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犹堂全书/第一集/第八卷

与犹堂全书
第一集第八卷
作者：丁若镛
1938年

对策

地理策_{乾隆己酉闰五月，内阁亲试。御批居首}

王若曰，坤作地势，高下有则，知广轮辨五物，此地理学所由自也。

臣对，臣窃以为天下之不可穷者地理，而天下之所不可不明者，又莫如地理也。何则？臣尝观天文ㆍ历法，自璿玑ㆍ周髀而下，无虑数百馀家，其论日月ㆍ五纬ㆍ诸星之躔次ㆍ度数甚详。其间虽不无抵捂差错之论，若其枢斡运动之妙，交食伏见之序，槪亦有不可紊者。噫，莫高者天！范围之广大，形体之窅远，有非智巧所可测者，而一举目之顷，辄得其一圜之半，则列曜之丽附，诸躔之位置，灿然可观，此历法家所资而明之者也。今地理则不然。跬步之外，非足履所到，莽苍之外，非目视所及，其间又岂无方域限界风涛险阻之患哉？则虽欲历览而周知其势，无繇也。设或有子长之游，张骞之聘，其所得而知者，不过乎山川道里之分，宫室服饰之制，若其民谣物俗之殊，关防货宝之别，卒无以周知，此臣所谓天下之不可穷者地理也。然而汉定天下，先收图籍，唐集一统，厥称考图，历代史家，各志地理，必欲辨其方域考其物产，此其故何也？诚以御天下者，如御一家，堂奥宦窔，不可以不辨，廏库庖湢，不可以不识。苟不能然，无以定规橅施号令，而条达一王之治理，此臣所谓天下之不可不明者，亦莫如地理也。今其事不可不明，乃其理终不可穷，将如何其可也？噫！务远忽近，古今之通患，惟我东为甚。虽声明文物，摹拟于中华，而图书纪载，宜明乎本国。与其探奇搜神于方域之外，欲穷其不可穷之理，曷若察迩核实于方域之内，以明其不可不明之事哉？今我主上殿下，丕发明问，历举天下之山川，继以东方之制置，下询数千百言，臣请略科规详实据，披沥而条论之。

臣窃以为地者，万物之大舆。《易》所称‘地势坤’者，特论其高下之形耳。高者为山岳丘陵，下者为坟衍原湿，地理分别之学，于是乎生焉。但东西随往易所，其施在广也，南北原有定极，其转似轮也。至若山泽之宜毛宜鳞，丘坟之宜核宜荚，则动物之孳贕以殊也，植物之荣瘁以别也。《周礼ㆍ职方》之掌，记之唯详，《管子ㆍ地员》之篇，辨之亦明，古人之于地理之学，其致力如此矣。长国家而格物理者，可不绍述之为务乎？

曾子有地圆之训，则诸家之以地为方，何据也？朱子有馒头之譬，则四维之不满东西，何谓也？邛ㆍ戎ㆍ弇ㆍ冀ㆍ柱ㆍ玄ㆍ咸阳并神为九州，而黄帝以后之九州，乃不出神州，广狭之相悬若是欤？泰远ㆍ邠国ㆍ濮铅ㆍ祝栗，分界为四极，而二十八宿之度外，又更有四表，疆域之无限至此欤？五岳为五方之镇，而广乘ㆍ长离之属，亦谓之五岳者，著于《道经》，四海为四方之纪，而溟海ㆍ瀚海之表，又有大瀛海者，见于《洲记》，其方位名目，今可历言欤？南北两戒之说，肇自一行，阴阳四列之论，创于康成，其从某至某，俱可详确欤？五经之首山，南曰招摇，西曰钱来，北曰单孤，东曰樕𧑤，中曰甘枣，则泰ㆍ华ㆍ衡ㆍ恒，不足为五方之首山欤？四渎之寻源，江曰岷山，淮曰桐柏，济曰王屋，河曰昆仑，则昭稽ㆍ赞皇，曷指为二水之自出欤？黄河九曲之山名ㆍ星名，于何可考？青草五湖之一水ㆍ五水，将谁适从欤？无热ㆍ天孙，何山之异名，而出于何书？归墟ㆍ天池，何水之别称，而始于何人欤？巨灵之手劈华山，共工之怒触不周，其事吊诡，河伯之授禹〈河图〉，庚辰之锁无支祈，其说荒唐，而尚传于载记，何欤？五服ㆍ九服，虞ㆍ周之殊制者，何义？竖亥ㆍ大章，东西之异步者，何故欤？〈禹贡〉一篇，尽是千古舆地之宗，而梁ㆍ岐在两州，沱ㆍ潜非一解，左ㆍ右碣石，疑案至今，大ㆍ小积石，聚讼纷然，以及三江ㆍ九江之彼此分合，九川ㆍ九泽之实指汎论，尚未有明证而剖破之者，岂天下之地理，终不可穷欤？

臣伏惟曾子地圆之训，其答单居离之问，有四角不掩之语，诸家地方之说，实本《周髀经》之末有天圆地方之语。虽然周髀所以测量天地，而量地之法，非方不立，故姑喩以方，若其本体则固莫不圆也。朱子馒头之譬，以昆仑之脊，比之撚尖，此盖谓轮囷磅礴之中，昆仑尤突出也。若夫不满东西之说，只是井蛙之谭天，固奚足与论于是也？九州之说，昉于邹衍，而邛ㆍ弇ㆍ戎ㆍ冀，未有实验之可证，则九域之疆界，不可详也。四极之说，见于《尔雅》，而东泰西邠，只是中国之幅员，则四表之广漠，固宜有也。至于二十八宿之各有分野者，全天宿度，非中国之所得专，则其说本不合理也。广乘ㆍ长离，见于《七签》之书，而五岳为镇，本无定理，何山不可为五岳乎？邹衍大瀛流入《十洲》之记，而四海一体，囿此地球，何处更多此大海乎？此等之说，皆荒诞不经，方位名目，有不足探究者矣。北戒自三危而东至秽ㆍ貊，南戒自岷ㆍ嶓而东达瓯ㆍ闽，此以天象分南北而言之也。阴列自岍ㆍ岐而次及西倾，阳列自岷山而次及嶓冢，此以地面分四瓣而言之也。第其所论，局于方域，有不足详确者矣。五经首山，按《山海经》，或称桂ㆍ机生于招ㆍ狐，或称兽ㆍ鳙生于枣ㆍ樕，而经文本多诡诞，五岳之位，几不让矣。四渎寻源，按《风俗通》云：“济水出于赞皇”，又按《地志》：“昭稽山在平氏县，而淮水自出”，则二水之源，此其本也。黄河九曲，其说出《河图绛象》，山昆仑而星权势则地首一曲也，山龙门而星营石则地根四曲也。青艸五湖，其说详张勃《吴录》，自菱皋而至胥游则通名震泽也，自射阳而至洮满则通名太湖也。一水之为五湖，何异乎黄河之有九曲哉？无热是阿耨达之别名，天孙是鲁泰山之异称，二说或出贝叶，或志《博物》，臣不敢具陈也。归墟ㆍ尾闾，郑圃之微言也，天池ㆍ南溟，庄园之寓言也。巨灵之劈华山，见《水经注》，共工之触不周，在《淮南子》，河神之授绿字，出《晋书ㆍ地理志》，庚辰之锁无支祈，出《岳渎经》，章ㆍ亥异步，出《淮南子》，〈其言曰：“自东自北，其步各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此等诡论，率皆畔经倍道，不合正理，臣不敢细论也。五服ㆍ九服之殊制者，甸服ㆍ侯服之名，虞ㆍ周之所不变，而绥与要ㆍ荒，至周而为七，盖其幅员益广，制度有变也。梁ㆍ岐之出入冀ㆍ雍，或缘跨据而然，沱ㆍ潜之派分江ㆍ汉，或缘变迁之故，而孔ㆍ郑ㆍ班ㆍ应之异释，梁ㆍ荆ㆍ巴ㆍ蜀之发源，诚有不可定者，臣不敢妄论也。碣石之有左右者，按王应麟《地理通释》，以在遂城县者左碣石，以在平州府者为右碣石。积石之有大小者，按《十道山川考》，以在龙支县者为大积石，以在枹竿县者为小积石。‘夹行山右’之注，一名唐述之说，顾何必多辨也？三江或以娄ㆍ东ㆍ松当之，或以岷ㆍ嶓ㆍ豫当之，或以为一流异名，九江或以沅ㆍ渐ㆍ辰ㆍ酉等当之，或以乌ㆍ鸟ㆍ蜯ㆍ箘等当之，或以为一流异曲，九川ㆍ九泽，或似汎论九州之川泽，或似实指川泽之定数，此皆〈禹贡〉山川之异解者也。臣以为三江ㆍ九江，恐合一之说近之，九川ㆍ九泽，恐汎论之说得之也。然而大块绵邈，山川缭绕，其理固不可穷。况朱子大贤也，苏轼ㆍ归有光ㆍ王世贞皆大儒也，兼又生乎中国，尚未有归一之论，矧东儒哉？臣不敢以臆见之说，仰累明问也。

史志所载，足见历代因革之迹，而春秋以降，秦置四十郡县，汉置十三州部，唐有十五道，宋有十八路，元立十一省，明立十三司。其裂土之制，何者为便，而拓地之广，何代为盛欤？洛阳受敌于四面，金陵僻在于一隅，汴京滨河，常有冲决之患，燕都近胡，每多凭陵之虑。地利如此，犹得以控制天下者，何欤？炖煌ㆍ长掖，折入版图，而匈奴始衰，福馀ㆍ泰宁，旋撤藩篱，而蒙古复炽，窥南国者必据全蜀，保江左者必守长淮。四代得失，并可以逐一条析欤？

臣伏惟州县因革之制，代各不同。然戒在封建，而强干弱支，无补豪桀之并起，吏虽循良，而统辖失宜，不如连帅之旧制，则秦ㆍ汉之事，固有未善。藩镇崛强，终召淄魏之患，措置柔弱，莫救靖康之祸，则唐ㆍ宋之制，亦未尽矣。至若星罗碁列，环卫上国，则裂土之制，皇明得之，南开北斥，统一区宇，则拓地之广，胡元最之。然其优劣之等，臣不敢妄议也。洛阳受敌，金陵处僻，汴河冲决，燕胡侵凌，而犹得以控天下者，臣以为大司马九畿之法，盖欲使九服诸邦，重重包裹，以拱王京，其卫护之严密，防御之层叠，非函谷之比也。班孟坚〈二都〉之赋，始之以地利之优劣，终之以德化之深浅，则东京之能致久长，非山河之力也。齐ㆍ梁定鼎金陵，而舆图不逾于江北，隋ㆍ宋开基汴京，而号令不及于河朔，皆不足谓控制天下，唯金ㆍ元以来，每都燕京，以威夷狄，玆所谓守要害而据上头也。其所以控制四方，又何足疑乎？炖煌ㆍ张掖，实为匈奴之右臂，福馀ㆍ泰宁，足塞蒙古之咽喉，则其折其撤而或衰或炽者，固其势也。据蜀窥南，晋室得掎角之势，守淮保江，刘宋有控扼之策。而孙皓不暴，则长江不可以飞渡也，萧墙有忧，则一隅不可以偏安也。古人之言曰：“在德，不在险。”又曰：“地利不如人和。”臣敢以是二说者，为殿下诵之。

以东方言之，一隅连陆，三面阻海。朝鲜之号，远自檀君，肃慎之名，载在周乘，汉帝分置四郡，唐宗仍设九府。其地其迹，皆可援古而证今欤？三韩分属，当主何说？三国定界，的是何境？黏蝉今隶何道？盖马果为何山欤？马韩ㆍ秽貊ㆍ高句丽有二，沃沮ㆍ安市ㆍ𬇙水有三，扶馀有四，带方有五，伽倻有六，国号地名，何其混淆无别，而可悉举其所在欤？罗封五岳ㆍ九州，丽置四京ㆍ十道，真兴之巡北境，功著辟土，景德之改邑名，意出变夷，亦可指其处而论其事欤？渤海旧疆，半入契丹，则丽祖统一，能无馀恨？耽罗孤岛，初有星主，则九韩居四，得不已僭欤？

臣伏惟我东方负山环海，地利有险阻之固，用夏变夷，文物致焕烂之美，小华之号，洵其宜矣。朝鲜得名，已自箕圣之前，肃慎锡命，旧载孔壁之书，东方之见数于中国，厥唯久矣。汉帝之分置四郡者，臣以为四郡之中，唯真番一郡，在今邦域之外，其馀三郡，其地可历历然指证也。乐浪者，今平安ㆍ黄海二道之地也。玄菟者，今咸镜南道千里之地也。临屯者，今潴水以南洌水以北，京畿之北郊也。至昭帝始元五年，旋罢四郡，以为二府。于是以玄菟故地为乐浪东部，以临屯故地为乐浪南部，乃徙玄菟郡于真番故地，领高句丽等三县。今班固〈地理志〉，止有玄菟ㆍ乐浪二郡，以是也。真番者，今鸭水之北兴京之南，皆其地也。臣谨按班固〈地志〉所谓镂方者，今之德川郡也，增地者，今之甑山县也，海冥者，海州也，黏蝉者，延安也，带方者，长湍也，列口者，江华也，华丽ㆍ不而者，永兴ㆍ咸兴之界内也。考之于《汉ㆍ志》ㆍ魏史，证之以《水经》ㆍ《通典》，皆有确据，而体裁有限，臣不敢烦陈也。唐宗之仍设九府者，臣以为苏定方始灭百济，以其地分置熊津ㆍ马韩ㆍ东明等五都督府，其后刘仁轨留镇南原为带方州，其后李世𪟝又以平壤为安东都护府，与刘仁轨商量，句丽诸城堪置都督府及州郡者，便宜分割，总隶安东府，所谓九府之名，昉于李𪟝。然其后所置州ㆍ府，并为新罗所并，不如四郡之能久也。

