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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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1984年10月20日
發布機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本作品收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一九八四年/第二十六號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通過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分析了我國當前的經濟和政治形勢,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特別是這幾年城鄉經濟體制改革的經驗,一致認為:必須按照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總要求,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以利於更好地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一、改革是當前我國形勢發展的迫切需要[編輯]

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已經經過了幾年的醞釀和實踐。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決定把全黨工作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來的同時就着重指出,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對經濟體制進行改革。那次全會以後,全黨在撥亂反正和調整國民經濟方面進行了大量工作,改革主要在農村進行。在完成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實現歷史性偉大轉折的基礎上,黨的十二大明確提出了有系統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並且指出這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保證。近兩年來特別是今年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又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決策和指示,推動了各項改革的廣泛深入發展。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在農村取得了巨大成就。長期使我們焦慮的農業生產所以能夠在短時期內蓬勃發展起來,顯示了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的強大活力,根本原因就在於大膽衝破「左」的思想束縛,改變不適應我國農業生產力發展的體制,全面推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發揮了八億農民的巨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目前農村的改革還在繼續發展,農村經濟開始向專業化、商品化、現代化轉變,這種形勢迫切要求疏通城鄉流通渠道,為日益增多的農產品開拓市場,同時滿足農民對工業品、科學技術和文化教育的不斷增長的需求。農村改革的成功經驗,農村經濟發展對城市的要求,為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這幾年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也已經進行了許多試驗和探索,採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取得了顯著成效和重要經驗,使經濟生活開始出現了多年未有的活躍局面。但是城市改革還只是初步的,城市經濟體制中嚴重妨礙生產力發展的種種弊端還沒有從根本上消除。目前,城市企業經濟效益還很低,城市經濟的巨大潛力還遠遠沒有挖掘出來,生產、建設和流通領域中的種種損失和浪費還很嚴重,加快改革是城市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內在要求。城市是我國經濟、政治、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現代工業和工人階級集中的地方,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起着主導作用。只有堅決地系統地進行改革,城市經濟才能興旺繁榮,才能適應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的需要,真正起到應有的主導作用,推動整個國民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

還應該看到,正在世界範圍興起的新技術革命,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是一種新的機遇和挑戰。這就要求我們的經濟體制,具有吸收當代最新科技成就,推動科技進步,創造新的生產力的更加強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為迫切。

當前我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日益鞏固,經濟調整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績,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第六個五年計劃的主要指標提前完成,國家財政狀況逐步好轉,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信心大為增強,加快經濟體制改革的願望更加強烈。特別是中央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一級全面整黨的健康發展,已經和正在端正各條戰線現代化建設的業務指導思想,明確改革的方向。現在,全面改革經濟體制的條件已經具備,我們有必要也有可能比較系統地提出和闡明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以利於統一和提高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於部的認識,使改革更加卓有成效地進行,使社會主義優越性進一步得到發揮。中央希望並且相信,如同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實行撥亂反正,提出改革任務,推動農村改革方面起了偉大的歷史作用那樣,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制訂全面改革藍圖,加快改革步伐,推動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方面,也必將起到偉大的歷史作用。

二、改革是為了建立充滿生機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結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一百多年人民災難深重的歷史,消滅了剝削制度,我國各族人民真正成了國家的主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國人民艱苦奮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取得了舊中國根本不可能取得的巨大成就,為我們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我國各族人民從長期的歷史經驗中深切體會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曾經預言,社會主義在消滅剝削制度的基礎上,必然能夠創造出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使生產力以更高的速度向前發展。我國建國三十五年來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已經初步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但是必須指出,這種優越性還沒有得到應有的發揮。其所以如此,除了歷史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之外,就經濟方面來說,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經濟體制上形成了一種同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僵化的模式。這種模式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職責不分,條塊分割,國家對企業統得過多過死,忽視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和市場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義嚴重。這就造成了企業缺乏應有的自主權,企業吃國家「大鍋飯」、職工吃企業「大鍋飯」的局面,嚴重壓抑了企業和廣大職工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使本來應該生機盎然的社會主義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建國初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面臨着實現全國財政經濟統一、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開展有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繁重任務,逐步建立起全國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那個時候,在許多方面還沒有統得很死,而且在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法和步驟上堅持了從中國實際出發,有很大的創造。但是,隨着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和我國經濟發展的規模越來越大,原來為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所採取的一些措施已不再適應新的形勢,經濟體制方面某些統得過多過死的弊端逐漸顯露出來。一九五六年,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人會上和大會前後,黨中央特別是中央主持經濟工作的同志已經覺察到這個問題,並提出了某些改進措施。但是,由於我們黨對於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畢競經驗不足,由於長期以來在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上形成了若干不適合實際情況的固定觀念,特別是由於一九五七年以後黨在指導思想上的「左」傾錯誤的影響,把搞活企業和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種種正確措施當成「資本主義」,結果就使經濟體制上過度集中統一的問題不僅長期得不到解決,而且發展得越來越突出。其間多次實行權力下放,但都只限於調整中央和地方、條條和塊塊的管理權限,沒有觸及賦予企業自主權這個要害問題,也就不能跳出原有的框框。

