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野获编/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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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

中书考察

大计六年一举，定于弘治末年，其典最重。五品以下，俱听考察。内惟翰林学士得免考，以示优异。已而讲读学士，亦请如例，遂并免之。其坊局等官虽贵，则照各官同听吏部处分矣。至于内阁书办，即今制诰两房中书官，宪宗朝，命本院学士，会同阁臣，与讲读以下等官考察，不许吏部干预，皆所以重文学侍从之体，非他官得比。然嘉靖以来，仍从吏部都察院为政矣。至于文华、武英两殿中书办事等官，以及御用监各项匠官，例皆先期乞恩免考，盖又以他途，摈之功令之外，非特恩也。又太医院及钦天监，以方技亦如之，迨其后也。太医与两殿中书，仍入计典。惟钦天监则至今犹然，不考察，不丁忧，不告老云。

辛亥两察之争

嘉靖三十年辛亥，当大计京察。是年正月，锦衣卫经历沈炼抗疏纠首辅严嵩，其词甚峻。嵩力辨，谓炼作县败官调简，今知京察必处，以故建言祈免黜幽。上怒，捕炼逮治，斥口外保安州为民。计竣，吏科都给事张秉壶又纠吏部尚书夏邦谟不职，得旨致仕。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当大计京官。先一年冬，御史金明时劾吏部侍郎学士王图，其词亦峻，图疏辨未奉处分。至次年二月临考察日，掌河南道御史张京兆具密启于吏部尚书孙丕扬，谓明时前疏要挟免察。丕扬阅之震怒，即闻之上，令闲住。明时辨疏犯御名下一字，上亦大怒，发刑部赎罪为编民。于是刑部主事秦聚奎首攻太宰，台省继之。丕扬辨其激，而攻者不已，不一年亦请致仕。从来司察冢卿，未有被弹射如此者。且指白简为挟免，亦惟此两辛亥。恰好六十年，岂运数使然耶？

大计纠内阁

六年京官大计，吏部都察院主之。及事毕，纠拾大僚，属科道为政。而阁臣票拟去留，或下部院覆议罪状当否，以听上裁。则太宰、御史大夫与内阁辅臣，是三官者俱主持大计之人，向未有纠及之者。自穆宗登极考察，而高新郑为言路所憎，聚攻不去。乃至南给事中岑用宾、御史吕校，以大僚纠及之，识者咸谓非体。而时情正侧目新郑，方以此举为快心，无有救正之者。以故己巳再出当国秉钧，恣情黜陟，亦尔时激之使然。又三年而高被逐，江陵专政，则内外大计，一出其手定，部院不过一承行吏书矣。每年初冬朝审罪犯，俱太宰主笔，相仍已久。至庚午秋复当审时，高以首揆兼掌吏部，则事体非旧例可比，谓宜遣他尚书代行，而高奋然自请往谳，所释放最多，较他年加数倍。而王金等，以先帝升遐，误用方药，坐大逆重避者，亦改遣戍。盖欲坐前任首揆徐华亭，以诬罔先帝大不道也。卒之穆宗允其请，而往事终不究，则高此一行徒伤相体耳。后万历戊戌年朝审，太宰偶缺，旨下以户部尚书杨俊民主笔。甲辰年亦缺太宰，又以户部尚书赵世卿主笔，斯得之矣。

己亥大计纠拾

己亥大计，最为平恕。惟董太史思白（其昌）以私隙，为朱考功石门（敬循）所中外转，似未服人。至于南京纠拾大僚，则可异矣。如右都御史沈继山（思孝）、吏部右侍郎杨复所（起元）、兵部左侍郎许敬庵（孚远），皆一时人望，尽入网中。远近骇愕，莫知其故。冯巨区祭酒谓馀曰：“此非纠劾疏，乃荐举疏也。”时祝石林（世禄）为南吏科，以一人掌六科印，遂有此举。至次察乙巳，祝亦不免。前三公者虽被指摘，终无丝毫之玷，而祝遂不振。

乙巳两察之异

今上乙巳大计，疏上不下，久之中旨批出，特留降调科道官数人。盖首揆沈四明专庇给事钱梦皋、御史张似渠辈，因并诸言官留之时以为异事，群起争之，而不知前乙巳之更异也。嘉靖二十四年春，京察疏上，内不谨主事周玉等，并御史谢瑜，命照贪酷例为民。浮躁主事朱执中，革职闲住。盖于部议加重焉。即而吏科河南道拾遗，则中允郭希颜、光禄少卿谈相，俱在斥罢之列，独得旨留用。其后二人俱受极刑，亦在世宗朝，更异矣。惟兵部侍郎张汉在劾中，上独命锦衣官校扭解来京，盖汉先在部，欲令总督大臣，得斩将以行军法，上黎之未发。至是见疏触怒，故及祸。比逮至，以刑部谳迟，改镇抚司刑拷，竟发镇西卫充军。皆从来未有之事也。及两京察事俱竣，御史桂荣又申救先任南御史、今升常州知府符验执法爱民，而南考功郎薛应旗为常州人，以私怨报复，致之降调，乞复原职。上命符验仍谪，而调应旗于外。在桂荣计后论救，非故事也，上竟不问。盖前乙巳，世宗总揽大权，或轻或重，俱出独断。后乙巳，则考选久废，科道晨星，首揆欲市恩言官，破格留用，要皆典故所不载也。

后乙巳南察时，给事中储纯臣署吏科，本在事主计人也，亦以不及降调。察疏发后，尚在署草拾遗疏，有相知者告之，始杜门，亦奇事也。又前六年己亥主计，南吏科祝世禄已升宝卿，亦以察谪，中外称快。

铨郎索顶首

吏部郎以货取者，莫甚于嘉靖季年。吾乡项刑部治元，以万三千金得之于严氏，严败亦逮至，瘐死于狱，自是此风顿衰。然至今上辛卯、壬辰间，犹有陋规可笑，凡先入者将引疾，必荐一人自代，例以五六百金为谢，至馀姚吕允昌，有催讨之谤。癸巳入大计，始相戒禁止。至于每省一人转正郎时，必以疾请，待新者将满求归，始再出管选。此旧规也。自甲午后，蒋兰居（时馨）以尚宝改授，竟掌选权，为白简所逐，而铨体大敝。梅大庾（守峻）继之，以户部郎中改入管选，亦被论去，朱石门（敬循）以礼部郎中改入，亦掌选得升太常寺少卿，皆变体也。自是而后，皆以主事入，亦无直至选郎者矣。

