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從何而來？——答多列士等同志

分歧從何而來？——答多列士等同志
1963年2月27日

本作品收錄於《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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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攻擊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兄弟黨、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團結的逆流中，法國共產黨總書記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扮演着突出的角色。

從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下旬起，多列士等同志集中地發表了大量的攻擊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兄弟黨的言論，還公布了大批有關的內部文件。其中主要的有：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多列士在法共中央全會的講話；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居約在法共中央全會關於國際局勢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工人運動團結問題的情況報告；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共中央全會關於國際局勢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工人運動團結問題的決議；

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居約為法共中央機關報《人道報》寫的社論；

同日，法共中央機關刊物《新法蘭西》周刊發表的題為《戰爭、和平和教條主義》的文章；

一九六三年一月五日——十六日，《人道報》接連刊載的十篇指名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文章；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新法蘭西》周刊刊登的題為《我們生活在什麼時代》的文章；

一九六三年一月，法共中央出版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裡，收集了三年來法共某些領導人攻擊中國共產黨的十五個文件，其中包括多列士一九六○年十一月在兄弟黨莫斯科會議上的發言和他後來向法共中央全會所作的關於這次兄弟黨會議的報告）；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五日，《人道報》刊載的居約寫的文章。

這些攻擊中國共產黨的言論的主要內容，本報已經在二月二十四日發表。從這些言論中，可以看到，多列士等同志在最近的反華大合唱中，在攻擊中國共產黨的競賽中，特別賣勁，超過了許多攻擊我們的其他兄弟黨同志。

多列士等同志除了攻擊中國共產黨以外，還惡毒地攻擊了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指責了朝鮮、緬甸、馬來亞、泰國、印度尼西亞、越南、日本等兄弟黨，甚至還攻擊了正在英勇地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他們誣衊說，中國共產黨所採取的什麼「宗派主義和冒險主義」的立場，「已經在特別是亞洲的某些共產黨內和在一些民族主義運動內得到了一些響應」，「滋長了這些黨和運動中有時存在的『左傾』主義」，等等。某些法共同志對被壓迫民族的革命事業所採取的這種態度，實在是令人吃驚的；他們在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方面，實在是走得太遠了。

中國共產黨早就認為，現在仍然認為，兄弟黨之間的分歧，必須而且應當根據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原則，在自己隊伍的內部，通過平等的同志式的充分討論和協商，求得解決。我們沒有首先發動對任何兄弟黨的公開批評，也沒有首先挑起公開的爭論。但是，誰要是利用我們這種以團結對敵的利益為重的正確立場，任意公開攻擊中國共產黨，以為不會受到應有的回擊，那就打錯了主意。

我們願意告訴那些大肆攻擊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兄弟黨的同志們：兄弟黨的關係是平等的，既然你們公開地大肆攻擊了中國共產黨，那麼你們就沒有權利要求我們不作公開的答覆。同樣的道理，既然你們公開地惡毒攻擊了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那麼阿爾巴尼亞同志就完全有平等的權利公開地答覆你們。現在，有些兄弟黨同志，一面講要停止公開論戰，一面卻在繼續對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兄弟黨進行攻擊。這種兩面態度，實際上是只許你們攻擊別人，而不許別人回答你們的攻擊。這是絕對辦不到的。中國古語說：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我們覺得，現在有必要鄭重地提醒那些攻擊中國共產黨的人注意這一點。

多列士等同志在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時候，講到關於我們時代的性質、對帝國主義的認識、戰爭與和平、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等等問題。但是，任何人只要仔細看一看，就會發現，他們只是重複別人早已講過的論點。對於他們在這些問題上的錯誤論點，在本報社論《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團結起來》以及紅旗雜誌社論《列寧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這四篇文章中，已經作了回答，沒有必要在這裡再來重複地討論。

值得指出的是，多列士等同志在他們的講話、報告和文章中，用了大量篇幅歪曲事實，顛倒是非，混淆視聽，企圖把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團結、製造分裂的責任，強加在中國共產黨的身上。他們喋喋不休地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分歧「特別是中國同志們造成的」，分歧的由來是因為中國同志「實質上還沒有接受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論點」。他們還說什麼離開第一次和第二次兄弟黨莫斯科會議越遠，中國同志的立場「離開他們自己贊同並投票同意的論點也就越遠」。

既然多列士等同志提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生分歧的責任問題，那麼我們就來談談這個問題吧。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分歧究竟從何而來呢？

多列士等同志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分歧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沒有接受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論點而產生的。多列士等同志這種說法的本身，是違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規定的兄弟黨關係的準則的。根據這兩個共同文件，兄弟黨的相互關係是平等的、獨立的。任何人都沒有權利要求所有兄弟黨接受某一個黨的論點。任何一個黨的任何一次代表大會的決議，都不能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路線，對別的兄弟黨都沒有約束力。多列士等同志甘心情願接受另一個黨的論點和決議，那是他們自己的事情。至於中國共產黨，我們一貫認為，對我們和所有兄弟黨具有約束力的共同行動準則，只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只能是兄弟黨一致協議的共同文件，而不是任何一個兄弟黨代表大會的決議或者任何別的什麼東西。