為了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必須認真總結我國的歷史經驗,認真研究我國經濟的實際狀況和發展要求,同時必須吸收和借鑑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管理方法。中央認為,按照黨歷來要求的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原則,按照正確對待外國經驗的原則,進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就是我們這次改革的基本任務。

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我們改革經濟體制,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相互聯繫的環節和方面。這種改革,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改革的進行,只應該促進而絕不能損害社會的安定、生產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國家財力的增強。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就是要使社會財富越來越多地湧現出來,不斷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能把貧窮當作社會主義。必須下定決心,以最大的毅力,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這是歷史的必然和人民的願望。全黨同志在進行改革的過程中,應該緊緊把握住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基本觀點,把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檢驗一切改革得失成敗的最主要標準。

三、增強企業活力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編輯]

城市企業是工業生產、建設和商品流通的主要的直接承擔者,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經濟技術進步的主導力量。現在,我國城市企業,包括工業、建築業、交通業、商業和服務業的企業,已有一百多萬個,職工共達八千多萬人。僅城市工業企業提供的稅收和利潤,就占全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這些情況表明,城市企業生產和經營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能否充分發揮,八千多萬職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能否充分發揮,就是說城市企業是否具有強大的活力,對於我國經濟的全局和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對於黨的十二大提出的到本世紀末工農業年總產值翻兩番的奮鬥目標的實現,是一個關鍵問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首先應該是企業有充分活力的社會主義。而現行經濟體制的種種弊端,恰恰集中表現為企業缺乏應有的活力。所以,增強企業的活力,特別是增強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業的活力,是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

圍繞這個中心環節,主要應該解決好兩個方面的關係問題,即確立國家和全民所有制企業之間的正確關係,擴大企業自主權;確立職工和企業之間的正確關係,保證勞動者在企業中的主人翁地位。

過去國家對企業管得太多太死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把全民所有同國家機構直接經營企業混為一談。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社會主義的實踐,所有權同經營權是可以適當分開的。為了使各個企業的經濟活動符合國民經濟發展的總體要求,社會主義的國家機構必須通過計劃和經濟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對企業進行必要的管理、檢查、指導和調節,通過稅收等形式從企業集中必須由國家統一使用的純收入,委派、任免或批准聘選企業的主要領導人員,並且可以決定企業的創建和關、停、並、轉、遷。但是,由於社會需求十分複雜而且經常處於變動之中,企業條件千差萬別,企業之間的經濟聯繫錯綜繁複,任何國家機構都不可能完全了解和迅速適應這些情況。如果全民所有制的各種企業都由國家機構直接經營和管理,那就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嚴重的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壓抑企業的生機和活力。因此,在服從國家計劃和管理的前提下,企業有權選擇靈活多樣的經營方式,有權安排自己的產供銷活動,有權擁有和支配自留資金,有權依照規定自行任免、聘用和選舉本企業的工作人員,有權自行決定用工辦法和工資獎勵方式,有權在國家允許的範圍內確定本企業產品的價格,等等。總之,要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的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這樣做,既在全體上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的統一性,又在局部上保證各個企業生產經營的多樣性、靈活性和進取性,不但不會削弱而且只會有利於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

企業活力的源泉,在於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的積極性、智慧和創造力。當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在企業的各項制度中得到切實的保障,他們的勞動又與自身的物質利益緊密聯繫的時候,勞動者的積極性、智慧和創造力就能充分地發揮出來。我國農村改革的經驗生動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正確解決職工和企業的關係,真正做到職工當家做主,做到每一個勞動者在各自的崗位上,以主人翁的姿態進行工作,人人關注企業的經營,人人重視企業的效益,人人的工作成果同他的社會榮譽和物質利益密切相聯。現代企業必須有集中統一的領導和生產指揮,必須有高度嚴格的勞動紀律。因為我們的現代企業是社會主義的,在實行這種集中領導和嚴格紀律的時候,又必須堅決保證廣大職工和他們選出的代表參加企業民主管理的權利。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企業領導者的權威同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是統一的,同勞動者的主動性創造性是統一的。這種統一,是勞動者的積極性能夠正確地有效地發揮的必要前提。

