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正德辛巳科殿试封策

正德辛巳科殿试封策　明朝
杨维聪
1521年

杨维聪以此文廷对一甲第一名。载于《固安文献志》

正德辛巳科殿试封策

皇帝制曰：

朕惟自古人君临御天下，必慎厥初，而其为臣者亦未尝不以慎初之说告之。盖国家之治忽、君子小人之进退、世道之否泰，其机皆系于此，诚不可以不慎也。然观之诗书所载，则亦不能无疑焉。舜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首察玑衡，以齐七政，而类禋望遍之并举。观天交神，庶政固在所先矣。异时月正元日，格于文祖，询四岳，辟四门，明日达聪，惟恐或后，且进十二牧而历咨之，岂听言用人又在所急欤？太甲元祀，只见厥祖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训于王，是天下之政，无大于法祖宗矣。高宗恭默思道，傅说告之，尤惓惓逊志，时敏之务，典学亦岂容缓欤？成王即位，周公作《无逸》，举三宗以劝之，惟以畏天爱民为主；《访落》一诗，乃又以尽下情、守家法为说；《立政》一书又以三宅三俊为不可忽。终之无误，庶狱为重。意固各有在欤？抑又有可疑者？禹、舜命于神宗，不旋踵会群后誓师征苗；康王率循大卞，大臣进戒，首以张皇六师为言，他务未遑，顾以兵事先之，何欤？若乃禹只承于帝，有精一执中之传；汤黜夏命，有克绥厥猷之任。武王胜殷，访《洪范》于箕子，践阼授丹书于尚父，且退而几席、觞豆、刀剑、户牅莫不有铭，则又万世道学渊源所自，未可以寻常政事目之也。然则人君慎初之道，果孰有外于是欤？汉、唐、宋以来，其君臣之间，盖无足与于是者。然一代之治功谕议，亦不可泯。观夫求端于天之策、治审所尚之疏、尚德缓刑之书、荡涤烦苛之奏与夫先天要说之十事、奉夫罪己之一诏，元佑修德为治之十要、淳熙谨始自新之十目，皆于初政深致意焉。其与十渐之虑、五始之义、三卿序进授策之戒，指归所在，其果无大相远欤！夫人事有本末，物理有始终，王道之设施，固有先后，端本所以治末，谨始所以图终，施之宜先，则不可以少后，皆治体所关甚大，不可以苟焉者。何众说不能以皆一欤？朕奉天明命，嗣承祖宗大统，临御以来，厘革弊政，委任旧臣，凡夫敬天法祖、修德勤政、求贤纳谏、讲学穷理、节财爱民诸事，惟日孜孜次第举行，取《无逸》中“嘉靖殷邦”之一语，建号纪元，方将体元居正，以求俪美诗书所称帝王熙明之治。特进尔多士于廷，咨以慎初之道。尔多士其尚酌古准今，稽经订史，明本末之要，审先后之序，悉意敷陈，用辅朕维新之治。

对：

臣闻帝王之御天下也，有治法，有心法。酌其因革，制其缓急，足以周天下之务，立天下之纲，是谓治法；根于躬行，原于心得，使其出之而有本，运之而不穷，是谓心法。治法不善，则施为注措之间，乖谬舛错，必无以成治。苟治法善矣，心法或未端焉，则科条虽具，品式虽详，亦弥文粉饰，而未必征之实事，勉强一时，而不能持于悠久。虽欲言治，皆苟而已。故心法存于内以为之本，治法施于外以为之用，本端而末治，体立而用行，斯为治不易之常道也。况人君临御之初，天命眷顾方新，人心向望方切，治忽否泰之机，胥此焉系，所以慎其初而图其终者，可不加之意耶？是故得心法而举治法，三代以上之所以善治也；心法不纯而治法亦有所未备，三代以下之所以治不古若也。然则今日慎初之道，奚有外于是二法哉？

钦惟皇帝陛下睿哲天挺，仁孝夙成，龙潜藩邸之时，已系元元之望，一旦龙飞虎变，御极当天，宵旰孜孜，励精图治，任耆旧之臣，厘积习之弊，天下之人，莫不延颈举踵，观政听风，思见德化之成。臣以草茅，首蒙赐对，虽至愚陋，不足仰承休德，而喜庆之深，敢不掇拾旧闻，对扬清问之万一。