嘉靖间每省凡三人，一在京，一在家，一在途，徒以热官享趋附费供应耳。今定为二人，里居与现任，皆新旧兼用。

都给事升转

六科都给事升转，惟吏科多升京堂，馀则一内一外，如庠士之挨贡，不敢撺越。内则四品京堂，外则三品参政，盖外转以正七得从三，亦仕宦之殊荣，而人多厌薄之。因有“官升七级，势减万分”之语。后复为劳升、功升、闰升三说：劳如使琉球之类，功如边功督工程之类，闰升则吏科管察，及耆旧起用之类。人始以意为迁就，而避外者多因之得计。至癸丑年因争熊之罔（廷弼）学差一事，波及礼科都周永春，不当内推，台中汤质齐（兆京）起攻太宰。太宰举一内一外旧规为言，又驳之谓非典制，说久不定。因得旨命六科会议，言人人殊，而谓科臣但当内擢，其最不肖者间出一二人于外，则众口如一。盖以琐垣得藩臬，如郡邑之劣转王官也，此又不知出何典故矣。上久格行取，言路寥寥，其中者，俱积资岁久。视京卿若冷局，恋禁闼如凤池。此时周都谏亦不富得外，特汤欲逐太宰，误引之耳。时方视外转为御魑魅，投虎豹，不觉争先护周。至于会议出，而年例遂因之不举矣，恐祖制终难高阁也。

五贤附察

丁丑冬江陵夺情，两京大小九卿，各有公本保留，乃至御史则曾士楚为首，给事则陈三谟为首，合词请留。时惟词林吴赵救正之，廷杭州六十为民。比部艾沈继之，杖八十。最后进士邹则语益加厉，杖一百，与二比部同遣戍。至辛巳京察，复别缀本末，欲永锢之，夫已氓已戍，宁须更丽考功法？弇州《首辅传》中姗笑之，谓江陵繁识人，而瞀乱若此，知其不久矣。此实至言，但谓将五君子入庚辰外计中，则实不然。当时弇州目睹其事，而谬误乃尔，信乎纪述之难也。

考察留用

六年京察，典制最重。其以不及、浮躁处者，系绩增事例，降一级调外，以曲全人材。其后拔擢，不妨致们公辅。然当其时即留用，仍故职供事者，在先朝有之，久不经见矣。乙巳大计，主察者为署部少宰杨正庵（时乔）、左都御史温一齐（纯）为政，疏上旨出，切责当事者不公，而留台当谪者数人，其所注意则仅钱给事，及御史张似渠等三四人而已。举朝相视不敢发。而听补郎中刘楚磐（元珍）、主事庞尧封（时雍）特疏纠沈四明破坏典制，庇奸欺君诸不法，俱得旨谴罢。最后浙人贺吏部道星（灿然）继上清平之疏，请亟下考察降谪诸臣，以完大典，亟罢主察徇私之臣，以明公道。徇私则指温三原也，贺故与四明厚善，故斥温之私，以著沈之公。时四明在告不入阁，得旨贺亦罢为编氓。是年温去位，次年四明与商邱亦同罢相。

沈四明与温三原不相下，已非一日，然外犹示羁縻。以故甲辰年，温考二品六年满，故事，止当得太子少保，沈特为请加太子太保以悦之，几忘隙修好。未几管察，尽处其腹心，由是嫌猜愈深，不可解矣。其年七月，三原得致仕去，四明遂滋，不为物情所附云。

考察留用

今上乙巳大计，疏上，旨下留科道数人，一时大骇，以为创见。然嘉靖十八年己亥，考功郎中赵汝濂主内察，欲斥主事赵文华。时太宰许赞力持不可，谓此权门私人，疏一上必为衙门累，汝濂原以身当之。及和旨，文华果留。又工部属魏姓者，为堂官尚书周叙所憎，被斥，汝濂不许，而不能夺。比科道拾遗疏上，独留之。赵后官至少保尚书，魏王都御史。然赵故严分宜客，是时严仅为大宗伯，而威焰已能钳结上下如此。至于前嘉靖丁亥，兵部侍郎张璁，疏留考察浮躁原任吏部郎中彭泽，则已降两淮运副，仍守故官，寻升右谕德，万为异矣。

赵汝濂、云南之太和人，初以壬辰科庶吉士，授吏部考功主事，居吏部五年而管大计。故事，铨郎无竟授者，汝濂得是官，即迁正郎，升南尚宝卿，以至副都御史协院。至嘉靖三十年辛亥，亦以大计自陈调外，则相嵩久在首揆，而赵文华亦登贰卿久矣。文华留用事，实录失载。又嘉靖六年丁亥大计，御史叶忠被察，上特命留用，寻升大理寺丞。其事与赵文华、彭泽同时，而史亦不书。

卑官被察仍留

巡按浙江御史左常，与参政俞士悦、佥事施信考察所属嘉兴县丞赵恭，罢软为民，恭诣阙自诉，云士悦偏听舆隶李保之谗而陷之。上下其事于巡抚浙江侍郎等官核之，果如恭言，吏部复核以闻，上命常、信二人各罚俸三月，惟士悦与李保并付按臣鞫讯治罪。盖谓其事俱起于参政之受谮，故特重其谴，且与舆台并下吏，其辱极矣。此事在正统三年。又十年而俞士悦者，已拜刑部尚书，又二年而加太子太保，又六年而去位。夫以方面大僚，纠一邑佐，已诬反坐矣，其时何颜对吏民？他日何颜掌邦禁”且至八年之久，岂一眚不足玷生平耶？今丞簿即受诬，固无敢自鸣冤抑。又鸣，且无死所矣。是时卑官昭雪者不乏人，因嘉兴为吾邑，故纪其事。

大计部院互讦

内外计典，皆吏部、都察院，主持商榷。即有未惬，亦调剂两平，未有察事既竣，部院复自相攻者。惟成化四年冬，以星变察朝臣。时南京则吏部右侍郎张纶、都察院则右佥都御史高明主其事，已奏上罢郎中潘孟时等九十六人矣，上以会官考察，各掌印官不同佥名为疑。时侍郎叶盛、都给事毛宏，以案他事在南京，遂并以属之。纶乃上言：“顷会官考察，其考退之中，若员外兰谐等三人，人材可惜；左府经历吴宣等十九人当斥？各堂上官不从臣言，而都御史高明刚愎自用，十三道御史岂无一人可斥？高明心怀不公。虽居风宪，臣柔懦不立，不能进贤退不肖，原与明俱罢。”高明亦以妨贤误事自陈，上皆不许，比叶盛、毛宏覆奏至，则云会时张纶不能对众执论，察后乃辗转烦渎；高明亦不与纶诚心商榷，以致积忿猜疑。二人俱宜逮问。纶所议留议斥，俱考察已定，恐难纷更。上是之，纶与明姑不问。按部院同管大计，事后乃争计如此，真向来未有之事。此后累朝计典，其服人与否俱不论，然俱端即休，始终无忤。直至隆庆间，掌吏部事大学士高拱、掌都察院大学士赵贞吉，以考察科道，事后相讦。今上辛亥，京察孙冢宰，与许副院事后相左，则成化已兆其端矣。

言官例转反诘

甲辰春，刑科给事中钱梦皋，推湖广参议未下，梦皋自以疏请，谓：“左右给事外转，始得副使参议。若散给事不过佥事，以处不称职者，谓之劣转。今臣特散给事耳，参议这推，胡为乎来哉？吏部以为优，臣则自揣无功；以为逐，臣又自省无罪。乞敕问该部，明数臣功过，何以充年例？”得旨留用。按科臣例转，无求免之理，更无反诘铨司故事，乃主上遂允其请，说者谓四明密揭保钱，故得留用。自是乙巳年工科锺兆斗例转，亦以论劾温中丞，因自请得留。盖锺亦四明入幕也，四维俱扫地矣。

