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38

方田

崇宁三年七月辛卯，宰臣蔡京札子言：“臣等窃以赋调之不平久矣。自开阡陌，使民得以田私相贸易，富者贪于有馀，厚立价以规利；贫者迫于不足，薄移税以速售。故富有跨州轶县，所管者莫非膏腴，而赋调反轻；贫者所存无几，又且瘠薄，而赋调反重。因循至今，其弊愈甚。熙宁初，神宗皇帝灼见此弊，遂诏有司讲究方田利害，作法而推行之，盖以土色肥瘠，别田之美恶，定赋之多寡，方为之限，而步亩高下丈尺不可隐，户给之帖，而升合尺寸无所遗。以卖买则民不能容其巧，以推收则吏不能措其奸，邦财自此丰，民赋自此省，其为法岂小补哉！五路州县有经方田者，至今公私以为利。遭元祐纷更，美意良法未遍于天下，今其文籍见在，可举而行。今检会熙宁方田敕，推广神考法意，删去重复冲改，取其应行者为方田法，计九册，以《崇宁方田敕令格式》为名，谨具进呈。如允所奏，乞付三省颁降施行。”从之。诏曰：“方田之法，均输之本，举而行之，或有谓之利，或有谓之害者，何也？盖系官之能否、吏之贪廉。若验肥瘠，必当定租赋有差，无搔扰之劳，蒙均平之惠，则岂不谓之利欤？若验肥瘠，或未抚实，定租赋或有增损，倦追呼之烦，有失当之扰，官不能振职，吏或缘为奸，里正乡胥因敢挟取，则岂不谓之害欤？如委官管勾，切在遴选廉勤公正、材敏清严善驭吏者为之，庶几人被实惠。”【蔡京申请及二诏，《诏旨》误载于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今移初诏入此，后诏见大观元年二月乙卯】

八月己酉，尚书省言：“方田法虽已颁降，缘其系熙宁建立，至为精密，窃虑州县未遽通晓，又四方田亩山川不同，须讲论详熟然后行之，不致违戾。”诏令诸路提举常平官选差能干官，不拘资序、员数，看详《方田敕令格式》，务令详熟，即告谕州县官吏，随所在土俗，令讲论，候满一年已通晓，仍候本州县丰熟，即依措置施行。自京西、河北每岁先行，两路内已经方田，如元祐曾更改，并依熙宁、元丰法。

九月丁酉，奉议郎、知开封府太康县李百宗^[1]言：“窃见朝廷推行方田均税之法，天下莫不欣然。伏睹熙宁、元丰之政，俾州县财赋无轻重不均之弊，而又以本县丰熟日推行，此诚甚盛之举也。然臣顷闻州县官吏有茍简怀异之人，往往以本县丰熟，妄为灾伤，以避推行；或有好进之徒，以人户实被灾伤，妄为丰熟，务要邀求恩赏，殊不知体朝廷良法美意，本以便民为务也。臣愚欲乞诏有司，下逐路提举常平司，常切觉察，如有州县敢有茍简避免，或妄觊恩赏，致推行违戾者，乞朝廷重行黜责。庶几法令之行，与时适当，而下民均被德泽。”从之。

十月丁巳，户部言：“滑州韦城县民鲁宝等称，自嘉祐二年立法，委官方田均税，至元丰八年以前，约日量及数百县，是为损有馀而补不足。访闻京西、河北两路见行方田，本县税极不均，幸今丰熟，　　　乞早赐差官。”诏依所乞。

四年七月丁巳，诏：“方田路分，令提举司体量税赋最不均县分，每岁逐州先方一县，如五县以上，先方二县，灾伤权罢。”

九月丙午，诏：“诸路方田更不专差官点检，令提举司于本路见任人内委官。”

大观元年二月己卯，御笔手诏：“农为政本，今天下承平日久，而赋役未均，富者税轻，贫者税重，殆兼并游手豪夺侵渔故欤。乃者神考命方田，制地力土宜而均节之，以作民职，以令地贡。其法详尽，累年于兹，未克底绩，其可怠志？可候岁丰农隙，选择能吏，推原法意。自近及远，始于一州，以及一路，布之四方，使民无偏重之患，以称朕意。”

