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任叔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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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任叔永
作者:胡適
1918年8月15日
本作品收錄於《新青年

一 原書[編輯]

適之足下:

  讀《新青年》第四號中足下之《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大為贊成。記去年曾向足下說過,改良文字非空言可以收效,必須有幾種文學上的產品,與世人看看。果然有了真正價值,怕他們不望風景從麼?但是創造的文學,一時做不來,自然以翻譯西方文學上的產品為第一步。此層屢向此邦學文學諸人提及。無奈他們皆忙自己的功課,不肯去做。足下現在既發大願,要就幾年之內,譯幾百部文學書,那就越發好了。

  讀《新青年》中廣告,知「易卜生號」專載A doll’s House一劇。此劇就意思言,固足以代表易卜生的「個人主義」,與針砭西方社會的惡習。就構造言,尚嫌其太緊湊了一點。足下若曾看過此劇,便知其各節緊連而下,把個主人翁Nora忙得要死,觀者也屏氣不息。

  昨日經農把致足下的書與我看了再行發出。我看了過後,覺得也有幾句話要向足下說說。足下說,「白話可做活文字,也可做死文字;文話只能做死文字,不能做活文字」。此層經農已舉左丘明的《春秋傳》,太史公的《史記》來辯難了。我想,要替文話覓辯護人,可借重的,尚不止左、史兩位。即以詩論,足下說,「《木蘭行》,《孔雀東南飛》,杜工部之《兵車行》,《石壕村》,以及陶淵明、白居易的詩是好詩,因為他們是用白話做的,或近於白話的」。今姑勿論上舉各篇各作者不必儘是白話。就有唐一代而言,足下要承認白香山是詩人,大約也不能不承認杜工部是詩人。要承認杜工部的《兵車行》、《石壕村》是好詩,大約也不能不承認《諸將懷古》、《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等是好詩。但此等詩不但是文話,而且是律體。可見用白話可做好詩,文話又何嘗不可做好詩呢?不過要看其人生來有幾分「詩心」沒有罷了。再講韓昌黎的《南山詩》,足下說他是死文字。比起《木蘭行》、《石壕村》等來,《南山詩》自然是死的。但是我想南山這個題,原在形容景物,與他種述事言情的詩不同。《南山詩》共用五十二個「或若」,把南山的形狀刻畫盡致。在文學上自算一種能品。要用白話去做,未見做得出。豈可因其不是白話,反輕看他呢?以上各種說法,並非與白話作仇敵,也非與文話作忠臣,不過據我一個人的鄙見,以為現在講改良文學:第一,當在實質上用工夫;第二,只要有完全驅使文字的能力,能用工具而不為工具所用,就好了。白話不白話,倒是不關緊要的。

  經農又說《新青年》上的白話詩,除了足下做的是「有聲,有韻,有情」(記不清楚了,想是如此說的),他不敢妄加反對外,其餘的便有些念不下去了。我想這個又是詩體問題,久已要向足下講講。現在趁此機會,略說幾句,一併請足下指教。今人倡新體的,動以「自然」二字為護身符。殊不知「自然」也要有點研究。不然,我以為自然的,人家不以為自然,又將奈何?足下記得尊友威廉女士的新畫「Two Rhythms」,足下看了,也是「莫名其妙」。再差一點,對於此種新美術,素乏信仰的,就少不得要皺眉了。但是畫畫的人,豈不以其畫為自然得很嗎?所以我說「自然」二字也要加以研究,才有一個公共的理解。大凡有生之物,凡百活動,不能一往不返,必有一個循環張弛的作用。譬如人體血液之循環,呼吸之往復,動作寢息之相間,皆是這一個公理的現象。文中之有詩,詩中之有聲有韻,音樂中之有調和(Harmony),也不過是此現象的結果罷了。因為吾人生理上既具有此種天性,一與相違,便覺得不自在。近來心理學家用機器試驗古人的好詩好文,其字音的長短輕重,皆有一定的次序與限度。我想此種研究,於詩的Meter(平仄?),句法的構造,都有關係。吾國詩體由三百篇的四言(James Lezze說中國有二言詩,固附會得可笑。三言詩,漢《郊禮歌》等有之,但不足為重)變成漢、魏的五言;又由漢、魏的五言變成唐人的七言。大約系因古人言語短簡急促,後人言語紆徐遲緩的原故(文體的變遷亦然)。但是詩到了七言,就句法構造上言,便有不能再長之勢。再長,就非斷不可了。且七言詩句,大概前四字可作一頓,後三字又自成一段。韓昌黎有時費全身的氣力,於七言中別開生面。但只可於長詩中偶雜一二句。若句句是「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的句法(因韓詩已不記得,故引李詩為例),也就不能讀了。七言既成了詩句的最長極限,所以宋、元的詞曲起而代之。長短句攙雜互用,倒可免通體長句,或通體短句的不便處。但是他們的音調平仄,也越發講究。我以為此種律例,現在看來,自然是可厭。但是創造新體的人,卻不能不講究。就是以後做詩的人,也不可不遵循一點。實在講起來,古人留下來的詩體,竟可說是「自然」的代表。什麼緣故?因為古人作詩的時候,也是想發揮其「自然」的動念,斷沒有先作一個形式來縛束自己的。現在存留下的,更是經了幾千百年無數人的試驗,以為可用。所以我要說,現在各種詩體,說他們不完備不新鮮則可,說他們不自然,卻未必然。我再要說,若是現在講改良文學的人,專以創造幾種新體為無上的天職,我把此種人比各科學上的一種人專以發明各器具新方法為事,也只得恭敬他,再沒多話說。若是要創造文學的產品,我倒有一句話奉勸:公等做新體詩,一面要詩意好,一面還要詩調好,一人的精神分作兩用,恐怕有顧此失彼之慮。若用舊體舊調,便可把全副精神用在詩意一方面,豈不於創造一方面更有希望呢?這個主張,足下以為何如?

