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衍義補/卷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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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濫縱之失

《周書·呂刑》曰：惟時苗民匪察於獄之麗〈（附也）〉，罔擇吉人觀於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製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於苗，苗民無辭於罰，乃絕厥世。

蔡沈曰：「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於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製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貸而降罰於苗，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滅之也。」

陳大猷曰：「自古酷吏如郅都、寧成、嚴延年、王溫舒、周興、來俊臣之流，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上帝不蠲而絕厥世，古今一律也。」

臣按：刑罰之所以不中者非訖於威則訖於富，訖於威所以徇人之勢，訖於富所以阜己之財，用是以斷制刑獄，虐亂無辜之人，民怨於下，天怒於上，卒之所依之勢不可怙，所得之財不能保，而並與己之所有者而喪之，遂使自受姓以來之宗祀亦殄滅而無遺類焉。嗚呼，《呂刑》此言豈非萬世典獄者之永鑒哉。

獄貨非寶，惟府〈（聚也）〉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善也）〉政在於天下。

蔡沈曰：「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雲罪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

吳澂曰：「非天不中而偏罰之，蓋以人之為人，在於有生之命，陷人命以至於死，天豈容之哉？若天之罰不如此其極，則猶吏將無所畏，恣於深刻而施之庶民者皆酷虐之政，無復有令善之政在於天下矣。」

臣按：獄之於人乃性命之所關係，顧不以公而以私，不以理而以欲，以人之性命而成吾之私家，其與殺越人於貨其心一也。盍思曰人之生也乃天之所命，吾以貨而殺人，是逆天命也，天豈容我哉？以貨殺人且不可，況又假天之討有罪者以殺無罪？是重得罪於天矣。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突之子毛及偃從公子重耳在秦）〉。」對曰：「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

臣按：刑以弼教，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權其輕重以為取捨焉。苟在上者理有不明，而惟欲之徇，至用刑誅以快其志，則凡所惡者大者可誅、小者可論而人無容足措手之地矣。下拂乎人心，上逆於天道，人雖無如我，何其如天何？

秦文公二十年，初有三族罪。孝公用衛鞅變法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始皇並吞六國，毀先王之法，減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摽文墨，晝斷獄，夜理書，目程決事，日懸石之一，而奸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臣按：秦不師古，專用刑法，以致民不聊生而天下潰叛，後世所當以為鑒戒者也。

漢高祖除秦苛法。孝惠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高後除之。孝文元年，盡除收帑相坐律令。

臣按：古者五刑極於大辟，死一身之外無餘刑也，至秦人始有三族之法，罪及於妻子同產，夫以一人之有罪而其妻子固無罪也，況一族乎？父之族同一氣脈之相傳且猶不可，又況於母族、妻族乎？是人家以一女子適人之故，而累及其一家一族無辜而至於絕宗殞祀，若推其類而至於義之盡，則生女可以不舉矣。使家家皆懲之而不舉，則人類不幾於絕乎？所謂妖言之令，尤為無可憑據，言出於人之口而入於人之耳，甚無形跡也，徒以一人之言而坐其一人之罪且不可，況其家族乎？有國者恐其搖民惑眾，或至奸宄之生、禍亂之作，必明立禁條，須必見於手書著於簡牘，成夫文理，質證對驗，明白無疑，然後坐之，不然且將有如賈生之論秦者矣。生之言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非徒不能禁亂，且因以生亂而至於亡矣。」漢承秦後而一切禁之，其享國至四百餘年，宜哉。

