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黑餘談

厚黑餘談
作者：李宗吾　1927年

前言

　　民國元年，我發表《厚黑學》，受的影響真是不小，處處遭人疑忌，以致淪落不偶，一事無成。久之又久，一般人覺得黔驢無技才與我相忘於無形，但是常常有人問我，發表此文動機安在？目的安在？是否憤世嫉俗，有意同社會搗亂，抑或意在改良社會，特將黑幕揭穿？我說：「我寫此文，最初目的，不過開玩笑罷了。」

　　滿清末年，我入四川高等學堂肄業，與同班友人，張君列五（名培爵，民國四年，在北平殉義，重慶浮圖關，有衣冠墓），加入同盟會，光緒三十三年年假畢業，列五對我說道：「將來我們起事，定要派你帶一支兵。」我聽了很高興，就用歸納法，把歷史上的英雄（彼時尚無偉人的名詞），一一考察，尋他成功秘訣，久之無所得。宣總二年，我當富順中學堂監督（彼時中學校長名曰監督），一夜臥在監督室，偶然想及曹操劉備幾個人，恍然大悟，就把厚黑學發明了。每逢朋友聚會輒講說之，以供笑樂。友人王君簡恆云：「你說的道理很不錯，但是我要忠告你，你照著你的說法，埋頭做去，包管你幹出轟轟烈烈的事業，但切不可拿在口中講，更不可形諸筆墨，否則於你種種不利。」雷君民心也說：「厚黑學，是做得說不得的。」後來我不聽良言，竟把他發表了。

　　辛亥年武昌起義，重慶響應，列五被舉為蜀軍政府都督，成都跟著反正，成渝合一，列五赴省，退居副都督，專管民政。我在自流井家中，列五打電報，叫我同廖君緒初上省，其時黨人在成都童子街，辦一報曰《公論日報》，我住報社內，社中人叫我寫點文章，我想不出什麼文章，眾人慫恿我，把厚黑學寫出，我初時很遲疑，緒初說：「你可以寫出，我替你作一序。」緒初是講釋朱學的人，繩趨矩步，簡恆、民心諸人，俱呼之為「廖大聖人」，我想：聖人都說寫得，當然寫得，就寫出來開玩笑，那知所生影響，果不出簡恆、民心所料。

　　我發表此文，用的筆名是「獨尊」二字，卻無人不知《厚黑學》是我做的，以為我會如何如何，殊不知我發明了厚黑學，反成了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每想做一事，才一動念，自己想道：「像這樣做去，旁人豈不說我實行厚黑學嗎？」因此凡事不敢放手做，我之不能成為偉人者，根源實在於此，厚黑學真把我誤了。

　　後來我才悟得：厚黑二字，確是成功秘訣，而為辦事之必要技術。用此種技術以圖謀一已之私利，我們名之曰厚，曰黑，用此種技術以圖謀眾人之公利，則厚字即成為「忍辱負重」，黑字即成為「剛毅果斷」，自古聖賢豪傑，皆忍辱負重者也，皆剛毅果斷者也。假令我當時悟得此理，一眼註定眾人公利，放手做去，舉世非之而不顧，豈不成了轟轟烈烈的偉人？無如悟得時，年已老矣，機會已過矣，回想生平，追悔莫及，只好著書立說，將此秘訣傳之於人，所以才在成都《華西日報》寫《厚黑叢話》，反反覆覆，說明此理。

　　我是生性好辯的人，《厚黑學》是以荀子「性惡說」為立足地，許多人以孟子「性善說」來駁我，我說道：「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今試任喊一個當母親的，把他親生的孩子抱出來，當眾試驗，母親手拿糕餅一塊，小孩一見即伸手來拖，母親不給他，放在自己口中，露半截在外，小孩立刻會從母親口中取出，放在自己口中，請問：這種現象，是否愛親？小孩坐在母親懷中，食乳食糕餅，哥哥近前他就要用手攔他打他。請問：這種現象，是否敬兄？只要全世界尋得出一個小孩不這樣幹，我的厚黑學立即不講，讓孟子的『性善說』成立，既是全世界小孩，無一不這樣幹，我的厚黑學非成立不可。」我口雖這樣的說，然而心中也自懷疑，小孩的天性，何以會這樣呢？

　　後來見小孩見著木頭、石塊和銅鐵等物，都取來朝口中送，心想：此等現象，豈不等於地心吸力，把外面任何物件，都朝內部吸引一般？回憶在學堂時，教習講心理學，曾說：「人是沒得心的，心中一切知識，都是從外面來的。例如：看見花，知是香的，是我曾經聞過，看見鹽知是鹹的，是我曾經嚐過，某種事該做，某種事不該做，是我曾聽某人說過，抑或在書上見過。我們如把心中所有知識，一一考察其來源，從耳人者，仍從耳退出去，從目入者，仍從目退出去，其他從嗅覺、味覺、觸覺入者，一一從其來路退出，此心即空無所有了。」又憶圓覺經云：「一切眾生，自無始來，種種顛倒，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我從此著想，就覺得心之構成，與地球之構成，完全相同。牛頓說：「地方有引力，能將泥土、沙石有形有體之物，吸集之而成為地球。」我們何妨說：「人心也有引力，能將耳聞目視，無形無體之物，吸集之而成為心。」我於是把牛頓的公例，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應用到人事上來，果然處處可通。我把孟子的「性善說」，荀子的「性惡說」和宋儒的「去私說」，繪為甲乙丙三圖而細玩，才知人心現象，純是「萬有引力」現象，並無善惡之可言。民國九年，著一文曰：《心理與力學》載入《宗吾臆談》內，創一臆說，「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後來擴大為一單行本，此書算是我思想之中心點。

我的思想統系

　　人事千變萬化，不外人與人接觸生出來的，一個我，一個人，是為數學上之二元，一個X，一個Y，依解析幾何可得五種線：（一）二直線，（二）圓，（三）拋物線，（四）橢圓，（五）雙曲線。人世一切事變，總不出此五種線，我詳加考察，認為人與人不相衝突之線，只有四種，直線兩種，曲線兩處，除此四線而外，任走何種路線皆是衝突的。至於世界進化，則為三元，一曰力，二曰空間，三曰時間，其軌道則為三元中之螺旋線。我們每作一事，須把力線考察清楚，才不至與人衝突，主持國家大政的人，規定法令制度，也須把力線考察清楚，施行起來才不至處處窒礙。

　　達爾文倡互競主義，其弊流於互相衝突，克魯泡特金倡互助主義，其弊流於互相倚賴。我們應改行合力主義，如射箭，懸一箭垛，支支箭向之射去，彼此不相衝突，而又不相倚賴，則可兼達、克二氏之長，而無其流弊。達爾文倡進化不錯，錯在講進化而提倡弱肉強食；克魯泡特金講互助不錯，錯在講互助而主張無政府。互競和互助，其力線是橫的，成立不起政府，由達爾文之學說，有時亦能成立政府，而其政府則是極端專制的。國中力線，鬱而不伸，斷不能永久安定，我們講合力主義，其力線是縱的。全國有若干人民，即有若干力線，根據力線，直達中央，成一個極強之政府，是為政治上之合力，他如經濟也，外交也，亦須取合力主義，不如是則世界永不太平，自有歷史以來，皆是人與人相爭，其力線是橫的，我們應取縱的方向，懸出地球為目的物，合全世界人向之進攻，把他內部蘊藏的富財取出來，全人類平分，是為合力主義之終點。著者本此主張，曾作一篇《解決社會之我見》，十六年載入《宗吾臆談》，十八年擴大為單行本，曰：《社會問題之商榷》。二十九年我寫《厚黑叢話》，內容會涉及國際問題。二十六年，定期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我寫了一篇：《制憲私議》，從六月二十九日起，逐日在成都《華西日報》發表，以供參考。我打算寫一篇《外交私議》，方著手寫「七七」事變發生，乃改寫一篇：《抗日計劃之商榷》，是年九月合刊一冊，曰：《制憲與抗日》，這些書現已售罄，此外我還寫有《中國民族之特性》和《從戰國說起》等文，在日報上發表，現在我已不想再印了。我原想寫一本：《中國主義》，現已不想再寫，並把各種文字的大意，分經濟、政治、國際三方面寫出來就是了。

　　（甲）關於經濟方面：我們改革經濟制度，首先應將世間的財物，何者應歸公有，何者應歸私有，劃分清楚，公者歸之公，私者歸之私，社會上才能相安無事。

　　第一項，地球生產力：洪荒之世，地球是禽獸公有物。人類出來把禽獸打敗，地球就為人類公有物。所以地球這個東西，應該由全人類公共享受，根本不能用金錢買賣，資本家買去，招佃收租，固是侵占公有物，勞動家買去，自行耕種，也是侵占公有物。何以故呢？以川省言之，「七七」事變以前，請人工作一日，每日工資伙食，至多不過大洋二元（抗戰期間，生活程度高漲，是暫時現象，當以事變前為準），假令我們請工人，在荒山上種樹一日，給以大洋二元，他得了報酬，勞力即算消滅，樹在山上，聽其自然生長，若干年後，出售得價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全是出於地球之生產力，地球為人類公有物，此多得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該全人類平攤，勞動家只能享受相當之代價，而不能享受此項生產力，所以說，勞動家買去耕種，也是侵占了公有物，因此之故，全國土地應一律收歸公有，由公家招佃收租，其利歸全社會享受，方為合理。

　　第二項，機器生產力：替人做工一日，得大洋二元，做手工業，每日獲利也不過大洋二元，這算是勞力之報酬。若改用機器，每日可獲利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乃出於機器之生產力，非工人之勞力也，當初發明機器之人，業將發明權拋棄，機器成為人類公有物，此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該全人類平攤，舊日歸諸廠主所有，是為侵占了公有物，我們應該收歸公有，給工人以相當代價，由機器生出之利益，歸全社會享受，方為合理，勞工既得代價，即與普通人無異，所以「勞工專政」之說，是不合理。

