扰。既称开减水河，只要试探水势，已计梢草若千万束，内若干旧有，若干今买，即来春所用兵夫，须与梢草相称，方能了当。其开减水河，本只欲试探水势，已费财用如此，将来回复大河，塞决口，都未曾议及，此正臣前所谓用过财力既多，欲罢不能之端也……兼议者始谓今年丰熟，梢草易为收买，以臣愚见，唯是草一色，岁丰易得外，其梢既不近山，多是人家园林，凶年方肯斫卖，丰年却恐难得，况大河既未全复，物料自当减数，设欲预备，亦须渐次计置。”户部侍郎苏辙言：“近闻回河之议，已寝不行，臣平日过忧，顿然释去，然尚闻议者固执开河分水之䇿，虽权罢大役，而兵功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则河北来年之忧，亦与今年何异？今者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哉……臣以户部休戚计在此河，若复缄默，谁当言者？惟断自圣心，尽罢其议，则天下不胜幸甚。”
闰十二月，范百禄、赵君锡既受诏同行相视东西二河，度地形，究利害，见东流高仰，北流顺下，知河决不可回，即条画以闻。
四年正月戊戍[7]，范百禄、赵君锡等既面奏河不可回，乞罢修河司，旬馀不报，于是上䟽奏曰：“窃谓本朝河决必塞，已塞复决，未尝复回于故道也。今河行大岯之西，至于大陆，分注木门，由阎官道，会独流口入界河，东归于海，合禹之迹，前人所欲为而不可得者也。元丰以前，未有回河之论，八年之后乃有若王孝先、俞瑾辈敢妄议回河，孝先身为水官，无容不知有此，臣既按视，究见利害，而大臣廷议逾月未决，臣窃惑之……又况元丰四年，小吴河决未两月，而神宗皇帝神机睿断，不下堂而见万里之外，顺天地高卑之性，知百川脉络之理，明诏中外，藏之有司，其大略曰：‘故道已是淤高，理不可复，自今更不闭塞’，于是远近心服，人无异论，今孝先等乃敢横议，违戾先帝明诏，意欲旁縁以自进尔。伏望睿慈亟罢修河司，以省大费，正孝先之罪，以眀典刑，则天下幸甚。”
四月戊午[8]，尚书省言：“大河东流，为中国之要险，自大吴决后，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坏塘泺，兼浊水入界河向去浅淀，则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则中国全失险阻之限，不可不为深虑。”诏吏部侍郎范百禄、给事中赵君锡条画以闻。
七月丙申，都水监言：“黄河为中国患久矣，自小吴决口，后来泛滥未著河槽，朝廷前后遣官相度非一，终未有定论，盖新河堤防与故道金堤殊绝，若以为北流无患，则前二年河决南宫下埽，去三年决上埽，今四年决宗城下埽[9]，岂是北流可保无虞，以为大河赴东，则南宫、宗城皆在西岸，以为赴西，则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危或决，皆在东岸，显是大河千里，未见归纳，无以为经久之计，所以昨来相度第三第四铺分决涨水，少纾目前之急，而继又宗城决溢向下，包蓄不定，虽欲不为东流之计不可得也。河势未可全夺，故为二股之䇿，今本监勾当公事李伟状，相视得新开第一口水势湍猛，发泄不及，已不候功毕，更拨沙河堤第二口减泄，大河涨水，因而二股分行，以纾下流之患，虽未保冬夏常流，已见有可为之势，在国家为无穷之利，必欲经久，遂作二股，仍须増添役夫，乃为长利，然未下监司州郡、外使者、北外丞司看详，即今所修较之利害，孰为轻重。”诏令河北路安抚司、监司、外使者、北外丞司，限十日具析保明以闻。【八月十日，苏辙言李伟张皇申报，二十八日置修河司】
