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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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十六 經部三十六
四書類二
[編輯]元劉因撰。因字夢吉，號靜修，容城人。世祖至元十九年徵授承德郎、右贊善大夫。未幾辭歸，再以集賢學士徵，不起。事蹟具《元史》本傳。朱子為《四書集注》，凡諸人問答與《集注》有異同者，不及訂歸於一。而卒後盧孝孫取《語類》、《文集》所說，輯為《四書集義》，凡一百卷，讀者頗病其繁冗。因乃擇其指要，刪其複雜，勒成是書。張萱《內閣書目》作三十五卷，《一齋書目》則作三十卷。考蘇天爵作因《墓誌》，亦稱是書三十卷，則萱所記誤矣。此本僅存二十八卷，至《孟子•滕文公上篇》而止。其後並已闕佚，亦非完帙。然朱彝尊《經義考》注雲「未見」，則流傳頗罕，亦元人遺笈之僅存者，不以殘闕病也。其書芟削浮詞，標舉要領，使朱子之說不惑於多岐。蘇天爵以「簡嚴粹精」稱之，良非虛美。蓋因潛心義理，所得頗深，故去取分明，如別白黑。較徒博尊朱之名，不問已定未定之說，片言隻字無不奉若球圖者，固不同矣。
不著撰人名氏。書中稱「自宋氏播遷江表，南北分隔才百五六十年，經書文字已有不同」，則元初人所撰矣。蘇天爵《安熙行狀》雲：「國初有傳朱子《四書集注》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負，為說非之。趙郡陳氏獨喜其說，增多至若干言。」是書多引王若虛說，殆甯晉陳天祥書也。朱彝尊《經義考》曰：「《四書辨疑》，元人凡有四家：雲峰胡氏、偃師陳氏、黃岩陳成甫氏、孟長文氏。成甫、長文並浙人，雲峰一宗朱子，其為偃師陳氏之書無疑。」所說當矣。其曰偃師者，《元史》稱天祥因兄祐仕河南，自甯晉家洛陽，嘗居偃師南山故也。天爵又謂安熙為書以辨之，其後天祥深悔而焚其書。今此本具存，或天爵欲張大其師學，所言未足深據也。凡《大學》十五條，《論語》一百七十三條，《孟子》一百七十四條，《中庸》十三條。其中如駁湯盤非沐浴之盤，謂盤乃淺器，難容沐浴，是未考《禮•喪大記》鄭《注》有「盤長二丈，深三尺」之文，頗為疏舛。又多移易經文以就己說，亦未見必然。然亦多平心剖析，各明一義，非苟為門戶之爭。說《春秋》者三《傳》並存，說《詩》者四家互異，古來訓詁，原不專主一人。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固不妨存此一家之書，以資參考也。
元許謙撰。謙有《詩集傳名物鈔》，已著錄。案《元史》本傳：「謙讀《四書章句集注》，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為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辭約意廣，讀者安可易心求之乎？』」黃溍作謙《墓誌》，亦稱是書敦繹義理，惟務平實。所載卷數與本傳相同。明錢溥《秘閣書目》尚有《四書叢說》四冊。至朱彝尊《經義考》則但據《一齋書目》編入其名，而注雲「未見」。蓋久在若存若亡間矣。此本凡《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闕其半，《論語》則已全闕，亦非完書。然約計所存，猶有十之五六。即益以所闕之帙，亦不能足原目二十卷之數，殆後來已有所合併歟？書中發揮義理，皆言簡義該。或有難曉，則為圖以明之，務使無所凝滯而後已。其於訓詁名物，亦頗考證，有足補《章句》所未備。於朱子一家之學，可謂有所發明矣。
元胡炳文撰。炳文有《周易本義通釋》，已著錄。是編以趙順孫《四書纂疏》、吳真子《四書集成》皆闡朱子之緒論，而尚有與朱子相戾者。因重為刊削，附以己說，以成此書。凡朱子以前之說，嫌於補朱子之遺，皆斥不錄，故所取於《纂疏》、《集成》者僅十四家。二書之外，又增入四十五家，則皆恪守考亭之學者也。大抵合於經義與否非其所論，惟以合於注意與否定其是非。雖堅持門戶，未免偏主一家，然觀其《凡例》，於「顏淵好學」章，哀樂、哀懼一字之筆誤，亦必辨明；於「為政以德」章，初本作「行道而有得於身」，祝洙本作「行道而有得於心」，改本又作「得於心而不失」，刊本先後之差，亦悉加考正：其於一家之學，用心亦勤且密矣。《章句集注》所引凡五十四家，今多不甚可考。蔡模《集疏》間有所注，亦不甚詳。是書尚一一載其名字，頗足以資訂證。然如《集注》以「有婦人焉」為邑薑，所引「劉侍讀曰」者即劉敞《七經小傳》之說也，炳文獨遺漏不載。蓋敞在北宋，閉戶窮經，不入伊洛之派。講學之家，惡其不相攀附，遂無複道其姓名者。故朱子雖引之，而炳文不知為誰也。是亦各尊所聞之一驗矣。
