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作者：胡适
1917年4月

本作品收录于《太平洋》和《中国哲学史大纲》

原载1917年10月15日《太平洋》第1卷第7号，后收入1919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为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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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治诸子学者，自章太炎先生以下，皆主九流出于王官之说。此说关于诸子学说之根据，不可以不辨也。此说始见《汉书•艺文志》，盖本于刘歆《七略》，其说曰：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本十家。原文有“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之语。故但言九流。）

此所说诸家所自出，皆属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凭据，而后之学者乃奉为师法，以为九流果皆出于王官。甚矣先入之言之足以蔽人聪明也。夫言诸家之学说，间有近于王官之所守，如阴阳家之近于占候之官，此犹可说也。即谓古者学在官府，非吏无所得师，亦犹可说也。至谓王官为诸子所自出，甚至以墨家为出于清庙之守、以法家为出于理官，则不独言之无所依据，亦大悖于学术思想兴衰之迹矣。今试论此说之谬。分四端言之。

第一、刘歆以前之论周末诸子学派者，皆无此说也。

　　甲、《庄子·天下篇》
　　乙、《荀子·非十二子篇》
　　丙、司马谈《论六家要指》
　　丁、《淮南子·要略》

古之论诸子学说者，莫备于此四书。而此四书皆无出于王官之说。《淮南•要略》（自“文王之时，纣为天下”以下）专论诸家学说所自出，以为诸子之学皆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故有殷周之争，而太公之阴谋生。有周公之遗风，而儒者之学兴，有儒学之敝，礼文之烦扰，而后墨者之教起。有齐国之地势，桓公之霸业，而后管子之书作。有战国之兵祸，而后纵横修短之术出。有韩国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后相缪”，而后申子刑名之书生。有秦孝公之图治，而后商鞍之法兴焉。此所论列，虽间有考之未精，然其大旨以为学术之兴皆本于世变之所急，其说最近理。即此一说，已足推破九流出于王官之陋说矣。

第二、九流无出于王官之理也。　《周官》司徒掌邦教，儒家以六经设教。而论者遂谓儒家为出于司徒之官。不知儒家之六籍，多非司徒之官之所能梦见。此所施教，固非彼所谓教也。此其说已不能成立。其最谬者，莫如以墨家为出于清庙之守。夫以“墨”名家，其为创说，更何待言？墨者之学，仪态万方，岂清庙小官所能产生？《七略》之言曰：

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

此其所言，无一语不谬。墨家贵俭，与茅屋采椽何关？茹毛饮血，穴居野处，不更俭耶？何不谓墨家为出于洪荒之世乎？养三老五更，尤不足以尽兼爱。墨家兼爱，本之其所谓“天志”。其意欲兼而爱人，兼而利人，与陋儒之养老异矣。选士大射，岂属清庙之守？其说已为离本。至谓“宗祀严父，是以右鬼，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则更荒谬矣。墨家爱无差等，何得宗祀严父？其上同之说，谓一同天下之义，与儒家之以孝治天下，全无关系也。墨家非命之说要在使人知祸福由于自召，丰歉有待耕耘，正攻儒家“死生有命贵富在天”之说。若“顺四时而行”，适成有命之说，更何“非命”之可言！

凡此诸端，皆足征墨家之不出于王官。举此一家，可例其他。如云纵横之术出于行人之官。不知行人自是行人，纵横自是纵横。一是官守，一为政术，二者岂相为渊源耶？《周礼》尝有掌皮之官矣。岂可谓今日制革之术为出于此耶？

