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仲密君《思想界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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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報上登出仲密君的《思想界的傾向》,我讀了頗有點感想。我覺得仲密君未免太悲觀了。他說,「現在思想界的情形,……是一個國粹主義勃興的局面;他的必然的兩種傾向是復古與排外」。仲密君又說,「照現在的情形下去,不出兩年,大家將投身於國粹,着古衣冠,用古文字,制禮作樂,或參禪煉丹,或習技擊,或治乩卜,或作駢律,共臻東方化之至治」。這種悲觀的猜測,似乎錯了。

  仲密的根本錯誤是把已過去或將過去的情形看作將來的傾向。「復古與排外」的國粹主義,當然不在將來,而在過去。「着古衣冠,用古文字」的國粹主義,差不多成了過去了。即如「金心異」先生也曾穿過用糊縐做的「深衣」來上衙門;即如仲密先生十幾年前譯《域外小說集》時也曾犯過「用古文字」的嫌疑。但這些都成了過去了。

  至於「制禮作樂」的聖賢,近來也不曾推卻那巴黎洋鬼子送他的羊皮紙。況且辜鴻銘先生曾說,「四存」的捲簾格,恰好對「忘八」。以崇古之辜鴻銘先生,而藐視「四存」之聖人如此,然則「四存運動」之不足畏也,不亦明乎?

  至於「參禪煉丹,或習技擊,或治乩卜,或作駢律」,也都是已過去或將過去的事,不能說是將來的趨勢。即以「作駢律」論罷。我可以預言將來只有白話文與白話詩作者的增加,決不會有「駢律」作者的增加。假如現在有一位「復古」的聖人出來下一道命令,要現在的女學生都纏三寸或四寸的小腳;仲密先生,你想這道命令能實行嗎?他所以不能實行,只是因為這班女學生久已不認小腳的美了。雖然此時有許多女子還不能不襯棉花裝大腳,但放足的趨勢好像已超過未庄的趙秀才盤辮子的時代了(這個典故出在《阿Q正傳》第七八章)。白話文與白話詩的趨勢好像也已經過了這個「盤辮子」的時代;現在雖然還不曾脫離「襯棉花」的時代,但我們可以斷定謝冰心、汪靜之諸君決不致再回去做駢律了。最近的《學衡》雜誌上似乎傳出一個胡適之君做古體詩的惡消息,這個消息即使是真的,大概也不過是像昨天北京大學學生穿着蟒袍補褂做「盲人化裝賽跑」一類的事,不值得使《學衡》的同人樂觀,也不值得使仲密君悲觀的。

  仲密君還有一個大錯誤,就是把「不思想界」的情形看作了「思想界」的情形。現在那些「參禪煉丹,或習技擊,或治乩卜」的人,難道真是「思想界」中人嗎?他們捧着一張用畫片放在聚光點外照的照片,真心認作呂祖的真容,甘心叩頭膜拜。這樣的笨伯也當得起「思想界」的雅號嗎?

  仲密君舉的例有朱謙之君的講「古學」,梅、胡諸君的《學衡》,章太炎先生的講學。這都不夠使我們發生悲觀。朱謙之君本來只是講「古學」;他的《革命哲學》與他那未成的《周易哲學》,同是「講古學」。他本不曾趨時而變新,我們也不必疑他背時而復古。梅、胡諸君的《學衡》,也是如此。知道梅、胡的人,都知道他們仍然七八年前的梅、胡。他們代表的傾向,並不是現在與將來的傾向,其實只是七八年前——乃至十幾年前——的傾向。不幸《學衡》在冰桶里擱置了好幾年。遲至1922年方才出來,遂致引起仲密君的誤解了。

  至於太炎先生的講學,更是近來的一件好事,仲密先生憂慮「他的結果……只落得培養多少復古的種子」。這真是過慮了。太炎先生當日在日本講學的歷史,仲密君是知道的。東京當日聽講的弟子裡,固然有黃季剛及已故的康心孚先生,但內中不是也有錢玄同、沈兼士、馬幼漁、朱逷先諸君嗎?仲密君又提及上海因太炎講學而發生的言論。但以我所知,上海報界此次發生的言論並不表現何等盲目的復古論調。太炎先生有一次在講演里略批評白話詩與白話文,次日即有邵力子與曹聚仁兩君的駁論;曹君即是為太炎的講演作筆記的人,這不更可以打消我們的疑慮嗎?

  最後,我想提出我自己對於現在思想界的感想:

  我們不能叫梅、胡諸君不辦《學衡》,也不能禁止太炎先生的講學。我們固然希望新種子的傳播,卻也不必希望胡椒變甜,甘草變苦。

  現在的情形,並無「國粹主義勃興」的事實。仲密君所舉的許多例,都只是退潮的一點回波,樂終的一點尾聲。

  即使這一點回波果然能變成大浪,即使尾聲之後果然還有震天的大響,那也不必使我們憂慮。

  文學革命的健兒們,努力前進!文學革命者禁不起一個或十個百個章太炎的講學,那還成個革命軍嗎?

  1922,4,24

  (原載1922年4月27日《展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