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任叔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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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任叔永
作者:胡适
1918年8月15日
本作品收录于《新青年

一 原书[编辑]

适之足下:

  读《新青年》第四号中足下之《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大为赞成。记去年曾向足下说过,改良文字非空言可以收效,必须有几种文学上的产品,与世人看看。果然有了真正价值,怕他们不望风景从么?但是创造的文学,一时做不来,自然以翻译西方文学上的产品为第一步。此层屡向此邦学文学诸人提及。无奈他们皆忙自己的功课,不肯去做。足下现在既发大愿,要就几年之内,译几百部文学书,那就越发好了。

  读《新青年》中广告,知“易卜生号”专载A doll’s House一剧。此剧就意思言,固足以代表易卜生的“个人主义”,与针砭西方社会的恶习。就构造言,尚嫌其太紧凑了一点。足下若曾看过此剧,便知其各节紧连而下,把个主人翁Nora忙得要死,观者也屏气不息。

  昨日经农把致足下的书与我看了再行发出。我看了过后,觉得也有几句话要向足下说说。足下说,“白话可做活文字,也可做死文字;文话只能做死文字,不能做活文字”。此层经农已举左丘明的《春秋传》,太史公的《史记》来辩难了。我想,要替文话觅辩护人,可借重的,尚不止左、史两位。即以诗论,足下说,“《木兰行》,《孔雀东南飞》,杜工部之《兵车行》,《石壕村》,以及陶渊明、白居易的诗是好诗,因为他们是用白话做的,或近于白话的”。今姑勿论上举各篇各作者不必尽是白话。就有唐一代而言,足下要承认白香山是诗人,大约也不能不承认杜工部是诗人。要承认杜工部的《兵车行》、《石壕村》是好诗,大约也不能不承认《诸将怀古》、《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是好诗。但此等诗不但是文话,而且是律体。可见用白话可做好诗,文话又何尝不可做好诗呢?不过要看其人生来有几分“诗心”没有罢了。再讲韩昌黎的《南山诗》,足下说他是死文字。比起《木兰行》、《石壕村》等来,《南山诗》自然是死的。但是我想南山这个题,原在形容景物,与他种述事言情的诗不同。《南山诗》共用五十二个“或若”,把南山的形状刻画尽致。在文学上自算一种能品。要用白话去做,未见做得出。岂可因其不是白话,反轻看他呢?以上各种说法,并非与白话作仇敌,也非与文话作忠臣,不过据我一个人的鄙见,以为现在讲改良文学:第一,当在实质上用工夫;第二,只要有完全驱使文字的能力,能用工具而不为工具所用,就好了。白话不白话,倒是不关紧要的。

  经农又说《新青年》上的白话诗,除了足下做的是“有声,有韵,有情”(记不清楚了,想是如此说的),他不敢妄加反对外,其余的便有些念不下去了。我想这个又是诗体问题,久已要向足下讲讲。现在趁此机会,略说几句,一并请足下指教。今人倡新体的,动以“自然”二字为护身符。殊不知“自然”也要有点研究。不然,我以为自然的,人家不以为自然,又将奈何?足下记得尊友威廉女士的新画“Two Rhythms”,足下看了,也是“莫名其妙”。再差一点,对于此种新美术,素乏信仰的,就少不得要皱眉了。但是画画的人,岂不以其画为自然得很吗?所以我说“自然”二字也要加以研究,才有一个公共的理解。大凡有生之物,凡百活动,不能一往不返,必有一个循环张弛的作用。譬如人体血液之循环,呼吸之往复,动作寝息之相间,皆是这一个公理的现象。文中之有诗,诗中之有声有韵,音乐中之有调和(Harmony),也不过是此现象的结果罢了。因为吾人生理上既具有此种天性,一与相违,便觉得不自在。近来心理学家用机器试验古人的好诗好文,其字音的长短轻重,皆有一定的次序与限度。我想此种研究,于诗的Meter(平仄?),句法的构造,都有关系。吾国诗体由三百篇的四言(James Lezze说中国有二言诗,固附会得可笑。三言诗,汉《郊礼歌》等有之,但不足为重)变成汉、魏的五言;又由汉、魏的五言变成唐人的七言。大约系因古人言语短简急促,后人言语纡徐迟缓的原故(文体的变迁亦然)。但是诗到了七言,就句法构造上言,便有不能再长之势。再长,就非断不可了。且七言诗句,大概前四字可作一顿,后三字又自成一段。韩昌黎有时费全身的气力,于七言中别开生面。但只可于长诗中偶杂一二句。若句句是“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的句法(因韩诗已不记得,故引李诗为例),也就不能读了。七言既成了诗句的最长极限,所以宋、元的词曲起而代之。长短句搀杂互用,倒可免通体长句,或通体短句的不便处。但是他们的音调平仄,也越发讲究。我以为此种律例,现在看来,自然是可厌。但是创造新体的人,却不能不讲究。就是以后做诗的人,也不可不遵循一点。实在讲起来,古人留下来的诗体,竟可说是“自然”的代表。什么缘故?因为古人作诗的时候,也是想发挥其“自然”的动念,断没有先作一个形式来缚束自己的。现在存留下的,更是经了几千百年无数人的试验,以为可用。所以我要说,现在各种诗体,说他们不完备不新鲜则可,说他们不自然,却未必然。我再要说,若是现在讲改良文学的人,专以创造几种新体为无上的天职,我把此种人比各科学上的一种人专以发明各器具新方法为事,也只得恭敬他,再没多话说。若是要创造文学的产品,我倒有一句话奉劝:公等做新体诗,一面要诗意好,一面还要诗调好,一人的精神分作两用,恐怕有顾此失彼之虑。若用旧体旧调,便可把全副精神用在诗意一方面,岂不于创造一方面更有希望呢?这个主张,足下以为何如?