三韩分属之讼，臣按《杜氏通典》云：“马韩在西，其北与乐浪接。”又曰：“辰韩在东，其北与濊貊接。”又曰：“弁辰在辰韩之南，南与倭接。”又曰：“弁辰与辰韩杂居。”末云：“三韩为百济ㆍ新罗所吞并。”由是观之，马韩者，今湖西ㆍ湖南之地，辰韩ㆍ弁韩者，今岭南之地，无可疑也。唯金富轼《三国史》载崔致远〈上太师状〉云：“马韩则高丽，卞韩则百济，辰韩则新罗。”其以马韩为句丽者，箕准本自平壤南徙金马，而平壤竟为句丽，故言之如是。至于卞韩之为百济，考之华东诸史，未有明验。《后汉书》：“弁韩在辰韩之南”，百济岂在新罗南乎？故户曹参议臣韩百谦，以首露王所起金官驾洛为弁辰，此不易之定论也。三国定界之辨，臣以为新罗疆土，即今岭南之所管辖也。唯自奉化沿海以北，至于江陵，亦新罗故疆。又据《三国史》，今清州ㆍ沃川ㆍ永同ㆍ黄涧ㆍ青山ㆍ报恩等六邑，本属新罗。意者秋风岭一路，山脉低微，故新罗之疆，稍有滥觞也。百济之界，本据汉北，后为句丽所逼，遂自汉水以南，南尽全罗之地而已。至于句丽之界，朱蒙立国之初，唯今苏子河以北，及其子瑠璃王，始得鸭水以北，至东川王时，得𬇙水以北，至开土王时，得潴水以北，至长寿王时，得汉水以北，蚕食青丘，遂据其半，而沃沮之地，本自归服，溟东汉南，暂得旋失，具在史册，臣不必细陈也。

黏蝉之今隶何道者，臣按班固之〈志〉：“黏蝉属乐浪郡”，而其呑列之注曰：“列水行八百二十里，西至黏蝉入海。”列水者，汉水也。黏蝉之迹，当在江华之旁，而今延安ㆍ白川之旧号黏蝉，载于邑志，则黏蝉者今隶黄海道，无疑也。盖马之果为何山者，臣按班固之〈志〉，有‘西盖马属于玄菟郡’，据《三国史》，句丽太武神王亲征盖马国，以其地为郡ㆍ县，西盖马者，今所云分水岭也。臣以为彼既云西盖马，理宜有东盖马，得非白头山为东盖马乎？《通典》云：“东沃沮在盖马大山之东。”盖马者，白头也。

马韩有二者，臣以为马韩之亡，在王莽元年，明载百济之史。而其后百馀年，当汉安帝之时，句丽国祖王率马韩ㆍ濊貊，进围玄菟城，《通典》又云：“晋武帝咸宁中，马韩王来朝。”由是观之，马韩有前后二国也。𧴖貊有二者，臣以为濊貊者，北夫馀之本名也。其以江陵为濊，春川为貊者，中世之冒名也。盖昔北夫馀王解夫娄，东徙江陵，遂使江陵谬冒濊貊之名。汉史ㆍ〈魏志〉，已成不刊之典，其以春川为貊者，未有明验。唯贾耽《郡国志》，以溟州为濊，朔州为貊。溟州者，江陵也，朔州者，春川也。然今考华东诸史，濊ㆍ貊本非二种，何必分属于两邑乎？今春川有貊国古墟者，本是乐浪古国，谬指为貊也。高句丽有二者，臣按班固之〈志〉，高句丽本是玄菟县名，而高氏未得此县，已名句丽，所以云句丽有二也。

沃沮有三者，其一曰北沃沮，汉成帝时，句丽东明王伐北沃沮灭之，以其地为城邑，魏明帝时，句丽王为王颀所逐，奔北沃沮者是也。其二曰东沃沮，《后汉书》所谓不耐濊是也。其三曰南沃沮，金富轼所谓南沃沮人西至斧壤，纳款于百济者是也。以今考之，北沃沮者，今之六镇是也。东沃沮者，铁关以北也。南沃沮者，铁岭以北也。乃《一统志》全不考核，忽以今海城县为沃沮故地，此本《辽史》之谬义也。《辽史》误以渤海五京列之于辽东，故亦以沃沮谓在辽东，不亦妄乎？以此言之，沃沮有四，非特三也。

安市有三者，臣按班固之〈志〉：“安市县本属辽东郡”，又云：“辽水西至安市入海。”《辽史ㆍ地理志》云：“铁州建武军，本汉安市县。”此安市之一也。又按《盛京续志》云：“辽阳东北间，有安市故城。”此文虽若无凭，恐亦可信。今据《唐书》，李𪟝既渡辽水，先拔盖牟城，又东拔沙卑城，又东拔辽东城，又东拔白岩城，始至安市城。若使安市果在盖牟之傍七十里，则及到白岩，已茫茫然二百里之外矣。李𪟝必欲勿攻建安先攻安市者，畏安市之断其后也。苟使安市本在白岩之西，则虽不攻建安，而安市已议其后矣。安市之在白岩之东，不既明乎？以此言之，唐之安市，与汉之安市不同，此安市之二也。金富轼〈地理志〉云：“安市城一名丸都城。”丸都者，在今江界府北隔水之地也。句丽山上王时，尝迁都是城，此安市之三也。臣又按《舆地书》，谓龙冈县亦有安市故城。以此言之，安市有四，不特三也。

𬇙水有三者，《史记》云：“卫满渡𬇙水，都王险，涉何渡𬇙水，入汉塞，荀彘渡𬇙水，击右渠”，此以鸭渌江为𬇙水也。《汉书》云：“𬇙水西，至增地入海”，《通典》以鸭水为马訾水，《唐书》云：“平壤城南临𬇙水”，此皆以大同江为𬇙水也。《一统志》，辽东之蓒芋泺，旧有𬇙水之称，《高丽史》，平州之猪滩水，亦冒𬇙水之名。以此言之，𬇙水有四，不特三也。《皇华集》偏以鸭渌为𬇙，金富轼偏以大同为𬇙，非臣浅见所能剖决也。惟《水经》所载，明是今大同江也。

扶馀有四者，其一曰北扶馀，即句丽ㆍ百济之宗国也。《后汉书》及《魏ㆍ志》皆云：“夫馀国在高句丽北。”《通典》云，“其国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今《盛京志》所载开原县，是其故地。其二曰东扶馀，汉初，北扶馀王解夫娄，徙都东海之滨，其地曰迦叶原。迦叶者，河西之声转，今之江陵，即其地也。其三曰卒本扶馀，句丽始祖初自北扶馀，逃于卒本，因以名之也。其四曰泗沘扶馀，百济文周王徙都熊津，居于泗沘水上，故因以名之。带方有五者，臣谨案《汉书ㆍ地志》：“乐浪属县有带方”，又云：“带水西，至带方入海。”带水者，今之临津，此带方之一也。汉末，公孙康分屯有ㆍ有盐，立带方郡。有盐者，今之延安也。其后土酋据之为王，百济责稽王娶其王女，此带方之二也。汉质帝时，句丽袭辽东杀带方令，其后隋炀帝伐句丽，诏云：“右十二军，出黏蝉ㆍ带方等道，会于鸭渌水西。”或者辽东亦有带方，此带方之三也。李世𪟝制置州ㆍ府，奏文云：“带方州，本竹军城。”竹军者，今罗州之会津古县。于是带方之名，移于会津，此带方之四也。百济既平，新罗渐收其地，诏以刘仁轨为带方州刺史，留镇南原，以遏东犯。于是带方之名，移于南原，此带方之五也。然辽东本无带方，汉史是并举之辞，隋诏是虚夸之义，不足举也。臣又按《高丽史》云：“南原府，后汉建安中为带方郡。”审如是也，金富轼〈百济史〉，何无此说乎？百济未亡，中国之迹，未尝及于洌水之南，岂遽以南原为汉郡哉？此必无之理也。伽邪有六者，臣以为六伽耶皆以金海为本，金海为金官伽耶，高灵为大伽耶，固城为小伽耶，星州为碧珍伽耶，咸安为阿那伽耶，咸昌为古宁伽耶者是也。然伽耶者，弁辰也。〈魏志〉：“弁辰本十二国”，而新罗史有所谓浦上八国，即今漆原ㆍ熊川ㆍ咸安ㆍ固城之等也。若于伽耶六郡，合之以浦上八国，而去其重复，则弁辰十二，恰当其数也。

新罗之封五岳ㆍ九州者，北曰太白，南曰智异，东曰吐含，西曰鸡龙，并中岳而为五也，沙伐曰尚州，歃良曰良州，豆倂曰全州，何瑟曰溟州，并五州而为九也。高丽之置四京ㆍ十道者，臣按《通考》曰：“高丽王居蜀莫郡为上京，以新罗故都庆州，百济故都金马，箕子故都平壤，为东南西三京，所谓四京也。至成宗时，始定十道，关内ㆍ中原ㆍ河南ㆍ岭南ㆍ岭东ㆍ山南ㆍ江南ㆍ海阳ㆍ朔方，并开城府为十者是也。真兴之巡北境者，按真兴王十六年，巡狩北道，与句丽定界，其碑在咸兴府北艸黄岭下者是也。景德之改邑名者，前所云‘沙伐为尚州，歃良为良州’等是也。朝得暮失，则辟土之功，不足多也，去俚就雅，则易名之美，不可少也。

渤海之半入契丹者，臣按丽ㆍ济既亡，渤海继兴，至唐玄宗时，渤海王大祚荣，尽得夫馀ㆍ沃沮ㆍ朝鲜之地，地方数千里。贾耽《郡国志》云：“渤海之地，东自泉井，〈今德原〉西至栅城，凡三十九驿，鸭河以北，疆土远斥。”而辽灭渤海之后，鸭河以北，尽入经理，惟鸭江南保ㆍ定二州，尚隶新罗，丽祖之不能复拓，诚可恨也。耽罗之九韩居四者，按《三国遗事》，安弘记九韩，其一曰日本，三曰吴越，五曰鹰游，七曰丹国，九曰濊貊，而乃以中华为第二，耽罗为第四。臣以为其义例荒杂，不足多辨也。大抵东方久染夷沬之俗，素无文献之征，所传史籍，率多荒唐鄙俚之语，或称神人降于檀木，或称卵胎藏于漂壶，人神杂糅，事理乖舛，此臣所以深嘅乎东方之骛远，而窃有望于圣朝之察迩者也。

惟我国家，受天休命，全有大东，分八道而州郡星罗，环四圉而镇堡碁错，经纬过数千里，休养且累百年。沃野膏壤，桑麻自足，深林大泽，货财日兴，南有筠簵漆丝之饶，北有参茸皮革之产，山有千章之材，水居千石之鱼，而民物之殷庶，风气之文明，庶乎其甲于外服矣。

臣窃伏念天开地辟，人类肇生，则文章未备，礼义未明，鸿荒混沌，鸟兽同群。有圣人者出，然后受天明命，肇立人纪，文质互尚，礼乐始兴，此自然之势也。我东罗ㆍ丽以来，日就文明，猗欤圣朝，实当盛会！幅员之广大，制置之详密，皆祖宗之宏猷也，物产之丰饶，风气之昭明，寔外服之所宗也。然而因循既久，雕弊滋甚，臣请就圣策中赞美地利者，而不拘科格，逐一条论可乎？臣伏惟州郡之制，有未尽善。何者？八道区分，京畿疲弊，此于强干弱支之义，居重驭经之法，俱有未合。臣按〈禹贡〉，冀州独不言贡，盖以天子封内之地，不责贡篚，所以卫上国也。汉之京兆，以冯翊ㆍ扶风，左右夹辅，其意亦以上国不可以不卫也。唐之长安，皇明之顺天，其管辖之雄，盘据之广，俱非诸路诸省所敢比拟，则历代制置，槩可知矣。今也不然，残县小邑，疲于奔命，山畬海篊，困于征敛，而骊ㆍ杨沃田，尽属豪门，桀黠四出，膏泽无遗。况府兵之制，宿卫之法，皆赖畿内之有屯田，今京营屯田之在畿内者，比之私田，百不得一，舍近取远，事多不便。臣谓忠清初界及猪滩以南，割取十馀郡县，属之京畿，诸路所在五营屯田，并宜换以时价，移置京畿，使京城百里之地，兵农合一，以卫王宫，则国势增重而兵力益强矣。至于镇堡之制，当时制置，必有可恃。今也不然，小镇残堡，所领民兵，不满百户者有之。此以之御穿窬之盗，力尚不给，矧足以当蒙ㆍ真之铁骑耶？又其名号，或叠三四字，哇俚可骇。武臣出莅者，用作官衔，甚非待人之道。臣谓边堡，或合而为一，或统而置领，以强其势，其官名亦依景德王改邑号故事，删复就简，悉为二字之号，则牧圉增重而俚俗益涤矣。

臣伏惟桑麻之政，圣王之所重也。文王之制，孟子之学，其首先务者，不过曰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抑伏睹我先大王考课守令，多以植桑，盖汉法也。故相臣李元翼曾任安州，课民种桑，恰过万株，西民赖之，至今谓之李公桑，亦古循吏之遗意也。今宜修明其法，令守令课民种桑，俾有实效，是亦敦本之一助也。宝货之兴，必在深山钜谷。我国岳麓雄巨，珍产丰溢，而其奈金砂银卝，俱有禁令，铜炉铁店，皆征重税，富民畏削而不营，贫民败赀而迁徙？今宜别下明旨，凡诸路产铜之穴，许民鼓铸，诸山铁冶之店，宽其税法，则山泽之利日兴，而民国俱富矣。

