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李琯卿君論新國家主義

與李琯卿君論新國家主義
作者：恽代英
1925年4月4日

本作品收錄於《中国青年》

　载《中国青年》第73期，署名：代英

中國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可能性麽？為什麽在國民革命運動中主張階級爭鬥？

　　讀來函及所寄《四明日報》副刊各文，我相信你的見解比“醒獅”諸君要進步。你承認社會主義、世界主義，說明你所謂新國家主義是準備演化準備變遷的。你贊成各國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主張不妨我們在國民革命運動中，同時進行世界革命，千方百計和各強國的無產階級相聯合，以謀打倒帝國主義。你說：“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確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敵，凡是受他壓迫吃他苦楚的都應結成聯合戰線。各強國無產階級固應聯成一線，弱小民族是全個民族都受帝國主義壓迫的苦痛，所以應該全個民族加入戰線。”你亦明白承認蘇俄現在曾經以全國力量暗助各國無產階級，以達到世界革命之目的。這些進步的意見，決非“醒獅”諸君眼光不出中國“士大夫”範圍的所可及；他們對於無產階級的問題，若非很客氣的存而不論，便亦許學那些“反共產大同盟”的先生們的態度，暗罵有你這種思想的人是親俄賣國。你說“醒獅”所提倡的有時未免帶“舊國家主義”色彩，與你所謂“新國家主義”不同，這句話我亦相信。

　　然而我究竟相信你所謂“新國家主義”，仍舊與“醒獅”諸君的“舊國家主義”不免有同樣的錯誤。

　　第一點，我很奇怪的，便是你們同那些無知的“反共產大同盟”諸先生一樣，總要假定中國在今天有甚麽人主張“即刻”要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因而根據你們自己的假定，嘮嘮叨叨的反駁了一大篇理由。其實這不是大笑話嗎？我們在無論甚麽地方都說明今日當前最要的事務，只有國民革命；我們常常用各種方法引導全國各階級從事於國民革命，而且盡力於改進與擴大國民黨的工作；我們正是因為如你所說的：要從列強勢力壓迫之下，謀“全個中國”的解放，不論貧富都應當聯合起來，以打倒列強壓迫的意思。假令因為世界革命的結果，帝國主義不待我們打倒而自己崩壞下來，國外無產階級勢力澎漲，因而使我們的無產階級得著援助，能壓倒我們的新興資產階級；這樣，中國並不是絕對不可以不經過國民革命一階段，而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不過假令帝國主義自己並未崩壞，中國並未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不先打倒帝國主義而欲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這只有不知人事的人才會有這種想法。中國機器工人與全國人口之比，較俄國少幾倍，這並不能斷定中國不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俄國機器工人與全國人口之比，不較英美少二三十倍嗎？俄國既可以比英美先成就無產階級革命，卻斷言中國一定不能成就這種革命，這是如何無理由的事。我們所以主張今日最要的事是國民革命，並不是說中國在無論如何情形之下均無無產階級專政之可能；我們只是因為不能坐待世界革命，坐待帝國主義的自己崩壞，所以要先努力於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無產階級單獨的力量是還不夠的，而且各階級為自己的利益亦可以參加這種運動；所以我們為無產階級的利益，亦希望為謀“全個中國”的解放，不論貧富都聯合起來。

