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義/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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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縣志皇言紀序例

史之有紀，肇於《呂氏春秋》十二月紀。司馬遷用以載述帝王行事，冠冕百三十篇，蓋《春秋》之舊法也。厥後二十一家，疊相祖述，體肅例嚴，有如律令。而方州之志，則多惑於地理類書之例，不聞有所遵循；是則振衣而不知挈領，詳目而不能舉綱，宜其散漫無章，而失國史要刪之義矣。夫古者封建之世，列國自有史書；然正月必系周王，魯史必稱周典，(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盡在於魯是也。)蓋著承稟所由始也。後世郡縣，雖在萬里之外，制如古者畿甸之法，乃其分門次類，略無規矩章程，豈有當於《周官》外史之義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於四方。此見列國之書，不得自擅，必稟外史一成之例也。)此則撰誌諸家，不明史學之過也。

呂氏十二月令，但名為紀；而司馬遷、班固之徒，則稱本紀。原其稱本之義，司馬遷意在紹法《春秋》；顧左氏、公、穀專家，各為之傳；而遷則一人之書，更著書、表、列傳以為之緯，故加紀以本，而明其紀之為經耳。(其定名則仿《世本》之舊稱。)班固不達其意，遂並十誌而題為本誌。然則表傳之不加本稱者，特以表稱年表，傳稱列傳，與本紀俱以二字定名，惟誌止是單名，故強配其數，而不知其有害於經紀緯傳之義也。(古人配字雙單，往往有之，如《七略》之方稱經方，《淮南子》論稱書論之類，不一而足。惟無害於文義，乃可為之耳。)至於例以義起，方誌撰紀，以為一書之經，當矣。如亦從史而稱本紀，則名實混淆，非所以尊嚴國史之義也。且如後世文人所著詩文，有關當代人君行事，其文本非紀體，而亦稱恭紀以致尊崇，於義固無害也。若稱本紀，則無是理矣。是則方誌所謂紀者，臨本書之表傳，則體為輕，對國史之本紀，則又為緯矣。是以著紀而不得稱本焉。

遷、固而下，本紀雖法《春秋》，而中載詔誥號令，又雜《尚書》之體。至歐陽修撰《新唐書》，始用大書之法，筆削謹嚴，乃出遷、固之上，此則可謂善於師《春秋》者矣。至於方誌撰紀，所以備外史之拾遺，存一方之祗奉，所謂循堂楹而測太陽之照，處牖隙而窺天光之通，期於慎輯詳誌，無所取於《春秋》書事之例也。是以恭錄皇言，冠於首簡；與史家之例，互相經緯，不可執一例以相拘焉。

大哉王言，出於《尚書》；王言如絲，出於《禮記》。蓋三代天子稱王，所以天子之言稱王言也。後世以王言承用，據為典故。而不知三代以後，王亦人臣之爵；凡稱天子詔誥亦為王言，此則拘於泥古，未見其能從時者也。夫《尚書》之文，臣子自稱為朕，所言亦可稱誥。後世尊稱，既定於一，則文辭必當名實相符，豈得拘執古例，不知更易？是以易王言之舊文，稱皇言之鴻號，庶幾事從其質，而名實不淆。

敕天之歌，載於謨典；而後史本紀，惟錄詔誥。蓋詩歌抒發性情，而詔誥施於政事，故史部所收，各有當也。至於方誌之體，義在崇奉所尊，於例不當別擇。前總督李衛所修《畿輔通志》，首列詔諭宸章二門，於義較為允協。至永清一縣，密邇畿南，固無特頒詔諭。若牽連諸府州縣，及統該直隸全部，則當載入通誌，又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內，遂冒錄以入書。如有恩賜蠲逋賑恤，則事實恭登恩澤之紀，而詔諭所該者廣，是亦未敢越界而書。惟是覃恩愷澤，褒贈貤封，固家乘之光輝，亦邑書之弁冕，是以輯而紀之。御製詩章，止有《冰窖》一篇，不能分置卷帙，恭錄詔諭之後，以誌雲漢光華雲爾。