  瞎三不着四的议论发了一阵,纸已写的不少了,还有钱玄同先生的废灭汉文大问题不曾讲到。若是用文话,断不会有如许喽嗦。这也是白话的一种坏处。

  经农对于废灭汉文的问题,已经说“心中万分难受”了。我想钱先生要废汉文的意思,不是仅为汉文不好,是因汉文所载的东西不好,所以要把他拉杂摧烧了,廓而清之。我想这却不是根本的办法。吾国的历史,文字,思想,无论如何昏乱,总是这一种不长进的民族造成功了留下来的。此种昏乱种子,不但存在文字历史上,且存在现在及将来子孙的心脑中。所以我敢大胆宣言,若要中国好,除非把中国人种先行灭绝!可惜主张废汉文汉语的,虽然走于极端,尚是未达一间呢!

  此层且按下不讲。尚有一个实际问题:《新青年》一面讲改良文学,一面讲废灭汉文,是否自相矛盾?既要废灭不用,又用力去改良不用的物件。我们四川有句俗话说,“你要没有事做,不如洗煤炭去罢”。

  钱先生的废灭汉文一篇大文,原来有点Sentimental。我讲到此处,也有点Sentimental起来。恕罪恕罪。

任鸿隽白 六月八日

  

二 答书[编辑]

叔永足下:

  经农的白话信来,使我大欢喜。今又得老兄的白话信,并且还对于我的文学革命论“大为赞成”,我真喜欢的了不得。来书有许多话,我已在答经农的信里回答过了,我现在且把那信里不曾说过的话,提出来回答如下:

   (一)来书说“用白话可做好诗,文话又何尝不可做好诗呢?”又举杜甫的《诸将》、《怀古》、《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诗为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首的确是好诗。这诗所以好,因为他能用白话文写出当时高兴得很左顾右盼,颠头播脑,自言自语的神气。第三,四,七,八句虽用对仗,都恰合言语的自然。五六两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便有点做作,不自然了。这可见律诗总不是好诗体,做不出完全好诗。《诸将》五首,在律诗中可算得是革命的诗体。因为这几首极老实本色,又能发挥一些议论,故与别的律诗不同。但律诗究竟不配发议论,故老杜这五首诗可算得完全失败。如“胡虏千秋尚入关”,成何说话?“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闲”,实在不通。“拟绝天骄拔汉旌”,也不通。这都是七言所说不完的话,偏要把他挤成七个字,还要顾平仄对仗,故都成了不能达意又不合文法的坏句。《咏怀古迹》五首,也算不得好诗。“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实在不成话。“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是律诗中极坏的句子。上句无意思,下句是凑的。“青冢向黄昏”,难道不向白日吗?一笑。他如“羯胡事主终无赖”,“志决身歼军务劳”,都不是七个字说得出的话,勉强并成七言,故文法上便不通了。——这都可证文言不易达意,律诗更做不出好诗。《儒林外史》上评“桃花何苦红如此?杨柳忽然青可怜”。说上句加上一个“问”字,便是一句好词:如今强对上一句,便无味了。这话评律诗真不错。即如杜诗“江天漠漠鸟双去”,本是绝好写景诗,可惜他硬造一句“风雨时时龙一吟”作对,便讨厌了。——至于韩愈的《南山》诗,何尝是写景?不过是押韵罢了。老兄和我都不曾到过南山,又何从知道他“把南山的形状刻画尽致”呢?