八月丁未，翰林学士苏辙言：“臣去岁领户部右曹[10]，以财赋不足，而开河之议不决，河北费用不赀，曽三上章论河流西行，已成河道，而孙村以东故道高仰，势决难行，是时大臣之议多谓故道可开，西流可塞，朝廷因遣范百禄、赵君锡亲行相度……百禄等既还，皆谓故道不可开，而西流不可塞，何者？地形高下，可指而知，水性避高趋下，可以一言而决，故百禄等不敢蒙昧朝廷，希合权要，效其成说而致之陛下，陛下亦知其言明白，信而行之，中外公议皆以为当……臣窃见今河道西行孙村侧左，大约入地二丈，以来而见今申报涨水出崖，由新开口地东入孙村，不过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涨水而夺入地二丈河身，虽三尺童子，知其难矣！然朝廷遂为之遣都水使者，兴兵夫开河道，进锯牙，欲约之使东，今方河水盛涨，其西行河道若不断流，则遏之东行，实同儿戏……臣愿陛下急命有司，且徐观水势所向，依累年涨水旧例，因其东溢，引入故道，以纾北京朝夕之忧，其故道堤防坏决之处，略加修完，免其决溢而已，至于开河进约等事，一切不得兴功，仍不许奏辟官吏，调发夫役，候河势稍定，然后议之，不过一月之后，涨水既落，则西流之势决无移理，而群小妄说，不攻自破矣！”己酉，河北路转运使兼都水使者谢卿材，为河东路转运使；权河东路转运使、直龙图阁范子奇，为集贤殿修撰，充河北路都转运使兼外都水使者。时复议回河，故徙卿材，然子奇㝷亦复以直龙图阁归故官。乙丑，都水监勾当公事李伟言：“已开拨北京南沙河直堤第三铺，放水入孙村口故道通行，具到乘势闭塞大河北流等利害。”又言：“沙堤第三铺水势顺快，故道渐亦为备，朝廷今日当极力必闭北流，乃为上策，若不明诏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迁延，议终不决，观望之间，遂失机会，乞复置修河司。”从之，仍以都提举修河司为名，差都水使者吴安持提举，外都水使者范子奇同提举，以伟为专切管勾应縁回河等事。【八月二十八日，初用都水议，令诸司保明回河云，诏以回复大河，置都提举修河司，调夫十万人】
九月乙未，右谏议大夫范祖禹言：“自元丰四年河决小吴，神宗皇帝下诏更不修闭决口，宣谕辅臣曰：‘以道治水，无违其性。’河行大吴，今已九年。自元丰八年以来，议者乃有异同，朝廷疑惑，故先遣李常、冯宗道，后又遣臣叔百禄、赵君锡按视，皆言无可塞之理，即用北流为便，士大夫亦言不可塞者十有八九，而李伟希合执政，无所忌惮，敢肆大言，以罔朝廷，朝廷更不博谋于众，即依得伟奏，置都提举修河司，既开直堤第四铺口，而第七铺危急，自八月八日救䕶，至二十八日，用梢草百万，调急夫七千人，官吏自夜逹旦，埽𦈉愈危，随即垫去，终不能守，而直堤自溃决。今才开一铺，河势变移，人意已不能测，将来闭塞北流，何止万倍于此……臣窃见去年初遣二使之时，大臣方且力争，或曰可塞，或曰不可，今言不可塞者已罢免，所以庙堂无异议之人……及二使还奏，大臣议论犹不能一，独陛下圣意主张，遂罢修河司，中外无不以为至当，今才历三时，复为回河之役，先帝既以为不可，陛下又以为不可，而执政耻其前言之失，必欲遂非，妄举大役，轻动大众，河本无事而人强扰之……伏望陛下明谕大臣，博采群言，息意回河，勿轻动众，无以有限之财力、生民之性命，填不测之巨壑，勿徇一言之失而望必不可成之功，罢提举修河司，散遣官吏兵夫，其北流决溢，随宜救䕶。臣自闻复置修河司指挥，即欲建言，縁臣叔百禄尝被使指，言出臣口，理亦有嫌，是以踌躇至于阅月，今中外讻讻，皆言不便，臣有言责，若避嫌缄默，坐观国事，有悮臣之罪大矣。”亦不报。【祖禹新传云朝廷卒从其议，按此时初不从，卒从之耳，或附十月四日祖禹未迁给事前】
十一月癸巳[11]，中书侍郎傅尧俞言：“臣今月二十四日面奉圣旨，令臣与宰臣等更商量河事，密具奏闻。臣与文彦博、吕大防以下商量，臣以才薄位轻，不能回夺，兼縁都堂议论，体当婉顺，次第必不可改移。今方大冬已役五万馀夫，兵工不在其数，将来诸路调发，人夫数十万，殚国财，竭民力，以就非急不可必成之役，兼虑春中或遇雨雪寒冻，不惟怨嗟溃散，枉费物料钱粮，亦恐伤害人命，其数不少，此陛下所深知，臣不复具论。今主议者云欲回河以缓北流之患，而未尝于北流略为堤备，若将来河势不肯东流，不幸又加大水，则北流之害，岂可御哉！伏望圣慈或因寒雪，或因他事，批出指挥，直罢回河司，濬孙村口，凖备分减涨水，便令检计北流𦂳急堤岸，疾速修完，不致踈虞，候三五年更看河势，然后别议，则两边俱无所失，上下安乐，可以存全河北生灵，变祸为福，其利无穷，在陛下神断一言而已。”
