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新语》考（跋潮阳郑氏《龙溪精舍丛书》本《新语》）

陆贾《新语》考（跋潮阳郑氏《龙溪精舍丛书》本《新语》）
作者：胡适

　　陆贾《新语》很少善本，此本是唐晏先生用明人刻的子汇本和明范氏天一阁刻本参校重刻的，可算是《新语》的最好本子。《四部从刊》内所用明弘治壬戌（1502）本，内容与天一阁本相同，大概是和范本同出于一个底本。弘治本与范本第六篇有自“齐夫用人若彼”至“不操其柄者则”二百二十八字，是第五篇“邑土单于彊”之下的错简。各本皆沿其错误，而《汉魏从书》本于第五篇改“彊”为“疆”，于第六篇删改许多字，又添上许多字，更失本来面目了。唐晏先生据子汇本移正此段错简，两篇遂都可读了。大概子汇本另出于一种较古的底本，故讹脱最少。唐先生依据范本与子汇本校补，故成为最可读之本。

　　此本刻印不甚精，间亦有误字，如第三篇“杖仁者覆”，弘治本覆作霸，第四篇“近山之上燥”，弘治本上作士，均应校改。

　　《四库提要》疑《新语》“殆后人依托，非贾原本”。《提要》列举三种可疑之点：

　　（1）《汉书·司马迁传》称迁取《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作《史记》。《楚汉春秋》，张守节《正义》犹引之，今佚不可考。《战国策》取九十三事，皆与今本合。惟是书之文悉不见于《史记》。

　　（2）王充《论衡·本性》篇引陆贾曰，“天地生人也，以礼义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则顺，顺谓之道”。今本亦无其文。

　　（3）又《穀梁传》至汉武帝时始出，而《道基篇》末乃引《穀梁传》曰”，时代尤相抵牾。

　　唐晏先生跋此本，颇驳《提要》之说。《提要》所列三事，其第一点不足辨，因为《汉书·艺文志》有陆贾二十七篇，王充所引或出于陆贾的他书，故此条不足推翻《新语》。关于第一点，唐跋说：

　　　　《史记》载赵高指鹿为马事，正本之此书也。

关于第三点，唐跋说：

　　　　陆氏著此书，去秦焚书才六年耳，其所读者，未焚之《穀梁传》也。至武帝则为再出矣，故所引者今本无之也。

　　唐跋指出《道基篇》所引《穀梁传》“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之语，为今本《穀梁传》所无，此一点大可解释《提要》之疑。但“指鹿为马”一条孤证，还不足驳倒《提要》的第一疑点。

　　今按《提要》之第一点，全是无的放矢，《提要》的作者实误记《汉书·司马迁传》的原文，原文并未提及陆贾，亦未提及《新语》。《迁传》赞中说：

　　　　司马迁据左氏《国语》，（《汉纪》十四引作“左氏春秋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汉纪》引作逮）《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

此文中何尝有据陆贾《新语》作《史记》的话？

　　我推想《提要》作者所以误记之由，大概由于《楚汉春秋》一书。《艺文志》说“《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四库馆臣因联想作用，一时误记陆贾《楚汉春秋》之外另有陆贾《新语》，又偷懒不检原文，遂据误记之书以定《新语》出于后人依托，岂非大冤枉吗？

　　《提要》说《史记》取《战国策》九十三事，皆与今本合。这样摆出十足的考据学者架子，故后来读者皆不敢怀疑《提要》之言。岂有查出《战国策》九十三事的娘家的学者而不一检《司马迁传》的原文呢？所以唐晏先生震于四库馆臣的学者架子，也不去检《汉书》原文了。

　　《新语》一书，很有见地，其思想近于荀卿韩非，其《道基篇》叙文化的演变尤有独到的见解。陆贾亲经始皇、李斯的急进政策失败之后，故在政治上颇主张无为，正与他身遭诸吕之乱，晚年自隐于醇酒妇人，同一用意。然其人绝不是一个消极的人，此书末篇有“圣人不空出，贤者不虚生”的教训，很可以表示他的生活态度。第六篇中很沉痛的攻击当日人士的“避世”态度，与此正是一贯。我从前也曾怀疑此书，去年得唐晏先生校刊本，重校读一遍，颇信此书是楚、汉之间之书，非后人所能依托，故为检《司马迁传》，正《四库提要》之误，以释后来读者之疑。

十九，四，一

（原载 1930年1、2月《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