三年六月壬午，臣僚上言：“伏以方田之制，即《周官》土均之法也。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盖所以均之，非所以增之也。访闻京西南路将方田十等并作五等，又欲以河南府比附轻重。地有肥瘠，田有等差，则赋有轻重，岂可一概比附而增之也？况诏书方田之意，止欲均其税赋。今乃于额外增添，多至数倍，至今民间词诉不绝，渐至逃移，非经久之策。所有今来张徽言建议，乞不施行。”诏依，仍以徽言送吏部，与合入差遣。

四年二月癸巳，诏：“方田之法，均赋惠民，访闻近岁以来，有司推行怠惰，监司督察不严，贿赂公行，高下失实，下户受弊，有害官法。可严饬所部，仍仰监司觉察。如违，当行严断。”

五月己酉，诏：“去岁诸路灾伤，今春雨旸时若，农务方兴，所有方田可遵用熙宁故事，并权罢，候丰熟日，别奏取旨。其已方量了毕，止是官司攒造文字去处，许依条限了当。”

七月辛丑，臣僚上言，乞方田不拘已毕未毕，并权住罢。诏：“应方田虽已经方量，而高下失当，肥瘠不均，见有词诉在官司者，自系未毕，合依已降朝旨权罢。其税赋依未方已前，各依旧送纳。”

十一月丁卯，勘会“朝廷方田之法，本均税赋，使无偏轻偏重之弊，盖所以恤民，非所以厉民也。访闻天下方田官吏，多不体朝廷之意，搔扰良民，靡所不至。非特方田以增税赋，又且兼不食之山而方之，俾出刍草之直，上户或增数百缗，下户亦不下数十缗，民户因此废业失所，饥莩者有之。仰所属监司，推原均田之意，改正施行，悉如旧令。”

政和二年三月丙戌，诏：“自去年至今，外路百姓不辍经尚书省陈乞，依昨来已方过田输纳税赋，有以见方田之法，百姓安便。可先将未降大观四年五月十一日指挥已前已经方量了处，并依已方施行；其未经方处，依大观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御笔手诏施行。”【《诏旨》四月五日载：“臣僚上言：检会三月二十九日圣旨”，今掇取附见，更须考详。《诏旨》政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京西北路提举常平司奏：“准敕：‘节文奉诏应方田已经方量未毕去处，令先次结绝，其馀州县并别听指挥。’本司契勘本路大观三年方田县分，内一十县并各方量周遍，除西京偃师、陈州西华、蔡州新蔡、汝州郏城、滑州胙城五县，各造帐均税了，合依已方施行外，有西京伊阳、汝州襄城、河阳王屋、郑州原武、新郑等五县虽有方量，缘均税未了；及西京等六州府、河南等十八县，系未经方处，与大观元年事颇同，未审合与不合依大观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已得朝旨（此朝旨未见），将已造方田帐，分先次结绝？其造帐未齐去处，候农隙造讫均税？所有未经方量去处，亦未审合与不合依大观元年闰十月二十八日朝旨（此朝旨亦未见），候将来年分别听指挥施行？缘未有明文遵守，合取自朝廷指挥。”诏并依。此称“准敕节文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圣旨”，疑有脱文，或是此节文。大观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复行方田，大观四年五月十五日无罢方田指挥，罢方田在五月十一日，《诏旨》称五月十五日，恐误，今改作五月十一日。又四年七月四日已方处，并只纳旧税】

八月壬寅，诏：“京西、河北路监司，应已方田，并选官前去体量有无违法，不均不实，出税有无偏轻。如不曾方量处，且令依旧出税，别选他州县官互行差委前去，重行方量。即不得差本州县寄居待阙等官。所委官仰先习熟法内行遣，次节选差非本州县吏人前去，尽公施行。如违，以违制论，即因而受财乞取，以自盗论，赃轻吏人、公人，并配二千里。”

九月辛酉，诏：“应方田路分见有人户论诉不均者，并依京西路八月十八日已降指挥施行。其有人户论诉合重方并未方路分，合差一行方量官吏、均税甲头合干等，并差州本州县人前去尽公施行。如违，并以违制论。即因而受财乞取，以自盗论，赃轻吏人、公人，并配二千里，仍先次施行。”