臣伏惟筠簵之产，亦有国之重宝也。故司马迁〈货殖传〉中屡言之。自古战伐之世，矢尽城陷者，率由竹箭之不给。今南郡之产，不为不饶，而我俗事事虚伪，无镞之箭，家家盈箙，不亦异哉？古者用矢，未有无镞，故参连ㆍ白矢之类，皆能贯革。礼射犹然，况武艺乎？无镞之说，仅见于颜之推《家训》，江南人谓之博射，我国所用，遵何法哉？至于试射之箭，亦皆火熁剥皮，易于摧折，不耐雨湿，而操弓之人，唯以平直为善，不以缓急存心，甚可惜也。臣谓询于武臣，详其利害，公私所藏，严禁无镞及剥皮之类，庶几缓急可恃也。至于参茸之弊，庙堂之讲劘已久，列邑之呼吁未息。然而厘革无望，凋瘵莫救，诚可愍也。臣尝闻江界户口之增减，一视参政之宽虐，盖其地利足以厚生，故民以为乐土，剥割甚于他邑，故迁徙无定居。臣愿圣明于此，别加轸虑，遥施照察，使之敛其诛求，招徕安集，则不但参茸之政渐至宽平，疆场咽喉之地，生聚日蕃，而国有捍御之助矣。

臣伏惟古者先王之制，斧斤以时入山林，数罟不入洿池，《周礼》：“林衡ㆍ泽虞，掌植材木养鱼鳖”，《诗》云：“彼茁者葭，一发五豝，吁嗟乎驺虞。”先儒或以为驺虞官名，而诗人叹美其艸木禽兽之盛者，不为无据，可见山林川泽之政，有国所重。虞命司空，周设虞衡，皆以此也。今也不然，黄肠所封之山及寝园之外，未尝有植养之政，诸山童濯，材木绝稀，今宜修明旧制，旁考〈月令〉之文，别差官人，专掌是事，则宫室ㆍ棺椁之用，庶乎有赖矣。臣尝闻沿海居人之言，盖自均役之设，不但鱼篊太半撤去，大抵鱼族之就捕，不及前日，臣恐民赋重而王泽竭。今若稍宽其税，俾有馀利，则合浦还珠之异，恐不专美于古也。

奈之何挽近以来，人不知地理之为政本，关防多疏虞之叹，城池无修饰之效，畿辅兵阃，庙议之进退靡常，江都统御，众论之臧否不一，郁陵ㆍ损竹，久弃为空岛，闾延ㆍ茂昌，逖未复故郡。以至于朝无榷利之政而鱼盐转贵，道无采卝之使而金银渐竭，则人才之递降，习俗之浇漓，盖不待言而知。凡此数者所以便宜矫救之策，不于子大夫而于何谘询欤？

臣伏惟圣策始言地理，终之以地利，历举忧虞之端，俯征狂瞽之说，此圣人询荛之意。臣虽空踈，敢不竭论其所闻哉？关防之疏虞，诚如圣虑。臣闻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易》曰：“惕号，莫夜有戎，勿恤。”夫齿能嚼刚，而砂砾和在饭飧，则齿为或觖，足能超坑，而污坎跌于莫夜，则足为或折，不意故也。我邦三面邻敌，西海所忧者海贼也。昔李坫ㆍ田霖ㆍ赵元纪等，往征之，其事不在于《征讨录》，未知颠末如何，盖小岛耳。倭患则自元兵攻马岛结怨，至国朝中叶而愈酷，不独南徼，或东或西，在在为患，至于壬辰而极矣。虽然，事既已矣。苟御之有术，或将妥帖也。所不可不虑者，西北二路。我国兵力，中古尚强，尝征建州卫矣，征尼麻车矣。今也，升平日久，人心狃安，风声鹤唳，捧头鼠窜。以此兵备，苟欲为缓急之用，则扼关防固城池，诚为今日之急务也。铜仙ㆍ青石，号为西路之大防，鸟岭ㆍ竹岭，亦称南道之险关，或筑小城，或闭重门。虽然，以臣愚浅，常窃笑之。何者？常人之论，率多亡羊而补牢，锲舟而求剑。丙子敌由青石，遂以青石为关防，不知他日出奇入神之兵，由他道直驱，则青石一路，虽忘之可也。壬辰敌由鸟岭，遂以鸟岭为关防，不知他日乘虚袭无之兵，由他道突入，则鸟岭一关，虽弃之可也。臣谓西路则白峙之宜守，甚于青石，南路则秋风之可忧，切于鸟岭，今宜察其形便，审其利害，白峙城堡，益加修葺，亟于秋风岭上，筑城置堡，一如鸟岭之为，则庶乎不倍于击柝待暴之义也。至于城池之制，尤有可议。罗ㆍ丽以前，我邦兵力之强，甲于天下。夫以隋ㆍ唐之黩武，尚不能如刀破竹，此其故何哉？臣尝行诸路，路旁高山，辄见城址，宛然问之，曰‘倭城。’其实此非倭城，乃三国分据之时所筑山城也。按《舆地书》，远出倭寇之前，而诸郡古迹所载山城者，不可胜数。盖三国之时，兵革相仍，故并筑山城，无事则下来耕垦，有警则敛入城中，此所谓清野而固垒也。彼攻城者，持久则无以支粮，急逼则畏其下攻，所以兵不交刃，敌必自退者也。今通邑大都，无城无关，散处大野，重以粟米日衍，仓廪岁实，脱有缓急，势将拱手而奉献。吁，可闷也！今宜令诸路守令，查报古城形便，择其高平多石水泉不涸之处，修其城堞，若系关防之地，或徙其邑治，或徙其仓粟军器，又徙邑中豪富十馀家，令居城中，则缓急有归，而无藉寇赍盗之患矣。

臣伏惟畿内兵阃之制，今之制置，不必改作也。臣窃观唐ㆍ宋之时，宰相多兼节度使之职，或以六部尚书兼为诸路之使相，或以内翰学士兼为诸州之守臣，我国之守御总戎，何以异是？议者曰：“兵阃不当在王城之内，宰相不当兼外藩之职。”或谓：“总戎宜属江都。”或谓：“守御宜出广州。”发言盈庭，卒无利害，臣不敢助澜于其间也。第臣闻丙子之时，南汉城中蓄粟，不过万石，不能为五日之粮。其后增画，多至十五万石，今又岁减月缩，不过四五万石，而其折半又常分放于民间，其实城中所贮，不过为二万石。粮储如此，其何以守城？今若加画，则本州痼弊，仓谷为最，不可加霜。臣尝见南汉东门水口之外，叠山包裹，水至三十里，始入大川，川流十馀里，入于大江。臣谓移画军饷于沿江诸邑，别设一仓于水口入川之处，令船运出纳，则广民无偏枯之患，军粮无速匮之患矣。且其水口，险隘无比，数雉横塞，一夫可当，天梯石栈，如蚁运粮，又无劫夺而遮绝者矣。至于江都之统辖，专赖乔桐之声援，或移而合之，或别而设之，议论多歧，制置屡变，臣谓今之复乔桐便矣。第臣闻江华险阻，专由三面壁立，一面泥泞，虽有舟楫，无以下陆故也。今闻泥泞之地，尽铺砖石，千车万马，无虑并驰。苟如是也，海中孤岛，无非保障之地，奚取乎江华哉？臣谓亟撤砖石，常以笆子通道，或值不虞，天堑之险，乃可恃也。

臣伏惟郁陵ㆍ损竹之弃为空岛，非计也。郁陵者，于山古国，新罗智证王所伐取也。竹箭ㆍ鼦鼠之皮，奇木ㆍ珍饵之产，多于济州，且其水路近接日本，如有黠倭潜来而先据之，国之大忧也。今宜募民入居，设为镇堡，不可缓也。或曰：“当时空弃，出于约信，不可渝也。”此言过于愿悫，非所以谋国也。损竹小岛，且无隐忧，虽舍之，无害也。至于废四郡之复设，臣以为国之大计，无有急于是者也。鸭河西横，是名天堑，而四郡之地，河流如带。数十年以来，沿河杂种，褰裳相涉，或巢居以经岁，或穴处以逾时，掘参为菜，捕鹿为殽，甚则张弓荷鋋，与我人接战，小镇残堡，莫敢谁何，守臣道臣，匿不以闻，方来之忧，有大于是。臣谓亟询庙堂，及今复设，以巩祖宗之疆土，以清亭障之氛𡏖，不可缓也。

臣伏惟鱼盐之利，专属下民，所谓均役之征税者，比之江ㆍ浙之间，至轻薄也。然民不乐业，物不继食者，县令之税，倍于公赋，吏校之威，高于官帖也。臣谓按廉节目中，申明此条，使渔庄鹾户之民，不困侵虐，则为之者众，而国中之鱼盐如土矣。至于金银之政，臣读新罗古史，岁贡黄金，其数不鲜，可见采金之卝，自古有之也。今唯江界之银坡洞，许其铸银，而诸路诸山，并禁炉冶，臣未知其何法也。及其用之也，一番燕使，包银数万，象胥潜赍，不知几千，而燕京所贸，不过绫缎锦绣易坏之物。夫金银亘古今而不鏥，绫缎阅时月而飞尘，毕竟我国之银货尽输，而彼国之绫缎无限，不可惜乎？臣闻燕市银价，悉以六解，自今国中，亦依此法。悉以六解，则象胥之辈，贸此迁彼，不足偿账，其势必不赍科外之银，而国中之银货小裕矣。

且予闻之，星野所占，坤舆所载，名山支山之分，出水受水之所，眉列掌示，图胪表识，然后物土宜而知利害，可以厚生，可以修教。故志地理者，代有其书，迄齐ㆍ梁至数百馀家，陆澄ㆍ任昉，先后集为一部，名曰《地理书》。及夫隋ㆍ唐，图ㆍ史散佚，陆ㆍ任所纂，已不可问，而别集自行者，犹五十馀家，则后此而出者，其富可知也。独我东儒者，最疏于名物之学，所传地理书，不过《胜览》ㆍ《备考》一二种而已。此岂足为经世博闻之一助乎？抑草野之间，人各有枕中鸿宝，而特秘阁未之收欤？亦愿子大夫之为余扬扢，而并著于篇，予将亲览焉。

臣伏惟地理之学，儒者之所必务，王者之所必需，星野所占，坤舆所载，莫不别其疆域，纪其风俗。故名山支山之脉，郭璞著之为《山海》之传，出水受水之路，管子纪之为〈地数〉之篇。〈《管子》云：“东西南北，各二万六千里，出水ㆍ受水，各八千里。”〉降及齐ㆍ梁，下逮隋ㆍ唐，前者虽逸，后者继兴，霞蔚鹊起，汗牛充栋，以之理民，达其利害，以之宣化，察其谣诵，所以声明文物，为四方之宗国也。唯是我东儒者，艰于考检，理多疏暗，普天之下，逖矣姑舍，方域之内，茫然不辨。金太师〈地理〉之志，其有确据者，皆云‘未详’，郑麟趾《高丽》之〈志〉，其有纰缪者，不可胜数，《舆地胜览》不载沿革之事实，《文献备考》却多遗漏之名论，每有编纂，杂以朋比之见，潜逞取舍之私，玆所以地理书一部，尚无名世之编也。臣闻难得者时，易失者机，今圣明临御，文治蔼蔚，至化之所陶镕，风云之所感召，荐绅大夫之文理综明者，接武朝行，此千载或有之会也。今宜别降明旨，令博雅赡敏为众人所推服者，总裁编书之役，另选数人，为之副倅，取《大明一统志》，仿其义例，正其疏失，纂成一书，疆域彼此之分，旌其丝发，沿革古今之制，详其事实，于山则纪其脉络，于水则别其源派，于古事则凡战伐攻守之迹，最宜该载，而孝烈人物，非卓绝纯正为一世所共知者，槩从删略，至于题咏之诗，去百存一，以严规例，再选好奇博物之士，又仿桑钦之《经》，郦道元之《注》，撰次《东国水经》一部，并付剞劂，上之秘府，藏之名山，颁之八方，则疆域本小，采拮无遗，痛涤千岁之陋，载新一代之作，亦殿下文治之一助也。审如是也，我东方山川ㆍ风俗ㆍ关防ㆍ物产之异，及圣朝谟猷ㆍ功烈ㆍ措置ㆍ制作之盛，将一举目而了然，岂不诚美哉？语曰：“惟其作之，是以有之。”惟殿下念哉。臣谨对。

十三经策_{庚戌冬，内阁亲试}

王若曰，书目总经之类，十三经居其首焉，寔道德之橐籥，文艺之渊海也。其传授之源流，笺注之得失，皆可详言欤？

臣对，臣窃伏念释经之法有三，一曰传闻，二曰师承，三曰意解。意解者，虽生于千百岁之下，而有能超据乎千百岁之上。如朱子之于《大学》，直断之曰，“经一章，孔子之言，而传十章，曾子之意”，是截然不资乎传闻ㆍ师承之旧，而俨然以己意决之者，是固无与于时世之古今。而若夫传闻与师承者，不得不以近古为宗。何者？风谣俗习之相近，虽得于街巷鄙俚之间，犹之有稽也，授受讲劘之亲切，虽记其游谈謦欬之末，犹之有征也。夫谓汉儒之胜于魏ㆍ晋，而魏ㆍ晋之胜于隋ㆍ唐者，非以古人之皆贤而今人皆不肖也。其于远近亲疏之分，有不能相敌，而其相距以敻矣。然则究十三经之原义者，舍注疏何以哉？故朱子之为《诗》ㆍ《书集传》及《论》ㆍ《孟集注》，其于义理之条路，道学之脉络，固不无以意超据与注疏出入者，而其字义诂训章句笺释，未尝不纯用注疏，朱子之意，非欲以一人一家之言，武胜而易天下，可知也。嗟乎！今之学者，徒知有《七书大全》，不知有《十三经注疏》，虽以《春秋》ㆍ三《礼》礼之照耀天地，而不列乎七书之目，则废之而不讲，外之而不内，此诚斯文之大患，世教之急务也。今幸清问及之，臣敢不以口耳之所得悉陈，以俟教哉？