武帝即位之後，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湯奏顏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是後有腹誹之法比，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胡寅曰：「昏主奸臣未有不惡嫉言者，武帝非昏主也，而信張湯立此令，何哉？古者立誹謗之木以求謗言，故士傳言、庶人謗，既許之謗則有口者皆得盡其情矣。周厲王雖監謗，亦見其時言路之不隘也，監之而後隘矣。秦禁偶語則兩人不得相與言矣，其後又有妖言令，則一人而為國家深計者亦不得獨獻言矣。雖然，是猶或發之於口、或筆之於書，得一據證，反是為非，加之罪辟也，若夫腹誹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為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是故敷奏以言，既觀其言，明試以功，又考其事，庶乎盡之而大奸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乃探心腹不用形顯而罪之。嗚呼，異哉！人心難測甚於知天，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今指孝子曰爾欲弒父，指忠臣曰爾欲弒君，指廉人曰爾欲為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為盜賊，爾雖不言不為吾知，爾之心也。然則凡所嫉惡者孰不可殺矣，立法如此，與商紂剖比幹觀七竅也幾希，使賢人君子精忠不得以上白，誌義不得以自伸，反貽暗昧之誅，喑嗚而死，皆湯啟之也。湯禍賊不足道，其報亦不旋踵，獨孝武信而用焉，惜哉。史雲公卿大夫自是諂諛取容，夫求合者不待是而諂諛也，況立法以詔之乎。」

臣按：腹誹之法胡氏論之可謂切至矣，張湯今年殺顏異，明年即自殺，天道好還，彰彰如此，為人臣以事君，何用殺人以求自安其位耶？

武帝以法制禦下，好尊用酷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道路不通，乃使樊昆等衣繡衣持節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眾，一郡多至萬餘人，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不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胡寅曰：「所為立君者為人群而爭也，不務德化而以力從事，是與之爭也。夫民服之則馴，治之則駭，與之爭則奮然競起矣。雖大無道之君惡民叛己，臨以嚴刑如草者，錢枿耰鋤相尋於地上，亦未有能盡殺四海之人者，何則？寡不勝眾也。漢監不遠，在嬴政之世矣。是故以法制民不若以善養民，以政禦眾不若以德撫眾，撫以德、養以善，居上而寬，如天覆然，何至於為盜哉？」

臣按：聖人制刑以求無刑，立辟以求止辟，武帝時以盜賊滋起，作為沈命法，非獨不能止盜，反由是而盜賊滋多，且又因之而致官吏之相為掩蔽而盜賊益甚，是一舉而二失焉，由是而馴致大亂不難也。《呂刑》雲「民之亂罔不中」，是則治民之道無有過於中者也，是故先王立法制刑莫不用中，中則無過無不及，可以常用而無弊，不過而嚴亦不及而寬，過而嚴則民有不堪而相率為偽以避罪，不及而寬則民無所畏而群聚競起以犯罪。

初，孝武之世征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奸軌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奸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網浸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幾閤，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不曉其用意也）〉，或罪同而論異，奸吏因緣為市〈（弄法而受財若市買之交易）〉，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例也）〉，議者鹹冤傷之。

臣按：武帝以百姓貧耗，窮民犯法，乃使酷吏條定法令，推求其罪以網羅之。嗚呼，盍亦反求民之所以犯法之由乎？史固曰「征發煩數，百姓貧耗」，民之所以窮而至於犯法者有由也，始也既用桑羊、孔僅以征發煩數而致民於法獄，終也又用張湯、趙禹以律令煩苛而陷民於死地，武帝何不仁之甚哉？然則欲民之不犯法，其道何繇？曰《管子》有言「倉稟實，知禮節」，必也製節謹度，薄稅斂，寬力役，使其家給人足，則民不窮而人不犯於有司矣。

宣帝時，廷尉史路溫舒上言秦人用刑之失，其終有曰：「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雖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臣按：溫舒之疏真氏已載於前書，且謂：「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煆煉而周納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煉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雲『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十餘言其於胥吏慘刻之情、獄犴冤枉之狀可謂盡矣，然觀其疏，始言秦之時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虛美薰心，實禍蔽塞，乃秦之所以亡；繼言胥吏慘刻，獄犴冤枉；及其終也，又以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結之。大意謂秦之所以亡由刑獄慘刻，刑獄慘刻由言路不開，言路所以不開者由以正言遏過者為誹謗妖言也。宣帝善其言，故下詔立廷平，然當時楊惲之死，正坐南山蕪穢，縣官不足為盡力之言，於定國為廷尉，乃奏以為妖惡言，大逆無道，則是溫舒之言切中宣帝之失而借秦為言耳。胡氏謂人君行事不當於人心，天下得而議之，豈有戮一夫、鉗一喙而能沮弭之哉？宣帝於是乎失君道矣。噫，人君之酷刑皆足以失人心而亡國，一旦苟有革心猶足以善其後，惟殺諫者則無不亡之理，觀諸漢、唐末世之君可見矣，有國家者尚鑒之哉。