至於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有它的積極方面，也有它的消極方面。對於它的積極方面，我們表示過支持。對於它的消極方面，即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某些重大原則問題上的錯誤觀點，我們歷來是有不同意見的。我們在中蘇兩黨會談中，在兄弟黨會議上，都沒有隱蔽自己的觀點，曾經多次明確地講過我們的意見。但是，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我們從來沒有公開地討論這個問題，在這篇文章裡也不準備討論這個問題。

事實很清楚，近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歧的產生，完全是由於某些兄弟黨同志違反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一致協議的莫斯科宣言。

大家知道，一九五七年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會議，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經過同志式的協商和集體努力，消除了兄弟黨之間的某些分歧，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當前的重大問題，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制定了莫斯科宣言。這個宣言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綱領。所有的兄弟黨都宣布接受這個綱領。

只要所有的兄弟黨在實踐中嚴格遵守而不違反這個宣言，那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就會得到加強，我們的共同鬥爭就會得到發展。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會議以後，在一段時間裡，在反對共同敵人、首先是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在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叛徒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的鬥爭中，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團結戰鬥是比較順利的，也是有成效的。

但是，由於某些兄弟黨的同志，屢次企圖把一個黨的代表大會的決議置於各國兄弟黨的共同綱領莫斯科宣言之上，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分歧。特別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維營會談前後，某些兄弟黨同志，在關於國際形勢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許多重大問題上，發表了一系列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違反莫斯科宣言的錯誤觀點。

他們違反莫斯科宣言關於帝國主義是現代戰爭的根源，「只要帝國主義還存在，就有發生侵略戰爭的土壤」的科學論斷，不斷宣揚在帝國主義制度和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還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區存在的條件下，就「已經有現實可能最後地、永遠地把戰爭從社會生活中排除出去」，就可以實現「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的世界」。他們當時還預言，一九六○年「將會作為開始實現人類關於沒有武器和軍隊的世界、沒有戰爭的世界的宏願的一年而載入史冊。」

他們違反莫斯科宣言關於依靠社會主義陣營、民族解放運動、國際工人階級和各國人民爭取和平的群眾運動的聯合鬥爭來防止世界戰爭的論點，把維護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大國首腦人物的「明智」上，認為目前時代的歷史命運實際上是由個別「大人物」和這些大人物的「明智」決定的，認為大國首腦人物的會晤能夠決定和改變歷史的進程。他們說：「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說過，只有掌握大權的各國政府首腦才有能力解決最複雜的國際問題。」他們把戴維營會談說成是什麼國際關係中的「新階段」、「新紀元」，甚至說成是「人類歷史的轉折點」。

他們違反莫斯科宣言關於美帝國主義「成為全世界反動勢力的中心，成為人民群眾的最兇惡的敵人」的論斷，特別熱衷於頌揚美帝國主義的首腦人物艾森豪威爾，說他「真誠希望和平」，「真正希望消除『冷戰』狀態」，「也像我們一樣在為保障和平而操心」。

他們違反莫斯科宣言所指出的關於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和平共處的列寧主義原則，把和平共處僅僅解釋為意識形態的鬥爭和經濟競賽。他們說：「必須努力使兩種制度之間不可避免的鬥爭變成只是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變成和平競賽——或者用資本家更容易理解的語言說——競爭。」他們甚至把兩種社會制度不同國家的和平共處，引伸到壓迫階級同被壓迫階級、壓迫民族同被壓迫民族的關係方面去，說什麼和平共處是各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這就完全脫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的觀點，實際上藉口和平共處而抹煞反對帝國主義和支持各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的政治鬥爭，抹煞國際範圍的階級鬥爭。

他們違反莫斯科宣言關於美帝國主義力圖「以新的形式給已經解放了的人民重新套上殖民枷鎖」的論點，鼓吹帝國主義能夠幫助不發達國家的經濟達到空前的高漲，實際上否定掠奪不發達國家是帝國主義的本性。他們說：「全面徹底裁軍還會創造嶄新的條件，以援助一些目前在經濟上還不發達、而需要比較發達的國家給予援助的國家。即使把由於大國停止軍事開支而抽出來的資金一小部分用來幫助這些國家，也就能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開創一個嶄新的紀元。」

他們違反莫斯科宣言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運動和各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是當代維護世界和平的強大力量的論點，把民族解放運動和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同維護世界和平的鬥爭對立起來。他們雖然有的時候也說應該支持民族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戰爭，但是又反覆強調「在現今條件下爆發的戰爭必然會成為世界大戰」，「一個小小的火星也能夠引起世界大戰」，反覆強調要「反對一切種類的戰爭」。這實際上是對正義的戰爭和非正義的戰爭不加區別，藉口防止世界大戰，反對民族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戰爭，反對一切正義戰爭。