臣伏念经有十三，冠冕群书。盖观象设教，以达吉凶之情，诵《诗》读《礼》，以征治乱之迹，三经之所以载道也。节文仪则，以穷天人之用，建邦设位，以成一王之制，三礼之所以立教也。发挥衮钺，以惧乱贼，则《左氏》ㆍ《公》ㆍ《谷》之羽翼《春秋》也。开示宫墙，辨析义利，则《鲁论》ㆍ《邹书》之星日斯文也。以至《孝经》之演释要道，《尔雅》之博识形名，莫非圣贤之遗训，学问之宗旨，是故传道授统，接洙泗之真源者，必于是归依，左笺右释，济学海之津梁者，必于是用力，信为德性之炉韛，艺术之府库也。窃慨夫人情好新而厌旧，世道易污而难隆，门分户裂，师说有歧，党同伐异，蔀惑多端，虽经之文仅存如线，而经之教凛乎缀旒，操世教者，奈何不忧？先博而后约，会通而归极，是诚今日之所望也。

《易》为生民之府，《书》为长民之府，《诗》为成民之府，《春秋》为藏民之府，分属之义何居？《仪礼》为礼之根本，《礼记》为礼之枝叶，《尔雅》为《诗》ㆍ《书》之襟带，《论语》为六经之菁华，取譬之义安在？秦炬之焰，《易》独免焉，而《连山》ㆍ《归藏》，竟泯其传，孔壁之藏，《诗》不与焉，而〈国风〉ㆍ〈雅〉ㆍ〈颂〉，不失其所者，何欤？〈舜典〉之篇，后出于大航，则安知为安国之旧本？〈考工〉之记，晚购于河间，则果不悖《周官》之遗制欤？

臣伏维四经之分为四府者，臣按邵康节《观物篇》，以皇帝王霸，分配于春夏秋冬，而其言以为《易》始于三皇，《书》始于二帝，《诗》始于三王，《春秋》始于五霸，则四府之义，不过取象于四时者也。然邵子之学，偏于象数，不无牵合，臣不敢妄议也。二《礼》ㆍ《尔》ㆍ《语》之各有取譬者，臣以为《仪礼》者，当时所用一王之仪文，如今仪注ㆍ笏记者也，《礼记》者，演释仪文之本旨奥义，如今笺注ㆍ衍义者也。〈聘礼〉ㆍ〈燕礼〉，为〈聘义〉ㆍ〈燕义〉之根本，〈射义〉ㆍ〈昏义〉，为〈射礼〉ㆍ〈昏礼〉之枝叶，至于丧祭之礼，莫不皆然。故朱子〈答黄直卿书〉，立经分传，根条森整，〈练字篇〉之取譬，诚为精切，至于襟带ㆍ菁华之云，不过润饬光辉之意，不足疑也。《连山》ㆍ《归藏》之竟泯其传者，臣按杜子春《周礼注》，‘《连山》伏羲之易，《归藏》黄帝之易’，又《世谱》等书，‘神农一曰连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则此固羲ㆍ农ㆍ黄帝之易也。而说者又以为夏易首艮，故谓之《连山》，商易首坤，故谓之《归藏》，艮则为山，坤则为藏也。《左传》穆姜之筮遇艮之八，此《连山》也，〈礼运〉孔子之言宋得坤乾，此《归藏》也。春秋之末，两《易》犹存，则其遭焚灭，必入项羽之火中，至若丛书所载，只是赝作也。〈国风〉ㆍ〈雅〉ㆍ〈颂〉之不失其所者，臣以为《尚书》之传，不须孔壁之藏，只一伏生赖以不坠，《诗》亦然矣。当时治《诗》者，若齐ㆍ鲁ㆍ韩三家，并有师承，未或间断，况其讽诵，又在管弦所被，不唯竹帛是赖，其无残觖之祸，不足疑也。〈舜典〉之未必为孔本者，臣以为梅赜上《书》之时，其云‘亡〈舜典〉一篇’者，谓亡孔〈传〉，非亡经文也。梅赜〈舜典〉，只是〈尧典〉之截取其半者，西京以来，〈尧典〉不亡，则〈舜典〉斯存，岂必安国之旧本，方为古经乎？至于姚方兴所上二十八字，此是方兴赝作，后儒虽引王延寿ㆍ王粲之文，以证姚真，臣未之信也。郑玄所注《杜林漆书》既亡，则五十八篇，都非孔壁之真面，不但〈舜典〉非孔本也。〈考工〉之或悖《周官》者，臣以为《周礼》五篇，虽非周公手笔，断非刘歆伪造，〈冬官〉一篇，景帝时以千金购之不获，不得已以〈考工记〉补其阙遗，故特详于匠氏之事，而他皆不备。然其为先秦古文则无疑，不必如宋儒之诋斥也。朱子亦尝曰：“周家法度在里许”，又曰：“《周礼》模规，皆是周公做”，则六篇之文，皆不当妄议也。

《鲁论》ㆍ《齐论》，并传于孔门，而〈问王〉之篇，见删于张侯之《论》，《内书》ㆍ《外书》，同出于孟氏，而〈性善〉之篇，独漏于赵歧之注。经传之或传或泯，抑有数存欤？《公》ㆍ《谷》二传，盛行于西京，而至于晋ㆍ魏，其说寝微，《左氏》之书，始出于张苍，而逮乎唐ㆍ宋，乃立学官。传注之一显一晦，固有时在欤？

〈问王〉篇之见删于张侯者，臣以为《论语》有三，而〈问王〉ㆍ〈知道〉二篇，唯《齐论》有之。按〈经籍志〉，‘张禹合《齐》ㆍ《鲁》二书，删其烦惑，除其滥伪，及乎《古论》之出，果与《鲁论》相合’，则〈问王〉之见删，必有当时之的据，不必嗟惜其泯没也。〈性善〉篇之独漏于赵歧者，臣按《外书》四篇，即〈性善辨〉ㆍ〈文说〉ㆍ〈孝经〉ㆍ〈为正〉等四篇也。赵台卿以为文不弘深，语多依放，则当时之弃而不顾，必有由矣。然《荀子》所载‘先攻邪心’之训，《杨子》所载‘有意不至’之说，俱非七篇之文，而亦足以警发后人，故先儒亦或以此而惜之矣。《公》ㆍ《谷》ㆍ《左氏》之一显一晦者，臣以为经传之废兴盛衰，专由时君之好恶，注家之工拙。故景帝好《公羊》，则胡母ㆍ仲舒之义立，宣帝善《穀梁》，则千秋ㆍ刘向之道起，仲舒才辩而江翁性讷，则《公羊》兴而《穀梁》寝，荣广博洽而眭孟穷屈，则《穀梁》兴而《公羊》寝。至若《左氏》，则始出张家，本无传者，至文帝时，贾谊为训诂，授赵人贯公。其后刘歆考正之，欲立于学，诸儒莫应。至建武以后，韩歆ㆍ陈元ㆍ李封之徒，皆主《左氏》而不能行之。至贾逵ㆍ服虔ㆍ杜预之伦，传相训解，始克盛行于魏ㆍ晋之间，自隋ㆍ唐以来，遂夺《公》ㆍ《谷》。然于经旨之发明，则二传贤于《左氏》，今不必偏废也。

《尚书》之今文ㆍ古文，真赝无征，《毛诗》之大序ㆍ小序，从违莫决，春王正月之改时改月，至今为不决之公案，属衽ㆍ钩边之合缝覆缝，从古称辩说之多歧。果有旁引曲证，足破千古之疑者欤？

《尚书》之古文ㆍ今文，臣以为其说甚繁，不暇悉陈。然〈仲虺诰〉之‘兼弱攻昧’，反窃《左传》之句，〈大禹谟〉之‘释玆在玆’，殊异‘信壹’之义，疮疣不掩，破碎有迹。故朱子曰：“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臣不敢异议也。《毛诗》之大序ㆍ小序，臣以为其说亦长，不暇悉陈。然小序之不无𩥫駮，诚如朱子之说。但其必出于卫宏之手，未有明据，大ㆍ小毛公之际，灼有传授之脉，恐不可全然屏黜也。春王正月之至今不决者，臣不敢妄有剖决，《胡传》以为以夏时冠周月，臣所未晓。主时月不改之论者，动以〈豳风ㆍ七月〉诗，及〈伊训〉‘十二月’之文，及《史ㆍ本纪》‘冬十月’之文，为口实。然《毛诗》ㆍ《周礼》之多用夏正，《尚书》ㆍ《春秋》之并用周正，其证甚多，其说虽起于阳明，不可少也。若夫庄七年秋无麦，桓八年冬雨雪，隐九年三月震电，桓十四年春无冰，定元年十月陨霜之类，律之以夏时，则雨顺风调，不得为灾异。唯夏四月，郑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魏了翁《正朔考》以为夏正之明验，臣不能难也。属衽ㆍ钩边之辨说多歧者，臣以为属者续也。深衣蔽体欲深，故衣身之旁，又续一幅，曰续衽也。钩者，袧也，袧者，襞积也。深衣之裳，前虽六幅，既交衽则前三也，后虽六幅，除边幅则后四也。两边二幅，入于两腋之下，而唯此二幅，特有襞积，如今之直领，故谓之钩边也。郑康成曲裾乌喙之制，杨信斋合缝覆缝之法，臣未知其何说也。

《周礼》建官之制，较〈周官〉而多违，邹圣分田之论，稽〈王制〉而不合。同出于经，而有此参商者，何欤？辟雍之误称学名，既有杨升庵之明征，郊ㆍ禘之不自伯禽，亦有方合山之的据。虽见于经，而亦不可尽信欤？王介甫之辨《左氏》，有十一明验，林孝存之驳《周礼》，有十论七难，皆可以一一历举而反复讨议欤？

《周礼》之多违〈周官〉者，臣以为司空本掌邦土，而今治百工，三公ㆍ三孤亦有职任，而不在六官，是所谓有违〈周官〉者也。然冬官本是补阙，不必相合，公ㆍ孤既非有司，何必并列？且攻《周礼》者，必兼诋〈周官〉，其同异之辩，不必烦也。《孟子》之不合〈王制〉者，臣按孟子答北宫锜之问曰：“诸侯恶其害己，皆去其籍。然而尝闻其略。”然则孟子之言，不无未备可知也。据卢植云：“汉文帝令博士诸生作〈王制〉”，其言本多纰缪，师受传闻之各异，无怪其言之或殊也。辟廱之误称学名者，臣以为辟廱之为灵台，本出《左氏》说，谓在太庙之中，壅以灵沼，故谓之辟廱也。至汉，遂以灵台ㆍ辟廱合而为一。然《韩诗》说以廱为和，则灵台自是望氛祲者，辟雍自是学名。蔡邕〈明堂论〉，历叙太庙ㆍ学宫通合之制，而辟雍仍是学名。若庄子之称乐名，不过乐以学名，不足为疑。然则杨慎之言，自有所诎矣。郊ㆍ禘之不自伯禽者，臣以为鲁之所郊，只是祈谷上帝，故《家语》孔子答定公之问，直云：“鲁无冬至之大郊”，又《春秋》书郊凡有九，皆在夏四月，不在春正月，其非子月长至之郊明矣。若成十七年，则在秋九月，此乃〈周颂〉秋报之祭，并非僭用天子者也。鲁之所禘，亦是吉禘ㆍ时禘，《春秋》闵二年，吉禘于庄公，即〈王制〉所云‘春礿夏禘’，〈祭义〉所云‘春禘秋尝’，是也。然特于周公，有郊有禘，故〈祭统〉ㆍ〈明堂位〉皆云：“成王以周公有勋劳于天下，赐以重祭。”故祭所自出，立出王庙者，见于《左传》。但群公杂用，便属非礼，故〈礼运〉“子曰，‘鲁之郊ㆍ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者，此也。然则郊ㆍ禘未尝不始于伯禽，而其杂用群公之庙，则始于僖公也。方合山之说，诚有未备矣。王介甫之辩《左氏》者，臣以为《左氏解》一卷，专辨左氏为六国时人。然陈氏已辨，其非荆公所作，其所谓十一明验，虽未历考，不过如韩ㆍ魏ㆍ智伯之事，赵襄子之谥及秦庶长之官，‘虞不腊矣’之文，并在《左氏》，故谓之六国时人也。然刘向ㆍ刘歆ㆍ杜预之伦，皆言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而作《春秋》，则其说有不必多辨也。林孝存之驳《周礼》者，臣以为林硕字孝存，在汉世未有名闻，特以攻《周礼》得名，以《周礼》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其所谓十论ㆍ七难，并无所传，唯贾公彦释义，载其数段，皆卤莽无据，不足述也。