章帝時，陳寵上疏曰：「陛下即位，數詔群僚宏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今宜蕩滌煩苛之法，輕薄棰楚以濟群生。」帝納寵言，詔有司絕鑽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於令。

臣按：文致，謂其人無罪，文飾致其法中也。

桓帝延熹元年，中常侍侯覽等令牢修上書，告李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部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帝怒，下郡國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按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之，豈有罪不彰而致收掠乎？」不肯平署。上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杜密、陳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蕃上書極諫，帝怒，策免之，自後無敢復言者。竇武、霍諝復以為言，帝意稍解，乃詔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裡，書名三府，禁錮終身。及靈帝即位，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侯覽怨張儉尤甚，乃命朱並上書，告儉等共為部黨，圖危社稷。時上年十四，問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耶？」對曰：「欲為不軌。」上曰：「不軌者何？」對曰：「欲危社稷。」上乃可其奏。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連引收考布遍天下，宗戚並皆殘滅，郡縣為之殘破。

馬端臨曰：「黨錮之獄，出於宦官之惡直醜正，然欲加之罪則必從而為之辭，帝之問曹節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耶』，善哉問也。帝時方童幼未知，奸佞容悅之可親，忠賢鯁直之可惡，故發此問，至對以『謀不軌，危社稷』，則不復能窮詰其所以謀之說、所以危之狀而遽可其奏矣。自昔昏暴之君誅諍臣、戮直士，若龍逄、比幹之儔，皆以諫諍於朝而嬰禍，而竊議於野者則未嘗罪之也。至李斯始有偶語之禁，張湯始有腹誹之律，皆處以死罪。今觀黨錮諸賢所坐，即偶語腹誹之罪，而曹節、王甫所為，蓋襲斯、湯之故智也，至於根連株逮，坐死者不可勝計，雖曰主昏政亂，凶璫得以肆其威虐，然亦有由來矣。蓋漢家之法以殊死為輕典，而治獄之吏則以深竟黨與為能事，夫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傳曰『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信哉。」

臣按：路溫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臣以為治獄之吏其小者耳，其所失之存最大者則誹謗妖言之禁焉。呂後時雖除去其禁，然溫舒上疏於宣帝，始終以誹謗為言，則是雖除之實則暗用之而不自知也，其子孫習見以為當然，左右凶邪遂襲用之以除異己之人，其禍乃至更代累世而猶熾，卒之善良受禍，國祚隨之。後之有天下者，其他刑獄雖若慘刻，然失人心、促國脈趣於亟亡者皆莫甚於誹謗妖言之令也。古語雲殺諫臣者其國必亡，然殺諫臣猶有定名，不諫者未必殺也，惟用誹謗妖言坐人之罪，則不分在朝在野、有官無官，一切誅之以鉗天下之口，其國之亡也，又何疑哉？

魏孝文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製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蹠之誅，不亦哀哉？」孝文善之，遂除其制。

臣按：秦始有夷族之刑，一人犯罪延及一家，而且及其母族妻族焉，崔挺茲言其仁人之言哉。秦僅再世，而博陵之崔世為北朝大族，至於唐猶盛，不可謂天無意也。

初，魏元丕與陸睿、李衝、於烈俱受不死之詔，睿既誅，賜衝、烈詔曰：「睿反逆，違誓在彼，不關朕也，然猶不忘前言，聽其自死，免其孥戮，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

司馬光曰：「殺生予奪，人君馭臣之大柄，是故先王之制雖有八議，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可宥則宥，可刑則刑，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魏於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使陷於死地也。」