確立國家和企業、企業和職工這兩方面的正確關係,是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本質內容和基本要求。要實現這個基本要求,勢必牽動整個經濟體制的各個方面,需要進行計劃體制、價格體系、國家機構管理經濟的職能和勞動工資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中央認為,這些改革,應該根據國民經濟各個環節的內在聯繫和主客觀條件的成熟程度,分別輕重緩急和難易,有先有後,逐步進行,爭取用五年左右的時間基本實現。達到這個目標的步驟,另行部署。

四、建立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的計劃體制,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編輯]

社會主義社會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周期性危機,使生產符合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的目的,這是社會主義經濟優越於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標誌之一。建國以來,我們實行計劃經濟,集中大量財力、物力、人力,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時,歷史的經驗也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的計劃體制,應該是統一性同靈活性相結合的體制。尤其是考慮到我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考慮到交通不便、信息不靈、經濟文化發展很不平衡的狀況在短期內還難以完全改變,考慮到我國目前商品經濟還很不發達,必須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實際情況,建立這樣的計劃體制的需要就更加迫切。如果脫離現實的國情,企圖把種種社會經濟活動統統納入計劃,並且單純依靠行政命令加以實施,忽視經濟槓桿和市場調節的重要作用,那就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在計劃的指導思想上主觀和客觀相分離,計劃同實際嚴重脫節。列寧在十月革命後,曾經在制訂電氣化計劃的時候產生這樣的思想:「現在對我們來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官僚主義的空想』。」「不要追求這種空想」。今天我國同當時俄國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已大不相同,但是我們的實踐經驗證明列寧的這個思想不僅適用於當時條件下的俄國,而且具有長久的意義。必須實事求是地認識到,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我們的國民經濟計劃就總體來說只能是粗線條的和有彈性的,只能是通過計劃的綜合平衡和經濟手段的調節,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開放活,保證重大比例關係比較適當,國民經濟大體按比例地協調發展。

改革計劃體制,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只有充分發展商品經濟,才能把經濟真正搞活,促使各個企業提高效率,靈活經營,靈敏地適應複雜多變的社會需求,而這是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所不能做到的。同時還應該看到,即使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它的廣泛發展也會產生某種盲目性,必須有計劃的指導、調節和行政的管理,這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是能夠做到的。因此,實行計劃經濟同運用價值規律、發展商品經濟,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統一的,把它們對立起來是錯誤的。在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問題上,社會主義經濟同資本主義經濟的區別不在於商品經濟是否存在和價值規律是否發揮作用,而在於所有制不同,在於剝削階級是否存在,在於勞動人民是否當家做主,在於為什麼樣的生產目的服務,在於能否在全社會的規模上自覺地運用價值規律,還在於商品關係的範圍不同。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不是商品,土地、礦山、銀行、鐵路等等一切國有的企業和資源也都不是商品。

根據歷史的經驗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實踐,應該對我國計劃體制的基本點進一步作出如下的概括:第一,就總體說,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即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而不是那種完全由市場調節的市場經濟;第二,完全由市場調節的生產和交換,主要是部分農副產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務修理行業的勞務活動,它們在國民經濟中起輔助的但不可缺少的作用;第三,實行計劃經濟不等於指令性計劃為主,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都是計劃經濟的具體形式;第四,指導性計劃主要依靠運用經濟槓桿的作用來實現,指令性計劃則是必須執行的,但也必須運用價值規律。按照以上要點改革現行的計劃體制,就要有步驟地適當縮小指令性計劃的範圍,適當擴大指導性計劃的範圍。對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產品中需要由國家調撥分配的部分,對關係全局的重大經濟活動,實行指令性計劃;對其他大量產品和經濟活動,根據不同情況,分別實行指導性計劃或完全由市場調節。計劃工作的重點要轉到中期和長期計劃上來,適當簡化年度計劃,並相應改革計劃方法,充分重視經濟信息和預測,提高計劃的科學性。

五、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充分重視經濟槓桿的作用[編輯]