〈文言〉ㆍ〈彖〉ㆍ〈象〉之汇次卦下，始于何人？《春秋》经传之分附以年，肇于何时？淹中逸《礼》之至今相传者，《戴记》中何篇？壁里古文之比今增衍者，《孝经》中何章？驹骊之立国，在于汉元帝之后，而安国之〈注〉，豫举其号，庶长之建官，始于秦孝公之时，而丘明之《传》，先道其名者，何欤？

〈文言〉ㆍ〈彖〉ㆍ〈象〉之汇次卦下者，臣以为《易》自商瞿受于孔子，六传至田何，其后有焦赣ㆍ费直，至汉末，田ㆍ焦之学微绝，而唯费氏独存，东京荀ㆍ刘ㆍ马ㆍ郑，皆传费学。故〈文言〉ㆍ〈彖〉ㆍ〈象〉之参入卦中，虽自王弼，王弼亦费学，则其本出于费氏者也。《春秋》经传之分附以年者，臣以为《公羊》ㆍ《穀梁》，本是笺注之体，当时已搀入正经，不曾别出。唯《左氏》经自经而传自传，至元凯始析《左传》，附之经文各年之后，即元凯自序曰‘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今不足疑也。淹中逸《礼》之至今尚传者，臣按礼古经之出于鲁淹中者，本五十九篇，而其中十七篇，与汉初高堂生所传十七篇不殊。故至宣帝时，后仓最明于十七篇之业，乃为《曲台记》，以授梁人戴德ㆍ戴圣，及沛人庆普，汉末郑玄传小戴之学，以古经校之作注，今之《仪礼》十七篇是已。其〈丧服〉一篇，子夏先传之，诸儒多为注解，本自别行。然则淹中逸《礼》之至今尚传者，即《仪礼》十七篇也。此真是《小戴礼》，而世只以《礼记》为小戴之记者，自是袭谬。又如《论衡》所云‘河内女子坏老屋，得逸《礼》一篇’者，非是之谓也。古文《孝经》之比今增衍者，臣按《孝经》本与《尚书》，同出孔壁，而安国为传，又《隋ㆍ经籍志》云：“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刘向以颜本比古文，除其烦惑，而安国之本亡于梁。至隋，河间刘炫购于人间，转上朝廷，儒者皆云炫伪造。”此所谓古文也。然其所增多，不过乎闺门一章二十四字及闲字ㆍ坐字ㆍ参字ㆍ子曰字而已。然则刘向之所删，宜不出此，岂可直断为炫伪乎？臣谓今文ㆍ古文并存而参究之，为得也。安国之豫举驹骊者，臣按〈贿肃慎之命〉，孔注云：“东海驹骊ㆍ扶馀ㆍ馯ㆍ貊之属，武王皆通焉。”后儒以为‘驹骊主朱蒙，以汉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国号。安国承诏作《书传》，尚未相通，况武王之时乎？’臣以为此妄也。我东国号，本因地名，则朱蒙建国，虽在元帝之时，驹骊地名，当在安国之前，曷为豫举乎？按《通考》云：“汉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即《汉书》亦称：“玄菟ㆍ乐浪，武帝时置之”，故〈地理志〉玄菟郡属县，明有句骊，句骊之名，实在武帝之前，不可以此为古文虚伪之确证也。丘明之先道庶长者，臣按《左传》，有不更女父ㆍ秦庶长鲍ㆍ庶长武，后儒以为秦至孝公时，立赏级之爵，乃有不更ㆍ庶长之号，则左氏当是秦孝后人，臣以为此亦妄也。秦自周孝王时，非子受国，则春秋之前，未尝无国。有国则有官，有官则有官名，特不更ㆍ庶长之著于纪载者，适在孝公之时也。然则王稽之前，秦无谒者，赵高之前，秦无中车府令乎？此不足为左氏有二之证也。

《尔雅》果是周公之所述，则风雨之释，曷为引《楚辞》之句，《孝经》苟为仲尼之所著，则首章之文，何故称曾子之号欤？《公羊》之〈疏〉，不著撰人，而或指为徐彦者，何所据也？《邹传》之书，始在〈儒家〉，而进列于〈经类〉者，谁所为欤？

《尔雅》之引《楚辞》者，臣以为陆氏《释文》称《尔雅》为周公所作者，唯〈释诂〉一篇，其说盖本于魏张楫所上〈广雅表〉。其馀或言仲尼ㆍ子夏所增，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文所考，即郭璞〈序〉亦但称‘兴于中古，隆于汉氏’，而不著撰人，则〈释天〉之篇，非周公作也。然‘蜺为挈贰，冻雨洒尘’，本是郭〈注〉之文，则不可以此而疑之也。《孝经》之称曾子者，臣按《汉ㆍ艺文志》曰：“《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不可以此为孔子所著。唯何休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信斯言也，《孝经》乃孔子自著者。然《春秋》自是鲁史之名，而孔子因以名书，《孝经》亦安知无古来相传之书，而曾子之徒，因以名书乎？首章之称曾子，不必疑也。《公羊疏》之或指为徐彦者，臣按《崇文摠目》，亦不著撰人名氏，何休以后，历代〈儒林传〉，亦并无徐彦二字。唯《广川藏书志》云：“世传徐彦，不知何代”，陈氏之意在贞元ㆍ长庆之后者，亦臆度之言也。《孟子》之进列〈经类〉者，臣以为《孟子》之免于秦火，本以其杂于诸子，至汉孝文，与《论语》并置博士，然仍是诸子，故称传记博士，至后汉赵歧，始为注解。然两汉以来〈艺文志〉，皆《论语》入〈经类〉，《孟子》入〈儒家类〉，而梁ㆍ隋之际，始以《论》ㆍ《孟》ㆍ《庸》ㆍ《学》合称小经，故直斋陈氏《书录解题》，仍以《论》ㆍ《孟》同入〈经类〉，至宋渐益尊尚，跻配颜ㆍ曾而享于太学，此《孟子》显晦之颠末也。

先儒以为九师兴而《易》道隐，五传作而《春秋》散，《大戴》ㆍ《小戴》出而《礼》残，《齐》ㆍ《鲁》ㆍ《韩》ㆍ《毛》起而《诗》微。然则传注之无益而有损，乃如是耶？馆中之无对，殿中之无双，井大春之纷纶，周宣光之纵横，艳称于当世，而后世无传，王氏浸淫于老ㆍ庄，范氏或涉于谶纬，郑康成之注间相矛盾，孔颖达之疏不无谬冗，而至于今悠久不替者，何欤？

至若先儒之说，臣以为秦火以后，六经灰烬，残编剩简，杂出人间，苟非齐ㆍ鲁群儒各述所闻为之笺释，则千载之下，尚何以得其髣髴乎？王勃〈益州庙碑〉曰：“九师争《大易》之门，五传裂《春秋》之幅。”此固所不免之讥，而亦岂可一笔句断曰隐曰散曰残曰微乎？此皆心麤气豪之人，妄毁先哲之言，臣不以为然也。四儒臣之后世无传者，臣按《北史》，陆乂最精五经，时称馆中之无对，后汉丁鸿论定五经于白虎观，时称殿中之无双，井丹ㆍ周举，博洽经传，善于谈论，至起京师之谣诵，此皆一时才辩之所衒，而无著述传后之功，故今遂无称也。四注家之悠久不替者，臣以为王ㆍ范或涉于左道，而戴圣之赃污，不害于传《礼》，京房之术数，不害于传《易》，则不必以左道而斥之也。郑ㆍ孔未免于𩥫駮，而千言万语之或相矛盾，毫分缕析之不无冗杂，势所必至，则不可以此而轻斥先儒也。

大抵经天纬地之谓经，圣作贤述之谓经，亘古今弥宇宙之谓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汪濊浑灏，经之文也，简易渊邃，经之义也，光大贞明，经之教也。通明知化，尽精微之蕴，开物成务，极繁赜之几，优优乎大矣哉！彼区区于形名度数之间，而欲涉于津筏者，不亦浅浅乎知经乎哉？然其火于秦逸于汉也，断简阙文，稽之无征，而独赖邹ㆍ鲁ㆍ齐ㆍ梁之间，颇有《诗》ㆍ《礼》ㆍ《春秋》之师，掇遗拾渖，补漏苴缺，瓒享谱承，跨晋越唐，而十三经之传疏笺解始备，欧阳子所谓‘诸儒章句之学，转相讲述，圣道麤明’者也。其言虽未必尽醇，而其功有不可泯者欤？逮乎有宋诸君子出，而继洙泗不传之緖，扫汉ㆍ唐穿凿之陋，拔《庸》ㆍ《学》于《礼记》之中，进《孟子》以配《论语》，而鼓一世以心性道器之说，于是乎儒林道学，歧焉为二，而两汉以来训诂名物之学，几乎熄矣。

臣窃伏惟十三经之全体大用，渊灏辉爀，参之天地，亘诸宇宙。其文则星辉日粲，其富则地负海涵，精义入神，妙契为道，信非记诵之儒所得以窥其涯涘者也。火秦逸汉而烂简不泯，弦齐诵鲁而遗芬尚传，诚以抱道穷经者，代有其人也。其或有金中之铁，米中之糠者，功可掩过而君子恕之。逮夫有宋诸君子出，又可以一变其道，至朱夫子集大成而会通之，大一统而重创之，将以驾轶千古，范围八纮。然其年代寝远，事实无征，虽以朱子之博古，犹未免存信而阙疑，始甲而终乙。惜乎！其不出于汉代求书之初，而使孔ㆍ郑ㆍ刘ㆍ董之伦，莫得以容其术也。

一自皇明永乐中，颁四书ㆍ五经于学宫之后，免园之儒，下帷之生，童而习之，白首纷如者，要不离乎胡广ㆍ解缙之《大全》，而试问以孔ㆍ郑以来相传之说，马ㆍ王诸家同异之辩，则瞪目拄腭，莫之置对。夫如是而欲求其章一代教学之功，继千古儒林之统，不亦戛戛乎其难哉？今欲溯经传之源，订俗学之舛，毋骛大而忽小，毋师今而非古，孙志博学，先河后海，使夫十三经之旨，支分节解，昭如日星，则其道何由？子大夫穷经学古，亦尝有平日之素讲者乎，须各破脱程式，悉心敷对。予方临轩而俟之。

及夫大明御世，文明迈越，则又尊信朱子，禁止异说，四书ㆍ三经，班之学宫，胡广ㆍ解缙撰次《大全》，使天下学者，皆得以弃智绝意，一其趋尚。于是乎两汉以来诸家之说，遂不免束阁而废卷矣。其为正百家之统，救一世之失，诚有所补。然其流弊，不无矫枉之过，末流蒙士，阘茸荒芜，初不知异同有讼新旧有本，唯成说是遵，唯俗学是尚，认为天造，自塞聪明，溯古以探本者，指之为好新，援经以证传者，诮之为尚奇，《仪礼》为废物，《周礼》为僻书，《公羊》ㆍ《穀梁》，便归异端，《尔雅》ㆍ《孝经》，视如符箓，马融ㆍ郑玄，名字亦疏，孔〈疏〉ㆍ贾〈释〉，面目不见，卤莽灭裂，无复承藉，斯文之晦塞，又莫如今日也。於戏！天下之事，始于一理，中散为万殊，末复合于一理，故博而后约，圣门传法。今经典之说，纷纶错综，散无纲纪，苟非精选博采，会其极而归其极，则经之道几乎熄矣。夫樝ㆍ梨ㆍ橙ㆍ橘之异味，而并列于盘，则筵者自择，金ㆍ贝ㆍ珠ㆍ玉之异宝，而并列于肆，则求者自择。苟使博洽之士，广蒐书籍，兼令鉴识之人，任其拣选，乃于经文之下，考其世代，载其笺注，而删其繁衍，汰其重复，上自秦ㆍ汉，下至皇明，一切新发之说，可备一义者，皆取其精义，凡诸党同伐异之游词漫说，并行删节，使读书之士，开卷了然知某说之起于何人，某义之昉于何书，而其取舍从违之权，听学者自择，不使牵强而勉从焉，则淹贯博雅之士，稍出其间，足以贲圣朝文明之化，而发圣门渊微之旨矣。岂不诚美哉？且在我东，《十三经》尚未入梓，此不可使闻于邻国。谷雾波沙，不必尽付剖劂，今若以一部刊汰之书，另行印布，则涂人耳目，久自熟习，其于经学，必有时雨之化矣。虽然，明经之科设而经旨不明，学究之讥出而儒品日卑，今宜稍迁其制，使经术之士，毋徒屑屑于音读唯兪之间，则亦庶乎尊经之一助也。惟殿下懋哉。臣谨对。

文体策_{今删不录，只录御批一节}

殿下圣学崇明，经术文章，迈越千古，即帝王家无论，虽穷而在下者，鲜有能几及其阃阈，宜其鉴别峻截，取舍严核，诐辞诡言，莫能遁藏于日月之明。而窃观其所为奖诩而甄别者，则顾乃含垢纳污，不择精粗，有若真个悦豫，无甚高论者。然臣固知大圣人教育之术，优游不迫，姑且涵容，以徐伸其道也。虽然，臣窃以为世道如江河之推移，一开其道，愈往愈下，涓涓不塞，终至怀襄，不如及今湮绝疏通大道之犹可容力也。传曰：“惟仁者，为能恶人。”奚特用人为然？以殿下之文章，独不能恶近世之文体耶？阳舒阴惨，化权在手，殿下何惮而不为也？