十二月丁丑，御笔：“方田之法，本以均税，有司奉行违戾，货赂公行。豪右形势之家，类蠲赋役，而移于下户，时困弊民力，致使流徙，常赋所入，因此坐亏岁额至多，殊失先帝厚民裕国之意，已降指挥，权罢方量。自降指挥以前应有诉讼不均去处，本县赋役，一切且依未方以前旧数。因方量不均，流移人户，仰守令多方措置招诱归业，见荒闲田土，疾速依条召人请佃。”

宣和二年六月乙酉，诏罢诸路方田。先是中牟县民诉方田不均，凡田四百户，指挥教官莫拟冒赏。并方量官提举司送转运司体究，故有是诏。

马政

崇宁元年四月甲寅，有司言：“勘会见今请射牧地养马之数，共计养马一千七百九十七户，请射过牧地三千七顷三十三亩半，所养马一千八百二十九匹：河北东路二百七十八匹、河北西路一千四百一十三匹、京西北路一百一十五匹、京东西路一十四匹、河东路九匹，开封府界、京西南路、京东路并无之。”

大观元年三月乙卯，尚书省：“检会元丰中先帝追复先王隐兵于农之意，诏人户养马法，未及广周。元祐改革，置监放牧，马不蕃息而费用不赀，今沙苑一监，最号马多，本监牧地九千馀顷，草料、军兵、监官、衣粮俸给，以陕西今日物价，约计用钱四十馀万贯，而灌啖、蜜药、棚井、槽屋、皮裘之费，又一万馀贯，而所养只及六千匹。元符元年至二年，抛死三千九百馀匹，而马不调习，不可乘骑。以九千顷之地、四十万之费，养六千馀匹，而不适于用，及又抛死之数如此，其利害灼然可见。见以九千顷地，以三分为率，除一分瘠薄外，良田不下六千顷。以今陕西土田中价计之，每顷可直五百馀贯，若召人请地二顷，养马一匹，则十口之家，得五百贯地利，马得所养，不至抛失，人必乐趋，公私俱获其利，可以绍述先帝隐兵于农之意。欲令永兴军路提刑司并通判同州朝奉郎张彦，专一同共相度措置闻奏。候见实利，其六路新边荒田，候拘括到，六路亦依此施行。”从之。【此据平江府录到蔡京家残书，阙其首尾，今考按增入，因附春末，更详之】

二年四月辛巳，御笔：“追述先王寓马于农之意，募人给地，免租牧马，行之期年，熙河类见就绪。凡县、镇、寨、关、堡官衙内，并带兼管勾给地牧马事，佐官同管勾，庶使人人各知任责。”

五月庚戌，御笔：“给地养马之法虽已推行，而地之顷亩尚多，访闻多是土豪侵冒，百不得一。今遣官括地，限一日起发，亲诣地所。如违及不实不尽，杖一百，故隐落，以违制论。”

三年八月丁亥，诏：“马政近经分拨，所降指挥不相照应，今后应缘马事，可依崇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指挥，并隶枢密院。”

政和二年十二月癸丑，始诏诸路给地牧马，又诏：“诸路马食，储积亦艰，沿边土旷，乘春发生，青草茂盛。应诸城寨，若使军马分番出牧，就野饱青，晚持草归，以充夜秣，每名量支草价，以省官刍。”诏：“闻河东路见今施行，可令陕西诸路相度措置闻奏。”

三年七月壬辰，提举京西路给地牧马王愈言：“乞依提举陕西路给地牧马奏请已得指挥 —— 应县镇城寨，每给地牧马及三百户，管勾官与减二年磨勘；一州通管给地牧马一千户，检点官与减磨勘三年，岁终仍委提举官取给地牧马最多处，保明闻奏，乞自朝廷旌赏。臣到本路，窃见每州管牧地动辄数千顷，一县或一二千顷者，若县给地牧马三百户，州通及一千户便行推赏，则州县惟及赏格而止。今相度每县及六百户，州及二千户，减三年磨勘，如此亦可以劝矣。”从之，馀路依此。

