檐醉杂记/卷二

国初，礼烈亲王代善、睿忠亲王多尔衮、郑献亲王济尔哈朗、庄亲王舒尔哈赤、豫通亲王多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克勤郡王岳讬皆有大勋劳，世袭永不降封，俗称铁帽子王，见梁章钜《称谓录》。按：铁帽之称，当因其世袭罔替而名之耳，顾其制无考。明封功臣有世袭、有流爵，世袭者颁铁券，流爵则否，是铁帽或从铁券而出。厥后惟雍正朝怡贤亲王允祥及同治朝恭忠亲王奕䜣，亦世袭罔替焉。

雍正九年，因公爵居五等之首，仿古封号字义，锡以嘉名，定一二三等公爵，为号凡十，曰褒绩、忠达、奉义、超武、雄勇、果毅、信勇、建烈、勇勤、英诚。乾隆十四年，定侯爵，为号凡七，曰奉义、恭诚、顺勤、顺义、昭武、延恩、敦惠。伯爵为号，凡十有一，曰翼烈、宣义、襄宁、昭毅、威靖、襄勤、诚毅、昭信、懋烈、诚武、勤宣。当时盖各因其人而锡以是名也。然代远年湮，其封号属于何人，一时竟不易考索，盖由勋臣身后多邀易名之典，后人称其谥法，即不称其封号。近如称曾文正者即不称其为毅勇侯，称左文襄者即不称其为恪靖侯，称李文忠者即不称其为肃毅伯。追溯前朝，勋旧则更在显晦之间矣。

国初沿明制，仍派巡按。至顺治十八年始将巡按停差，其地方事务则交巡抚管理。

明初罢中书，而其后有殿阁大学士之设，官止五品，权重秩卑，殊不相称。本朝康熙九年定满汉大学士皆正二品，雍正七年升大学士为正一品，而品秩与事权并极优崇。然是年以西北两路用兵，设军机处于隆宗门内，为承旨出入总汇。凡明发谕旨皆由军机撰拟寄信，上谕亦由军机封发，而内阁之任遂轻。是后凡阁臣不入枢府者，则一切要政皆不得预闻，宰相备位而已。

大学士初无协办，雍正七年授尚书陈元龙、左都御史尹泰为额外大学士，而不名协办。乾隆二十九年，特设协办大学士，以陈文恭弘谋任之，汉大学士之有协办，自此始也。

今称大学士为中堂，习其名而莫究其义。俞荫甫《茶香室四钞》云：大学士设坐在翰林院正堂之中，故有是称。

国初部院大臣暨各省督抚员缺，俱由会推，尚沿明制。至康熙十年始停止廷臣会推。明末党援之弊，至此乃霍然一清。

旧制每遇京察，在京部院大臣、在外各省督抚均具本自陈不职求罢，并荐贤自代。乾隆十三年，以吴同仁与周学健贿举，因废举人自代之例。十七年，以京察循例求罢，繁文无谓，并停止自陈不职之本。

旧制总督统辖文武军民，为一方保障，巡抚但考察文官，用兵则督理粮饷，其职掌本不相合。兹但就直隶一省考之：国初直隶、山东、河南各置总督一员，康熙四年并为三省总督，八年裁总督改巡抚，雍正二年又改为总督，乾隆二十八年令兼巡抚事。今其印文曰直隶总督，管巡抚事，兼理河道关防。盖其初于总督之外，尚有河道总督。及顺天、天津两巡抚后，乃以总督一员兼之者也。

乾隆初年，令各省督抚将藩臬道府人员于年终加注考语，密封具奏，是为年终密考之始。其事例盖类于宋之臧否奏也。道光十七年，以江南河库道李湘茝款目不清，而总督林则徐、陶澍密考均有奖词，既褫李湘茝职，并加林、陶两督以降四级留任处分，论者以为太严。至光绪十七年，浙江藩司许应鑅以贪黩罢官，其时闽督卞宝第加以贬词，浙抚崧骏则予以佳考。既罢许藩司，而不加抚军以处分，殊与道光成案不符矣。

明洪武二十四年，制定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㶉𪄠，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练鹊，风宪官獬廌。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今制衣冠皆依满制，而公服所绣鸟兽颇与明代相同，所异者惟公侯斗牛，武官一品麒麟，稍变明制耳。

绣服今称补子，殊无意义。福清叶相国《向高集》内有“钦赐大红纻丝斗牛背胸一袭。”盖补子施于胸前、背后两处，名为背胸，斯确当矣。

事有不见典制，而上下相习，视为固然者。如满洲文武各官及汉人武官遇奏对或上章奏皆称奴才，外官知府以下及武职参游以下，凡见长官，皆屈右膝请安。谈者以为是满洲陋俗，而证之于古，亦有足以比附者。“冯文洛是帝家旧奴”，见于《北齐书》。“百岁奴事三岁郎主”，见于《唐书•刘季述传》。是古亦有奴主之称也。佛家右膝著地，合掌以示恭敬，盖即今之打跧，《字书》云：“跧，一足跪也。”是请安亦一种古礼。

