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批評
一 為什麽要講社會主義？
[编辑]古代所講的社會主義，都是理想的，其學說都建設在倫理上面。他們眼見得窮人的苦惱是由貧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會的貧富弄得絕對的平均或相對的平均。至於用什麽方法來平均貧富，都全是理想，不曾建設在社會的經濟的事實上面，所以未能成功。因為已成的社會都有他已成的經濟的事實在那裏做改革進化的障礙，我們固然不應該跟隨著他維持現狀。然而也斷乎不能夠妄想把社會當做米粉團子，由我們任意改造。近代所講的社會主義便不同了，其宗旨固然也是救濟無產階級的苦惱，但是他的方法卻不是理想的、簡單的均富論，乃是由科學的方法證明出來。現社會不安的原因，完全是社會經濟制度——即生產和分配方法——發生了自然的危機。要救濟他的危機，先要認明現社會的經濟的事實（譬如無政府主義者，往往拿從前人口稀少農業時代的理想，來改造現代人口發達的工業社會，便是未曾認明現社會的經濟的事實），在這個事實的基礎上面來設法改造生產和分配的方法。因此可以說，馬格斯以後的社會主義是科學的、是客觀的、是建設在經濟上面的，和馬格斯以前建設在倫理上面的、空想的、主觀的社會主義完全不同。
現代生產方法的缺點在哪裏？為什麽要改造？現代生產方法有二大缺點不得不急圖改造的：（一）是資本私有。現在大工業時代和從前農業時代、手工業時代不同，不是簡單生產工具可以生產的了。資本既然是私有，結果有資本的人才有工具做工生產，並且自己還可以不做工，只拿出資本來雇人替他做工生產；沒有資本的人便無工可做，只能賣勞力給有資本的人，替他做工生產。其結果生產事業越發達，雇人的遊惰階級和被雇的勞苦階級的分離越發顯著。（二）是生產過剩。自從自由派的經濟學說得勢以來，現代產業界完全放任資本家自由競爭，陷於無政府狀態。關於生產品的種類額量，不受國家之統計調節，資本家乘時投資，爭加產額，一旦供過於求，遂至生產過剩，發生經濟界之危機。救濟這二大缺點，只有采用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資本歸公，人人都有工作生產的機會，社會上一切生產工具——土地、礦山、機器、房屋等——誰也不能據為己有，誰也不能租給他人收取利益，這樣才可以救濟第一個缺點；一切生產品的產額及交換都由公的機關統計調節或直接經營，務使供求相應，不許私人投機營業，這樣才可以救濟第二個缺點。
現代分配方法的缺點在哪裏？為什麽要改造？缺點就是剩余價值，工人血汗所生產所應得的，被資本家用紅利的名義掠奪去了。例如前年上海有一家紡紗廠，資本一百萬元，一年賺了凈利一百萬元，用工人二千，平均每個工人每月工錢八元，一年工價全額不過十九萬二千元，再加上總理以下各職員的薪水至多不過十萬元，再就算上資本家的官利二分，二十萬元，共總只有四十九萬二千元，其余的五十萬零八千元，都變了資本家的財產了。這個紡紗廠的二千工人和一班職員勞力所做的生產品的全價值是一百萬元，是應該歸他們全收的。但他們只收得生產品之一小部分價值二十九萬二千元，其余一大部分七十萬零八千元，都變了資本家荷包裏的剩余價值。像這種不平均的分配方法，是社會主義時代所不許的，因為社會主義的國家縱然不能馬上完全撤廢工銀制度，終要取消私人營業的利息制度。對於勞動者所生產的價值，不是直接使勞動者全收，也是由國家收取一部分仍間接的用在勞動者身上，決不會變為資本家的私有財產。
總之，在生產方面廢除了資本私有和生產過剩，在分配方面廢除了剩余價值，才可以救濟現代經濟的危機及社會不安的狀況。這就是我們所以要講社會主義之動機。
二 為什麽能講社會主義？
