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工人的生产监督（给同志们的信）

论工人的生产监督（给同志们的信）
作者：列夫·托洛茨基
1931年8月20日
译者：李星

　　就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本文尝试概述若干总体看法，以回答你方疑问并初步交换意见。

　　第一问：工人监督生产是否属于经常（虽非不朽，但很持久）制度？欲寻答案，先得更清晰确认本制度的阶级属性。工人手握监督权，说明资产与统辖权仍归老板控制。因此，工人监督具有矛盾特征（经济性“皇位虚置”）。

　　工人监督生产不求抽象宗旨，而希望影响企业的生产贸易。监督权必于一定限度并以某种形式过渡为直接管辖，方可干预经营。换句话说，深入开展的工人监督，等同工厂、银行、商号及其它企业涌现“经济双重政权”。

　　长期、稳固和“良性”监督，意味着工人参与生产管理应以劳资合作（而非阶级斗争）为基础。工会与雇主协会的上层，是主要合作渠道。德国（“经济民主”）、英国 (mondizm[1]) 及其它地区，相关经验多多。上述体制与工人监督资本毫不沾边，而是工会官员对资本的效忠[2]。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经久隐忍，能使这幕丑剧反复上演。

　　越贴近制造、厂区与车间，劳资合作越难兑现。与职工生存息息相关的直接利益，不容“双赢”鬼话唬人；基层“合作”的一举一动，群众看在眼中。尖锐抗争而非笑脸迎合的基础上，才可通过工厂委员会落实工人监督，亦即厂内、托拉斯、全工业部门及经济整体的双重政权。

　　工人监督生产对应何种国家制度？无产江山已非工人监督生产，而是工人政权监督生产（国有化为基础的国家生产制前奏）。显然，工人监督对应有产统治，受制资本主义框架。但老板一日自感稳操胜券，一日不容所辖地盘涌现双重政权。仅当力量对比使资产阶级及国家骤落下风，方可实施工人监督。向决战一刻——剥夺老板之政权及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行军路上，无产大众只能把监督制强加于资产阶级。工人监督本质属于临时性过渡制度，仅对应一个阶段：有产阶梯摇晃、工人冲锋而资本家后退的阶段。一句话：无产阶级革命（最宽泛意义）阶段。

　　当有产者已非厂内主宰（或曰十足主宰），他在国内必定也非十足主宰。这说明厂内双重政权契合国内双重政权体制。

　　然而，不必机械理解两者的对应。不应误认两者肯定同时降临。各国无产革命的一个极可能阶段，是蓬勃激荡的双重政权体制；但这一现象，由国情差异而或许各富特色[3]。比方说，若干条件下（深重漫长经济危机、厂内的工人高组织性、革命党相对弱小、国家机器坐拥强悍法西斯后备队而相对有力），工人监督生产也许远较国内双重政权体制早成气候。

　　以上大体勾勒的监督制诸条件，恰恰吻合德国现状。德境双重政权的涌现，或许以工人监督为主要源头。必须详加解说，肃清共产国际当权派广为散布的“苏维埃形式崇拜”流毒。

　　今日莫斯科声称：苏维埃（即代表会）是无产革命唯一实施途径，且以武装起义为直接创建宗旨。这根政治标签一无是处。代表会仅是组织形式，政治的阶级内涵——而非外在形式——起决定作用。德国有过捍卫阶级妥协的工人士兵代表会[4]。1917年7月，骑墙派把持的俄国工人士兵代表会向群众开枪。七四流血后，列宁一度估计我党将依靠工厂委员会——而非代表会——进行起义。事变进程打消了他的念头：起义前一个半月，我党争得一批主要代表会的支持。但它证明，我党远未视代表会为万能灵药。1923年秋中央辩论中，一方面力主德国革命转守为攻的必要[5]，我同时反对人为拼凑工人代表会，因为当地工厂委员会已发挥代表会的事实功能。

