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戰的展望

　　依照這個有點含糊的題目，我建議先談點中日戰爭最初兩年的事並簡略解釋一般情勢，然後再依照國際情勢來考慮遠東衝突的未來。

　　去年我曾在7月4日那一個星期來到密歇根大學，7月7日我應中國同學會之邀在戰爭周年紀念會上發表演講。那時節我說中日戰爭的第一年可用三句話加以總括起來：（一）中國抗戰的力量遠超過吾人所預料的。（二）日本的弱點遠超過世界各國所想像的。（三）國際對中國的援助遠超過我們多數人所敢期望的。

　　過了13個月，我重臨貴校，日本進行其侵略戰爭已達26個月之久，而今和平尚未在望，這時我仍然可以用以上的三句話來描寫現階段的中日戰爭。

　　首先，戰爭經過兩年後，中國的士氣和一樣堅決高昂的抗戰決心是前所未有的。1938年10月我們失去了漢口和廣州。因此中國第一次給切斷了一切海上重要的通道，我們的敵人以為中國已經被擊敗了，公開和私底下均曾建議和談，要中國在驕橫敵人的槍炮下接受命令式的和平。中國以一年堅強的繼續抗戰作為答覆。今年四五月間從長城到珠江，中國軍隊在各戰線發動一連串的反攻。根據中立國觀察家保守的估計，日軍每天的損失八百至一千人，大會戰的損失還不計算在內。等於說平均每年損失三十至三十六萬人之譜！

　　中國人漸漸適應於新情勢。我們不但成功地建造後門的交通與通訊的臨時路線，而且也建造了新的和永久的鐵路線。更有進者，我們正盡力開發華西和西南部，開採煤、金、鎢、銻、錫的數量比從前更多，我們在大後方也建立了新工業。這個大後方將成為我們長期抗戰的根據地。

　　我又可以預料即將來臨的第三年中國抗戰的力量將增加不少。

　　我的第二句話是日本在兩年侵略戰爭中暴露了一切的弱點。

　　我不談論外國軍事專家低估日本軍事力量的評價，也不想強調日軍在南京大屠殺和各地毒害淪陷區民眾中所表現道德淪喪的事。也不強調日本表現在缺乏自由主義、激進主義，八年政治動盪不安與兩年戰爭間未能產生全國領導力量的政治與學識的弱點。

　　我僅想以統計數字指出日本基本的經濟弱點。據估計日本在這兩年來所花費的戰費等於甲午戰爭（1894—95）、日俄戰爭（1904—05）、和滿洲侵略（1931到現在）戰費總計的四倍，這三次戰爭日本共耗費卅一億九千三百萬日圓，但是中日新戰爭（1937—39）為一百四十億日圓。

　　再看看日本包括戰費在內的預算比以前激進增加：

　　1931年　十四億七千六百萬日圓（百分之百）

　　1937年　五十四億三千六百萬日圓（百分之三百七十）

　　1938年　八十三億九千三百萬日圓（百分之五百七十）

　　1939—40年　一〇二億九千四百萬日圓（百分之七百）

　　從這些預算來看日本在現在戰爭中所耗費的戰費：

　　1937年　廿五億六千四百萬日圓

　　1938年　五十五億二千六百萬日圓

　　1939—40年　六十六億日圓（估計）——三年總計一百四十六億九千萬日圓。

　　為應付浩大戰費，日政府求助於通貨膨脹的政策。且紙幣發行額如下：

　　1937年　卅三億日圓　1938年　五十四億日圓

　　1939—40年　七十五億日圓（估計）

　　這是遠超過日本債券市場所能吸收的限度，到1938年末，已經有二十一億六千萬日圓的新公債還留在各銀行里無法售出。

　　更有進者，日本為購買戰爭物資使進口遠超出口的數額，入超的款額須以黃金償付，結果日本黃金儲存量大為減少。

　　1937年售予美國的日本黃金為二億四千六百四十萬六千美元，1938年為一億六千八百七十三萬九千六百四十三美元。甚至日本作家都承認日本黃金準備金已減到一億六千萬美元而已。可是中立國觀察家相信日本的黃金儲存量實際上已經完全耗盡。其每年開採的黃金數量是不必重視的。（據參張伯倫William H. Chamberlin估計為每月一千五百萬至二千萬日圓，其他人估計為每月僅二百萬美元。）