雍正元年，阁部遵旨，查得明代后裔镶白旗汉军知府朱之琏等六人引见，封朱之琏为一等侯，自此世世袭封，皆称为朱侯。本朝之待明裔厚矣。

张道陵后裔封正一真人，向袭一品，其配则封为玄君。乾隆三十一年，左都御史梅瑴成请加裁抑，经阁部会议，拟降为五品。奉谕加恩视三品秩，永为例。真人世居江西贵溪龙虎山，先伯爱杉公，于光绪己丑年摄贵溪县事，尝与往还，曾观其作掌心雷，降伏远道妖魔，置于瓶瓮间累累也。

明制六科给事中隶通政司，我朝雍正时始隶于都察院。余见乾隆三十年官板《缙绅全书》，六科在大理院之后，似系别立一署，当是编纂有误也。

国初，御史皆出于保举行取。乾隆八年，监察御史李清芳奏，选用御史应将合例人员考试引见录用，得旨允行。自后言官遂悉由考试取用矣。顷见最近御史名单题目，录之以存一种掌故。光绪壬寅年考试御史题目二道：“官尽其职民安其业”、“论东三省善后”。策试后奉谕，陈曾佑、蔡金台、朱锡恩、顾瑗、朱启勋、刘汝骥、张世培、饶芝祥、赵炳麟、叶芾棠、石长信、齐忠甲俱记名，以御史用。

军机章京从前未定额数。嘉庆四年正月，定为满汉章京各十六缺。嘉庆十一年始奏请考试，由军机大臣将考取人员带领引见，奉旨补用。试时限以三刻，文须满三百字，见姚伯昂《竹叶亭杂记》。余见吴福茨中丞考章京时所习拟作，系短论一篇。成庙时驾临圆明园听政，潘金牧时直枢廷，戏仿八股文体，作两提比云：“寅初入如意之门，流水桥边，唤取衣包于厨子，熬茶一盏，烧烛三条，两班公鹄立枢廷，捧朱批而共商起草；午正发归心之箭，斜阳窗外，频催并草折于先生，随手数行，封皮两纸，八章京蚁旋直屋，缴金牌而相约看花。”是虽游戏之作，亦足备掌故。

军机章京多书法工敏，鼎魁常出其中。乾隆庚辰科状元毕秋帆沅、榜眼诸申之重光，辛巳科探花赵云菘翼，光绪庚辰科状元黄慎之思永、庚寅科状元吴肃堂鲁皆是也。

汉京兆尹赵广汉贬秩一等，注秩俸也。今制官吏罚俸，殆本于此。六朝人为官尝有白衣领职者，多见于《南史》各传。今制官吏革职留任，殆本于此。《北史》魏恺放还，永不须收，则今制官吏革职永不叙用：亦此类也。

嘉庆戊辰，翰林散馆庶吉士崇绶，改三等侍卫，同时步军统领文宁为侍郎。广兴所讦降编修，都中有一联云：“翰林充侍卫，提督作编修。”文武互易，天然对偶。〈（康熙十三年，始设提督九门步军统领，故都人亦单称九门提督也）〉

词馆人员，不数年骤擢卿贰者，类皆大考前列所致。乾隆五十六年，阮文达公元列大考一等第一，以编修擢少詹事。不数年，开府浙江，由编修至巡抚，仅八年耳。道光二十三年，曾文正公国藩列大考二等第一，以检讨升侍讲。二十七年，大考二等第四，升阁学。越二年，授礼部右侍郎，由检讨至礼侍仅七年耳。然如开坊翰林而列三等，则亦降黜随之。嘉庆二十三年，彭宝臣侍讲浚列三等三十名，遂降员外郎，彭系嘉庆十年乙丑科状元。以大魁而改部员，为前后所罕有。惟乾隆十三年诸城窦东皋光鼐名列大考四等，奉特旨迁中允，乃异数也。