　　新一轮革命涨潮的众多迹象同样表明：自身活动的一定时期，德国工厂委员会或将担负代表会职责并取代后者。依据何在？来自对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俄国工人士兵代表会以及次年十一月德奥相同机构创建条件的分析。受战时“民主革命”诸条件制约，我国骑墙左派与德国社民党被迫充任代表会的主要组织者。俄方先进工人最终控制了代表会，德国同志则落败而走，代表会也夭折。

　　1931年的今天，“苏维埃”一词迥异于1917-1918年间的含义。它已成“布尔什维专政”同义语，顺理成章地化为社民党渲染的“妖怪”。德国社民党必定坚拒倡导再次创建代表会，也不会主动靠拢类似倡议，相反将全力以赴左拦右阻。有产国家——尤其法西斯卫队——眼中，共产党人着手组建代表会等于无产大众的内战文告，导致德共未及定夺而决战过早引爆。

　　德国无产者夺权之前，能否创建确实涵盖多数工人的代表会？上述考虑令人深怀疑虑。德国苏维埃作为政权机构出现于起义胜利的次日，恐怕更具现实性。

　　工厂委员会别具一番景色。它是德共与社民党人均有份参建的既有机构。某种意义上，工委会落实着工人阶级统一战线。随着劳资对抗的加剧[6]，它将拓展深化统战功能。它的角色将日趋吃重，它对工厂、城市、工业部门、州及至国内生活的干预将越发有力。州、地区和全国工委会大会将提供基础，以创建近似苏维埃的机构（双重政权机构）。通过工委会把社民党工人引向双重政权体制，将比直楞楞呼吁大伙“某年某月某日踊跃出席苏维埃成立典礼逾期不候特此通知”，轻松许多。

　　1923年德国危机证明：工委会市级中心大可胜任本地代表会的职责。拓宽自身功能、向自己提出益发大胆的任务并成立全国机构，工委会能变为代表会，让各派觉悟工人紧密互联并化作起义的组织堡垒。无产胜利后，这一混合体理应自然分解，让本原色彩的工委会与工人专政意义的代表会各司其职。

　　以上分析，不等于抢先排除德国工人革命前出现代表会的任何几率。无法万事预测在先。假设有产国家的坍塌早于无产革命，假设法西斯主义的碰壁或瓦解早于工人举事，或能形成建立代表会——作为夺权机构——的条件。共产党人将及时顺水推舟高举代表会口号。这将是无产起义诸道路的最优方案。一旦机会敲门，就该利用到底。盼望幸运降临，却太不靠谱。先进工人必须顾及甚是强固的有产国家及法西斯后备军，所以工委会“小道”远较代表会“干线”可行。

　　莫斯科当权派纯机械理解“革命条件下方可落实工人监督（正如代表会）”的提法。假设当权派妄图把偏见乱麻理个头绪，或有大致如下高论：无国内双重政权，工人监督（一定意义的双重政权）没法存活。无代表会与当局的对峙，国内双重政权没法存活。由此推断：必须同时提出工人监督生产与建立苏维埃的口号。

　　行文至此，当权派“思维体系”的虚假、死气与生搬硬套，不言自明。实践中，它将变成针对工人的通牒：你们必须既争取工人监督又创设代表会，否则不准乱动。但这两件事大可不必一起操办。萧条、失业与资本家掠夺性投机冲击下，多数工人或许认不清夺权必要，却决意为消除商业秘密并监督银行、贸易和生产而战斗。

　　一朝投身监督生产，工人铁定倾向剥夺政权与生产资料。贷款、原料及销售难题，把监督从孤零零企业转瞬引入无穷外部。高工业化的德国，进出口一项就使工人监督迅即升至全国任务，并以中央机构对峙有产官方。随着舞台与任务的拓宽，工人监督内含本质矛盾注定迅猛尖锐化，且片刻难耐。或无产夺权（俄国），或法西斯逆乱拥立资本铁血统治（意大利），矛盾方得解决。拥有强大社民传统的德国，争取监督生产最可能化作工人革命统一战线的初级阶段，为下一步夺权铺路。