十二月甲寅[12]，三省、枢密院言：“昨令都提举修河司从长择一顺快处回河，差夫八万，私雇二万，充引水正河工役外，北外都水丞司检计到大河北流人夫二十万四千三百一十八人，故道人夫七万四千四百五十六人，两项共计二十七万八千七百七十四人。今都水监丞李君贶等检计，裁减到共十九万四千九十八人。”诏令修河司且开减水河，其差夫八万人，于数内减作四万人，充修河工役，于李君贶等裁定差夫内，共减作一十万人，令修河司通那分擘役使，馀依前降指挥。
五年二月己亥，诏都水使者吴安持提举开修减水河。辛丑[13]，诏三省枢密院：“去冬愆雪，今未得雨，外路旱暵阔远，宜权罢修黄河。”从御史中丞梁焘、谏议大夫朱光庭之言也。【《实录》云以焘及光庭言东北久旱，河役动众，恐妨农事，故降是诏】焘奏：“臣访闻东北[14]旱气阔远……窃虑河事大役，人情劳怨，调夫动众，妨夺农时，其招灾旱之由，疑亦因此，望圣慈详酌，权令住修河，侯秋熟日取旨。”光庭奏曰：“昨议修闭大河北流，天下之人皆谓北流就下，未可强使之东，更俟三二岁，观其水势所向，果有太过之势，因而导之，岂不易哉？朝廷审以为是，遂权罢闭北流，而水官元主议者殊不快所欲，盖所欲本在于侥幸朝廷美官，若一切罢去，则遂无事矣，故犹为减水河之策，意在我之前议未为过失，而又不得依旧，广占官吏，事权在手，以从私意……今修河一事，只因用李伟一小人……且减水河开与不开，殊无利害，设若只留堤口，涨水大则势湏自过，何湏更役人开濬哉……臣愚欲望朝廷罢李伟小人职事，悉减修河司官，放罢见役开减水河兵夫，只委都水使者与本路监司并州县官吏，将见修䕶急切埽岸，合役人夫，一靣循理施行，如此则兴事不妄，人情妥安，上天之应，必降膏泽。”初范纯仁既罢相，知颍昌府，闻朝廷复议修河，上疏曰：“臣前此在政府，见欲回复大河者又曰：‘河势方东，恐变改不定。’臣以前车之戒，是以深畏其言，故尝屡有奏陈……蒙陛下专遣范百禄、赵君锡相度，归陈回河之害甚明，寻蒙宸断，宣谕大臣，令速罢修河司……三两月来，却闻孙村有溢岸水，自然东行，议者以谓可因水势以成大利，朝廷遂舍向来范百禄、赵君锡之议，复兴回河之役，臣观今日举动次第，是用时不可失之说，而欲竭力必成，臣更不敢以难成及三五年间必有决溢为虑，且只以河水东流之后，增添两岸堤防铺分大叚数多，逐年防守之费，所加数倍，则财用之耗蠧与生民之劳扰，无有已时，更望圣慈特降睿旨，再下有司，预约回河之后逐年两岸埽铺防捍工费，比之今日所增几何，及逐年钱物于甚处出办，则利害灼然可见。”疏奏，主河议者不悦，遂寝而不行。后十馀日，太皇太后宣谕曰：“前日范纯仁奏何在？”宰臣奏曰：“事体难从，已凿收矣。”太皇太后曰：“纯仁之言有理，冝从其请。”遂又罢河役。先是河上所科夫役，许输钱免夫，县令上下皆以为便，纯仁独忧曰：“民力自此愈困矣！”或曰：“每岁差夫一丁费万钱，今以七千免一丁，又免百姓往回奔走与执役之劳，更不便乎？”纯仁曰：“每岁差夫虽曰万钱，然携以随身者不过三千，又得一丁就食于官，是民间未尝有所费也。今免夫所出七千，尽归于官矣，民又俨然坐食于家，盖力者身之所出，钱者非民所有，今取其所无，民安得不病？此一事，富民不亲执役者以为便，穷民有力而无钱者，非所便也，又况差夫必计其的确合用之数，纵使所差倍其所役，则力愈众，民愈不劳矣。今若出钱以免夫，虽三分之夫工，亦可以取其十分免夫钱，其弊无由考察，又从来差夫不及五百里外，今免夫钱无远不届，若遇掊克之吏，则为民之害无甚于此。”
三月丁卯，都水使者吴安持言：“大河信水向生，请鸠工豫治所急。”戊辰，侍御史孙升言：“臣伏见李伟、吴安持自去岁兴回河之议，二人相与诬罔朝廷，而安持诡谲多奸，既已诳惑大臣，不肯同任其责，万一侥幸其成，则欲享其利，败事则将归之建议者，遂令李伟于去年八月独奏陈大河要切利害……又云：‘窃观今日两岸増进马头锯牙，其沙河堤水口，自已通快，显有全回之势，惟与都水使者吴安持晓夕讲究，见得上件利害灼然，安持遣臣暂赴尚书省禀议，伏望早赐宸断，即乞复置修河司，其官属诸般事件，并依昨来已降条例施行，所贵司存既正，凡百悉有条理，可以乘时建立大事。’李伟、吴安持协比，为此奸言，朝廷遂以为信，并依所奏施行，今日考其奏请之言，无一验者，而枉费财用民力，已不可胜数，远近为之骚然，上赖宗庙社稷之灵，圣听睿断之果，照察奸言，一切放罢，不然患害有不可言者……吴安持、李伟利口轻儇，欺罔奏陈，传播中外，奸言显露，罪恶难掩，伏乞早赐指挥罢黜，以协天下公议，仍乞罢修河司，候有定议，别听朝旨，中外幸甚。”