他們違反莫斯科宣言關於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存在着和平的和非和平的兩種可能性的論點，關於「統治階級是不會自願讓出政權的」論點，而片面地強調和平過渡的「越來越大的現實可能性」，說什麼和平過渡「對於一系列國家來說，已經是現實的前景」。

從上述這一系列的錯誤論點中，人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帝國主義的本性已經改變，帝國主義所固有的各種不可克服的矛盾已經不復存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過時，莫斯科宣言應該廢除了。

散布這些錯誤論點的兄弟黨同志，不論用什麼樣的藉口，什麼「外交辭令」呀，什麼「靈活性」呀，都不能掩飾他們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背離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的原則，都不能推卸他們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製造分歧的責任。 近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分歧，就是這樣引起的。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分歧，又是怎樣公開暴露在敵人面前的呢？

多列士等同志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歧公開化的起點，是「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六○年夏天以各種文字出版《列寧主義萬歲》的小冊子」。實際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呢？

事實是，兄弟黨內部分歧的公開化，並不是在一九六○年夏天，而是早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維營會談前夕，具體地說，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就開始了。在這一天，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顧中國方面多次說明真相和勸告，迫不及待地通過自己的國家通訊社對中印邊界事件發表了一項聲明。這個聲明不問是非曲直，對中印邊境衝突表示「遺憾」，實際上指責中國的正確立場。他們還說什麼這是「可悲的」、「愚蠢的」。當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遭到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武裝挑釁的時候，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但不指責發動武裝挑釁的反動派，反而指責自己的兄弟國家，這在歷史上倒真是第一次。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立刻覺察了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存在的分歧，並且利用了那個錯誤的聲明進行惡毒的挑撥離間。資產階級的宣傳機器當時大肆宣傳說，這個聲明是「飛往中國的外交火箭」，聲明的「口氣有點像一個嚴峻的父親冷酷地教訓孩子放規矩點」。

在戴維營會談以後，有些同志竟然沖昏了頭腦，越來越放肆地對中國共產黨的對外政策和國內政策，進行了一系列的公開攻擊。他們公然誣衊中國共產黨企圖「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固性」，「像公雞好打架那樣熱衷於戰爭」。他們還攻擊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誣衊中國共產黨在國家領導方面實行「冒險主義」的政策。

這些同志在長時間內，熱衷於宣傳他們的錯誤觀點，攻擊中國共產黨，把莫斯科宣言完全置諸腦後。這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造成了混亂，使世界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有迷失方向的危險。多列士同志想必記得，當時法共機關報《人道報》竟然大肆宣揚「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找到了共同語言，和平共處的語言」、「美國發生了轉折」。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護莫斯科宣言，為了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了使全世界人民了解我們對於當前國際形勢的觀點，中國共產黨在紀念列寧九十誕辰的時候，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沿着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和《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三篇文章。在那個時候，雖然我們已經被人攻擊了半年多，雖然我們在文章中討論到那些違背莫斯科宣言的錯誤論點，但是，我們還是以團結為重，把鬥爭的鋒芒指向帝國主義和南斯拉夫修正主義。

多列士等同志把我們發表《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說成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歧公開化的起點，是把事實完全弄顛倒了。

一九六○年五月，美國U—2間諜飛機侵犯蘇聯，四國首腦巴黎會議流產，我們本來希望那些曾經大肆宣揚所謂戴維營精神的同志，能夠從中吸取教訓，加強兄弟黨、兄弟國家的團結，共同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但是，同我們的希望相反，在一九六○年六月初世界工會聯合會理事會北京會議上，有些兄弟黨同志竟然不贊成譴責艾森豪威爾，並且散布了許多錯誤觀點，還反對中國同志的正確觀點。特別嚴重的是一九六○年六月下旬，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兄弟黨會談中，有人竟然揮舞指揮棒，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大舉圍攻中國共產黨。這種做法，粗暴地破壞了兄弟黨協商解決共同問題的原則，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開了一個極端惡劣的先例。