　　日本因為缺少石油、鐵、銅、鉛、鎳、和橡膠，所以必須大量進口。因此入超與黃金儲量之枯竭造成一個嚴重的情況，而戰爭的結束仍尚未在望。

　　這是日本一大悲劇。一個偉大的國家輕易地拋棄了六十年來光輝燦爛的成就來從事一個大規模的自殺愚行。全世界看到了日本的大弱點，那就是無法控制其軍事機構，甚至冒着毀滅自己的危險。

　　我的第三句話是在過去兩年間中國獲得了超過我們一些人所期望的援助。

　　當然，中國有些樂現主義者曾對外援寄予奢望。他們對於兩年來中國需獨立作戰而其友邦卻未能挺身出來支持我方而感到失望。但是我們這些了解國際情勢的人，了解愛好和平國家厭惡戰爭的心理，從不懷着中國從其友邦獲得軍事或財政或物資援助的大奢望。

　　可是由於中國抗戰立場純正而日本侵略意圖之可憎，使各個友邦心甘情願地儘量給予我們一切的援助。中國如果沒有英、法、俄、美等國的援助確實是不能在戰爭中有那麼好的表現。

　　最靠近我們，最不怕日本軍事力量，在中國境內最沒有既得利益受到威脅的是蘇俄，當然蘇俄對中國的援助是最不必忌憚什麼的。其援助最大的地方有二：一，沿着滿蒙邊界集結大軍牽制了日本駐北滿和內蒙古三十多萬訓練精良武器銳利的軍隊；二，以貸款方式運來賣給中國大量武器彈藥，並包括大量的作戰飛機、大炮、和石油。蘇俄也是以大量財政與軍事援助給予中國的第一個國家。

　　英法在中國大量的權益，時刻都面臨着日本的威脅，從1935年以來英法兩國在歐洲有事，無法兼顧遠東。可是雖然有了這些大困難，英法在這兩年來仍然是很慷慨的援助中國。十五個月來英國殖民地香港是中國武器彈藥的大輸運站，尤其是廣州淪陷後香港地位更是重要。法屬安南通廣西的桂越鐵路和英國幫助築成的滇緬路等都是中國對外的交通要道。英國對中國貨幣之安定也曾給予很大的幫助。

　　美國當然是我們國家的人民所最期望向之獲取精神與多數物資援助的國家。我們在這一方面並不失望。如眾所周知的，你們的財政部根據銀元購物法案的規定購買了我們全國大量的銀元，這件事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還有美國進出口銀行於去年12月給予中國貿易公司一筆美金兩千五百萬元的貸款。這筆貸款間接的使中國建立信用而因之獲得其他國家美金五千萬元的貸款。美國這筆兩千五百萬元的貸款援助意義是十分重大的，尤其是貸款時正當我們失去廣州，士氣低落之時，進出口銀行貸款的數目雖然不大，但是那筆貸款大大的鼓起了中國的民心士氣，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在困苦艱難之時，朋友們並沒有拋棄他們。

　　1939年7月26日美國政府給予中國以同樣鼓勵的作用，那一天美國通知日本廢除1911年簽定的商業與航運的條約。那時候正當英國在東京向日本讓步之時，中國正在疑惑究竟會從那個讓步受到多少損害與困難，而美國政府的行動使我們獲得精神的鼓勵，和士氣的提高。

　　所以我說中國獲得比所敢期望的更多的外援，我也說如果沒有這些外援，中國確實無法能夠有那麼大的戰績。這些話並非過甚其辭。

　　上面所述的為中日戰爭過去二十五個月的簡略報告。

　　那麼將來的情況呢？

　　考慮到中國戰爭的前途時，我們絕不可存有日本軍方突然醒悟或者人民發起社會革命的可能性。戰爭的前瞻只有兩個方向：

　　（一）假如國際情況沒有重大改變，這個戰爭會長期地延續下去直到日本被經濟的困難所逼而接受一種「朴斯茅斯的和平」，那就是沒有勝利的和平。

　　（二）但是假如國際情勢發生激烈的變化，假如日本變成為軸心國之一員，又假如太平洋大戰發生，則中日戰爭成為世界問題的一部分，無法單獨結束。

　　第一個可能性是不難想像的。假如沒有激烈的變化，假如歐洲和太平洋沒有發生大戰，假如沒有第三國捲入此戰爭中，中國唯一的路就是繼續打下去，再打兩年、三年五年，一直到日本為經濟的壓力所拖垮。1918年11月歐戰休戰時，德軍還占有比利時和法國的大部分土地，但是德國是被打敗了。