[编辑]我們無論主張什麽，第一步是問要不要，第二步是問能不能。若是不能，那“要”仍然是一個空想。若問現在能不能講社會主義，是要研究現在能不能用社會主義的生產分配方法來代替資本主義的生產分配方法。關於研究這個問題，先要明白資本主義的來歷，進而考察現代資本主義的危機，然後才達到結論。 資本是什麽呢？不用說就是土地、礦山、機器、房屋等一切生產的工具，無工具不能生產，猶之無本不能生利，所以叫做資本。紙幣是金錢的代表，金錢是資本的代表，都不是資本的本身。資本主義又是什麽呢？就是自己不一定勞動，利用自己占有的資本，雇用別人勞動而生產、而得利益。資本是社會的勞動力所積而成，是社會上最重要的東西，沒有人能反對資本的，我們所反對的乃是個人占有這資本、利用這資本增加他私有財產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歷史很早，遠在漁獵時代，倘若那時雇人漁獵或借器具給人漁獵而分得利益，都和近代資本主義性質相同；到了農業時代，雇人耕種或買奴隸耕種，這時資本主義更是顯然了；近來工商業時代的資本主義，性質雖與古代相同，而程度之差算是天淵之別了。近代資本主義發達之最大原因有二：（一）由於交換方法之進步。古代物物交換，資本不易積聚，由資本而得的利益，譬如一萬擔谷或十萬張牛皮便不易於轉移堆積了；後來發明了以金錢代表實物，小小的一塊銀可以代表幾擔谷、幾十張牛皮，交換方法進了步，資本主義也跟著進步；後來又發明了以紙幣代表金錢，薄薄的一小張紙可以代表一千元、一萬元，交換方法更進一步，資本主義也跟著更進一步；到了銀行制度發達起來，交換方法充分便利，無論多大數目的資本轉移，只要銀行記一筆賬、出一張票子便得。這種便利的交換方法，比起古代拿多少擔谷、換多少張牛皮真是天淵之別。所以近代資本的積聚和資本主義的發達，比起古代來也有天淵之別。（二）由於機器盛行。在手工業時代，有一把斧頭、一個墨鬥便可以做木匠，有一套網便可以打魚，有一架紡線車便可以紡紗，有一架織布機便可以織布，有一把刀便可以刻字印書，人人都很容易得著這等簡單的生產工具做一個獨立生產者。所以在手工業時代，那雇人的資本階級和被雇的勞動階級是不大分明的。在這時代就是資本家自備工具雇人做工，那掠奪剩余價值來增加他們私有財產的速度也是很慢。例如每人用一機，每日織布一丈，價格一元，除去原料房屋等六角，人工二角，資本家所掠奪的剩余價值不過二角，一百架機用一百工人做工，資本家所掠奪的剩余價值，每日也不過二十元。若用蒸汽機，一百人做的工，五個人就夠了，資本家只付工價一元，其余九十五個人工價十九元都被資本家掠奪過去了。這時一日的剩余價值由二十元增至三十九元，這時工人與資本家所得乃一與三十九之比。推而至於五十人做工，資本家所獲剩余價值乃至三百九十元；五百人做工，剩余價值乃至三千九百元；五千人做工，資本家一日掠奪的剩余價值乃有三萬九千元之多。近代資本之所以如此集中，資本主義之所以如此發達，資本家之所以如此強有力，都是機器幫忙，替資本家造成剩余價值，漸次積聚起來的。機器積聚剩余價值既這樣的迅速，交換方法又這樣的便利，所以近代資本主義之發達，迥非手工業時代所夢想得到的了。一方面資本主義隨著機器工業發達，機器工業復隨著資本主義擴張，互為因果，一天一天的興旺起來。一方面因為機器工業的生產品成本輕，貨色又好，他所到的地方，手工業之破壞好像秋風掃落葉一般。這時候的勞動者所得工資只能糊口，哪裏還有錢買機器！無機器不能做工，不做工不能生活，所以世世子孫只有賣力給資本家做勞動者。資本家占有了機器、土地及其他生產工具，所以世世子孫都是資本家。因此自近代資本主義發達以來，勞資兩階級日益分明，而且資本階級的勢力日見雄厚，勞動階級日見壓迫，除忍受安命以外，幾乎無路可走了。
