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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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胡先生當年提倡文學革命提出了八項要點,這八項要點,今天有沒有可修正和補充的?(陳紀瀅先生)

  答:我剛從一個演講會來,不知道怎樣應付這個作家們的招待會。我很慚愧,我算是新文藝創作的逃兵,我從來沒有參加過創作,除了從前嘗試了一點白話詩以外,沒有敢挑起創作的工作,今天在座的都是創作的作家,所以我很覺慚愧。

  剛才陳先生問到民國五年至六年間我們最初為文學改革所提出的八項,現在隔了很多時候,連八項細目都記不清了,不過我記得那時很膽小很和平的提議,當時我只說文學改良,還沒有敢說文學革命,所提出的八項是對當時文藝狀況而言的,其中有幾項,恐怕現在可以不用說了。八項中最重要的是「用白話」,有了這一項,另一項的「不用典」,便不成問題,能用道地的,地道的白話,便用不着用「典」。還有一項「無病呻吟」,這在舊文藝新文藝,恐怕都是不容易作具體的批評。後來我在第二次發表文章時,便把八項歸納成一項或二項了。即:「歷史的文學見解」,簡單的說,就是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這一點是可以存在的。後來又歸納成十個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消極方面,我們要提倡白話,因為現在是新的時代,是活的時代,在新時代活時代中用死文字不能產生活的文學。我們舉例證明我們所提倡的在原則上是不錯的,就是在歷史上有許多人用白話作詩填詞,尤其是小說,因為歷史上給我們許多好的例子,使我們的「歷史文學觀」才能站得住,才能在國內取信於人,使一部分人相信我們的說法,覺得還有道理。積極方面就是十個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就是必須以白話作文學。所謂國語,不是以教育部也不是以國音籌備會所規定的作標準,而是要文學作家放膽的用國語做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文學的國語。後來的文藝都是朝這個方向走的。

  問:胡先生說:「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文學的國語」,多少年來,在國語的創造過程中,除了以白話寫文學作品外,發生了取材來源的問題。有人在舊的詩詞歌賦里尋辭藻,有的在活的語言裡找材料。請胡先生根據中外文學史上的看法,對國語的取材和生活的語言裡找材料應該有些什麼要注意,給我們指示,免得暗中瞎摸,走很多冤枉路。(何容先生)

  答:何先生問的問題很大,我覺得何先生自己已經提出了正確的答案了。從活的語言裡找材料,是最正當合理的路;在舊文學裡找材料,我認為除了做文學史的研究以外,恐無多大希望!在活的語言裡找材料,當初我們提倡國語文學時,在文字上,口說上都說得很清楚,所謂「國語的文學」,我們不注重統一,我們說得很明白:國語的語言——全國語言的來源,是各地的方言,國語是流行最廣而已有最早的文學作品。就是說國語有兩個標準,一是流行最廣的方言,一是從方言裡產生了文學。全世界任何國家如歐洲的意大利、法國、德國、西班牙、英國的文學革命,開始都是以活的語言而流行最廣的國語,這是第一個標準。第二,這個方言最好產生文學,作教學的材料。總之國語起源於方言,我是希望國語增加它的內容,增加它的新的辭藻,活的材料,它的來源只有一個,就是方言。拿過去的文學來看,《醒世姻緣》的偉大,就是作者蒲松齡敢用山東土話,所用的並且是山東淄川、章邱的土話,《金瓶梅》(到現在還不知作者是誰)也是用的山東土話,《水滸傳》裡有許多是中國東北部西北部的方言,《兒女英雄傳》《紅樓夢》用的更是純粹的北京話,這也是方言。敢用真正實地的謹嚴的記錄下來的方言,才使這些書成為不朽的名著。所以我不主張注重統一,而要想法子在各地的方言裡找活的材料,以增加國語的蓬勃性文學性,不如何先生以為如何?

  問:胡先生近年來對於新詩戲劇的創作,不知有沒有作品?胡先生在台北三軍球場公開演講,聽眾人山人海,仍有許多人向隅。假使胡先生有新的劇本創作,我們每天可以上演,把胡先生的思想透過文藝,比胡先生自己公開演講更有意思。

  美國最近文壇概況請胡先生順便告訴我們。(王藍先生)

  答:王先生提出的兩個問題,我恐怕都要繳白卷。新詩,我從前嘗試過多少次,近年來,便沒有作過。這次離美返國前曾把以前作的新詩,無論在雜誌上發表過的或沒有發表過的搜集在一塊,交與一位朋友看,匆忙中沒有帶來,將來準備在台灣刊印,這在文壇上絕不會有任何貢獻,不過有一點歷史的意味。當初做新詩,像開山開路一樣,等到路開成了,自己卻逃了。擬刊印的詩集,只是一點過去的成績,印出來以後,還請大家指教。

  戲劇,我一生就沒敢作過,從前寫的獨幕劇《終身大事》,那是小玩意!王先生的意思,甚為謝謝!等我把幾本書寫出後,到七十歲八十歲之間,我也許會來嘗試嘗試戲劇的創作。

  第二個問題,我要完全繳白卷了,幾年來因為世界政治形勢的太不安定,我差不多放棄了對於文學的研究。關於美國文壇的情況,《紐約時報》和《論壇報》每周都有一張銷行最廣的書目表分送,表內所列的新書,一面是屬於小說的,一面是非小說的。這兩張表所列的新書,小說方面,十部中我頂多看了一二部,非小說的,十部中頂多看三四部。我對於美國文壇還沒有做過有系統的考察,諸位有興趣,我去美後如有時間,當加以研究,隨時向國內文藝界作簡單的報告,現在只好繳白卷了。