元張存中撰。存中字德庸，新安人。初，胡炳文作《四書通》，詳義理而略名物。存中因排纂舊說，成此書以附其後，故名曰《四書通證》。炳文為之序，稱北方杜緱山有《語孟旁通》，平水薛壽之有《四書引證》（案杜緱山名瑛，金人。薛壽之名引年，元初人），皆失之太繁。存中能刪冗從簡，去非取是。又曰：「學者於余之《通》，知《四書》用意之深。於《通證》，知《四書》用事之審。」推之甚至。今核其書，引經數典，字字必著所出。而《論語》「夏曰瑚，商曰璉」一條承包氏之誤者，乃不引《禮記》以證之。又「時見曰會，眾頫曰同」，與《周禮》本文小異。蓋宋代諱「殷」，故改「殷」為「眾」。乃但引《周禮》於下，而不辨其何以不同。皆不免有所回護。不知朱子之學在明聖道之正傳，區區訓詁之間，固不必為之諱也。《孟子》「與楚將昭陽戰，亡其七邑」一條，存中謂「《史記》作八邑，未詳孰是」，不知司馬貞《史記索隱》明注《史記》古本作七邑。是朱子稱七邑乃據古本，原非謬誤。存中持疑不決，亦失於考核。又如「三讓」引《吳越春秋》，泛及雜說。而於歷代史事每多置正史而引《通鑒》，亦非根本之學。然大概徵引詳明，於人人習讀不察者，一一具標出處，可省檢閱之煩，於學者亦不為無補矣。
元袁俊翁撰。俊翁字敏齋，袁州人。前有黎立武、李應星《序》，又有彭元龍《序》二篇。應星、元龍《序》，皆稱「俊翁」，獨立武《序》作「雋翁」，蓋傳寫字異也。其仕履無可考。立武《序》稱以「重吾榜」，應星《序》亦稱「奕奕魁文」，知嘗首舉於鄉矣。立武、應星《序》及元龍前一《序》，並側注「經史疑義」字。元龍後一《序》，又側注「四書經疑」字。而卷首標題，則作「待問集四書疑節」，互相參錯。考俊翁題詞，稱科目以《四書》設疑，以經史發策，因取《四書》經史門分而類析之。蓋《待問集》者其總名，《經史疑義》、《四書經疑》其中之子部。今《經史疑義》已佚，故《序》與書兩不相應也。惟「疑節」之名不甚可解。卷首有「溪山家塾刊行」字，或重刻時有所刪節，故改題曰「節」歟？朱彝尊《經義考》中載之，注曰「未見」。此本猶從元版傳鈔，其例以《四書》之文互相參對為題，或似異而實同，或似同而實異，或闡義理，或用考證，皆標問於前，列答於後。蓋當時之體如是。雖亦科舉之學，然非融貫經義，昭晰無疑，則格閡不能下一語，非猶夫明人科舉之學也。
元王充耘撰。充耘有《讀書管見》，已著錄。是編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謂其已佚。此本為明範欽天一閣舊鈔，尚首尾完具。惟第二卷中脫一頁，第八卷中脫一頁，無從校補，則亦僅存之笈矣。其書以《四書》同異參互比較，各設問答以明之。蓋延祐科舉，經義之外有經疑，此與袁俊翁書皆程試之式也。其間辨別疑似頗有發明，非經義之循題衍說可以影響揣摩者比。故有元一代，士猶篤志於研經。明洪武三年初行科舉，其《四書》疑問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與《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為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案此題見《日知錄》），蓋猶沿元制。至十七年改定格式，而經疑之法遂廢。錄此二書，猶可以見宋元以來明經取士之舊制也。
元詹道傳撰。道傳，臨川人。其始末未詳。是書略仿古經箋疏之體，取朱子《四書章句集注》、《或問》，正其音讀，考其名物度數，各注於本句之下，亦間釋朱子所引之成語。如「真積力久」出《荀子•勸學篇》，「孝子愛日」出《揚子•孝至篇》，皆為證其出處。其所援引，亦間有牴牾。如《論語》「夏瑚、商璉」，朱子本引包鹹舊《注》（案鹹《注》久佚，此據何晏《集解》所引）。道傳既引《明堂位》「夏後氏之四璉、殷之六瑚」，辨其異同，而複謂「夏曰瑚，商曰璉」本於《爾雅•釋器》。今檢校《爾雅》，實無此文，則道傳杜撰附會也。又此書於朱子所引諸儒，皆詳其名字、裏居。而《孟子•盡心章》引陳氏厭於嫡母之說，實陳耆卿《孟子記蒙》中語。耆卿字壽老，臨海人，見葉適《水心集》。此獨失載，亦未免有所疏漏。然大致皆有根柢，猶元儒之務實學者。與張存中《四書通證》相較，固猶在其上矣。
元朱公遷撰。公遷有《詩傳疏義》，已著錄。是編取《四書》之文，條分縷析，以類相從，凡為九十八門。每門之中，又以語意相近者聯綴列之，而一一辨別異同，各以「右明某義」云云標立言之宗旨。蓋昔程子嘗以此法教學者，而公遷推廣其意以成是書。其間門目既多，間涉冗碎。故朱彝尊《經義考》謂讀者微嫌其繁。又如「樊遲請學稼」，不過局於末業，乃列之於「異端門」，與許行同譏。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本周室班爵之制，乃列之於「士門」，與處士一例，亦頗傷踳駁。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門弟子、子思、孟子諸門，以人隸事，體近類書，尤為無所發明。然於天人性命之微，道德學問之要，多能剖其疑似，詳其次序，使讀者因此證彼，渙然冰釋。要非融會貫通，不能言之成理如是也。所引諸家之說，獨稱饒魯為饒子，其淵源蓋有自矣。明正統中何英作《詩傳疏義序》，稱永樂乙酉，因閱《四書通旨》而語及《疏義》，則是書行世，在《疏義》之前。顧明以來說《四書》者罕見徵引，近《通志堂經解》始刊行之，蓋久微而複出也。句下間列異同，如「喜怒哀樂」一條，謂「右以體言」，而注「亦曰以性言」字；「允執其中」一條，謂「右以用言」，而注「亦曰以事理言」字；如是者不一，疑刊是書者參校諸本所附，非公遷之舊。其出自誰手，則不可考矣。