資本主義既這樣強盛，壓迫得勞動界無路可走，何以還說能講社會主義呢？不然不然。正因為剩余價值替資本階級造到這樣強盛的地位，而資本階級必須崩潰不可救的危機也正含在這剩余價值裏面。馬格斯說：“有產階級鍛煉了致自己死命的武器”，正指資本階級是剩余價值造成的，將來破壞資本階級的也就是剩余價值。一定有人說，資本家占了剩余價值，資本無限增加，機器無限增多，生產品無限產出，豈不是很好的現象嗎？豈不深合“生眾食寡，為急用舒”的孔門經濟學說嗎？殊不知在共產社會裏“生眾食寡，為急用舒”或者是好現象，在資本制度之下可就不然了。在資本制度之下，生產品增多，剩余價值也隨著增多，此種無限增加的剩余價值復變為資本，不能用為社會公共增加福利，乃為少數的資本家所私有，於是乃由剩余價值造成生產過剩，由生產過剩造成經濟恐慌（Grisis），所以說“生眾食寡，為急用舒”在資本制度之下不一定是好現象。上面的話或近於抽象了，再詳細說一下：在理論上看起來，社會上最怕的是貧乏，生產品多多益善，生產過剩是生產額超過需要額許多許多，本算是好現象。但這種生產過剩的好現象，在資本制度之下反變成了社會的危機。乃是因為生產額超過了需要額，這就叫做供過於求，這便發生銷路的困難，過剩的額越大，發生的困難也越大。例如社會上需要的布只一千匹，現在產出一千五百匹還不大緊要，若是產出到二千匹或至三四千匹，生產過剩額到了這步，社會上必然發生經濟恐慌。因為資本制度之下的產業狀況是極端自由的，是無政府的，無論何項產業資本家都可以自由聯合，自由投資，增加生產品，不加以法律限制的。生產品賣出的大部分利益，又被資本家自由收為自己的剩余價值，勞動者所得僅足糊口。生產較需要過剩了幾倍，資本家雖然可以奢侈些，也斷不能把同樣的消費品陡然增加幾倍。例如平常需布千匹，因資本階級的奢侈，需要至多增至一千五百匹，勞動界因購買力不增加，不能多銷，那生產過剩的二三千匹布，乃至發生滯銷、跌價、停工，社會的經濟恐慌，這是必然的現象。這種必然的現象總括說起來，乃是資本制度之經濟的自然結果，因為資本制度的生產方法是無政府的，是自由增加，不加以法律限制的，所以才有生產過剩的事發生。因為資本制度的分配方法是太過不均的，是承認資本家占有剩余價值的，資本家占有了剩余價值，則勞動界的購買力便無從增加。勞動界購買力不增加，則社會上消費量便不能和生產量同等增加，生產量和消費量不同等，所以生產過剩反要發生經濟恐慌。
一定又有人說：資本制度既然是自身造成了必然崩潰的危機，如馬格斯所指示，而馬格斯身後數十年資本階級何以不但未曾崩潰，並且日見強盛呢？我以為這不過是因為殖民政策一時的救濟，並不是馬格斯學說失了效驗。各國資本家拼命占據了剩余價值，拼命推廣制造業，拼命尋求殖民地，將所有的剩余生產送去銷售了，才能夠彌縫一時表面上沒有十分現出危機來。所以近百年來，甲國與乙國戰爭，或是直接征服殖民地，消費了許多生命財產，結果所求得的不過是幾條通商條約。因此資本主義便不得不和軍國主義結了不解之緣，因為鎮壓殖民地或與他資本國爭奪商場都非有強大的海、陸軍不可。名為自衛，或是愛國，或是民族的向外發展，這都是騙人的話，其實都不外銷納剩余的生產品，好免國內的經濟危機，好維持資本階級的權利。試看前幾年歐洲大戰，美其名曰民治與強權的戰爭，其實只是英國利用各國打倒德國，為保全他的世界海運權及亞、非兩洲的商權罷了。這完全和日本硬用武力擴張在中國、朝鮮的商場，還美其名曰保全東亞和平是一樣。有許多人一面反對軍國主義，而一面卻贊成資本主義，這真算糊塗極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分配方法一天不廢，侵略的軍國主義如何能夠廢掉。美國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大言是怎麽失敗的呢？正因為他不懂得資本制度是國際侵略及戰爭的根本原因，不變因，求變果，豈有不失敗的道理。當日巴黎和會席上的英、法當局，並不是良心特別比威爾遜壞些，乃因為他們的國家組織都立在資本主義上面，若是放棄了侵略主義、軍國主義，他們國裏的大批剩余生產如何銷納，如何救濟經濟危機，如何維持他們資本階級的地位呢？