臣按：人君為治大要在仁義，所以持仁義者信也。不當死而死之非仁，當死而不死之非義，既許以不死而又死之非信，失此三者，何以為國？

梁武帝疏簡刑法，自公卿大臣鹹不以鞫獄為意，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主家，有司不敢搜捕，帝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臣按：大禹泣囚，憐民之愚也；梁武泣囚，僥己之福也。灑淚雖同而處心則異，憐愚而泣，終置之於法，所以戒其後，使之化愚為智、變惡為良；僥福而泣，雖若免之於死，然而法度日弛，奸惡日起，卒致白晝殺人、公行摽掠，本欲僥福於己，而反有以致禍於人，所謂求福不得而禍已隨之者也。佛教之不足憑信如此，後世人主其鑒之哉。

隋文帝素不悅學，既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恆令左右覘內外，小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即令斬之。高等諫，以為朝堂非殺人之處，殿廷非決罰之地，帝不納，又為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不從，竟於殿廷行決。帝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群臣之不諫者。

臣按：智者行其所無事，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文帝既以任智而獲大位，故凡事皆以所謂智者處之，欲人莫測吾之所為而知所畏懼，將以得其情而攝其心也。嗚呼，聖人所謂智者豈若是耶？彼蓋自智其智，非吾聖人之智也。智與仁勇為天下之三達德，缺一不可也，而其所以然者則本於誠焉，誠以用智則所謂行其所無事也。噫，隋文用其奸謀詭詐以為智，天之未定則因之以奸天位，天之既定則因之以滅宗祀，後世人君有任私智者，尚文帝之鑒哉。

文帝尚慘急而奸回不止，定盜一錢棄市法，聞見不告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盜一榱桷、三人共竊一瓜，即時行決。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但為枉人米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停盜取一錢棄市之法。

臣按：先王因情以立法，如衡之於輕重，少者不可多，大者不可小，物有多少、大小而衡一以無心待之，隨其多少、大小而權之也。盜一錢者則坐以死，盜萬錢者又何以加之哉？以是立法，是教天下之為盜者不為盜則已，如必為盜則為其大而毋為其小，寧取其多而不取其少，豈所謂辟以止辟者耶？

唐武後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謹，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擢胡人索元禮為遊擊將軍，令按製獄，元禮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私蓄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索元禮等推之，競為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及鳳凰曬開、驢駒拔橛、仙人獻果等名，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

胡寅曰：「自古酷刑未有甚於武後之時，其技與其具皆非人理，蓋出於佛氏所說地獄之事也。佛之意本以怖愚人使之信也，然其說自南北朝瀾漫至唐，未有用以治獄者，佛之言在冊，知之者少，至閻立本圖《地獄變相》形於繪畫則人之得見，而慘刻之吏智巧由是滋矣。是故惟仁人之言其利溥，佛本以善言之謂治鬼罪於幽陰間耳，不虞其弊使人真受此若也。籲，亦不仁之甚矣。」

臣按：先王制刑本以製民使之不敢為惡，後世為惡者乃以刑為行惡之具，其慘酷有如武後時酷吏之所為者，盍思曰吾人也，彼亦人也，人以是加我，我能堪之乎？天道好還，吾害人以保己之富貴，人雖不奈我何，其如天道何？吾雖尊貴，彼雖卑賤，同一知識蠢動也，我與彼均稟性賦形於天地間，天生我亦猶生彼也，不畏於人，獨不畏於天乎？

武後長壽元年，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狄仁傑等謀反。先是，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及仁傑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即承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仁傑令其子上冤狀，武後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未嘗褫其巾帶，寢處安甚。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綝視之，俊臣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使綝奏之。樂思晦男數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召見，武後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可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武後意稍悟，召見仁傑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武後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

臣按：路溫舒言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棰楚刑具之輕者也，人之肌膚尚有所不堪者，況用非法之重刑乎？後世人主觀武後時來俊臣治狄仁傑謀反之獄，及詳樂思晦幼男之言，與仁傑召見之對，則酷吏害人之情狀、罪人承罪之因由，灼然見矣。

武後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雲其謀反，中間疑有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朕不以為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耶？」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啟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後悅，曰：「烝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

臣按：武後雖女主，然其本心之天理亦未嘗無也，雖以一時酷吏逢其惡用淫刑以逞，彼雖昧於其初，然事久而天理定，事過而善心生，卒亦未嘗不知其非也，是以酷吏無不坐誅，而當時宰臣順成之者亦咎其陷己於淫刑焉。後世人主觀仁傑之對及元崇此言，凡有大獄必須自引所犯者於前，躬自詰問而毋為所蔽，為刑官者毋逢君之惡，為大臣者必匡君之失，毋使他日其君之悔悟而誅戮之及、咎怨之歸也。