　　第三項，腦力和體力：世間之物，只有身體是個人私有的，由身體發出來，有兩種力，一曰，腦之思考力，二曰，手足之運動力。這兩種力，即是個人私有物，社會上欲使用之，非出相當代價不可，並且出售與否，各人有完全自主權，不能任意侵犯之。

　　基於上面之研究，括為二語曰：「地球生產力，和機器生產力，是社會公有物，腦力和體力，是個人私有物。」我們持此原則，以改革經濟制度，社會與個人，自然相安無事。

　　斯密士主張營業自由，個人之腦力和體力，可以盡力發展，這層是合理的。而他同時主張：有金錢的人，可購土地以收佃租，可購機器以開工廠，這就未免奪公有物以歸私，馬克思主張：土地和工廠，一律收歸公有，這層是合理的。而他同時主張「強迫勞動」。認為個人腦力和體力，是社會公有物，可藉社會力量侵犯之，這就未免奪私有物以歸公。斯密士擁護私有權，忘卻公有權，馬克思擁護公有權，忘卻私有權，故兩家學說，施行起來，俱有流弊。

　　我們細繹孫中山先生主義，公者歸之公，私者歸之私，有斯密士和馬克思之長，而無其流弊，故世界經濟學，可分兩大派：斯密士為一派，馬克思為一派，中山先生則融合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而獨成一派。

　　馬克思講共產，中山先生也講共產，馬克思是「共現在」，中山先生是「共將來」，馬克思是「搶歸公有」，中山先生是「購歸公有」。我們本中山先生遺意，定出一原則曰：「金錢可私有，土地和機器不可私有。」將現在私人所有的土地，和使用機器之工廠，一律收歸公有，就成為「共將來不共現在」了，但是全國工廠如此之多，土地如此之廣，購買之款，從何而出呢？

　　我們首先定出一條法令：銀行由國家設立，私人不得設立，人民有款者，存之銀行，需款者，向銀行貸用，其有私相借貸者，法律上不予保障，因借貸而涉訟者，其款沒收歸公，藏巨款於家，而被劫竊者，賊人捕獲時，其款亦予以沒收，有存款於外國銀行者，查確後，取消國籍，華僑所在地，設立國家銀行，存儲華僑之款，由國家轉存外國銀行，私人不得逕往存儲，如此則人民金錢，集中國家銀行，可供一切應用。

　　銀行月息多少，依現情為準，茲假定月息一分，以便說明，存入銀行，月息一分，貸出為一分半，或二分，即無異於以金錢放借者，繳所得稅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與公家矣。

　　首都設中央銀行，各省設省銀行，各縣設縣銀行，縣之下設區銀行和鄉村銀行，川省有場而無村，則設場銀行，銀行法既確定，即著手收買。

　　（一）私人銀行，一律取消，其股本存入國家銀行，給以月息。

　　（二）使用機器之工廠，和輪船、火車、礦山、鐵道等，一律收歸公有，私人股本，存入國家銀行，經理及職員工人等，悉仍其舊，不予變更，只將紅息繳歸國家，手續是很簡單的。其手工業之工廠則聽之。

　　（三）全國土地房屋，一律照價收買，例如：某甲有土地一段，月收租銀一百元，即定為價值一萬元，存入銀行，每月給以息銀一百元；人民需用土地房屋者，向公家承佃。其有土地自耕，房屋自住者，則公共估價，抑或投標競佃，以確定其租息，原業主有優先承佃權。如此則我國四萬萬五千萬人，無一人不是佃戶，也即是無一人不是地主，是之謂「平均地權」。

　　（四）國際貿易歸公，國內貿易歸私。出口貨，由人民售之公家，轉售外國，入口貨，由公家購而售之人民，聽其自由銷售，不再課稅。蓋價值之高低，公家操縱在手，取多取少可適合國家之需要，無須多設機關，多用冗員，向銷售者瑣瑣徵取，徒滋中飽營私之弊，而阻商業之發達也，執簡禦繁，固應如此。外人在內地設有工廠者，人民不得與之直接交易。如此則關稅無形取消，外貨以百元購得者，以一百五十元或二百元，售之人民，即無異值百抽五十，值百抽一百。

　　馬克思所說「剩餘價值」，是全人類所應有的，而被廠主掠奪了，他給廠中工人以相當代價，而以製出之貨，行銷世界各國，各國工人雖有勞力，無所用之。例如：我國人口，號稱四萬萬，男女各半，從前女子以紡織為業，自從洋紗、洋布行銷中國，女子紡織之事遂至絕跡，這二萬萬女子之勞力，即算被其掠奪去了。外國廠主和工人同是掠奪者，其工人生活之優裕，遠勝我國中等之家。我們對付外國劫賊之法，只有把國際貿易收歸國家經營，等於堅壁清野，他就無從掠奪了。外貨何者該買，國家自有斟酌，出口入口，兩相平衡，我國與外國，兩得其益。

　　綜計收歸國有者，凡四項：（一）銀行；（二）使用機器之工廠和公司；（三）土地；（四）國際貿易。自學理言之，土地和機器，當然收歸國有，銀行和國際貿易之歸公，則本於中山先生「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之主張。至其他私人資本應當如何節制，則俟此四者辦到後，再酌量而行之。

　　上面四項，辦理完畢後，即可按照全國人口，發給生活費，以能維持最低生活為原則（實施時，除未成年及老年人外，對於壯年人，當視其過去工作情況，分別酌發，以防怠工等弊），因為人民既將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之收益，交之國家，國家即應保障人民之生存權。法國革命是政治上要求人權，我們改革經濟制度，則注重生存權。孫中山先生把生活程度分為三級：（一）需要即生存，（二）安適，（三）奢侈。現在的經濟制度，人民一遇不幸即會凍死餓死，是以死字為立足點，進而求生存，進而求安適和奢侈。我們發給生活費，則是以生字為立足點，進而求安適，求奢侈。中山先生說，「生存為社會中心」，人人能生存，重心即算穩定。

　　舊日貧富懸殊，我們把土地、工廠、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國有，則富者削低一級，全國人民一律發給生活費，則貧者升高一級，高低二級之間，為人民活動餘地。語雲，「飢寒起盜心」，我們發給生活費，社會上可減少許多罪惡，衣食足而禮義興，風俗可日趨醇厚，學問家不憂衣食，可專心深造，事業家無內顧憂，可一意圖功。如此則社會文明，必蒸蒸日上。

　　改革社會猶如醫病，有病之部分，該治療，無病之部分，不可妄動刀針。我們從舊經濟制度中，將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國有，這即是有病之處，加以治療，其餘則悉仍其舊，私人生活，非有害於社會者，不加干涉，這即是無病之處，不動刀針，如此辦去，則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相調和，就與孫中山先生之民生主義適合了。

　　世界富豪，除銀行大王摩爾根，其父為富人，承受有遺產外，其餘如煤油大王洛克依蘭，鋼鐵大王卡匿奇，鐵道大王福介舍爾，汽車大王福爾特，商業大王瓦納邁爾，銅山大王章洛克，砂糖王斯布累克，法國大銀行家勞惠脫，美國大富豪休窪布等，無不由赤貧之子起家。我們把上述四者收歸國有，這些大王就無從出現了。歐美之銀行大王，煤油大王等等，養成了雄厚之勢力，欲推翻之而不能，我國尚無此種大王出現，然而業已萌芽了。為虺弗摧，為蛇奈何，韓非曰，「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訂立法令規章者，如果對於鼠則防之惟恐不周，對於虎則縱之而不過問，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我們規定：土地、工廠、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國家經營，即所以防虎也。

　　大凡規劃國家大計，目光至少須注及五百年後，否則施行一二百年，又要來一個第二次改革，國家所受犧牲，也就不小了，現在地主之土地，如果不收歸國家，而移轉佃農手中，並允許私人集資開設銀行，開設使用機器之工廠公司，抑或經營國際貿易，即是發生流弊之根源，負有改革之責者，幸思之！思之！又深思之！

　　孔子倡大同之說，目光注及數千年後，而下手則從小康做起走。孔子死後二千餘年，大同尚未出現，其學說之價值，不惟不滅，反益覺其偉大，何也？懸出一個目標，使人望之而走，數千年俱走不到，數千年後之人，俱有路可走。不似達爾文、尼采和斯密士諸人所創學說，行之數十年或百餘年，即處處碰壁，無路可走，只好彼此打戰。規劃國家大計猶如修一大房子，須先把全部式樣繪出，按照修之，即說財力不夠，可先修某部分，次修某部分，最終就成一個很好的房子。

　　孫中山先生講「民權主義」，曾說：「天生萬物，除了水平面以外，莫有一物是平的。各人聰明才力，有天賦之不同……如果把他們壓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沒有進步，人類便要退化。」所以孫中山先生主張的民權平等，是各人在政治上立足點平等，不是從上面壓下去，成為平頭的平等。我們把此種原則，適用到經濟方面，不把平等線放在平頭上，使國中貧富相等，而把平等線放在立足點，使各人致富的機會相等。欲務農者，向公家承佃土地，欲作工者，向工廠尋覓工作，為官吏，為教員，為商賈，悉任自由，不加限制。因勞動種類之不同，所得之報酬即不同，或富或貧，純視各人努力與否以為斷。如此則可促進人民向上心，而國家可日益進步。猶之水然，地勢高下不平，就滔滔淚淚，奔趨於海，若平而不流，即成死水。

　　斯密士倡營業自由之說，認為人人皆有自私之心，利用此種自私心，就可把世間利源，盡量開發出來，其說是以性惡說為立足點，社會主義創始者，如聖西門諸人，皆謂人有同情心，是以性善說為立足點。到了馬克思，創出唯物史觀，又有了點性惡說，而社會主義之發生，根本原於性善說，故個人主義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經濟學之衝突，不外性善說和性惡說之衝突。我們知道「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無所謂善，無所謂惡，即是合善惡而一之。所以我們改革經濟制度，即應將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合而一之，才合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