  問:自從總統提倡讀經後,有許多人的看法是:提倡民族文化與提倡近代文化,好像有些衝突,這兩者之間,如何求其溝通?(趙友培先生)

  答:這個問題,應該分開來說:關於讀經部分,照我所知道的,總統並沒有提倡讀經。在座中政府裡面有好幾位首長,他們可以幫助我說明,或者證明。這個問題,不在今天討論的範圍之內,暫且放着。

  至趙先生講的後半段,我倒很想討論下。有許多人說,要白話作得好,古書要讀得好。比方胡適之、周作人、魯迅,他們白話文作得好,都是舊書讀得好。這個話是不正確的。有機會,我都盡量駁他。我們這一輩,因為時代的關係,念了許多古書,古文夠得上說是讀通了。但是我希望將來的作家,不要走這條路,我們因為舊書讀多了,作白話文往往不能脫掉舊文學的影響,所以白話文作不好。語言學專家,也是世界語言學泰斗,趙元任先生曾同我說:「適之,你的白話不夠白,」這個批評是不錯的。《胡適文存》再版序里,我就說過,作過舊文學的人,不能作好新文學,這等於裹了小腳的女人要放腳,無論如何不能恢復他的天然腳,只有添一點棉花,冒充大腳。我們學過文言文,沒有辦法寫好白話文,我常常說,寫好的白話文,一定要等我們的兒子們或孫子們了。所以一方面希望我們的政府多多提倡活的文學(白話文),增加活的文學教材,減少死的文學教材,並不要使古文白話並在一塊,文白不分,使得後來的小孩子弄不清楚那種是活的語言,那種是死的語言。我當初認為我們的兒子,也許是過渡時間。到了我們的孫子,一定作純粹的白話文,可是多少年來,政府多少有點錯誤,教科書裡面,夾着死的文學,弄得兒童認識不清楚真正語言的純粹性,直到今天,白話文的進展,還不能達到我們的希望。我們的兒子輩,現在已經不能作好的白話文!如積極提倡純粹的白話文學,將來也許產生好的白話文學。千萬不要把腳裹小了再來放腳。我覺得這一點值得大家注意,也是我誠懇的希望。

  問:胡先生在台大所講的治學方法,是從自然科學來的。但自然的現象是固定的;人,不是固定的。用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人文科學,只能看到一個角度。以《西遊記》來說,寫唐僧是一個膿包,從這人來看,時代來看,唐僧不是唐玄奘,而是明世宗;豬八戒是嚴嵩。這種方法,不知道對不對?(李辰冬先生)

  答:這個問題很大,今天時間不夠了,只能作很簡單的答覆。

  我覺得研究文學有兩種看法。我三十年來作的小說考證的工作,完全是文學史的看法,不是研究文學的看法。研究文學,讓給許多作家去作。

  剛才李先生所講的方法,危險性很大,求證據很困難。我們中國有名的小說,可分為兩大類,一大類是經過長時期的演變下來的。《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封神榜》《隋唐演義》,都是例子。這些小說的來源,都是很簡單、很短的故事,慢慢擴充成功偉大的創作。如《水滸傳》由簡單的故事變成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一百二十四回,《西遊記》也是一樣的,我們知道唐僧取經的故事,是很簡單很短的。現在的《西遊記》,是歷史演變成的。從歷史的演變來看,就是用歷史的演變的方法來研究,不加以主觀的看法。

  另一大類,是創作小說。創作小說,產生得很晚。起初都是短篇,《三言兩拍》。到了後來,才有長篇的創作,譬如《儒林外史》《海上花列傳》《兒女英雄傳》。我考證創作小說,也一樣的用考證文學史的方法。如《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的考證,把他的傳記材料搜在一塊,認識他的思想和背景,吳敬梓是顏、李學派的信徒,反對八股,反對當時教育制度,考試制度。《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考證,也是一樣的,把他的名字找出來。他的父親是什麼人?叔父、祖父是什麼人也找出來。《兒女英雄傳》初版,作者用一個假的名,假的序。我照樣用傳記材料來證明《兒女英雄傳》是光緒年間一個旗人文康作的。

  文學史上有兩個不同的考證,一個是傳記考證,一個是歷史的演變。李先生剛才說的對於《西遊記》的研究,我很想看看新的材料。不過我覺得《西遊記》是歷史演變成的東西,我想我們研究文學史,看他如何演變,不必太去深求;太去深求,也許容易走上猜謎的一條路。你說唐僧是寫的明世宗,豬八戒寫的嚴嵩,孫悟空、沙和尚又寫的誰呢?我們要曉得幾百年前南宋時代,唐玄奘取經的故事裡面,就有了沙和尚,那時寫的是誰呢?歷史的看法,「大膽的假設」,包括李先生的方法,但是還得要「小心的求證」。根據我個人的經驗,中國的舊小說分成兩大類,一個是演變的,一個是創作的,這一點值得提供文學史研究者的參考。

(本文為1952年12月8日胡適在文藝協會座談會上的答問,原載1952年12月8、9日台北《中央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