按钱给事于癸卯冬，以妖书坐郭正域，因及次转沈鲤，故公论以此薄之，四明以此厚之。时推钱年例者，为署吏部事，户部尚书赵世卿，不先以白首揆，首揆怒其异已，遂改命侍郎杨时乔署印，赵初议假王时，意在存楚，偶与四明暗合，初非有心附权，其后为郭江夏昭雪者，因四明以波及于赵误矣。

钱给事之扫门无行，人人能唾之。然其坐郭宗伯以危法，亦自有因。府同知吴化者楚人，乃去任侍郎郭正域之乡同年也，时以听勘在京，适妖书事起，伏阙上疏，谓妖书出自新选教官阮明卿之笔。阮蜀人，又科臣钱梦皋之密戚也。钱不能甘，乃抗疏直谓妖书出于郭正域。郭为次辅衣钵门徒，而流医沈令举，为正域门下食客，相举构造此事。又因沈令誉串入达观，以助康丕扬。钱之得罪名教不待言，而胡化之诬告阮明卿，总亦犬冢一流耳。

考察胁免

自壬午以来，诸劾江陵者，多取显官去，尤而效之，争以建言自见，亦有知物议将及，先事而发者。以予所见，如乙酉年，南礼部郎马应图，论宰相权重，言官阿辅，谪为边尉去。时，太仓相公新出山，先知马疏所由，遂因论时事及之，谓年来溺谔成风，乃有市井憸邪，千人所指如马某干，亦得借建言之名，以逃考察，其词甚峻。时去大计尚年馀，至丁亥春南察，终不及马，则以马疏先被处也。至辛卯冬，礼科都给事中胡汝宁先以科场论同郡主事饶伸，为时情所薄。至是又以科场事，劾南京主试谕德陆可教，取中举人钱魁春，乃御史钱一本子，中式有私。时谓胡借以饰前疏之谬，欲免察典。及癸巳春大计，竟以不谨罢。则此疏为无益矣。至戊戌年，巡按甘肃御史许闻造论邪横大臣为侍郎张眷蒙、都御史魏允贞等，诸公皆负时望，且皆西北人。说者指为张建私人，因张去位，为之报复，且本浙人浙党，预为逃京察地也。白简纷然，攻之不遗馀力，许外谪去。己亥内计，许虽不处，而恨之惜之者尚相半。近日癸卯甲辰间，径路已分，弹击四起，出奴入主，暗避明攻。乙巳一察，遂至钦留滋议，朝端聚讼，迄今不懈。又非馀所得而知矣。

弘治癸亥京察之前，给事中吴、王盖自知有议，先事论吏部尚书马文升，马辞管察不允，卒斥二臣。而当时不以为非，察后又有疏辨者，马欲请再考，时考功郎中杨旦，执不肯从，遂依先议。是时人心尚古，无旁嚣者为之佐斗，远非今日光景也。若嘉靖辛亥正月，锦衣经历沈炼疏劾严嵩，议者亦云逃察，以此重谴。此出仇口，何足损沈直声。

赝书

史册中，如锺会作伪书以赚宝剑，及宋女奴习石介书诸事，皆意未真。乃近年如庚戌冬，有传浙江巡按御史郑环枢（继芳），寄一书于王给事宏庭（绍徽）者，云次年大计，欲处某某不下数十人，皆富平太宰心膂也。胡给事慕东（忻）持以示孙富平，其末又缀一行云：“嘉禾先生近生一子，想丈所欲闻者，并报。”嘉禾指沈继山也，盖孙、沈深仇，而俱无嗣，故作此语激之。孙阅之果大怒，即欲重处郑、王诸人，一日出以示少宰萧元圃（云举），且云此曹为谋险毒至此，非尽芟之无遗类，祸不止也。萧谛视良久，忽泚笔其上曰：“得非诈乎？”因孙老聩，故作字示之。孙出其不意，甚惊恚，已而悟，遂箧此书不出。而王之例转，萧之被劾，亦胎于此矣。郑御史京师人，曾特疏发王聚洲（元翰）之墨，故西北诸公切齿焉。胡、王二给事俱太宰同乡，胡挟榆报恩怨，王宏庭虽秦人，持议特异，故并中之。胡之伎俩，似巧实拙，幸富平耄而拙，其计乃得售。使遇英敏之人，且立败矣！

武弁王官

吏部选法，患杂流壅滞，姑创为王官，以疏通之，名曰升转，实罢斥也。此法创于成化以后，今不可改矣。惟武弁则无之，钦依守把以上，非参劾无驱逐之理。况废而复起，不可方物。近年石大司马东泉，始仿王官例，创为添注一说，凡劣考者则注焉，有官无缺。亦救时苦心，然此辈素号锡镴酒壶，非考功法所可束缚，恬不惩创。石去位而添注亦不讲矣。

一时六卿眉寿

本朝大臣享高寿者间有之，然未有聚于一时者。如华亭陆平泉（树声），以礼部尚书太子太保致仕，则嘉靖辛丑进士也，得年九十七。海丰杨梦山（巍），以右都御史致仕，则嘉靖丁未丁进士也，得年九十四。蒲圻谢松屏鹏举以右都御史致仕，则嘉靖丙辰进士也。石埭毕松坡（锵）以户部尚书致仕，则嘉靖甲辰进士也，得年九十三。俱在今上乙巳以后三数年间，其去国俱蒙优礼，及九旬俱受特使存问，身后饰终之典，尤皆崇备。若官未二品，寿止八旬以上者，又不胜纪也。盖上寿考作人之效，而圣寿无疆亦可卜矣。

杨太宰乞身时，其母夫人尚在堂，年百十四岁始告终。陆宗伯年五十九，始举乃嗣伯达少卿见其登第者十七年，又及见曾孙。谢中丞九十时，长公京兆君年七十馀，扶持左右如婴儿，尤为难遘。

文武同时各盛

嘉靖末年，孙文恪（升）为南礼部尚书，故左副都御史、赠礼部尚书、忠烈公子也，时长子鑨、次子铤俱已登进士，鑨仕至吏部尚书，铤仕至南礼部侍郎。其三子名犯今上御名，改名曰錝，继登第，仕至太仆寺卿。少子矿，登今上甲戌会元，现为南掌院右都御史。其孙如法、如游辈，以甲第为郎署，为词林者尚多。又宁远伯李成梁，从偏裨起辽左，迹功至封伯世袭，事在今上初年。今以太保奉朝请，嫡弟成材为总兵，其长子太子太保左都督如松屡为大帅，最后帅辽殁于阵，追赠少保，又荫一子为世都督同知。次子如柏，亦为辽帅，至右都督。第三子如桢，以锦衣荫，今现为管卫事都指挥使。第四子如樟，以都督同知，充贵州总兵官。幼子如梅，现为辽东副总兵官，将登坛矣。又嫡侄如梧、如槚，亦皆副总兵，一时文武各极其盛。李氏兜鍪骑士，非可比忠烈公阀阅，亦以战功迹劳至此，即唐李西平诸子所不论也。

