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批评
一 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
[编辑]古代所讲的社会主义，都是理想的，其学说都建设在伦理上面。他们眼见得穷人的苦恼是由贫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会的贫富弄得绝对的平均或相对的平均。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平均贫富，都全是理想，不曾建设在社会的经济的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因为已成的社会都有他已成的经济的事实在那里做改革进化的障碍，我们固然不应该跟随著他维持现状。然而也断乎不能够妄想把社会当做米粉团子，由我们任意改造。近代所讲的社会主义便不同了，其宗旨固然也是救济无产阶级的苦恼，但是他的方法却不是理想的、简单的均富论，乃是由科学的方法证明出来。现社会不安的原因，完全是社会经济制度——即生产和分配方法——发生了自然的危机。要救济他的危机，先要认明现社会的经济的事实（譬如无政府主义者，往往拿从前人口稀少农业时代的理想，来改造现代人口发达的工业社会，便是未曾认明现社会的经济的事实），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面来设法改造生产和分配的方法。因此可以说，马格斯以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和马格斯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的、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
现代生产方法的缺点在哪里？为什么要改造？现代生产方法有二大缺点不得不急图改造的：（一）是资本私有。现在大工业时代和从前农业时代、手工业时代不同，不是简单生产工具可以生产的了。资本既然是私有，结果有资本的人才有工具做工生产，并且自己还可以不做工，只拿出资本来雇人替他做工生产；没有资本的人便无工可做，只能卖劳力给有资本的人，替他做工生产。其结果生产事业越发达，雇人的游惰阶级和被雇的劳苦阶级的分离越发显著。（二）是生产过剩。自从自由派的经济学说得势以来，现代产业界完全放任资本家自由竞争，陷于无政府状态。关于生产品的种类额量，不受国家之统计调节，资本家乘时投资，争加产额，一旦供过于求，遂至生产过剩，发生经济界之危机。救济这二大缺点，只有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资本归公，人人都有工作生产的机会，社会上一切生产工具——土地、矿山、机器、房屋等——谁也不能据为己有，谁也不能租给他人收取利益，这样才可以救济第一个缺点；一切生产品的产额及交换都由公的机关统计调节或直接经营，务使供求相应，不许私人投机营业，这样才可以救济第二个缺点。
现代分配方法的缺点在哪里？为什么要改造？缺点就是剩余价值，工人血汗所生产所应得的，被资本家用红利的名义掠夺去了。例如前年上海有一家纺纱厂，资本一百万元，一年赚了净利一百万元，用工人二千，平均每个工人每月工钱八元，一年工价全额不过十九万二千元，再加上总理以下各职员的薪水至多不过十万元，再就算上资本家的官利二分，二十万元，共总只有四十九万二千元，其余的五十万零八千元，都变了资本家的财产了。这个纺纱厂的二千工人和一班职员劳力所做的生产品的全价值是一百万元，是应该归他们全收的。但他们只收得生产品之一小部分价值二十九万二千元，其余一大部分七十万零八千元，都变了资本家荷包里的剩余价值。像这种不平均的分配方法，是社会主义时代所不许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国家纵然不能马上完全撤废工银制度，终要取消私人营业的利息制度。对于劳动者所生产的价值，不是直接使劳动者全收，也是由国家收取一部分仍间接的用在劳动者身上，决不会变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
总之，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
二 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
