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不出於王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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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子不出於王官論
作者:胡適
1917年4月
本作品收錄於《太平洋》和《中國哲學史大綱
原載1917年10月15日《太平洋》第1卷第7號,後收入1919年2月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作為附錄

今之治諸子學者,自章太炎先生以下,皆主九流出於王官之說。此說關於諸子學說之根據,不可以不辨也。此說始見《漢書•藝文志》,蓋本於劉歆《七略》,其說曰: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本十家。原文有「其可觀者九家而已」之語。故但言九流。)

此所說諸家所自出,皆屬漢儒附會揣測之辭,其言全無憑據,而後之學者乃奉爲師法,以爲九流果皆出於王官。甚矣先入之言之足以蔽人聰明也。夫言諸家之學說,間有近於王官之所守,如陰陽家之近於占候之官,此猶可說也。卽謂古者學在官府,非吏無所得師,亦猶可說也。至謂王官爲諸子所自出,甚至以墨家爲出於清廟之守、以法家爲出於理官,則不獨言之無所依據,亦大悖於學術思想興衰之迹矣。今試論此說之謬。分四端言之。

第一、劉歆以前之論周末諸子學派者,皆無此說也。

  甲、《莊子·天下篇》
  乙、《荀子·非十二子篇》
  丙、司馬談《論六家要指》
  丁、《淮南子·要略》

古之論諸子學說者,莫備於此四書。而此四書皆無出於王官之說。《淮南•要略》(自「文王之時,紂爲天下」以下)專論諸家學說所自出,以爲諸子之學皆起於救世之弊,應時而興。故有殷周之爭,而太公之陰謀生。有周公之遺風,而儒者之學興,有儒學之敝,禮文之煩擾,而後墨者之教起。有齊國之地勢,桓公之霸業,而後管子之書作。有戰國之兵禍,而後縱橫修短之術出。有韓國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後相繆」,而後申子刑名之書生。有秦孝公之圖治,而後商鞍之法興焉。此所論列,雖間有考之未精,然其大旨以爲學術之興皆本於世變之所急,其說最近理。卽此一說,已足推破九流出於王官之陋說矣。

第二、九流無出於王官之理也。 《周官》司徒掌邦教,儒家以六經設教。而論者遂謂儒家爲出於司徒之官。不知儒家之六籍,多非司徒之官之所能夢見。此所施教,固非彼所謂教也。此其說已不能成立。其最謬者,莫如以墨家爲出於清廟之守。夫以「墨」名家,其為創說,更何待言?墨者之學,儀態萬方,豈清廟小官所能產生?《七略》之言曰:

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

此其所言,無一語不謬。墨家貴儉,與茅屋采椽何關?茹毛飲血,穴居野處,不更儉耶?何不謂墨家爲出於洪荒之世乎?養三老五更,尤不足以盡兼愛。墨家兼愛,本之其所謂「天志」。其意欲兼而愛人,兼而利人,與陋儒之養老異矣。選士大射,豈屬清廟之守?其說已為離本。至謂「宗祀嚴父,是以右鬼,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則更荒謬矣。墨家愛無差等,何得宗祀嚴父?其上同之說,謂一同天下之義,與儒家之以孝治天下,全無關係也。墨家非命之說要在使人知禍福由於自召,豐歉有待耕耘,正攻儒家「死生有命貴富在天」之說。若「順四時而行」,適成有命之說,更何「非命」之可言!

凡此諸端,皆足征墨家之不出於王官。舉此一家,可例其他。如云縱橫之術出於行人之官。不知行人自是行人,縱橫自是縱橫。一是官守,一爲政術,二者豈相爲淵源耶?《周禮》嘗有掌皮之官矣。豈可謂今日製革之術爲出於此耶?