威爾遜總統不過說得好聽點，如果他美國當真拋棄了軍國主義，他美國在國外的殖民地和商場拋棄不拋棄？如果拋棄了，國內的剩余生產怎麽樣？所以威爾遜總統的主張不但在巴黎和會失敗了，並且此時美國的海、陸軍備仍然是有加無已。日本鑒於美國的情勢，恐怕失了太平洋西岸商業的威權，也不能不竭力增稅擴張海、陸軍備到現狀一倍以上。日本當局非不知這稅太重了，全國的工人、農民、小學教員、下級軍官的困苦和不平是可恐的危機。但是他們更知道沒有充分的武力保護商業，不能輸出剩余生產，乃是更大的危機，所以明知道擴張軍備是毒藥，也不得不吃，明知道擴張軍備是陷阱，也不得不從上面走過去。資本制度一天不倒，各資本制度的國家保護商業的軍備擴張也一天不能停止。相互競爭、擴張軍備是無限的，相互爭得的殖民地或商場是有限的。我相信生產過剩的弊害資本家終是沒法救濟，非弄到破裂不止，我更相信軍備無限的擴張是資本階級殺人適以自殺的利器。我相信當初資本階級是拿殖民政策或國外商場救濟了國內生產過剩的危機，我更相信將來資本階級正因為互相爭奪殖民地或商場，釀成國際資本階級大傾覆的更大危機。我相信歐戰的結果，國際資本階級的基礎已經大大的動搖，我更相信將來再經過一二次美、日或英、美戰爭，便到了資本階級的末日，即國際的崩潰。因此我們可以斷定資本主義的生產分配方法不良，已到了自身不能救濟自身的危機，必然崩潰的運命。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會主義的生產分配方法，才能免剩余價值，剩余生產等弊，所以我們可以說現在能講社會主義。
一定又有人說：資本主義在歐美是要崩潰的了，是可以講社會主義了；我們中國資本制度並不甚發達，更沒有到崩潰的地步，如何能講社會主義呢？像這種似是而非的話，恐怕很有許多人相信。其實他最大的缺點，是忘記了現代人類的經濟關系乃國際的而非國別的了。如果他斷定歐美資本制度要崩潰，能講社會主義，他便不應該說中國不能講社會主義，仍要采用資本制度。因為交通便利，需要復雜的緣故，有許多事都漸漸逃不了國際化，經濟制度更是顯著。各國資本制度都要崩潰，中國哪能夠拿國民性和特別國情等理由來單獨保存他，倒是各國資本制度的崩潰還未實現以前，中國單獨完全采用社會主義的生產分配方法，恐怕免不了資本主義各國經濟上、政治上的壓迫，這層事實上的困難，我們倒不能不承認的。但是我們確有幾個理由可以說明努力打破這層困難的必要及可能：（一）是救濟中國斷不能不發展實業，但采用在歐美已經造成實業界危機的資本主義來發展中國實業，未免太無謀了；（二）中國全民族對於歐美各國是站在勞動的地位，只有勞動階級勝利，才能救濟中國的危急及不獨立；（三）是現代國際化的力量固然很大，但是制度的改變，必先由於國別的提倡，冒著困難使新制度漸漸實現，漸漸成為國際化，那時新的制度便確立了；（四）是歐戰以來，資本制度已經大大動搖了，我們正應該聯絡各國的同誌作國際的改造運動；（五）是在不完全破壞外資相當的利益範圍以內，由國家立在資本家的地位經營國內產業及對外貿易，也未必不能免絕對的幹涉。 據這五個理由，此時我們中國不但有講社會主義的可能，而且有急於講社會主義的必要。
三 應講何種社會主義？
[编辑]社會主義既然有講的必要與可能，但是他的派別分歧，我們應該擇定一派，若派別不分明，只是一個渾樸的趨向，這種趨向會趨向到資本主義去；若覺得各派都好，自以為兼容並包，這種胸無定見、無信仰的人也不配談什麽主義。除了“廢止資本私有”為各派社會主義共通之點以外，從來學說不一，至今尚留存的，有力量的，可分為五派：
（一）無政府主義；
（二）共產主義；
（三）國家社會主義；
（四）工團主義；
（五）行會社會主義。
