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紀念「八一三」而展望全面和平
| 因紀念「八一三」而展望全面和平 二十九年八月十三日 汪精衞 中華民國29年（1940年）8月13日 1940年8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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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我道：「中國的抗戰派與和平派何時始能合一呢？全面和平何時始能實現呢？」
我答道，中國沒有什麼派，只有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為國家民族求生存獨立的共同意見；只有極少數的共產黨，是被擯於此共同意見之外。然而這些共產黨，久矣夫不是中國人了，是應該被擯於中國人之外。那麼，中國沒有什麼派，只有一個為國家民族求生存獨立的共同意見。
這共同意見是什麼，是好的和平條件。詳細些說，是有益於中日兩國、有益於東亞的和平條件。如果這好的和平條件能得到呢，中國絕不會再有所謂抗戰派；反之，不能得到呢，則所謂和平派歸於失敗。這所謂失敗，不過是目前的失敗，不是永久的失敗。因為中日合作、復興東亞這條大路，遲早兩國總要共同走上的。
由此可知，全面和平之能否實現，視乎好的和平條件之能否獲得。好的和平條件獲得愈快，則全面和平實現亦愈快。
然則我們將如何獲得好的條件呢？
好的和平條件是中國人所共同希望的，至於如何獲得好的和平條件，則中國人所採的方法未見得盡同了。我如今舉出兩個最要不得的方法如下：
其一、「以為單獨與日本講和平是不容易得到好條件的，必須加上某某國方纔能得到幫助，以折衷至當。」這種打算是最要不得的。我們必須認定，所謂「中日合作、復興東亞」不是一種門面話，而是一種有真實性的主張；不是一種權謀術數，而是一種有絕對性的信仰。如果中日兩國不能相見以誠，而欲以縱橫捭闔的手段得到外交上的效用，真所謂弄小巧成大拙。
其二、「以為日本既欲結束戰事，則中國正宜利用之，使戰事延長，因而獲得更好的和平條件。」這種打算尤其要不得。戰事愈延長，則消耗愈多、補償之必要愈加甚，只有使和平條件更不好，豈有使和平條件更好之理。
以上兩者，不但淺薄，而且乖戾。然而重慶方面往往發生此種論調，恬然不以為怪，是何故呢？一由於懷疑「好的和平條件」之能否獲得，二由於恐懼「好的和平條件」之不能獲得。而其懷疑與恐懼之來源，則在對於中日合作、復興東亞的意義，始終沒有認識清楚，始終以為這不過是一種門面話、一種權謀術數。
殊不知立國於現世界，很少能孤立的。不惟弱國不能孤立，強國也不能孤立。固然為國家打算，不可輕易與他國發生連帶關係，以致牽制了行動的自如。然而，在天然關係上（如地理、人種），在人為關係上（如道德觀念、經濟條件），兩三個國家聯合起來，各自保障並且互相保障，實在是必要的。所以日本看得在睦鄰好友、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原則上面，與中國合作、復興東亞，比較藉戰勝之威使中國屈服，更來得重要。
中國如果明白此層，則用不着懷疑、用不著恐懼，只有打疊起全副精神、加倍的努力。如我在四月二十六日所講《罪己的精神》，使日本覺得中國實實在在是復興東亞的一個最良的伴侶，則和平條件斷沒有不好的。因為這所謂好，不但於中國好、於日本也好、於東亞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