元史伯璿撰。伯璿字文璣，溫州平陽人。據所作《管窺外篇》成於至元丁未，即元亡之年，計其人當已入明。然始末不可考矣。是編見於《秘閣書目》者五冊。楊士奇《東裏集》則稱有四冊，刻版在永嘉郡學。永嘉葉琮知黃州府，又刊置府學。是明初所行，已有二本。然刊本皆散佚不傳，故朱彝尊《經義考》注雲「未見」。此本乃毛晉汲古閣舊鈔，《大學》、《中庸》、《孟子》尚全，惟《論語》闕《先進篇》以下，蓋傳寫有所佚脫。然量其篇頁，厘而析之，已成八卷。《經義考》乃作五卷，或誤以五冊為五卷歟？其書引趙順孫《四書纂疏》、吳真子《四書集成》、胡炳文《四書通》、許謙《四書叢說》、陳櫟《四書發明》及饒氏、張氏諸說，取其與《集注》異同者，各加論辨於下。諸說之自相矛盾者，亦為條列而厘訂之。凡三十年而後成。於朱子之學，頗有所闡發。考朱子著述最多，辨說亦最夥。其間有偶然問答未及審核者，有後來考正未及追改者，亦有門人各自記錄，潤色增減，或失其本真者。故《文集》、《語錄》之內，異同矛盾，不一而足。即《四書章句集注》與《或問》亦時有牴牾。原書具在，可一一覆按也。當時門人編次，既不敢有所別擇，後來讀朱子書者，遂一字一句奉為經典，不復究其傳述之真偽與年月之先後。但執所見一條，即據以詆排眾論，紛紜四出，而朱子之本旨轉為尊信者所淆矣。夫載寶而朝，論南宮者有故；越境乃免，惜趙盾者原誣。述孔子之言者，尚不免於舛異，況於朱門弟子斷不及七十二賢，又安能據其所傳，漫無釐正？伯璿此書，大旨與劉因《四書集義精要》同。而因但為之刊除，伯璿更加以別白。昔朱子嘗憾孔門諸子留《家語》作病痛，如伯璿者，可不謂深得朱子之心歟？
元景星撰。星號訥菴，餘姚人。據卷末宣德九年錢時《跋》，稱得禮部侍郎蔣驥寫本。驥《跋》題「庚辰歲」，當為建文元年。驥為景之門人，則星元末人也。前有星《自序》，標題為「學庸集說啟蒙」，而《序》中實曰「四書集說啟蒙」。《凡例》中如「孟子章指」云云，亦兼言《四書》。驥《跋》稱訥菴先師用功於《四書》十年，去取諸說而為此書。《大學》已有刊本，而《語》、《孟》、《中庸》則未刊。時《跋》稱得驥《中庸》寫本。謄校刊梓。然則星本全注《四書》，驥先刊其《大學》，時續刊其《中庸》，而《語》、《孟》則已佚。通志堂刻《經解》，病其不完，並序文、標題改之耳。其書發揮頗簡切，《大學聖經章句》「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句註：「一於善，祝本改作必自慊。」於字句亦複不苟。又《傳》之二章注「盤，邵氏謂恐是盥頮之盤」，《傳》之四章注備引程子、饒魯、吳澄之說，《中庸》三十二章注引鄱陽李氏之說，皆與《章句》異同，亦非胡炳文等堅持門戶者比。蓋猶能自抒心得者也。書上闌附載細字，如《大學傳》之五章載矩堂董氏之說，《中庸》第一章載饒魯之說，亦與《章句》有出入。據錢時《跋》，稱增魯齋批點，勿軒標題，以便幼習。則時益以許衡、熊禾二人之語，非星本書也。其孰為衡語，孰為禾語，刊板一同，今則不可辨別矣。
明永樂十三年翰林學士胡廣等奉敕撰。成祖禦制序文，頒行天下，二百餘年尊為取士之制者也。其書因元倪士毅《四書輯釋》稍加點竄。顧炎武《日知錄》曰「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之後，黃氏有《論語通釋》。其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則始於真氏。祝氏仿之，為《附錄》。後有蔡氏《四書集疏》、趙氏《四書纂疏》、吳氏《四書集成》，論者病其氾濫。於是陳氏作《四書發明》，胡氏作《四書通》，而定宇之門人倪氏（案定宇，陳櫟之別號）合二書為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永樂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有舛誤」云云，於是書本末言之悉矣。考士毅撰有《作義要訣》一卷，附刻陳悅道《書義斷法》之末，今尚有傳本。蓋頗講科舉之學者。其作《輯釋》，殆亦為經義而設，故廣等以夙所誦習，剽剟成編歟？初與《五經大全》並頒，然當時程式，以《四書》義為重，故《五經》率皆庋閣，所研究者惟《四書》，所辨訂者亦惟《四書》。後來《四書》講章，浩如煙海，皆是編為之濫觴。蓋由漢至宋之經術，於是始盡變矣。特錄存之，以著有明一代士大夫學問根柢具在於斯，亦足以資考鏡焉。
明蔡清撰。清有《易經蒙引》，已著錄。其作此書，初已有稿本而遺失，乃追憶舊文，更加綴錄。久而複得原稿，以兩本相校，重複過半，又有前後異同未歸畫一者。欲刪正而未暇，乃題為「蒙引初稿」，以明其非定說。《虛齋集》有是書《序》，述其始末頗詳。嘉靖中武進莊煦參校二稿，刊削冗複，十去三四，輯成一書而刊之。書末又別附一冊，則煦與學錄王升商榷訂定之語也。清人品端粹，學術亦醇。此書雖為科舉而作，特以明代崇尚時文，不得不爾。至其體認真切，闡發深至，猶有宋人講經講學之遺，未可以體近講章，遂視為揣摩弋獲之書也。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是編皆記其門人質問《四書》之語。《大學》、《中庸》各一卷，《論語》、《孟子》各二卷。