第三、《藝文志》所分九流,乃漢儒陋說,未得諸家派別之實也。 古無九流之目。《藝文志》強爲之分別,其說多支離無據。如晏子豈可在儒家,管子豈可在道家。管子既在道家,韓非又安可屬法家?至於《伊尹》、《太公》、《孔甲》、《盤盂》種種僞書,皆一律收錄。其爲昏謬,更不待言。其最謬者,莫如論名家。古無名家之名也。凡一家之學,無不有爲學之方術。此方術卽是其「邏輯」。是以老子有無名之說、孔子有《正名》之論、墨子有三表之法、「別墨」有墨辯之書(即今《墨子》書中之《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諸篇)、荀子有正名之篇、公孫龍有名實之論、尹文子有刑名之論、莊周有《齊物》之篇,皆其「名學」也。古無有無「名學」之家,故「名家」不成爲一家之言(此說吾於所著先秦名學史中詳論之,非數言所能盡也。)。惠施、公孫龍,皆墨者也。觀《列子•仲尼篇》所稱公孫龍之說七事、《莊子·天下篇》所稱二十一事,及今所傳《公孫龍子》書中《堅白》《通變》《名實》諸篇,無一不嘗見於《墨辯》(晉人如張湛、魯勝之徒頗知此理。至於惠施主兼愛萬物,公孫龍主偃兵,尤易見),皆其證也。其後學術散失,漢儒固陋,但知掇拾諸家之倫理政治學說,而不明諸家爲學之方術,於是凡「苛察繳繞」((司馬談語)之言,概謂之「名家」。名家之目立,而先秦學術之方法淪亡矣。劉歆、班固承其謬說,列名家為九流之一,而不知其非也。先秦顯學,本只有儒、墨、道三家。後世所稱法家如韓非、「管子」(管仲本無書。今所傳《管子》,乃僞書耳),皆自屬道家。任法,任術,任勢,以爲治,皆「道」也。其他如《呂覽》之類,皆雜糅不成一家之言。知漢人所立「九流」之名之無徵,則其九流出於王官之說不攻而自破矣。

第四、章太炎先生之說,亦不能成立。 近人說諸子出於王官者,惟太炎先生爲最詳(其說見《諸子學略說》。此篇今不列於《章氏叢書》)。然其言亦頗破碎不完。如引《藝文志》之說而以爲「此諸子出於王官之證。」此如惠施所云以彈說彈(見《說苑》),不成論證也。其稱老耼爲柱下史、爲徵藏史,以爲道家固出於史官,然則孔丘嘗爲乘田矣、嘗爲委吏矣,豈可遂謂孔氏之學固出於此耶?又云,「墨家先有史佚,爲成王師。其後墨翟亦受學於史角」。史佚之書,今無所考,其名但見《藝文志》。其書之在墨家,亦猶晏子之在儒家,與伊尹、太公之在道家耳。若以墨翟之學於史角,爲諸子出於王官之證,則孔子所師事者尤衆矣。況史佚、史角既非清廟之官,則《藝文志》墨家出於清廟之說亦不能成立。又云,「其他雖無徵驗而大抵出於王官。」然則太炎先生亦知其爲無徵驗矣。

太炎先生又曰,「古之學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時,百姓當家則務農商畜牧,無所謂學問也。其欲學者,不得不給事官府,爲之胥徒,或乃供灑掃爲僕役焉。故《曲禮》云,官學事師。學字本或作御。所謂宦者,謂爲其宦寺也。(適按此說似未必然。鄭注云,宦,仕也。《正義》引《左傳》宣二年服虔注云,宦,學也。謂學仕官之事。其說似近是)所謂御者,謂爲其僕御也(適按,原作學,本可通。《正義》謂學習六藝是也。卽作御,亦是六藝之一。古者車戰之世,射御並重。孔子亦有吾執御矣之言。未必是僕役之賤職也。)……《說文》云,仕,學也。仕何以得訓爲學?所謂官於大夫,猶今之學習行走耳。是故非仕無學,非學無仕」(《諸子學略說》)。又曰,「不仕則無所受書。」(《訂孔》上)適按此言古代書冊司於官府,故教育之權,柄於王官,非仕無所受書,非吏無所得師。此或實有其事,亦未可知。然此另是一問題。古者學在王官是一事,諸子之學是否出於王官又是一事。吾意以爲卽令此說而信,亦不足證諸子出於王官。蓋古代之王官定無學術可言。《周禮》僞書本不足據。(無論如何,《周禮》決非周公時之制度。)卽以《周禮》所言「十有二教」及「鄉三物」觀之,皆不足以言學術。徒以古代爲學皆以求仕,故智能之士或多萃於官府。此如歐洲中世教會柄世政,才秀之士多爲祭司神甫,而書籍亦多聚於寺院。以故,其時求學者,皆以祭司爲師。故謂教會爲握歐洲中古教育之柄可也,然豈可遂謂近世之學術皆出於教會耶?吾意我國古代,或亦如此。當周室盛時,教育之權或盡操於王官。然其所謂教,必不外乎祀典卜筮之文、禮樂射御之末。其所謂「師儒」,亦如近世「訓導」「教授」之類耳。其視諸子之學術,正如天地之懸絕。諸子之學,不但決不能出於王官,果使能與王官並世,亦定不爲所容而必爲所焚燒坑殺耳。此如歐洲教會嘗操中古教育之權,及文藝復興之後,私家學術隆起,而教會以其不利於己,乃出其全力以抑阻之。哲人如卜魯諾(Bruno)乃遭焚殺之慘,其時科學哲學之書多遭禁燬。笛卡兒至自毀其已著未刊之「天地論」。使教會當時竟得行其志,則歐洲今世之學術文化尚有興起之望耶?是故教會之失敗,歐洲學術之大幸也。王官之廢絕,保氏之失守,先秦學術之大幸也。而世之學者乃更拘守劉歆之謬說,謂諸子之學皆出於王官,亦大昧於學術隆替之迹已。

