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边商量地界札子
臣闻善为国者，贵义而不尚功，敦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为弃义与信，虽一快于目前，而岁月之后，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矣。昔晋文公围原，命三日为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晋荀吴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吴弗许。左右曰：“师徒不勤而可以获城，何故弗为？”吴曰：“吾闻诸叔问：‘好恶不愆，民知所适，事无不济。’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使鼓人杀叛人而缮守备。三月，鼓人请降。使其民见，曰：“犹有食色，姑修而城。”军吏曰：“获城而弗取，勤民而顿兵，何以事君？”吴曰：“吾以事君也，获一邑而教民怠，将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尽，而后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谓疏于事情而怠于功利矣。然要其终，文公以霸天下，荀吴以强晋国，则信义之效见于久远如此。臣窃观朝廷之所以御西夏者，可谓异矣。方元祐三年，夏人既受册命，不肯入谢，再以大兵蹂践泾原，大臣畏之。明年遣使，请以所许四寨易兰州、塞门。朝廷虽不许，而大臣务行姑息，不俟其请，而以岁赐等事许之。一岁所赐，凡二十万。夏人仰之以为命，虽以一岁之入，易兰州、塞门可也，而奈何与之。盖自失岁赐以来，朝廷荡然无复可以要结夏人者。然此既往之事，臣不复追咎矣。顷者，夏人既得岁赐，始议地界，朝旨许以见今州城堡寨依绥德城例，以二十里为界。十里外量置堡铺，其馀十里为两不耕地。约束既定，大臣中悔，又欲堡寨相照取直。议犹未定，而熙河将佐范育、种谊欲于见今城堡之外更占质孤、胜如二堡。大臣侥幸拓土之功，不以育等为非，从而助之，寻为夏人所破。所杀兵民，皆不敢以实闻。继修城门，再被焚毁。其事至今未定，然夏人迫于内患，不敢坚抗朝命，许以照直为界。其言犹未绝口，而大臣又悔，欲于堡铺之外对留十里，通前共计三十里。此命既出，有识之士以为失信太甚，非中原之体。若使边臣稍知义理，必不忍自出反复之言以彰不信。幸而夏人终以内患未解，不欲违拒，黾勉见从。十里之地，得之不足为强，失之不足为弱，虽小人以为得计，而君子谓之失策。何者，要约未定，今岁已添屯重兵，前后十将有馀。十将之众，凡五万人。使五万人西食贵粟，其费已不赀。而夏人顺否，又未可必。虽复暂顺，要之久远不信朝廷，为患何所不至。然此亦既往之事，臣复何言哉。臣之所忧，但恐大臣狃于小利，睥睨夏国便利田地，贪求不已。访闻近遣穆衍与边臣计议，既欲取质孤、胜如一带良田，凡数十里，又欲取秦凤路、陇诺城与熙河路定西城照直地仅一百里，规画极大，闻者惊愕。若此谋复作，夏人不堪其忿，窃出作过，我曲彼直，何以御之。且先朝用兵所得四寨，朝廷犹务息民，弃而不惜，况于其馀，何足计较。在《兵法》有之曰：“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又曰：“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今之所为，正犯此禁。臣窃怪大臣皆一时儒者，而背弃所学，贪求苟得，为国生事，一至于此。外人皆言前后计画皆出种谊。谊本小人，安知大虑而举朝廷以从之乎。要之不出数年，此患必见。患到而后言，言虽易信，而已无及矣。伏乞陛下，以社稷生民为念，断之于心，止其妄作，则天下幸甚。取进止。
贴黄：添屯数目，臣见陕西转运使李南公言：此贴黄在添屯十将处。
自元祐以来，朝廷不起边事。凡自前边臣欺罔，杀略熟户，计级受赏，虏掠财物，私自润入，及边民幸于扰攘，买贱卖贵，如此等事，皆不得为。故上下鼓唱，愿有边衅。凡此皆奸人自作身计，非国之利也。今胜如、质孤等处良田，实西边第一等膏腴，岂我独知以为利而夏人不知耶。彼知爱之，则不免于争。争一起，则兵革不息。此正堕边臣之奸计，而大臣不察，过矣。臣访闻夏国柄臣梁乙逋者，内有篡国之心，然其为人狡而多算，宽而得众，方欲内安酋豪，外结朝廷，俟内外无患，然后徐篡取之。所以朝廷近日商量地界，虽前后要求反复，而乙逋一一听从。盖见议地界，止于二三十里之间，于彼国不深系利害故也。今朝廷若见其易与，因而别有大段求索，使彼不能堪忍，或至忿争，兵难一交，必非朝廷所愿。至此而后，反欲求和，则所丧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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