然其中稱柟為「先生」，又「先生」字或跳行，似乎非柟自作。卷首有「門人魏廷萱等校刊」字，當即廷萱等所記也。其書《大學》從古本次序，《中庸》亦從古本分章。所說多因《四書》之義推而證諸躬行，見諸實事。如講「八佾舞於庭」章，因指在座門人衣服華靡者曰「此便是僣」之類，皆開示親切，不徒為訓詁空談。柟文集佶屈聱牙，純為偽體。而其解《四書》，平正篤實乃如此。蓋其文章染李夢陽之派，而學問則宗法薛瑄。二事淵源各別，故一人而如出兩手也。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錄。此編取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疑義》，逐條辨駁。其論《大學》，謂新民即明德中事，不應分之為三綱領。不知經文三「在」字顯然並列，安能不區別為三？又論「賢賢易色」一章，謂人能如是，必其務學之至覺，「生質之美」四字，朱子可不必加。亦未深體抑揚語意。如斯之類，皆不免有意推求。至如伊川謂「敬事而信」一章皆言所存而不及於事，拱則謂節用使民，非事而何？又謂孔子之責臧文仲，正以其賢而責之備。如斯之類，則皆確有所見，足以備參考而廣見聞。鄭汝諧《論語意原》，頗與朱子異同，而朱子於汝諧之說反有所取。朱子作《周易本義》，與程《傳》亦有異同，世未嘗以是病朱子。拱之是編，亦可作如是觀矣。
明陳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鉤解》，已著錄。是編皆考證《論語》名物典故，分十八門，又分子目四百九十有四。朱子以後解《四書》者，如真德秀、蔡節諸家，主於發明義理而已，金履祥始作《論語孟子集注考證》。後有杜瑛《論語孟子旁通》、薛引年《四書引證》、張存中《四書通證》、詹道傳《四書纂箋》，始考究典故，以發明經義。今杜、薛之書不傳，惟金氏、張氏、詹氏書尚傳於世。三人皆篤信朱子，然金氏於《集注》之承用舊文偶失駁正者必一一辨析，張氏、詹氏皆於舛誤之處諱而不言，其用意則小異。士元此書大致遵履祥之例，於《集注》不為苟同。每條必先列舊說，而蒐討諸書，互相參訂，皆以「元案」二字列之。凡一切杜撰浮談，如薛應旂《四書人物考》稱「有若字子有」之類，悉為糾正。較明代諸家之書，殊有根柢。特以專考《論語》，不備《四書》，故不及應旂書之盛傳，實則有過之無不及也。
明陳士元撰。自宋熙寧以前，《孟子》僅列於儒家。《史記》以孟子、荀卿合傳，寥寥十數語，於所曆鄒、滕、任、薛、魯、宋之事，略不一書。至朱子《綱目》，始於適魏之齊大書特書，明聖賢之去就，而編年之體亦不能詳述一人之始末。明薛應旂撰《四書人物考》，始採摭他書，以為《補傳》。而應旂不長於考證，舛漏頗多。士元嗣輯此書，第一卷敘孟子事蹟，後三捲髮明孟子之言。名以「雜記」，實則經解居多。其所援引亦皆謹嚴有體，不為氾濫之卮言。若趙岐《注》義以尾生抱柱不去證不虞之譽、以陳不瞻失氣而死證求全之毀，概為刪薙。與所作《論語類考》均為有裨於經義，故今特附於《四書類》焉。
明趙南星撰。南星字夢白，號儕鶴，高邑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吏部尚書，以忤魏忠賢削籍謫戍。崇禎初追諡忠毅。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凡《大學》一卷、《中庸》二卷。每節衍為口義，逐句闡發，而又以不盡之意附載於後。雖體例近乎講章，然詞旨醇正，詮釋詳明。其說《大學》，不從姚江之「知本」，而仍從朱子之「格物」，並《補傳》一章亦為訓解。其說《中庸》，不以無聲無臭虛論性天，而始終歸本於慎獨，皆確然守先儒之舊。蓋南星為一代名臣，端方勁直，其立朝不以人情恩怨為趨避，故其說經亦不以流俗好尚為是非。雖平生不以講學名，而所見篤實，過於講學者多矣，未可以其平近而忽之也。
明周宗建撰。宗建字季侯，吳江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至監察禦史，巡按湖廣，為魏忠賢所害。崇禎初追贈太僕寺卿，諡忠毅。事蹟具《明史》本傳。此書乃其授徒湖州之時與諸生所講論也。宗建剛方正直，屹然獨立。而其學則沿姚江之末派，乃頗近於禪。如雲：「人心之樂，井情非趣，非思非為，虛中之影，水中之相。」如斯之類，殆似宗門語錄。然講「素絢」章謂後人求深反淺，在當時夫子、子夏不過隨境觸悟，非子夏欲抹煞禮，亦非夫子不重禮。講「顏淵問為邦」雲夫子略指大意，非只執定數件。其言皆簡要明通，足釋訓詁之轇轕。且其人與日月爭光，則其書亦自足不朽。小小疵瑕，不足累之。此固不與講學之家爭一句一字之出入也。
明劉宗周撰。宗周有《周易古文鈔》，已著錄。宗周講學，以慎獨為宗，故其解「為政以德」及「朝聞道」章首揭此旨。其傳雖出姚江，然能救正其失。其解「多聞擇善，多見而識」章有雲：「世謂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有二，予謂聰明睿知非性乎？睿知之體不能不窮於聰明，而聞見啟焉。今必以聞見為外，而欲隳明黜聰求睿知，並其睿知而槁矣。是隳性於空而禪學之談柄也。」其針砭良知之末流，最為深切。其解「性相近」章謂：「氣質還他氣質，如何扯著性？性是就氣質中指點義理者，非氣質即為性也。」雖與朱子之說稍異，然亦頗分明不苟。蓋宗周此書，直抒己見，其論不無純駁，然要皆抒所實得，非剽竊釋氏以說儒書，自矜為無上義諦者也。其解「見危致命」章曰：「人未有錯過義理關而能判然於生死之分者。」卒之明社既屋，甘蹈首陽之一餓，可謂大節皭然，不負其言矣。與其為孫承澤，又何如為劉宗周乎？