多列士等同志說，在布加勒斯特會談中，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代表「對蘇共進行攻擊」。但是，參加這次會談的同志們都很清楚，在這次會談中，阿爾巴尼亞同志並沒有攻擊什麼人，只是堅持了自己的見解，沒有服從指揮棒，不同意對中國的攻擊。在那些把兄弟黨關係看成是「父子黨」關係的人的眼裡，一個小小的阿爾巴尼亞竟敢違抗他們的指揮棒，真是膽大妄為，大逆不道。他們從此對阿爾巴尼亞同志懷恨在心，採取種種惡劣手段，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布加勒斯特會談以後，那些攻擊中國共產黨的同志們，迫不及待地採取了一系列的嚴重步驟，施加經濟的和政治的壓力，以至不顧國際慣例，背信棄義，單方面撕毀兄弟國家間的協定和合同。這種協定和合同不是幾個，或者幾十個，而是幾百個。他們這種把思想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的惡劣做法，完全背棄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完全背棄了莫斯科宣言規定的社會主義兄弟國家關係的準則。這些同志對自己的這種大國沙文主義錯誤不但不進行自我批評，反而責備中國共產黨犯了什麼「單幹」、「宗派主義」、「分裂主義」、「民族共產主義」等等錯誤，這難道是合乎共產主義道德的嗎？多列士等同志是明白事情的真相的，但是他們不敢批評那些真正犯了把政治、思想爭論發展到破壞國家關係的錯誤的人，反而指責中國同志「將國家問題與政治、思想問題混淆在一起」，這種不分是非、顛倒黑白的態度，才是真正可悲的。

從上述的這些事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會議以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歧的加劇，完全是某些兄弟黨同志在一系列的重大問題上越來越嚴重地違反兄弟黨一致協議的共同路線、破壞兄弟黨兄弟國家相互關係準則的結果。

多列士等同志不顧事實、顛倒是非的做法，還突出地表現在他歪曲一九六○年莫斯科會議的真實情況，攻擊中國共產黨「不贊同國際工人運動的路線」，給會議「造成困難的局面」。

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我們不願意在這裡談到這次兄弟黨內部會議的詳細情況，我們準備在適當時機和適當場合說明真相，弄清是非。但是，必須指出，中國共產黨恰恰是一九六○年全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創議者。我們努力促成這次兄弟黨會議的召開。在會議期間，我們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反對了某些兄弟黨同志的錯誤觀點，同時在某些問題上作了必要的妥協。我們同其他兄弟黨共同努力，克服了種種困難，使會議取得了積極的成果，達成了一致的協議，發表了莫斯科聲明。僅僅這些事實，就足以拆穿多列士等同志的謊言。

一九六○年莫斯科會議以後，各國兄弟黨理應根據一致協議的聲明，加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集中力量，共同對敵。一九六一年一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關於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始終不渝地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將如維護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一樣，維護這次會議的聲明，並且堅決地為實現這個文件所規定的共同任務而努力奮鬥。」兩年多來，中國共產黨一直忠實地執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協議，並且為維護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革命原則進行了不懈的努力。

但是，多列士等同志竟然攻擊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六○年莫斯科會議以後，「繼續就各黨共同擬定的政策的主要方面表示不同意見」，並且說中國同志的「立場對整個運動的利益有害」。

在一九六○年莫斯科會議以後，究竟是誰在一系列問題上越來越嚴重地違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呢？

在莫斯科會議以後不久，蘇阿關係進一步惡化了。多列士同志企圖把蘇阿關係惡化的責任，推到中國共產黨方面。他竟然指責中國沒有「利用自己的影響來引導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領導人比較正確地了解他們的義務」。

事實是，中國共產黨一貫主張根據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所規定的獨立、平等、協商一致的準則，來處理兄弟黨、兄弟國家之間的關係。我們對於蘇阿關係也一直堅持這種主張。我們曾經懇切地希望蘇阿關係能夠得到改善，並且為此盡了自己的國際主義責任。我們曾經多次勸告蘇聯同志，在改善蘇阿關係方面，大黨大國應該採取主動，應該通過內部平等協商來消除分歧，即使某些分歧一時解決不了，也應該耐心等待，而不應該採取可能使關係進一步惡化的任何步驟。中共中央曾經為此寫信給蘇共中央，希望通過協商途徑解決蘇阿關係問題。

但是，我們的這些真誠努力，並沒有受到重視。從發羅那海軍基地撤退艦隊，從阿爾巴尼亞撤退專家，斷絕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干涉阿爾巴尼亞內政等等一系列的事件發生了。

對於這些粗暴違反兄弟國家關係準則的行為，中國共產黨感到痛心。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前夕，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又一次向蘇聯同志提出改善蘇阿關係的同志式的忠告。但是，出乎我們的意料，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出現了公開指名攻擊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嚴重事件，開創了在一個兄弟黨的代表大會上公開攻擊另一個兄弟黨的惡劣先例。參加這次大會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為了維護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兄弟黨關係的準則，為了共同對敵的利益，明確地表示不同意這種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的做法。

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的這種嚴正態度，竟然受到指責。有的同志甚至說，「如果中國同志們願意出力使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同各兄弟黨的關係正常化，那麼，未必有誰會比中國共產黨更好地促進這一問題的解決」。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呢？如果這是說，中國同志要對蘇阿關係的惡化負責，那是故意推卸責任，諉過於人。如果這是希望中國同志促進蘇阿關係的改善，那麼，我們願意指出，那些同志完全不顧我們的多次勸告，堅持惡化蘇阿關係，甚至公開號召改變阿爾巴尼亞黨和國家的領導，這就在實際上剝奪了其他兄弟黨對蘇阿關係的改善進行有效努力的可能性。這次大會以後，這些同志悍然斷絕了蘇聯同社會主義兄弟國家阿爾巴尼亞的外交關係。這難道不是有力地證明，他們根本沒有改善蘇阿關係的願望嗎？