九月丁亥，右宣徳郎孙迥，知北外都水丞，提举北流；右宣徳郎李伟，权发遣北外都水丞，提举东流，同共提举北京黄河地分，仍那移两河人兵物料。是月御史中丞苏辙言：“臣伏见大河北流，经今十年，以成河道，毎年夏秋汎溢孙村，地形低下，涨水东出，因此张问等軰欺罔朝廷，建为回河之议[15]，自是北京生灵怀鱼鳖之忧，日夜求迁徙之计，监司守臣及敕遣使者皆言其不便，朝廷亦知其难矣，而去岁八月，宣徳郎李伟辄敢献言，欲闭塞北流，回复大河，力排众议，侥幸万一，私觊功赏，朝廷为之置修河司，调发民夫，刬刷役兵，差文武官吏收买梢茭，百费并举，河北、京东西路公私为之骚动，万口一词，知其无成，上赖陛下圣明，照知利害，然犹未尽罢其役，始令且开减水河，次因旱灾，令权罢修河，放散夫役，然修河司依前不罢，李伟仍提举东流故道，后因给事中范祖禹封还敕命，寻奉四月五日圣旨：李伟差遣候过涨水，检举取旨……今涨水已退，而伟终不罢。据今月三日圣旨，止是依吴安特等所请，候霜降水落，从北外丞司相度，将梁村口至孙村河身内妨碍处，取豁河槽[16]，侯冰冻消释，相地形顺便，随宜开导，务令深阔，酾为二渠。臣详观安持等说，盖犹挟奸意观望朝廷，欲徐为兴动大役之计，以固权利……以臣观之，修河司若不罢，伟若不去，河水终不得顺流，河朔生灵终不得安居，伏乞指挥大臣，速罢修河司及检举前敕，流窜李伟，以正国法。”
十月癸巳，诏罢都提举修河司。苏辙又言：“臣近奏乞罢修河司并责降李伟，寻凖九月二十六日圣旨：李伟权发遣北外监丞，提举东流；又凖十月二日圣旨：罢都提举修河司。臣以为修河司虽罢，而李伟不去，与不行臣言无异。谨按李伟屡以奸言动揺朝廷，兴起大役，于去年八月中独奏，称大河见今已为二股分行，然须当于第四铺地分，更行开广河槽，只得兵夫二万，于九月兴功，至十月寒冻时毕功，因而引导河势，岂止二股通行而已，亦将遂为回夺大河之计，凡伟所言，大率狂妄不疑如此……伏乞检会前奏，速赐流窜。”侍御史孙升言：“谨按宣徳郎李伟，狂妄怀邪，欺罔误国，既独奏二股回河之议，有乘时建立大事之言，内挟文彦博之势权，外假吴安持之游说，大臣为之揺动，朝廷如是听从，力役既兴，公私被害……近日都大修河司既罢，则李伟欺罔之罪益明，今来朝廷不独不行李伟之罚，而又授李伟以外监丞之命，如此则是无功受赏，有罪不罚……伏望圣慈详察李伟欺罔之罪，早赐罢黜，以厌服中外之心。”
六年正月，御史中丞苏辙言：“谨按自来河决，必先因下流淤高，上流不快，然后乃决，然则大吴之决，已缘故道淤高，今乃欲回河，使行于此，理必不可，且见今北流深处，水行地中，实得水性，舍此不用，而欲引入故道，使水行空中，虽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议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今虽变回河之名为分水之议，据都水奏请，本谓回河与减水事体不同，所有已修造马头三百馀步，乞从修河司随宜措置，马头既在大河之中，横栏水势，泛涨之时，理须斟酌，可存可拆，一面施行，朝廷虽许其所请，然本司收买马头物料至今不绝，又与本路监司同奏，乞随宜开导口地一带河槽，务令深阔，并修葺𦂳急堤岸，酾为二渠，臣观其指意，虽名为减水，其实暗作回河之计也……欲乞圣慈特选骨鲠臣僚及左右亲信，往河北计会逐处安抚、转运、提刑、州县及北外监丞官，同共踏行，详具图录，开述利害，保明闻奏。如臣所言不妄，即乞罢分水指挥，废东流一行官吏役兵，拆去马头锯牙，依上件所陈施行。今年春夫仍并拨付北流，开河筑堤役使，所贵河朔及邻路兵民早获休息，国家财赋不至枉费，有丰之渐，则天下幸甚。”