　　（乙）關於政治方面，我國辛亥革命而後，改為民主共和國，意欲取法歐美，這是一種錯誤。我們要行民主共和制，辦法很簡單，只消把真正君主專制國的辦法打一個顛倒，就成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了。君主專制國是一個人做皇帝，我們行民主共和制，是四萬萬五千萬人做皇帝，把一個皇帝權，剖成四萬萬五千萬塊，每人各執一塊，我們只研究這每塊皇帝權如何行使就是了。

　　我國從前的皇帝，要想興革一事，就把他的主張提交軍機處，由軍機大臣議決了，就通飭各省，轉飭各縣，以及鄉村照辦，其辦法是由上而下的。民主共和國，以鄉村議會，為人民的軍機處，鄉村議員為人民的軍機大臣，川省有場而無村，人民對於國家想興革一事，即提交場議會，經場議員議決了，即提交區議會，由是而縣議會而省議會，而國會。經國會議決了，即施行。其辦法是由下而上，興君主專制國，恰成一反對形式。

　　君主專制時代，軍機大臣議決之案，須奏請清皇帝批准方能施行。民主共和時代，國會議決之案須經全體人民投票認可方能施行。小事由國會議決行之，大點的事由各省議會議決行之，再大的事，由各縣議會議決行之，頂大的事才由全體人民投票公決。最困難的是如何才能使四萬萬五千萬人直接投票，直接發表意見，不致為人操縱舞弊，這就大費研究，而辦法就不得不麻煩了，然而我們要想直接行使民權，這種麻煩是無法避免的。

　　第一要緊的是整頓戶籍，每縣分若干場，場之下分若干保，每保分若干甲，每甲轄十家。投票不分男女老幼，一人有一投票權，一生下地而取得此權，投票時以家長為代表，某甲家有十人，某甲一票，即算十票，某乙家有八人，某乙一票，即算八票。用聯二票，記名投票，甲長親到各家收票，列榜宣示，某甲家十票可決，某乙家八票否決……榜末合計，本甲可決者共若干票，否決者共若干票，投票之家，持存根前往查對無誤後，甲長送之保長，保長又例榜宣示，第一甲可決者若干票，否決者若干票，第二甲可決者若干票，否決者若干票……榜末合計，本保可決者共若干票，否決者共若干票，將榜送之區長，由是而縣，而省，而中央，層層發榜，最終以多數決定。此就關於全國之大事言之，關於省縣市之事，倣此辦理。

　　我國人民，對於國事向不過問，要他裁決大政，判定可否，他是茫然不解的。所以必須訓政，訓之者何人呢？在他省為鄉村議員，在吾川則為場議員，場議員，一方面為軍機大臣，一方面又為太師、太傅、太保。凡是場議員，其智識當然比農民為高，對於國事能明了，每當裁決大政時，就由場議員公開講演，使眾人了解真相，應投可決票，或否決票，由各人自行判斷，歸家書票，等候甲長來取。以川省習慣言之，每三天趕場一次。鄉村農民，無事都要趕場，場上發生一事，頃刻傳遍全場。有未趕場者，亦可轉相告晤，所以施行此種辦法，在川省尚無何種困難。議會設立在場上，人民有議案直接向之提出，有不了解之事，可向議員請問，於人民很便利。以上係人民行使創制權、複決權之實施辦法。

　　選舉大總統，由四萬萬五千萬人直接選舉，投票時也以家長為代表，每票舉三人，如投票人意中，認為可當大總統者只有一人，或二人，則票上只寫一人，或二人，例如某甲票上寫趙一等三人，某甲家有十口，則趙一等，即為各得十票，某乙票上，寫錢二等二人，某乙家有八口，則錢二等即為各得八票，用聯二票，甲長親到各家將票收齊後，即列榜書明：某甲家舉趙一等三人某乙家舉錢二等二人……榜末合計，趙一共若干票，錢二共得若干票……各家持存根，查對無誤後，由甲長將榜送之保長。保長又列榜宣示：第一甲，趙一得若干票，錢二得若干票……第二甲，孫三得若干票李四得若干票……合計趙一共得若干票……由保而區，而縣，而省，而中央，層層發榜，以最多數之一人為大總統，次多數之二人為副總統，大總統任期四年，如中途病故，或經全國人民，總投票撤職，即以副總統代理，以湊滿四年為止。第一任大總統於某年某月某日就職，以後每滿四年，於該月該日，新任大總統，必須就職，舊任大總統，得票最多數，可以連任。

　　人民欲彈劾大總統者，向場議會提出彈劾案，經場議員議決，以全場名義向區議會提出，區議會議決，以全區名義向縣議會提出，由是而省議會，而國會。經國會議決，彈劾案成立，送交大總統，令其自行答辯，由國會將彈劾案及答辯書，加具按語，刊印成冊，發布全國，由人民裁決之。對於大總統或留任或免職，仍總投票，層層發榜，取決於多數。省長，縣長，以至保長，甲長，人民行使選舉權、罷免權，亦參酌此法辦理。

　　大總統違法，經人民總投票，正式免職後，可以交付審判，處監禁，處槍斃，都是可以的。獨是未經正式免職以前，大總統在職權內，發出之命令，任何人都要絕對服從，有敢違反者，大總統得依法制裁之。

　　凡辦事當大處著眼，小處著手，遠處著眼，近處著手，我們一眼看定大同世界，而下手則從一村一場辦起走，我國人民向來不問政治，然而也有辦法。我們規定，中央設中央銀行，各省設省銀行，各縣設縣銀行，縣之下設區銀行，區之下設場銀行，人民有錢者，應存之本場銀行。又規定，人民的土地，第一步收歸各場公有，欲使用土地者，向本場場長投佃。如此則人民因其有切身關係，自不得不起而過問了。場銀行行長，由政府委任，副行長和場長，由人民投票選充。不稱職者，投票撤換，則選舉權，罷免權，人民自能行使了。銀行辦法大綱，和收買土地，承佃土地辦法大綱，由政府規定，其細則由人民共同規定，有不合處，共同修改，則創制權，複決權，人民自能行使了。人民行使四權，以本場為見習之地。有舊式縣長，監督其上，自不至發生流弊，即生流弊，亦易糾正。

　　每年應納租稅，總數若干，責成場氏繳納，其整理土地，所得盈餘，歸各場公用。各場辦好了，聯而為區，土地收歸全區公有，土地餘利，歸全區公用，區銀行副行長和區長，由全區人民公舉，再進則聯而為縣，土地收歸全縣公有，土地餘利，歸全縣公用，縣銀行副行長和縣長，由全縣人民公舉。由是而省，而全國，及至土地收歸全國公有，大總統由全國人民公舉，則中華民國之憲法，即告完成。倘能再進而將土地，收歸世界公有，全世界之大總統，由全世界人民公舉，則世界大同矣。

　　銀行、工廠和國際貿易，收歸國有，尚屬容易，惟鄉土地，糾葛萬端，故第一步，當收歸各村各場公有，本地人熟悉情形，容易處理，政府握定大綱，自會厘然就緒，只要各村各場辦好，則基礎穩固，以下自迎刃而解。

　　民主共和國，以取法君主專制國為原則，君主時代，知縣有司法權，我們即當以司法權畀之縣長，縣長延請精通法律的人，為司法官，司法官對縣長負責，縣長對人民負責，審判不公，人民彈劾縣長，撤換縣長就是了。昔日衙門黑暗，人所盡知，今之司法機關，也易受人蒙蔽，往往事之真相，本地人士，昭然共見，而法庭調查之結果，適得其反，我們當以調查和調解之責，加之場長和區長，人民有爭執事件，訴諸場長，場長調查明白，予以調解，如不服，訴諸區長，場長應將調查所得，及調解經過情形，備文送之區，再調查，再調解，如不服，訴諸縣長，區長備文送之縣，如仍不服，訴諸省，訴諸中央。場長區長，可依本地習慣法處理，縣以上，則以國家法律解決之。

　　人民對於任何機關，如有疑點，都可自請往查。假如某甲對於國際貿易局，或中央銀行，疑其有弊，即可向本場議會提議，該局或該行，有某點可疑，我要親往徹查，場議會詢明議決，即向區議會提議，本場擬派某甲往查某事，場議會開會議決，即向縣議會提出，由是而省議會，而國會，國會開會議決後，即行知該局或該行，聽候徹查，某甲查出有弊，即依法提出彈劾案。如無弊，即在中央報紙聲明，我所疑者某點，今日查明無弊，倘不提彈效案，又不聲明無弊，則某甲應受處分。倘某甲聲明無弊，嗣經某乙查出有弊，則某甲亦應受處分，其他省縣市所轄機關及工廠等，倣此行之。

　　現在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兩大潮流，互相衝突，孫中山先生講「民權主義」，曾說：「美國制憲之初，主張地方分權者，認為人性是善的，主張中央集權者，認為人性不盡是善的。」故知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之衝突，仍是性善性惡問題之衝突。我們既知人性是渾然的，無善無惡，所以我們制定憲法，應當將地方分權和中央集權，合而一之，上述的辦法，如能一一辦到，則是我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有四萬萬五千萬根力線，根根力線，直達中央，成一個極健全的合力政府，大總統在職權內，發出的命令，人民當絕對服從，儼然專制國的皇帝，是為獨裁主義，大總統去留之權，操諸人民之手，國家興革事項，由人民議決，是為民主主義，如此則兩大潮流，即合而為一。