我國現行的價格體系,由於過去長期忽視價值規律的作用和其他歷史原因,存在着相當紊亂的現象,不少商品的價格既不反映價值,也不反映供求關係。不改革這種不合理的價格體系,就不能正確評價企業的生產經營效果,不能保障城鄉物資的順暢交流,不能促進技術進步和生產結構、消費結構的合理化,就必然造成社會勞動的巨大浪費,也會嚴重妨礙按勞分配原則的貫徹執行。隨着企業自主權的進一步擴大,價格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調節作用越來越顯著,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更為急迫。各項經濟體制的改革,包括計劃體制和工資制度的改革,它們的成效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價格體系的改革。價格是最有效的調節手段,合理的價格是保證國民經濟活而不亂的重要條件,價格體系的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

當前我國價格體系不合理的主要表現是:同類商品的質量差價沒有拉開;不同商品之間的比價不合理,特別是某些礦產品和原材料價格偏低;主要農副產品的購銷價格倒掛,銷價低於國家購價。必須從現在起採取措施,逐步改變這種狀況。

價格體系的不合理,同價格管理體制的不合理有密切的關係。在調整價格的同時,必須改革過分集中的價格管理體制,逐步縮小國家統一定價的範圍,適當擴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動價格和自由價格的範圍,使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係的變化,比較好地符合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

改革價格體系關係國民經濟的全局,涉及千家萬戶,一定要採取十分慎重的態度,根據生產的發展和國家財力負擔的可能,在保證人民實際收入逐步增加的前提下,制定周密的切實可行的方案,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改革的原則是:第一,按照等價交換的要求和供求關係的變化,調整不合理的比價,該降的降,該升的升;第二,在提高部分礦產品和原材料價格的時候,加工企業必須大力降低消耗,使由於礦產品和原材料價格上漲而造成的成本增高基本上在企業內部抵銷,少部分由國家減免稅收來解決,避免因此提高工業消費品的市場銷售價格;第三,在解決農副產品購銷價格倒掛和調整消費品價格的時候,必須採取切實的措施,確保廣大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不因價格的調整而降低。同時,隨着生產的發展和經濟效益的提高,職工工資還要逐步提高。必須向群眾廣泛宣傳,我們在生產發展和物資日益豐富的條件下,主動改革價格體系,解決各種比價不合理的問題,決不會引起物價的普遍輪番上漲。這種改革,是進一步發展生產的迫切需要,是符合廣大消費者的根本利益的。一切企業都應該通過大力改善經營管理來提高經濟效益,而決不應該把增加企業收入的希望寄托在漲價上。決不允許任何單位和任何人趁改革之機任意漲價,人為地製造漲價風,擾亂社會主義市場,損害國家和消費者的利益。

在改革價格體系的同時,還要進一步完善稅收制度,改革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越是搞活經濟,越要重視宏觀調節,越要善於在及時掌握經濟動態的基礎上綜合運用價格、稅收、信貸等經濟槓桿,以利於調節社會供應總量和需求總量、積累和消費等重大比例關係,調節財力、物力和人力的流向,調節產業結構和生產力的布局,調節市場供求,調節對外經濟往來,等等。我們過去習慣於用行政手段推動經濟運行,而長期忽視運用經濟槓桿進行調節。學會掌握經濟槓桿,並且把領導經濟工作的重點放到這一方面來,應該成為各級經濟部門特別是綜合經濟部門的重要任務。

六、實行政企職責分開,正確發揮政府機構管理經濟的職能[編輯]

在無產階級和全體人民掌握了國家政權以後,領導和組織經濟建設就成為國家機構的一項基本職能。建國三十多年來,總的來說,我們的國家機構履行了這方面的職責,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國家機構特別是政府部門究竟怎樣才能更好地領導和組織經濟建設,以適應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還是一個需要認真加以解決的問題。過去由於長期政企職責不分,企業實際上成了行政機構的附屬物,中央和地方政府包攬了許多本來不應由它們管的事,而許多必須由它們管的事又未能管好。加上條塊分割,互相扯皮,使企業工作更加困難。這種狀況不改變,就不可能發揮基層和企業的積極性,不可能有效地促進企業之間的合作、聯合和競爭,不可能發展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而且勢必嚴重削弱政府機構管理經濟的應有作用。,因此,按照政企職責分開、簡政放權的原則進行改革,是搞活企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迫切需要。

