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
本月27日汪精衛、蔣介石兩先生聯名通電全國，電尾有這樣的一句話：
蓋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義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也。
同日蔣介石先生答覆日本大阪《每日新聞》記者的訪問時，也有這樣的一句話：
中國與義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國情不同，故無獨裁之必要。
在今日不少的政客與學者公然鼓吹中國應采獨裁政制的空氣里，上述的兩句宣言是值得全國的注意的。
「感」電說中國今日的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獨裁政制的「必要」與「可能」，這都是擁護獨裁的人們不願意聽的話。我們姑且不問這種宣言含有多大的誠意，這個結論我們認為不錯。現在我們把這個結論的兩層分開來討論。
先論中國今日沒有獨裁的「必要」。
近年來主張中國有獨裁政制的必要的學者，要算蔣廷黻先生和錢端升先生。錢端升先生在《民主政治乎？極權國家乎？》一篇長文（《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一號）里說：
我以為中國所需要者也是一個有能力，有理想的獨裁。中國急需於最短時期內成一具有相當實力的國家。……在一二十年內沿海各省務須使有高度的工業化，而內地各省的農業則能與沿海的工業相依輔。……欲達到工業化沿海各省的目的，則國家非具有極權國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國家有這種權力，則又非賴深得民心的獨裁制度不為功。
錢先生的大目的——沿海各省的工業化——本身就是很可懷疑的問題，因為沿海各省很少具有工業區域的基本條件（如煤鐵的產地）的。況且在現時的國際形勢之下，一個沒有海軍的國家是無力保護他的沿海工業的，所以先見的人都主張要建設內地的經濟中心。況且中國工業化決不是單靠政府力量的。工業化所需要的條件很複雜，政府的力量雖大，也不能作無米之炊，不能赤手空拳的剪紙作馬，撒豆成兵。政府有了極度的權力，就能有資本了嗎？就能有人才了嗎？就能有原料了嗎？單說人才一項，蘇俄的五年計劃，就需要一百五十萬個專家。這不是有了獨裁的極權就能變化出來的。所以如果獨裁的要求只是為了「工業化沿海各省的目的」，我們不信獨裁是必要的。
蔣廷黻先生所以主張獨裁，是因為要統一政權。他的議論見於《獨立評論》第八十號和第八三號，大旨是這樣的：
我們必須有一個中央政府。……中國的現狀是數十人的專制。……我所提倡的是拿一個大專制來取消這一些小專制。破壞統一的就是二等軍閥；統一的問題就成為取消二等軍閥的問題。……惟獨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們。中國人的私忠既過於公忠，以個人為中心比較容易產生大武力。
所以他主張用個人專製做到武力統一。
這些議論，我們從前已經討論過了（《獨立》八五號）。總括說來，問題不是蔣先生看的這樣簡單。蔣先生自己也說過：
毛病不在軍閥，在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
既然「毛病不在軍閥」，我們就不能說「統一的問題就成為取消二等軍閥的問題」了。兩個月削平了桂系，六個月打倒了閻馮，然而中國至今還是不曾統一。這五年的教訓還不夠清楚嗎？這裡面的真原因就在所謂「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了。說也奇怪，武力打不倒的，有時候某種「意態」居然能做到武力所不能做的奇蹟！滿清的顛覆，當然不是武力之功，當然是一種思想潮流的力量。袁世凱帝制的推翻，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一種新「意態」的力量。十七年張作霖的自動出關，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某種「意態」使他不能不走的。今日統一的障礙也不完全是二等軍閥的武力，某些「意態」也是很有力量的。共產黨的中心意態，不用說了。「反對獨裁」也是今日不能統一的一個重要原因。蔣廷黻先生也說過：
每逢統一有成功可能的時候，二等軍閥就連合起來，假打倒專制的名，來破壞統一。
「打倒專制」的口號可以使統一不能成功，這就是一個新時代的新意態的力量，不是劉邦、朱元璋的老把戲所能應付的了。吳景超先生曾分析中國歷史上的內亂，建立他的內亂八階段說（《獨立》第八四號）也以為只有武力統一可以完成統一的使命。但他忘了他那八階段里沒有「打倒獨裁」一類的階段。這一類的新意態不是武力能夠永久壓伏的。在今日這些新意態已成不可無視的力量的時代，獨裁決不是統一政權的方法。所以從統一政權的觀點看，我們也不信獨裁制度是必要的。
其次，我們可以討論中國今日沒有獨裁的「可能」。