  瞎三不着四的議論發了一陣,紙已寫的不少了,還有錢玄同先生的廢滅漢文大問題不曾講到。若是用文話,斷不會有如許嘍嗦。這也是白話的一種壞處。

  經農對於廢滅漢文的問題,已經說「心中萬分難受」了。我想錢先生要廢漢文的意思,不是僅為漢文不好,是因漢文所載的東西不好,所以要把他拉雜摧燒了,廓而清之。我想這卻不是根本的辦法。吾國的歷史,文字,思想,無論如何昏亂,總是這一種不長進的民族造成功了留下來的。此種昏亂種子,不但存在文字歷史上,且存在現在及將來子孫的心腦中。所以我敢大膽宣言,若要中國好,除非把中國人種先行滅絕!可惜主張廢漢文漢語的,雖然走於極端,尚是未達一間呢!

  此層且按下不講。尚有一個實際問題:《新青年》一面講改良文學,一面講廢滅漢文,是否自相矛盾?既要廢滅不用,又用力去改良不用的物件。我們四川有句俗話說,「你要沒有事做,不如洗煤炭去罷」。

  錢先生的廢滅漢文一篇大文,原來有點Sentimental。我講到此處,也有點Sentimental起來。恕罪恕罪。

任鴻雋白 六月八日

  

二 答書[編輯]

叔永足下:

  經農的白話信來,使我大歡喜。今又得老兄的白話信,並且還對於我的文學革命論「大為贊成」,我真喜歡的了不得。來書有許多話,我已在答經農的信里回答過了,我現在且把那信里不曾說過的話,提出來回答如下:

   (一)來書說「用白話可做好詩,文話又何嘗不可做好詩呢?」又舉杜甫的《諸將》、《懷古》、《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等詩為證。《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一首的確是好詩。這詩所以好,因為他能用白話文寫出當時高興得很左顧右盼,顛頭播腦,自言自語的神氣。第三,四,七,八句雖用對仗,都恰合言語的自然。五六兩句,「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便有點做作,不自然了。這可見律詩總不是好詩體,做不出完全好詩。《諸將》五首,在律詩中可算得是革命的詩體。因為這幾首極老實本色,又能發揮一些議論,故與別的律詩不同。但律詩究竟不配發議論,故老杜這五首詩可算得完全失敗。如「胡虜千秋尚入關」,成何說話?「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閒」,實在不通。「擬絕天驕拔漢旌」,也不通。這都是七言所說不完的話,偏要把他擠成七個字,還要顧平仄對仗,故都成了不能達意又不合文法的壞句。《詠懷古蹟》五首,也算不得好詩。「三峽樓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實在不成話。「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是律詩中極壞的句子。上句無意思,下句是湊的。「青冢向黃昏」,難道不向白日嗎?一笑。他如「羯胡事主終無賴」,「志決身殲軍務勞」,都不是七個字說得出的話,勉強並成七言,故文法上便不通了。——這都可證文言不易達意,律詩更做不出好詩。《儒林外史》上評「桃花何苦紅如此?楊柳忽然青可憐」。說上句加上一個「問」字,便是一句好詞:如今強對上一句,便無味了。這話評律詩真不錯。即如杜詩「江天漠漠鳥雙去」,本是絕好寫景詩,可惜他硬造一句「風雨時時龍一吟」作對,便討厭了。——至於韓愈的《南山》詩,何嘗是寫景?不過是押韻罷了。老兄和我都不曾到過南山,又何從知道他「把南山的形狀刻畫盡致」呢?