多列士等同志責備中國報紙「散布阿爾巴尼亞領導人的錯誤論點」。必須指出，中國共產黨從來是反對把我們內部的分歧公開的，但是某些兄弟黨的同志卻堅持要把分歧公開，並且認為如果不這樣做，就是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在蘇阿分歧已經公開化的情況下，我們把爭論雙方的某些材料，同時加以發表，以便中國人民能夠了解事情的真相。難道可以這樣認為，似乎某些兄弟黨的同志可以任意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責另一個兄弟黨，說它的領導是反列寧主義，是要博得享受帝國主義施捨三十枚銀幣的權利，是雙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等等，卻不容許這個兄弟黨為自己辯護，也不容許其他兄弟黨同時發表爭論雙方的有關材料嗎？那些自命為「完全正確」的人，自己連篇累牘地發表了攻擊阿爾巴尼亞的文章，但是，對阿爾巴尼亞同志答覆他們的文章，卻害怕得要死，自己不敢發表，也害怕別人發表，這只能暴露他們的理虧心虛。

多列士等同志還指責中國共產黨「把共產黨人之間可能存在或出現的分歧拿到群眾運動中去」，特別是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世界和平理事會斯德哥爾摩會議上，「把爭取民族解放鬥爭同爭取裁軍及和平的鬥爭對立起來」。

事實恰恰相反，把兄弟黨之間的分歧擴大到國際民主組織中去的不是中國同志，而是某些兄弟黨同志。他們屢次企圖把自己的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相對立的錯誤路線強加於國際民主組織。他們把民族解放鬥爭同爭取世界和平的鬥爭對立起來，不顧這些國際民主組織所代表的廣大群眾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廣泛要求，硬要把「一切為了裁軍」作為壓倒一切的任務，並且大肆販賣在帝國主義和剝削制度還存在的條件下就可以實現「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的世界」的錯誤思想。這就在這些組織中不斷地引起了尖銳的爭論。同樣的爭論也出現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世界和平理事會斯德哥爾摩會議上。在這次會議上，有人要求生活在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刺刀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等待帝國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接受全面徹底裁軍，等待他們放棄使用武力來鎮壓民族獨立運動，等待他們用裁軍節省下來的錢，援助不發達國家。這些人實際上是要求在這一切實現之前，一切被壓迫民族不要進行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鬥爭，不要對殖民統治者的武裝鎮壓進行反抗，否則據說就要引起世界大戰，造成億萬人的死亡。正是根據這種荒謬的「理論」，他們竟然辱罵民族獨立運動是「死屍運動」。正是這些人，而不是中國同志，違反了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

加勒比海危機和中印邊境衝突，是最近國際局勢中的兩大事件。中國共產黨在這兩個事件中採取的立場，是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完全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但是，多列士等同志竟對中國共產黨進行惡毒的攻擊。

在加勒比海危機問題上，多列士等同志指責中國要「促使蘇美之間發生戰爭，從而把世界推入熱核災難」。事實是不是像多列士等同志所說的那樣呢？在加勒比海危機中，中國人民究竟做了些什麼呢？中國人民堅決譴責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古巴人民維護獨立和主權的五項要求，中國人民堅決反對為了無原則的妥協而把「國際視察」強加在古巴身上。我們這樣做，究竟犯了什麼錯誤呢？法國共產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公報，不也是號召「有力地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好戰挑釁行動」嗎？同日的《人道報》不也是譴責美國「對古巴長期以來準備的赤裸裸的侵略」，呼籲各國人民「加強他們同古巴的團結，加強他們的鬥爭」嗎？請問多列士同志，你們這樣支持古巴人民、反對美國侵略，是不是也是要把世界推入熱核災難中去呢？為什麼你們過去這樣做是對的，而中國堅持這樣做就犯了罪呢？說穿了，那是因為你們跟着指揮棒轉，後來突然改變了立場，大講對美國的侵略行為必須作「理智的讓步」、「明智的妥協」了。正是因為這樣，你們就掉轉槍口，把鬥爭的鋒芒，從美國強盜轉向堅持正確立場的兄弟黨了。

