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沈大宗伯论诗书
先生诮浙诗，谓沿宋习、败唐风者，自樊榭为厉阶。枚，浙人也，亦雅憎浙诗。樊榭短于七古，凡集中此体，数典而已，索索然寡真气。先生非之甚当。然其近体清妙，于近今少偶。先生诗论粹然，尚复何说？然鄙意有未尽同者，敢质之左右。
尝谓诗有工拙，而无今古。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即《三百篇》中，颇有未工不必学者，不徒汉、晋、唐、宋也。今人诗有极工极宜学者，亦不徒汉、晋、唐、宋也。然格律莫备于古，学者宗师，自有渊源。至于性情遭际，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畏古人而拘之也。今之莺花，岂古之莺花乎？然而不得谓今无莺花也；今之丝竹，岂古之丝竹乎？然而不得谓今无丝竹也。天籁一日不断，则人籁一日不绝。孟子曰：“今之乐，犹古之乐。”乐即诗也。唐人学汉、魏变汉、魏，宋学唐变唐。其变也，非有心于变也，乃不得不变也。使不变，则不足以为唐，不足以为宋也。子孙之貌，莫不本于祖父，然变而美者有之，变而丑者有之。若必禁其不变，则虽造物有所不能。先生许唐人之变汉、魏，而独不许宋人之变唐，惑也。且先生亦知唐人之自变其诗，与宋人无与乎？初、盛一变，中、晚再变，至皮、陆二家，已浸淫乎宋氏矣。风会所趋，聪明所极，有不期其然而然者。故枚尝谓变尧、舜者，汤、武也，然学尧、舜者，莫善于汤、武，莫不善于燕哙；变唐诗者，宋、元也，然学唐诗者莫善于宋、元，莫不善于明七子。何也？当变而变，其相传者心也；当变而不变，其拘守者迹也。鹦鹉能言，而不能得其所以言，夫非以迹乎哉？
大抵古之人先读书而后作诗，后之人先立门户而后作诗。唐、宋分界之说，宋、元无有，明初亦无有，成、弘后始有之。其时议礼讲学，皆立门户以为名高。七子狃于此习，遂皮傅盛唐，虱腕自矜，殊为寡识。然而牧斋之排之，则又已甚。何也？七子未尝无佳诗，即公安、竟陵亦然。使掩姓氏，偶举其词，未必牧斋不嘉与；又或使七子湮沉无名，则牧斋必搜访而存之无疑也。惟其有意于摩垒夺帜，乃不暇平心公论。此亦门户之见。先生不喜樊榭诗而选则存之，所见过牧斋远矣。
至所云“诗贵温柔，不可说尽，又必关系人伦日用”，此数语有褒衣大袑气象，仆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何也？孔子之言，《戴经》不足据也，惟《论语》为足据。子曰“可以兴”、“可以群”，此指含蓄者言之，如《柏舟》、《中谷》是也；曰“可以观”、“可以怨”，此指说尽者言之，如“艳妻煽方处”、“投畀豺虎”之类是也；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此诗之有关系者也；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此诗之无关系者也。仆读诗常折衷于孔子，故持论不得不小异于先生，计必不以为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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