武後時，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刻之吏以深刻為功，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摺脅簽爪，懸發熏耳，刻害支體，糜爛獄中，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即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

臣按：人主所深惡者反叛也，而小人之欲求富貴者往往假是誣人以求爵賞，人主不之察而聽之，其致人於死地輒至十百，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絕人之宗祀，其為仁政之累、和氣之盭也大矣。遇有斯獄必須隔別而問，證佐既明，必須得其反具，引赴御前，躬為詰問，許其面辯，不付其獄於所執之人，必察其詳於外廷之訊。如此，則奸狀無不明，刑獄無不當矣。

玄宗天寶初，李林甫為相，起大獄以誣陷異己者，寵任吉溫、羅希奭為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煆煉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臣按：國家置為刑獄，有一定之名，有一定之所，祖宗成法，子孫當遵守之不敢有加焉可也。漢唐以來，乃有詔獄之名，及有起大獄者，是於常憲之外而更為之異名，以羅人於死地，所以張奸臣之威，失天下之心，皆由乎此。後世人臣有請於祖宗常獄之外別起獄者，必奸邪也，人主宜痛斥之。

肅宗時，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善用炮，免死，以白衣於陝郡效力。賈至上疏曰：「《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若縱去榮，可謂生漸矣。議者謂陝郡初復，非其人不可守，然則他無去榮者，何以能亦堅守乎？陛下若以炮石一能即免誅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其徒實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止捨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不亦其傷益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亂於富平而治於陝郡，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下其事令百官議，韋見素等議以為：「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猶不敢擅殺，而小人得擅殺，是臣下之權過於人主也。去榮既殺人不死，則軍中凡有技能者亦自謂無憂，所在暴橫，為郡縣者不亦難乎？陛下為天下主，愛無親疏，得一去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於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寬之，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法乎？今陝郡雖要，不急於法也，有法則海內無憂不克，況陝郡乎？無法則陝郡亦不可治，得之何益，而去榮末技，陝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無，家國乃為之輕重。此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舍之。

臣按：肅宗之於一王去榮殺縣令而不正其罪，賈至既言之，韋見素等又言之，諄復明切如此，而肅宗竟不悟焉，其後卒至法令廢弛，士卒桀驁，終唐室而不振，其原未必不出諸此也。

懿宗同昌公主薨，悼痛不已，殺醫官韓宗卲等二十餘人，收捕親族三百餘人係京兆獄，平章事劉瞻言以為：「修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深軫聖慈，宗卲等診療之時，惟求疾愈，備施方術，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蹉跌。原其情狀，亦可哀矜，而械係老幼三百餘人，道路嗟歎，奈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願少回聖慮，寬釋係者。」上覽疏不悅。

臣按：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懿宗以一女之故而殺醫者二十餘人，而收捕親族至三百餘人，知痛吾女之死而人之死獨不可痛哉？彼二十人者皆有父母子女，吾愛吾女而彼之父母子女亦愛其父與子，人有貴賤而痛戚之情則一也，吾女之死非其故，若出於誤亦在所宥，況醫所能生者不死者爾，數之盡者，醫豈能延哉？劉瞻之言痛切而懿宗不悟，非獨不仁，蓋不智也。

宋至和中，太常博士吳及言：「古人除肉刑，重絕人之世也。今則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剿絕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多矣。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有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疾與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唐太宗定製無得逾百員，且以祖宗近事較之，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伏望浚發德音，詳為條，禁進獻宦官一切權罷，擅宮童幼置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莫先於此。」