人才策_{今删不录，只录御批一节}

臣尝以朋党之祸，比之飮食之讼。愆在干糇，而其辞则曰‘长幼不齿也’，争在爵禄，而其辞则曰‘义理不讲也’，即其修饰之辞，不为无据，而考其缘起，盖惟爵禄焉而已。噫！争之判，力也。力之不足，援至焉，援之至，党也。故爱党之心，出于望援，望援之心，出于合力，合力之心，出于争食。由是观之，朋党之所由发，亦孔之丑也。今殿下惕然自警，思以荡平之政，一洗偏党之习，而臣愚死罪，窃以为日月之明，犹有所未烛于朋党圈套之外者。何则？西北之民，闾巷之贱，未尝有党比之罪，而犹不能举论于荡平之政，臣所谓有所未烛者，此也。

论语策_{今删不录，只录御批一节}

《齐论》多〈问王〉ㆍ〈知道〉二篇，《古论》分〈子张〉为二篇，臣以为《齐论》杂而《古论》伪也。据〈经籍志〉，张禹合《齐》ㆍ《鲁》二书，删其烦惑，除其滥伪，则于《鲁论》旧本，不无出人，安有孔壁古书，而章句烦省，一无所异者乎？分一为二，即不过劈〈帝典〉为〈尧〉ㆍ〈舜〉二典之手法，愈显其欲巧之拙也。孔ㆍ郑之参考为注，陈ㆍ何之一遵师说，诚可慨矣。

孟子策_{今删不录，只录御批一节}

自夫《七书大全》之单行，生斯世者，童习白纷，不出乎五十卷圈套之中，一点半画，认为天造，只字片句，看作铁案，自锁灵明，不敢思议，先儒注疏，已成奇僻，后儒辩駮，咸驱乱贼。尤可笑者，三年大比之科，其所荐拔于明经之科者，诚何人哉？谚文传习，作为家计，淫话标签，号称醒令，混沌未凿，哇吹徒聒，臣未知朝廷之上，得此人何所补，失此人何所减耶。

中庸策

王若曰，《中庸》，子思之书也。千圣相传之心法而全体大用备矣。其精微蕴奥，可得而闻欤？

臣对曰，臣窃尝以为《中庸》一书，与〈乡党〉篇实相表里。何者？〈乡党〉就圣人文章之著于外者而言之，《中庸》就圣人道德之充乎内者而言之，欲知圣人之内蕴者，舍是书何以哉？盖门人之所得而见者，不过威仪动作之间，若子思，则本之家庭之学，接乎宗嫡之统，其所得而知之者，乃其精髓蕴奥之秘，子贡所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见，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者，此也。苟使学者读〈乡党〉之篇而得其文章之表，读《中庸》之书而发其道德之蕴，何患乎学孔子也？〈第二节删〉

天命之性，开卷第一义，而人ㆍ物之五常同异，为大疑案，戒慎ㆍ恐惧，为学大头脑，而动ㆍ静之通贯与否，作一争端，何欤？性也道也教也，即三纲，而第二节独言道字，喜ㆍ怒ㆍ哀ㆍ乐ㆍ爱ㆍ恶ㆍ欲，即七情，而第四节只举四者，何欤？未发则性，已发则情，统之者心，中者大本，和者达道，发之者气，而经文不言心不论气，何欤？

臣对曰，人ㆍ物之五常同异者，臣以为天命之性，物虽各得，此之言性，只是人性，人性而后，方具五常，不当以物性混之也。戒ㆍ惧之通贯动ㆍ静者，臣以为思想揣摩之间，罔非神目之所烛，造次颠沛之时，尤当此心之提警，宜乎其通贯动ㆍ静也。第二节之独言道字者，臣以为道一字，上承乎性，下接乎教，即成己ㆍ成物之枢纽，则宜其抽缕而立纲也。第四节之只举四情者，臣以为七情之说，昉于〈礼运〉，而情之可举者，不止于七。如愧ㆍ悔ㆍ忮ㆍ恨，明有异发，而无所归属，则七情未必统括人情，而此之四情，不必疑也。经文之不言心不论气者，臣以为一个人性，以禀赋则谓之性，以运用则谓之心，此篇本之天命，则只以禀赋而言之者，固宜也。一个人性，以理义则谓之理发，以形气则谓之气发，此篇本之天理，则只举中和而言之者，固宜也。

致中致和，工夫也，位焉育焉，功效也。自家之一身一心，何与于天地万物，而其几微相关之妙，乃如是欤？舜言执中而不言庸，孔称中庸而不言和，子思合言，何欤？君子犹有待于时中，最难者时字欤？小人亦自以为中庸，不必补反字欤？中之义，章章发挥，庸之义，庸德ㆍ庸言之外，无所槩见，何欤？达道则节节必举，大本则独于天下之大本再言之，何欤？

自家身心之与万化相关者，臣以为圣人极中和之工，与天道相合，则天人之际，交相感格，方成位育之功。位也育也，虽是造化宰制之力，而中和之工，有以格之，则虽谓圣人之极致，亦可也。子思之论，与舜ㆍ孔有异者，臣以为执有持守之意，则舜之说固已及庸字，而‘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则孔子之训，与子思亦未尝不同矣。君子之中庸者，臣以为事物当然之则，随时各异，如衡载物，随物轻重，各有安锤之处，则中庸之所以难能，即不过时中也。小人之反中庸者，臣以为王肃之本，未知何据，而小人之恣行，罔不依据乎一部义理以为口实，则不补反字，固未尝不通矣。庸字之义，不少槩见者，臣以为庸者，常也久也。‘道不可须臾离’，‘民鲜能久矣’，‘不能期月守’，皆庸字之演义也。大本之止于再言者，臣以为大本也，非别件，只是中字之美名，则中字之重言复说，便是大本之解也。

中庸自是恰好底道理，似无所择，而谓之‘择乎’，中体本无一定之方向，非可倚著，而谓之‘依乎’，智ㆍ愚属知，贤ㆍ不肖属行，而今皆相反者，何故欤？‘知ㆍ仁ㆍ勇可能，中庸不可能’，而大舜之知，在于用中，颜渊之仁，在于择中者，何说欤？费ㆍ隐是理，而‘鸢鱼飞跃’是气，则以气喩理，得无龃龉？鬼神是气，而德之为言是理，则为德二字，能不囫囵欤？一贯即是忠恕，则‘违道不远’，却从学者事言之，五伦初非高远，则登高自卑，惟以夫妇兄弟言之，何欤？曾氏《大学》，与相表里，而诚身ㆍ诚意不同，其九经一章，载在《家语》，而文体繁简不类，此皆不足疑欤？

中庸之谓之‘择乎’者，臣以为此非谓中庸之内，拣择而去取也。臣按，“诚者不勉而中，诚之者择善而执”，盖择者，学而知勉而行之类也。故颜子学焉者也。故孔子许之以择善。若圣人则自然以中庸为用，不待乎择，大舜之用其中是也。中体之不可依著者，臣以为中体虽无一定，每事必有上等义理，在圣人眼中，条路分明，如匠人本具绳尺，随物广长，即定其物之中，依此而行，不至偏曲是也。智贤ㆍ行明之互换者，臣以为不明故不行，则不行之责，自归于智者之过，不行故不明，则不明之责，自归于贤者之过，此知行兼进之意也。舜ㆍ颜知仁之在于中庸者，臣以为知ㆍ仁ㆍ勇，天下之达德，既能乎是，则中庸亦可能也。然臣谓第九章三句，本非三德之解，盖‘辞爵禄’一句，不必为仁也。鸢鱼之以气喩理者，臣以为君子之道，大之则散为万殊，小之则敛藏于密，夫妇之与知能行属费，圣人之不知不能属隐，鸢鱼之喩，是隐字之咏叹，而极言其高妙渊微之象，不必以理气言也。鬼神之以理论气者，臣以为鬼神是无形之品，其本体不带著一些形质，则不可属之于气，‘为德’二字，恐无可疑者也。忠恕之违道不远者，臣以为一贯即忠恕，强恕以求仁，学者之所勉。勉此，岂高远难行之事乎？先儒谈一贯，太宏阔太玄妙，臣未敢悦服也。五伦之初非高远者，臣以为夫妇兄弟，卑迩者也，鬼神微显，高远者也。故此段之下，即以鬼神承之也。诚身之与《大学》不同者，臣以为《大学》从诚之下手处说，此篇从诚之反己处说，所以不同也。九经之与《家语》不同者，臣以为《家语》者，王肃之所补足也。‘哀公问’一章，不过数节，而《家语》并取下节，以作问答之语，不可为信文也。

自诚明之性，与天命之性，同欤异欤？自明诚之教，与修道之教，一欤二欤？王道ㆍ人道，何为错综言之？无息ㆍ不息，何为互换说去？博厚ㆍ高明，并言天地，而末独言‘天命’，三千ㆍ三百，极于至小，而首先称‘大哉’，何欤？尊德性ㆍ道问学，践履在穷格之先，极高明ㆍ道中庸，篇名入条目之列，皆可指其旨欤？‘祖述’ㆍ‘宪章’，夫子之道统也，‘上律’ㆍ‘下袭’，夫子之德行也。至此而专赞夫子，抑何以欤？‘小德’ㆍ‘大德’，是甚名目，‘至诚’ㆍ‘至圣’，有甚分别？一篇之中，两称仲尼，引《诗》之际，错言云曰，亦皆有意欤？或作六大节，或作四大节，《读法》与《章句》，当何适从？自里说出外，自外说入里，末章与首章，孰为最密欤？不显作幽深之解，则《诗》义不须苟同，声臭形斯道之妙，则无极实由此道欤？〈以下一段缺〉

二节删○并言天地而独言天命者，臣以为‘高明配天’之天，是苍苍有形之天，‘维天于穆’之天，是灵明主宰之天。是故列序天地山水之广大，而赞叹功化于主宰之天，犹郊社之不言后土，寔以上古无事地之礼也。

二节删○《中庸》之混入条目者，臣以为此段十条，惟此一句，如九畴之皇极。上四段是‘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之事也，下四段是‘威仪三千，待人而行’之事也。乃此一句，为一篇之关键，不当以条目言之也。

七节删○无声无臭之同于无极者，臣以为无声无臭，是形容上天不言不动之功化也。无极太极，不过以一团元气，从无物中凝成之谓也。以臣溲学，诚无以勘合也。○以下一段删

奈何世级渐降，学术不明，索隐行怪者有之，同流合污者有之，为子莫之执中，为胡广之中庸，视先圣大本达道，不翅若郢书之燕说。异端固不足道，而吾儒之从事斯学者，诵孔ㆍ思之言，反孔ㆍ思之训，天人性命之原，虽说得天花乱坠，夷考其所为，与夫卷中义理，无几相合。事物未来之时，不知存养为何物，隐微幽独之地，不知省察为何事，静而昏昧，有顽石不劈之状，动而放纵，有悍马不羁之势，天理日消，人欲日滋，大本不立，达道不行，甚至为小人之无忌惮。今欲痛去旧习，实心看读，终底于择善固执，修德凝道，用不负前圣后圣为人之苦心，则其道何由？

奈之何后之学者，急其知而不勉其行，寻其迹而不求其心？其所谓对越之工，则奉其心而为上帝，其所谓诚意之工，则见君子而掩不善，宜其北辕而求越，郢书而喩燕，卒无以成其功也。夫《中庸》之全体ㆍ大用，不可枚举，而就其中拈出其枢纽机括之会，则诚一字是已。而诚字之用工，又不外乎‘戒慎恐惧’四字，用力乎此，则中庸之道，斯可复矣。何者？民之所以胥匡以生不相残害者，以其君牧者理之耳。不如是，显相仇灭，公肆攘夺，天下之乱，无日矣。然其心内之隐疣，幽处之暗慝，明君之所未及察，良牧之所未能烛，刑法之所未惩，毁谤之所不攻，潜滋暗萌，密布紧束者，人莫之禁遏焉。此曷故焉？人心愚顽，以为天地之间并无烛理之能，所以放恣无惮，阳善而阴恶也。诚使学者真心戒慎，实心恐惧，窥天人性命之原，追圣贤对越之工，孜孜惴惴，罔或逸肆，则静而无顽石之昏，动而无悍马之躁，有以遏人欲之私，存天理之公，而中庸之大本达道，庶可以回既倒而续既绝矣。不亦为斯文之大幸乎？虽然，戒惧之心，亦未必悬空注白，听命而发，必也先之以穷格，次之以体验，览物理而究其本，道问学而溯其原，直穷到底，无遗馀力，则淑慝之分，皦列心目，祥殃之招，了如指掌，莫之惴而戒慎，莫之詟而恐惧，自底乎天理流行之域。岂不诚休哉？臣谨对。

孟子策

王若曰，孟子，孔子后一人，而《孟子》七篇，孟子之道所载也。

臣对曰，臣尝谓圣贤之统，上焉而止于武王，下焉而止于孟子，故其气象，亦大槩相近。今若因《孟子》之书，而求武王之道，则亦庶乎其无悖矣。孟子之平生拳拳，即百里兴王之道，而其事则不过曰‘五亩之宅，树以桑’，‘鸡豚之畜，无失时’，‘谨庠序之教，申孝弟之义’，数句语而已。以今观之，何其至平易至浅近？而当时诸侯，听我藐藐，卒不能摆脱于坚甲利兵之功，斯所以武王之后，王道遂熄，而‘末受命’三字，终为千古志士之恨者也。昔孔子谓〈韶〉为‘尽美尽善’，谓〈武〉为‘未尽善’，后学之于孔ㆍ孟，固不能无〈韶〉ㆍ〈武〉之分，而抵排异端，洞辨心性之原，诚乎神圣之亚也。不幸诽毁之论，始作于荀卿子非十二之说，而啄之噆之者，代有绍述。今圣学蓁莽，异说纵横，孟子之道，急于阐扬，而清问适及，臣敢不披沥而对扬哉？〈第二节删〉

