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日本的現代化運動（文化衝突的比較研究）

　　近年来我曾刊印数篇讨论中国和日本现代化运动的文章。今日我仅是将我这些年来对这个烦人的问题所写的思考作一简括的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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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先我们要对这个问题所特别引起我们好奇的两方面来研究，一般说来，这问题最烦人的第一方面为什么在日本现代化运动很成功，而为什么在中国却不成功呢？

　　但是近年来这一方面的问题却大有变化。经过一世纪的犹豫和抗拒后，中国终于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在物质方面，中国诚然不够西化，但是对于人生观和人生意识却完全是现代化了。换句话说，日本七十年的迅速现代化之后，却突然发现其国民生活的基本方面并没有改变。最同情日本的艾伦（G. C. Allen）教授和《转变中的日本》一书的作者艾弥儿李特勒教授和爱蜜李特勒塞特勒（Pro. Emil Lederer and Emy Lederer-Seidler）均指出日本虽在物质方面有长足的进步，可是却仍保留其传统的精神和习惯，又说那是因为日本古老传统已达到一成不变完善的形式。

　　总而言之，最近所产生的问题和前述的问题恰巧相反。问题变成为中国为什么终于推翻其古老的文化和达成中国的文化复兴，而日本在七十年现代化后却仍无法抛弃其古老习俗的坚实的核心。这是上述问题的第二方面。

　　这个问题的第一方面的解答有赖于第二方面的解释，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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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问题的第一方面疑难之点是为什么日本的现代化成功了，而中国却失败了。于1933年我曾想法解答这个疑难之点。当时我提供的解释，中日文化界对于现代化的反应截然不同。我描写日本的现代化是在一个中央集权的控制下实施的，特别是由于一个统治日本封建的军国主义阶级所促成的。从这个阶级产生了几个维新的领袖。他们不但决定要改变什么，决定不改变什么，而且还拥有实现该等决定的政治权力。我又在另一方面指出中国缺少这样的一个统治阶级，而且中国社会组织系完全民主化的，所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只能够走一条又缓慢又费力的路。中国走这条文化变化的路是经由思想和实际的逐渐普及渗透和逐渐同化而达到的。首先往往是几个人发动，慢慢赢得信从的人，最后大家相信这些新东西是合理的、方便的或有效的，终而普及和同化的。

　　日本式的现代化运动之优点是有秩序的、经济的、继续的、安定和有效的。但是我也看出其不利之点来。日本为保护其传统的精神和对人民控制的严密，所以采用军事外壳来防止新文化侵入到日本传统的中古文化里面去。固然日本所保存的传统文化有很美丽的地方，有些地方还具有永恒的价值；但是也有一些原始的和孕育着火山爆发性的危险所在。

　　中国式的逐渐普及和同化的文化变化不利之点很多，因为这种变化是缓慢的、零落的，并且往往是浪费精力的。

　　但是中国式的变化也有其不可否认的优点。因为从口红到文学革命，从鞋子到推翻帝制都是自愿的。广义的说，都是经过“推理”的结果。中国并不需要特别保守什么以免为西方文化所侵入。也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阶级坚主保守什么制度以免为外来文化所感染。简而言之，这种缓慢长久的文化变化过程往往有基本和永久改变的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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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的理论能解释上述疑难问题的四个方面吗？可以解释日本何以迅速西化却仍保存中古的传统吗？可以解释中国西化的失败，其后又渐成功吗？我不但认为可以，而且认为这是唯一可以满意解答这些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四方面问题。

　　按照我的理论，早期和迅速的明治维新是一个统治阶级有效的领导和有力的控制所促成的，这个统治阶级恰巧就是最渴望采用西方战术和军械的军国主义阶级。李德勒教授曾指出说：“在这个早期阶级简直预料不到第一个步骤会不可避免的引至第二个步骤。”他又说：“既然一个现代国家需要变成为工业化之后才能成为一个具有军备的国家，所以日本必须要朝那方向发展。但是工业与其他各种生产又有经济上的相互关系，所以工业也意味着其他与进行战争并无重大关系的工业部门的发展。与军国主义一样无法仅限于其本身发展的是工业的工艺系统，此种工艺系统也深远的牵连到社会制度。”日本的西化也就是李德勒教授所称为“军国主义的工业制度”。

　　所有欧洲以外的国家学习欧洲文化中的军事方面最成功的是日本，并且日本是在其他非欧国家学习这方面的文化失败时单独成功的一国。主要的解释是其他非欧的国家不像日本有一个统治全国达一千四百年之久的军国主义阶级来主其事。

　　但是这个军国主义的阶级却并非是一个开明和智识阶级。其领袖勇敢、实际、爱国，有时还表现出一点政治家的风度，但是他们对远景和新文化的了解很有限。他们如小泉八云所说的是认为西方军械力量可构成一道防线保护日本德川时代的传统价值免于受到损害和改变。

　　对日本和全世界都是不幸的是日本对俄国和中国的军事胜利正是这些短视的领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结果这个不断在改变的世界所产生的新思想与实际情形无法打进日本中古时代的传统文化里去。利用现代严格控制的教育、宣传和新闻检查，和利用特殊属于日本对天皇崇拜的教育，加强了统治和孤立日本两百五十年德川幕府中古文化的坚实不破。使日本工业化和军事化，并且使日本传统更加坚固的，就是这个中央集权的领导和控制。