　　一個真正註重無產階級利益的人，不應因為國民革命而否認中國有無產階級專政之可能，更不應因為國民革命而反對階級爭鬥。你說：中國機器尚未發達，勞資兩階級對峙的形勢尚未形成，從極富與極貧中間還有許多中產階級，中國的貧人和富人尚未到你死我活的地位；為抵抗帝國主義，中國應該全個民族加入戰線，不必自相攜貳，生把貧富分成兩橛，減少戰鬥的力量，甚至抵消戰鬥的力量。你這些話，完全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意見（雖然是不自覺的）。我們絲毫不讓步的反對國家主義，正因為一切國家主義者都是要命國家的觀念來壓倒階級的觀念；他們都是想用“全個民族”的好聽名詞，欺騙無產階級，一方要無產階級受資產階級之利用，幫著反對妨害他們發展的外國資本主義，一方又想使無產階級眼光註意到對外，因而自甘忍受本國資產階級的壓迫，而不努力於謀自己階級利益的爭鬥。我們為打倒帝國主義，固然要聯合各階級的革命勢力，但我們並不因此便放松無產階級自身的利益；而且我們相信革命的實力究竟在更多的無產階級之參加，我們為要使更多的無產階級之參加，尤其要註重無產階級自己利益的爭鬥。你說“生之欲望”決定人類的行為，這是不錯的。無產階級必須為“生之欲望”才能踴躍參加革命；換一句話說，便是無產階級必須為自己的利益（解除自己的經濟壓迫）而參加革命。既然如此，我們要無產階級犧牲了眼前很明顯的自己的利益，不進行階級爭鬥，而希望他們熱心於為那抽象的“國家”，這不與那些唯心派的空想家一樣荒唐嗎？無論唯心派怎樣嘴硬，兩千年的歷史，許多讀書明理的“士大夫”的實例，都證明經濟（便等於你說的生之欲望）是決定人類行為的最重要的原因（註意，我們並未說他是唯一的原因），所以我們便是為國民革命，亦必須由經濟爭鬥以引導一般人到政治爭鬥上面，對於無產階級尤須由階級爭鬥以引導之到民族解放運動。

　　再就你所謂“生之欲望”來觀察中國各階級對於革命的態度：大商買辦階級的“生之欲望”，在倚賴外國資本主義而享其余瀝，所以他對於打倒外國資本主義的國民革命，一定是反革命的。粵海關事件各地銀行公會通電勸阻孫中山動用關款，廣州商團事件陳廉伯企圖打倒廣州政府，這都是顯明的事例。幼稚工業資本家與地主“生之欲望”，在與外國資本主義及其走狗（軍閥與買辦階級）相勾結，以共同剝削中國的農工平民。搖動不定的小資產階級（智識階級在內）的“生之欲望”，在不犯革命的危險，而能在外國資本主義及其走狗之下，覓取比較安定的職業生活。你雖證明了因法律失效、軍閥搗亂、外人橫行等原因，全國各階級都有參加國民革命的必要；然而在一般除了危險的國民革命以外，還有比較容易滿足他們的“生之欲望”的人們，究竟是不肯參加國民革命的。我們便就國民革命說，對於那些另有他法滿足“生之欲望”的各階級，究竟是希望不多的；我們最註意是順著無產階級的“生之欲望”努力參加他們的階級爭鬥，以博得廣大的無產階級群眾對於國民革命的同情。我們相信只有無產階級革命勢力強大，有時還可以減少那些上層階級怕革命危險的心理，使他們比較易於參加國民革命；但是我們因為認定了革命的主力是無產階級，便令為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階級爭鬥，象曾琦所說的失了部分士商階級的同情，我們亦決不懊悔。為甚麽我們要犧牲革命主力的無產階級的利益，去博取那些反革命或怕革命危險的士商階級的同情呢？

　　中國有一百萬以上的產業工人，他們都是在中外公私資本家的壓迫之下，他們的報酬待遇還不如歐美工人。這樣的情形，如何說勞資兩階級對峙的形勢尚未形成，工人與資本家並未到你死我活的地位呢？你生怕中國有了階級爭鬥，要減少或抵消戰鬥的力量，其實沒在階級爭鬥，有些上層階級始終並不曾用他們的戰鬥力，他們甚至為自己的利益，反助外國資本主義為虐，對本國無產階級倒戈相向呢？即如你舉寧波海員受歐美海員排斥，令人站在寧波東門街把他們身受苦楚普告寧波人，並且希望寧波商家能夠自辦商船，免得他們再在外國商船吃苦，你以這為階級本位說不如國家本位說合乎實際之證據；然而我請問你，寧波商人若非有力自辦商船而且自辦商船可以得利，他曾因為你們國家主義者所謂一個“同胞”的受苦楚，便發生自辦商船的事麽？上海日本紗廠四萬余工人的掙紮，曾不能動中國資產階級乃至“醒獅”諸君之一念，他們本來便怕革命，更不肯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發生同仇敵愾的心理，他們本沒有戰鬥力，如何會因階級爭鬥而減少或抵消甚麽戰鬥力呢？我們要引導無產階級為自己的利益同一切壓迫他們的人爭鬥（爭鬥的對象，還有一部分是在中國設廠的外國資產階級），用這來號召無產階級，用這來得著一般無產階級的同情，使他們都來參加我們的革命運動，用這來隨時打倒資產階級一部分的壓迫，以求無產階級革命勢力之發展。一個真正熱心國民革命的人，為甚麽一定要無產階級屈服於不革命的上層階級壓迫之下，使他們不了解革命的真意義，而且使他們革命的勢力不能自由發展呢？