根據多年來的實踐經驗,政府機構管理經濟的主要職能應該是:制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計劃、方針和政策;制訂資源開發、技術改造和智力開發的方案;協調地區、部門、企業之間的發展計劃和經濟關係;部署重點工程特別是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業的建設;匯集和傳布經濟信息,掌握和運用經濟調節手段;制訂並監督執行經濟法規;按規定的範圍任免幹部;管理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和合作,等等。這些職能,需要各級政府付出極大努力來履行,而過去有些沒有做好,有的還沒有做。但就政府和企業的關係來說,今後各級政府部門原則上不再直接經營管理企業。至於少數由國家賦予直接經營管理企業責任的政府經濟部門,也必須按照簡政放權的精神,正確處理同所屬企業的關係,以增強企業和基層自主經營的活力,避免由於高度集中可能帶來的弊端。全國性和地區性的公司,是在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和企業互有需要的基礎上建立的聯合經濟組織,它們必須是企業而不是行政機構,不能因襲過去的一套辦法,而必須學會現代科學管理方法。

實行政企職責分開以後,要充分發揮城市的中心作用,逐步形成以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為依託的,不同規模的,開放式、網絡型的經濟區。在進行這種改革的時候,有必要提起各城市的領導同志們注意,城市政府也必須實行政企職責分開,簡政放權,不要重複過去那種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企業的老做法,以免造成新的條塊分割。城市政府應該集中力量做好城市的規劃、建設和管理,加強各種公用設施的建設,進行環境的綜合整治,指導和促進企業的專業化協作、改組聯合、技術改造和經營管理現代化,指導和促進物資和商品的合理流通,搞好文教、衛生、社會福利事業和各項服務事業,促進精神文明的建設和創造良好的社會風氣,搞好社會治安。同時,城市政府還應該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總體要求和當地的條件,做好中長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

社會主義企業之間的關係,首先是互相協作、互相支援的關係,但這種關係並不排斥競爭。長期以來,人們往往把競爭看成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現象,其實,只要有商品生產,就必然有競爭,只不過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競爭的目的、性質、範圍和手段不同。社會主義企業之間的競爭,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弱肉強食根本不同,它是在公有制基礎上,在國家計劃和法令的管理下,在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前提下,讓企業在市場上直接接受廣大消費者的評判和檢驗,優勝劣汰。這樣做,有利於打破阻礙生產發展的封鎖和壟斷,及時暴露企業的缺點,促使企業改進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推動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競爭中可能出現某些消極現象和違法行為,各級有關領導機關對此必須保持清醒頭腦,加強教育和管理,認真注意解決好這方面的問題。

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國民經濟的發展,使越來越多的經濟關係和經濟活動準則需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國家立法機關要加快經濟立法,法院要加強經濟案件的審判工作,檢察院要加強對經濟犯罪行為的檢察工作,司法部門要積極為經濟建設提供法律服務。

實行政企職責分開、簡政放權,是社會主義上層建築的一次深刻改造。體制改了,組織機構和思想作風也要改。要堅定不移地按照為人民服務和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改造機關作風,提高工作人員的素質。要改變那種長期形成的領導機關不是為基層和企業服務,而是讓基層和企業圍着領導機關轉的局面,掃除機構重疊、人浮於事、職責不明、互相扯皮的官僚主義積弊,使各級領導機關把自己的全部工作切實轉移到為發展生產服務,為基層和企業服務,為國家的繁榮強盛和人民的富裕幸福服務的軌道上來。

七、建立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認真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編輯]

這幾年城市改革的試驗充分表明,農村實行承包責任制的基本經驗同樣適用於城市。為了增強城市企業的活力,提高廣大職工的責任心和充分發揮他們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必須在企業內部明確對每個崗位、每個職工的工作要求,建立以承包為主的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這種責任制的基本原則是:責、權、利相結合,國家、集體、個人利益相統一,職工勞動所得同勞動成果相聯繫。在把農村經驗運用到城市中來的時候,必須考慮城市企業的特點,不應該也不可能照搬農村的具體做法。由於行業性質、企業規模和生產條件各不相同,城市企業實行責任制也不可能有劃一的模式。這就要求我們的同志,特別是企業的領導同志,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在實踐中逐步創造出適合自已情況的具體形式,使承包責任制在城市生根、開花、結果。