臣惟人君之治天下有机焉，识治势者乘其机以为之，则力不劳而功可成。所谓机者，初是也。盖临御之初，好恶未著，虽有邪佞之臣，卒然不敢售其奸，唯左右观望，一有隙焉，即投以所好。人君惟好之欲也，于是溺其所可乐，忘其所可惧，而后彼得以肆，天下之事将遂偾焉，以至于不可为。诚自其初谨之，不堕于小人之计，小人亦洗心涤虑，唯正之趋矣。是故识其机者慎其初，不慎其初，不识其机也，识其机则国家由之而治，君子由之而进，世道由之而泰，不识其机则治者忽、进者退、泰者否矣，其关系岂小小哉？太甲初嗣位，伊尹告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成王初营洛，召公告王：“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自古人君临御天下，率以慎初为事，臣之贤者，亦未尝不以慎初之说告之也。臣请稽经订史，用圣制所及者条陈之。

舜摄位，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而观天之道尽，类上帝禋六宗，望山川遍群神，而交神之礼举。及其即位，询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务进贤，以决壅蔽之患，且进十二牧而历以五事咨之，务用人以赖辅理之益。伊尹作《伊训》，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训太甲。盖逆知其欲败度，纵败礼，颠覆汤之典刑，故以法祖为说。高宗以交修命傅说，说告之曰：“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则以君德既修，然后大臣可举其职也。”周公作《无逸》，以训成王，举殷中宗、高宗、祖甲畏天爱民之事，欲其知小人之依，以为祈天永命之本。成王朝庙听政，思先人顾托之重，乃作《访落》一诗，延群臣以尽下情，率昭考以守家法。《立政》一书，周公戒成王以任用贤才之道，始以宅俊为不可忽，而终之以无误庶狱为重，使王尤知刑狱之可畏，必专有司牧夫之任，而不以己误之也。若夫禹受命神宗，不旋踵会群后，誓师征苗；康王率循大卞，召公进戒，首以张皇六师为言。似若忽内而重外者。然圣人之治，固不因外以废内，亦不阅因而遗外。有苗弗率，民弃不保，禹承舜命，安得不征之？然班师振旅，诞敷文德，卒格于干羽两阶之化。周至康王三叶矣，承平既久，玩愒随之，老臣爱君，得不以张皇六师为戒？且张皇云者，亦国之常政，军伍藏于井甸，陈法讲于搜狝，巡边四征，寓于巡狩会同，儆军实，阅器械，严纪律而已，非若后世守文者以兵为讳，喜功者则又穷兵黩武之为也。

夫三代以上之君临御之初，莫不急所先务，其治法可谓举矣，至其心法之所存，则尤致意焉。是故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禹之只承于帝也；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汤之自任于已也。武王之始克商也，访洪范于箕子，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日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其始践阼也，又访丹书于太公，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退而几席、觞豆、刀剑、户牖，莫不有铭。夫武王之皇极敬胜义，即成汤之绥猷，即禹之中，心法之相传，精神之相契，有以开万世道学之渊源。立政非此，无以为立之之本；宰事非此，无以为宰之之要。慎初之道，莫有先于此者，可以寻常政事目之哉？

百是而后，若汉、若唐、若宋，不足舆于斯矣。安马上之习者，不事诗书；修玄默之德者，崇尚黄老。投戈讲艺，息马论道矣。溺心图谶之说，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矣。专为章句之习，以至锐情经术，而闺门惭德。礼延文儒，而声色荒心。曰：心无邪曲，顾任智术以成功；曰：重道崇儒，至指道学以为党。心法之傅寥乎，未有闻也。故其为治法也，或驳焉而不纯，或行焉而有所不尽。然当时群臣之谕议，则深有可取者。董仲舒对策于武帝之初，曰“王者求端于天”，欲人君任德不任刑。”匡衡上疏于元帝之初，曰“治天下者审所尚”，欲朝廷崇礼而敦让。宣帝刑名绳下，路温舒以尚德缓刑劝之；章帝承永平后，陈宠以荡滁烦苛劝之。汉之臣致意于新政者如此。惜乎！其君无能以行之也。玄宗开元之初，姚崇以十事要说，曰政先仁恕，曰不幸边功，曰法行自近，曰宦竖不与政，曰罢赋外之征，曰戚属不任台省，曰大臣接之以礼，曰群臣得犯忌讳，曰绝营造，曰推鉴戒。德宗奉天之难，陆贽劝下罪己之诏，曰：“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己而朕不知，痛心勔面，罪实在予。”使狂将悍卒闻之，无不感激挥涕。唐之臣致意于新政者如此。惜乎！其君行之而不尽也。吕公著当哲宗之初，尝上十事于朝，则畏天也、爱民也、修身也、讲学也、任贤也、纳谏也、薄敛也、省刑也、去奢也、无逸也。朱熹当光宗之初，拟上十目于朝，则讲学以正心，修身以齐家，远便佞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义理以绝神奸，择师傅以辅皇储，精选任以明体统，振纲纪以励风俗，节财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宋之臣致意于新政者如此。惜乎！元佑行之而不终，淳熙拟之而未上。故当时之治，卒莫能底于善也。由诸臣之建白观之，虽言人人殊，其视十渐、五始、三卿序进授策之戒，指归所在，亦无大相远者。盖魏徵十渐之虑，以太宗初寡欲而今市骏马，初护民而今用民力，初役己而今纵欲，初亲贤而今近奸，初贱异物而今进难得，初求士而今任好恶，初绝田猎而今事驰骋，初达群情而今多间隔，初求治而今恃势，初抚宁而今劳弊，所以虑不克终也。五始之义，则春秋之必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者，以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国之始。苟况所谓三卿序进受策，则天子即位，上卿进除患为福之戒而授一策，中卿进虑事虑患之戒而授二策，下卿进敬戒无怠之戒而授三策，所以欲人君谨于始也。盖与诸臣之所建，谨始图终者一矣。

