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琯卿君论新国家主义

与李琯卿君论新国家主义
作者：恽代英
1925年4月4日

本作品收录于《中国青年》

　载《中国青年》第73期，署名：代英

中国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么？为什么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主张阶级争斗？

　　读来函及所寄《四明日报》副刊各文，我相信你的见解比“醒狮”诸君要进步。你承认社会主义、世界主义，说明你所谓新国家主义是准备演化准备变迁的。你赞成各国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主张不妨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同时进行世界革命，千方百计和各强国的无产阶级相联合，以谋打倒帝国主义。你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确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凡是受他压迫吃他苦楚的都应结成联合战线。各强国无产阶级固应联成一线，弱小民族是全个民族都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苦痛，所以应该全个民族加入战线。”你亦明白承认苏俄现在曾经以全国力量暗助各国无产阶级，以达到世界革命之目的。这些进步的意见，决非“醒狮”诸君眼光不出中国“士大夫”范围的所可及；他们对于无产阶级的问题，若非很客气的存而不论，便亦许学那些“反共产大同盟”的先生们的态度，暗骂有你这种思想的人是亲俄卖国。你说“醒狮”所提倡的有时未免带“旧国家主义”色彩，与你所谓“新国家主义”不同，这句话我亦相信。

　　然而我究竟相信你所谓“新国家主义”，仍旧与“醒狮”诸君的“旧国家主义”不免有同样的错误。

　　第一点，我很奇怪的，便是你们同那些无知的“反共产大同盟”诸先生一样，总要假定中国在今天有甚么人主张“即刻”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因而根据你们自己的假定，唠唠叨叨的反驳了一大篇理由。其实这不是大笑话吗？我们在无论甚么地方都说明今日当前最要的事务，只有国民革命；我们常常用各种方法引导全国各阶级从事于国民革命，而且尽力于改进与扩大国民党的工作；我们正是因为如你所说的：要从列强势力压迫之下，谋“全个中国”的解放，不论贫富都应当联合起来，以打倒列强压迫的意思。假令因为世界革命的结果，帝国主义不待我们打倒而自己崩坏下来，国外无产阶级势力澎涨，因而使我们的无产阶级得著援助，能压倒我们的新兴资产阶级；这样，中国并不是绝对不可以不经过国民革命一阶段，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假令帝国主义自己并未崩坏，中国并未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先打倒帝国主义而欲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只有不知人事的人才会有这种想法。中国机器工人与全国人口之比，较俄国少几倍，这并不能断定中国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俄国机器工人与全国人口之比，不较英美少二三十倍吗？俄国既可以比英美先成就无产阶级革命，却断言中国一定不能成就这种革命，这是如何无理由的事。我们所以主张今日最要的事是国民革命，并不是说中国在无论如何情形之下均无无产阶级专政之可能；我们只是因为不能坐待世界革命，坐待帝国主义的自己崩坏，所以要先努力于打倒帝国主义的工作。打倒帝国主义的工作，无产阶级单独的力量是还不够的，而且各阶级为自己的利益亦可以参加这种运动；所以我们为无产阶级的利益，亦希望为谋“全个中国”的解放，不论贫富都联合起来。