現代企業分工細密,生產具有高度的連續性,技術要求嚴格,協作關係複雜,必須建立統一的、強有力的、高效率的生產指揮和經營管理系統。只有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才能適應這種要求。企業中黨的組織要積極支持廠長行使統一指揮生產經營活動的職權,保證和監督黨和國家各項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加強企業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加強對企業工會、共青團組織的領導,做好職工思想政治工作。在實行廠長負責制的同時,必須健全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和各項民主管理制度,充分發揮工會組織和職工代表在審議企業重大決策、監督行政領導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等方面的權力和作用,體現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這是社會主義企業的性質所決定的,絕對不容許有任何的忽視和削弱。

隨着利改稅的普遍推行和企業多種形式經濟責任制的普遍建立,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將得到進一步的貫徹落實。這方面已經採取的一個重大步驟,就是企業職工獎金由企業根據經營狀況自行決定,國家只對企業適當徵收超限額獎金稅。今後還將採取必要的措施,使企業職工的工資和獎金同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更好地掛起鈎來。在企業內部,要擴大工資差距,拉開檔次,以充分體現獎勤罰懶、獎優罰劣,充分體現多勞多得、少勞少得,充分體現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複雜勞動和簡單勞動、熟練勞動和非熟練勞動、繁重勞動和非繁重勞動之間的差別。當前尤其要改變腦力勞動報酬偏低的狀況。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也要改革工資制度,改革的原則是使職工工資同本人肩負的責任和勞績密切聯繫起來。在企業、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改革工資制度的同時,還要加快勞動制度的改革。

長期以來在消費資料的分配問題上存在一種誤解,似乎社會主義就是要平均,如果一部分社會成員的勞動收入比較多,出現了較大的差別,就認為是兩極分化,背離社會主義。這種平均主義思想,同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的科學觀點是完全不相容的。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平均主義思想是貫徹執行按勞分配原則的一個嚴重障礙,平均主義的泛濫必然破壞社會生產力。當然,社會主義社會要保證社會成員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但是,共同富裕決不等於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決不等於也不可能是所有社會成員在同一時間以同等速度富裕起來。如果把共同富裕理解為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不但做不到,而且勢必導致共同貧窮。只有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奮勞動先富起來,才能對大多數人產生強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並帶動越來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與此同時,我們必須對老弱病殘、鰥寡孤獨等實行社會救濟,對還沒有富裕起來的人積極扶持,對經濟還很落後的一部分革命老根據地、少數民族地區、邊遠地區和其他貧困地區實行特殊的優惠政策,並給以必要的物質技術支援。由於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產生的差別,是全體社會成員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有先有後、有快有慢的差別,而絕不是那種極少數人變成剝削者,大多數人陷於貧窮的兩極分化。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是符合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是整個社會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

艱苦奮鬥、勤儉建國是我們在長期革命和建設中形成的優良傳統,任何時候都不能丟掉這個傳統。在新時期堅持這個傳統,主要是發揚不怕任何困難,為祖國為人民頑強奮鬥的獻身精神,在各項生產和建設事業中十分注意節約,反對揮霍國家資財的行為,力求避免造成浪費的決策錯誤,而不應該把堅持這個傳統錯誤地理解為可以忽視人民消費的應有增長。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生產是整個經濟活動的起點和居於支配地位的要素,它決定消費,而消費的增長又是產生新的社會需求,開拓廣闊的市場,促進生產更大發展的強大推動力,在這個意義上,消費又決定生產。我們一定要在生產發展、經濟效益提高、國家財政收入穩定增長和正確處理積累消費關係的前提下,使我國職工的工資收入逐步有較大的提高,使人民的消費逐步有較大的增長。不顧生產發展的可能提出過高的消費要求,是不對的;在生產發展允許的限度內不去適當增加消費而一味限制消費,也是不對的。

八、積極發展多種經濟形式,進一步擴大對外的和國內的經濟技術交流[編輯]

我們要迅速發展各項生產建設事業,較快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富裕幸福,必須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國家政策和計劃的指導下,實行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方針,堅持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和多種經營方式;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平等互利、互守信用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