　　論到國民革命成功以後的事，我雖不疑你是有意代表資產階級，發表這樣天花亂墜的空想，來欺騙無產階級；然而我終不能不好笑你這種唯心的烏托邦式的幻夢。你說：國民革命成功以後，腦滿腸肥的中國式的資本家，決不象眼明手快狠心辣腕的西方式的資本家一樣，他們決不能結成聯合戰線，形成一個階級；你以為那時我們主張產業國營、征收遺產稅，他們必無力反抗。你真太看輕了中國的資產階級了！你要知道假定照你所說的在世界革命的機緣未熟時，中國先成就了國民革命，那時國外資本主義的禍根並未鏟除，那些眼明手快狠心辣腕的西方式的資本家為保全自己的利益，自然會利用中國的資本家做工具，以壓迫中國無產階級的徹底的打倒帝國主義運動。假定照你所說，我們在革命以前及以後，都應盡量防止階級爭鬥，那便無產階級只有在人家愚弄欺騙之中，他們自己階級的力量不得發展；在外國資本家與中國資本家互相勾結以壓迫他們的時候，他們必無法反抗。至於說到這些腦滿腸肥的中國式的資本家呢，他們在國民革命成功以後，並不見得便不覬覦政權，在外國資本家來勾結他們的時候，尤未必不心花撩亂。你只消看前一兩年美國舒爾曼等吊中國買辦階級的膀子，便居然會發生商人政府之說；去年英國帝國主義利用買辦陳廉伯等，便居然發生廣州商團謀叛之事；可知這些腦滿腸肥之輩並不見得便不象今日軍閥官僚一樣的可怕。我們相信倘若世界革命成功，根本鏟除了這些眼明手快狠心辣腕的西方式的資本家，那時這些腦滿腸肥之輩或真無所憑借而不能逞其惡毒；要是不然，縱然這些腦滿腸肥之輩本不過是一般行屍走肉，眼明手快狠心辣腕的西方式的資本家亦會唆使他們結成聯合戰線，以為妨害中國革命發展的一種階級力量。你說什麽產業國營，征收遺產稅，亦許你真個有這種“節制資本”的好意思；不過若是那時無產階級並不曾強大起來，並不能為你作有力的後盾，以防遏資產階級的反動，那便我相信資產階級的反動是一定要來的，無論你有什麽良法美意，終只有屈服於資產階級的反動之下。每個相信“節制資本”的人，而反對階級爭鬥恐怖無產階級勢力的強大，那不是存心欺騙無產階級，便一定他是昧於事理的空想家。

　　你說中國的無產階級既曾努力於國民革命，至少可以爭得普通選舉權，這更是笑話。你以為世界上的革命，曾經有不靠無產階級的努力，專門由資產階級、知識階級（便是“醒獅”諸君所謂士商階級）的努力做成功的麽？便是著名的資產階級性的法國大革命，實際仍是靠的無產階級的參加，不過那時無產階級自身沒有階級的覺悟，完全受了資產階級的利用，所以自己並不因為革命的成功而得著一點甚麽。倘若照你們的意思，在今天亦不要喚起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不要他們有階級爭鬥的事情，教他們只是閉著眼睛跟著所謂“士商階級”走；這樣，他們在革命以後，必然沒有一點實力為自己利益而奮鬥。無產階級若沒有一點實力為自己利益而奮鬥，資產階級為甚麽一定要給普通選舉權給他們？資產階級不好意思不這樣做嗎？他們已經做了無數量的不好意思的事，一直到今天，那個主張德謨克拉西的胡適之先生都還有臉皮提出以解說文字為選舉標準的意見，輕輕的想剝奪至少百分之十的人民的選舉權。你敢擔保國民革命成功以後，縱然無產階級中無為自己利益奮鬥的實力，胡適之先生以及還有許多不如他的“士商階級”，都會進步到不好意思不給無產階級以普通選舉權嗎？