我在《獨立》第八二號里曾提出三點來說明獨裁政治在中國今日的不可能：第一，我不信中國今日有能獨裁的人，或能獨裁的黨，或能獨裁的階級。第二，我不信中國今日有什麼有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專制的局面。第三，我不信中國民族今日的智識經驗夠得上干那需要高等智識與技術的現代獨裁政治。
這三點，我至今不曾得着一個滿意的答覆。這三點之中，我自己認為最重要的是那第三點。我說：
我觀察近幾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覺到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民主政治的好處在於不甚需要出類拔萃的人才；在於可以逐漸推廣政權，有伸縮的餘地；在於集思廣益，使許多阿斗把他們的平凡常識湊起來也可以勉強對付；在於給多數平庸的人有個參加政治的機會，可以訓練他們愛護自己的權利。總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識的政治，而開明專制是特別英傑的政治。特別英傑不可必得，而常識比較容易訓練。在我們這樣缺乏人才的國家，最好的政治訓練是一種可以逐漸推廣政權的民主憲政。
我又說：
今日夢想開明專制（新式獨裁）的人，都只是不知道專制訓政是人世最複雜繁難的事業。……專擅一個偌大的中國，領導四萬萬個阿斗，建設一個新的國家起來，這是非同小可的事，決不是一班沒有嚴格訓練的武人政客所能夢想成功的。
我這個看法，換句話說，就是說：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而現代式的獨裁可以說是研究院的政治。這個見解在這一年中似乎不曾引起國內政治學者的注意，這大概是因為這個見解實在太不合政治學書裡的普通見解了。其實我這個說法，雖然駭人聽聞，卻是平心觀察事實得來的結論。試看英國的民主政治，向來是常識的政治，英國人也向來自誇「混混過」（Muddling Through）的政治，直到最近幾十年中，一班先知先覺才提倡專門技術知識在政治上的重要；費賓會（The Fabian Society）的運動最可以代表這個新的覺悟。大戰的後期和最近經濟恐慌時期，國家權力特別伸張時，專家的政治才有大規模試行的可能。試看美國的民主政治，那一方面不是很幼稚的政治？直到最近一年半之中，才有所謂「智囊團」的政治出現於美國，這正是因為平時的民主政治並不需要特殊的專家技術，而到了近年的非常大危機，國會授權給大總統，讓他試行新式的獨裁，這時候大家才感覺到「智囊團」的需要了。英美都是民主政治的發祥地，而專家的政治（「智囊團」的政治）卻直到最近期才發生，這正可證明民主政治是幼稚的，而需要最高等的專門技術的現代獨裁乃真是最高等的研究科政治。
所以我說，我們這樣一個知識太低，經濟又太幼稚的民族，在這最近的將來，怕沒有試行新式獨裁政治的資格。新式的獨裁政治並不是單靠一個領袖的聖明的，——雖然領袖占一個絕重要的地位，——乃是要靠那無數專門技術人才的。我們從前聽丁文江先生說（《獨立》第一一四號）蘇俄的地質探礦聯合局有三千個地質家，在野外工作的有二千隊，我們都不免嚇一大跳。現在陳西瀅先生在上期《獨立》裡說，蘇俄自從實行五年計劃以來，據官方的統計，需用一百五十萬專家，其中工業方面需用四十四萬工程師及專門家；農業方面需用九萬高級的，三十六萬中級的專家，森林方面需用一萬一千高級的和二萬七千中級的專家；交通方面需用三萬高級的和十二萬中級的專家。這種駭人的統計是今日高談新式獨裁政制的人們萬不可忽視的。民主政治只要有選舉資格的選人能好好的使用他們的公權：這種訓練是不難的。（我在美國觀察過兩次大選舉，許多次地方選舉，看見許多知識程度很低的公民都能運用他們的選舉權。）新式獨裁政治不但需要一個很大的「智囊團」做總腦筋，還需要整百萬的專家做耳目手足：這種需要是不容易供給的。
蘇俄與意大利都不是容易學的。意大利有兩個一千年的大學；五百年以上的大學是遍地都有的。蘇俄也有近二百年的大學。他們又都有整個的歐洲做他們的學校與訓練所。我們呢？我們號稱五千年文明古國，而沒有一個滿四十年的大學。專門人才的訓練從那裡來？領袖人才的教育又從那裡來？所以錢端升先生期望的那個「有能力，有理想的獨裁」，蔣廷黻先生期望的那個開明專制，在中國今日都是不可能的。
在這個時候，不少的學者和政客鼓吹獨裁的政治，而他們心目中比較最有獨裁資格的領袖卻公然向全國宣言：「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意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只此一端已可證中國今日實無獨裁的可能了。這個宣言的發表，表示在今日有發表這樣一個宣言的必要。而在今日何以有這樣一個宣言的必要呢？豈不是因為「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環境與時代」）都不容許「意俄政制」的產生嗎？
我們很誠懇的贊成這個宣言，並且很誠懇的希望作此宣言的人不要忘了這樣嚴重的一個宣言。
廿三，十二，三
（原載1934年12月9日《獨立評論》第130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