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书感言
在中国学问界的情形，很像西洋中世过去以后的“文艺再生” 时代，所以去西洋人现在的地步，差不多有四百年上下的距离。但是我们赶上他不必用几百年的功夫；若真能加紧的追，只须几十年的光阴，就可同在一个文化的海里洗澡了。他们失败的地方不必学，只学他成功了的。他们一层一层进行的次序不必全抄，只抄他最后一层的效果。他们发明，我们摹仿。他们“众里寻他千百度” ，我们“俯拾即是” 。所以我们虽然处处落人后，却反而得了个省事的路程，可以免去些可怕的试验。至于我们赶他的办法——省事的路程——总不外乎学习外国文，因而求得现代有益的知识，再翻译外国文的书籍，因而供给大家现代有益的知识。照这看来翻译一种事业的需要不必多说了。
然而中国人学外文已经很久了，翻译的效果，何以这样稀薄呢？论到翻译的书籍，最好的还是几部从日本转贩进来的科学书，其次便是林译的几种最下流的小说。论到翻译的文词，最好的是直译的笔法，其次便是虽不直译，也还不大离宗的笔法，又其次便是严译的子家八股合调，最下流的是林琴南和他的同调。翻译出的书既然少极了，再加上个糟极了，所以在中国人的知识上，发生的好效力极少。仔细想来，这都是因为翻书没主义。没有主义，所以有用的却不翻译。翻译的多半没用。我对于译书的主义非常简单，只是译书人的两种心理——也可说是一种心理的两面。我现在把他写下来。
（一）译书人对于作者负责任
（二）译书人对于读者负责任
这两句话看来好像非常浅近，其实施行起来，道路很多。
我先把他概括的说明。
我们纵然不能做作者的功臣，又何必定要做作者的罪人呢？作者说东，译者说西，固然是要不得了；就是作者说两分，我们说一分，我们依然是作者的罪人。作者的理由很充足，我们弄得他似是而非，作者的文章很明白，我们弄得他半不可解，原书的身分便登时坠落——这便是不对于作者负责任的结果。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假使赫胥黎和孟德斯鸠晚死几年，学会了中文，看看他原书的译文，定要在法庭起诉，不然，也要登报辩明。这都因为严先生不曾对于作者负责任。他只对于自己负责任。他只对于自己的声名地位负责任。他要求名，然后译书，只要他求名的目的达到了，牺牲了原作者也没不可以。我并不是说译书定不为求名，这是不近人情的说话。但是断断乎不可牺牲了作者，求自己的声名。这是道德上所不许。况且这手段并不能达到求名的目的。严先生当年牺牲了孟德斯鸠赫胥黎，居然享了大名，则也是当时则然，现在却办不到。
当年读英文法文的很少，任他“达旨” 去罢，谁肯寻根追求。现在读外国文的多了，随时可以发现毛病。马君武先生把托尔斯泰的《复活》删改了许多，我的同学汪君罗君一找就找到。林琴南把Ivanhoe书中的一个“离去” 翻成“死去” ，我五六年前读这本书时看到，便大笑了一番。又如某君要从英文的译本中翻译一本法文原著，我的一位同学，早预备著等他出版以后，照法文的原文，英文的译本，仔细考较一回。所以在现在情形之下，翻译者虽欲不对于作者负责任而不能。但是这责任也还不是容易负的呢。要想不做罪人，须得和原书有六七分相同；这六七分的事业，已是极难了。译书的第一难事，是顾全原文中含蓄的意思，作书人说一句话，并不仅是一句话，话里头还包含许多层意思。这样情形，书越好的越多。若是仅仅译了原书的字面便登时全无灵气。因而外国有法定的翻译权，不许人不经作者许可便译。这不仅是保护作者的利益，并且保护原书的身分。中国人不入这同盟，不受这法律的限制，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多多翻译，实不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坏坏翻译。
