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戡乱问题
西藏宜讨之日久矣。国家多故，日不暇给，群呆生心，益复自恣。宣统二年春王正月既望，天子赫然震怒，诏褫革达赖喇嘛阿旺罗布藏吐布丹甲错济寨汪曲却勒朗结名号，黜为齐民；命访寻灵异幼子照案签掣嗣法以掌教务，而责驻藏大臣以辑和其民。于是西徼孽戎，始知天威不可以久干；而寰海友邦亦瞠目相视，窃窃焉思观后效之何如。呜呼！事有牵一发而动全身者。今兹之役，非细故也。是用鉴往察来，以造斯论，冀躬其事者一省览采择焉。
（一）最近驭藏政策两度之大失机
[编辑]西藏者，欧美人所称为世界秘密地也。除服属中国外，自昔未尝与大地诸国通。我国前此之待属国，率皆用羁縻主义，惟西藏则兵权财权，皆我绾之。盖自祖宗以来所以驭西藏者，其道与今泰西诸国之待直辖殖民地者略同，而与我之待朝鲜安南诸国者绝异。虽然，我国之政治向主放任，其在腹地，且听民之自为，矧乃藩属。故藏民虽有食毛践土之名，实则与上国渺若不相属。加以历任驻藏大臣，未尝惟材是择，大率以不得志于中央政界者充其任；其人亦以地僻天远，漫然自恣，不特未尝一为藏民谋治安，而所以朘削之者无所不至。藏民之亵朝廷，非一日矣。徒以四境交通断绝，如虱处裈，不复知天地之大，故亦习而安之。近十馀年来，为世界大势所迫，秘密之钥渐开，而藏乃自此多事矣。
西藏其犹浑沌也。首凿其窍者，厥惟英国。英人自将印度统治权收于政府（光绪二年以前印度之统治权在东印度公司也），侵略之轨以次北进。至光绪十二年，因哲孟雄界务始与我结《印藏条约》，十九年复结《印藏通商条约》。英人染指于藏自兹始。光绪二十九年，英人乘日俄战争之时，利俄之不能南下，而世界各国亦莫或注意于此偏隅也，乃借口于通商条约不能实行，竟率兵以侵藏，八阅月而陷拉萨（藏之首府也），遂以三十年七月与达赖结《英藏条约》。我政府于事前置若罔闻；直至草约告成，由驻藏大臣电告政府，始矍然思补救，抑已无及矣。其后遣唐绍怡以专使往印，谋毁此约，舌瘏笔秃，迄无成议。卒以三十二年在北京更定所谓《中英续订印藏条约》者，举三十年之《英藏条约》，悉承认之。今兹之祸，实斯役之馀波也。窃尝论之，光绪三十年之《英藏条约》酷似光绪二年之《日朝条约》，光绪三十二年之《续订印藏条约》酷似光绪十一年之《天津条约》。朝鲜私与日本结约，为后此失朝鲜张本；西藏私与英结约，亦将为后此失西藏张本；《天津条约》明认朝鲜为中日公同保护国，为后此中日战争张本。《续订印藏条约》虽有英人不得干涉西藏内政之条，视津约稍优，而亦有以西藏为中英公同保护国之伏线。后此之祸，未有艾也。夫在三十年前，我国人全不知有所谓国际法者，不知保护国之性质何如，其坐视朝鲜之生心外向，固不足深责。乃至光绪三十年，所经覆辙，既再既三。使当时政府稍有心肝，当英兵入藏之八月间，以一介之使明主权之所在，则何至焦头烂额以有今日？当局误国之罪，真擢发难数也。
此机既失矣，未几而有光绪三十四年达赖入觐之事。使当时能以术羁縻之于京师，则我之驭藏策犹可以厉行，而决不至有今日之祸。盖藏民舍迷信外，毫无所知。故畏威怀德，两皆无藉，因势利导，则必以其所信者为枢机。列祖列宗之治藏，其操纵之术，布在方策矣。已革达赖勒朗结，其冥顽阴鸷之迹，既已见端，而藏民视为神圣。彼在藏一日，则藏一日不安，彼去藏而适他国，他国利而用之，则藏之不安将滋甚。故当时吾尝警政府，谓宜圈留之勿使逸。其法则别构一宏壮之刹于京师，而使之住持。或更崇以国师之号，乃大诰于蒙藏之民曰：皇帝敬礼三宝，国师宜以时入侍说法，不得去辇毂。凡蒙藏之民欲礼国师者，其诣京师。达赖既锢于京师，则选才士任驻藏大臣，率一旅之师以镇抚其民；其有不率，则以皇帝之命达赖之教并督责之。如是则群堪布（堪布者，西藏之行政官也，〔凡西人〕名虽辅翼达赖，实则权在其上）无所假威，而藏民将戢戢听命。吾谋不用，自达赖之出，吾固已知西陲之无复宁岁矣。