　　一个真正注重无产阶级利益的人，不应因为国民革命而否认中国有无产阶级专政之可能，更不应因为国民革命而反对阶级争斗。你说：中国机器尚未发达，劳资两阶级对峙的形势尚未形成，从极富与极贫中间还有许多中产阶级，中国的贫人和富人尚未到你死我活的地位；为抵抗帝国主义，中国应该全个民族加入战线，不必自相携贰，生把贫富分成两橛，减少战斗的力量，甚至抵消战斗的力量。你这些话，完全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见（虽然是不自觉的）。我们丝毫不让步的反对国家主义，正因为一切国家主义者都是要命国家的观念来压倒阶级的观念；他们都是想用“全个民族”的好听名词，欺骗无产阶级，一方要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之利用，帮著反对妨害他们发展的外国资本主义，一方又想使无产阶级眼光注意到对外，因而自甘忍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不努力于谋自己阶级利益的争斗。我们为打倒帝国主义，固然要联合各阶级的革命势力，但我们并不因此便放松无产阶级自身的利益；而且我们相信革命的实力究竟在更多的无产阶级之参加，我们为要使更多的无产阶级之参加，尤其要注重无产阶级自己利益的争斗。你说“生之欲望”决定人类的行为，这是不错的。无产阶级必须为“生之欲望”才能踊跃参加革命；换一句话说，便是无产阶级必须为自己的利益（解除自己的经济压迫）而参加革命。既然如此，我们要无产阶级牺牲了眼前很明显的自己的利益，不进行阶级争斗，而希望他们热心于为那抽象的“国家”，这不与那些唯心派的空想家一样荒唐吗？无论唯心派怎样嘴硬，两千年的历史，许多读书明理的“士大夫”的实例，都证明经济（便等于你说的生之欲望）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最重要的原因（注意，我们并未说他是唯一的原因），所以我们便是为国民革命，亦必须由经济争斗以引导一般人到政治争斗上面，对于无产阶级尤须由阶级争斗以引导之到民族解放运动。

　　再就你所谓“生之欲望”来观察中国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大商买办阶级的“生之欲望”，在倚赖外国资本主义而享其余沥，所以他对于打倒外国资本主义的国民革命，一定是反革命的。粤海关事件各地银行公会通电劝阻孙中山动用关款，广州商团事件陈廉伯企图打倒广州政府，这都是显明的事例。幼稚工业资本家与地主“生之欲望”，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及其走狗（军阀与买办阶级）相勾结，以共同剥削中国的农工平民。摇动不定的小资产阶级（智识阶级在内）的“生之欲望”，在不犯革命的危险，而能在外国资本主义及其走狗之下，觅取比较安定的职业生活。你虽证明了因法律失效、军阀捣乱、外人横行等原因，全国各阶级都有参加国民革命的必要；然而在一般除了危险的国民革命以外，还有比较容易满足他们的“生之欲望”的人们，究竟是不肯参加国民革命的。我们便就国民革命说，对于那些另有他法满足“生之欲望”的各阶级，究竟是希望不多的；我们最注意是顺著无产阶级的“生之欲望”努力参加他们的阶级争斗，以博得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对于国民革命的同情。我们相信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强大，有时还可以减少那些上层阶级怕革命危险的心理，使他们比较易于参加国民革命；但是我们因为认定了革命的主力是无产阶级，便令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阶级争斗，象曾琦所说的失了部分士商阶级的同情，我们亦决不懊悔。为甚么我们要牺牲革命主力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去博取那些反革命或怕革命危险的士商阶级的同情呢？

　　中国有一百万以上的产业工人，他们都是在中外公私资本家的压迫之下，他们的报酬待遇还不如欧美工人。这样的情形，如何说劳资两阶级对峙的形势尚未形成，工人与资本家并未到你死我活的地位呢？你生怕中国有了阶级争斗，要减少或抵消战斗的力量，其实没在阶级争斗，有些上层阶级始终并不曾用他们的战斗力，他们甚至为自己的利益，反助外国资本主义为虐，对本国无产阶级倒戈相向呢？即如你举宁波海员受欧美海员排斥，令人站在宁波东门街把他们身受苦楚普告宁波人，并且希望宁波商家能够自办商船，免得他们再在外国商船吃苦，你以这为阶级本位说不如国家本位说合乎实际之证据；然而我请问你，宁波商人若非有力自办商船而且自办商船可以得利，他曾因为你们国家主义者所谓一个“同胞”的受苦楚，便发生自办商船的事么？上海日本纱厂四万余工人的挣扎，曾不能动中国资产阶级乃至“醒狮”诸君之一念，他们本来便怕革命，更不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发生同仇敌忾的心理，他们本没有战斗力，如何会因阶级争斗而减少或抵消甚么战斗力呢？我们要引导无产阶级为自己的利益同一切压迫他们的人争斗（争斗的对象，还有一部分是在中国设厂的外国资产阶级），用这来号召无产阶级，用这来得著一般无产阶级的同情，使他们都来参加我们的革命运动，用这来随时打倒资产阶级一部分的压迫，以求无产阶级革命势力之发展。一个真正热心国民革命的人，为甚么一定要无产阶级屈服于不革命的上层阶级压迫之下，使他们不了解革命的真意义，而且使他们革命的势力不能自由发展呢？