　　假如愛好和平而目前正供應日本鐵、石油、銅、鎳、棉花與其他物資的國家能夠有效的實施對日禁運的話，日本會更迅速崩潰下來的。日本處在今日經濟的困難中，只要用外力加強對日的壓力，將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日本並不希望一個長期戰爭，他們所希望的是迅速征服中國。他們希望促成國際情況的突變，使國際情況不再有利於中國的抗戰，而迅速結束戰爭。

　　日本知道無法能阻止蘇俄援助中國，而日本至少目前尚未公開注意到美國對中國的財政援助。

　　日本把戰爭長期延續下去的責任歸咎於英國。一年多以來日本軍方發動強烈的反英運動，在1939年6月14日，日軍開始封鎖天津的英法租界，這時日軍對英國侮辱的話使英首相張伯倫大為冒火。雖然英日終於達成天津租界的協議，可是在日本本國和在日本占領下的中國淪陷區的反英運動仍有增無減。日本想用武力威脅逼英國屈服，因為他們知道英國在歐洲有事，故對亞洲將無法兼顧，而且英國在中國的很多生命和財產需加保護。所以英國人不敢冒觸怒日本之險。

　　所有讀到8月4日張伯倫演說的人都會同情英國今日處境的困難。張伯倫在演說時詳述日本軍方所善加利用的英國背景。

　　結果國際情勢不但不利日本，而且敵視日本，美國已通知日本政府關於六個月後廢除《美日商約》。英國下議院也在討論廢除《英日商約》。甚至愛好和平的張伯倫都公開警告日本說「在某種情況之下」英國「會認為有派艦隊前往的必要」。

　　日本軍封鎖天津租界不久，美國銷路很廣的幾個報紙突然改變其平常孤立主義的論調，而公開主張英美海軍聯合封鎖日本的意見，這是很具有意義的事。

　　日本逼英國屈膝的事會成功嗎？日本會冒着西太平洋大戰的危險不斷施行其敲詐的行為嗎？日本會和歐洲侵略者合作共同發起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嗎？

　　我們無法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只能說中日戰爭已經不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我們現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到1931年9月18日瀋陽事件乃是世界大戰後世界新秩序壽終正寢的開端。也清楚的看到後來德、義、日對衣索比亞、西班牙、中國、奧地利、捷克和阿爾巴尼亞的侵略行為乃是國際混亂狀態一般現象的自然發展。我們現在清楚的看到花費了兩千億美元八百五十萬條生命所造成的戰後新秩序是經不起滿洲、衣索比亞和西班牙等事例嚴酷的試驗的，而現在這個新秩序業已壽終正寢。因此各國需要本身的軍事力量來保護自己，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漸漸來臨。

　　羅斯福總統兩年前在芝加哥發表有名的演說，那篇演說辭在今日或許比當更易了解。今日聽來，似乎是篇預言：

　　世界不法行為的流行症正在蔓延中。

　　一個身體上的流行症蔓延時，社會贊成和參加防疫和隔離病人運動以保護社會人士的健康，並防止疫病的蔓延。

　　假如我們要有一個大家可以自由呼吸和毫無恐懼和親睦相處的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必須同心協力支持和平可得安全保障的法律和原則。愛好和平的國家必須同心協力反對那些毀壞條約的人，反對那些不顧人道，正在製造國際混亂和不安定的人，僅靠孤立和中立是無法阻止他們的。

　　要維護和平，必須要有積極的作為。

　　今日世界的問題還是羅斯福總統兩年前所清楚看到的問題。這個問題從開始就不僅僅是中日的問題，那一直都是「積極維護和平的作為」和「防疫隔離」國際混亂狀態的問題。

　　所以今日要提出的題目是政治手腕是否可阻止即將來臨的世界大戰並以有效的方法但不訴之武力來重建正在搖搖欲墜的世界秩序嗎？或者是否人類必須再經過一次血和炮火的洗禮後才能帶來某種國際新秩序嗎？

（本文為1939年8月10日胡適在美國密歇根州安納伯遠東事務研究院的英文演講，郭博信中譯文收入胡頌平編撰：《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5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