[编辑]我们无论主张什么，第一步是问要不要，第二步是问能不能。若是不能，那“要”仍然是一个空想。若问现在能不能讲社会主义，是要研究现在能不能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关于研究这个问题，先要明白资本主义的来历，进而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然后才达到结论。 资本是什么呢？不用说就是土地、矿山、机器、房屋等一切生产的工具，无工具不能生产，犹之无本不能生利，所以叫做资本。纸币是金钱的代表，金钱是资本的代表，都不是资本的本身。资本主义又是什么呢？就是自己不一定劳动，利用自己占有的资本，雇用别人劳动而生产、而得利益。资本是社会的劳动力所积而成，是社会上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人能反对资本的，我们所反对的乃是个人占有这资本、利用这资本增加他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很早，远在渔猎时代，倘若那时雇人渔猎或借器具给人渔猎而分得利益，都和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相同；到了农业时代，雇人耕种或买奴隶耕种，这时资本主义更是显然了；近来工商业时代的资本主义，性质虽与古代相同，而程度之差算是天渊之别了。近代资本主义发达之最大原因有二：（一）由于交换方法之进步。古代物物交换，资本不易积聚，由资本而得的利益，譬如一万担谷或十万张牛皮便不易于转移堆积了；后来发明了以金钱代表实物，小小的一块银可以代表几担谷、几十张牛皮，交换方法进了步，资本主义也跟著进步；后来又发明了以纸币代表金钱，薄薄的一小张纸可以代表一千元、一万元，交换方法更进一步，资本主义也跟著更进一步；到了银行制度发达起来，交换方法充分便利，无论多大数目的资本转移，只要银行记一笔账、出一张票子便得。这种便利的交换方法，比起古代拿多少担谷、换多少张牛皮真是天渊之别。所以近代资本的积聚和资本主义的发达，比起古代来也有天渊之别。（二）由于机器盛行。在手工业时代，有一把斧头、一个墨斗便可以做木匠，有一套网便可以打鱼，有一架纺线车便可以纺纱，有一架织布机便可以织布，有一把刀便可以刻字印书，人人都很容易得著这等简单的生产工具做一个独立生产者。所以在手工业时代，那雇人的资本阶级和被雇的劳动阶级是不大分明的。在这时代就是资本家自备工具雇人做工，那掠夺剩余价值来增加他们私有财产的速度也是很慢。例如每人用一机，每日织布一丈，价格一元，除去原料房屋等六角，人工二角，资本家所掠夺的剩余价值不过二角，一百架机用一百工人做工，资本家所掠夺的剩余价值，每日也不过二十元。若用蒸汽机，一百人做的工，五个人就够了，资本家只付工价一元，其余九十五个人工价十九元都被资本家掠夺过去了。这时一日的剩余价值由二十元增至三十九元，这时工人与资本家所得乃一与三十九之比。推而至于五十人做工，资本家所获剩余价值乃至三百九十元；五百人做工，剩余价值乃至三千九百元；五千人做工，资本家一日掠夺的剩余价值乃有三万九千元之多。近代资本之所以如此集中，资本主义之所以如此发达，资本家之所以如此强有力，都是机器帮忙，替资本家造成剩余价值，渐次积聚起来的。机器积聚剩余价值既这样的迅速，交换方法又这样的便利，所以近代资本主义之发达，迥非手工业时代所梦想得到的了。一方面资本主义随著机器工业发达，机器工业复随著资本主义扩张，互为因果，一天一天的兴旺起来。一方面因为机器工业的生产品成本轻，货色又好，他所到的地方，手工业之破坏好像秋风扫落叶一般。这时候的劳动者所得工资只能糊口，哪里还有钱买机器！无机器不能做工，不做工不能生活，所以世世子孙只有卖力给资本家做劳动者。资本家占有了机器、土地及其他生产工具，所以世世子孙都是资本家。因此自近代资本主义发达以来，劳资两阶级日益分明，而且资本阶级的势力日见雄厚，劳动阶级日见压迫，除忍受安命以外，几乎无路可走了。
资本主义既这样强盛，压迫得劳动界无路可走，何以还说能讲社会主义呢？不然不然。正因为剩余价值替资本阶级造到这样强盛的地位，而资本阶级必须崩溃不可救的危机也正含在这剩余价值里面。马格斯说：“有产阶级锻炼了致自己死命的武器”，正指资本阶级是剩余价值造成的，将来破坏资本阶级的也就是剩余价值。一定有人说，资本家占了剩余价值，资本无限增加，机器无限增多，生产品无限产出，岂不是很好的现象吗？岂不深合“生众食寡，为急用舒”的孔门经济学说吗？殊不知在共产社会里“生众食寡，为急用舒”或者是好现象，在资本制度之下可就不然了。在资本制度之下，生产品增多，剩余价值也随著增多，此种无限增加的剩余价值复变为资本，不能用为社会公共增加福利，乃为少数的资本家所私有，于是乃由剩余价值造成生产过剩，由生产过剩造成经济恐慌（Grisis），所以说“生众食寡，为急用舒”在资本制度之下不一定是好现象。上面的话或近于抽象了，再详细说一下：在理论上看起来，社会上最怕的是贫乏，生产品多多益善，生产过剩是生产额超过需要额许多许多，本算是好现象。但这种生产过剩的好现象，在资本制度之下反变成了社会的危机。乃是因为生产额超过了需要额，这就叫做供过于求，这便发生销路的困难，过剩的额越大，发生的困难也越大。例如社会上需要的布只一千匹，现在产出一千五百匹还不大紧要，若是产出到二千匹或至三四千匹，生产过剩额到了这步，社会上必然发生经济恐慌。