三月，始苏辙为御史中丞，论回河三事，其一乞存东岸清丰口，其二乞存西岸披滩水口，其三乞除去西岸激水锯牙，朝廷下河北监司相度，惟以锯牙为不可去，辙既执政，于殿庐中谓吕大防曰：“锯牙终当如何？”大防曰：“无锯牙则水不东，水若不东，北流必有患。”辙曰：“分水虽善，其如北京百万生灵每岁夏秋常有决溺之忧何？且分水东入故道，见今故道虽中间通流，两边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复能久。”刘挚曰：“今岁岁开濬，正为此矣。”辙曰：“淤却一丈，开得三尺，何益？若于涨水过后尽力修葺北流堤防，令能胜任涨水，撤去锯牙，免北京危急之患，此实利也。”挚曰：“河朔监司皆不如此言，为之奈何？”辙曰：“外官观望故尔！何以言之？张璪虽言锯牙当存，而乞大修北京签横堤，所费不赀，则凖备锯牙激水之患矣。”大防曰：“河事至大，难以臆断。”辙曰：“彼此皆非目见，则须以公议言之也。”及至上前，大防、挚皆言以分水为便，辙具奏上语，太皇太后曰：“右丞只要更商量耳。”辙曰：“朝廷若欲审重，乞候涨水过，见得故道转更淤高，即并力修葺北堤，然后撒去锯牙，如此犹且稳便。”既至都堂，大防、挚令批圣旨，并依都水监所定，辙谓堂吏：“适已奏知乞候涨水过，别行相度。”挚大不悦，大防知不直，意稍缓，明日改批不得添展而已。【此据《龙川别志》及《颍滨遗老传》，附三月末】
七年十月辛酉，诏以大河东流都水监使者吴安持，赐三品服；北都水监丞李伟于任满日，令再任。【《玉牒》云：辛酉河复东流】
八年正月丁未[17]，中书侍郎范百禄言：“窃闻水官自元祐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准敕罢回河后，逐年并功修进梁村锯牙，并大河两马头，经今四周年有馀，用过工力浩瀚，兼三处并行……若如水官之意，既进埽𦈉，又狭河门，只留一百五十步，及预乞朝旨，候北流浅小，作软堰闭断，详此五事，显见必欲回河，特以分水为名，托云恐东流生淤，阴行巧计耳！方且鼓唱言路，以非为是，致台官章疏前后十馀，中外传听不能无惑，深恐不便……伏望二圣……明诏三省，速议果决，去拆河上锯牙、两马头，开放河门，任令大河自浚趋下，免致壅遏障塞，淤坏北流，积为大害，若北流通快，将来每遇水涨，自然分向东流，即是分水之利，两河并行，久远安便。”百禄又言：“自元祐四年正月二十八日降敕罢回河，后来臣僚回河之意终不肯已，然而大河亦终不回……吴安持等方日生巧计，壅遏北流，前后多端，致大河渐有填淤之害，寖坏禹迹之旧，岂不深可惜哉！”先是进呈御史李之纯、董敦逸、黄庆基乞回河东流，杨畏乞差官相视，及都水吴安持乞于北流作土堰定河流，以免淤填事，时吕大防在告，苏颂等皆言商量未定，苏辙面奏安持所言决不可从，而范百禄再上此奏。
二月己未，门下侍郎苏辙奏：“臣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预进呈公事，窃见三省同奉圣旨：北流软堰，依都水监所奏，候下手日，先将检计到功料奏取指挥。窃缘臣从来都堂聚议，常谓软堰不可施于北流，利害甚明……伏乞圣慈特赐详察，降臣此议付三省，所有八日指挥乞未行下，俟臣参假商量取旨。”至是入对，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后来，至今百日之间，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揺撼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旧法马头不得增损，臣知安持意在添进马头，即指挥除两河门外，许一面措置，安持奸意既露：第二次，乞于东流北添进五七埽𦈉，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进埽𦈉，约令北流入东，即令转运司同监视，不得过所乞𦈉数，安持奸意复露；第三次，即乞留河门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改进马头之名为留河门，即不许，安持计穷；第四次，即乞作软堰。