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日本的現代化運動（文化衝突的比較研究）

　　近年來我曾刊印數篇討論中國和日本現代化運動的文章。今日我僅是將我這些年來對這個煩人的問題所寫的思考作一簡括的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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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先我們要對這個問題所特別引起我們好奇的兩方面來研究，一般說來，這問題最煩人的第一方面為什麼在日本現代化運動很成功，而為什麼在中國卻不成功呢？

　　但是近年來這一方面的問題卻大有變化。經過一世紀的猶豫和抗拒後，中國終於成為一個現代的國家，在物質方面，中國誠然不夠西化，但是對於人生觀和人生意識卻完全是現代化了。換句話說，日本七十年的迅速現代化之後，卻突然發現其國民生活的基本方面並沒有改變。最同情日本的艾倫（G. C. Allen）教授和《轉變中的日本》一書的作者艾彌兒李特勒教授和愛蜜李特勒塞特勒（Pro. Emil Lederer and Emy Lederer-Seidler）均指出日本雖在物質方面有長足的進步，可是卻仍保留其傳統的精神和習慣，又說那是因為日本古老傳統已達到一成不變完善的形式。

　　總而言之，最近所產生的問題和前述的問題恰巧相反。問題變成為中國為什麼終於推翻其古老的文化和達成中國的文化復興，而日本在七十年現代化後卻仍無法拋棄其古老習俗的堅實的核心。這是上述問題的第二方面。

　　這個問題的第一方面的解答有賴於第二方面的解釋，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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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問題的第一方面疑難之點是為什麼日本的現代化成功了，而中國卻失敗了。於1933年我曾想法解答這個疑難之點。當時我提供的解釋，中日文化界對於現代化的反應截然不同。我描寫日本的現代化是在一個中央集權的控制下實施的，特別是由於一個統治日本封建的軍國主義階級所促成的。從這個階級產生了幾個維新的領袖。他們不但決定要改變什麼，決定不改變什麼，而且還擁有實現該等決定的政治權力。我又在另一方面指出中國缺少這樣的一個統治階級，而且中國社會組織系完全民主化的，所以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只能夠走一條又緩慢又費力的路。中國走這條文化變化的路是經由思想和實際的逐漸普及滲透和逐漸同化而達到的。首先往往是幾個人發動，慢慢贏得信從的人，最後大家相信這些新東西是合理的、方便的或有效的，終而普及和同化的。

　　日本式的現代化運動之優點是有秩序的、經濟的、繼續的、安定和有效的。但是我也看出其不利之點來。日本為保護其傳統的精神和對人民控制的嚴密，所以採用軍事外殼來防止新文化侵入到日本傳統的中古文化裡面去。固然日本所保存的傳統文化有很美麗的地方，有些地方還具有永恆的價值；但是也有一些原始的和孕育着火山爆發性的危險所在。

　　中國式的逐漸普及和同化的文化變化不利之點很多，因為這種變化是緩慢的、零落的，並且往往是浪費精力的。

　　但是中國式的變化也有其不可否認的優點。因為從口紅到文學革命，從鞋子到推翻帝制都是自願的。廣義的說，都是經過「推理」的結果。中國並不需要特別保守什麼以免為西方文化所侵入。也沒有一個人或者一個階級堅主保守什麼制度以免為外來文化所感染。簡而言之，這種緩慢長久的文化變化過程往往有基本和永久改變的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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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的理論能解釋上述疑難問題的四個方面嗎？可以解釋日本何以迅速西化卻仍保存中古的傳統嗎？可以解釋中國西化的失敗，其後又漸成功嗎？我不但認為可以，而且認為這是唯一可以滿意解答這些看起來似乎是矛盾的四方面問題。

　　按照我的理論，早期和迅速的明治維新是一個統治階級有效的領導和有力的控制所促成的，這個統治階級恰巧就是最渴望採用西方戰術和軍械的軍國主義階級。李德勒教授曾指出說：「在這個早期階級簡直預料不到第一個步驟會不可避免的引至第二個步驟。」他又說：「既然一個現代國家需要變成為工業化之後才能成為一個具有軍備的國家，所以日本必須要朝那方向發展。但是工業與其他各種生產又有經濟上的相互關係，所以工業也意味着其他與進行戰爭並無重大關係的工業部門的發展。與軍國主義一樣無法僅限於其本身發展的是工業的工藝系統，此種工藝系統也深遠的牽連到社會制度。」日本的西化也就是李德勒教授所稱為「軍國主義的工業制度」。

　　所有歐洲以外的國家學習歐洲文化中的軍事方面最成功的是日本，並且日本是在其他非歐國家學習這方面的文化失敗時單獨成功的一國。主要的解釋是其他非歐的國家不像日本有一個統治全國達一千四百年之久的軍國主義階級來主其事。

　　但是這個軍國主義的階級卻並非是一個開明和智識階級。其領袖勇敢、實際、愛國，有時還表現出一點政治家的風度，但是他們對遠景和新文化的了解很有限。他們如小泉八雲所說的是認為西方軍械力量可構成一道防線保護日本德川時代的傳統價值免於受到損害和改變。