昨天《国民公报》上有张东荪先生的一通信，约我翻译詹姆斯（William James）教授的《实际主义》。我原来有翻译这书的愿心，我原来有研究实际主义的计划；我现在虽然还有点译不好，也不妨慢慢研究，慢慢的译。后来一想，这意思不然了。想翻译这本《实际主义》，必须对于实际主义有把握；想对于实际主义有把握，必须先研究造成实际主义的实际方法论——就是实际逻辑；想研究实际逻辑，必须先研究机能行为两派的心理学。还不止此，想知道实际主义的，是不可不知康德以后各派哲学的得失；想知道实际主义的效用，不可不知实际主义的伦理学——人生哲学。如此说来，一事牵动百事。若不要做詹姆斯的罪人，还只得按部就班的研究。这是对于作者负责任。况且没头没尾，突然有一部《实际主义》发现，对于国人也没大利益。实际主义不是詹姆斯在波士顿罗威研究所讲台上创造的，也不是失勒在人性主义学里创造的，也不是杜威在逻辑理论上创造的，也还不是皮尔斯（Charles Peirce）在《普及科学月刊》上创造的；西洋思想界进化到现在，经那样的历史，受现代时势的支配，自然而然有这主义产生。和这主义相近的柏格森，同时出发，可见这主义是在现代生活之下，必生的结果；不懂现代的生活，便无从领略这主义。不懂得西洋思想界的历史，也无从领略这主义。就以詹姆斯的《实际主义》而论，有的地方论历史，有的地方论现在的别派。我们若没有一个概括观，并不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所以在翻译这本书以前，应当有（一）一部可信的西洋思想史或哲学史，（二）一部可信的西洋近代思想通论，（三）一部可信的《实际主义》概论。有这三部书预先出世，翻译出这《实际主义》，才有人看，才看懂得，才有利益。不然，只可供游谈家的割裂，新学究的附会。总而言之，只给人当护符的材料——实际主义仍然是实际主义，中国人仍然是中国人。这都是为读者的地位著想，这种心理便是对于读者负责任。为这缘故，不可不注意以下四项：
（1）翻译一部书以前，先问这本书是否本身有价值，是否在同类之中算最好的。
（2）翻译一部书以前，先问这本书是否到了翻译的地步了，是否还有应当较先翻译的。
（3）翻译一部书以前，先问这本书译过之后，是否大众看得懂——不觉得无灵性。
（4）翻译一部书以前，先问这本书译过出版之后，大家读了生何样效果。
总而言之，翻译的事业，只是为人，总得为读者“设身处地” 想想，不能专求自己的便利。中国的学问界，并不受翻译的影响，这固由于译出来的书籍太少，也是因为译出来的东西太没系统；该译的不译，不该译的偏译。译书的效用，原不是给能看外国文书籍的人看的，原是给不能看外国文书籍的人看的。既是替不能看外国文书籍的人译的，便当替不能看外国文书籍的人想想，不当只管自己的高兴。所以译书的去取和次序，全是为读者而定——就是译者对于读者负责任。
这两层意思说明了，翻译上的一切事项，不难按这道理解决了。我先说翻译的范围。西洋书多得很，还是先译哪些是呢？这不消说应当先译最好的了。但是最好的和次好的，和不好的，又如何分别呢？好不好本没一定，只有看他有用没有用，有用便好，没用便不好。所以我们说“应当翻译好的” 还是句笼统的话，不如说，应当翻译最有用的——对于中国人最有用的。我先举出几个条件来：
（1）先译门径书。这都因为中国人对于各种学问很少知道门径，忽然有一部专门著作出现，没人看他，不若先翻门径书，看作个引路的。
（2）先译通论书。通论书籍容易普及；况且这样一部里包含的意思，比精细特殊的著作，定然多的，读的人可以事半功倍。至于研究精细特殊的著作，固是学者当有的事，但是做这样事业的人，应当直接读外国文书，不能仅靠翻译。翻译只为普通读者而设。
（3）先译实证的书，不译空理的书。这是因为空理不能救济中国思想界。
（4）先译和人生密切相关的书，关系越切，越要先译。（像北美瑜珈学说长寿哲学一类的书，我真猜不到译者是何心肝。）
（5）先译最近的书。因为后来的书，是修正前者而发，前人的好处，他包括了，前人的坏处，他改过了。我们只须求得最后最精的结果，所以要先译最近的书。
（6）同类书中，先译最易发生效力的一种。
（7）同类著作者中，先译第一流的一个人。
（8）专就译文学一部分而论，也是如此：“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 这是胡适之先生在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一条提议。
以上译书的去取和次叙说完了。我再谈译书的方法。方法本是随人自己定去，不能受别人的限制。但是论到大体，也有公同的原则。我就把这公同的原则写下来：
