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工人的生產監督（給同志們的信）

論工人的生產監督（給同志們的信）
作者：列夫·托洛茨基
1931年8月20日
譯者：李星

　　就工人監督生產的口號，本文嘗試概述若干總體看法，以回答你方疑問並初步交換意見。

　　第一問：工人監督生產是否屬於經常（雖非不朽，但很持久）制度？欲尋答案，先得更清晰確認本制度的階級屬性。工人手握監督權，說明資產與統轄權仍歸老闆控制。因此，工人監督具有矛盾特徵（經濟性「皇位虛置」）。

　　工人監督生產不求抽象宗旨，而希望影響企業的生產貿易。監督權必於一定限度並以某種形式過渡為直接管轄，方可干預經營。換句話說，深入開展的工人監督，等同工廠、銀行、商號及其它企業湧現「經濟雙重政權」。

　　長期、穩固和「良性」監督，意味着工人參與生產管理應以勞資合作（而非階級鬥爭）為基礎。工會與雇主協會的上層，是主要合作渠道。德國（「經濟民主」）、英國 (mondizm[1]) 及其它地區，相關經驗多多。上述體制與工人監督資本毫不沾邊，而是工會官員對資本的效忠[2]。經驗告訴我們：無產階級的經久隱忍，能使這幕醜劇反覆上演。

　　越貼近製造、廠區與車間，勞資合作越難兌現。與職工生存息息相關的直接利益，不容「雙贏」鬼話唬人；基層「合作」的一舉一動，群眾看在眼中。尖銳抗爭而非笑臉迎合的基礎上，才可通過工廠委員會落實工人監督，亦即廠內、托拉斯、全工業部門及經濟整體的雙重政權。

　　工人監督生產對應何種國家制度？無產江山已非工人監督生產，而是工人政權監督生產（國有化為基礎的國家生產制前奏）。顯然，工人監督對應有產統治，受制資本主義框架。但老闆一日自感穩操勝券，一日不容所轄地盤湧現雙重政權。僅當力量對比使資產階級及國家驟落下風，方可實施工人監督。向決戰一刻——剝奪老闆之政權及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行軍路上，無產大眾只能把監督制強加於資產階級。工人監督本質屬於臨時性過渡制度，僅對應一個階段：有產階梯搖晃、工人衝鋒而資本家後退的階段。一句話：無產階級革命（最寬泛意義）階段。

　　當有產者已非廠內主宰（或曰十足主宰），他在國內必定也非十足主宰。這說明廠內雙重政權契合國內雙重政權體制。

　　然而，不必機械理解兩者的對應。不應誤認兩者肯定同時降臨。各國無產革命的一個極可能階段，是蓬勃激盪的雙重政權體制；但這一現象，由國情差異而或許各富特色[3]。比方說，若干條件下（深重漫長經濟危機、廠內的工人高組織性、革命黨相對弱小、國家機器坐擁強悍法西斯後備隊而相對有力），工人監督生產也許遠較國內雙重政權體制早成氣候。

　　以上大體勾勒的監督制諸條件，恰恰吻合德國現狀。德境雙重政權的湧現，或許以工人監督為主要源頭。必須詳加解說，肅清共產國際當權派廣為散布的「蘇維埃形式崇拜」流毒。

　　今日莫斯科聲稱：蘇維埃（即代表會）是無產革命唯一實施途徑，且以武裝起義為直接創建宗旨。這根政治標籤一無是處。代表會僅是組織形式，政治的階級內涵——而非外在形式——起決定作用。德國有過捍衛階級妥協的工人士兵代表會[4]。1917年7月，騎牆派把持的俄國工人士兵代表會向群眾開槍。七四流血後，列寧一度估計我黨將依靠工廠委員會——而非代表會——進行起義。事變進程打消了他的念頭：起義前一個半月，我黨爭得一批主要代表會的支持。但它證明，我黨遠未視代表會為萬能靈藥。1923年秋中央辯論中，一方面力主德國革命轉守為攻的必要[5]，我同時反對人為拼湊工人代表會，因為當地工廠委員會已發揮代表會的事實功能。