更惡劣的是，某些法共同志竟然誣衊所有堅決反對美國侵略者的人們，辱罵他們是所謂「革命詞句的英雄」，說他們「說空話」，說他們「對各國人民對於古巴人的英勇正當地感到的敬佩進行投機」。某些法共同志還說什麼「在對付氫彈方面，單單英勇是不夠的」；說什麼「不要把古巴人的胸膛作為犧牲品放到革命詞句的祭壇上去」。這是什麼話？！這是在指責誰呢？如果是指責英勇的古巴人民，那簡直是可恥。如果是指責反對美國強盜、支持古巴的中國人民和各國人民，那豈不暴露你們自己的所謂支持古巴人民是完全騙人的嗎？在多列士和某些法共同志看來，沒有氫彈的人支持古巴，都是「說空話」、「投機」；而沒有氫彈的古巴人民，只能屈從有氫彈的國家，出賣國家主權，接受「國際視察」，被放到美帝國主義的侵略祭壇上去。這是十足的強權政治論，這是十足的核武器拜物教，這絕不是共產黨人應該說的話。

我們願意告訴多列士等同志，全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加勒比海危機問題上犯了錯誤的，不是我們，而是你們。因為你們替挑起加勒比海危機的肯尼迪政府解脫，硬要人們相信連肯尼迪政府也否認的所謂美國不入侵古巴的保證；因為你們替那些既犯冒險主義、又犯投降主義錯誤的同志辯護，替那種侵犯一個兄弟國家的主權的行為辯護；因為你們不是把反對美帝國主義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反對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放在第一位。

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多列士等同志說中國對解決中印邊界糾紛缺乏「最少的誠意」。這種指責是荒謬的。

中國政府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一貫立場和多年來所作的努力，我們已經說過很多。目前中印邊境局勢，由於印度軍隊發動的大規模進攻受到嚴重挫敗，由於中國軍隊在自衛反擊勝利之後主動停火、主動後撤，已經開始緩和下來。三年多來，中印邊界糾紛的過程有力地證明，中國政府對印度尼赫魯政府的反動政策進行必要的鬥爭，是完全正確的。

令人驚異的是，有些自稱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人，在尼赫魯政府向社會主義兄弟國家挑釁和進攻的時候，竟然背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採取所謂「中立」的立場，實際上不但在政治上支持尼赫魯政府的反華政策，而且以軍事物資供應尼赫魯政府。多列士等同志對於這種錯誤的做法，不但不予譴責，反而稱之為「明智的政策」。你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究竟丟到哪裡去了呢？ 多列士同志一再指責中國對印度的政策有利於帝國主義。他早在一九六○年就說，中國共產黨「給艾森豪威爾提供機會，使他在印度得到在其他情況下所未能得到的歡迎」。直到現在，某些法共同志還不斷地重複這種指責。

在這裡，我們無需多說，稍有政治眼光的人都看到，尼赫魯政府挑起中印邊境衝突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適應美帝國主義的需要，為了取得更多的美援。我們只願意提醒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難道你們忘記了，艾森豪威爾當時不僅在印度受到歡迎，並且在法國也受到熱烈歡迎嗎？由於一九五九年九月間艾森豪威爾訪問巴黎的時候，巴黎地區法共的一部分市議員和省議員沒有出席歡迎艾森豪威爾的招待會，多列士同志就在法共中央全會上提出嚴厲的批評。他說：「我們認為沒有全部出席在市府大廈舉行的歡迎艾森豪威爾的招待會是一個錯誤，雖然政治局曾作出決定，要求巴黎地區的市議員和省議員都去出席。這是一種錯誤的態度。我一回來（按：當時多列士同志剛從外國回來）就曾提出了批評。我要重說一下，政治局曾作出正確的決定，但它沒有保證執行。」（見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人道報》）請問多列士同志，如果說尼赫魯歡迎艾森豪威爾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過錯，那麼多列士同志要巴黎地區法共的全體市議員和省議員都去歡迎艾森豪威爾，又是由於誰的過錯呢？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來看，艾森豪威爾受到尼赫魯的歡迎，一點也值不得大驚小怪；而一個共產黨的領導人這樣熱衷於歡迎美帝國主義頭子，又這樣嚴厲批評那些不去歡迎的同志，倒是不能不使人感到十分驚異的。

在加勒比海危機問題和中印邊界問題上，又一次大大地暴露了那些自稱「完全正確」的人所執行的路線和政策，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違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可是，他們仍然沒有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痛改前非，回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上來，回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軌道上來。相反的，他們更加老羞成怒，沿着錯誤的道路越走越遠，掀起了又一次規模更大的反對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兄弟黨、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團結的逆流，來轉移人們的視線，掩飾自己的錯誤。

從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歐洲幾個兄弟黨先後舉行了自己的代表大會。在這些大會上，經過精心策劃，出現了大規模的、系統的公開指名攻擊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兄弟黨的惡劣情況。特別是到了最近舉行的德國統一社會黨代表大會，這股攻擊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兄弟黨、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團結的逆流達到了新的高峰。在這次大會上，有些同志一方面說要停止攻擊，另一方面又繼續粗暴地攻擊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兄弟黨，並且公然為叛徒鐵托集團翻案。這些同志採取的兩面手法，能夠騙得了人嗎？顯然不能。這種兩面手法，只能被認為，他們對於停止爭論、恢復團結，並不是真心誠意的。