　　论到国民革命成功以后的事，我虽不疑你是有意代表资产阶级，发表这样天花乱坠的空想，来欺骗无产阶级；然而我终不能不好笑你这种唯心的乌托邦式的幻梦。你说：国民革命成功以后，脑满肠肥的中国式的资本家，决不象眼明手快狠心辣腕的西方式的资本家一样，他们决不能结成联合战线，形成一个阶级；你以为那时我们主张产业国营、征收遗产税，他们必无力反抗。你真太看轻了中国的资产阶级了！你要知道假定照你所说的在世界革命的机缘未熟时，中国先成就了国民革命，那时国外资本主义的祸根并未铲除，那些眼明手快狠心辣腕的西方式的资本家为保全自己的利益，自然会利用中国的资本家做工具，以压迫中国无产阶级的彻底的打倒帝国主义运动。假定照你所说，我们在革命以前及以后，都应尽量防止阶级争斗，那便无产阶级只有在人家愚弄欺骗之中，他们自己阶级的力量不得发展；在外国资本家与中国资本家互相勾结以压迫他们的时候，他们必无法反抗。至于说到这些脑满肠肥的中国式的资本家呢，他们在国民革命成功以后，并不见得便不觊觎政权，在外国资本家来勾结他们的时候，尤未必不心花撩乱。你只消看前一两年美国舒尔曼等吊中国买办阶级的膀子，便居然会发生商人政府之说；去年英国帝国主义利用买办陈廉伯等，便居然发生广州商团谋叛之事；可知这些脑满肠肥之辈并不见得便不象今日军阀官僚一样的可怕。我们相信倘若世界革命成功，根本铲除了这些眼明手快狠心辣腕的西方式的资本家，那时这些脑满肠肥之辈或真无所凭借而不能逞其恶毒；要是不然，纵然这些脑满肠肥之辈本不过是一般行尸走肉，眼明手快狠心辣腕的西方式的资本家亦会唆使他们结成联合战线，以为妨害中国革命发展的一种阶级力量。你说什么产业国营，征收遗产税，亦许你真个有这种“节制资本”的好意思；不过若是那时无产阶级并不曾强大起来，并不能为你作有力的后盾，以防遏资产阶级的反动，那便我相信资产阶级的反动是一定要来的，无论你有什么良法美意，终只有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反动之下。每个相信“节制资本”的人，而反对阶级争斗恐怖无产阶级势力的强大，那不是存心欺骗无产阶级，便一定他是昧于事理的空想家。

　　你说中国的无产阶级既曾努力于国民革命，至少可以争得普通选举权，这更是笑话。你以为世界上的革命，曾经有不靠无产阶级的努力，专门由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便是“醒狮”诸君所谓士商阶级）的努力做成功的么？便是著名的资产阶级性的法国大革命，实际仍是靠的无产阶级的参加，不过那时无产阶级自身没有阶级的觉悟，完全受了资产阶级的利用，所以自己并不因为革命的成功而得著一点甚么。倘若照你们的意思，在今天亦不要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不要他们有阶级争斗的事情，教他们只是闭著眼睛跟著所谓“士商阶级”走；这样，他们在革命以后，必然没有一点实力为自己利益而奋斗。无产阶级若没有一点实力为自己利益而奋斗，资产阶级为甚么一定要给普通选举权给他们？资产阶级不好意思不这样做吗？他们已经做了无数量的不好意思的事，一直到今天，那个主张德谟克拉西的胡适之先生都还有脸皮提出以解说文字为选举标准的意见，轻轻的想剥夺至少百分之十的人民的选举权。你敢担保国民革命成功以后，纵然无产阶级中无为自己利益奋斗的实力，胡适之先生以及还有许多不如他的“士商阶级”，都会进步到不好意思不给无产阶级以普通选举权吗？