　　中山先生曾說：「政治裏頭有兩個力量，一個是自由的力量，一個是維持秩序的力量，好似物理學裏頭，有離心力和向心力一般。」又說：「兄弟所講的自由專制，這兩個力量是主張雙方平衡，不要各走極端，像物體的離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保持平衡一樣。」中山先生把物理學的原理，運用到政治上，是一種新發明。物理上離心力向心力，二者互相為用，故政治上，也是放任與干涉，二者互相為用。從前歐洲國家，對於工商業，行干涉主義，以致百業凋敝，斯密士起而著《原富》一書，力持放任主義，歐人行其說，驟致富強，無如放任太過，釀成資本家之專橫，社會上擾攘不安。於是馬克思起而持干涉主義，則又干涉太過，凡非發生資本制度之源者，亦干涉之，私人生活亦干涉之，社會更擾攘不安，我們連用中山先生兩力平衡之理，把土地、工廠、銀行和國際貿易，一律收歸國有，強制行之，此所謂專制也。私人生活，與夫勞心勞力之營業，一切放任，非有害於社會者，不加干涉，此所謂自由也。兩力平衡，自然安定。

　　黃老是放任主義，申韓是干涉主義，二者皆是醫國良藥，用之得當，立可起死回生，嬴秦苛虐，民不聊生，漢承其後，治之以黃老，劉璋暗弱，刑政廢弛，孔明承其後，治之以申韓，因病下藥，皆生了大效。我國今日，病情複雜，嬴秦之病，是害得有的，劉璋之病是害得有的，又兼之人心險詐，道德淪亡，應當黃老申韓孔孟，三者同時並進。以申韓之法，治貪官污吏，悍將驕兵，奸商貴族，以黃老之道，治老百姓，而正人心，厚風俗，孔孟之書，要不可少。果如此，則中國之病自霍然而癒。

　　（丙）關於國際方面：現在的五洲萬國，是我國春秋戰國的放大形，古之春秋戰國，是今之五洲萬國的縮影。我輩欲推測將來國際上如何演變，當先研究春秋戰國如何演變，要想解決現在國際的糾紛，當先研究春秋戰國之糾紛，是如何解決。

　　世界是以螺旋式進化的，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成湯時三千國，周武王時一千八百國，春秋時二百四十國，戰國時七國，到秦始皇時，天下就一統了。歷時越久，國數越少，國之面積越大，這即是螺旋式進化。「豎的方面越深，橫的方面越寬」，豎的方面者，時間也，橫的方面者，空間也，照這樣趨勢看去，現在的五洲萬國，勢必混合為一而後止，所異者，古時是君主時代，嬴秦混合為一，是一個人做皇帝。將來五洲萬國，混合為一，是全球十八萬萬人做皇帝，而為大同之世界。

　　目下世界大戰，一般人很抱悲觀，殊不知：這正是世界大同之預兆。譬如，數個泥丸放在盤中，不相接觸，永久是個個獨立。我們取而擠之捏之，就成為一個大泥丸。戰國七雄，競爭劇烈，此擠之捏之也，跟著嬴秦之統一出現，今之五洲萬國，競爭劇烈，亦所謂擠之捏之也。我們看清此種趨勢，順而應之，才不至為螺旋進化中之犧牲品。

　　將來地球這個東西，一定是收歸全人類公有的，一定是全球十八萬萬人，共同做皇帝的。我們順應此種趨勢，腳踏實地，一步一步的走去。土地一層，始而收歸一場一區公有，繼而收歸一縣一省公有，終而收歸全國公有。對於政治一層，所有創制，複決，選舉，罷免四權，始而行使於本場本區，繼而行使於本縣本省，終而行使於中央，公舉一個大總統。我國的憲政，即算完成。我們辦到這步，再看國際情形，如果世界各國，也走上我們這條路逕，我們即把全國土地，歸諸人類公有，十八萬萬人，公舉一個大總統，世界就大同了。世界趨勢顯然如此，彼希特勒也，墨索里尼也，日本軍閥也，不過曇花一現，終為螺旋進化中之犧牲品而已，猶江河之奔流人海，而欲以人力障塞之，無非多殺人畜，多毀田廬禾稼，而其奔流人海，則依然如故也。

　　我們把國際趨勢看清楚了，再檢查世界上產生的各種主義，何者與這種趨勢適合，何者不適合，並討論如下：

　　世界文化，分三大區，一印度，二西洋，三中國。印度地偏熱帶，西洋地偏寒帶，中國劃介屬溫帶，三方氣候不同，民族性不同，因而產出之主義亦遂不同。溫帶折衷寒熱二帶之偏，故中國主義，能夠折衷西洋主義和印度主義之偏。

　　寒帶天然物少，人不刻苦，不能生活，故時時思征服自然，因而產出侵略主義；熱帶天然物豐富，生活之需，不虞不足，故放任自然，因而產出不抵抗主義。請問：我國產出的是何種主義？要答覆這個問題，當先研究我國對於自然是何種態度？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所謂天地之道，天地之宜，皆自然也。對於自然，不征服之而輔相之，不放任之而制裁之，因而產出之主義，由孔老以至孫中山先生，蓋一貫的抵抗而不侵略也。此由中國古人，生居溫帶，仰觀俯察，創出學說，適應環境，不知不覺，遂有以折衷西洋印度之偏。其他民族，亦有生居溫帶者，而不能發生同樣之主義，則由其人缺乏仰觀俯察的研究性，而以他人之主義為主義也。

　　中山先生之民族主義，是抵抗而不侵略，盡人皆知，老子言無為，孔子言仁義，當然不侵略，而兩家之書，皆屢屢言兵。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孔子曰「我戰則克」，所謂克也，勝也，皆抵抗之謂也。

　　戰國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楊之言曰：「智之所貴，存我為貴。」此抵抗之說也。又曰：「力之所賤，侵物為賤。」此不侵略之說也。墨子非攻，當然不侵略，同時墨子善守，公輸九攻之，墨子九御之，公輸之攻已窮，墨子之守有餘，則又富於抵抗力。二人的主張都是抵抗而不侵略，不過宣傳主義時，楊子為我，偏重在抵抗，墨子兼愛，偏重在不侵略罷了。戰國紛亂情形與現在絕似，其時是我國學術最發達時代，一般學者研究，覺得捨了楊朱主張別無辦法，所以「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我們處在現在這個時局，也覺得捨了楊墨主張，別無辦法。

　　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而孔子則曰「我戰則克」，正是所謂善戰者，這兩說豈不衝突嗎？只要知道中國主義是抵抗而不侵略，自然就不衝突了。孔子常說：「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他說「我戰則克」，是就抵抗方面言之。孟子把那些「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的人，痛恨到極點，他說「善戰者服上刑」，是就侵略方面言之。拿現在的話來說，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等於說：「日本軍閥，一律該槍斃。」孔子曰「我戰則克」，等於說：「抗戰必勝。」

　　中國崇奉儒教，儒教創始者為孔子，發揮光大之者為朱子，孔子學術，本與管仲不同，因其能尊周攘夷，遂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又稱之曰「民到於今受其賜」，推崇備至，何也？為其能抵抗也。南宋有金人之禍，隆興元年，朱子初見孝宗，即言，「金人興我，有不共戴天之仇，當立即斷絕和議」，這些地方，都是儒教精神所在。

　　中國主義是一貫的抵抗而不侵略，養成一種民族性，所以中國人任便發出的議論，無在不合乎此種主義。例如：秦皇漢武開邊，歷史家群焉非之，為其侵略也；漢棄珠崖，論者無不稱其合王道，為其不侵略也；秦檜義和，成為千古罪人，為其不抵抗也；岳飛受萬人崇拜，為其能抵抗也。唐人詩云：「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葡萄入漢家。」直不啻為墨索里尼之遠征阿比西尼寫照；又云：「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猶未已。」更不啻為希特勒之侵奪四鄰寫照；又云：「惡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儼然是痛罵日本少壯軍人。此皆我國文人痛恨侵略之表現，及至受人侵略，則又變而力主用武，南宋有金人之禍，陸放翁遊諸葛武侯讀書台詩云：「出師一表千載無，遠比管樂蓋有餘，世上俗儒寧辦此，高堂當日讀何書。」是直斥南宋諸儒，只講理學，不謀恢復。臨死示兒云：「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中國詩人這類作品很多，我們要想考察民族性，要從哲學家，教育家的學說和文人學士的作品上，才考察得出來，至於政治舞台的人，時或發生變例，秦皇漢武之侵略，秦檜之不抵抗，皆變例也。

　　西洋人性剛，印度人性柔，中國古人將剛柔二字，處置得恰好，《易經》一書以內剛外柔為美德，泰卦內陽而外陰，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謙卦山在地下，既濟水在火上，無一非內剛外柔之表現。孔老為中國兩大教主，老子被褐懷玉，孔子衣錦尚綱，旨深合易旨。老子和光同塵，而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孔子恂恂如也，而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此皆外柔內剛之精神也。我國受此種教育數千年，養成一種民族性，故中國人態度溫和，謙讓有禮，此外柔之表現也。一旦義之所在，奮不顧身，此內剛之表現也。惟其外柔也，故「九、一八」以來節節退讓，若無抵抗能力，惟其內剛也，故蘆溝橋事變而後，全國抗戰，再接再厲，為世界各國所震驚。我國民族性，既已如此，所以五胡也，遼金也，蒙古也，滿清也，雖肆其暴力，侵入我國，終而無一不被驅出，故我國對日抗戰，其必勝蓋決然無疑者。

　　西人倡天演競爭之說，知有己不知有人，蓋純乎利己主義也。印度教徒，捨己救世，知有人不知有己，蓋純乎利人主義也。中國主義則不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蓋人己兩利也。印度學者，開口即說恆河沙數世界，其目光未免太大，看出世界以外去了，而其國因以滅亡。西洋人又患目光太小，講個人主義者，看不見國家和社會，講國家主義者，看不見個人和社會，講社會主義者，又看不見個人和國家，於是乎個人也，國家也，社會也，成為互不相容之三個物體，因而生出種種糾紛。中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個人也，國家也，社會也，成為一個渾然之物體。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這種主義，拾拾救西洋和印度之弊。