从前各省主考学差，皆由吏部将进士出身之部院各官奏请派往，并不试以文艺。雍正三年，始将应差各员先试于太和殿，亲定甲乙，封贮内阁，每届按省分差之期，将取定人员书名牙签，盛以金筒，设黄案于午门外，命大学士同礼部官掣签唱名，请旨派为各省考官。乾隆间考试入选者注榜揭示，然书名掣签之法不用，得差者初不问榜上之有无名也。嘉庆时，于考试后由内揭浮签，发派大臣阅卷，取者总定甲乙，进呈不拆弥封，取否均不得闻知。有典试视学者，或召见时，上语之名次，或语枢臣，然后得知。如嘉庆十三年戊辰科乡试，太湖李振翥以考差第一，得浙江副考官。嘉庆二十一年丙子，山阳李宗昉以考差第一，得浙江学政。光绪二十三年，元和王同愈以考差第一，得湖北学政，皆奉面谕，始知之也。考差向用《四书》文二篇，试帖诗一首。嘉庆二十四年用《四书》、《易经》文各一篇，诗仍旧，后遂以此为例。嗣又分别官阶，每乡试年，于四月中旬将编检御史实缺中书部属各员在保和殿考试，谓之小考差。于四月底将侍郎京堂各员在上书房考试，谓之大考差。惟合于大考差官秩者，虽不与考，亦常简放。本朝用人既重科举，其中亦颇出人才，因将选用主司故事，杂取各家记载，详列之。

本朝沿明制，以八股取士。至康熙三年甲辰科会试，曾废八股，用策论取士，改三场为二场，行之两科。于康熙八年己酉乡试仍用八股，照旧例叠试三场。光绪庚子乱后，厉行变法，于壬寅乡试又废八股，以策论取士。第一场论五篇，二场策五道，三场经义五篇，连年举行，乡、会两次，而科举之运以终。

刘宋以前，无以古人诗句为题者，沈约始有《江蓠生幽渚》诗，以陆机《塘上行》句为题，是齐梁以后例。沿及唐宋科举，始以古句命题，其程试之作，唐最详于《文苑英华》，宋最详于《万宝诗山》，皆有足以传诵者。本朝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会试，始裁去表判，增用五言八韵律诗一首，永著为例。此外进士朝考、庶常散馆翰詹大考，考试试差皆有律诗一首，名曰试帖，衡文者颇重此作。科举文字此体颇亦近古，乾嘉诸老犹以此入集中也。

本朝进士出身最奇者三人。一杞县任暄猷，明末曾团练乡勇，以御流寇，后归南京，为后军都督。王师下江南，投诚隶旗人。顺治壬辰进士，以磨勘被黜，又中乙未进士。一邵阳吴芳，崇祯己卯举人，官至左都御史。投诚后，愿以科第进，中康熙甲辰进士。一五河钱世熹，明末鼎革后弃官为浮屠，久之还俗，应试为诸生。康熙庚戌成进士，年已七十馀矣。此则出余德水《熙朝新语》。是三人者，洵可见明末士人之癖习。

王弇州述明代科名晚达者，以唐学士皋年五十八登状元，金司业达年五十八登会元，最称年高。本朝则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科探花姜宸英，年七十三岁。康熙五十四年乙未科翰林裘琏，年七十有二。登第皆在古稀，较之前代，齿尤加尊，洵词苑佳谈，耆英晚遇矣。〈（姜、裘两公皆慈溪人）〉

李元度《先正事略》载甘庄恪公汝来家事云：雍正丙午，公抚广西之年，公父显祖及公弟汝达、子禾同举江西乡试。祖孙父子三世同科，古今所未有。

乾隆六年，扬州王张氏代其夫入闱，为夫弟告讦，夫被斥，张氏谴戍。当时初拟正法，以恩旨减免。出许嗣茅《绪南笔谈》。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会试，长洲钱湘舲棨得三元，赵瓯北贺以诗云：“累朝如君十一人。”谓唐张又新、崔元翰，宋王曾、宋庠、冯京、王岩叟、孙何、杨寘，金孟宗献，元王宗哲，明商辂也。此后继钱湘舲而得三元者，则有嘉庆庚辰科状元临桂、陈莲、史继昌。其得解元时，榜名守㕡，后改名继昌。〈（按：《宋史》称宋代进士自乡举至廷试皆第一者，凡三人。王曾、宋庠为名宰相，冯京为名执政，而不及王岩叟以下各人，当是《宋史》漏载。瓯北淹博，必有所据，容再考之）〉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科乡试，萍乡王清如、太史景淳奉命典浙江试。入闱之日捧茶，委员高滋园乡培偶一失手，以茶汁泼其公服。太史少年科第，意气方盛，不无加以呵斥。讵时阅十载，高委员以佐贰末僚，因军功擢任两浙监运使，王太史适外授浙江知府，意不能堪，遂开缺捐升道员，仅与高为敌体。余于光绪癸未年，随宦至浙，则高已卒官，王避穆宗讳，改名景澄，犹以道员需次，衰老而贫，至不能具舆服。其沉滞殊可慨也。