　　更有味的，你说中国智识阶级向来对贫者弱者表同情，不作兴恭维富人，却只有攻击富人，你甚至于说这是中国的文化关系、民族性关系，这真叫我为中国的智识阶级惭愧。我总不明白你们国家主义者所谓中国文化与民族性的特点究竟是些甚么东西，原来你认承中国智识阶级有这样优美的品性，便假定这是中国的文化关系与民族性关系！不过我问你，几千年来的文人词客，在皇帝脚下做奴才，在达官门前做清客，专门靠为富贵人家做寿序、墓志铭“打秋风”过日子的，这都不是“中国”的智识阶级么？或者他们虽然是“中国”的智识阶级，然而他们这种肉麻的行为，却不是“中国”的文化关系与民族性关系么？康有为、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张謇、胡适、黄炎培、郭秉文，都是中国智识阶级的模型，我不知他们看了你所谓“向来对贫者弱者表同情，不作兴恭维富人，却只有攻击富人”数语，是不是会愧死！你说现在国内思想界无不以社会主义为归宿，这有甚么可以自豪的地方？两千年中国读书人无不以仁义道德为归宿，结果无改于他们的卑鄙龌龊的行为；现在段祺瑞、吴佩孚、卢永祥、唐继尧，无不以废督裁兵为归宿，结果无改于他们的割据扰乱的事实。这般智识阶级纵然把社会主义当“南无阿弥陀佛”一样每天念一千遍，若他们不愿见阶级争斗，不愿见无产阶级这势力的强大，他们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变做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于有机会的时候，还会直接变做外国资本主义的走狗呢！你说中国智识阶级未曾受资产阶级的豢养，这更不成问题。只要中国资产阶级长大起来，他们自然要豢养智识阶级，智识阶级自然亦要受他们的豢养。中国的智识阶级向来是奉承统治阶级，而且是曲学阿世以为统治阶级作爪牙的。远之则秦散千金而天下之士斗，近之则陈炯明的一千一百元买得张东荪发许多丧心病狂的论调，你还怕这般“有奶便是娘”的先生们，因为甚么文化关系民族性关系，而不受资产阶级的豢养么？你说为智识阶级本身，无宁赞成产业国营，因为这个“国”天然是智识阶级发展才能的地方；你这说话，站在智识阶级方面看自然是不错的，而且亦许“醒狮”诸君同你都正在作这个迷梦，心想象智识阶级来同时驾御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谋实现“天下之事舍我其谁”的野心呢！（“醒狮”诸君的主张虽比你更反动，我料想总还在这种迷梦之中，总还不至于“已经”死心塌地专为资产阶级效劳役罢！）不过智识阶级是没有经济地位的，他若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使无产阶级势力强大，他决不能有力量抵抗资产阶级的反动。智识阶级亦许能掌握政权，然而这决不是智识阶级自身的力量，一定是因为他们能忠心为资产阶级作工具，所以资产阶级给以经济上的助力。那种梦想“天下之事舍我其谁”的先生，亦许做了资产阶级的工具而至死不悟呢！

　　你的文中间还有许多应当批评的地方，但因为篇幅限制，而且最重要的几点已经在此篇中讨论过了，所以不再一一缕述。总而言之，我并不相信凡今日言国家主义的都是有意为资产阶级作走狗，来欺骗蹂躏无产阶级；不过我相信国家主义在客观上所生的结果，一定是于无产阶级大不利的，而且他妨害国民革命势力的发展，他使我们无法抵抗国民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的反动。我愿你将我所说的仔细考虑一番，毅然取下你的国家主义的招牌，象你从前毅然取下你的改良主义的招牌一样；我亦是希望醒狮派中进步的分子仔细考虑我所说的话，毅然取下国家主义的招牌，与我们一同努力于有阶级性世界性的国民革命运动。我们只要不是被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性所障蔽，决不会说劳苦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比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还不值得注意。我们今天应当决定志向，假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发生冲突时，是帮助无产阶级呢？还是帮助资产阶级呢？我以为不但为将来的社会革命，我们应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我们相信为了国民革命而防止阶级争斗，是一种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祝你打破你的迷梦与空想，不摇动的站在我们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