士大夫癖性

宋时蒲宗孟好洁，至有“大小洗面”、“大小洗脚”等号。同时王介甫则蓬首垢面，苏老泉至目为衣囚卤而食犬豕。然二公皆名流，皆憎司马君实则一也。嘉靖中杨用修衣服起居穷极华洁，同时唐荆川破衲疏羹，垢敝不堪，然二公皆大儒，皆忤世宗早废则一也。盖好尚悬绝，各出禀受，何必尽同？近来士人以恶菲自处者，惟吾乡丁司空改亭（宾），家世富厚，所至爵然不淄。然居处卑陋，坐一柳木椅，挂一粗布橱，数十年不易。几榻尘秽，衫履鹑结，绝似一苦行头陀。又沈司马继山（思孝），清白之操不待言，然整鬓修容，老而弥甚，虬须铁面澡豆，不离左右，盥手日数十次不倦。即烟粉辈，未喻其洁也。两公俱以小友畜予，每见其举动，辄心折叹服。以其各有至处，非强饰也。

士大夫伟状

士人生西北者，类多长身伟貌，自昔相传，风土使然。而实不尽尔，以予所目睹，今方伯朱恒岳（燮元），则浙之山阴人，中丞王斗暝（士昌），则浙之临海人，皆昂藏八尺，腰腹十围。朱饮啖能兼十人，其重四百斤。王稍逊之，然浮白数斗不乱，曾与馀饮于马仲良所，坐人皆酒客，终席不能敌。王醒然而别，次日复会饮，王出其蟠桃杯以酌客，盖范禁帑所藏桃核锻成者。受酒升馀，与馀藏敌，以十度为率。馀初负其一，勉强尽之，已觉半醉。王连负其九，引满而起，始犹颓然。及张烛后，复劝酬如初也。王起谪籍，量移比部郎。时同舍有王居于（文迈）者，京师人，辛丑进士，粗能诗，其状最奇：长不过四尺，腹大如箕，腰背伛偻，步履蹒跚，远望之，宛然一蜘蛛也。每缀班趋省，出入必偕，观者填路。中丞喜谈笑，王居于亦善谐谑，每遇两人俯而相握手，仰而听启口，旁人无不绝倒。居于内人，颀而长，有才色，名闻都下，颇有轻薄子为俚词嘲之者。

士绅短小者，如予所识，泰和郭司马青螺（子章）、馀姚孙刑部俟居（如法）、常熟瞿都运洞观（汝稷），皆渺小丈夫，貌类侏儒。然均为一时名硕，羽仪当世，真所谓失之子羽。

又内监徐姓者，长几及丈，肥亦称之，今上呼为徐大汉，其视王中丞，不及肩也。

士大夫华整

故相江陵公，性喜华楚，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虽李固、何宴，无以过之。一时化其习，多以侈饰相尚。如徐渔浦（泰时）冏卿，时为工部郎，家故素封，每客至，必先侦其服何抒何色，然后披衣出对。两人宛然合璧，无少参错，班行艳之。近年公卿间，例遵朴素，惟协院中丞许少微（宏纲）朱紫什袭，芳馥遥闻。时年逾知命，而顾盼周旋，犹能照应数人。此公居官以廉著闻，盖性使然也，又友人金赤城（汝嘉）太守，家无儋石，貌亦甚寝，每过入室，则十步之外，香气逆鼻，冰纨雾谷，穷极奢靡。至以中金为薰笼，又为溺器。而作吏颇清白，第负乡人债数千，不能偿耳。盖八识田中，带此结习，不能铲也。又如大司空刘晋川（东星），遇冬月则御纱袍；遇暑月，则披纻袍，问之，则曰：“力不办时服也。”冏卿冯谦川（渠）束带时，缺其二三胯，同寅皆笑之，恬不为怪。此则似出有意矣。

江陵时，岭南仕宦有媚事之者，制寿幛贺轴，俱织成青罽为地，朱罽为寿字，以天鹅绒为之。当时以为怪，今则寻常甚矣。今藩府贺其按抚，将领贺其监司，俱以法锦刺绣文字，在在皆然，价亦不甚蔓，盖习以成俗也。又近年有一御史按江南，邑令辈至织成双金刻丝花鸟人物，冒之溲器之上，御史安然享之。其人江西人，自甲辰庶常出者。

二品直拜三孤

文臣至尚书，六年始得东宫三少，满九年始加太子太保腰玉。惟阁臣以辅弼之重，不拘年岁，或太宰间以六年得之，他曹不得比也。近惟长垣李霖寰大司马，以播功从忧中峻回少保，虽边功优异，然他人以十二年得者，李在田间得之，其故官又仅右都御史也。且三孤必带宫衔，而李竟无兼官，直至一品考满，进少傅，始兼东宫太傅。盖自盖靖初，张永嘉以文渊吏书得少保，无兼官，今始再见于长垣。

永乐二十二年，仁宗即位，加大学士杨士奇少保。李东阳、谢迁俱以尚书直拜少傅，时弘治十八年。上新即位。

户部

海上市舶司

太祖初定天下，于直隶太仓州黄渡镇，设市舶司，司有提举一人、副提举二人，其属吏目二人、驿丞一人。后以海夷狡诈无常，迫近京师，或行窥伺，遂罢不设。洪武七年，又设于浙江之宁波府、广东之广州府，其体制一同太仓。其后宁波寻废，今止广州一司存耳。盖以宁波亦近畿甸，为奸民防也。按市易之制，从古有之，而宋之南渡，其利尤溥。自和好后，与金国博易，三处榷场，其岁入百馀万缗，所输北朝金缯，尚不及其半。每岁终，竟于盱眙岁币库搬取，不关朝廷。我朝书生辈，不知军国大计，动云禁绝通番，以杜寇患。不知闽广大家，正利官府之禁，为私占之地。如嘉靖臆，闽浙遭倭祸，皆起于豪右之潜通鸟夷：始不过贸易牟利耳；继而强夺其宝货，靳不与直，以故迹愤称兵。抚臣朱纨谈之详矣。今广东市舶，公家尚收其羡以助饷。若闽中海禁日严，而滨海势豪，全以通番致素封。频年闽南士大夫，亦有两种议论：福兴二府主绝，漳泉二府主通，各不相下。则何如官为之市，情法可并行也。况官名市舶，明示以华夷舟楫，俱得住泊，何得宽于广而严于闽乎？况迩年倭侵高丽，亦何曾问闽广海道也。

劝农

汉大司农，为景帝所置。盖改秦治粟都尉，而列之九卿，又别设搜粟都尉总之，重农事也。《诗·七月》篇“农夫”注疏为“农田之大夫”，郭璞云：“今之墙夫是也。”束皙《劝农赋》云：“考治民之贱职，美莫美乎劝农。”盖晋时犹重其官如此。唐时节度出镇，尚兼营田使，而租庸使则以户部尚书领之。至宋时州郡守臣，俱带劝农使。元世祖中统二年，令各路俱设劝农司，最为近古。本朝宣德初年，添设浙江杭、嘉二府属县劝农主簿。成化元年，添设山东、河南等各布政司劝农参政，及府同知通判县丞各一员。嘉靖六年，诏江南府州县治农官，不得营干别差。其重农如此。至穆宗初，大榼出领江南龙袍，遂改劝农厅为织造馆，然馀初有识时，尚见“劝农”旧扁于府署之门，今改换已久，问之人，不复晓各郡曾有此官矣。至于各大藩参政之设，久不闻铨除，然而无裁革之旨。意者并其事于粮道乎？