因为资本制度之下的产业状况是极端自由的，是无政府的，无论何项产业资本家都可以自由联合，自由投资，增加生产品，不加以法律限制的。生产品卖出的大部分利益，又被资本家自由收为自己的剩余价值，劳动者所得仅足糊口。生产较需要过剩了几倍，资本家虽然可以奢侈些，也断不能把同样的消费品陡然增加几倍。例如平常需布千匹，因资本阶级的奢侈，需要至多增至一千五百匹，劳动界因购买力不增加，不能多销，那生产过剩的二三千匹布，乃至发生滞销、跌价、停工，社会的经济恐慌，这是必然的现象。这种必然的现象总括说起来，乃是资本制度之经济的自然结果，因为资本制度的生产方法是无政府的，是自由增加，不加以法律限制的，所以才有生产过剩的事发生。因为资本制度的分配方法是太过不均的，是承认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占有了剩余价值，则劳动界的购买力便无从增加。劳动界购买力不增加，则社会上消费量便不能和生产量同等增加，生产量和消费量不同等，所以生产过剩反要发生经济恐慌。
一定又有人说：资本制度既然是自身造成了必然崩溃的危机，如马格斯所指示，而马格斯身后数十年资本阶级何以不但未曾崩溃，并且日见强盛呢？我以为这不过是因为殖民政策一时的救济，并不是马格斯学说失了效验。各国资本家拼命占据了剩余价值，拼命推广制造业，拼命寻求殖民地，将所有的剩余生产送去销售了，才能够弥缝一时表面上没有十分现出危机来。所以近百年来，甲国与乙国战争，或是直接征服殖民地，消费了许多生命财产，结果所求得的不过是几条通商条约。因此资本主义便不得不和军国主义结了不解之缘，因为镇压殖民地或与他资本国争夺商场都非有强大的海、陆军不可。名为自卫，或是爱国，或是民族的向外发展，这都是骗人的话，其实都不外销纳剩余的生产品，好免国内的经济危机，好维持资本阶级的权利。试看前几年欧洲大战，美其名曰民治与强权的战争，其实只是英国利用各国打倒德国，为保全他的世界海运权及亚、非两洲的商权罢了。这完全和日本硬用武力扩张在中国、朝鲜的商场，还美其名曰保全东亚和平是一样。有许多人一面反对军国主义，而一面却赞成资本主义，这真算糊涂极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法一天不废，侵略的军国主义如何能够废掉。美国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大言是怎么失败的呢？正因为他不懂得资本制度是国际侵略及战争的根本原因，不变因，求变果，岂有不失败的道理。当日巴黎和会席上的英、法当局，并不是良心特别比威尔逊坏些，乃因为他们的国家组织都立在资本主义上面，若是放弃了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他们国里的大批剩余生产如何销纳，如何救济经济危机，如何维持他们资本阶级的地位呢？威尔逊总统不过说得好听点，如果他美国当真抛弃了军国主义，他美国在国外的殖民地和商场抛弃不抛弃？如果抛弃了，国内的剩余生产怎么样？所以威尔逊总统的主张不但在巴黎和会失败了，并且此时美国的海、陆军备仍然是有加无已。日本鉴于美国的情势，恐怕失了太平洋西岸商业的威权，也不能不竭力增税扩张海、陆军备到现状一倍以上。日本当局非不知这税太重了，全国的工人、农民、小学教员、下级军官的困苦和不平是可恐的危机。但是他们更知道没有充分的武力保护商业，不能输出剩余生产，乃是更大的危机，所以明知道扩张军备是毒药，也不得不吃，明知道扩张军备是陷阱，也不得不从上面走过去。资本制度一天不倒，各资本制度的国家保护商业的军备扩张也一天不能停止。相互竞争、扩张军备是无限的，相互争得的殖民地或商场是有限的。我相信生产过剩的弊害资本家终是没法救济，非弄到破裂不止，我更相信军备无限的扩张是资本阶级杀人适以自杀的利器。我相信当初资本阶级是拿殖民政策或国外商场救济了国内生产过剩的危机，我更相信将来资本阶级正因为互相争夺殖民地或商场，酿成国际资本阶级大倾覆的更大危机。我相信欧战的结果，国际资本阶级的基础已经大大的动摇，我更相信将来再经过一二次美、日或英、美战争，便到了资本阶级的末日，即国际的崩溃。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不良，已到了自身不能救济自身的危机，必然崩溃的运命。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才能免剩余价值，剩余生产等弊，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能讲社会主义。