  (二)來書說,「現在講改良文學,第一當在實質上用工夫;第二要有完全驅使文字的能力,能用工具而不為工具所用,就好了。白話不白話,倒是不關緊要的」。這話的第一層極是,不用辯了。第二層「能用工具而不為工具所用」,固是不錯。但是我們極力主張用白話作詩,也有幾層道理。(第一)我們深信文言不是適用的工具(說詳《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第二)我們深信白話是很合用的工具。(第三)我們因為要「用工具而不為工具所用」,故敢決然棄去那不適用的文話工具,專用那合用的白話工具。正如古人用刀刻竹作字,後來有了紙筆,便不用刀筆竹簡了。若必斤斤爭文言之不當廢,那又是「為工具所用」,作了工具的奴隸了。老兄以為何如?

  (三)來書說,「自然也要有點研究」,這話極是。但這個大前提卻不能發生下文的斷語。下文說,「古人留下來的詩體,竟可說是自然的代表。什麼緣故?因為古人作詩的時候,也是想發揮其自然的動念,斷沒有先作一個形式來束縛自己的」。這種邏輯,有如下例:「古人留下來的纏足風俗,竟可說是自然的代表。為什麼呢?因為古人纏足的時候,也是想發揮他的自然的美感;決沒有先作一種小腳形式來束縛自然的!」再引老兄的話:「現在存留下的,更是經了幾千百年無數人的試驗,以為可用。」這話可說詩體,也可說纏足,也可說八股,也可說君主專制政體!可不是嗎?原書前文所說「近來心理學家用機器試驗古人的好詩好文,其字音的長短輕重,皆有一定的次序與限度」。老兄的意思,以為這就可以作自然的證據嗎?老兄何不請那些心理學家用機器試驗幾篇仁在堂的八股文章?我可保那幾篇「文學的長短輕重,也皆有一定的次序與限度」。如若不然,我請你看三天好戲,你敢賭這東道嗎?——北京最常見的喜事門對,是「詩歌杜甫其三句,風詠《周南》第一章」。這兩句若拿去上那心理學的機器,也是「有一定的次序與限度的」。——總而言之,四言詩(《三百篇》實多長短句,不全是四言)變為五言,又變為七言,三變為長短句的詞,四變為長短句加襯字的曲,都是由前一代的自然變為後一代的自然。我們現在作不限詞牌,不限套數的長短句,也是承這自然的趨勢。至於說我們的「自然」是沒有研究的自然,那是蔽於成見,不細心體會的話。我的朋友沈尹默先生做一首《三弦》詩,做了兩個月,才得做成,我們豈可說他沒有研究?不過他不曾請北京大學心理學教授陳百年先生用機器試驗罷了!

  (四)老兄勸我們道:「公等做新體詩,一面要詩意好,一面還要詩調好,一人的精神分作兩用,恐怕有顧此失彼之慮,若用舊體舊調,便可把全副精神用在詩意一方面,豈不於創造一方面更有希望呢?」這個主張,有一個根本的誤會。因為我們現在有什麼詩料,用什麼詩體;有什麼話,說什麼話;並不一面顧詩意,一面顧詩調。那些用舊調舊詩體的人,有了料,須要截長補短,削成五言,或湊成七言;有了一句,須對上一句;有了腹聯,須湊上頸聯;有了上闋,須湊成下闋;有了這韻,須湊成那韻;……那才是顧此失彼呢。——豈但顧此失彼,竟是「削足適履」了!

  還有論廢滅漢文一段,我且讓老兄和錢玄同先生去打Sentimental官司罷。好在老兄不久就要回國,我們再談罷。

  七年七月廿六日 胡適

  (原載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