明章世純撰。世純字大力，臨川人。天啟辛酉舉人，官至柳州府知府。聞流寇陷京師，悲憤而卒。《明史•文苑傳》附見《艾南英傳》中。所著總名曰《留書》。此其說《四書》者六卷。又別有《內集》一卷，乃所著子書；《散集》一卷，乃所作筆記。《明史•藝文志》總題曰《留書》，入之《儒家類》中。然說《四書》六卷之前，有天啟丁卯世純《自序》，後有世純自作《四書留書跋》，皆言詮釋《四書》之意，不及其他。其書分章抒論，體例類劉敞《春秋意林》。但敞不標經文，此標某章某章耳。解經家本有此體，入之子書，殊非其類。今割其《內集》、《散集》別著錄，而說《四書》者入《經部》，存其實也。世純與艾南英、羅萬藻、陳際泰號「臨川四家」，悉以制義名一時，而世純運思尤銳。其詁釋《四書》，往往於文字之外標舉精義，發前人所未發。不規規於訓詁，而亦未嘗如講良知者至於滉漾以自恣。揚雄所謂「好深湛之思」者，世純有焉。
△《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
康熙十六年聖祖仁皇帝禦定。自朱子定著《四書》，由元、明以至國朝，懸為程試之令甲，家弦戶誦，幾以為習見無奇。實則內聖外王之道備於孔子，孔子之心法寓於《六經》，《六經》之精要括於《論語》，而曾子、子思、孟子遞衍其緒。故《論語》始於言學，終於堯舜湯武之政、尊美屏惡之訓；《大學》始於格物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中庸》始於中和、位育，終於篤恭而天下平；《孟子》始於義利之辨，終於堯舜以來之道統。聖賢立言之大旨，灼然可見。蓋千古帝王之樞要，不僅經生章句之業也。我聖祖仁皇帝初年訪落，即以經筵講義親定是編。所推演者，皆作聖之基、為治之本，詞近而旨遠，語約而道宏。聖德神功所為契洙泗之傳而繼唐虞之軌者，蓋胥肇於此矣。
國朝孫奇逢撰。奇逢有《周易大旨》，已著錄。是編於四子之書挈其要領，統論大指，間引先儒之說以證異同，然旨意不無偶偏，如雲「聖人之訓，無非是學」，此論最確。乃兩論逐章皆牽合學字，至謂「道千乘之國」章敬信、節愛、時使皆時習事；《大學》「聖經」章所論本末先後，以明德須在民上明，修身須在天下、國家上修；又雲「格物無傳，是《大學》最精微處。以物不可得而名，無往非物，即無往非格。朱子所謂窮至事物之理，乃通《大學》數章而言」云云：皆不免高明之病。蓋奇逢之學，兼采朱、陸，而大本主於窮則勵行，出則經世，故其說如此。雖不一一皆合於經義，而讀其書者知反身以求實行實用，於學者亦不為無益也。
國朝黃宗羲撰。宗羲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是篇以其師劉宗周於《論語》有《學案》，於《大學》有《統義》，於《中庸》有《慎獨義》，獨於《孟子》無成書，乃述其平日所聞，著為是書，以補所未備。其曰「師說」者，仿趙汸述黃澤《春秋》之學題曰《春秋師說》例也。宗周之學，雖標慎獨為宗，而大旨淵源，究以姚江為本，故宗羲所述，仍多闡發良知之旨。然於「滕文公為世子」章力辟沈作喆語，辨無善無惡之非；於「居下位」章力辟王畿語，辨性亦空寂隨物善惡之說：則亦不盡主姚江矣。其他議論，大都按諸實際，推究事理，不為空疏無用之談。略其偏駁而取其明切，於學者不為無益，固不必執一格而廢眾論，因一眚而廢全書也。
國朝胡渭撰。渭有《禹貢錐指》，已著錄。是書卷一分四目：曰《大學二字音義》，曰《先王學校之制》，曰《子弟入學之年》，曰《鄉學之教》。卷二分三目：曰《小學之教》，曰《大學之教》，曰《學校選舉之法》。卷三分三目：曰《大學經傳撰人》，曰《古本大學》，曰《改本大學》。皆引據精核，考證詳明，非空疏游談者可比。卷四以下為渭所考定之本。大旨仍以朱子為主，力辟王學改本之誤。以《經》為一章，《傳》為八章。其「誠意」章以下與諸本並同，惟以「《康誥》曰」至「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為第一章，統釋三綱領；以「《詩》雲：邦畿千里」至「此以沒世不忘也」為第二章，謂前三節釋《經》「知止能得」之序，後兩節釋「知止」之由與「能得」之序；以「聽訟吾猶人也」一節為第三章，謂釋本末之意，而移「此謂知本」二句於前章「止於信」之下，與諸本為異。其說與朱子雖小異，然僅謂「格致」一章不必補《傳》耳。其論格物，固仍然朱子之旨也。其卷末一條謂「古之《大學》所以教人者，其文則《詩》、《書》、《禮》、《樂》，其道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法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故《孟子》謂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云云，所見切實。