第三、《艺文志》所分九流，乃汉儒陋说，未得诸家派别之实也。　古无九流之目。《艺文志》强为之分别，其说多支离无据。如晏子岂可在儒家，管子岂可在道家。管子既在道家，韩非又安可属法家？至于《伊尹》、《太公》、《孔甲》、《盘盂》种种伪书，皆一律收录。其为昏谬，更不待言。其最谬者，莫如论名家。古无名家之名也。凡一家之学，无不有为学之方术。此方术即是其“逻辑”。是以老子有无名之说、孔子有《正名》之论、墨子有三表之法、“别墨”有墨辩之书（即今《墨子》书中之《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诸篇）、荀子有正名之篇、公孙龙有名实之论、尹文子有刑名之论、庄周有《齐物》之篇，皆其“名学”也。古无有无“名学”之家，故“名家”不成为一家之言（此说吾于所著先秦名学史中详论之，非数言所能尽也。）。惠施、公孙龙，皆墨者也。观《列子•仲尼篇》所称公孙龙之说七事、《庄子·天下篇》所称二十一事，及今所传《公孙龙子》书中《坚白》《通变》《名实》诸篇，无一不尝见于《墨辩》（晋人如张湛、鲁胜之徒颇知此理。至于惠施主兼爱万物，公孙龙主偃兵，尤易见），皆其证也。其后学术散失，汉儒固陋，但知掇拾诸家之伦理政治学说，而不明诸家为学之方术，于是凡“苛察缴绕”（（司马谈语）之言，概谓之“名家”。名家之目立，而先秦学术之方法沦亡矣。刘歆、班固承其谬说，列名家为九流之一，而不知其非也。先秦显学，本只有儒、墨、道三家。后世所称法家如韩非、“管子”（管仲本无书。今所传《管子》，乃伪书耳），皆自属道家。任法，任术，任势，以为治，皆“道”也。其他如《吕览》之类，皆杂糅不成一家之言。知汉人所立“九流”之名之无征，则其九流出于王官之说不攻而自破矣。

第四、章太炎先生之说，亦不能成立。　近人说诸子出于王官者，惟太炎先生为最详（其说见《诸子学略说》。此篇今不列于《章氏丛书》）。然其言亦颇破碎不完。如引《艺文志》之说而以为“此诸子出于王官之证。”此如惠施所云以弹说弹（见《说苑》），不成论证也。其称老耼为柱下史、为征藏史，以为道家固出于史官，然则孔丘尝为乘田矣、尝为委吏矣，岂可遂谓孔氏之学固出于此耶？又云，“墨家先有史佚，为成王师。其后墨翟亦受学于史角”。史佚之书，今无所考，其名但见《艺文志》。其书之在墨家，亦犹晏子之在儒家，与伊尹、太公之在道家耳。若以墨翟之学于史角，为诸子出于王官之证，则孔子所师事者尤众矣。况史佚、史角既非清庙之官，则《艺文志》墨家出于清庙之说亦不能成立。又云，“其他虽无征验而大抵出于王官。”然则太炎先生亦知其为无征验矣。