（二）处置达赖喇嘛政策之当否
[编辑]已革达赖喇嘛勒朗结，辜恩毁法，情真罪著，天谴之加，洵由自取。虽然，就政策上论之，则政府此举果尝于事前而筹及事后处置之法与否？吾实不能无疑。盖达赖之地位，与卫藏回部乃至内外蒙古及青海回部之人民有密切之关系。而此诸地，实居我大清帝国幅员之半。故所以善其后者，不可不计之至熟也。大抵迷信宗教之民，虽平时柔驯若羔羊，而遇有犯其迷信者，则其抵抗力之爆发，往往出于言思拟议之外；观于回教耶教之人民，缘宗教上之争，至于以血染其历史者千馀年，从可见也。今此次谕旨，虽明称保护黄教，而以彼诸部之人民之心理视之，其能心悦诚服与否？吾所未敢言也。盖彼辈所信者，谓后达赖为前达赖之乌毕拉罕所托生（乌毕拉罕者译言化身也）。故非一达赖死，则他达赖断无自发生；而后达赖之发生，纯由前达赖之默示，而绝非他人之力所得左右。此其诞妄不经，固不俟论。然其深入人心者，已三百馀年矣。故此狡黠之勒朗结，彼等所认为宗喀巴之第十三次呼毕勒罕者也（宗喀巴者，黄教之初祖也。勒朗结，第十二代之达赖也）。而宗喀巴，则彼等所认为观世音菩萨之呼毕勒罕者也。故据彼等所信，乃竟至合观世音宗喀巴勒朗结为一人，牢不可破。故就吾辈之心理观察之，则以大皇帝而黜罚其一臣民名勒朗结者，有何奇异；就彼辈心理观察之，则曰虽以转轮圣王，不能黜观世音而别指一人为观世音也。夫其愚虽至可悯乎！然正惟其愚一至此极，何术复足以喻之者。夫以我圣祖世宗高宗之天亶聪明，岂不知呼毕勒罕为愚民之具，而于此荒诞不经之僻说犹有所惑焉。顾列朝之待达赖恒有加礼者，此禹入裸国之义，圣人之知几其神也。而又非徒为西藏一隅计也，所以役蒙古定青海绥回部厄鲁特皆操是术。列圣为国家计，欲结合国内各种族之人民成为一体，以厝诸长治久安，不惜纡降尊贵以礼一狡童，用心盖良苦也。今兹之事，则取数百年来列圣相传之政策，一举而掷之矣。夫时势有变迁，而政策当随之。吾非敢谓变列圣之政策即为不敬也，然揆诸蒙藏诸部现在之情形，实觉此政策有未能遽掷者。今兹之举，吾一念其后，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焉耳。
今明诏既已降矣，在势固无反汗之理。即反汗则国体愈损，更何足以临诸部。处此骑虎难下之势，惟有力与迷信战而已。然战之又决不能破坏其全部也，惟求先破坏其一部分而已。考宗喀巴之经记，谓达赖六世、班禅七世后不复再来（见魏源《圣武记》）。其说固亦深中人心。且自前明永乐至乾隆中叶凡三百五十馀年仅更达赖六人，自乾隆末至今百馀年，已更达赖六人，前老寿而后短折，其真赝本易见。而自第六代以后，所报之呼毕勒罕，往往歧异，以致有大招寺瓶卜之事。此其全为诸噶伦卜诸堪布所假托，迹已历历。谓宜将此等故实，详细叙述，为一极恳切之上谕，译以蒙文唐古忒文，颁诸各部，明前此诸噶伦卜欺君愚民之罪，晓以自第六代以后无复真达赖；而此次朝廷所黜者，实为勒朗结，而非宗喀巴非观世音。然仅恃一诏之力，尚恐无效也。驻京之章嘉呼图克图者（其历史参观本号之调查门），其为蒙藏人所信仰，亚于达赖而与班禅埒。