上述五派之中，工團主義算不得一種特別獨立的學說，乃是由馬格斯和無政府兩派合演出來的。工團主義最重要的精神有二：一、主張階級戰爭，是出於馬格斯；二、不要國家及政權，是出於無政府。他的缺點正是受了無政府主義幻想的病。勞動者本來沒有國家，沒有政權，何待你不要，你盡管不要，資本階級他是要的，他是要拿國家及政權來壓制勞動的。工團主義者以為國家政治總會侵害工人的自由，試問呻吟於資本家政權之下的法國工團他們的自由在哪裏呢？ 行會社會主義，即基爾特社會主義，也非一種特別獨立的學說。他一方面主張經濟組織由行會管理，是受了工團主義工業自治的影響，然失了工團主義階級戰爭的精神；一方面主張政治組織由國家管理，是受了國家社會主義不反對國家存在的影響，然失了國家社會主義由國家幹涉生產事業的作用。行會社會主義者自以為他的理想在各派社會主義中算是最圓滿最穩當的了，他以為拿行會代表生產者的權利，以國家代表消費者的權利，這樣公平的調和，可以免得劇烈的革命了。這種調和的理想是英國人的特性。其實他有兩個不可掩蔽的缺點：（一）把壓制生產勞動者的國家政權、法庭、海陸軍、警察完全交給資本階級了；（二）政治事業和經濟事業有許多不能分離的事件，例如國際貿易之類是也。
所以我們最要註意的是前三派。
無政府主義在中國也算有點萌芽，北京、上海、四川、廣東都有一小小部分青年相信。但我以為相信一種主義，不應該空空洞洞的盲從，必定要知道他的精髓所在。如果指不出他的精髓，就不配說信什麽主義，也不配批評什麽主義。無政府主義雖然也分為幾派，我以為各派共通的精髓所在，就是尊重個人或小團體的絕對自由。這種偏重自由的精神，最好是應用於藝術、道德方面。因為藝術離開了物質社會的關系，沒有個體自由的沖突，所以他的自由是能夠絕對的，而且藝術必須有絕對的自由，脫離了一切束縛，天才方可以發展。道德重在自律自動，和法律的作用完全不同，不自由的道德很少有價值。若論到政治經濟方面，無政府主義便完全不適用了。無政府主義乃建立在先天的人性皆善和後天的教育普及上面，政治經濟制度正因為人性不皆善、教育未普及而起，我們只應該漸漸改良政治經濟制度，使人性漸趨於善，教育漸能普及。此時離教育普及還遠得很，就是將來教育普及了，人性能否改變得皆善還是一個大大的疑問，哪能夠病還未好，便早早的把藥廢了，並且要起來和強健人賽跑呢。先就經濟而言，現代工業發達，一個工廠往往有數千數萬人，而無政府主義要保護人人絕對自由，不許少數壓多數，也不許多數壓少數，九十九人贊成，一人反對，也不能執行。試問數千數萬人的工廠，事事怎可以人人同意，如不同意，豈不糟極了麽？而且個人或小團體絕對自由，則生產額可以隨意增減，有時社會需要多而生產少，有時需要少而生產多，因為沒有統一機關用強制力去幹涉調節，自然會發生生產過剩或不足的弊端。但無政府主義者必定說：我們可以自由聯合，公議生產事業，斷不至有這樣過剩或不足的情形發生。哪知一面贊成絕對自由，一面又贊成聯合，是不對的，也不能成功的。我常說要絕對自由就不能聯合，要聯合就不能絕對自由，這是不易的道理。因為各個生產團體各個利害不同，若是沒有一個統一機關用強制力去幹涉調節，各個生產團體主張各個的絕對自由，這樣能聯合不能？無政府主義者用這種沒有強制力的自由聯合來應付最復雜的近代經濟問題，試問怎麽能夠使中國的農業工業成為社會化？怎麽能夠調節生產只使不至過剩或不足？怎麽能夠制裁各生產團體使不至互相沖突？怎麽能夠轉變手工業為機器工業？怎麽能夠統一管理全國交通機關？再就政治方面而言，他主張人不幹涉人，要根本廢除法律，這件事也是很錯的。因為我們固然不滿意現在的法律，但將來只可以把他修改，不能絕對的廢除。如果絕對的廢除，便發生種種困難。凡有社會組織，必有一種社會制度，隨之亦必有一種法律保護這種制度，不許有人背叛，就在無政府時代也必須是如此。發癲的人，任何時代都是有的，我想不會有人主張放任發癲的人去殺人放火，倘若幹涉他，把他拘管起來，便是壓制他的自由。不過發癲是極端的現象，由發癲以至最輕的精神病者或強漢，都應該受法律之制裁。又如兩性戀愛，以兩男戀一女，或二女戀一男，彼此便會發生沖突，沖突劇烈的時候，又怎樣裁判呢？再從事實上著想，像中國人賭錢、吸鴉片煙這等惡習，是不是應該有法律禁止呢？社會制度初變更的時候，應受教育的人而不肯受教育，有勞動能力的人而不肯勞動，要不要加以法律的幹涉呢？監守公物而自盜，強力迫脅不悅己的婦女，這種人無論到何時代恐怕都有，應不應加以法律的制裁呢？所以我敢說：無政府主義在政治、經濟兩方面，都是走不通的路。明知此路不通，還要向這條路走，非致撞得頭破額裂不可，這是何苦呢？