一定又有人说：资本主义在欧美是要崩溃的了，是可以讲社会主义了；我们中国资本制度并不甚发达，更没有到崩溃的地步，如何能讲社会主义呢？像这种似是而非的话，恐怕很有许多人相信。其实他最大的缺点，是忘记了现代人类的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如果他断定欧美资本制度要崩溃，能讲社会主义，他便不应该说中国不能讲社会主义，仍要采用资本制度。因为交通便利，需要复杂的缘故，有许多事都渐渐逃不了国际化，经济制度更是显著。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哪能够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倒是各国资本制度的崩溃还未实现以前，中国单独完全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恐怕免不了资本主义各国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这层事实上的困难，我们倒不能不承认的。但是我们确有几个理由可以说明努力打破这层困难的必要及可能：（一）是救济中国断不能不发展实业，但采用在欧美已经造成实业界危机的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实业，未免太无谋了；（二）中国全民族对于欧美各国是站在劳动的地位，只有劳动阶级胜利，才能救济中国的危急及不独立；（三）是现代国际化的力量固然很大，但是制度的改变，必先由于国别的提倡，冒著困难使新制度渐渐实现，渐渐成为国际化，那时新的制度便确立了；（四）是欧战以来，资本制度已经大大动摇了，我们正应该联络各国的同志作国际的改造运动；（五）是在不完全破坏外资相当的利益范围以内，由国家立在资本家的地位经营国内产业及对外贸易，也未必不能免绝对的干涉。 据这五个理由，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
三 应讲何种社会主义？
[编辑]社会主义既然有讲的必要与可能，但是他的派别分歧，我们应该择定一派，若派别不分明，只是一个浑朴的趋向，这种趋向会趋向到资本主义去；若觉得各派都好，自以为兼容并包，这种胸无定见、无信仰的人也不配谈什么主义。除了“废止资本私有”为各派社会主义共通之点以外，从来学说不一，至今尚留存的，有力量的，可分为五派：
（一）无政府主义；
（二）共产主义；
（三）国家社会主义；
（四）工团主义；
（五）行会社会主义。
上述五派之中，工团主义算不得一种特别独立的学说，乃是由马格斯和无政府两派合演出来的。工团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有二：一、主张阶级战争，是出于马格斯；二、不要国家及政权，是出于无政府。他的缺点正是受了无政府主义幻想的病。劳动者本来没有国家，没有政权，何待你不要，你尽管不要，资本阶级他是要的，他是要拿国家及政权来压制劳动的。工团主义者以为国家政治总会侵害工人的自由，试问呻吟于资本家政权之下的法国工团他们的自由在哪里呢？ 行会社会主义，即基尔特社会主义，也非一种特别独立的学说。他一方面主张经济组织由行会管理，是受了工团主义工业自治的影响，然失了工团主义阶级战争的精神；一方面主张政治组织由国家管理，是受了国家社会主义不反对国家存在的影响，然失了国家社会主义由国家干涉生产事业的作用。行会社会主义者自以为他的理想在各派社会主义中算是最圆满最稳当的了，他以为拿行会代表生产者的权利，以国家代表消费者的权利，这样公平的调和，可以免得剧烈的革命了。这种调和的理想是英国人的特性。其实他有两个不可掩蔽的缺点：（一）把压制生产劳动者的国家政权、法庭、海陆军、警察完全交给资本阶级了；（二）政治事业和经济事业有许多不能分离的事件，例如国际贸易之类是也。
所以我们最要注意的是前三派。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也算有点萌芽，北京、上海、四川、广东都有一小小部分青年相信。但我以为相信一种主义，不应该空空洞洞的盲从，必定要知道他的精髓所在。如果指不出他的精髓，就不配说信什么主义，也不配批评什么主义。无政府主义虽然也分为几派，我以为各派共通的精髓所在，就是尊重个人或小团体的绝对自由。这种偏重自由的精神，最好是应用于艺术、道德方面。因为艺术离开了物质社会的关系，没有个体自由的冲突，所以他的自由是能够绝对的，而且艺术必须有绝对的自由，脱离了一切束缚，天才方可以发展。道德重在自律自动，和法律的作用完全不同，不自由的道德很少有价值。若论到政治经济方面，无政府主义便完全不适用了。无政府主义乃建立在先天的人性皆善和后天的教育普及上面，政治经济制度正因为人性不皆善、教育未普及而起，我们只应该渐渐改良政治经济制度，使人性渐趋于善，教育渐能普及。此时离教育普及还远得很，就是将来教育普及了，人性能否改变得皆善还是一个大大的疑问，哪能够病还未好，便早早的把药废了，并且要起来和强健人赛跑呢。先就经济而言，现代工业发达，一个工厂往往有数千数万人，而无政府主义要保护人人绝对自由，不许少数压多数，也不许多数压少数，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试问数千数万人的工厂，事事怎可以人人同意，如不同意，岂不糟极了么？