全民所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主導力量,對於保證社會主義方向和整個經濟的穩定發展起着決定性的作用,但是全民所有制經濟的鞏固和發展決不應以限制和排斥其他經濟形式和經營方式的發展為條件。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領域的生產建設事業都可以放手依靠集體來興辦。我國現在的個體經濟是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相聯繫的,不同於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相聯繫的個體經濟,它對於發展社會生產、方便人民生活、擴大勞動就業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是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是從屬於社會主義經濟的。當前要注意為城市和鄉鎮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發展掃除障礙,創造條件,並給予法律保護。特別是在以勞務為主和適宜分散經營的經濟活動中,個體經濟應該大力發展。同時,要在自願互利的基礎上廣泛發展全民、集體、個體經濟相互之間靈活多樣的合作經營和經濟聯合,有些小型全民所有制企業還可以租給或包給集體或勞動者個人經營。堅持多種經濟形式和經營方式的共同發展,是我們長期的方針,是社會主義前進的需要,決不是退回到建國初期那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尚未在城鄉占絕對優勢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決不會動搖而只會有利於鞏固和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開拓了世界市場,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的閉關自守狀態已經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所代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已成為世界性的了。在當代,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更加迅速,儘管國際關係錯綜複雜,矛盾重重,但從總的方面來說,國際性的經濟技術聯繫仍然很密切,閉關自守是不可能實現現代化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把對外開放作為長期的基本國策,作為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措施,在實踐中已經取得顯著成效。今後必須繼續放寬政策,按照既要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又要實行統一對外的原則改革外貿體制,積極擴大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和合作的規模,努力辦好經濟特區,進一步開放沿海港口城市。利用外資,吸引外商來我國舉辦合資經營企業、合作經營企業和獨資企業,也是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我們一定要充分利用國內和國外兩種資源,開拓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學會組織國內建設和發展對外經濟關係兩者本領。

對外要開放,國內各地區之間更要互相開放。經濟比較發達地區和比較不發達的地區,沿海、內地和邊疆,城市和農村,以及各行業各企業之間,都要打破封鎖,打開門戶,按照揚長避短、形式多樣、互利互惠、共同發展的原則,大力促進橫向經濟聯繫,促進資金、設備、技術和人才的合理交流,發展各種經濟技術合作,聯合舉辦各種經濟事業,促進經濟結構和地區布局的合理化,加速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進程。

九、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會主義經濟管理幹部的宏大隊伍[編輯]

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國民經濟的發展,迫切需要大批既有現代化的經濟、技術知識,又有革新精神,勇於創造,能夠開創新局面的經營管理人才,特別是企業管理幹部。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經濟管理幹部隊伍的狀況同這個要求很不適應。這支隊伍中的大批老同志,在長期的艱苦奮鬥中,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們表現出來的優良作風、組織才能和恪守黨內生活準則的堅定性,教育和影響着廣大中青年幹部。但是,他們大都已到老年,不能要求他們再擔負繁重的領導工作。當前的迫切任務是,大膽起用和積極培養成千上萬中青年經濟管理幹部。

應該看到,在經濟建設的實踐中,特別是在整黨中,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已經和正在成長大批優秀人才。各級黨委一定要細心地深入地去發現和考察他們,務必不要為那些過時的老觀念老框框所束縛,務必不要搞煩瑣哲學、求全責備,務必不要受派性和種種閒言碎語的干擾。只要我們這樣做了,大批優秀幹部就會出現在我們面前。當然,中青年幹部有缺乏領導經驗的問題,但這種經驗可以而且必然能夠在實際鍛煉中逐步取得,決不能以缺乏經驗為理由壓抑年輕幹部。對經驗應該採取分析態度。我們的同志在過去革命和建設中積累起來的正反兩方面的豐富經驗是十分寶貴的,但是在新時期的嶄新任務面前,不論老中青幹部,總的來說都缺乏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新知識新經驗,都要重新認識自己,都要重新學習。那種抱殘守缺,老是停留在過了時的經驗上的態度,是不對的。

中央要求,在一九八五年底以前完成企業領導班子特別是骨幹企業領導班子的調整任務,並且訂出規劃,採取切實措施,在不太長的時間內,造就出大批能夠卓有成效地組織和指揮企業生產和經營的廠長(經理),能夠有力地加強企業的技術管理、推動技術進步的總工程師,能夠切實加強企業經營、提高經濟效益的總經濟師,能夠嚴格維護財經紀律、精打細算、開闢財源的總會計師,能夠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團結企業廣大職工的黨委書記,形成一支包括這些人才在內的,門類齊全、成龍配套的社會主義經濟管理幹部和技術幹部的宏大隊伍。

中央已經多次指出,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同一切輕視科學技術、輕視智力開發、輕視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為作鬥爭,堅決糾正許多地方仍然存在的歧視知識分子的狀況,採取有力措施提高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和生活待遇。我們的一切改革,都必須有利於促進科學技術的進步,有利於調動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和個人進行智力開發的積極性,有利於鼓勵廣大青少年,廣大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加速提高文化技術水平。對有重大發明創造和特殊貢獻的,要給以重獎。