太炎先生《國故論衡》之論諸子學,其精闢遠過其《諸子學略說》矣,然終不廢九流出於王官之說。(其說又散見他書,如《孝經用夏法說》,《訂孔》上諸篇。)其言曰,「是故九流皆出王官。及其發舒,王官所不能與。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義,是以滋長。」(《原學》)此亦無徵驗之言。其言「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義」,大足貽誤後學。夫義之未宣,更何要之能守?學術之興,由簡而繁,由易而賾,其簡其易,皆屬草創不完之際,非謂其要義已盡具於是也。吾意以爲諸子自老耼、孔丘至於韓非,皆憂世之亂而思有以拯濟之,故其學皆應時而生,與王官無涉。諸家既羣起,乃交相爲影響,雖明相攻擊,而冥冥之中已受所攻擊者之薰化。是故孔子攻「報怨以德」之言,而其言無為之治則老耼之影響也。墨子非儒,而其言曰,「義者,正也。必從上之正下,無從下之正上。」則同於「政者正也」之說矣。又言必稱堯、舜古聖王,則亦儒家之流毒也。孟子非墨家功利之說,而其言政無一非功利之事。又非兼愛,而盛稱禹、稷之行,與不忍人之政,則亦莊生所謂「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者耳。荀子非墨,而其論正名,實大受墨者之影響。諸如此類,不可悉數。其間交互影響之迹,宛然可尋,而皆與王官無涉也。故諸子之學皆春秋戰國之時勢世變所產生。其一家之興,無非應時而起,及時變事異,則向之應世之學,翻成無用之文,於是後起之哲人乃張新幟而起。新者已興而舊者未踣,其是非攻難之力往往亦能使舊者更新。儒家之有孟荀,墨家之有「別墨」,(別墨之名,始見《莊子•天下篇》。)其造詣遠過孔墨之舊矣。有時一家之言,蔽於一曲,坐使妙理晦塞,而其間接之影響,乃更成新學之新基。如莊周之言天地萬物進化之理,本爲絕世妙論,惜其「蔽於天而不知人」,(荀卿之語。)遂淪爲任天安命達觀之說,(此說流毒中國最深。《莊子》書中如《大宗師》諸篇,皆極有弊。)然荀卿、韓非受其進化論,而救之以人治勝天之說,遂變出世主義而爲救時主義,變乘化待盡之說而爲戡天之論,變「法先王」之儒家而爲「法後王」之儒家、法家。學術之發生興替,其道固非一端也。明於先秦諸子興廢沿革之迹,乃可以尋知諸家學說意旨所在。知其命意所指,然後可與論其得失之理也。若謂九流皆出於王官,則成周小吏之聖知,定遠過於孔丘、墨翟,此與謂素王作《春秋》爲漢朝立法者,其信古之陋何以異耶?

  民國六年四月草於赫貞江上寓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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