　　印度實行其主義，而至於亡國，西洋實行其主義，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事實之昭著，既已如此，而今只有返而求之中國主義，中國主義者，大同主義也。我們應將這種主義，在國際上盡力宣傳，使世界各國一齊走入中國主義，才可以樹大同之基礎，而謀永久之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純是「武力戰爭」，而我國則發明有一種最高等戰術，曰「心理戰爭」。三國時，馬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這是「心理戰爭」學說之起點，而其原理，則自戰國時已發明了。《孟子》一書，純是講「心理戰爭」其言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如此之語，不一而足，皆心理戰爭之說也。曰：「可使製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以秦楚之甲堅兵利，而日制梃可撻，豈非怪話？而孟子深信不疑，決然言之，果也，孟子死後，不及百年，陳涉吳廣，揭竿而起，立把強秦推倒，孟子的說法，居然實現，嬴秦之兵力，摧滅六國而有餘，陳涉等烏合之眾，振臂一呼，而一統之江山，遂土崩瓦解，不敗於武力，而敗於心理，孟子有知，當亦掀髯大笑。

　　春秋時，兵爭不已，遂產生孫子的「兵戰哲學」，戰國七雄，運用孫子學說登峰造極，鬥力鬥智，二者俱窮，於是又產出孟子的「心戰哲學」惜乎，當時無人用之，現今的形勢，絕像戰國七雄時代，我們正該運用「心戰」之說，問：「如何運用？」曰：「只須把中國主義發揚出來就是了。」暴秦亡國條件，德意日三國是具備了的，全世界人民和他們本國的人民，同在水深火熱之中，中國主義一發揚出來，一定傾心悅服，就成了「心戰」妙用。

　　我國業已全面抗戰，應當於「武力戰爭」之外再發動一個「心理戰爭」，在國際上成立一個「中國主義研究會」，請世界學者悉心研究，就算新添了一支生力軍，敵人「攻城」，我們「攻心」，全世界傾心此種主義，是對於敵人取大包圍，敵人國內之人民，傾心此種主義，是為內部潰變。日本軍閥自然倒斃，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自然倒斃。

　　凡是一種大戰爭，必有一定的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西洋主義和西洋主義決勝負，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應該把他變成中國主義和西洋主義決勝負。只要中國主義一戰勝，世界大同之基礎，就算確定了。十九世紀，上半世紀，是西洋主義盛行時代，下半世紀以後，是中國主義昌明時代，就進化趨勢觀之，蓋決然無疑者。

　　現在五洲萬國紛紛大亂，一般人都說，「非世界統一，不能太平」，戰國情形也是如此。戰國時梁襄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於一」，即是說「要統一才能安定」，但統一之方式有二：一為「武力的統一」，一為「非武力的統一」，而孟子則主張「非武力的統一」。梁襄王問孟子：「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這就是「非武力的統一」。主張「武力統一」者，是用一個「殺」字來統一，說道：「你不服從我，我要殺死你。」人人怕死，不得不服從，故「殺」字能統一。主張「非武力的統一」者，是用一個「生」字來統一，說道：「你信從我的主張，你就有生路。」人人貪生，自然信從，故「生」字也能統一。人之天性，喜生而惡殺，主張「殺」字統一者，人人厭棄，主張「生」字統一者，人人歡迎，孟子學說，惜乎無人用之。後來嬴秦統一是用「殺」字統一的，然而不久即亡。今者德意日三國，正循著亡秦途逕走去，我們正好運用「生」字統一之學理，乘其弱點而摧陷之，兵戰心戰，同時並進，德意日三國不敗何待？

　　中西主義極端相反，西洋方面，達爾文之弱肉強食，馬克斯之階級鬥爭，尼采之超人主義，與夫近今的法西斯主義等等，都是建築在「殺」字上面，中國方面，孔子言仁，老子言慈，楊朱為我，墨翟兼愛等等，都是建築在「生」字上面。我們讀達爾文、尼采諸人之書，滿腔是殺機，讀孔孟老莊和宋明諸儒之書，滿腔是生趣，醫生用藥，相反才能相勝，方今西洋主義盛行，無處不是殺機，應當用中國主義救療之，以一個生字統一世界。

　　西人對社會，對國家，以「我」字為起點，即是以「身」字為起點，中國儒家講治國平天下，從正心誠意做起來，即是以「心」字為起點。雙方都注重把起點培養好，所以西人一見人閒居無事，即叫他從事運動，把身體培養好，中國儒者，見人閒居無事，即叫他讀書窮理，把心地培養好，西洋人著書做事注重「於身有益」四字，中國人著書做事注重「問心無愧」四字，達爾文講競爭，倡言「弱肉強食」，尼采講超人主義，倡言「剿滅弱者，為強者天職」。西人群起信從，為其「於身有益」也，中國絕無此等學說出現，為其「問心有愧」也。西人在物質上求愉快，中國則在精神上求愉快，西人以入劇場跳一場為樂，中國則以讀書為樂，為善為樂，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為樂，故中國文化，洵足救西洋末流之弊。

　　孔門的學說，「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從身字追進一層，把「意」字尋出，以「誠意」為起點。猶之修房子，把地面浮泥除去，尋著石底，才從事建築，由是而修身，而齊家，而治國平天下，造成的社會，是「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人我之間，無所謂衝突。西人學說以利己為主，以身字為起點，不尋石底逕從地面建築，造成的房子終歸倒塌。所以經濟上造成資本主義，種下社會革命之禍胎，國際上釀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西洋主義遂告破產。

　　孟子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達爾文生存競爭之說，孟子復生，亦不能否認，但孟子學說一達到生存點，即截然而止，其言曰：「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人民到了不飢不寒，即教以禮讓，推行王道。達爾文盛言「優勝劣敗」，超出生存點以上，成為無界域之競爭，其弊至於消滅他人之生存權，以供一己之欲壑。尼采學說繼之而起，幾不知公理為何物。德國威廉第二和希特勒，從而信之，墨索里尼和日本少壯軍人，又從而信之。此世界所以紛紛大亂也。

　　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由此知：中國主義有兩個原則：（一）人人爭生存，以不妨害他人的生存為限。（二）人人爭優勝，以不違背公理為限。我們把此種主義發揚出來，全世界恍然覺悟，知道捨了中國主義，別無出路，此即「攻心」之法也。

　　中國主義沉埋已久，應當聚全國學者盡量開掘之，整理之，去其不合現情者，擷其精華，成為系統，在國際上盡量宣傳。從前中山先生革命，一般人以為必大大的流血，只因主義完善，宣傳得力，遂不血刃而成功，此心理戰勝之先例也。

　　世界紛紛大亂者，病根有三：（甲）經濟方面，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互相衝突。（乙）政治方面，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互相衝突。（丙）國際方面，掠奪者和被掠奪者，互相衝突。我們一面抗戰，一面制定憲法。憲法內容：（甲）經濟方面，國中的土地、工廠、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一律收歸國有，其他經濟上之組織，悉仍其舊，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融合為一。（乙）政治方面，四萬萬五千萬人，直接行使四權，四萬萬五千萬根力線，直達中央，成一個極強健的合力政府，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融合為一。（丙）國際貿易，收歸國家經營，入口出口兩相平衡，入超則為外國掠奪我國，出超則為我國掠奪外國，今定為出入平衡，無掠奪者，亦無被掠奪者，國與國即相安無事。憲法製成，一面實行，一面昭示萬國，世界人士，正尋不著出路，一旦見中國主義之完善，一定跟著走來，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軍閥，三個惡魔不打自倒，這即是心理之戰勝。

　　孫中山先生，分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現在國難嚴重，三者當同時並進，對日全面抗戰，是為軍政。在抗戰期中，制定憲法，從一村一場實行起走，是為憲政。村議員，場議員，負訓練人民之責，是為訓政。一村一場辦好了，擴大為區，再擴大為縣，為省，為國，迨及擴大為國，憲政即算完成，將來如能擴大於全世界，就算大同了。

　　國際戰爭有三種：（一）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二）帝國主義和弱小民族戰爭，（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戰爭。上次大戰屬於第一種，這次大戰屬於第一種和第二種。另外還有第三種，隱藏著躍躍欲動。若不將這三種問題同時解決，恐怕此次大戰終了後，跟著又要發生第三次大戰。威爾遜於上次大戰之末，提出「民族自決」之主張。就是預防第二種戰爭，可惜未能實現。巴黎和會，特訂一個「勞工規約」，列入和約之第十三章，就是預防第三種戰爭，可惜不徹底。

　　世界上不平等之事有三，列強對弱小民族不平等，資本家對勞工不平等，軍閥對平民不平等。孫中山先生曾說：「我們今日，要用此四萬萬人的力量，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我們本三民主義，制出一部憲法，國與國立於平等地位，而本國的人民，在經濟上，在政治上，立足點也平等，這三種不平等之事，就算打平了。我們把這部憲法宣佈出來，即成了我國的「抗戰宣言」，也即是預定的「戰後和約」。倘若世界各國也走上這條路，國際上三種戰爭之禍根，即徹底拔除。

　　有了春秋那種形勢，管仲「九合諸侯」的政策，應運而生，有了戰國那種形勢，蘇秦「聯合六國」的政策，又應運而生。此二者皆「合力主義」也。管仲揭出「尊周攘夷」的旗幟，把全國之力線，集中「尊周」之一點，然後向四面打出，伐狄，伐山戎，伐楚，齊桓公遂獨霸中原。後來晉文稱霸，亦沿襲其策，連孔子修春秋，也秉承「尊周攘夷」之主旨。他這個政策，直貫穿了春秋全部。