　　新一輪革命漲潮的眾多跡象同樣表明：自身活動的一定時期，德國工廠委員會或將擔負代表會職責並取代後者。依據何在？來自對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俄國工人士兵代表會以及次年十一月德奧相同機構創建條件的分析。受戰時「民主革命」諸條件制約，我國騎牆左派與德國社民黨被迫充任代表會的主要組織者。俄方先進工人最終控制了代表會，德國同志則落敗而走，代表會也夭折。

　　1931年的今天，「蘇維埃」一詞迥異於1917-1918年間的含義。它已成「布爾什維專政」同義語，順理成章地化為社民黨渲染的「妖怪」。德國社民黨必定堅拒倡導再次創建代表會，也不會主動靠攏類似倡議，相反將全力以赴左攔右阻。有產國家——尤其法西斯衛隊——眼中，共產黨人着手組建代表會等於無產大眾的內戰文告，導致德共未及定奪而決戰過早引爆。

　　德國無產者奪權之前，能否創建確實涵蓋多數工人的代表會？上述考慮令人深懷疑慮。德國蘇維埃作為政權機構出現於起義勝利的次日，恐怕更具現實性。

　　工廠委員會別具一番景色。它是德共與社民黨人均有份參建的既有機構。某種意義上，工委會落實着工人階級統一戰線。隨着勞資對抗的加劇[6]，它將拓展深化統戰功能。它的角色將日趨吃重，它對工廠、城市、工業部門、州及至國內生活的干預將越發有力。州、地區和全國工委會大會將提供基礎，以創建近似蘇維埃的機構（雙重政權機構）。通過工委會把社民黨工人引向雙重政權體制，將比直楞楞呼籲大夥「某年某月某日踴躍出席蘇維埃成立典禮逾期不候特此通知」，輕鬆許多。

　　1923年德國危機證明：工委會市級中心大可勝任本地代表會的職責。拓寬自身功能、向自己提出益發大膽的任務並成立全國機構，工委會能變為代表會，讓各派覺悟工人緊密互聯並化作起義的組織堡壘。無產勝利後，這一混合體理應自然分解，讓本原色彩的工委會與工人專政意義的代表會各司其職。

　　以上分析，不等於搶先排除德國工人革命前出現代表會的任何幾率。無法萬事預測在先。假設有產國家的坍塌早於無產革命，假設法西斯主義的碰壁或瓦解早於工人舉事，或能形成建立代表會——作為奪權機構——的條件。共產黨人將及時順水推舟高舉代表會口號。這將是無產起義諸道路的最優方案。一旦機會敲門，就該利用到底。盼望幸運降臨，卻太不靠譜。先進工人必須顧及甚是強固的有產國家及法西斯後備軍，所以工委會「小道」遠較代表會「幹線」可行。

　　莫斯科當權派純機械理解「革命條件下方可落實工人監督（正如代表會）」的提法。假設當權派妄圖把偏見亂麻理個頭緒，或有大致如下高論：無國內雙重政權，工人監督（一定意義的雙重政權）沒法存活。無代表會與當局的對峙，國內雙重政權沒法存活。由此推斷：必須同時提出工人監督生產與建立蘇維埃的口號。

　　行文至此，當權派「思維體系」的虛假、死氣與生搬硬套，不言自明。實踐中，它將變成針對工人的通牒：你們必須既爭取工人監督又創設代表會，否則不准亂動。但這兩件事大可不必一起操辦。蕭條、失業與資本家掠奪性投機衝擊下，多數工人或許認不清奪權必要，卻決意為消除商業秘密並監督銀行、貿易和生產而戰鬥。

　　一朝投身監督生產，工人鐵定傾向剝奪政權與生產資料。貸款、原料及銷售難題，把監督從孤零零企業轉瞬引入無窮外部。高工業化的德國，進出口一項就使工人監督迅即升至全國任務，並以中央機構對峙有產官方。隨着舞台與任務的拓寬，工人監督內含本質矛盾註定迅猛尖銳化，且片刻難耐。或無產奪權（俄國），或法西斯逆亂擁立資本鐵血統治（意大利），矛盾方得解決。擁有強大社民傳統的德國，爭取監督生產最可能化作工人革命統一戰線的初級階段，為下一步奪權鋪路。