　　更有味的，你說中國智識階級向來對貧者弱者表同情，不作興恭維富人，卻只有攻擊富人，你甚至於說這是中國的文化關系、民族性關系，這真叫我為中國的智識階級慚愧。我總不明白你們國家主義者所謂中國文化與民族性的特點究竟是些甚麽東西，原來你認承中國智識階級有這樣優美的品性，便假定這是中國的文化關系與民族性關系！不過我問你，幾千年來的文人詞客，在皇帝腳下做奴才，在達官門前做清客，專門靠為富貴人家做壽序、墓誌銘“打秋風”過日子的，這都不是“中國”的智識階級麽？或者他們雖然是“中國”的智識階級，然而他們這種肉麻的行為，卻不是“中國”的文化關系與民族性關系麽？康有為、梁啟超、張東蓀、江亢虎、張謇、胡適、黃炎培、郭秉文，都是中國智識階級的模型，我不知他們看了你所謂“向來對貧者弱者表同情，不作興恭維富人，卻只有攻擊富人”數語，是不是會愧死！你說現在國內思想界無不以社會主義為歸宿，這有甚麽可以自豪的地方？兩千年中國讀書人無不以仁義道德為歸宿，結果無改於他們的卑鄙齷齪的行為；現在段祺瑞、吳佩孚、盧永祥、唐繼堯，無不以廢督裁兵為歸宿，結果無改於他們的割據擾亂的事實。這般智識階級縱然把社會主義當“南無阿彌陀佛”一樣每天念一千遍，若他們不願見階級爭鬥，不願見無產階級這勢力的強大，他們在任何時間都可以變做資產階級的走狗，甚至於有機會的時候，還會直接變做外國資本主義的走狗呢！你說中國智識階級未曾受資產階級的豢養，這更不成問題。只要中國資產階級長大起來，他們自然要豢養智識階級，智識階級自然亦要受他們的豢養。中國的智識階級向來是奉承統治階級，而且是曲學阿世以為統治階級作爪牙的。遠之則秦散千金而天下之士鬥，近之則陳炯明的一千一百元買得張東蓀發許多喪心病狂的論調，你還怕這般“有奶便是娘”的先生們，因為甚麽文化關系民族性關系，而不受資產階級的豢養麽？你說為智識階級本身，無寧贊成產業國營，因為這個“國”天然是智識階級發展才能的地方；你這說話，站在智識階級方面看自然是不錯的，而且亦許“醒獅”諸君同你都正在作這個迷夢，心想象智識階級來同時駕禦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以謀實現“天下之事舍我其誰”的野心呢！（“醒獅”諸君的主張雖比你更反動，我料想總還在這種迷夢之中，總還不至於“已經”死心塌地專為資產階級效勞役罷！）不過智識階級是沒有經濟地位的，他若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面，使無產階級勢力強大，他決不能有力量抵抗資產階級的反動。智識階級亦許能掌握政權，然而這決不是智識階級自身的力量，一定是因為他們能忠心為資產階級作工具，所以資產階級給以經濟上的助力。那種夢想“天下之事舍我其誰”的先生，亦許做了資產階級的工具而至死不悟呢！

　　你的文中間還有許多應當批評的地方，但因為篇幅限制，而且最重要的幾點已經在此篇中討論過了，所以不再一一縷述。總而言之，我並不相信凡今日言國家主義的都是有意為資產階級作走狗，來欺騙蹂躪無產階級；不過我相信國家主義在客觀上所生的結果，一定是於無產階級大不利的，而且他妨害國民革命勢力的發展，他使我們無法抵抗國民革命以後資產階級的反動。我願你將我所說的仔細考慮一番，毅然取下你的國家主義的招牌，象你從前毅然取下你的改良主義的招牌一樣；我亦是希望醒獅派中進步的分子仔細考慮我所說的話，毅然取下國家主義的招牌，與我們一同努力於有階級性世界性的國民革命運動。我們只要不是被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性所障蔽，決不會說勞苦無產階級群眾的利益比少數資產階級的利益還不值得註意。我們今天應當決定誌向，假定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發生沖突時，是幫助無產階級呢？還是幫助資產階級呢？我以為不但為將來的社會革命，我們應站在無產階級方面。我們相信為了國民革命而防止階級爭鬥，是一種有百害而無一利的事情。祝你打破你的迷夢與空想，不搖動的站在我們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