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张尔公论茅鹿门批评八家书
鹿门八家之选，其旨大略本之荆川、道思。然其圈点勾抹多不得要领，故有腠理脉络处不标出，而圈点漫施之字句之间者，与世俗差强不远。至其批评谬处，姑举一二。
如昌黎《张中丞传后序》云“不载雷万春事首尾，与南霁云乞救贺兰两不相蒙”，而鹿门以为雷万春疑当作南霁云。若乞救之事照应此句以补李翰之不载，则非矣。《曹成王碑》，以其穿凿生割为昌黎之务去陈言，岂昌黎之文从字顺者，犹有陈言之未去乎？盖不知昌黎之所谓陈言者，庸俗之议论也，岂在字句哉！《罗池庙碑》，谓其不载柳州德政，载其死而为神一节似狎而少庄。按碑中所载民业有经以下，德政可谓至矣！岂必如俗文之件系毛举，然后谓之庄耶？《孔司勋志》，前夫人从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兹岁未可以祔，从卜人言不祔。鹿门云：按附志前夫人所以不及祔葬舅姑兆次之故，而不详与司勋合葬处，不可晓。志言前夫人已祔葬舅姑兆次，今欲迁葬与司勋合而卜人不可，故不合葬，本自明晓，不知鹿门如何读也。《孟贞曜志》，愈走位哭，且召张籍会哭，诸尝与往来者咸来哭吊韩氏，按《檀弓》，伯高之赴，孔子曰：“夫由，赐也见我，吾哭诸赐氏”，遂命子贡为之主。故东野之丧，昌黎立位于家，其尝与往来者哭吊于韩氏也。鹿门云韩氏不知何人，岂不知此礼耶？柳州贬后诸书，鹿门谓苏子瞻安置海外时诗文殊自旷达，盖由子瞻深悟禅宗，故独超脱，较子厚相隔数倍。盖子瞻之谪，为奸邪所忌，而子厚之谪，人且目之为奸邪。心事不白，出语凄怆，其所处与子瞻异也。若论禅宗，子厚未必让于子瞻耳。《与顾十郎》，书子厚为顾少连所取士，十郎乃少连子也。于座主之门，故称门生。书中显赠荣谥，扬于天官，敷于天下。已明言少连之死。而鹿门云其书似非对座主之言，是尚疑十郎为座主也。欧公谓正统有时而绝，此是确论。鹿门特以为统之在天下未尝绝也。如此必增多少附会，正统之说，所以愈不明也。鹿门谓江邻几文不传，当非其文之至者，而欧阳公序之，只道其故旧凋落之意，隐然可见。按序中言其学问通博，文辞雅正深粹，而论议多所发明，诗尤清澹闲肆可喜，许之亦云至矣。如尹师鲁之文，欧公只称简而有法，亦可云非其文之至者乎？薛简肃初举进士为州第一，让其里人王严而居其次。鹿门云，宋制举进士何以得让？宋制解试虽有主文考校，然尚有乡举里选之意，故得自相推让。凡举子皆谓之进士，其中殿试者谓之及第出身。鹿门不知宋制，而以今制赐进士者当之，故有此疑。《苏子美志》，其妻于文集则曰：吾夫屈于生犹可伸于死；于葬则曰：吾夫屈于人间犹可伸于地下。皆有著落，句同而意异。鹿门云，迭此二句，欧公稚笔而少遒处，不如仍前二句，且缀之曰，死而非欧君者铭其墓，则无以慰其生之交也。信如此，则俗笔套语矣。《张谷墓表》，历官河南主簿、苏州观察推官、开封府士曹参军，迁著作佐郎、知阳武县、通判眉州，累迁屯田员外郎，复知阳武县。鹿门云，宋制，以观察推官徙参军，而知阳武县，又以通判眉州入为员外郎，而复知阳武，可见当时重令职如此。按宋制，未改京朝官，谓之县令。已改京朝官，方谓之知某县。张谷初知阳武，其京朝官是著作佐郎。再知阳武，其京朝官是屯田员外郎。知县虽同，而京朝官之崇卑则异。俱未尝入朝也。鹿门不明宋制耳。《孙之翰志》，初举进士，天圣五年，得同学究出身，八年再举进士及第。鹿门云，宋举进士者再。按之翰初举进士不及第，再举方得及第，未尝再也。学究出身，非进士之第耳。《荆公伯夷论》，以不食周粟为诬，识力非流俗可及。鹿门云，论伯夷处，未是千年只眼。彼之雷同子长者，岂皆只眼乎？至其去取之间，大文当入小文可去者，尚不胜数也。
观荆川与鹿门论文书，底蕴已自和盘托出，而鹿门一生仅得其转折波澜而已。所谓精神不可磨灭者，未之有得。缘鹿门但学文章，于经史之功甚疏，故只小小结果其批评又何足道乎？不知者遂与荆州道思并称，非其本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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