而且个人或小团体绝对自由，则生产额可以随意增减，有时社会需要多而生产少，有时需要少而生产多，因为没有统一机关用强制力去干涉调节，自然会发生生产过剩或不足的弊端。但无政府主义者必定说：我们可以自由联合，公议生产事业，断不至有这样过剩或不足的情形发生。哪知一面赞成绝对自由，一面又赞成联合，是不对的，也不能成功的。我常说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这是不易的道理。因为各个生产团体各个利害不同，若是没有一个统一机关用强制力去干涉调节，各个生产团体主张各个的绝对自由，这样能联合不能？无政府主义者用这种没有强制力的自由联合来应付最复杂的近代经济问题，试问怎么能够使中国的农业工业成为社会化？怎么能够调节生产只使不至过剩或不足？怎么能够制裁各生产团体使不至互相冲突？怎么能够转变手工业为机器工业？怎么能够统一管理全国交通机关？再就政治方面而言，他主张人不干涉人，要根本废除法律，这件事也是很错的。因为我们固然不满意现在的法律，但将来只可以把他修改，不能绝对的废除。如果绝对的废除，便发生种种困难。凡有社会组织，必有一种社会制度，随之亦必有一种法律保护这种制度，不许有人背叛，就在无政府时代也必须是如此。发癫的人，任何时代都是有的，我想不会有人主张放任发癫的人去杀人放火，倘若干涉他，把他拘管起来，便是压制他的自由。不过发癫是极端的现象，由发癫以至最轻的精神病者或强汉，都应该受法律之制裁。又如两性恋爱，以两男恋一女，或二女恋一男，彼此便会发生冲突，冲突剧烈的时候，又怎样裁判呢？再从事实上著想，像中国人赌钱、吸鸦片烟这等恶习，是不是应该有法律禁止呢？社会制度初变更的时候，应受教育的人而不肯受教育，有劳动能力的人而不肯劳动，要不要加以法律的干涉呢？监守公物而自盗，强力迫胁不悦己的妇女，这种人无论到何时代恐怕都有，应不应加以法律的制裁呢？所以我敢说：无政府主义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是走不通的路。明知此路不通，还要向这条路走，非致撞得头破额裂不可，这是何苦呢？
五派中的一、四、五已经略略批评过，再进而将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比较的讨论一下。这两派原来都出于马格斯。马格斯主义在德国变为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他的精神、他的实质都是社会民主党，所以也叫做社会民主主义。因为他主张利用有产阶级的议会来行社会主义，所以也叫做议会派。内中无论是柯祖基到的正统派或是柏伦斯泰因的修正派，都不过是大同小异罢了。在俄国才还了马格斯的本来面目，叫做共产主义。其初在俄国也叫做社会民主党，随后党中分为急进、温和两派，温和的是少数派，叫做敏什维克党；急进的是多数派，叫做布尔什维克党。其后多数派革命成功，改称为共产党。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虽同出于马格斯，而两派的主张彼此却正相反对，如下表：
| 共产主义的主张： | 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张： |
|---|---|
| 阶级战争 | 劳资携手 |
| 直接行动 | 议会政策 |
| 无产阶级专政 | 民主政治 |
| 国际运动 | 国家主义 |
第一，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虽未曾明白的标榜劳资携手，而在实际上已令劳动者从事选举运动，已利用资本阶级的政府国会采用社会政策改善劳动的地位，已实行与一切资本阶级的正常提携，已反对无产阶级共同团结了。反之俄国的共产党是主张绝对的阶级战争的，是不独反对与资本阶级妥协，而且是反对与一切不主张阶级战争的温和派提携的。马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自第一页到最末页都是解释阶级战争的历史及必要的讲义。可惜自称为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第二，不赞成阶级战争的人自然要向议会讨生活。但我们要知道议会制度本是资产阶级专为供给及监督他们的政府的财政而设立的，要拿他来帮助劳动者，来废除资本私有制度，岂不是与虎谋皮吗？选举的怪现象各国都差不多，就是实行普通选举，劳动界能得多少议员，有多大效果呢？所以马格斯的著作无一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取革命的行动，没有一句主张采用议会政策的。可惜自称为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许有产阶级得到政权的意思，这种制度乃是由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做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问俄国共产党：有产阶级的人也是国民，何以单单主张无产者一阶级专政？