五派中的一、四、五已經略略批評過，再進而將共產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比較的討論一下。這兩派原來都出於馬格斯。馬格斯主義在德國變為國家社會主義，因為他的精神、他的實質都是社會民主黨，所以也叫做社會民主主義。因為他主張利用有產階級的議會來行社會主義，所以也叫做議會派。內中無論是柯祖基到的正統派或是柏倫斯泰因的修正派，都不過是大同小異罷了。在俄國才還了馬格斯的本來面目，叫做共產主義。其初在俄國也叫做社會民主黨，隨後黨中分為急進、溫和兩派，溫和的是少數派，叫做敏什維克黨；急進的是多數派，叫做布爾什維克黨。其後多數派革命成功，改稱為共產黨。共產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雖同出於馬格斯，而兩派的主張彼此卻正相反對，如下表：
| 共產主義的主張： | 國家社會主義的主張： |
|---|---|
| 階級戰爭 | 勞資攜手 |
| 直接行動 | 議會政策 |
| 無產階級專政 | 民主政治 |
| 國際運動 | 國家主義 |
第一，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在理論上雖未曾明白的標榜勞資攜手，而在實際上已令勞動者從事選舉運動，已利用資本階級的政府國會采用社會政策改善勞動的地位，已實行與一切資本階級的正常提攜，已反對無產階級共同團結了。反之俄國的共產黨是主張絕對的階級戰爭的，是不獨反對與資本階級妥協，而且是反對與一切不主張階級戰爭的溫和派提攜的。馬格斯的《共產黨宣言》自第一頁到最末頁都是解釋階級戰爭的歷史及必要的講義。可惜自稱為馬格斯派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竟然忘記了！
第二，不贊成階級戰爭的人自然要向議會討生活。但我們要知道議會制度本是資產階級專為供給及監督他們的政府的財政而設立的，要拿他來幫助勞動者，來廢除資本私有制度，豈不是與虎謀皮嗎？選舉的怪現象各國都差不多，就是實行普通選舉，勞動界能得多少議員，有多大效果呢？所以馬格斯的著作無一不是主張無產階級對於有產階級取革命的行動，沒有一句主張采用議會政策的。可惜自稱為馬格斯派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竟然忘記了！
第三，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不許有產階級得到政權的意思，這種制度乃是由完成階級戰爭、消滅有產階級做到廢除一切階級所必經的道路。德國社會民主黨問俄國共產黨：有產階級的人也是國民，何以單單主張無產者一階級專政？俄國人答道：你們何以不主張全國民都加入無產階級？德國社會民主黨又問道：一階級專政豈非不合民主制度？俄國人答道：你們所謂民主政治的內容是不是有產者一階級專政呢？柯祖基著書大攻擊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說不合乎民主政治，說不是馬格斯主義。其實馬格斯在《哥塔綱領批評》中明白的說：“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和共產主義的社會的中間，有一個由這面推移到那面的革命的變形的時期。