臣按：五刑之中宮刑最重，四刑惟殘人之肌體，宮刑則絕人之種類，故雖死辟之大不若宮刑之慘，大辟雖曰身首異處，然止於一身一時，而宮刑則上閼先傳、下絕後繼，非止一人一世焉。今世無古宮刑，亦無宋人宦官之家取他人子宮以為嗣之例，祖宗以來，凡人侍掖庭者多取軍旅中不得已所係累之幼稚，免其死而生之，至仁之恩也。近年乃有軍民之家，自宮其子以求進者，而在近甸尤多，惟我國家都燕，切近邊鄙，民之生於是者比諸他境尤當加意愛惜而保養之，使其蕃息以壯實根本，一人失其生固在所惜，況千百人絕其後代乎？伏願體天地好生之德，嚴為禁製，自今有自宮其子弟者罪其父母及其生戶，全家戍邊，鄰保知情重加罰贖，其主使下手之人問以死罪，被宮者分送藩府以給使令，永不許進入掖庭，如此，則不禁自絕矣。是亦聖朝體天心、惜民命、錫民類，莫大之仁政也。

高宗紹興中，殿中侍御史常同論：「私鹽刑名太重，主議之臣但曰刑不峻不足以致厚利，夫峻刑章而不恤民害，此奸臣之所為也。自古及今，刑之所犯必稱罪之輕重，豈有罪無等降，一用重刑之理？今私鹽一斤至杖脊配廣南，則孰不相率而為百千斤之多哉？祖宗之仁德在人，猶人之有元氣，今天下之勢可謂病矣，奈何遂欲傷元氣乎？法令之行係乎國本，不使有識縉紳之士議之，而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非國之福也。」

臣按：天生物以養人，非專為君也，而君專其利己違天意矣，為之禁且不可也，況又為不稱其罪之重刑哉？常同謂刑之所犯必稱罪之輕重，深得先王制刑之意，後世法令所以禁愈嚴而犯愈多者，以不稱其罪也。夫立法者君也，而導君而為是法者左右之臣也，而行法者未必皆無仁心，未必皆欲從君之欲，彼見法之過於嚴，而民之愚而貧無知而冒法、不得已而犯禁，不肯盡行其法，故法雖行於暫而不能行之於久而卒歸於廢弛，此非獨人心之不然，而天理亦不之然也。後世大盜多起於鹽徒，正以鹽禁太嚴，有國者不可不知。

理宗朝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每歲冬夏詔提刑行郡決囚，提刑憚行，悉委倅貳，倅貳不行，復委幕屬，所委之人皆肆行威福，以要饋遺監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黥則入其當黥之由，意所欲殺則證其當死之罪，呼喝吏卒，嚴限日時，監勒招承，催促結款。而又擅製獄具，非法殘民，或斷薪為杖掊擊手足，名曰「棹柴」；或木索並施，夾兩股，名曰「夾幫」；或纏繩於首，加以木楔，名曰「腦箍」；或反縛跪地，短豎堅木，交辮兩股，令獄卒跳躍於上，謂之「超棍」。痛深骨髓，幾於殞命，富貴之家稍有罥掛，動籍其貲，又以趁辦月樁及添助版帳為名，不問罪之輕重，並從科罰，大率官取其十，吏漁其百，州縣往往專殺，拘鎖罪人，死而後已，甚至戶婚詞訟亦皆收禁，有飲食不充饑餓而死者，有無力請求陵虐而死者，有為兩詞賂遺苦楚而死者，懼其發覺先以病申，名曰監醫，實則已死，名曰病死，實則殺之。至度宗時，雖累詔切責禁止，終莫能勝而國亡矣。

臣按：宋至理宗時，土地已蹙，窮民殘喘待日而斃，多方以嫗乳之猶恐不足以有，而一時監司守令乃為嚴刑苛法，以籍民財，以殘民命，理宗在位方以崇尚道學為事，務虛名而蔑實政，當是之時，為監司守令者豈無學道學之流乎？要之皆趣時好名之士，非真有心於居敬窮理以濟人利物者也，卒至於傷天地之和，促國家之脈，而有裔夷之禍也。嗚呼，豈無所自哉？今去宋季不遠，其淫刑之具如所謂腦箍、超棍之類，世猶有襲而用之者，伏惟國家以仁立國，乞敕有司痛加禁革，敢有於律文訊杖之外巧意用刑者，坐以違制之律，造之者重罰，用之者除名，是亦順天心、壽國脈之一大事也。

以上戒濫縱之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