俄国人答道：你们何以不主张全国民都加入无产阶级？德国社会民主党又问道：一阶级专政岂非不合民主制度？俄国人答道：你们所谓民主政治的内容是不是有产者一阶级专政呢？柯祖基著书大攻击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说不合乎民主政治，说不是马格斯主义。其实马格斯在《哥塔纲领批评》中明白的说：“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的中间，有一个由这面推移到那面的革命的变形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政治上的过渡时代就为必要，这个政治上的过渡时代，不外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独裁政治。”在《共产党宣言》上更是大声疾呼的说：“（一）纠合无产者团成一个阶级，（二）颠覆有产阶级的权势，（三）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又说：“无产阶级的革命，第一步是在使他们跑上权力阶级的地位……既达第一步，劳动家就用他的政权渐次夺取资本阶级的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就是集中在组织权力阶级的劳动者手里。”可见无产阶级专政明明是马格斯的主张，可惜自称为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第四，俄国的共产党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虽然同一不反对国家组织，但是他们不同之点有三：（一）生产机关集中到国家手里，在共产党是最初的手段，在社会民主党是最终的目的；（二）德国社会民主党带著很浓的德意志国家主义的色彩，俄国共产党还未统一国内，便努力第三国际的运动；（三）社会民主党所依据的国家是有产阶级的国家，共产党所依据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所以有人说马格斯当初所主张的，俄国现在所实行的都算是国家社会主义，这话是不对的。《共产党宣言》中，虽主张将一切生产机关、交通机关、信用机关都集中在国家手里，这不过是社会革命时最初的手段，所以同时又说：“无产阶级都没有丝毫国民的特性存在……各国无产阶级在他们国里争斗的时候，共产党一定脱出一切国家的界限，替无产阶级全体指示共通的利害……劳动阶级如果握得政权，那些东西（指国民的差别和国家的对抗）都要消灭得更快，因为各国的联合政策，是劳动阶级解放的一种首要条件。”《共产党宣言》最后的名言正是：“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呵！”马格斯所主张的国际运动的色彩是何等浓厚，可惜自称为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由以上四点看起来，只有俄国的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不但忘记了马格斯的学说，并且明明白白反对马格斯，表面上却挂著马格斯派的招牌。而世界上一般心盲的人，也往往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张代表马格斯派社会主义，这真是世界上一件不可解的怪事。
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两种社会主义，究竟应该采用哪一种呢？我以为中国的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这是不容讳饰的了。国内的资本阶级虽尚幼稚，而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是人人都知道的，因此阶级战争的观念确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产阶级的政治家政客的腐败而且无能和代议制度的信用，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了。所以中国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多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恶的机会罢了。
（《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