視泛為性命理氣之談，似五常百行之外別有一物謂之道，別有一事謂之學者，勝之遠矣。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有《古文尚書》，已著錄，是書因彥陵張氏《講義》原本，刪剟精要，益以明季諸家之說，而參配以已意。凡《大學》一卷、《中庸》二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創始於順治戊戌，草稿尚未全定而隴其歿，後其族人公穋始為繕寫編次，其門人席永恂等為之刊板。其曰《困勉錄》者，則隴其所自署也。明自萬曆以後，異學爭鳴，攻《集注》者固人自為說，即名為闡發《集注》者亦多陽儒陰釋，似是而非。隴其篤信朱子，所得於《四書》者尤深。是編薈稡群言，一一別擇，凡一切支離影響之談，刊除略盡。其羽翼朱子之功，較胡炳文諸人有過之無不及矣。
國朝陸隴其撰。是書乃其官靈壽知縣時與諸生講論而作，故所說止一百十八章。於《四書》不能遍及，蓋隨時舉示，非節節而為之解也。隴其之學，期於潛修自得，不甚以爭辨為事。惟於姚江一派，則異同如分白黑，不肯假借一詞。時黃宗羲之學盛於南，孫奇逢之學盛於北，李顒之學盛於西，隴其皆不以為然。故此編於學術醇疵，再三致意。其間融貫舊說，亦多深切著明，剖析精密。蓋朱子一生之精力盡於《四書》，隴其一生之精力盡於《章句集注》。故此編雖得諸簿書之餘，而抒所心得以啟導後生，剴切詳明，有古循吏之遺意。較聚生徒、刻語錄、以博講學之名者，其識趣固殊焉。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彖》，已著錄。是編《大學》用古本。後有《自記》，稱「讀朱子之書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詩》之雅鄭，周子無極之旨、邵子先天之傳，皆能灼然不惑，老而逾堅。獨於此書亦牽勉應和焉，而非所謂心通默契者。間考鄭氏舊本，尋逐經意，竊疑舊貫之仍，文從理得。況知本、誠身二義，尤為《大學》樞要所存，似不應溷於眾目中，致陸、王之徒得攘袂扼臂，自托於據經詰傳」云云，蓋意所未合，不欲附和以自欺，非故與朱子為難也。其《中庸》不用朱子本，亦不用鄭注古本，自分為一十二章。然特聯屬其文，使節次分明，大旨則固無異。《餘論》一卷，闡發精義尤多。《論語》、《孟子》則隨有所見即劄記之，但舉經文首句，標曰某章，其無所詮解者則並其章目不存焉。大旨皆主於尋求義理，宛轉發明，不似近代講章，惟以描摹語氣為時文敷衍地也。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研究文義，期於愜理而止，原不以考證為長。奇齡學博而好辨，遂旁采古義以相詰難。此其攻駁《論語集注》者也。其中有強生支節者。如古人有所師法皆謂之學，即至鱄諸學炙、秦青學謳，亦無異訓。朱子注學為效，原無疵病。奇齡必謂學者業道之名，泛訓作效，與工師授受何別？不知學道與學藝，所學之事異，而學字不能別釋，亦猶喻義喻利，所喻之事異，而喻字不能兩解。以此發難，未見其然。有半是半非者。如「非其鬼而祭之」，《注》引季氏旅泰山，固為非類。奇齡謂鬼是人鬼，專指祖考，故曰「其鬼」，引《周禮•大宗伯》文為證，謂泰山之神不可稱泰山之鬼，其說亦辨。然鬼實通指淫祀，不專言人鬼。果如奇齡之說，宋襄公用鄫子於次雎之社，《傳》稱「淫昏之鬼」者，其鬼誰之祖考耶？有全然無理者。如「無所取材」，鄭康成注「材」為「桴材」，殊非事理。即牛刀之戲，何至於斯？朱子訓「材」為「裁」，蓋本諸韋昭《國語注》，未為無據。奇齡必申康成假設之說以攻《集注》，不幾於侮聖言乎？然其中如謂甯俞不仕文公及祿去公室三世、政逮大夫四世之類，考據特詳；解「為政以德」之類，持論亦正：較陳天祥《四書辨疑》徒推尋於文句之間以難朱子者，固自勝之。漢代學官，《齊論》、《魯論》、《古論》三家並立。兼采異說以備參考，是亦古人諸家並存之義也。
國朝毛奇齡雜論《四書》之語。前二卷為其門人盛唐、王錫所編，後二卷為其子宗遠所編，《補》二卷則其門人章大來所編也。其書本語錄之流，隨時雜記，不以經文次序為先後，亦不以《四書》分編，惟每卷目錄各稱《論語》若干條、《大學》若干條、《中庸》若干條、《孟子》若干條耳。奇齡說經，善考證而喜辨論，故詮釋義理，往往反覆推衍，以典籍助其駁詰，支離曼衍，不顧其安。至於考核事實，徵引訓詁，則偏僻者固多，而精核者亦複不少。如以姚方興所補《舜典》二十八字為偽，其論本確。而考以所著《古文尚書冤詞》，則力以此二十八字為真，引證諸史，亦言之鑿鑿。豈非辯之所至，輒負氣求勝，遂不暇顧其矛盾耶？至於以「畏匡」為鄭地，以公山弗擾之畔不在定公十二年諸條，則證據確然，實有出於《集注》之外者。棄短取長，未嘗不可與閻若璩《四書釋地》並傳也。《補》二卷中多載其門人子侄之說，疑唐、錫等亦有所刪潤，非盡奇齡之舊觀。大來《序》稱「補綴所聞，各有記憶，且亦陸續成此書，不能一轍」，則雜出於眾手明矣。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備述諸家《大學》改本之異同。首列註疏本，《大學》之真古本也。次列漢熹平石經本，有錄無書，以原本不傳，且考驗舊文，知即今註疏之本，故不復列。