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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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报上登出仲密君的《思想界的倾向》,我读了颇有点感想。我觉得仲密君未免太悲观了。他说,“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仲密君又说,“照现在的情形下去,不出两年,大家将投身于国粹,着古衣冠,用古文字,制礼作乐,或参禅炼丹,或习技击,或治乩卜,或作骈律,共臻东方化之至治”。这种悲观的猜测,似乎错了。

  仲密的根本错误是把已过去或将过去的情形看作将来的倾向。“复古与排外”的国粹主义,当然不在将来,而在过去。“着古衣冠,用古文字”的国粹主义,差不多成了过去了。即如“金心异”先生也曾穿过用糊绉做的“深衣”来上衙门;即如仲密先生十几年前译《域外小说集》时也曾犯过“用古文字”的嫌疑。但这些都成了过去了。

  至于“制礼作乐”的圣贤,近来也不曾推却那巴黎洋鬼子送他的羊皮纸。况且辜鸿铭先生曾说,“四存”的卷帘格,恰好对“忘八”。以崇古之辜鸿铭先生,而藐视“四存”之圣人如此,然则“四存运动”之不足畏也,不亦明乎?

  至于“参禅炼丹,或习技击,或治乩卜,或作骈律”,也都是已过去或将过去的事,不能说是将来的趋势。即以“作骈律”论罢。我可以预言将来只有白话文与白话诗作者的增加,决不会有“骈律”作者的增加。假如现在有一位“复古”的圣人出来下一道命令,要现在的女学生都缠三寸或四寸的小脚;仲密先生,你想这道命令能实行吗?他所以不能实行,只是因为这班女学生久已不认小脚的美了。虽然此时有许多女子还不能不衬棉花装大脚,但放足的趋势好像已超过未庄的赵秀才盘辫子的时代了(这个典故出在《阿Q正传》第七八章)。白话文与白话诗的趋势好像也已经过了这个“盘辫子”的时代;现在虽然还不曾脱离“衬棉花”的时代,但我们可以断定谢冰心、汪静之诸君决不致再回去做骈律了。最近的《学衡》杂志上似乎传出一个胡适之君做古体诗的恶消息,这个消息即使是真的,大概也不过是像昨天北京大学学生穿着蟒袍补褂做“盲人化装赛跑”一类的事,不值得使《学衡》的同人乐观,也不值得使仲密君悲观的。

  仲密君还有一个大错误,就是把“不思想界”的情形看作了“思想界”的情形。现在那些“参禅炼丹,或习技击,或治乩卜”的人,难道真是“思想界”中人吗?他们捧着一张用画片放在聚光点外照的照片,真心认作吕祖的真容,甘心叩头膜拜。这样的笨伯也当得起“思想界”的雅号吗?

  仲密君举的例有朱谦之君的讲“古学”,梅、胡诸君的《学衡》,章太炎先生的讲学。这都不够使我们发生悲观。朱谦之君本来只是讲“古学”;他的《革命哲学》与他那未成的《周易哲学》,同是“讲古学”。他本不曾趋时而变新,我们也不必疑他背时而复古。梅、胡诸君的《学衡》,也是如此。知道梅、胡的人,都知道他们仍然七八年前的梅、胡。他们代表的倾向,并不是现在与将来的倾向,其实只是七八年前——乃至十几年前——的倾向。不幸《学衡》在冰桶里搁置了好几年。迟至1922年方才出来,遂致引起仲密君的误解了。

  至于太炎先生的讲学,更是近来的一件好事,仲密先生忧虑“他的结果……只落得培养多少复古的种子”。这真是过虑了。太炎先生当日在日本讲学的历史,仲密君是知道的。东京当日听讲的弟子里,固然有黄季刚及已故的康心孚先生,但内中不是也有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朱逖先诸君吗?仲密君又提及上海因太炎讲学而发生的言论。但以我所知,上海报界此次发生的言论并不表现何等盲目的复古论调。太炎先生有一次在讲演里略批评白话诗与白话文,次日即有邵力子与曹聚仁两君的驳论;曹君即是为太炎的讲演作笔记的人,这不更可以打消我们的疑虑吗?

  最后,我想提出我自己对于现在思想界的感想:

  我们不能叫梅、胡诸君不办《学衡》,也不能禁止太炎先生的讲学。我们固然希望新种子的传播,却也不必希望胡椒变甜,甘草变苦。

  现在的情形,并无“国粹主义勃兴”的事实。仲密君所举的许多例,都只是退潮的一点回波,乐终的一点尾声。

  即使这一点回波果然能变成大浪,即使尾声之后果然还有震天的大响,那也不必使我们忧虑。

  文学革命的健儿们,努力前进!文学革命者禁不起一个或十个百个章太炎的讲学,那还成个革命军吗?

  1922,4,24

  (原载1922年4月27日《展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