　　到了戰國情形變了，周天子紙老虎已揭破，「尊周」二字說不上，楚在春秋為夷狄之國，此時更不能說「攘夷」的話，於是蘇秦引錐刺股，揣摹期年，從學理上研究出「合縱」之策，齊楚燕趙韓魏六國，發出六根力線，取縱的方向，向強秦攻打，此種政策，一經告成，秦人不敢出關者十五年。《戰國策》曰：「當此之時，天下之人，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決於蘇秦之策。」又曰：「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戰國時百家爭鳴，是我國學術最發達時代，蘇秦的政策，能夠風靡一世，豈是莫得真理嗎？無奈他莫得事業心，當了縱約長，可以驕傲父母妻嫂，就志得意滿，不復努力，以致未克成功。有了蘇秦之「合縱」，才生出張儀之「連橫」，連橫成功，而六國遂滅。可以說：蘇秦的政策，貫穿一部《戰國策》。蘇秦的事，可分兩部分看，自引錐刺股，至當縱約長，是學理上之成功，當縱約長以後，是實行上之失敗。司馬光修《資治通鑑》，也說蘇秦的政策，是很好的，深惜六國之不能實行。三國時，魯肅和孔明主張孫劉聯合，原是抄寫蘇秦的古本，曹操是千古奸雄，聽說孫權把荊州借與劉備，二人實行聯合了，正在寫字，手中之筆都嚇落了，這個政策之厲害，可想而知。

　　現在五洲萬國，是春秋戰國的放大形，故威爾遜的「國際聯盟」也就應運而生。他是老教授出身，也是學理上成功，實行上失敗，他的十四條原則，一宣佈出來備受世界歡迎，絕像蘇秦之受歡迎一般。無奈他在巴黎和會欠了外交手腕，成立的國際聯盟，反成了分賊的團體。其最大原因，則由於美國之立場根本與弱小民族相反，威爾遜「民族自決」之主張，不能實現，理固然也。我們熟察國際形勢，仍非走管仲、蘇秦和威爾遜這條路線不可，應由我國出來發起「新的國際聯盟」，以弱小民族為主體，進而與強國聯合，把威爾遜的原則修正之，擴大之，喊出「人類平等」的口號，以替代「民族自決」四字，這樣一來，決定成功。何也？我國立場與弱小民族相同故也？有孔老以來絕好的主義，有漢棄珠崖這類絕好的事實，為世界各國所深信故也。

　　世界紛爭之際，必有一個重心才能穩定，這個重心輪到我國來了。我們於武力戰爭之外，應當（一）在國際上成立一個「中國主義研究會」，為宣傳機關。（二）發起「新的國際聯盟」，為中國主義實行機關。喊出「人類平等」的口號，把世界上被壓迫的民族和被壓迫的勞工與平民，一齊喚醒起來，與我們站立在一條戰線上，如此，則我國就為世界重心了。孟子謂：「制梃可撻秦楚」，蓋純乎「心理戰爭」也，我國今日則「武力戰爭」與「心理戰爭」同時並進，無異於以武力推行中國主義，則戰勝敵人也決然無疑，救世界人類於水火也，亦決然無疑。

　　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伐狄，伐山戎，是用武力解決，召陵之役，是用政治解決。我們把「新的國際聯盟」組織好，德意日三國，如能信從我們的王道主義，則用政治解決。否則師法蘇秦故智，率全人類向之攻打，暴秦亡國條件，德意日三國是具備了的，不敗何待？

　　世界禍機四伏，念之不寒而怵，上次大戰一告結束，而戰勝國之勞工，反暴動起來。法國首相剋利滿梭，綽號「母老虎」，是歐戰中最出力之人，巴黎和會充當主席，為法國增光不少，反遭國人行刺，幾乎把七十八歲的老命送掉。意大利戰勝歸國之將士，帶起徽章橫行都市，專制魔王墨索里尼，乘機出現。美國人民要暴動，威爾遜調兵彈壓，方才平息。英國的礦工和鐵路工人，船上水手，結成三角同盟，布起陣勢，預備隨時可同政府決戰，害得英國首相魯意喬治，駕著飛機，今日回倫敦彈壓，明日赴巴黎開會，一夕數驚，疲於奔命。其原因，則由於大戰到了第三年，一般勞工都覺悟起來，一方面在戰場上兵戎相見，一方面舉出代表在中立國交換意見，主張言和，及到戰事終了，勞工覺得白白的犧牲，所以處處發生暴動。巴黎和會正在開會，而各國的勞工也舉代表，在瑞士國之熊城開會。巴黎和會見此情形，才訂一個「勞工規約」列入和約，與自己國中之勞土言和。上次大戰情形如此，此次大戰可想而知，上次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之主張，巴黎和會，列強食言，弱小民族之心理，則又不言可知。此種禍根，若不徹底拔除，戰爭是永無終止的。要拔除此禍根，捨了中國主義，別無他法，除了中國出來肩此責任，也別無他人。

　　世界是一天一天進化的，是日向大同方面趨去的，其所以進化遲滯，大同久未出現者，可用比喻說明之：凡鐵條皆有磁氣，只因內部分子凌亂，南極北極相消，故磁力發不出來。如用磁石在鐵條上面引導一下，南北極排順，立即發出磁力。現在全世界分子凌亂極矣，我們用中國主張引導一下，分子立即排順，就可加強進化之速度，而大同可早日出現。

　　地球為萬寶之庫，我們需要財貨，向之劫取，他是絕不抵抗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乃是一夥劫賊在主人門外，你剝我的衣服，我搶你的器械，互相廝殺，並不入主人門內一步，地球有知，當亦大笑不止。請問是誰之罪？曰：罪在充當群盜謀主之達爾文和尼采。

　　凡事以「平」為本，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純是建築在一個「平」字上面，這個「平」字，是從《大學》上治國平天下那個「平」字生出來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是向人類爭平等，一到「平」字，即截然而止，轉其目標，向地球劫取寶物，所以民生主義，言開墾，言種植，與夫水力發電等等，純是開發地球生產力，故《三民主義》一書，極合現在國際的趨勢，可說是中國主義之實行計劃，也即是大同世界之指南針。

　　「新的國際聯盟」者，大同世界之過度機關也。世界紛紛擾擾，是由地球生產力，機器生產力和人類之腦力體力不相調協生出來的。我們組織「新的國際聯盟」，把這四種力線一一排順，歷若干年調整完畢，然後破除國界，把土地和機器一併收歸全人類公有，技師出腦力，工人出體力，把地球蘊藏的寶物取出來，全人類平分，像這樣辦去，即是懸出地球為目的物，合全人類之力向之進攻，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線，人與人戰爭之禍，永遠消除，孔子和孫中山先生所持之大同主義，於是完成。

　　以上經濟，政治，國際三者，俱以合力主義為本。此外我還寫了兩本書：（一）《考試制之商榷》，（二）《中國學術之趨勢》。其大意如下：

　　我以為國家立法，須把力線考察清楚，把離心力、向心力，配置平衡。我國從前考試時代，士子讀書與否，聽其自由，這是一種離心力，考試及格有種種榮譽和利益，足以動人歆羨，又具有向心力，兩力平衡，故其時，國家並未規定學課，讀書之子也不須有人監督，他自己會「三更燈火五更雞」的用功。這就像地球繞日，離心向心，二力平衡，不須外力推動，自能迴旋不已。今則校中學課，嚴密規定，又派教職員嚴密監視，而學子之用功未見勝過科舉時代，且流弊百出，這就是離心力、向心力，配置不平之故。今之一切制度大都是二力配置不平，故規章愈密，監察愈嚴，而流弊反越多，言之慨然。

　　照現行學制之規定，欲取得畢業資格者，必須捐棄百事，每日在講堂上坐若干時，歷若干年，始取得畢業文憑而去，於是貧家子弟，在所擯棄，富家子弟，因障故而不能每日人校者，亦在所擯棄，迨至家貧者積有學費，家富者障故已去，而年齡已過，亦在所擯棄。國家施行此種制度，四十年矣，冥冥中不知損失若干人才，我主張把現行學制打破，設一個考試制，把考試標準明白規定，等於懸出一個箭垛，使人向之而射一樣，每屆小學、中學及大學，舉行畢業考試時，在校生，私塾生，自修生，一體與試，不問學年，不問年齡，只問程度，嚴格考試，只要及格，即給予畢業文憑。並於各地適中場所，設置公共圖書標本室，理化試驗室，延聘導師常住其中，俾自修生，有所請問。如此辦去，則貧民子弟，工商界學徒，各機關小職員和年長失學之人，只要自家肯用功，都有取得大學畢業之希望，半工作，半自修，而各人之能力，可盡量發展，國家文化，可日益進步。中山先生講「民權主義」，曾說：「各人聰明才力，有天賦之不同，如把他們壓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沒有進步，人類便要退化。」現在學校內把天才生、劣等生混而為一，同樣授課，同時畢業，壓為平頭的平等，這就是違反中山先生誡條，促使國家退化。因此我主張：現行學制，應徹底改革，統以考試制匯其歸，曾寫了一本《考試制之商榷》。我寫此文有一段趣事，是被木棒痛打一頓，才寫出來的，不妨把原委寫出來，用博一粲。

　　我從民國五年起，即當四川省視學（現改名省督學），當局每次召集教育會議，我即把我的主張提為議案，俱未通過。民國十二年，我上一呈文臚陳理由十六項，自請在原籍富順縣試辦，經省長公署核准舉行。十三年，我呈請省署通令全省試辦，各縣遂次第舉行。十四年年假時，敘州聯立中校學生畢業，我往主試，考了幾場，一夜，學生多人手持木棒啞鈴，把我拖出寢室，痛打一頓，其時全場靜靜悄悄，學生寂無一語，我也默不一語，惟聞乒乒乓乓之聲，學生臨去罵道：「你這狗東西，還主不主張嚴格考試？」我睡在地下想道：「只要打不死，又來！」隨即請宜賓知事來驗傷，傷單粘卷，木棒啞鈴存案備查。次晨，我電呈上峰，末云：「自經此次風潮，愈見考試之必要。視學身受重傷，死生莫卜，如或不起，尚望厲行考試，挽此頹風，生平主張倘獲見諸實行，身在九泉亦當引為大幸（傷單及原電載《四川教育公報》第一卷第一期）。」我稍癒，即裹傷上堂，勒令學生一律就試，不許一人藉故不到，場規更加嚴厲，試單將首要學生送交宜賓知事訊辦，詳情備載《四川教育公報》，茲不具述。事後，我自咎欠了宣傳，特寫一文《考試制之商榷》，呈由四川教育廳，印作單行本，發交各縣研究。