伪郑王世充，围困将亡时，尚遭廷臣为诸道劝农使，史所云，丞郎得为此行者，喜若登仙是也，今承平反废不设，何耶？”

洪武三年，用韩公李善长言，置司农司于河南，设卿一员、少卿一员、丞四员，主簿录事各一员。

救荒

嘉靖八年，以连岁饥荒，条议纷纷，多献义仓社会法。惟广东佥事林希元，上《救荒丛言》，言救荒有二难：曰得人难，审户难；有三便：曰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赈贷；有六急：曰垂死贫民急𬭎粥，疾病贫民急医药，病起贫民急汤米，已死贫民急葬瘗，遗弃小儿急收养，轻重系囚急宽恤：有三权：曰借官钱以粜籴，兴工作以助赈，贷牛种以通变；有六禁：曰禁侵渔，禁攘盗，禁遏籴，禁抑损，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迟缓，戒拘文，戒遣使。其纲有六：其目有二十三，皆参酌古法，体悉民情。上嘉其言，然竟不行。大抵救荒无他法，惟上官悉心经画。如甲午河南一赈，到少卿锺化民力居多，二贪令借赈自润，竟置重典，法始得行。若庚寅年给事杨文举赈江南，恣意冥行，虽以墨败，而孑遗已填沟壑矣。希元之疏，真荒政第一义，恨无人能举行耳。

司马光《救荒疏》云：“富室有蓄迹者，官给印历，听其举贷。量出利息，俟丰熟日，官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诳诱。”按此议亦荒政中良法。但行于今日，则有司先称贷于富民，以实其囊橐矣，可望涓滴及贫民哉？

金荣襄夺情

户部尚书金濂，在正统景泰间号能臣，最后为言官所聚劾，疏辨甚苦。至辨匿丧一事尤支，其言曰：“攻臣者，谓臣往福建时，母丧不临，比回又不发丧。其时以军务至重，但痛哭而行。后蒙取回，乞归不允。”夫金革之事，固少敢避，然必当奏请求放，俟上夺情，而后遵命可也。岂有闻讣漠然之理，即主上何由知其情而夺之？且宣德间，金为御史，已夺情巡方矣，其时非有金革也。盖当时士风忍薄，凡遇丧而不得夺者，谓为无能见弃，故衰绖视事，习为故常。金则丧心之尤耳，殁赠沭阳伯，谥荣襄，岂非忝窃！

陶少卿

陈大司农（蕖）主计时，国用苦乏，议开事例，以诖误失官者，得复职，其休致林下者，得晋虚衔改章服。其时亦有应例援纳数人，然皆赀郎异途，无清流肯屑意。有会稽陶兰亭（允宜）举甲戌进士，素负才名，官比部，寻外谪，以黄州府同知罢归，忽入赀如例，得改苑马少卿衔，遂服金绯，谒抚按以下官，自称少卿，置酒高会，乡人姗笑之不顾也。或以陶高才早废，借此玩世云。陈此举祗为所厚同年尚进士芾地，然尚素犯名教，公论所弃，卒不可复。而诖误一条，亦奉旨删去。

西北水田

西北开垦之说，始于元之虞集，畅于本朝邱浚，俱未见之施行。今上乙亥，徐孺东（贞明）新入省垣，首申其说，盖即所著《潞水客谈绪论》也。疏上，江陵亦以为然，方见施行。而徐以所厚同里御史傅应祯，讥切时事，牵运谪去。又十年孺东从田间起，始奉上命，以尚宝少卿兼河南道御史，奉敕专理水利，事体甚重。未匝岁，竟无绩可叙，徐亦自请归，寻卒于家。然谈者至今欢功之终于可成，惜徐未尽其用。馀观徐疏，或给牛于贫民，或责成于富室，俱窒碍未妥，惟选健卒分屯，及招南人占籍二说可用，但又欲于勾补军丁之费，转解京师，说又支矣。予以为不当官开，但当私开，又不当竟自私开；当设便利之术，不勒其必开，但诱之争先愿开。京师蛙蟹鳗虾螺蚌之属，馀幼目未经见，今腥风满市廛矣。皆浙东人牟利，堰荒迹不毛之地，潴水生育，以至蕃盛耳。水族尚尔，独不可垦辟种莳，如江南圩田之法乎？又南士入北庠，驱之如逐鸺鹠，此禁则暂弛之，下令江浙之人，能开田若干，即畀以勇爵，多者递与加级，得世有其田，不愿者俟其功大著，子孙得读书，附入黉序。定额每邑若干人以待试，但严限其额，不得滥收。则浙东之为胥吏有力者，悉先相倡，自部署其曹偶以往矣。久之土著惰民，见硗确化为良田，亦见猎而喜，不待劝诱，争占为己业矣。至子起科岁月之稍缓，履亩勾较之稍宽，是在当事者，临事时变通之矣。

今上庚子，保定抚臣王应蛟，曾以海滨屯田奏效，上疏云：“天津一路，从来斥卤，无人耕垦。臣以江浙地治之法行之，今春买牛制器，开渠筑堤，耕得五千馀亩。其莳水稻者，每亩收四五石。莳薥豆者，亦可一二石。始信斥卤可变为上腴也。天津为神京门户重镇，养兵岁饷费六万馀金，俱加派民间。若依今法垦得七千顷，可得谷二百万石，非独天津饷足，而司农亦不匮矣。且地在三坌河，海潮上溢，可以灌溉。请以防海官军，用之海滨垦地，海岁开渠筑堤，尽成良田，一面召民承佃。数年后，荒芜尽辟，军兵且屯且守，民无养兵之费，而保障益固矣。”味此疏，则北方水利，明白著效如此。推之辅南北，再推之大河南北，其风土可施耕耨皆然矣。奈何泄遝因循，不一讲究，坐视他日危困，哀哉！

徐孺东之开水利，已渐有绪。徐遽疏言：“此役必成，可省江南漕运之半。”此语闻，而畿辅士绅大怖：“是且加赋吾乡！”遂入王御史（之栋）弹章，而水田之役遂辍。王为直隶宁晋人，以故有桑梓巨害之疏。是后中原士夫，深为子孙忧，恨入心髓，牢不可破。至是汪澄源复兴此议，其不掇奇祸幸矣。敢望施行哉！孺东夸词，真足为大言偾事之戒。