次為魏正始石經本，即豐坊所依託者，仍列於前，從其所偽之時代也。次為明道程子改本，次為伊川程子改本，次為朱子改本，皆錄全文。次為王柏改本，次為季本改本，次為高攀龍改本，即崔銑改本，次為葛寅亮改本，皆僅列其異同之處，而不錄全文。漢以來專門之學，各承師說，但有字句訓詁之異，無人敢竄亂古經。鄭玄稱好改字，特注某當作某耳，不敢遽變其字也。費直始移《周易》，杜預始移《左傳》，但析傳附經耳，亦未敢顛倒經文也。自劉敞考定《武成》，列之《七經小傳》，儒者視為故事，遂寢以成風。《大學》一篇，移掇尤甚。譬如增減古方，以治今病，不可謂無裨於醫療，而亦不可謂即扁鵲、倉公之舊劑也。奇齡備列諸本，使沿革秩然，亦足以資考證。蓋一則欲綱目分明，使學者易於致力。一則欲章句不易，使古經不至失真。各明一義，固可以並行不悖耳。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有《古文尚書疏證》，已著錄。是編因解《四書》者昧於地理，往往致乖經義，遂撰《釋地》一卷，凡五十七條；複摭所未盡為《釋地續》一卷，因牽連而及人名凡八十條；複因地理、人名而及物類、訓詁、典製得一百六十三條，謂之《又續》；其他解釋經義者又得一百二十六條，謂之《三續》。總以《釋地》為名，從其朔也。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雖其中過執己意，如以鄒君假館謂曹國為複封，以南蠻鴂舌指許行為永州人者，亦間有之。然四百二十一條之中，可據者十之七八。蓋若璩博極群書，又精於考證，百年以來，自顧炎武以外，罕能與之抗衡者。觀是書與《尚書古文疏證》，可以見其大概矣。
國朝楊名時撰。名時有《周易劄記》，已著錄。是編乃其讀《四書》所記也。《大學》不標古本之名，亦不顯言古本、改本之是非，而皆用李光地古本之說。故其首條曰：「文貞公以知止屬志學，以靜安屬主敬，能慮能得屬致知力行，知所先後為知本知至，此解確不可易。」其以格物為明善，不取王守仁「格庭前一竹」之說，亦不主朱子《補傳》之說。《論語》如「謂之吳孟子」句及「非禮勿視」四句，雖以時文為說，而大致主於闡明義理，多所心得。《中庸》立論切實，如雲：「『鬼神之為德』章，以前說子臣弟友、妻子父母，忽然說到鬼神，似乎隱怪，不知如何接逗。曰宗廟社稷即人倫之極致處，不說到此，如何得完人倫分量？」又雲：「無聲臭即以無極言之亦無弊，然卻落空，不如以天無心而成化言之。」又雲：「無聲無臭謂天命本然，莫說入於玄妙。」其宗旨可見。《孟子》一卷最簡略，疑其未成之書，然總非近時講章所有也。
國朝焦袁熹撰。袁熹有《春秋闕如編》，已著錄。是書據其子以敬、以恕所作《凡例》，袁熹手定者十之六，以敬等掇拾殘稿、補綴成編者十之四，故與所作《經說》偶有重複，然較《經說》多可取。其中強傅古義者，如《大學章句》中「常目在之」，自為所在之在，乃從《尚書》訓為察。《中庸》「如鼓瑟琴」，即本詩亦但言聲和耳，乃以為琴屬陽，瑟屬陰，喻陰陽之和。《論語》「女弗能救」，自是匡救，乃引《周禮•司救注》，解為防禁。「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自取覺世之義，乃引《明堂位》「天子振木鐸」，謂夫子當有天下。「達巷黨人」本無名氏，乃因《史記》有「童子」二字，指為項橐。雖不免賢智之過，然其他皆疏理簡明，引據典確。間與《章句集注》小有出入，要能厘然有當於人心。自明以來講《四書》者，多為時文而設。袁熹是書，獨能深求於學問。原《序》稱其心師陸隴其，終身不名不字，而不走其門。蓋志不近名，宜其言之篤實矣。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取經傳中制度名物有涉於鄉黨者，分為九類：曰《圖譜》，曰《聖跡》，曰《朝聘》，曰《宮室》，曰《衣服》，曰《飲食》，曰《器用》，曰《容貌》，曰《雜典》。考核最為精密。其中若深衣、車制及宮室制度尤為專門，非諸家之所及。間有研究未盡者。若謂「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群臣相揖而已。既畢朝，若有所議，則入內朝。」引《左傳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韓獻子將新中軍，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為內朝議政之證。謂「鄭注《太僕》燕朝王圖宗人嘉事者，特舉其一隅，非謂宗人得入，異姓之臣不得入。後儒誤會《太僕注》，以異姓之臣不得入路門，遂謂攝齊升堂為升路門外之堂，其實路門之外無堂」云云。