科學技術和教育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有極其重要的作用。隨着經濟體制的改革,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的改革越來越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戰略性任務。中央將專門討論這方面的問題,並作出相應的決定。

十、加強黨的領導,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編輯]

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將在相當廣闊的領域內和相當深刻的程度上展開。這個改革,關係國家的前途,關係億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切身利益,全黨同志要站在改革這個時代潮流的前列。改革是極其複雜的、群眾性的探索和創新的事業。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總的說來還處在積累經驗的過程,廣大幹部不是都很熟悉,這就要求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機關保持清醒頭腦,進行精心指導。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把黨的方針政策同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的實際密切結合起來,創造性地貫徹執行。各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體制改革如何進行,尤其應該充分考慮本地區的特點。改革中的一切做法都要接受實踐的檢驗,並在實踐中總結出新的經驗。失誤總是難以完全避免的,但是要盡一切努力去避免那些可以避免的失誤。當着發生失誤的時候,必須力求及時發現,堅決糾正,吸取教訓,繼續前進。改革的步驟要積極而穩妥,看準了的堅決改,看準一條改一條,看不準的先試點,不企圖畢其功於一役。全國性重大改革的實施,由國務院統一部署。要鼓勵各地區、各部門和各單位進行改革的探索和試驗,但一切涉及全局或廣大範圍的改革要經國務院批准才能進行。

明年將有更多地方和大批企業的黨組織進入整黨。改革工作要與整黨密切結合起來,以整黨促進經濟,以經濟檢驗整黨。在進行改革的同時,必須加強對整黨的領導,切實保證整黨不走過場。越是搞活經濟、搞活企業,就越要注意抵制資本主義思想的侵蝕,越要注意克服那種利用職權謀取私利的腐敗現象,克服一切嚴重損害國家和消費者利益的行為,就越要加強黨風黨紀的建設,維護和健全黨內健康的、正確的政治生活。在新的時期,黨的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必須堅定地貫徹執行為實現黨的總任務、總目標服務,密切結合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來進行的指導方針。對於銳意改革的幹部和群眾,要採取積極支持的態度。對於在改革中出現的偏差和錯誤,除了嚴重違法亂紀者必須依法處理外,都要採取疏導的方針,批評教育幫助的方針,而不要戴政治帽子。改革問題上的不同主張和不同理論觀點,可以展開討論。不要在幹部和群眾中分什麼「改革派」、「保守派」,要相信思想一時跟不上形勢的同志會在改革的實踐中提高認識。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經過五年時間,許多原來抱懷疑態度的同志都在事實的教育下轉變過來。中央在指導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中堅持耐心教育的方針,保證了改革的順利進行。這是在重大政策問題上解決黨內思想認識問題的極為寶貴的經驗,今後一定要堅持這樣做。要結合改革的實際,對廣大黨員和群眾進行關於改革的理論和政策的生動教育,使他們充分認識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應該充滿活力,既區別於過去那種僵化的模式,又與資本主義根本不同,加深對社會主義的科學理解,自覺投身於改革的偉大實踐。

經濟體制的改革,不僅會引起人們經濟生活的重大變化,而且會引起人們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的重大變化。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要一起抓,這是我們黨堅定不移的方針。在創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同時,要努力在全社會形成適應現代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學的生活方式,摒棄那些落後的、愚昧的、腐朽的東西;要努力在全社會振奮起積極的、向上的、進取的精神,克服那些安於現狀、思想懶惰、懼怕變革、墨守陳規的習慣勢力。這樣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是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和物質文明建設的巨大力量。毛澤東同志說過: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其所以是錯誤,因為這些論點不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事實,也不符合自然界發展的歷史事實。毛澤東同志的這段話,生動地表達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歷史觀的一個根本觀點。中國共產黨人以不斷推動社會發展和進步為自己的歷史使命。在反動統治下,我們黨領導廣大人民群眾進行革命,為推翻舊制度而奮鬥;在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們黨領導廣大人民群眾自覺地進行改革,為建設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

當前改革的形勢很好。廣大群眾在改革的實踐中有偉大的創造。依靠群眾的智慧和力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我們的改革一定能夠取得成功,黨的十二大確定的總任務和總目標一定能夠勝利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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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刑事審判參考》2011年第1集,總第78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庭共同主辦,法律出版社出版。亦可參考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研究室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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