　　對日本和全世界都是不幸的是日本對俄國和中國的軍事勝利正是這些短視的領袖所表現出來的這種精神。結果這個不斷在改變的世界所產生的新思想與實際情形無法打進日本中古時代的傳統文化里去。利用現代嚴格控制的教育、宣傳和新聞檢查，和利用特殊屬於日本對天皇崇拜的教育，加強了統治和孤立日本兩百五十年德川幕府中古文化的堅實不破。使日本工業化和軍事化，並且使日本傳統更加堅固的，就是這個中央集權的領導和控制。

　　同樣的理論也可以用來解釋中國現代化的歷史。中國西化的失敗，就是由於中國缺少使日本西化成功的因素。中國領袖也像日本一樣希望採用西方的堅兵利炮和工業系統。他的口號是「富強」。但是中國既沒有軍國主義的傳統，也沒有一個有效的執政階級來領導這個龐大的事業。中國在二十一個世紀以前就脫離了封建制度；社會制度變成完全民主化。所有政府的政策、宗教、哲學、文學和社會的習俗，全部反對黷武主義，並輕視武人。所以在1880至1899的中國新海陸軍就註定失敗的命運。1894年至1895年的海軍全滅後，一切用以支持海軍的新工業，如船塢、商船和政府經營的鋼鐵工業部逐漸變成毫無發展。1898年維新運動和1900年的拳亂，使滿清政府和朝代失去人民的信任。從那個時候起，中國主要的努力摧毀那個無知和反動的中心——帝制和其他附屬制度——並建立一個政治權力和領導的新中心。

　　因此日本在其封建軍國主義階級領導下的西化運動最先成功時，中國卻需花費三四十年，來推翻帝制，然後來擊敗新興起的軍國主義者。大家認為要使中國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其先決條件就是達成政治革命。

　　在1911至1912年的革命終於推翻帝制，驅走滿清。這個政治革命從任何一方面來看都可說是社會和文化的解放。在一個沒有統治階級的國家，推翻帝制等於毀壞了社會與文化改變由中央集權化統籌辦理的可能性。但是也創造了一種自由接觸、自由批判、自由評價、自由主張和志願接受的氣氛。

　　所謂中國的文藝復興就是這種自由氣氛的自然結果，這種氣氛也促成了各種文化改革的實現。結果中國達成了社會、政治、文化和宗教等生活的現代化。比所謂「現代日本」在這些方面達成更深遠的改革。

　　時間只准許我引述一個重大和基本的事實為例來說明。那就是中國文化改革的性質。前面所述的自由和不必畏懼的批判精神，是中國領袖所用以研究和審查其自己的政治、歷史和宗教制度的精神。最近四十年許多懂得以批評的眼光來了解中國傳統的東西，並且勇敢和無情的批評中國弱點的人，如梁啓超、蔡元培、吳敬恆、陳獨秀等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中國的傳統並不是神聖的全不可加以移易或批評的東西，甚至孔子、老子、佛教、朱熹、帝制、家庭、宗教都不是不能置評的東西。就是以這種准許批評和不畏刑責的態度和精神來說，中國之現代化已經超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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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這篇講辭有什麼值得向在座博學之士貢獻的寓意，那就是接觸和選擇乃是文化改革和傳播的最主要的條件。凡是兩個文化相接觸之後，人民自然的傾向（自然律）乃是向對方學習自己所缺少和不如人的地方。

　　如果這種自由被剝奪了，如果人為的把整個文化或者某一個特別寶貴的那幾方面加以孤立和予以特別保護，那這個文化就成為古老習俗堅實的核心，缺乏辯證和充沛精力的現象。這就是現代日本的現象。

　　所以日本一直保持其古老傳統並不是一件神秘的事。但是假如說日本文化能夠達成完善形式所以一直一成不變也是不對的。譬如說男女衣帽的式樣比較起來，男的總不像女的變化之快。我們能說男人的衣帽已達到完善的形式嗎？又譬如說席地而坐，在中國廢棄已久，以至於歷史家至今還難以斷定中國最先使用桌椅的時間，而日本至今還是席地而坐，我們可以說這個習俗已達到完善的地步而無法改變嗎？

　　可是假如說日本人的了解力是天生笨拙和其對生活是保守的，所以學不到現代文化的精神也仍然是不對的。缺乏了解力絕不會阻止一個民族接受新流行的東西。日本接受佛教時，或許很不了解佛教教派的學說（當然中國在佛教之傳入時仍然是不懂其教義）。而且一個民族總可以學習，歐洲某觀察家曾說日本在十七世紀根本不懂數學，尤其是艱深的部分。但是我們知道有些日本人可以成為很好的數學家。

　　至於日本人的保守性，我們看他們從前和朝鮮、中國和歐洲接觸時的摹仿可以證明日本人是相反的，絕不是保守的。他們向外國學到一切東西，甚至社會、政治和宗教制度都不例外。山森在提到耶穌會在日本傳教成功時說：

　　雖然有些人熱烈且不畏艱險的真正皈依天主，可是吾人不得不有個想法：一般信教者之皈依天主僅是因為想摹仿外人的一切習俗，包括宗教在內是當時日本全國時尚的現象。吾人所獲悉的是日本許多非基督徒也買念珠和十字架，甚至豐臣秀吉本人也買的，穿外國衣服和念幾句拉丁禱告辭，當時也成為一件時尚的事。

　　所以我不得不下這樣一個結論說自由的因素有一天會像打破中國傳統一樣的打破日本古老習俗堅實的核心。

（本文為1939年12月29日胡適在美國歷史協會的演講，原載The China Quarterly5卷4期，郭博信中譯文載《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5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