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冤

伸冤
瞿秋白^{[註 1]}
1933年3月9日

本作品收錄於《偽自由書》和《申報》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申報·自由談》，以魯迅名義發表，署名干，日期、標題為魯迅所加，瞿秋白原本擬定的標題為苦悶的答復。

李頓報告書採用了中國人自己發明的「國際合作以開發中國的計劃」，這是值得感謝的，——最近南京市各界的電報已經「謹代表京市七十萬民眾敬致慰念之忱」，稱他「不僅為中國好友，且為世界和平及人道正義之保障者」（三月一日南京中央社電）了。

然而李頓也應當感謝中國才好：第一，假使中國沒有「國際合作學說」，李頓爵士就很難找著適當的措辭來表示他的意思。豈非共管沒有了學理上的根據？第二，李頓爵士自己說的：「南京本可歡迎日本之扶助以拒共產潮流」，他就更應當對於中國當局的這種苦心孤詣表示誠懇的敬意。

但是，李頓爵士最近在巴黎的演說（路透社二月二十日巴黎電），卻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是：「中國前途，似繫於如何，何時及何人對於如此偉大人力予以國家意識的統一力量，日內瓦乎，莫斯科乎？」還有一個是：「中國現在傾向日內瓦，但若日本堅持其現行政策，而日內瓦失敗，則中國縱非所願，亦將變更其傾向矣。」這兩個問題都有點兒侮辱中國的國家人格。國家者政府也。李頓說中國還沒有「國家意識的統一力量」，甚至於還會變更其對於日內瓦之傾向！這豈不是不相信中國國家對於國聯的忠心，對於日本的苦心？

為著中國國家的尊嚴和民族的光榮起見，我們要想答覆李頓爵士已經好多天了，只是沒有相當的文件。這使人苦悶得很。今天突然在報紙上發見了一件寶貝，可以拿來答覆李大人：這就是「漢口警部三月一日的佈告」。這里可以找著「鐵一樣的事實」，來反駁李大人的懷疑。

例如這佈告（原文見《申報》三月一日漢口專電）說：「在外資下勞力之勞工，如勞資間有未解決之正當問題，應稟請我主管機關代表為交涉或救濟，絕對不得直接交涉，違者拿辦，或受人利用，故意以此種手段，構成嚴重事態者，處死刑。」這是說外國資本家遇見「勞資間有未解決之正當問題」，可以直接任意辦理，而勞工方面如此這般者……就要處死刑。這樣一來，我們中國就只剩得「用國家意識統一了的」勞工了。因為凡是違背這「意識」的，都要請他離開中國的「國家」——到陰間去。李大人難道還能夠說中國當局不是「國家意識的統一力量」麼？

再則統一這個「統一力量」的，當然是日內瓦，而不是莫斯科。「中國現在傾向日內瓦」，——這是李頓大人自己說的。我們這種傾向十二萬分的堅定，例如那布告上也說：「如有奸民流痞受人誘買勾串，或直受驅使，或假託名義，以圖破壞秩序安寧，與構成其他不利於我國家社會之重大犯行者，殺無赦。」這是保障「日內瓦傾向」的堅決手段，所謂「雖流血亦所不辭」。而且「日內瓦」是講世界和平的，因此，中國兩年以來都沒有抵抗，因為抵抗就要破壞和平；直到一二八，中國也不過裝出擋擋炸彈槍炮的姿勢；最近的熱河事變，中國方面也同樣的盡在「縮短陣線」。不但如此，中國方面埋頭剿匪，已經宣誓在一兩個月內肅清匪共，「暫時」不管熱河。這一切都是要證明「日本……見中國南方共產潮流漸起，為之焦慮」是不必的，日本很可以無須親自出馬。中國方面這樣辛苦的忍耐的工作著，無非是為著要感動日本，使它悔悟，達到遠東永久和平的目的，國際資本可以在這里分工合作。而李頓爵士要還懷疑中國會「變更其傾向」，這就未免太冤枉了。

總之，「處死刑，殺無赦」，是回答李頓爵士的懷疑的歷史文件。請放心罷，請扶助罷。

三月七日。

注釋

1. 以魯迅名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