特別應當指出，如何對待鐵托集團的問題，是一個重大的原則性的問題。這個問題，並不是怎樣解釋莫斯科聲明的問題，而是保衛還是撕毀莫斯科聲明的問題；並不是對待一個兄弟黨應當採取什麼態度的問題，而是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叛徒應當採取什麼態度的問題；並不是如何幫助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的問題，而是揭露和批判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敵人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忠實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莫斯科聲明，決不容許任意篡改和撕毀各國兄弟黨的共同協議，決不容許把叛徒拉進我們的隊伍中來，決不會同意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做交易，決不會同意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做買賣。

從上面所說的種種事實，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是我們，而是某些兄弟黨同志，在一系列問題上越來越嚴重地違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不是我們，而是某些兄弟黨同志，沒有根據這兩個共同文件來消除兄弟黨之間的分歧，反而加劇這種分歧。不是我們，而是某些兄弟黨同志，進一步地把兄弟黨之間的分歧公開暴露在敵人面前，對兄弟黨進行越來越粗暴的公開指名的攻擊。不是我們，而是某些兄弟黨同志，把自己的錯誤路線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路線相對抗，使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到越來越嚴重的分裂的危險。

從上面所說的種種事實，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多列士和某些法共同志，對待當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嚴肅的辯論，採取了驚人的不負責任的態度。他們採取欺騙手段，實行封鎖政策，隱瞞真相，歪曲中國共產黨的觀點，以便於肆無忌憚地攻擊中國共產黨。這決不是進行辯論的正當做法，也不是對法共黨員和法國工人階級負責的態度。如果多列士等同志敢於面對事實，相信自己是正確的，他們就應當公布中國共產黨闡述自己觀點的材料，包括我們最近發表的有關文章，讓全體法國共產黨員和法國工人階級知道真相，讓他們自己來判斷是非。多列士等同志，我們已經把你們指責我們的言論公布了。你們也能這樣做嗎？你們有這樣的政治家風度嗎？你們有這樣的膽量嗎？

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的程度，的確是十分驚人的。但是，他們自己卻一貫自命為什麼「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好吧，我們就來看一看這種「創造性」吧。

我們看到，多列士等同志在一九五九年以前，曾經正確地指出過美帝國主義是侵略勢力的魁首，譴責過美國政府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可是，在戴維營會談前夕，有人說艾森豪威爾希望「消除國與國關係中的緊張局勢」；於是，多列士等同志就爭先恐後地為艾森豪威爾叫好，決定要法共議員歡迎這位「和平使者」。這是跟着指揮棒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我們還看到，一九五九年九月，當戴高樂發表一個根本否認阿爾及利亞獨立和主權的所謂「自決」的聲明之後，法共中央政治局曾發表聲明，正確地揭露這「純粹是騙人的陰謀」。多列士同志自己當時也說這「只是一個政治伎倆」。可是，一個多月以後，一個外國同志說，戴高樂的聲明有「重要作用」，多列士同志就馬上嚴厲地批評法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錯誤的估計」，說原來的聲明發表得「太匆促、急忙」。這又是跟着指揮棒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我們還看到，多列士等同志曾經正確地譴責南斯拉夫鐵托集團的修正主義綱領，說鐵托集團「接受了美國資本家的津貼」，這些「資本家給他們津貼，顯然不是為了促進社會主義建設」。但是，最近，有人說要「幫助」鐵托集團「在一切兄弟黨的大家庭中占有應有的地位」；於是，多列士等同志也就大講「幫助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重新回到共產主義大家庭」。這又是跟着指揮棒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我們還看到，一年多以前，當中國共產黨反對在一個黨的代表大會上公開攻擊另一個兄弟黨的時候，有人指責我們的這種立場說，這是「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多列士同志就跟着說，中國同志採取這種態度是「沒有道理的」，是「不正確的」。最近，有人一面說應該停止公開爭論，一面又繼續進行攻擊；於是，某些法共同志也跟着這樣做，並且說這是「明智的、列寧主義的」。這還是跟着指揮棒轉。

類似的事例，舉不勝舉。這樣無條件地跟着指揮棒轉，絕不能認為是兄弟黨之間應有的獨立的、平等的正常關係，而是封建家長制度的極不正常的關係。看來某些同志似乎認為，可以完全不顧本國無產階級和本國人民的利益，也可以完全不顧國際無產階級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只要跟着別人走就行了。究竟向東對，還是向西對，究竟朝前對，還是往後對，一切一切，可以一概不管，人云亦云，亦步亦趨。在這裡，多的是鸚鵡學舌的本領，少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性。這樣的「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呢？