或以为历聘不遇，退而著书，或以为没后门人追记其言，二说何者为是欤？《论语》只说仁字，而《孟子》并言四德，《春秋》独尊周室，而《孟子》劝行王道。所愿学孔，而若相反者然，何欤？善养浩气，诚有发前未发之功，而只道性善，得无论气不备之嫌欤？好说《诗》ㆍ《书》，独不引《周易》之辞，优入圣域，而犹未免战国之习，何欤？把定绳墨，而有千仞自在之象，剪出彩花，而乏造化无迹之功，何欤？

自著追记之有二说者，臣以为主自著之说者曰：“庄周自称庄子，晏婴自称晏子，则篇中之自称孟子，不足为追记之证也。”主追记之说者曰：“滕文ㆍ梁襄之薨，皆在后时，则不当预举其谥，公都ㆍ乐正之伦，皆尝执贽，则不当尊称为子。”二说皆近之。然赵歧尝于外书四篇，以其文不弘深，不类《孟子》，删而不注，则当时传习之皆以为自著，可知也。并举四德之异于《论语》者，臣以为四德本无二致，故孟子以事亲从兄为四德之实，而孔子以孝弟为仁之本。由是言之，则孟子以四德合而为仁义，孔子又以仁义合而为仁，固未尝有二也。劝行王政之异于《春秋》者，臣以为孔子之辙环天下，其为尊王欤，抑为行王欤？尝答哀公之问，规模节目，粲然一王之制，而一言未及于尊王，则夫子平日之志，槩可知也。《春秋》之大书特书，诚以其文则史也。或以为孟子之时，周衰益甚，故劝诸侯行王者，臣未之信也。既说养气而只道性善者，臣以为孟子言性，主于天命，故固未尝兼包气质，而气质之说，亦有窒碍，臣未敢以孟子为未备也。说《诗》ㆍ《书》而不引《周易》者，臣以为《论语》ㆍ《礼记》及先秦诸子，从未见援引《易》词，如引《诗》ㆍ《书》者，唯《左传》ㆍ《国语》，时有引述，斯不足疑也。入圣域而犹近战国者，臣以为圣人不必一套，尧ㆍ舜ㆍ汤ㆍ武，气象悬殊，恐不可以词气之遒逸，议论之顿挫，便谓战国之馀习也。壁立千仞，以其气象之峻截也，剪出彩花，以其光辉之有迹也。然此等议论，苟非亲炙之人，不当妄有评品也。

或谓学之则无可依据而用力，或谓读而后始知王道之易行，先儒之论，各有抵牾，何欤？始置博士，昉于何代？请为学科，出自何人？高宗手书屏风，可谓之笃好？希宪号称孟子，可谓之善学欤？钱唐以死直谏，而先有节文之撰修，温公起疑成书，而又有□言之诋讥，皆可历指详言欤？〈此下缺〉

学之无可依据者，以其英气发越，不见践履之工也。读而始知王道者，以其所言平易，不似权谋之说也。始置博士者，臣按汉文帝时，始置传记博士，与《论语》并列，而尚隶儒家，至梁ㆍ隋之际，始进经类，时代固可考也。请为学科者，臣按赵岐ㆍ陆善经注解之作，肇于炎汉，而自是诸经通义，得引《孟子》以明事谓之博文，则立科之论，当在是后也。高宗之手书屏风，臣以为宋帝御屏之书，有契乎义利之辨王霸之分，而说而不绎，不足多也。希宪之号称孟子，臣以为廉善甫虽有魁伟之姿，元世祖之号称孟子，不过一时之奖诩，此不足述也。钱唐之以死直谏，臣以为《孟子》草芥之说，盖本于‘抚我虐我’之文，亦以为儆戒时君而发也。然词气太激，终欠于敦厚劝忠之义，则高皇之直射祠版，钱唐之开腹受矢，臣不敢容喙于其间也。温公之起疑成书，臣以为司马光《疑孟》十一篇，盖疑七篇之文，非孟子自著也。然建安余允文又作《尊孟辩》七卷，其中李泰伯《常语》ㆍ郑厚叔《折衷》ㆍ王充《论衡》之刺孟语，及苏东坡《论语说》中与孟异者，皆辨之极详，此为遵圣之正义，臣以是为归也。

自汉以来，已与《论语》ㆍ《庸》ㆍ《学》，并列于经，或以为兼经，或以为小经，〈《庸》ㆍ《学》不入小经，当更考〉学者知尊信矣。曁乎程ㆍ朱，为之句分章析，明其指归，遵是路而溯洙泗者，庶乎无沿洄断港之患。奈之何此书愈明，斯文愈晦，良知之学，传法于告子，涂听之说，太半是乡愿？〈此下缺〉今欲使真知立言之旨，见诸行事之间，为居安宅行正路之阶梯，则其道何由？

上节删○噫！圣远言湮，薰声俱歇，而其或有一斑之可窥者，唯圣经耳。自夫《七书大全》之单行独擅，生斯世者，童习白粉，不出乎五十册圈套之中，一点半画，认为天造，只字片句，看作铁案，自锁灵明，不敢思议，先儒注疏，已成奇僻，后儒辩驳，咸归乱贼。不唯是也。三年大比，其所荐拔于明经之科者，诚何人哉？土书传习，作为家计，淫话标签，号称醒令，混沌未凿，哇吹徒聒，臣未知朝廷之上，得此人何所补，失此人何所减耶。至于异端之害，后来唯老ㆍ佛为首。然我国本无道教，惟佛教盛于罗ㆍ丽，遗毒馀烈，至今未泯，宏宫邃宇，盘据名山，梵书贝文，充塞栋宇，庐居火书之令，已矣莫闻，而诸陵守护之寺，诸宫发愿之堂，在在相望，出出愈新。此臣所以中夜愤痛，不能无疑于大圣人操道之柄，或不能坚确无移也。抑将以为祸福多门，姑存疑以侥幸，如汉武帝羇縻方士，冀遇其真之为也。《诗》云：“岂弟君子，求福不回。”殿下圣学高明，度越千古，岂不知祸福之原本，而眩惑若是哉？今欲读孟子之书，而阐孟子之道，则亦不外乎明圣经以卫正学，熄异端以绝邪志。然臣尝思之，圣经之不明，由不专也，异端之不熄，由不明也。盖蒙瞍精于耳，聋聩精于目，以其志一而力会也。故箕裘代袭，轮舆世传，斯汉氏所以责之以专门也。何况理有所不明，语有所不详，而禁民勿效，民志愈惑？诚使愚夫愚妇皆知释迦ㆍ观音之为悖妄，轮回ㆍ因果之为幻诞，则虽日挞而求其弃亲绝嗜，髠而拜牛豕，将不从也。今宜丕降明命，创置五经博士，搜罗古今经说，会通而辩明之，其馀经传，各立学科，以责专治之效，另立一科，专治辟佛之法，辩说明核，议论剀切者，置之高第，采其精粹，裒成一帙，刊布八方，使各开其蔀惑，克反正轨，则邹孟氏平生苦心，得以展布于后世，而其于阐扬大道，蔑以加矣。〈下节删〉

文体策_{己酉十一月，亲试}

王若曰，文有一代之体，而与世道相污隆，谈其文，可以论其世也。

臣对曰，臣陶铸中一物耳。于圣人之教，未尝不拳拳服膺，无所不悦，冀以答菁莪乐育之念，而独于文词导率之方，不能无小人之疑。盖尝求其说而不得，此其故何也？诚以殿下圣学崇明，经术ㆍ文章，迈越千古，即帝王家无论，虽穷而在下者，鲜有能几及其阃阈，宜其鉴别峻截，取舍严核，诐辞诡言，莫能遁藏于日月之明。而窃观其所为奖诩而甄别者，则顾乃含垢纳污，不择精粗，有若真个悦豫，无甚高论者然。臣固知大圣人教育之术，优游不迫，姑且涵容，以徐伸其道也。虽然，臣窃以为世道如江河之推移，一开其道，愈往愈下，涓涓不塞，终至怀襄，不如及今湮绝疏通大道之犹可容力也。传曰：“惟仁者，为能恶人。”奚特用人为然？以殿下之文章，独不能恶近世之文体耶？阳舒阴惨，化权在手，殿下何惮而不为也？臣以为天地间大文章，莫如物态人情，善观乎物态人情之变，则文体之变，可得而言也。何则？臣尝观物态矣。甲者坼，蛰者蠢，蕴隆者舒散，郁伏者风扬，芸芸濈濈，千态万状，而求其故则总不外冷煖二情。臣尝观人情矣。廉者顽，恬者欲，柔懦者鸷发，淡泊者热沸，纷纷穰穰，千态万状，而求其故则总不外利害两端。资于物态，发于人情，顾文体奚独不然？醇者醨，朴者斲，平易者奇诡，敦实者浅薄，典雅者鄙俚，舒缓者促急，形形色色，千变万化，而求其故则不出于得失二字。夫冷焉则物不趋之，害焉则人不向之，失焉则文体可得而变也。欲汤之沧，百人飏之无益，莫如去薪而绝火，苟使诐诡之文，不见售于大圣人之世，则齐变而鲁，鲁变而道，特转移间事耳。昔董仲舒有言曰：“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然后统纪一法度明，而民知所从。”臣抱玆耿耿，思欲一陈者久矣。今殿下之问及此，十行谆谆，莫非回世道辟文风之要旨，则臣所为小人之疑者，可得而释然，而一斑之见，可得而披沥也。臣请略近规遵圣言以陈之。〈第二节删〉

周道降而策士纵横，汉业弘而西京《尔雅》，之文之体，孰使之然欤？二陆回映之词，珠流璧合，六朝绮丽之唱，鸟过花飘，世乱则同，而文体之异，何欤？长江秋注，千里一道，而不能回既倒之澜，轻缣素练，窘于边幅，而不害为明时之辅，抑亦文体之得失，不关世道之盛衰欤？欲革浮华而〈大诰〉是作，黜去险怪而学体丕变，牖俗之方，本不在于言语，而正趋之要，亶不外于取舍欤？俚之而有宫体ㆍ俳体之讥，诡之而有时学ㆍ时文之诮，是将气格之随人，而莫之可矫欤？无或奖进之失宜，而转而成习欤？〈此下缺〉

臣对曰，周德衰而纵横起，汉治崇而《尔雅》作。噫！气节相尚，词命为能，则战国文章，犹有可取，禨祥是信，傅会成风，则西京学术，诚一弊俗，臣以为导不以正，反不如任之之为愈也。机ㆍ云得珠璧之赞，齐ㆍ陈贻绮丽之讥。噫！藻绘之巧，实是权舆，则朗月重岩，岂非晋史之溢誉？靡曼之病，自有源委，则飞花过鸟，适是欧公之尚论。臣以为二者无优劣之别矣。昌黎莫挽于狂澜，曲江只饰于边幅。噫！南窜西征，文权不归，则〈进学〉训士，竟属空言，炳几逆诈，蔚有见识，则文人相斥，何足准信？臣以为执迹而论，俱不必厌薄矣。宇文能作〈大诰〉，欧阳一变学体。噫！回淳反朴，自非后世之能及，黜险取易，不过一时之成效，臣以为其功不足多也。至若简文徐摛之好为宫体，建安诸子之创立俳体，金陵小儒之别作时体，或出于淫巧细技，或由于执拗病国，臣以为俱不足屑屑论也。

近来文风渐变，其所谓操觚之士，不本乎六艺之文，埋头用心，反在于稗家小品，发而为诗文，骈俪之作，笔未落地，气已索然，譬如昏睡之人，时作谵呓，自以为极其巧透其妙，而不成葫芦之画，殆同迷藏之戏，用之乡党，而反不如学究陈言，用之朝廷，而无以行大小词命。予为是闷，每对筵臣，未尝不以变文体之说，反复申戒，而听我藐藐，成效漠然。如欲一洗啁啾之陋，咸归醇正之域，以成一代之体，俾新八方之观，其道何由？

〈一节删〉○稗家小品之弊，大小词命之作，臣于平日，窃有所慨然者，玆不敢隐也。臣以为彗ㆍ孛ㆍ虹ㆍ霾，谓之天灾，旱ㆍ涝ㆍ崩ㆍ渴，谓之地灾，稗官杂书，是人灾之大者也。淫词丑话，骀荡人之心灵，邪情魅迹，迷惑人之智识，荒诞怪诡之谈，以骋人之骄气，靡曼破碎之章，以消人之壮气，子弟业此而笆篱经史之工，宰相业此而弁髦庙堂之事，妇女业此而织纴组𬘓之功遂废矣。天地间灾害，孰甚于此？臣谓始自今，国中所行，悉聚而焚之，燕市贸来者，断以重律，则庶乎邪说少熄，而文体一振矣。噫！词命之用骈俪，非古也。虽然，事大交邻，已成式例，今不可猝变。但臣窃观唐ㆍ宋间俪文，平仄相间，一如律诗之法，至我朝，近日亦有此体，湖堂月课，或有以此应者，谓之律表，其实中国俪文，无古无今，本来如此，不拘平仄者，惟我东有之，此亦僻陋之一端。臣尝观燕京贺表ㆍ贺笺等文字，一一皆然，我国表笺之见笑于彼人必矣。不亦可耻之甚乎？臣谓始自今，此等文字，一以律表为式，而国中所用颁教ㆍ颁赦等文，亦用此法，则亦为正讹之一端矣。○呜呼！文风之不雅，莫我东若也，文体之日丧，莫近日若也。天运循环，无往不复，乃殿下惕然思惧，思所以一变其道，此正杜邪迳启正路之会也。苟殿下欲之，何患乎文体之不变也？虽然，君子主张世道，所以行之者劝惩，劝惩之要，惟在取舍之权。昔洪武间高皇帝诏正文体，若曰：“惟务直述，不尚文藻。”其后又有正文体之议，杨元祥ㆍ李廷机等，具有献议，若曰：“明示天下以所取舍，使人望表而趋。”噫！锦绣ㆍ珠玉之美，苟人主之严禁，而衣之者见弃，佩之者抵辟，则必将相率而毁弃之。矧虚文假饰，本非作者之所乐为哉？夫周鼎ㆍ商彝之器贵于庭，则淫巧之工弃矣，黄锺ㆍ大吕之音作于堂，则倡优之乐废矣。诚能本之以礼乐，齐之以取舍，使一世之文，明白如日月，正大如山岳，浑乎如大圭，冲乎如大羹ㆍ玄酒，而其和平雅畅，如奏韶ㆍ濩于清庙明堂之上，则彼决裂零琐，若击湿鼓叩腐木，罗萤燐列饾饤者，皆将不期灭而自灭矣。臣以为始自今，凡于馆阁应制ㆍ黉庠试艺之文，莫不以是为准，严其取舍，而场屋文字，不拘定式，杂试各体，则曩所谓业散文者，亦将霞蔚而鹊起矣。何患乎文体之不变也？