谓宜结以恩义，使之入藏主持教务。宣布朝廷护法之盛意，其达赖一职，则从宗喀巴之豫言，非惟不认勒朗结，并第七世以下皆不认之。达赖之名号，即从此废不用。此或是一种办法。然其效果如何，非吾所能决也。若如今日之政策，别立一幼童以为达赖，则蒙藏之民必谓达赖未示寂，其呼毕勒罕从何而来？而外人且居勒朗结为奇货，日行其煽惑，则蒙藏自此无宁岁矣。要之今兹之役，其第一失机，在放勒朗结出京；其第二失机，在川兵入藏时，不急挟勒朗结为重而听其潜逃；其第三失机，则在不筹全局而遽褫其法号。一误再误，今既不可收拾矣。吾之所陈，乃于焦头烂额之时，作无可如何之想，实策之下下者也。虽然，政府之举措，则直谓之无策耳。
颇闻藏中报告，谓藏民已相安无事，政府闻此应如释重负。夫以吾未履藏地，岂敢谓其报告之必属子虚。然以理度之，此事断不能如此之易了。即曰藏中无变，而西北诸蒙古之间接受其影响者为祸方长。且所谓变动者，岂必其斩木揭竿以起，但使生心外向，无形中以渐即于敌，则我康雍乾三朝廷所费之国力，已全掷于虚牝矣。《书》曰：“若考作室，厥子乃不肯堂，矧肯构。”当局者若轻心掉之，盍亦清夜自思，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也。
（三）用兵于西藏则何如
[编辑]万一藏民终不奉诏，其势将不得不出于用兵。如是则能有必胜之算乎？曰：嘻！是非所敢言矣。海上某报之论兹事也，曰：“成都西抵拉萨，崎岖万里，跬步皆山，石栈天梯，猿猱愁度，重以所过皆童山不毛，一布一粟，皆须由内地转运而致之。平均计算大抵以内地二十人之饷，饲一人而犹虞其不足。地利之不可恃也如此。雪岭西趋，去天咫尺，地势愈高，则寒威愈烈，穷山冰雪，盛夏不消。平时商旅经行，虽篝火重裘，而裂肤堕指之惨，犹或不能幸免，况复执干戈而临战阵乎？天时之不可恃也如此。夫其地势之险，天气之寒，馈运之艰难，跋涉之行阻，则与其远调客军，无宁因用土著。此边徼用兵不移之定例也。虽然，国家奄有卫藏，二百年来既未有沦肌浃髓之仁恩，以结裔夷之心，而坚其内向之志；而历任持节之使臣与参随之官吏，更复恣为苛虐以朘削而携离之。蠢蠢番人，其蹙额疾首也非一日矣。即微达赖之煽惑，亦将相从背叛，以甘心于一逞，况复彼族宗教迷信之观念，至为坚定不移，其大长已潜怀不轨之心，其民族岂有不从风而靡者哉？而欲于孤危艰阻之秋，更资其敌忾勤王之用，不亦难乎？人和之不足恃也如此。”此其言虽未免过当，然大段固不缪于事理矣。试以前事证之，我朝之用兵于西藏凡五。其一为康熙五十六年，西安将军额伦特以兵五千击策妄，全军覆于喀喇河。其二为康熙五十七年，皇十四子为抚远大将军，用岳锺琪以番攻番之计，降番兵七千，赖以成功。其三雍正二年，将军查郎阿统川陕滇兵万五千讨噶布伦，未至而拉藏汗旧臣颇罗鼐率后藏及阿里兵九千先已平贼。其四为乾隆十五年，将军策楞班第移平准之兵以讨朱尔墨特，未至而达赖先禽以献。其五为乾隆五十六年，嘉勇公福唐安超勇公海商察讨廓尔喀，用索伦兵二千、金川各土屯兵五千、藏内官兵三千，仅乃克之。综观诸役，其所恃以奏肤功者，全在用土兵，而糜饷已不下二千馀万两矣。又最近则光绪三十年，英将张伯士彬以兵五千人、炮十二门侵藏，前后阅八月，屡濒于败，仅乃克之。盖藏番虽不武，然习其水土而知其厄塞，以逸待劳，一固可以当客兵十也。夫以国家全盛之时，犹不能以克军致果。以英人节制之师坚忍之性，几历险艰，始能有功。今者欲用平居驻防之兵耶？则指挥可定，何俟仆仆。既已不可用，当此司农仰屋之时，乃千里馈粮，以求一逞。而今之所谓新军者，其柔脆又等于纨袴。吾恐未至打箭炉而已不能军矣，况乃拉萨哉？为今之计，惟有继述列圣所诒谋之政策，以恩信怀柔其民而已。若欲恃兵威以靖难，吾诚不知税驾于何所也。