西北水利

汪澄源之抚保定，既以屯田有效上闻，至壬寅之春，复上条议，陈利便。其一以水利为言，疏略曰：“臣谨按境内山川图迹，质以耳目闻见，易水可以溉金台，滹水可以溉恒山，溏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国，漳水来自邺下，西门豹常用之瀛海当诸河下流，故号河中，视江南泽国不异。至子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议督委各府佐贰一员及州县正官，并选南官中能识水利者，周循勘议，某处可筑坝建闸，某处可通渠筑堤，高则灌注，下则车汲。悉照南方开水田法，量发军民夫役，以便宜处置。计六郡之内，可成水田者，奚啻数万顷。每岁收获，可益谷千万石。畿辅从此富饶，永无旱涝之患。即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于南，取籴于北，此国家无穷之利也。”疏下部覆，奉旨允行。此其说与水田相表裹，真西北永利。未几。汪去任，此议亦格，至今无敢议及。煌煌明旨，固不及彼中旁挠之众口也。惜哉！

先是丁酉之冬，万邱泽世德，开府天津，建议兴水利，都水主事沈朝焕继之，上并下户部覆奏。世德言天津濒海荒芜地土，俱可屯粮，宜设法招集开垦；朝焕言天津南连静海，北距直沽，尽属膏腴，可以开垦。合二臣疏观之，真兵农两利之策，宜谘抚臣，开谕军民，自备工本，官给印照，俾永为己业。三年之后，方许收税，每亩输谷一斗，中等六升，下者三升，耑备津备防饷之费。奉旨即举行之。时万中丞以御倭创开暮府，止辖河间一府，故不他及。若汪中丞所辖，则畿南六府，延袤千里，无非上腴。两抚境内，合之顺天，已尽帝畿，倘并施畚锸，则军国所需，不必取给东南。明旨再三申嘱，徒付空言，盖北人滞执偏见，难以理喻如此。

河漕

先朝设海运衙门

文皇帝靖难后，初议迁都北京，以馈饷艰苦，乃于永乐五年八月，下廷臣会议海运。议已定，奏请于苏州府太仓卫，设海道都漕运使司衙户，左右运使二员，秩从二品；同知二员，秩从三品；副使四员，秩从四品；经历、照磨各首领官及吏，悉依布政司。各沿海卫所，俱属提调。奏既上，太宗如议行矣。又有言不便者，乃命再议，事遂中止。至正统七年三月，又命南京造洋船三百五十艘由海运赴蓟州诸仓。乃知海运一事，先朝未常一日不讲究。后世习于便安，不复议及。即间有建白者，多旁訾掣其肘。盖虑始甚难，小有蹉跌，罪及首事。即如向年徐尚宝（贞明）开垦西北水田，终为忌者所阻，况海运乎？

海运

元之海运，始于至正之十九年，止于天历之二年，凡受五十年之利。初起时至燕者，四万二千石，及其盛也，遂至三百六十万石。其始建议者为伯颜，任之者为张瑄、朱清。嗣后又设立都漕运万户府，每粮石给价六两五钱，以后香糯白粳，以渐加矣。其海道凡三易，最后开新道，从刘家港上船，过崇明放洋，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耳。至元顺帝时，漕河不通，始纳张士诚之降，赖其海道贡米，以活燕京垂绝之命。闽大将陈友定，又从闽广大洋纲运杂货至都下，以暂济危亡。盖海运之利如此。本朝辽东一镇，岁饷专仰给于海运。文皇徒都北京，犹议立海漕都运使，得比布政司，已而中辍。今十三总中，遮洋一总，尚为海道设也。议海道自不得不议胶莱，以防海运之阻。隆庆五年，山东巡抚梁梦龙等，上海运议曰：“今漕河多故，言者争献开胶河之说，此非臣所敢任。第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胶州，北自天津至海仓，各有商贩往来。中间自胶州至海仓一带，亦有岛人商贾，出入其间。臣等因遣官自淮安运米二千石，自胶州运麦一千五百石，各入海出天津，以试海道，无不利者。其淮安至天津，以道计三千三百里，风便两旬可达。况舟皆由近洋，洋中岛屿联络，遇风可依，非如横海而渡，风波难测。比之元人殷明略故道，实为省便。大约每岁自五月以前，风顺而柔，过此稍劲。诚以风柔之时，出并海之道，汛其不爽，占候不失，即千艘万橹，保无他患。可以接济京储，羽翼漕河，省挽牵之力，免守帮之苦，而防海卫所，犬牙错落，又可以严海禁，壮神都。甚便！”事下部覆，海运法废已久，难以尽复，乞敕漕司量拨漕粮十二万自淮入海，工部节发节省银万五千两，雇募海舟，淮扬商税，亦许暂支万五千两，充佣召水手，诏从之。已而梦龙等，又上海运经理之要四款，如修葺大嵩灵山等卫城池，以壮门户；增复利津等县巡检司弓兵，以资警备，及禁私从出远洋等事，俱得旨严行。即遮洋一总，为给事胡应嘉议革未久，至是复设。时总漕王宗沐，又有海运三大势、七便宜之疏更详，并奉俞旨。此非远年事也。

永平海运

永平府，自嘉靖庚戌虏入之后，增设燕河、石门二路。主客兵饷，岁需三十万石。而卢龙地瘠，旱涝相仍，又无商估肯至其地，全仰给于挖运，艰苦最剧。抚臣温景葵始倡通漕之议，继之者则抚臣耿随朝勘议覆奏，谓永平境内，有青滦二河，青为工颇钜，似不必议；滦自永平西门外，经流一百五十四里，而至纪各庄入海。自纪各庄至天津，凡四百二十六里，悉傍岸行舟，其中放洋仅一百二十里，沿途有大小沽诸支河，倘中流遇风，随处可泊。宜于纪各庄修造仓廒，事半功倍，可为左辅永利。部议以为然，诏下行之。自是每岁通漕，卢龙一镇，稍得休息，而近滦诸邑，遂称乐土。时值嘉靖之末，接隆庆初元，主之者，华亭相与雷司空（礼）也。乃知北方转输，一切车马全不足恃。汉唐都关中，俱视漕河通塞为盛衰。即故元运道一梗，而国随之。使永平此议，在相嵩当事时，其疏亦必见格。可见海运之难，亦难于虑始耳。

黄河运道

景泰四年，张秋河浅，漕船不前。河南参议丰庆建议，请自淮安之清河口，入黄河至开封府荥泽县河口，转至卫辉府胙城县，泊于沙门，陆挽三十里，即入卫河，船运至京。诏下总漕诸臣覆议，卒见沮。然山东运道有梗，此亦可备缓急也。是年河南佥事刘清，亦言自淮至荥泽，转入沁河，经武陟县马曲湾，装载冈头，一百九十里，引沁水以入卫河。行人王宴，亦如清言，欲开冈头，置闸分沁水，南入黄河。北入卫河，祇费卫辉一府税银粮，便可挑浚。帝命侍郎赵荣，同宴相度，还言不便而止。今遥计之，开二百里之沁，不如开河三十里之便也，三人所议大抵皆同，第就中微有曲折小异，然始终不用，盖是时方用徐有贞治河于澶濮间，已稍见功绪，宜其言之不售也。然用之亦未必成，请以胶莱近事验之，是时陈芳洲之权，可得比江陵之十一乎？