今考永謂異姓之臣得入內朝，永說為是。若謂路門之外無所議，欲有所議必入內朝，則永未詳考。《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註：「言與百官合考民事於外朝也。」又曰：「合神事於內朝。」註：「內朝在路門內。」是則路門以外之朝，天子諸侯於以合考民事，豈謂無所議耶？永又謂「《禮緯》『天子外屏』乃樹屏於應門之外，『諸侯內屏』，乃樹屏於應門之內，以內屏為在路門內者誤」云云。今考《曲禮、爾雅疏》俱雲諸侯內屏為在路門內，且《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寧。」此門既據路門，則屏之內外亦自據路門內外可知。《晉語》曰：「驪姬之讒，爾射予於屏內。」韋昭《注》「樹謂之屏。禮，諸侯內屏。」亦謂路門內也。《吳語》：「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又曰：「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韋昭《注》：「屏，寢門內屏也。婦人禮，送迎不出門。」據此，則諸侯之屏明在寢門內矣。《淮南子•主術篇》：「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誘註：「諸侯在內，天子在外，故曰所以自障。」若諸侯亦設屏於朝門外，其何以別天子之自障乎？但考《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雲下堂，則路寢也。奉書而入，則入路門也。其內有屏，則似天子亦內屏。不知《釋名》曰：「罘罳在門外。罘，複也。罳，思也。臣將請事，於此複重思之。」又曰：「蕭牆在門內，蕭，肅也。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論語》孔安國《注》：「蕭牆，屏也。」則門內蕭牆亦通名屏。崔豹《古今注》：「罘罳，屏之遺象。行至門內屏外，複應思惟。」則門內之牆，《古今注》又名曰罘罳，天子外屏，乃《釋名》所雲門外罘罳也。《大戴禮》所雲「負屏」，則又《古今注》所雲門內罘罳也。《古今注》又謂西京門闕殿舍前皆有罘罳，蓋天子非若諸侯內屏，門內堂前，亦宜有隱蔽之處，故路門內外俱有屏。證諸《大戴禮》、《釋名》等書，最確鑿。今永謂天子屏在應門外，則未知所據。考《三輔黃圖》，漢未央宮擬於路寢。《五行志》未央宮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則擬於路門。罘罳在東闕外，則天子外屏在路門外，漢時猶存遺制。《覲禮》：「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則廟門外有屏也。《管子》：「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則廟門外之朝甯與路門外之朝寧同。天子廟門外之朝寧有屏，則路門外之朝寧亦當有屏，故可以廟門例路門也。鄭氏於《覲禮》引「天子外屏」為證，實有精義。而永必易之，仍不若依鄭之為得也。然全書數十百條，其偶爾疏漏者不過此類，亦可謂邃於三《禮》者矣。
國朝程大中撰。大中字拳時，號是庵，應城人。乾隆丁丑進士。是編采輯諸書之文與《四書》相發明者，或《集注》所已引而語有舛誤，或《集注》所未發而義可參訂，皆為之箋其出處。其與《集注》小異者，則為《附錄》。其他書中所載四子書文與今本異者，則為《附記》。第六卷中則專考《四書》人物遺事。又雜事數十條，別為《雜記》。援據頗極詳明。中如「束帶」一條，不引《玉藻》「肄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之文；「朋友死，無所歸」一條，引《白虎通》而不引《檀弓》「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之文；「廛無夫裏之布」一條，《集注》止引《載師職》，而此不引《閭師職》「凡無職者出夫布」之文以補之：未免疏漏。至《雜記》內因《論語》有「夢周公」一語，遍引堯、舜、禹、文諸夢事，如《夢書》、《六帖》皆為引入，亦稍涉氾濫。然詞皆有據，雖不能與閻若璩《四書釋地》並駕齊驅，較張存中之《通證》、詹道傳之《纂箋》，要無所讓也。
──右「四書類」六十三部，七百二十九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四書》定於朱子《章句集注》，積平生之力為之，至垂沒之日，猶改定《大學》「誠意」章《注》，凡以明聖學也。至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闡明理道之書遂漸為弋取功名之路。然其時經義、經疑並用，故學者猶有研究古義之功。今所傳袁俊翁《四書疑節》、王充耘《四書經疑貫通》、詹道傳《四書纂箋》之類，猶可見其梗概。至明永樂中，《大全》出而捷徑開，八比盛而俗學熾。科舉之文，名為發揮經義，實則發揮注意，不問經義何如也。且所謂注意者，又不甚究其理，而惟揣測其虛字語氣以備臨文之摹擬，並不問注意何如也。蓋自高頭講章一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並朱子之《四書》亦亡矣。今所採錄，惟取先儒發明經義之言，其為揣摩舉業而作者則概從刪汰。惟胡廣《大全》既為前代之功令，又為經義明晦、學術升降之大關，亦特存之，以著明二百餘年士習文風之所以弊。蓋示戒，非示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