  (二)来书说,“现在讲改良文学,第一当在实质上用工夫;第二要有完全驱使文字的能力,能用工具而不为工具所用,就好了。白话不白话,倒是不关紧要的”。这话的第一层极是,不用辩了。第二层“能用工具而不为工具所用”,固是不错。但是我们极力主张用白话作诗,也有几层道理。(第一)我们深信文言不是适用的工具(说详《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第二)我们深信白话是很合用的工具。(第三)我们因为要“用工具而不为工具所用”,故敢决然弃去那不适用的文话工具,专用那合用的白话工具。正如古人用刀刻竹作字,后来有了纸笔,便不用刀笔竹简了。若必斤斤争文言之不当废,那又是“为工具所用”,作了工具的奴隶了。老兄以为何如?

  (三)来书说,“自然也要有点研究”,这话极是。但这个大前提却不能发生下文的断语。下文说,“古人留下来的诗体,竟可说是自然的代表。什么缘故?因为古人作诗的时候,也是想发挥其自然的动念,断没有先作一个形式来束缚自己的”。这种逻辑,有如下例:“古人留下来的缠足风俗,竟可说是自然的代表。为什么呢?因为古人缠足的时候,也是想发挥他的自然的美感;决没有先作一种小脚形式来束缚自然的!”再引老兄的话:“现在存留下的,更是经了几千百年无数人的试验,以为可用。”这话可说诗体,也可说缠足,也可说八股,也可说君主专制政体!可不是吗?原书前文所说“近来心理学家用机器试验古人的好诗好文,其字音的长短轻重,皆有一定的次序与限度”。老兄的意思,以为这就可以作自然的证据吗?老兄何不请那些心理学家用机器试验几篇仁在堂的八股文章?我可保那几篇“文学的长短轻重,也皆有一定的次序与限度”。如若不然,我请你看三天好戏,你敢赌这东道吗?——北京最常见的喜事门对,是“诗歌杜甫其三句,风咏《周南》第一章”。这两句若拿去上那心理学的机器,也是“有一定的次序与限度的”。——总而言之,四言诗(《三百篇》实多长短句,不全是四言)变为五言,又变为七言,三变为长短句的词,四变为长短句加衬字的曲,都是由前一代的自然变为后一代的自然。我们现在作不限词牌,不限套数的长短句,也是承这自然的趋势。至于说我们的“自然”是没有研究的自然,那是蔽于成见,不细心体会的话。我的朋友沈尹默先生做一首《三弦》诗,做了两个月,才得做成,我们岂可说他没有研究?不过他不曾请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陈百年先生用机器试验罢了!

  (四)老兄劝我们道:“公等做新体诗,一面要诗意好,一面还要诗调好,一人的精神分作两用,恐怕有顾此失彼之虑,若用旧体旧调,便可把全副精神用在诗意一方面,岂不于创造一方面更有希望呢?”这个主张,有一个根本的误会。因为我们现在有什么诗料,用什么诗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并不一面顾诗意,一面顾诗调。那些用旧调旧诗体的人,有了料,须要截长补短,削成五言,或凑成七言;有了一句,须对上一句;有了腹联,须凑上颈联;有了上阕,须凑成下阕;有了这韵,须凑成那韵;……那才是顾此失彼呢。——岂但顾此失彼,竟是“削足适履”了!

  还有论废灭汉文一段,我且让老兄和钱玄同先生去打Sentimental官司罢。好在老兄不久就要回国,我们再谈罢。

  七年七月廿六日 胡适

  (原载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