（1）用直译的笔法，严几道先生那种“达旨” 的办法，实在不可为训，势必至于“改旨” 而后已。想就别人的理论发挥自己的文章，是件极难的事。不但对于原书不能完全领略的人不能意译，就是对于原书能完全领略的人，若用意译的方法顺便改变一番，也没有不违背原意的。想用意译，必须和原作者有同等的知识才可，但是这是办得到的事情吗？况且思想受语言的支配，犹之乎语言受思想的支配。作者的思想，必不能脱离作者的语言而独立。我们想存留作者的思想，必须存留作者的语法；若果另换一副腔调，定不是作者的思想。所以直译一种办法，是“存” 真的“必由之径” 。一字一字的直译，或者做不到的，因为中西语言太隔阂，一句一句的直译，却是做得到的，因为句的次序，正是思想的次序，人的思想却不因国别而别。一句以内，最好是一字不漏，因为译者须得对于作者负责任。这样办法，纵然不能十分圆满，还可以少些错误，纵然不能使读者十分喜欢，还可使读者不至十分糊涂。老实说罢，直译没有分毫藏掖，意译却容易随便伸缩，把难的地方混过！所以既用直译的法子，虽要不对于作者负责任而不能。既用意译的法子，虽要对于作者负责任而不能。直译便真，意译便伪；直译便是诚实的人，意译便是虚诈的人。直译看来好像很笨的法子，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有时作藏拙的用，但是确不若意译专作作伪的用。有人说：“西洋词句和中国的相隔太远，定要直译，自不免有不可通的时候。” 这话真是少见多怪；我们只要保存原来的意思就完了，何必定要逼著外国人说中国学究的话？况且直用西文的句调译书，更有一重绝大的用处，就是帮助我们自做文章的方法。我们有不能不使国语受欧化的形势，所以必须用西文的意味做中国文。唯其如此，所以更不能不用直译，更不能不把直译所得的手段，作为自己做文的手段。这话说来很长，我在上一期里，已有专文论及了。
（2）用白话。这也是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一条提议。到了现在，文言已是死了的，不中用的。所以断不能拿他来代表现代的活泼著作。而且文言和西文太隔阂，白话比较稍近些。要想直译，非用白话不可，要想和原来的切合，非不用文言不可。白话文学一条道理，在现在直可说是“天经地义” ，翻译自然可算里头的一部分，自然逃不脱这“天经地义” 。
（3）第二等以下的著作，可用“提要” 的方法，不必全译。翻译不是容易干的，必须一种外国文的程度在水平线以上，更要对于所译的学问有精密的研究。这样说来，译材能有几个呢？然而应当翻译的东西又多，需要的又急，少数的译材不够应用，却怎样办呢？去年我在一位同学那里看见两厚本日文书，名字叫做《教育学书解说》，里边登载各家教育书籍，都用“提要钩玄” 的办法。我仔细一想，这办法实是不差。照这办法，译的人可以省事，读的人可以省事；译的人可以用这方法多多转贩，读的人可以在短少时间，多得若干派的知识。在现在复杂生活之下，在现在若大海一般的出版界之内，不得不用这经济的手段。我并不是说专门学者只须看提要，我是说普通读者不可不先看提要。我并不是说一切著作不须翻译，都可用提要代替，我是说除非若经典一般的创造性的著作，尽可先做个提要，给大家看看。
学者的研究自然必须照著原书一字不放，一般的读者，还须求个事半功倍的道路。读者觉得我这说话和上文“直译” 的主张矛盾吗？其实两件事全不相干。值得通身翻译的书籍，便得通身翻译，并且用直译的笔法。不值得通身翻译的书籍，或来不及通身翻译的书籍，便可做提要，诸位切莫混为一谈呀！
现在我把大纲的意见说完了；还有一层附带的话，再说一说。翻译一种事业，独自干去，用的力大，收效很难。若是大家共同翻译，共同研究，效验定然快的。材料的搜集，文词的讨论，错误的修改，都是共同取得的事业。事事皆然，翻译也不免如此。所以我很愿意大家多设译书会，用公众的力量去做这转移文化的事业。北京大学有个编译会是很好的了，只可惜一年以来并没有一部译成的书出版。（著作的在外。）我有几位同学对于此事盼望的很。我们同学很有些非常勤学。读书极多，并且好事的人，若是有热心而有学问的教员引导，组织一个译书会，合伙做去，不到一年，定有一部分的成效。我这话就算一种提议罢。
说到这里真说完了。看的诸君定要失望。我把这人人晓得的话，说给诸君听，实在是我的罪过。但是这话虽然人人晓得，却只有极少的几个人实行。我现在就再说一番，刺激诸君耳鼓，奉求诸君想法实行！
（本文原载于《新潮》第一卷第三号，19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