　　在德国，眼下可否打出监督口号？斗争火候是否“恰到妙处”？难以从旁作答。不存在快捷无误测量革命体温的仪器。只有凭借各色工具，在行动与战斗中检测它。监督口号，是既有条件下的一只重量级测量仪。

　　它的意义首先在于提供基础，一个德共、社民党、无党派直至基督教与其他工人统一战线的基础。社民党工人的表现具有决定意义。左翼工人统一战线的缺席，是德国直接革命形势姗姗来迟的主因[7]。强大法西斯确系工人取胜的大碍。但无产阶级分散软弱而没法引领大众的前提下，法西斯主义才“光芒四射”。工人革命统一战线本身，已是对法西斯的致命政治打击。

　　顺口一提：德共领导层的（萨克森）公决政策着实罪孽深重。它使社民党工人敌视共产党，让革命统战政策寸步难行。无产死敌也难比德共头脑干得更绝。必须拨乱反正。监督口号将有力帮助纠错进程。但正确态度必不可少。官气十足潦草提出它，能使口号沦为“空包弹”，于工人眼中更丑化德共并糟蹋基本群众的信任。正式喊响这一无比重大战斗口号前，得精心试探气候并摸索土壤。

　　应从基层、工厂与车间入手。挑选数家典型工业、银行和贸易企业，于日常经营中检测试行工人监督。抓住最醒目的投机、隐蔽歇业、恶意降利（或抬高成本）以便减薪等老板花招，作为出发点。在沦为类似骗局牺牲品的企业，通过工人共产党员了解职工（首先是社民党工人）情绪：他们是否准备响应取消商业秘密和工人监督生产的要求？准备度多高？应从问题的纯务实方面起头，从刺人的局部理由出发，顽强宣传以测试社民党保守主义的顽抗力度。这将是判定革命火候多大程度“已臻妙处”的一个较优方法。

　　预先摸索土壤，要求德共同时进行相关理论与宣传研究，向先进工人（工委会成员、工会骨干及其他）发出严肃务实的指导。惟有本准备事宜的进程（即成功度），能预告何时能从宣传转向深入鼓动及高举监督口号的直接行动。

　　至于我方相关政策，上述文字至少清晰勾画了基本特征。最初，应正确进行原则性宣传，并研究具体斗争条件。我方同志应量力而行，小范围低调参与上文总结的准备工作（即德共的最近任务）。以相关任务为基础，我方应在工委会和工会中与共产党人取得联系。应向他们解释自身全局观点，并学习如何把革命发展的正确理解与工厂车间的具体条件相结合。

　　PS

　　本应收笔，忽然想到莫斯科或将如此这般反驳：想当年托某对联共中央拒绝在华创建代表会而大肆抨击，如今在德国打退堂鼓。以上“驳斥”实属劣质诡辩，且继续患有“组织形式崇拜症”（即把阶级内涵混同组织形式）。1925-1927年中国革命时期，假设当权派明说在华落实工兵农代表会确有阻碍，并讲清故障何在；假设当权派提出了更贴近国情的群众性革命统战组织形式，我方自然重视这一提议。实情如何？实情是中央多数决定以国民党代替代表会，换句话说，让工人给资本家抬轿。那场争论的实质在于组织的阶级内涵，而非它的运作“机关”。再补两句：当时中国并无创建代表会的任何主观障碍，如果“主观”一词指群众觉悟而非斯大林的蒋汪盟友。中国工人全无社民党保守传统，对苏联无限热情。甚至今日中国农民运动也意图采取代表会形式，不必提1925-1927年间群众对代表会（苏维埃）的普遍向往。

1931年8月20日
反对派公报1931(总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