　　同样的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中国西化的失败，就是由于中国缺少使日本西化成功的因素。中国领袖也像日本一样希望采用西方的坚兵利炮和工业系统。他的口号是“富强”。但是中国既没有军国主义的传统，也没有一个有效的执政阶级来领导这个庞大的事业。中国在二十一个世纪以前就脱离了封建制度；社会制度变成完全民主化。所有政府的政策、宗教、哲学、文学和社会的习俗，全部反对黩武主义，并轻视武人。所以在1880至1899的中国新海陆军就注定失败的命运。1894年至1895年的海军全灭后，一切用以支持海军的新工业，如船坞、商船和政府经营的钢铁工业部逐渐变成毫无发展。1898年维新运动和1900年的拳乱，使满清政府和朝代失去人民的信任。从那个时候起，中国主要的努力摧毁那个无知和反动的中心——帝制和其他附属制度——并建立一个政治权力和领导的新中心。

　　因此日本在其封建军国主义阶级领导下的西化运动最先成功时，中国却需花费三四十年，来推翻帝制，然后来击败新兴起的军国主义者。大家认为要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其先决条件就是达成政治革命。

　　在1911至1912年的革命终于推翻帝制，驱走满清。这个政治革命从任何一方面来看都可说是社会和文化的解放。在一个没有统治阶级的国家，推翻帝制等于毁坏了社会与文化改变由中央集权化统筹办理的可能性。但是也创造了一种自由接触、自由批判、自由评价、自由主张和志愿接受的气氛。

　　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是这种自由气氛的自然结果，这种气氛也促成了各种文化改革的实现。结果中国达成了社会、政治、文化和宗教等生活的现代化。比所谓“现代日本”在这些方面达成更深远的改革。

　　时间只准许我引述一个重大和基本的事实为例来说明。那就是中国文化改革的性质。前面所述的自由和不必畏惧的批判精神，是中国领袖所用以研究和审查其自己的政治、历史和宗教制度的精神。最近四十年许多懂得以批评的眼光来了解中国传统的东西，并且勇敢和无情的批评中国弱点的人，如梁启超、蔡元培、吴敬恒、陈独秀等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中国的传统并不是神圣的全不可加以移易或批评的东西，甚至孔子、老子、佛教、朱熹、帝制、家庭、宗教都不是不能置评的东西。就是以这种准许批评和不畏刑责的态度和精神来说，中国之现代化已经超过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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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这篇讲辞有什么值得向在座博学之士贡献的寓意，那就是接触和选择乃是文化改革和传播的最主要的条件。凡是两个文化相接触之后，人民自然的倾向（自然律）乃是向对方学习自己所缺少和不如人的地方。

　　如果这种自由被剥夺了，如果人为的把整个文化或者某一个特别宝贵的那几方面加以孤立和予以特别保护，那这个文化就成为古老习俗坚实的核心，缺乏辩证和充沛精力的现象。这就是现代日本的现象。

　　所以日本一直保持其古老传统并不是一件神秘的事。但是假如说日本文化能够达成完善形式所以一直一成不变也是不对的。譬如说男女衣帽的式样比较起来，男的总不像女的变化之快。我们能说男人的衣帽已达到完善的形式吗？又譬如说席地而坐，在中国废弃已久，以至于历史家至今还难以断定中国最先使用桌椅的时间，而日本至今还是席地而坐，我们可以说这个习俗已达到完善的地步而无法改变吗？

　　可是假如说日本人的了解力是天生笨拙和其对生活是保守的，所以学不到现代文化的精神也仍然是不对的。缺乏了解力绝不会阻止一个民族接受新流行的东西。日本接受佛教时，或许很不了解佛教教派的学说（当然中国在佛教之传入时仍然是不懂其教义）。而且一个民族总可以学习，欧洲某观察家曾说日本在十七世纪根本不懂数学，尤其是艰深的部分。但是我们知道有些日本人可以成为很好的数学家。

　　至于日本人的保守性，我们看他们从前和朝鲜、中国和欧洲接触时的摹仿可以证明日本人是相反的，绝不是保守的。他们向外国学到一切东西，甚至社会、政治和宗教制度都不例外。山森在提到耶稣会在日本传教成功时说：

　　虽然有些人热烈且不畏艰险的真正皈依天主，可是吾人不得不有个想法：一般信教者之皈依天主仅是因为想摹仿外人的一切习俗，包括宗教在内是当时日本全国时尚的现象。吾人所获悉的是日本许多非基督徒也买念珠和十字架，甚至丰臣秀吉本人也买的，穿外国衣服和念几句拉丁祷告辞，当时也成为一件时尚的事。

　　所以我不得不下这样一个结论说自由的因素有一天会像打破中国传统一样的打破日本古老习俗坚实的核心。

（本文为1939年12月29日胡适在美国历史协会的演讲，原载The China Quarterly5卷4期，郭博信中译文载《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