七年五月癸丑，臣僚言：“神宗稽法成周，寓马于农。陛下聿追圣谟，给地增牧，法成令具，吏虔民乐，诸路告功，实武备无穷之利。乞令逐路春秋集教，以备选用。”从之。

宣和二年九月壬寅，御笔：“给地牧马，议者以蕃息国马为言，今诸路倒，失，率以千计，自行法至今，即无中到，出驹匹数，岁縻激赏，既以浩瀚，马户辄蠲租税科差，政赋役日益不均，因缘骚扰，为害不一，所有政和二年十二月以后给地牧马条法，可更不施行。民户见养官马，令枢密院相度拘收支塡。见今阙马禁军，仍令逐路守臣兵官，专一钤束，如法喂养，应租佃牧地及置监去处，并如旧制，内牧地先问旧佃人，如不愿佃，即令见佃人依旧法租佃，又不愿，即依条别召人承佃。应合措置事件，令逐路提刑司措置以闻。”【《诏旨》。蔡絛《马政篇》：国朝马政，始有监牧。熙宁末，臣僚乃议废之，于是诏尽废监，独留沙苑一监，其牧田，听民租佃。及后数用兵，马少，元丰末，有保马者自官户强配出马，故大扰，元祐乃罢之，其后马政益不修。崇观闲，有给地牧马于陕右，未久复止。政和二年，降旨力行之，先于畿东西、河朔，以旧牧马地募人给养，然后依次推行诸路。其制以系官逃田若天荒，凡二顷至三四顷，度高下肥硗，募贫民受田，仍除其一顷税，令牧马一匹，牝则三岁，限一驹，牧马五年则诣官再易马牧。其后尽括泽潞、畿西、山东、河朔等处田，因陕右布蕃羌名马以分给之，其始颇扰，人以为言，鲁公力白于上：‘岂不知扰，顾听臣行之。’既久百姓始忻悦，盖田一顷胆一马有馀，顷亩力耕，皆为良田，则家用饶足，然官未尝有刍秣、吏卒之费也。政和后，牧马至八万馀匹，其后益盛，至九万未已。宣和初，群小用事，始用马，以秋冬岁一呈提刑司，小民动有劳费，因杀其令，分远近，二三岁一呈，则又曰郡县官皆择取良马窃乘之，上尤切齿，数以为言，鲁公执曰：‘马不使之习知衔辔，顾安用哉？大为之防足矣。’不听。二年，鲁公罢，群小争言给地为非，于是诏牧马尽给赐童贯，及遣之陕右，使补诸军之阙马者，凡九万馀匹。既不之恤，道毙者十八九。其实群阉与一二幸臣，利其田尔！遂尽收民田以赐诸苑囿及道观，若后苑八作书艺局、艮岳撷芳园、上清宝箓宫、龙德太乙宫佑神观，皆给千顷，或八百顷，他苑囿宫观亦不下三五百顷。始时多荒瘠地，贫民力耕，既久皆为上腴，一旦失业，远近咸苦之。然祖宗监牧又久废罢，其后北事兴，郭药师在燕山须马，而国家无监牧与给地，牧马且废久，乃又尽括河南诸军马及诸处系官马，以纲发去，听其拣择取之，于是中国马政扫地焉！及宣和末，事变浸危，阴知金人将叛盟，始悟阙马。伯氏时领枢府，亦悔前日，预有短毁，乃奏白复推行给地牧马事。时既无马以与民，又不得元田，殆有其意，而郡县闲亦强民使出马以牧，徒虚文，终不克就，未久金人犯阙，仓卒遂不能得马，诏尽括内外公私马，又取于在都马军，不及二万，病弱在焉，且复授小阉梁方平等，使领兵扼大河于濬州，至则大败，马复尽焉！靖康之初，后进书生不知始末，至冒然给地牧马，民间虽养以充数，无复善者，又驱之燕，悉为敌人得，此大缪矣】

六年四月己巳，诏：给地牧马路分，劝诱召人养马，自降指挥，至今年三月中，养数多去处，干豫牧马官吏，宜与旌赏，令提刑司官通将本路所管州县及三千匹以上，各与转一官；六千匹以上，各减三年磨勘。州府通所管县分一千匹以上，各转一官；二千匹以上，各减三年磨勘。县官及三百匹以上，各转一官；六百匹以上，各减三年磨勘。

十月己丑，中大夫、秘阁修撰、提点河北路刑狱兼提举给地牧马李孝扬，转一官，减三年磨勘，许回授本色本宗有官有服亲。以本路养马及七千馀匹故也。

↑ 《宋史》作“李伯宗”

[1] 《宋史》作“李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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