按隋炀帝开水济渠，因沁水南接于河，北通涿郡，此时都关中，欲游幸广陵，固宜取道于此。然借沁通河，则明效已见。今以沁水较济汶，固云辽远，然有成迹可循，则预防不虞，亦何惜迂道二三程也，然难与守经者言矣。

宣大二镇漕河

宣府大同二镇，粮饷运道最苦。嘉靖末年，行挖运之法，山谷崎岖，率三十石而致一锺，当事者忧之。时，御史宋仪望按其地，疏称： “桑干河，发源于大同县瓮城驿之古淀桥，会众水而东入京师之芦沟桥，凡一千里至塞上。在大同，则下村稍有乱石。在宣府，则黑龙湾有石崖亦险。但石险不过四十五里，而水自深即浅者，亦盈二三尺，欲加疏凿甚易。时，抚臣侯越，曾驾小舟，自怀来卫至下村龙湾，俱坦途无沮。又自怀来运米三十石，溯流而上，竟达古淀桥，则河之通济甚便。”疏上，正兵部，长部者为聂贞襄（豹），极主其议，且云前任都御史赵锦，亦曾使人从桑干河舟行千里，直抵大同镇城，今稍加疏瀹，遂可通漕。又河成可以捍虏骑，其策最善。诏命会工部议之。长部者为欧阳必进，惮于兴役，谓道远费烦，请再加勘明举行。欧与相嵩姻厚，遂遏其议。自甲寅至今六十年，更无人谈及，并不晓塞上有此渠可漕矣。

汴河故道

天顺八年七月，都察院都事金景辉言：会通河自安山北至临清，二百五十馀里，仅有汶水。若春月少雨，则水脉渐微，而舟行浅滞。其汴梁城北陈桥，旧有古河一道，北由长垣，经曹州至钜野县安兴墓巡检司地界，乃出会通河，合汶水通临清，每秋水溢，有舟往来其间。惟陈桥迤西一舍许，水道浅狭，水小之际，不能流通，请兴工开浚。亦可分引沁水，仍置二闸，以司启闭，则徐州临清二河，均得利济。而会通河之水，亦皆增长。且长垣曹郓诸处粮税，可免飞挽之劳，而江淮民舟，又可由徐之浮桥，达陈桥至临清，而无济宁一路壅塞之苦，其利多矣。事下工部，请按实以闻，其后亦格不行。按景辉所议，则由汴入汶，其遗迹尚存，更不假开凿，仅稍烦疏导之劳耳。比之景泰中，三臣建白，尤为简便省费。此说当时已置高阁。然亦取给沁水，以资漕河，则沁在西北，有济军国多矣。近日范少参一疏，大同小异，可备采择。

关陕三边饷道

故太宰倪文毅（岳）在事时，见关中三镇，转输不给，曾上疏云：“今关陕所需，皆出山西、河南，此三省俱近黄河，其中虽有三门、孟津之险，然汉唐粮运，皆由此济，即今盐船木筏，往来无滞。今计山西米豆，必运至榆林诸仓；河南必运至潼关、陕州诸仓，诸州卫皆濒海通舟楫，可免陆运之苦。况黄河当潼关之地，北运渭河，渭东流接洛河，可通延安；渭西流接泾河，可通庆阳；龙门之上小河径通延绥，稍加修葺，必可行舟。是在按求古迹，何处可避险，何处可陆运，何处可立仓倒运，何处可造船装运，忽悦一劳而永利。事竟不行。

贾鲁河故道

今上甲辰，泇河告成已年馀。既而南阳稍淤，异同之说遂起。时中州范岫云（守己）以隆补在京上疏，其略云：“河工之需，用银八十万。动夫数十万，过计者不无意外之虞，况挑筑于此，能保不横决于彼？何不别求利便，以为永图也。臣尝往来沁口诸处，见沁水自山西穿太行而南至武陟县东南入河。十数年前，河沙淤塞沁口，沁水不得入河，乃自木兰店东，决岸奔流入卫。彼时守土诸臣，塞其决口，筑以坚堤，仍导沁水入河。而堤外遗有河形，直抵卫浒，固至今存也。若于原决筑堤处，建一石闸，分沁水一派，东流入卫，为力甚易。再将原冲河形，补加修浚，两岸培为纤道，为力亦易。计其功费，用银不过二三万，用夫不过三万馀名，而大工告成矣。乃引漕舟自邳州逆河而上，直抵沁口，因沁入卫，东达临清，则会通河可以不用也。若谓逆河数百里，或有滩溜之患，无纤道之便，则又有一河可繇者，查荥阳之东、广武山南，一水东流，经郑州中牟之北、祥符之西，繇朱仙镇南，经尉氏、扶沟、西华之东，沈邱之南，在元时名为郑水，土人名为贾鲁河者也。南至周家口，与颍水合流，名为沙河。至颍川正阳镇入淮，直抵淮安。今自正阳至朱仙镇，舟楫通行，略无阻滞。自朱仙镇而北而西，至郑州西北惠济桥地方，不及二百里，河身略窄，稍当修浚。若于惠济桥西，开一支渠，分水一派，北入黄河，不及二十里耳。渡河而北，直入沁口，为道甚便。如谓郑水微弱，不任漕舟，则荥郑之间，又有京水、索水、须水诸泉，皆可引入郑水，以济漕挽舟。每二十里建一石闸，如会通河之比，则蓄泄有时，水自裕如，计其工费丁力，亦不过四五万两耳。若此道既通，则漕舟出天妃闸，即由洪泽湖入淮，逆淮入颍水，逆颍入郑水，牵挽尤稳，黄河又可不用矣，虽冲溢万变何虑焉！如河流安妥，不至侵漕，则夏镇南阳之间，仍加修浚，两利而俱存之。分舟并进，可免守闸之困。如河流变迁，东道有梗，则专由郑水，而徐吕之道可无问，便利之策，无逾此者。臣怀此已二十馀年，因会通河无阻，不敢轻言。今屡浚屡塞，而黄河又冲决无时，侵逼益甚。与其竭海内脂膏，以填不测之壑，孰若改弦易辙，就此易竟之功绪也？如果臣言可用，先将武陟迤东至于卫水之浒，东西百馀里，原有河身故道，发夫万馀名，及时挑浚，约深一丈阔十丈；却于木兰店东，筑堤处所，修建石闸一座，分导沁水一派，东行入卫，舟至则启闸以通漕，舟尽则闭闸以掩水。明岁春末，其功可成。姑将漕舟逆河而上，由沁入卫，以济目前之急；却于议修浚朱仙镇迤北，至惠济桥迤西，分导郑水以通漕舟。则帑藏民力，可省百倍，而国家之利赖无穷矣。”疏上，得旨下部行总河及河南抚按，勘议具奏。按范疏所陈，与景泰天顺间诸臣建白略同，而其说更详。及今查勘，即命范往任其事，亦可济惠通河之梗。