而這個時期，政治上的過渡時代就為必要，這個政治上的過渡時代，不外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獨裁政治。”在《共產黨宣言》上更是大聲疾呼的說：“（一）糾合無產者團成一個階級，（二）顛覆有產階級的權勢，（三）由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又說：“無產階級的革命，第一步是在使他們跑上權力階級的地位……既達第一步，勞動家就用他的政權漸次奪取資本階級的一切資本，將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裏，就是集中在組織權力階級的勞動者手裏。”可見無產階級專政明明是馬格斯的主張，可惜自稱為馬格斯派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竟然忘記了！
第四，俄國的共產黨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雖然同一不反對國家組織，但是他們不同之點有三：（一）生產機關集中到國家手裏，在共產黨是最初的手段，在社會民主黨是最終的目的；（二）德國社會民主黨帶著很濃的德意誌國家主義的色彩，俄國共產黨還未統一國內，便努力第三國際的運動；（三）社會民主黨所依據的國家是有產階級的國家，共產黨所依據的國家是無產階級的國家。所以有人說馬格斯當初所主張的，俄國現在所實行的都算是國家社會主義，這話是不對的。《共產黨宣言》中，雖主張將一切生產機關、交通機關、信用機關都集中在國家手裏，這不過是社會革命時最初的手段，所以同時又說：“無產階級都沒有絲毫國民的特性存在……各國無產階級在他們國裏爭鬥的時候，共產黨一定脫出一切國家的界限，替無產階級全體指示共通的利害……勞動階級如果握得政權，那些東西（指國民的差別和國家的對抗）都要消滅得更快，因為各國的聯合政策，是勞動階級解放的一種首要條件。”《共產黨宣言》最後的名言正是：“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呵！”馬格斯所主張的國際運動的色彩是何等濃厚，可惜自稱為馬格斯派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竟然忘記了！
由以上四點看起來，只有俄國的共產黨在名義上，在實質上，都真是馬格斯主義；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不但忘記了馬格斯的學說，並且明明白白反對馬格斯，表面上卻掛著馬格斯派的招牌。而世界上一般心盲的人，也往往拿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主張代表馬格斯派社會主義，這真是世界上一件不可解的怪事。
我們中國人對於這兩種社會主義，究竟應該采用哪一種呢？我以為中國的改造與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國際社會主義的運動幫忙，這是不容諱飾的了。國內的資本階級雖尚幼稚，而外國資本主義的壓迫是人人都知道的，因此階級戰爭的觀念確是中國人應該發達的了。再睜開眼睛看看我們有產階級的政治家政客的腐敗而且無能和代議制度的信用，民主政治及議會政策在中國比在歐美更格外破產了。所以中國若是采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國家社會主義，不過多多加給腐敗貪汙的官僚政客以作惡的機會罷了。
（《新青年》第9卷第3號，19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