　　在德國，眼下可否打出監督口號？鬥爭火候是否「恰到妙處」？難以從旁作答。不存在快捷無誤測量革命體溫的儀器。只有憑藉各色工具，在行動與戰鬥中檢測它。監督口號，是既有條件下的一隻重量級測量儀。

　　它的意義首先在於提供基礎，一個德共、社民黨、無黨派直至基督教與其他工人統一戰線的基礎。社民黨工人的表現具有決定意義。左翼工人統一戰線的缺席，是德國直接革命形勢姍姍來遲的主因[7]。強大法西斯確係工人取勝的大礙。但無產階級分散軟弱而沒法引領大眾的前提下，法西斯主義才「光芒四射」。工人革命統一戰線本身，已是對法西斯的致命政治打擊。

　　順口一提：德共領導層的（薩克森）公決政策着實罪孽深重。它使社民黨工人敵視共產黨，讓革命統戰政策寸步難行。無產死敵也難比德共頭腦幹得更絕。必須撥亂反正。監督口號將有力幫助糾錯進程。但正確態度必不可少。官氣十足潦草提出它，能使口號淪為「空包彈」，於工人眼中更醜化德共並糟蹋基本群眾的信任。正式喊響這一無比重大戰鬥口號前，得精心試探氣候並摸索土壤。

　　應從基層、工廠與車間入手。挑選數家典型工業、銀行和貿易企業，於日常經營中檢測試行工人監督。抓住最醒目的投機、隱蔽歇業、惡意降利（或抬高成本）以便減薪等老闆花招，作為出發點。在淪為類似騙局犧牲品的企業，通過工人共產黨員了解職工（首先是社民黨工人）情緒：他們是否準備響應取消商業秘密和工人監督生產的要求？準備度多高？應從問題的純務實方面起頭，從刺人的局部理由出發，頑強宣傳以測試社民黨保守主義的頑抗力度。這將是判定革命火候多大程度「已臻妙處」的一個較優方法。

　　預先摸索土壤，要求德共同時進行相關理論與宣傳研究，向先進工人（工委會成員、工會骨幹及其他）發出嚴肅務實的指導。惟有本準備事宜的進程（即成功度），能預告何時能從宣傳轉向深入鼓動及高舉監督口號的直接行動。

　　至於我方相關政策，上述文字至少清晰勾畫了基本特徵。最初，應正確進行原則性宣傳，並研究具體鬥爭條件。我方同志應量力而行，小範圍低調參與上文總結的準備工作（即德共的最近任務）。以相關任務為基礎，我方應在工委會和工會中與共產黨人取得聯繫。應向他們解釋自身全局觀點，並學習如何把革命發展的正確理解與工廠車間的具體條件相結合。

　　PS

　　本應收筆，忽然想到莫斯科或將如此這般反駁：想當年托某對聯共中央拒絕在華創建代表會而大肆抨擊，如今在德國打退堂鼓。以上「駁斥」實屬劣質詭辯，且繼續患有「組織形式崇拜症」（即把階級內涵混同組織形式）。1925-1927年中國革命時期，假設當權派明說在華落實工兵農代表會確有阻礙，並講清故障何在；假設當權派提出了更貼近國情的群眾性革命統戰組織形式，我方自然重視這一提議。實情如何？實情是中央多數決定以國民黨代替代表會，換句話說，讓工人給資本家抬轎。那場爭論的實質在於組織的階級內涵，而非它的運作「機關」。再補兩句：當時中國並無創建代表會的任何主觀障礙，如果「主觀」一詞指群眾覺悟而非斯大林的蔣汪盟友。中國工人全無社民黨保守傳統，對蘇聯無限熱情。甚至今日中國農民運動也意圖採取代表會形式，不必提1925-1927年間群眾對代表會（蘇維埃）的普遍嚮往。

1931年8月20日
反對派公報1931(總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