太炎先生又曰，“古之学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时，百姓当家则务农商畜牧，无所谓学问也。其欲学者，不得不给事官府，为之胥徒，或乃供洒扫为仆役焉。故《曲礼》云，官学事师。学字本或作御。所谓宦者，谓为其宦寺也。（适按此说似未必然。郑注云，宦，仕也。《正义》引《左传》宣二年服虔注云，宦，学也。谓学仕官之事。其说似近是）所谓御者，谓为其仆御也（适按，原作学，本可通。《正义》谓学习六艺是也。即作御，亦是六艺之一。古者车战之世，射御并重。孔子亦有吾执御矣之言。未必是仆役之贱职也。）……《说文》云，仕，学也。仕何以得训为学？所谓官于大夫，犹今之学习行走耳。是故非仕无学，非学无仕”（《诸子学略说》）。又曰，“不仕则无所受书。”（《订孔》上）适按此言古代书册司于官府，故教育之权，柄于王官，非仕无所受书，非吏无所得师。此或实有其事，亦未可知。然此另是一问题。古者学在王官是一事，诸子之学是否出于王官又是一事。吾意以为即令此说而信，亦不足证诸子出于王官。盖古代之王官定无学术可言。《周礼》伪书本不足据。（无论如何，《周礼》决非周公时之制度。）即以《周礼》所言“十有二教”及“乡三物”观之，皆不足以言学术。徒以古代为学皆以求仕，故智能之士或多萃于官府。此如欧洲中世教会柄世政，才秀之士多为祭司神甫，而书籍亦多聚于寺院。以故，其时求学者，皆以祭司为师。故谓教会为握欧洲中古教育之柄可也，然岂可遂谓近世之学术皆出于教会耶？吾意我国古代，或亦如此。当周室盛时，教育之权或尽操于王官。然其所谓教，必不外乎祀典卜筮之文、礼乐射御之末。其所谓“师儒”，亦如近世“训导”“教授”之类耳。其视诸子之学术，正如天地之悬绝。诸子之学，不但决不能出于王官，果使能与王官并世，亦定不为所容而必为所焚烧坑杀耳。此如欧洲教会尝操中古教育之权，及文艺复兴之后，私家学术隆起，而教会以其不利于己，乃出其全力以抑阻之。哲人如卜鲁诺（Bruno）乃遭焚杀之惨，其时科学哲学之书多遭禁毁。笛卡儿至自毁其已著未刊之“天地论”。使教会当时竟得行其志，则欧洲今世之学术文化尚有兴起之望耶？是故教会之失败，欧洲学术之大幸也。王官之废绝，保氏之失守，先秦学术之大幸也。而世之学者乃更拘守刘歆之谬说，谓诸子之学皆出于王官，亦大昧于学术隆替之迹已。

太炎先生《国故论衡》之论诸子学，其精辟远过其《诸子学略说》矣，然终不废九流出于王官之说。（其说又散见他书，如《孝经用夏法说》，《订孔》上诸篇。）其言曰，“是故九流皆出王官。及其发舒，王官所不能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是以滋长。”（《原学》）此亦无征验之言。其言“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大足贻误后学。夫义之未宣，更何要之能守？学术之兴，由简而繁，由易而赜，其简其易，皆属草创不完之际，非谓其要义已尽具于是也。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耼、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诸家既群起，乃交相为影响，虽明相攻击，而冥冥之中已受所攻击者之薰化。是故孔子攻“报怨以德”之言，而其言无为之治则老耼之影响也。墨子非儒，而其言曰，“义者，正也。必从上之正下，无从下之正上。”则同于“政者正也”之说矣。又言必称尧、舜古圣王，则亦儒家之流毒也。孟子非墨家功利之说，而其言政无一非功利之事。又非兼爱，而盛称禹、稷之行，与不忍人之政，则亦庄生所谓“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者耳。荀子非墨，而其论正名，实大受墨者之影响。诸如此类，不可悉数。其间交互影响之迹，宛然可寻，而皆与王官无涉也。故诸子之学皆春秋战国之时势世变所产生。其一家之兴，无非应时而起，及时变事异，则向之应世之学，翻成无用之文，于是后起之哲人乃张新帜而起。新者已兴而旧者未踣，其是非攻难之力往往亦能使旧者更新。儒家之有孟荀，墨家之有“别墨”，（别墨之名，始见《庄子•天下篇》。）其造诣远过孔墨之旧矣。有时一家之言，蔽于一曲，坐使妙理晦塞，而其间接之影响，乃更成新学之新基。如庄周之言天地万物进化之理，本为绝世妙论，惜其“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卿之语。）遂沦为任天安命达观之说，（此说流毒中国最深。《庄子》书中如《大宗师》诸篇，皆极有弊。）然荀卿、韩非受其进化论，而救之以人治胜天之说，遂变出世主义而为救时主义，变乘化待尽之说而为戡天之论，变“法先王”之儒家而为“法后王”之儒家、法家。学术之发生兴替，其道固非一端也。明于先秦诸子兴废沿革之迹，乃可以寻知诸家学说意旨所在。知其命意所指，然后可与论其得失之理也。若谓九流皆出于王官，则成周小吏之圣知，定远过于孔丘、墨翟，此与谓素王作《春秋》为汉朝立法者，其信古之陋何以异耶？

　　民国六年四月草于赫贞江上寓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