凡安持四次擘画，皆回河意耳！”太皇太后以为然，时吕大防不入，故未及以文字进呈也。【此据《颍滨遗老传》《龙川别志》并《栾城集》所载札子月日，并系二月十二日，而《实录》系之三月十二日，恐误也，今从《集》及《志》《传》】辛未，三省进呈，苏辙所议河事，吕大防曰：“今来软堰已不可作，无可施行。”辙曰：“软堰本自不可作，臣本论吴安持百日之间四次妄造事端。苏颂前乞遣官按实是非，明示赏罚，此言极当，乞依此施行。安持小人，要动揺朝听，若令依旧供职，病根不去，河朔被害无已，不可信用。”大防曰：“水官弄泥弄水，别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辙曰：“水官职事不轻，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未闻有小人可用之地也。”【《实录》系之三月二十四日，今从《颍滨遗老传》及《龙川别志》移入二月二十四日】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4 补
- ↑ 本条原书系于元丰八年八月寝河役后，今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8 及《宋史·河渠志》 改
- ↑ 原作“南岳”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1 改，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3 补
- ↑ 原作“己丑”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5 改
- ↑ 原作“丁未”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8 改
- ↑ 原作“乙未”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1 改
- ↑ 原作“壬子”，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5 改
-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0 作“中埽”
- ↑ 原作“外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1 改
- ↑ 原作“己丑”，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5 改
- ↑ 原作“癸丑”，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6 改
- ↑ 原作“庚子”，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8 改
- ↑ 原作“东西”，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8 改
-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8 作“河北之议”；《栾城集》卷45 亦作“回河之议”
-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8 作“取豁擗掠”；《栾城集》卷45 作“取豁壁掠”
- ↑ 原作“乙巳”，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0 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