（四）将来外交之变故何如
[编辑]使西藏而为三十年前之西藏，则其底定之也尚易。即不能底定，则虽为珠厓之弃，尚不至牵一发以动全身也。而今之所以进退维谷者，则有外交问题以虱于其间也。今外人之振振有词者，曰英与俄（日本第二次之《英日同盟条约》其范围推广及于西藏附近，故此次亦将哓哓容喙，然非直接有效者，可勿论）。就俄国一面言之，据日本人之说，谓我于光绪二十八年曾与俄订有密约，许俄人以干涉西藏之权利。其约文具见东籍（参观次号调查门），未知信否？果尔则危险真不可思议矣。然光绪三十二年续订之《藏印条约》第二条明云：“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然则中俄就令果有密约，但未经公布。而当此约缔结时，其内容既与密约相抵触，而俄人不起而抗议，是已默认前约之作废矣。至于英国当光绪三十年诱胁达赖擅与结约之时，其于我诚为无礼。然其后既有此次续约第二条之保障，则亦尚能尊重我上国之权利。且据此约第一条，我尚有须随时设法使《英藏条约》切实办理之义务（诸约文皆具载调查门）。今兹之举，以大皇帝而惩治境内一不法之臣民，固为国法上应行统治之权利。以上国而饬率属邦毋使为外交之梗，又为国际法上履行条约之义务。无论何人不可得而干涉者也。英国文明守礼之国，岂其口血未寒而遂背之？故此次英之国会议员，有质其政府以对藏方针者，政府以严守中立对，诚知礼之言也。虽然，吾愿我政府毋狃于此而遽即自安也。人亦有言，国际法惟强者之武器耳。虽复信誓旦旦，欲摧弃之，何患无辞。大抵此次事变能免干涉与否，专视卫藏全部能保秩序与否为断。荀能所在安堵，商旅无惊，虽有虎狼，岂能飞而择肉。而不然者，则或借口于保卫租界，或托辞于防护边境，何在不可为染指之媒介者。不见最近路透电已声言藏乱恐扰及布坦、廓尔喀、哲孟雄乎（见上海各报皆译为不丹、尼泊尔、西金。不知不丹即布坦，尼泊尔即喀尔喀，西金即哲孟雄也。今从官书所用之名）？其言外之意可见矣。故条约之足恃也，求之在我而已。
或曰：光绪三十三年《英俄协约》，其中关于西藏者五条，内有各不干涉藏治之文。英若背约，俄将起而问之；俄若背约，英将起而问之。如是则藏其或可以无事乎？应之曰：此在数年前诚有之，若今日则英俄方睦，祇有交让，决无交讧。此稍知世界外交大势者所能见也（参观次号论说门《世界外交大势之变迁》）。使英俄之交犹若五年前也，则张恰铁路问题起，英使早拍案于外部矣。今兹藏事，苟吾授人以可干涉之隙，则英俄之变更其协约，一席话可了耳。而其结果，或如其所以待波斯者，英俄中分卫藏，以某地为界，而互承认其优越之权；或如英法之所以待埃及、摩洛哥者，英人则承认俄人在蒙古之自由行动，俄人则承认英人在西藏之自由行动。此皆最近之成例，确有可援。俎上之肉，而患庖丁无术以烹治之乎？吾以为今兹之治藏政策，若再误机宜，则将来之结果，此二途者必居一于是。呜呼！其毋使我不幸而言中也哉！
（五）根本解决
[编辑]此问题根本解决之第一义云何？曰妙选奇才任驻藏大臣，以章嘉呼图克图佐之。不然者，藏终非吾有也，蒙古青海，终非吾有也。
（宣统二年二月一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