　　民國十四年，川省頒布《各級學校學生畢業考試暫行條例》。規定小學會考，於年暑假舉行，不分學校與私塾，一體與試，中學修業年滿，委員到校主試。其計劃是先開放小學，故先舉行小學會考，俟小學有了成效，再開放中學。二十三年，中央頒行中學會考制，取消小學會考制，成都、華陽……理番、松潘等六十一縣教育局長，以「會考制度，行已數年，成效顯著」等語，聯名協請保留此項制度，教育廳據情轉呈教育部，奉指令「姑準試行一年」。二十四年四川省政府諮請教育部，謂：「川省小學會考，有悠久之歷史，著有成效。」臚陳理由五項，請予保留，復文「姑準再辦一年」，二十五年全川各縣，遂一律停止小學會考。

　　我主張的考試制，有兩種意義：（一）學校內部的學課，太不認真，用考試制以糾正之。（二）現行的學制，太把人拘束緊了，用考試制以解放之。現行的會考制，只有前一種意義，後一種則無之，二十五年九月，我將所著《考試制之商榷》，重行印出，並將我請在富順縣試辦的呈文，請通令各縣試辦的呈文，省公署先後令文，成華等六十一縣教育局長的呈文暨教育廳、省政府和教育部往來公文，附載於後，成為一本，交成渝書店發售，借供教育界人士討論。

　　現在既歷行會考制，我希望政府頒布一條法令：「舉行會考時，私塾生和自修生，一律與考，不問年齡，只問程度。」只要有此種法令出現，現行學制就算徹底改革了。

　　我寫那篇《考試制之商榷》，注重在提倡私塾和自修。現在許多有學問的人，想當校長教員而不可得，遂有百計營謀者，同時有許多學生，求入學校而不可得，每次招考，異常擁擠，錄取者少，擯棄者多，並且招考時，關說之信函，紛來沓至，校長深以為苦。學校是造就人才之地，鬧得來讀書須鑽營，教書須鑽營，不得謂非立法之不善也。從前地方官，對書院山長用聘，待之以師禮，京朝大官回籍者，往往樂就斯席，為地方造人才，蓋師位甚尊故也。今則地方官對校長用令，校長對之用呈，學校變成官廳，教員儼成僱傭，師道凌夷，一至於此，尚望國家特許私塾之成立，與正式學校並行不悖，此亦培養士氣之法也。東主聘我否，我設館有人來學否，一以我之品行學問為準，而風俗可日趨醇厚。

　　現在全面抗戰，秀傑之士，或赴前方軍營，或在後方工作，同時添設許多臨時機關，將來戰事終了，機關裁撤，此項人才，消歸何處？上次歐戰終了，意大利戰勝歸來之將士，戴著徽章，莫得麵包吃，處處暴動，墨索里尼，乘機組織棒喝團，因之窮得政權，此可為前車之鑑。此時我們早把學校開放，允許私塾之成立，則戰勝歸來之軍官軍佐和裁撤之人員，政府如不能全行安插，富厚之家，慕其聲望，自必厚具惰脯，延請訓課子弟，抑或自行設館授徒，此亦代國家消納人才之一法。蘇東坡有篇《論任俠》的文字，可為我們這種主張之註腳。一面可消除隱患，一面可以培植人才，而款則無須國家添籌，我們何苦而不為？

　　至於我寫的《中國學術之趨勢》，大旨言：我國學術最發達有兩個時期，第一是周秦諸子，第二是趙宋諸儒，這兩個時期的學術，都有創造性，漢魏以至五代，是承襲周秦時代之學術，而加以研究，元明是承襲趙宋時代之學術，而加以研究，清朝是承襲漢宋時代之學術，而加以研究，俱缺乏創造性。

　　從周秦至今，可劃為三個時期：周秦諸子，為中國學術獨立發達時期；趙宋諸儒，為中國學術和印度學術融合時期。現在已經入第三時期了，世界大通，天涯比鄰，中國、印度、西洋，三方面學術，相推相盪，依天然的趨勢看去，此三者又該融合為一，是為中西印三方學術融合時期。進化是有軌道可尋的，知道從前中印兩方學術融合，出以某種方式，即知將來中西印三方學術融合，當出以某種方式。我們用鳥瞰法昇在空中，如看河流入海，就可把學術上之大趨勢看出來。

　　周秦諸子中當推老子為代表，孔子不足以代表。一部《道德經》，包含世間法和出世間法兩部分，他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是世間法，孔墨申韓孫吳諸人是走的這條路。他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複。」是出世間法，莊列關尹諸人是走的這條路。他是入世出世打成一片，我們提出老子，就可貫通周秦諸子全部學說。

　　趙宋諸儒中，當推程明道為代表，朱子不足以代表。明道把中國學術和印度學術融合為一，成為所謂宋學，明道死後才分出程（伊川）朱和陸王兩派，故提出明道，就可貫通全部宋學。明道以釋氏之法治心，以孔氏之法治世，治心治世，打成一片，恰走人老子途逕。近人章太炎曰：「大程遠於釋氏，而偏邇於老聃。」故中國學術徹始徹終，可以老子貫通之。

　　世人以佛老並稱，則老子學說，又可貫通印度學術。嚴又陵批老子，於第十章曰：「黃老之道，民主之國之所用也。」於三十七章曰：「此旨與盧梭正同。」於四十六章曰：「純是民主主義，讀法儒孟德斯鳩法意一書，有以徵吾言之不妄也。」足知老子學說又可貫通西洋學術，我不是說我國有了老子，就可不去學西洋學問，我是說：「西洋學問與老子相通，我們可以盡量去學。」

　　我們從周秦諸子中，把老子提出來，就可把中西印三方面學術溝通為一，有人說：「著《道德經》的老子是戰國時人。」不是春秋時人，我不管他生在春秋時，生在戰國時，我只是說：「一部《道德經》可以貫通中西印三方學術。知其可以貫通，才可把世界學說融合為一。」

　　我們主張把力學規律應用到人事上來，而老子則早已用之，他書中屢以水為喻，水之為物，即是依力學規律而變化的。牛頓所說：「萬有引力」的現象，老子早已見之，其言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蹶。」裂發歇竭滅蹶六字，俱是「萬有引力」那個「引」字的反面字，也即是離心力那個「離」字的代名詞，老子看見此等現象，不知其為何物，因以「一」字代之，古代算術凡過未知數，皆以「一」字代之，老子言道亦然。其所謂「一」，即牛頓所謂「引力」也。

　　自然界以同一原則，生人生物，牛頓尋出這個原則，用之物理上，老子尋出這個原則，用之人事上。西人談力學，談電學．必正負二者對舉，老子言道，常用有無，高下，陰陽，靜躁，貴賤，剛柔等字，也是把相反之二者對舉。牛頓之後，有愛因斯坦，老子之後，有莊子。莊子的學說含有相對論原理，如「泰山為小，秋毫為大，彭祖為夭，殤子為壽」一類話，都是就空間上，時間上，相對而言之。我們會通觀之，即可把人事與物理，溝通為一。

　　牛頓發明萬有引力，定出公例，紛繁之物理，厘然就緒，而科學遂大進步。牛頓的原理，老子早已發明，惜乎沉埋已久，我們把他掘發出來，製成公例，紛繁之人事，一定厘然就緒，而文明必大進步。

　　從前印度學說傳人我國，我國盡量採用，修正之，發揮之，所有華嚴宗、天台宗、淨士宗等，一一中國化，非複印度之舊，故深得一般人歡迎，就中最盛者惟禪宗，而此宗在印度幾等於無。我們此後採用西洋學說，仍用採用印度學說方法，使達爾文、斯密士和馬克思諸人，一一中國化，如用藥之有炮炙法，把他有毒那一部分除去，單留有益這一部分。達爾文講進化不錯，錯在倡言弱肉強食，斯密士發達個性不錯，錯在發達個性而妨害社會，馬克思講社會主義也不錯，錯在看見社會，忘卻個人，我們去其害存其利就是了。

　　孔門學說是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從前印度明心見性之說，傳人中國，與固有學說，發生衝突，宋儒就用孔門的誠意正心，與之溝通為一。現在西洋的個人主義，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傳人中國，又與固有學說，發生衝突，我們應該用孔門的修齊治平，與之溝通為一，始而溝通，終而融合，如此則學說不至分歧，而人事之紛爭可免。融合之後，再分頭研究，如一株樹然，知道枝葉花果，同在一樹上，即無所謂衝突了。

　　宇宙事物原是孽生不已的，由最初之一個，孽生無數個，越孽生越紛繁，自其相同之點觀之，無在其不同；自其相異之點觀之，無在其不異。古今講學的人，儘管分門別戶，互相排斥，其實越講越相合，即如宋儒排斥佛學，他們的學說中，含有禪理，任何人都不能否認，孟子排斥告子，王陽明是孟子信徒，他說，「無善無噁心之體」，其語又絕類告子，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因為宇宙真理，同出一源，只要能夠深求，就會同歸於一，猶如山中草草木木一般。從他相異之點看去，草與木不同，同是一木，發生出來的千花萬葉，用顯微鏡看去，無一朵相同之花，無一片相同之葉，可說是不同之極了。我們倘能會觀其通，從他相同之點看去，則花花相同，葉葉相同，花與葉相同，此木與彼木相同，再精而察之，草木禽獸，泥土沙石，由分子，而原子，而電子，也就無所謂不同了。世間的學說，由同而異，由異而同，等於同出一源之水，可分為數支，來源不同之水，可彙為一流，千派萬別，無不同歸於海。