夷考上下数千年间，君臣图治之说，既有所谓心法，又有所谓治法，而其为治法之说，又或天或祖，或君或民，或内或外，或彼或此，棼然其不能齐，何也？天下之理，固有大分，而于其中又各自有界限，必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馀，故以心法对治法言之。心法，人事之本也，物理之始也，又于治法之中，以事之大且急者，对事之小且缓者言之。大且急者，人事之本也，物理之始也，君人者欲端本以治末，谨始以图终，其设施之序，心法固所当先，而治法之大且急者，亦奚容以或后？圣君贤臣，唯有见于此，故执中绥猷。洪范、丹书，与夫典学之说、修身讲学之说、正心齐家之说，直指乎心法之源，而其他政事之说，亦就治法之中，因其时之所宜，据其势之所至，顺其理之所在，指其大且急者言之也。又奚必其词之同哉？

臣窃观陛下践阼之初，责成辅臣奖纳台谏，凡弊政之所当革者，革之无不尽，凡旧章之所当遵者，遵之无不笃。其于敬天法祖、修德勤政、求贤纳谏、讲学穷理、节财爱民诸事，固次第举行之矣。励精之实，发于即位之一诏；中兴之志，著于嘉靖之纪元。凡在覆载之间，稍有血气之属，莫不以殷宗、周宣为望，乃犹不自满假，于圣制之终，曰：“方将体元居正，以求俪美诗书所称帝王熙明之治。”而欲臣等悉意敷陈，以辅维新之化。即此观之，臣有以知陛下必为殷宗、周宣无疑矣。臣之所以为献者，亦惟愿不失此机而已。何则数年以来，法度废弛？天下之事，已极于弊，陛下一起而新之。百官承德者日奋，人心望治者方切。此祈天永命之时，可以有为之会也。乘此机以为之，文去川决，殆无难者，在陛下加之意而已。

近世人君，孰无愿治之心？然或卒不逮焉，岂皆力之不足？亦其初之不慎也？陛下欲求慎初之道，则心法、治法，乌可不加意哉？是故精察一守以执中，肇修人纪以绥猷，逊志时敏以典学，建皇极以序九畴，戒怠欲之胜敬义，正心以修身，修身以齐家，则心法得之矣。克谨天戒以畏天，监于成意以法祖，亲贤远奸以致治，早朝晏罢以勤政，明扬侧陋以求贤，虚怀受言以纳谏，节财以制国用，爱民以固邦本，慎刑宪以恤人冤，诘戎兵以防边患，则治法得之矣。有心法以为治法之本，有治法以为心法之用，本末不差，先后有序，而谓“美不俪于诗书，治不隆于熙洽”，岂理也哉？慎初之道，如是而已。

虽然，非初之难，而终之难也。陛下以慎初为问，臣既陈之矣。至于图终之说，臣敢复为陛下言之。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之行也，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未有一时之息，健故也。唯其健也，故四时万物，皆得顺其序，遂其生，使君子自强之健，于天少不似焉，则几成而复坏，未久而已息，何以成其治哉？然所谓健治者，非血气之谓，又以心为之本。陛下诚求之心，日御经筵，讲求至理，以学养此心，整齐严肃，主一无适，以敬存此心，延见公辅，亲近儒臣，随时便殿，时被顾问，以君子维持此心，则圣心湛然。义理为之主，而物欲不能夺，其健即干矣，又何不终之足患哉？

伏惟陛下深留圣意，以无失今日之机，以无负今日之望，以无忝今日改元之意，则生民幸甚，宗社幸甚。

臣干冒天威，无任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