吕梁洪

徐州吕梁，为宇内险道。自唐尉迟恭开凿，始通舟楫；至宋元祐间，渐成通渠；本朝遂以为运河。然其下乱石如鳄齿排连，惊湍如蛟涎喷薄。孔子观澜处，称为悬流三千仞、流沫四十里者，即其地也。遇水溢时，顺流者一瞬而下，逆氵斥者以尺寸许。若值旱涸，行舟一遭伏石，立葬鱼腹。馀幼时侍先人过此，闻其险已渐夷，然犹用纤夫二百人挽一舟，老稚相显无人色。自后以应试北上，则所谓水底嵯岈，俱没不见，盖为于泥所壅，河身日高。苏子由所云：“吕梁龃龉，横绝乎前。”竟成安流。其后数年，则泇河告成，行旅不复取道彭城，其管洪主事，高枕空垒，阗无一客可延接矣。

徐州

徐州为古彭城，刘、项、备、操所争之地，南北分裂，视此地得失为强弱。本朝以直隶降而为州，然领丰、沛、萧、砀四邑，封疆亦已不狭。但州守权轻，属城不尽奉约束，仅一宪臣居城中，称兵使者，而一参戎同事，所部兵止数百人，脱有风尘之警。立见瓦裂。宜改徐为府，以其分土为彭城县，并旧属邑而五。南则益以邳、宿，北则益以邹、滕、济宁，便可屹然成壮郡。予向有此臆见，近日李修吾中丞抚江北，亦主此议，竟以时论不同而止。要之是举必当亟行，若遇有事更张，不免亡羊补牢矣。

徐州卑湿，自堤上视之，如居釜底，与汴梁相似；而堤之坚厚重复，十不得汴二三馀见彼中故老，皆云目中已三见漂溺。须急徒城于高阜，如云龙、子房等山，皆善地可版筑，不然终有其鱼之叹。又城下洪河，为古今孔道，自通泇后，军民二军，俱不复经。商贾散徒，井邑萧条，全不似一都会。宜仍遣漕艘之半，分行其中，以防意外之梗。今守御单弱，千里几无行人，一旦草泽奋臂，此地仍为战场矣！

泇河胶莱河

泇河初议，费数百万，先朝往勘者，及身当其事者，皆谓断不可开。屡议屡止，至潘印川（季驯）司空，始以挑河馀力，寻葛墟岭故道，尚未暇浚治，而舒中阳（应龙）稍从韩庄疏凿之。继之者如杨后山（一魁），褚爱所（铁）诸公，俱相度经营，渐有次第，至刘晋川（东星）在事，则功已将半矣，迨李霖寰（化龙）从平播起任何事，遂决计专治泇河，初尚浅淤艰阻，今遂成康衢。避淮黄三百里之险，而所费不及先朝所估十分之二，真不世功也。因思胶莱河亦必可开。往年江陵当国，用刘白川（应节）、徐凤竹（栻）二人谋，锐欲图之。以刘为南司空主之，徐则以少司空奉敕专领其事。时李敏肃（世达）抚东省，亦主其说，劝江陵亟成之。既而东省仕绅，苦于征发，群起哗之，即江陵亦不能违改。二人他用，役亦中罢。其胶河之中梗者，仅百徐里，沙石硗确，畚锸良难，要之不过如泇河之葛垆止矣。今国计方绌，或难兴此大役，妄意水道所不接处，南北各设一城，以为发运收运之区，中道再筑一城，为运夫憩顿之所，三城各以州邑卫所佐贰守之。度起车至入舟，仅三数日，可克期搬运，而总以一户部郎专管，如隋唐洛口、河阴，及本朝临、德二仓事例。其道近费省，似亦策之次者。馀曾间语言路诸公，颇亦首肯，终未有抗疏及之者，盖虑始之难，久矣！

泇河之成，工部郎梅春宇（守相）功最多，仅得加四品服俸，寻迹资升副使去，竟未有以酬其劳云。

胶莱便道

淮河之北岸一里，名支家河，安东县至海州路也。自支家河至涟河海口，共三百八十里，其外即为大海矣。又历赣榆县，至安东卫，即山东界。由安东卫过石臼所、夏河所、灵山所，遂至胶州头营，又至麻湾海口，共二百八十里。俱循海壖而行，其中止有马家湾为陆路。此则须以畚锸开通，然只五里而近。一入麻湾口，即从把浪庙，经平度州以至莱州，所属海仓口俱小河，共三百七十里。自海仓口入大洋，便直抵直沽天津卫。凡泛海共四百里。盖所疏凿者止五百里耳，疑其未然。但此嘉靖十一年，御史方远宜亲历彼方，汇为图说者，其后山东副使王献言之，未几给事李用敬，御史何廷钰又言之，皆不果行。至万历三年，南工部尚书刘应节，始建议直任胶莱河之役，谓胶州南北不通者，约百五六十里，然沟与湖居其半，应挑者止数十里，可借潮水通漕，而无放洋之苦。刘即山东之潍县人，生长其地，所谈较方远宜更确。时江陵公力主其议，又选藩臣有才者佐其事。时山东参议李学礼为上佐，具疏条其便宜更详。兴工未几，齐鲁缙绅大哗，且詈刘 “荼毒桑梓，将甘心焉？”刘惴甚谢役，江陵亦无如之何？工遂中罢，至今无敢议及者，按此为元人所浚故道，以避海运不转尖，可免成山诸岛之险，最为省便。今谈者俱云：若不兴工，则中间分水岭陆路二百里，可纵舟次车剥再入水即抵直沽，亦是便计。馀向有建城置仓之说，盖本于此。当时刘白川上疏，祇云以万夫之力，兴数月之工，榷数万金，掘数十里，何惮而不为？其说凿凿，不知东省何以哗？江陵何以辍？任事盖难言之矣。

泇河之成

李少保（化龙）浚泇通漕，甫一年而以忧归，代总督者曹时聘也。曹素无素丝之誉，适南阳堤稍坏，曹遂思大兴工作，因以为利，谓泇不足恃，而河且为大害，请发帑金六十万，留漕粮四十万，以遏大河之决。工科给事宋一韩从而和之，谓河不胜徒，安可胜避？且云河溃昭阳，害及祖陵，治河诸臣，择轻避重，图易辞难，盖暗攻少保以佐新督兴工之议。李不胜愤，从忧中上书，谓：“臣非弃黄而事泇，势不得已也。泇以二百六十里之安流，代三百六十里之险道，八千运艘，不两月过尽，谓非百年永利耶？向非臣丁忧，则一年开泇，一年挽黄矣！臣以时势艰窘，图为国家省费。故泇之成早，臣得以二十万成前估三百万之工；黄河之成迟，故臣不得以数万成今估八十万之役。臣诚无所逃罪。”盖明指新河臣谿壑其中，且六十万后，又请二十万也。旨下，姑调停之，命催新工而已。大功不赏，而娼妒之辈，弹射已及之，真令人解体。

丙午之八月，曹时聘又上疏极称旧河臣李化龙开泇之功。且云：“自臣接管改挑后，三十三年及今年，粮艘尽数渡泇，则泇之可赖昭昭耳目。”仍列善后事宜以请。盖借以完兴工之局，而八十万之帑金、四十万之漕粮，俱销归无存矣。工科既不驳，上亦允其言，不复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