　　中國人研究學問，往往能見其全體，而不能見其細微，古時聖賢一開口即是天地萬物，總括全體而言，好像遠遠望見一山，於山之全體，是看見了的，只是山上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說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至於山之全體，卻不十分瞭然，中國重在綜合，西洋重在分析，二者融合為一，就可得真理之全了。

　　現在世界上紛紛擾擾，衝突不已，我們窮源競委的考察，實由於互相反對的學說生出來的。性善說與性惡說是互相反對的，個人主義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經濟學，是互相反對的，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是互相反對的。凡此種種互相反對之學說，流行於同一社會之中，從未折衷一是，思想上既不一致，行為上當然不能一致，衝突之事就在所不免了。真理只有一個，猶如火山一般，東西南北看去形狀不同，遊山者各見山之一部分，所說山之形狀就各不相同。我們研究事理，如果尋出本源，任是互相反對之說，俱可折衷為一。我們可定一原則曰：「凡有互相反對之二說，爭辯了數十年，數百年，仍對時不下，此二說一定是各得真理之半，一定可合而為一。」如性善說與性惡說，又如唯心論與唯物論等等皆是也。

　　有人說：「人的意志為物質所支配。」又有人說：「物質為人的意志所支配。」這兩說是各得真理之一半。譬如：我們租佃了一座房子，遷移進去，某處做臥房，某處做廚房，某處做會客室，器具如何陳設，字畫如何懸掛，一一審度屋宇之形式而為之，我們的思想。受了屋宇之支配，即是意志受了物質之支配，但是我們如果嫌屋宇不好，也可把他另行改造，屋宇就受我們之支配，即是物質受意志之支配。歐洲機器發明而後，工業大興，人民的生活情形，隨之而變，固然是物質支配了人的意志，但機器是人類發明的，發明家費盡腦力，機器才能出現，工業才能發達，這又是人的意志，支配了物質。這類說法，與「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是一樣的。單看一面，未常說不去，但必須兩面合攏來，理論方才圓滿。有了物理數學等科，才能產出牛頓，有了牛頓，物理數學等科，又生大變化。有了咸同的時局，才造出曾左諸人，有了曾左諸人，又造出一個時局。猶如雞生蛋，蛋生雞一般，表面看去，是輾轉相生，其實是前進不已的，後之蛋非前之蛋，後之雞非前之雞，物質支配人的意志，人的意志又支配物質，英雄造時勢，時勢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進化了。倘於進化歷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論，任他引出若干證據，終是一偏之見。我們細加考察，即知雞之外無蛋，蛋之外無雞，心之外無物，物之外無心，雞與蛋可說是一個東西，心與物也是一個東西，唯心論，唯物論，原可合而為一。

　　《偽古文尚書》上：《說命》一篇，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孫中山先生則曰「知難行易」，一般人都說兩說是衝突的，其實並不衝突，兩說可相輔而行。傅說的意思是說：「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你很快實行好了。」孫中山先生的意思，是說：「知是很難的，行是很容易的，你很快實行好了。」二者俱是勉人實行，有何衝突？難易二字，本是形容詞，傅說和孫中山先生，站在各人的立場上，因聽話者的情況各有不同，故用這種形容詞，加強其語氣，而歸根於叫人實行。我們明白了傅說和孫中山先生立言的本旨，即知兩說可相輔而行。

　　就實質言之，世間的事，有知難行易的，有知易行難的，例如：發明輪船火車，何等艱難，發明之後，叫技師依樣製造，那就很容易了，是謂知難行易。學制輪船火車的人，在講堂上聽技師講說製造方法，心中很瞭然，到工場實地去做，那就很難了，是謂知易行難。

　　傅說說，知易行難。孫中山先生說，知難行易。這兩個知字的意義迥乎不同，傅說的「知」字，是指「聽話了解」而言，孫中山先生的「知」字，是指「發明新理」而言。《孫文學說》中，所舉飲食，作文，用錢等一事，和修理水管一事，都是屬於發明方面的事。孫中山先生是革命界先知先覺，他訓誡黨員，儼然是發明家對技師說話。意若曰：「艱難的工作，我已經做了，你們當技師的依樣製造是很容易的。」故曰：「知難行易。」傅說身居師保，他訓誡武丁，儼然是技師對學徒說話，我們取《尚書》本文讀之，即知傅說對武丁說了許多話，武丁說道：「你的話很好，我很了解。」傅說因警告之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即是說：「講堂上了解不算事，要工場中做得出來才算事。」傅說和孫中山先生，都是按照聽話者之情況而立言，無非趨重實行而已。

　　發明家把輪船火車發明了，叫技師依樣去做，技師做成之後，又招些學生來學，這原是一貫之事，孫中山先生說的是前半截，傅說說的是後半截，所以說兩說並不衝突。

　　我們可以定出一個原則：「凡事與天性習慣違反者，知易行難，與天性習慣不違反者，知難行易。」例如，我們對畫師說，我家有一小孩，形狀如何如何。叫他畫，他畫來總不肖，把小孩牽來與他看，他一畫就神肖，是謂知難行易。因畫師以畫為業，與他的習慣並不違反也，畫師把小孩畫在黑板上，叫素未習畫之人臨摹。看得明明白白，而畫來總不肖，又成了知易難行。因其人素未習畫，與習慣違反故也。革命志士，犧牲生命，在所不惜，所苦者，不知採用何種方法，始能成功，是謂知難行易。普通人，你對他講殺身成仁的道理，他也認為是很好的事，對他講進行的方法，他也很了解，但叫他去實行，他就不肯幹，是謂知易行難。何也？殺身成仁之事，與志士之天性不違反，與普通人之天性則違反也。

　　據上面的研究，傅說的說法和孫中山先生的說法，原是各明一義。我們當返躬自問，如果自己是技師，是革命志士，就誦孫中山先生之語以自警；如果是學徒，是普通人，就誦傅說之語以自警。

　　再者，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說「即知即行」，孫中山先生則主張「知行分工」，說：「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這兩說表面是衝突的，其實也是並行不悖。以作戰言之，主帥把作戰計劃決定了，立即發布命令，指揮將士進攻，是為「即知即行」。主帥不必親臨戰場，是為「知者不必自行」。戰場上的將士，未必了解主帥的計劃，是為「行者不必自知」。這也是一貫的事。王陽明說「知行合一」，是就主帥本身言之。孫中山先生說「知行分工」，是就指揮將士言之，如果本身都要分工，那麼，孫中山先生著了一部《三民主義》和《孫文學說》，就可閉門高臥了。而他十次失敗，十次起事，可知他本身是實行「知行合一」的，不過訓誡黨員的時候，是主帥對將士說話，才有「知行分工」的說法，全軍之中，只有主帥一人，才能這樣說。其他將士奉命作戰，「即知即行」。如果也說：「知行分工，知者不必自行。」那就誤事不小了。我們這樣的研究，即知王陽明的說法和孫中山先生的說法，原是各明一義，我們在某種情況之下，適用某種說法即是了。

　　一部《孫文學說》，全為黨員怠於工作而作。所有「知難行易」和「知行分工之說」，都是按照當日情事，為黨員痛下砭針，有了這種病，才下這種藥，至於傳說和王陽明所說的，其病情又自不同，我們識得立言本旨，才不至自誤誤人，凡讀古人書，俱當如是。

　　我們又可定一原則曰：「關於人事上之處理，凡有互相反對之二說，一定是一主性善說，一主性惡說。」孟子主張仁義化民，是以性善說為立足點，韓非主張法律繩人，是以性惡說為立足點；個人主義經濟學是以性惡說為立足點，社會主義經濟學是以性善說為立足點；獨裁主義是以性惡說為立足點，民主主義，是以性善說為立足點，達爾文之互競主義，是以性惡說為立足點，克魯泡特金之互助主義，是以性善說為立足點。因為人性之觀察不同，創出之學說遂不同。我們欲解除世界之糾紛，當先解除學說之糾紛，欲解除學說之糾紛，當先從研究人性人手。

　　人性本來是渾然的，無所謂善，無所謂惡。也即是可以為善，可以為惡。孟子出來，於整個人性中截半而以立論，曰性善，在當時是一種新奇學說，於學術界，遂獨樹一幟。但是遺下了半面。荀子出來把這半面提出來，曰性惡，也是一種新奇學說，於學術界，又特樹一幟，成為對峙之二派，此二派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何也？各得真理之一半也。孟子之性善說，已經偏了，王陽明致良知之說，則更偏，學術界通例，其說愈偏者愈新奇，愈受人歡迎，所以王陽明之說一倡出來，風行一世。荀子之性惡說，已經偏了，我的厚黑學則更偏，陽明向東偏，我向西偏，其偏之程度恰相等，所以厚黑學三字，遂洋溢乎四川。後來我著《心理與力學》，說「人性無善無惡」，陽明是年，也說：「無善無噁心之體。」譬之攻城，陽明從東門攻入，我從西門攻入，入了城中，所見景物，彼此都是一樣，陽明講致良知，說得頭頭是道，我講厚黑學，也說得頭頭是道，其實皆一偏之見也。

　　我研究人性，由《厚黑學》而生出一條臆說，「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由此臆說，生出「合力主義」，本此主義，而談經濟，談政治，談國際，談考試，談學術趨勢，與其他種種，我的思想，始終是一貫。所謂厚黑學者，特思想之過程耳，理論甚為粗淺，而一般人乃注意及之，或稱許，或詆斥，嘖嘖眾口，其他作品，則不甚注意。白居易云：「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長恨歌以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我也有同樣的感慨，故把我思想之統系寫出，借釋眾人之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