多列士和某些法共同志，對中國共產黨的惡毒攻擊和誹謗，不管怎樣連篇累牘，絲毫無損於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光榮。他們的這些做法，是同各國共產黨人要求消除分歧、加強團結的願望背道而馳的，也是同法國工人階級和法國共產黨的光榮傳統不相符合的。

法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有着悠久的光榮的革命傳統。法國工人階級以巴黎公社的英勇嘗試，給全世界各國無產階級革命提供了光輝的榜樣。法國工人階級的傑出戰士和天才歌手創作的無產階級的不朽戰歌《國際歌》，是鼓舞全世界人民爭取解放和把革命進行到底的嘹亮號角。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下建立起來的法國共產黨，集合了法國人民中眾多的優秀兒女，他們同法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一起進行了頑強的鬥爭。在反法西斯的抵抗運動中，法國人民在法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揚了法國工人階級的革命傳統，表現了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在戰後時期，在保衛世界和平、維護民主權利、改善勞動人民生活條件和反對壟斷資本的鬥爭中，法國共產黨人起了重大的作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法國共產黨和法國工人階級，從來就抱着極大的尊敬。

多列士等同志一再強調要中國同志改正錯誤。但是，真正需要改正錯誤的不是我們，而是多列士等同志。儘管我們在這篇文章裡不得不同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進行辯論，我們仍然誠懇地希望他們能夠尊重法國共產黨的歷史，珍惜自己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歷史。我們希望他們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根本利益為重，改變那種同法國無產階級的革命傳統不相稱的錯誤，改變那種同法國共產黨的光榮傳統不相稱的錯誤，改變那種同自己獻身於共產主義事業的誓言不相稱的錯誤，回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下來，回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革命原則上來。

中國共產黨始終一貫地堅持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和世界各國革命人民的團結，反對損害這種團結的任何言論和行動。我們始終一貫地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堅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革命原則，反對背離這些革命原則的任何言論和行動。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發生這樣或那樣的分歧，本來是難以避免的。當發生分歧的時候，尤其是發生涉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路線的分歧的時候，只有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嚴肅的辯論，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消除分歧，才能加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問題不在於是否要進行辯論，而在於通過怎樣的途徑和方法進行辯論。我們一貫主張，應當在各兄弟黨內部進行辯論，而不應當公開進行辯論。我們的這一主張是無可非議的，但是，卻受到某些兄弟黨同志的攻擊。現在，這些同志在對我們和其他兄弟黨進行了一年多的公開攻擊之後，又改口說要停止公開辯論了。我們要問：現在，你們是不是認為，你們過去公開攻擊兄弟黨是錯誤的呢？你們是不是準備承認這種錯誤，向被你們攻擊的兄弟黨道歉呢？你們是不是真心誠意地準備回到內部平等協商的軌道上來呢？

為了消除分歧，加強團結，中國共產黨曾經多次提出、現在仍然主張召開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並且願意同所有的兄弟黨一起，採取必要的步驟，為召開兄弟黨會議準備條件。

作為準備兄弟黨會議的步驟之一，是停止目前仍在繼續進行的公開爭論。這是中國共產黨早就提出的主張。我們認為，停止公開爭論必須是言行一致的、相互的、全面的。有人一面說要停止爭論，一面又繼續攻擊。他們實際上是要在把你打了一頓之後，不准你還手。這是不行的。不僅對中國共產黨的攻擊應當停止，而且對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其他兄弟黨的攻擊也應當停止。同時，藉口停止爭論，不准對南斯拉夫修正主義進行揭露和批判，這是違反莫斯科聲明規定的關於進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領導人的任務的，因而也是絕對不能容許的。現在，有人一面要把兄弟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排除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外，一面又要把叛徒鐵托集團拉進來。我們願意老實告訴他們，這是絕對辦不到的。

舉行雙邊的或多邊的兄弟黨會談，是準備兄弟黨會議的必要步驟。這是中國共產黨早在十個月以前就提出的主張。我們一貫願意同所有抱有同樣願望的兄弟黨，舉行旨在消除分歧、加強團結的會談。事實上，我們已經同好些兄弟黨舉行了這樣的會談。我們從來沒有拒絕過同任何兄弟黨舉行雙邊會談。英國共產黨執行委員會一月十二日的聲明說，中國共產黨沒有接受蘇聯共產黨「進行共同討論」的要求。據說，這是另一個黨告訴他們的。但是，我們必須鄭重指出，這完全是毫無根據的捏造。我們願意重申，我們準備同任何一個兄弟黨或幾個兄弟黨舉行會談，交換意見，以促進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的召開。

目前，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正在加緊推行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瘋狂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陣營，野蠻地鎮壓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各國人民革命鬥爭。在這樣的時刻，為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各國共產黨、全世界無產階級、全世界人民，都迫切地要求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加強國際共產主義隊伍的團結，加強全世界人民的團結。讓我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消除分歧，加強團結吧！讓我們為了加強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為了促進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勝利，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目標，共同奮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