道光四年，翰詹大考，庶子鄂木顺额列一等第三名。满员列大考一等，自鄂庶子始。同治四年乙丑科殿试，崇绮得状元，满人大魁，自崇公始。

今制廷试卷，文字有误，即加黄签，不入前列，然相传鼎魁卷亦有不能免者。明万历四十七年已未科状元庄际昌误“醪”为“胶”，言官劾之，遂自告归。崇祯元年戊辰科探花管绍宁“诚”字少撇，御书足之，管因号“诚齐”。辛未状元陈于泰“阳”误“易”，榜眼吴伟业“彍”误“𩧉”，皆鼎魁之有笔误者也。光绪十六年庚寅科榜眼文廷式“闾阎”误“闾面”，亦经言官举劾。是次，读卷大臣均交部议处，文太史乃以笔误免议，亦幸矣。

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懿旨以珍妃、瑾妃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均著降为贵人。按：珍、瑾两妃皆志文贞公锐之妹，曩曾从学于文芸阁学士廷式。是年翰詹大考，文得首列，相传为两妃请求之力，意或懿旨因此而发欤？〈（庚子之乱，珍妃赴井歼躯。学士《咏月》诗曰：“藏珠通内忆当年，风露青冥忽上仟。重咏景阳宫井句，菱干月蚀吊婵娟。”盖为珍妃而作）〉

光绪乙未会试，适当甲午战后，丧师割地，朝野同愤。是科，骆公骕殿撰成骧廷试策，文首引“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而归结于“殷忧启圣”，语极沉痛。读卷大臣进呈时列第九，德宗拔置第一。自嘉道后廷试偏重楷法，骆不工书，乃膺此选，亦破格之举矣。

南皮张文襄公于光绪癸卯年以湖广总督述职留京，两派特科阅卷。公有《纪恩诗》云：“国势须凭杰士扶，大科非比选鸿儒。阮文兆武吾何敢，忠孝专求郑毅夫。”盖疆臣衡文事所罕有。在先惟阮文达公于道光十三年，以云贵总督入觐，奉命充会试总裁，吴雅文襄公兆惠于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以定边将军奏凯回京，派充殿试读卷大臣，皆异数也。是届特科，公力主多取而重用，上为流言所动，多不如公所期。

本朝童试分民籍、商籍，秋试分民籍、官籍，内而部院九卿，至于翰林院编检庶常，外而督、抚、藩臬子弟，与试者皆称官籍，别为中额。明代考试则有官籍、民籍、军籍、盐籍、灶籍、匠籍之分，见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进士录》。不知分类何以如此之多？而匠籍之名尤奇。〈（按：王崇简《谈助》云，工匠吴敏德以文受知于杨士奇，官至都御史，此工匠之显达者。其后裔或以此著藉欤）〉

外官举人出身未经实授者，仍可与应春试。萨俭斋通政廉曾官浙江候补同知，后成庚辰翰林。张燮钧侍郎亨嘉曾官河南候补知县，后成癸未翰林。两事皆在光绪中叶。

各省学政皆驻省城，惟江苏学政驻江阴县，安徽学政驻太平府，陕西学政驻三原县。学政因试武生，皆兼提督衔。当以三处地皆险要，置大员以资坐镇耳。

明代统上下江为南直隶省，今分为安徽、江苏两省。先时安徽布政使驻江宁，江苏布政使驻苏州。自乾隆二十五年，增设江宁布政使一员，因将安徽布政使移归安庆，而江苏一省遂有两布政使焉。

苏州府附郭首县，唐以前只有吴县，实沿秦置。至唐万岁通天元年，析置长洲县，与吴县分治郭下。雍正二年又析长洲县地，分置元和县。自是一城遂有三县，此各省所无也。

明天顺八年，始开武举。成化十四年，举行武乡会试，如文闱例。崇祯四年，并举行武殿试，本朝皆循行之。

康熙三年定武进士出身授官例，一甲一名，授参将，二名授游击，三名授都司。二甲授守备，三甲授署守备，著为令。十二年，初行殿试，特加优异，第一名授副将品级，第二参将，第三游击。雍正元年，武状元授一等侍卫，榜眼、探花授二等侍卫，二甲授三等侍卫，戴孔雀翎，三甲戴蓝衔。然本朝武职以军功行伍为重，武举出身鲜膺重任也。

国朝用客卿、客将，多著成绩。康熙时，用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订正历法，超迈前代，宠以工部侍郎，卒谥勤敏。卿贰崇班易名旷典，施之外人，而初不为滥。咸同年间，用美国人华尔、法国人法尔第福为副将，率兵助战，叠克名城。用英国人戈登为总兵领常胜军二千人，会同程学启攻克苏州，立功尤盛。至光绪甲午之役，用德国人汉纳根为提督，率定远军舰苦战于鸭绿江，亦颇尽力。以全局败坏，功遂不显。及庚子以后因和局告成，加总税务司赫德以太子少保衔，赏教士李提摩太以头品顶戴。国威已替，荣典滥施，不足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