抑臣未敢知殿下之所尝反复申戒者谁欤，其听之藐藐而使成效漠然者谁欤？自古帝王之图大事成大功者，未尝无一二良辅以左右之也。尧非夔，无以作〈大章〉，武王非太公，无以治军旅，高帝非叔孙，无以起朝仪，唐非陆贽，宋非欧阳修，无以知贡举变文体也。今人才虽曰杳然，历数殿下之廷，亦岂无尧一夔也？是说也，臣诚为殿下诵之。臣谨对。

人才策

王若曰，人才之难，自昔已然，而况于兼人之才乎？今有一人之身，而文学也钱谷也甲兵也，无试而不可，则又不特兼人之才而已。是岂理也欤？

臣对曰，臣窃伏睹殿下之廷，育才之政疏，而用人则广，拣才之法粗，而责人则博，妄窃以为殿下之心，亦未尝以人才为忧，及此时平世泰，惟以充位备员而已。今十行圣策，谆谆恳至，而其大意摠归两端，曰‘众务之不可兼责也’，‘杂歧之不可偏废也’。臣奉读以还，感戢钦叹，有以知大圣人隐忧深虑，未尝不耿耿宵旰，而因循至今，将不得已也。虽然，臣敢近取诸身，援以为譬，则是其两端者，顾殿下又不得不任其责焉耳。何者？人禀天地之精，其形躯所须，顾何难兼摠众务，妙用不穷？而五官之司，六藏之用，顾皆专而不总，泥而不通，耳不能司明，目不能司聪，手不能蹈，足不能握，肝不能消食，胃不能藏血，此其故何哉？诚以精专于一，力分于两，举斯加彼，未免有龃龉之患耳。然顾是百体之用，又皆有培养之移，习用之迁，而善恶以分，闻正言听正音，耳司之养善也，而淫哇之词，郑ㆍ卫之声，汨之则移，视正事观正色，目司之习善也，而邪僻之书，淫巧之技，眩之则迁，类皆然矣。而是又非外来者，袭而夺之也。人之所以运用此百体者，以有灵明不昧者，主宰而翕张之。臣愚死罪，窃以为殿下之于兆民，犹夫灵宰之于百体，臣请得以取譬于前者，一一勘合可乎？文不能炼戎，武不能敦礼，五司之不相通也，而殿下之官方淆杂，迁转无常，则人才之兼责众务如是。教之以礼乐，风之以孝廉，百体之习以正也，而殿下之导率失宜，躁竞成俗，则人才之不能培养如是。搜罗遗逸，各奏厥功，五官之不可废也，而殿下之举用不遍，才杰沈屈，则人才之未免偏弃如是。岂不惜哉？主张人才，随意所使，神权化欛，以时翕张者，顾殿下是已，则臣所谓不得不任其咎者，诚切至也。今殿下惕然自省，有玆下询，臣敢不披沥而对扬之乎？

皋作士而夔典乐，夷掌礼而稷播种，皋非不讲于礼，稷非专眛于乐，特以优于彼而逊于此，舍其短而取其长也。假使夷摠士师，稷兼乐正，后世岂以舜为知人，而夷与稷为礼让也？汉ㆍ唐以来，用人之法，无复先王之制，而观于史氏所载，槩亦终世而止于一官者多，设官分职之义，犹有不泯者矣。夫何国家近俗，一切反是？既通铨部而又长风宪，朝管太农而暮窥本兵，司寇ㆍ春官，视若例带，筹司ㆍ水部，便作轮窠，据文苑而傍听戎务，极清华而历按雄藩，兼衔或过八九，滥竽不止一二。是岂祖宗朝慎惜之意，而器安得不溢，事安得不偾也？

〈一节删〉○臣窃尝以为古昔帝王之所以设官分职，不特为士大夫侈其践华其衔而已尔。噫！铨地所以举用贤才，而其任之也，不曰‘某人有鉴识秉公心’，而曰‘某人曾经某官，其资历足任也’。宪职所以纠正弹压，而其任之也，不曰‘某人有风裁轻强圉’，而曰‘某人今陞某品，其物望足任也’。至若太农数迁，而岁入之几何多，经费之几何少，有司莫得以知之也，本兵递授，而戎务之孰可先，武弁之孰可用，宰相莫得以记之也。决讼于前尹，而翻案于后尹，则司寇之数迁，而狱讼多冤也。定式于昔日，而昧例于今日，则春官之递授，而仪轨莫征也。筹司例兼也，庙堂之谟不张，水部暂历也，山泽之利不兴。据文苑而理戎务者，岂皆是禁中颇ㆍ牧，极清华而按雄藩者，岂尽合出入将相乎？提举或兼八九，则胥吏ㆍ簿书，谨署之而已矣。滥竽不止一二，则士偶ㆍ痴聋，备位焉而已矣。用人如此，才安得不难，国安得不误乎？臣窃尝观朝野所记，昔在盛时，朋比不痼，习俗未坏，有言‘某贤人入铨地，世道之幸也’，有言‘某奸人入台地，世道之忧也’。噫，此盛时也！苟如今也，某贤人入铨地，安能补世道，某奸人入台地，又安能败世道也？臣故知祖宗朝用人之法，必不如是也。噫！专治之工蔑而肄习不精，久任之法废而绩用不成，如是也。故我国之士大夫，卑敭清显，崇都权要，而漫不知何事者，滔滔皆是，惟吏胥之法，既专且久，体例娴习，举行练熟，则虽刚明干识之士，不能不就问焉。故权力既重，奸伪日滋，世称吏胥之国者，诚以是也。今宜稍变官制，内而小司卑官，汰冗置一，使之专治，文武长官，亦各选委一人，久任责成，外而监司守令，亦择其有声绩者，宽其瓜限，则人才不乏，而民蒙其利矣。

是故用之虽若不偏，取之每患太溢，荫武也，庶流也，委巷之卑微也，草野之疏逖也，怀宝掩珍，黄馘枯项，曾不一展其所抱也。天之生才，岂其然乎？推是以往，则相水土之宜，占旱涝之效，不惰其四肢，不畏乎凶年者，老农其智也。辨山泽之利，审贵贱之机，默运于千里，奋发于鸷鸟者，商贾其勇也。依龟揲蓍，坐于都市，则贤者之自托卜筮也。济札交神，列于《周礼》，则圣人之不废医巫也。至于僧尼之流，实为异端之最，而戒行之苦，人或难及，向善之心，彼亦同得。用适其处，物岂终弃？

臣以为臣科目中人，殿下之所举而用之者也。虽然，臣窃自量度，固空空如也。以之临民制治，曾荫路末官之不如也，以之练戎挽强，曾编伍小卒之不如也。贱流之才学绝伦，草野之行谊超等，其不可与臣同日而论者，又蔚然也。臣所为凌轶而自负者，不过曰科目出身四字而已。此何理也？夫科举之制，昉于隋炀，盛于唐ㆍ宋，而极于大明。世主固以是为周氏宾德行，汉家策贤良之遗意，而行此之制，坚如金石，后之论者，犹恐其制之不立而法之不密也。然以臣观之，自隋ㆍ唐以来，人才日丧，礼教日崩，天下日入于坏乱而莫之救者，非异道也。谛观其制，实始于汉灵鸿都之事，后主不省，遂以是为经国之大猷，欲轶周ㆍ汉而并驾。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其鸿都诸生之事，蔡伯喈固已论之矣。有志世道者，宁不掩卷太息于斯也？噫！以此发身者，朝廷举而用之，不以此发身者，朝廷弃而委之，抑何故也？山林遗逸之无碍于铨曹台阁，昉于宣庙以后，而一出世路，嗤骂随之，故率皆逊避不安，终无实效。今宜令科甲之外，别开登崇之路，荫官之以廉干著名者，稍陞宰列，参闻庙谟，乡举道荐之士，各其本道大邑，别置训导ㆍ丞佐等官员，如国初遗制，随窠补代，以佐守令，考其仕绩，入授京官，则才略不屈而遗逸稍振矣。至于武弁之路，虽未尽历敭清华，亦足以展布志业，今必变革也。庶流之枳塞，考诸史册，绝无凭据，臣尝观宋人之世类，韩琦之母，青州之婢也，范仲淹随母改嫁，冒其继父之姓，及为翰林，表请复姓，邵康节昆弟三人，各一其姓。若使有宋之法，亦如吾东之俗，则韩ㆍ范之勋劳事业，卒无所施，而邵氏经世之学，亦不得与于斯文矣。官方之及时变通，诚未可已也。至如闾巷卑微之伦，西北沈屈之士，亦宜别讲便宜之策，各启振发之路，使朝廷之内，立贤无方，则我殿下建极之治，庶可以徯志也。

臣又思之，伊尹起于畎亩而汤用以王，范蠡长于商贾而越用以霸，农商之贱，固未尝无经世之士也。昔严君平逃于卜筮，蒯彻逃于巫，世所称贤者而避世，义士而污身者，以臣观之，天汉牛ㆍ女之说，作为荒诞，以诳愚俗，君平固非好人，相背利害之说，劝人叛逆，忠义扫地，蒯生亦非吉人。至如僧尼之属，自古以来，符咒惑众，伤风败俗者，辄起此流。至我国朝，壬癸之乱，称西山法师者，谓能噀水救火，呼风唤雨，臣谓此等邪术，皆藉魔力，假立奇门ㆍ遁甲等名目，以惊愚俗，明理者烛之，了无神奇，西山之术，亦不外是。如此之类，朝家一或崇奖，则百姓靡然，易惑难晓，惟当严辞斥绝，大辟昏蒙，乃殿下以为‘戒行之苦，人或难及，向善之心，彼亦同得。用适其处，物岂终弃’，臣窃不胜其慨惜之至。恭惟我殿下御极之初，即令驱出巫觋，拒绝僧尼，式至今日，尚不许混入城𬮱，此帝王之盛德，史策之光辉也。诚能守之勿挠，慎终如始，则国家之福也。至如医药之技，固尝列之于〈周官〉，济夭疗疾，寿民保生，是固吾人之切务，国家之大政，近世此法，绝无师承，无耻贱徒，捏造方文，不识病源，不辨药性，妄行疗治，十杀七八，非细忧也。噫！察脏腑ㆍ脉络之隐理，分温凉ㆍ补泻之妙用，虽明达ㆍ博识ㆍ精思ㆍ密察之士，犹不能以毕穷，今之医者，率皆鱼鲁莫分，椎卤无识，文不足以通书牍，识不足以数一二，遽以生杀人之大权，付之此辈可乎？臣谓别讲矫救之策，旁求正经之书，使明达之士，合同肄习，以祝宝筹，以寿民生，臣之愿也。

大抵王者用人，如天地之遂万品，林林葱葱，俾各得所，其覆也无偏，其载也无私，以至齐七政熙庶绩。自今观之，偏欤不偏欤？私欤不私欤？用人之道，若是偏且私，而国其能为国乎？诚欲法虞命官，效周立政，量才授职，专任责功，京而庶类各歧，乡而抱才草野者，咸与陶铸，永贻悠久之谟，子大夫细陈矫救之策。

今此圣问，深以偏私为戒，此奉三无私建五皇极之圣德至意也。虽然，朋党未祛，则殿下之志，必不能遂也。臣尝以朋党之祸，比之飮食之讼。何者？今有宴集于此，十人共一盘，不以礼让，惟以贪争，则必有讼焉。其讼也，必不曰‘尔食多于我，尔飮数于我’也。必将曰：“长幼不齿，尔胡无礼？放饭流歠，尔胡不敬？”即其修饰之谈，不为无据，而考其缘故，盖唯飮食焉而已。朋党亦然。其讼也，必不曰‘尔爵尊于我，尔禄丰于我’也。必将曰：“负君误国，尔胡不忠？党逆循私，尔胡不顺？”即其修饰之谈，不为无据，而考其缘故，盖惟爵禄焉而已。噫！争之判，力也。力之不足，援至焉。援之至，党也。故爱党之心，出于望援，望援之心，出于合力，合力之心，出于争食。由是观之，朋党之所由发，亦孔之丑也。今殿下惕然自警，思以荡平之政，一洗偏党之习，而臣愚死罪，窃以为日月之明，犹有所未烛于朋党圈套之外者。何则？西北之民，闾巷之贱，未尝有党比之罪，而犹不能举论于荡平之政，臣所谓有所未烛者，此也。今若益加恢张，痛革偏私，则人才始可以毕举，而国家之幸，莫大于是也。〈下一节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