永清縣志恩澤紀序例

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朱子以謂言為《尚書》之屬，事為《春秋》之屬，其說似矣。顧《尚書》之例，非盡紀言；而所謂紀事之法，亦不盡於春王正月一體也。《周官》五史之法，詳且盡矣；而記註之書，後代不可盡詳。蓋自《書》與《春秋》而外，可參考者，《汲冢周書》似《尚書》，《竹書紀年》似《春秋》而已。然而《穆天子傳》，獨近起居之註。其書雖若不可盡信，要亦古者記載之法，經緯表裏，各有所主；初不拘拘《尚書》、《春秋》二體，而即謂法備於是，亦可知矣。三代而後，細為宮史，若《漢武禁中起居註》，馬後《顯宗起居註》，是也。大為時政，若唐《貞觀政要》，《周顯德日曆》，是也。以時記錄，歷朝起居註，是也。薈粹全書，梁太清以下實錄，是也。蓋人君之德如天，晷計躔測，璣量圭度，法制周遍，乃得無所闕遺。是以《周官》立典，不可不詳其義，而《禮》言左史右史之職，誠廢一而不可者也。

紀之與傳，古人所以分別經緯，初非區辨崇卑。是以遷《史》中有無年之紀，劉子玄首以為譏，班《書》自敘，稱十二紀為春秋考紀，意可知矣。自班、馬而後，列史相仍，皆以紀為尊稱，而傳乃專屬臣下，則無以解於《穆天子傳》，與《高祖》、《孝文》諸傳也。今即列史諸帝有紀無傳之弊論之。如人君行跡，不如臣下之詳，篇首敘其靈徵，篇終斷其大略；其餘年編月次，但有政事，以為誌傳之綱領；而文勢不能更及於他，則以一經一緯，體自不可相兼故也。誠以《春秋》大旨斷之，則本紀但具元年即位，以至大經大法，足為事目，於義愜矣。人君行事，當參以傳體，詳載生平，冠於后妃列傳之上。是亦左氏之傳，以惠公元妃數語，先經起事，即屬隱公題下傳文，可互證也。但紀傳崇卑，分別已久；君臣一例，事理未安；則莫若一帝紀終，即以一帝之傳次其紀後。如鄭氏《易》之以《象傳》、《彖辭》，附於本卦之後之例，且崇其名曰大傳，而不混列傳；則名實相符，亦似折中之一道也。方誌紀載，則分別事言，統名以紀，蓋所以備外史之是正，初無師法《春秋》之義例，以是不可議更張耳。

永清縣志職官表序例

職官選舉，入於方誌，皆表體也。而今之編方誌者，則曰史有百官志與選舉誌，是以法古為例，定以鴻名，而皆編為誌，斯則迂疏而寡當者矣。夫忠誌之文，職官詳其制度，選舉明其典則，其文或仿《周官》之經，或雜記傳之體，編之為誌，不亦宜乎？至於方誌所書，乃是歷官歲月，與夫科舉甲庚，年經事緯，足以爽豁眉目，有所考索，按格而稽，於事足矣。今編書誌之體，乃以知縣、典史、教諭、訓導之屬，分類相從，遂使乾隆知縣，居於順治典史之前；康熙訓導，次諸雍正教諭之後。其有時事後先，須資檢閱，及同僚共事，欲考歲年；使人反覆披尋，難為究竟，虛占篇幅，不知所裁。不識何故而好為自擾如斯也！夫人編列傳，史部鴻裁，方誌載筆，不聞有所規從；至於職官選舉，實異名同，乃欲巧為附依，此永州鐵爐之步，所以致慨於千古也。

《周官》御史掌贊書，數從政，鄭氏註謂「數其現在之官位」，則官職姓名，於古蓋有其書矣。三百六十之官屬，而以從政記數之登書，竊意亦必有法焉。周譜經緯之凡例，恐不盡為星曆一家之用也。(劉向以譜與歷合為一家，歸於術數。而司馬遷之稱周譜，則非術數之書也。疑古人於累計之法，多用譜體。)班固《百官公卿表》，敘例全為誌體，而不以誌名者，知歷官之須乎譜法也。以《周官》之體為經，而以漢表之法為緯，古人之立法，博大而不疏，概可見矣。

東京以還，僅有職官誌，而唐宋之史，乃有宰輔表，亦謂百職卿尹之不可勝收也。至於專門之書，官儀簿狀，自兩漢以還，代有其編，而列表編年，宋世始多其籍；(司馬光《百官公卿表》百五十卷之類。)亦見歷官紀數之書，每以無文而易亡也。至於方州記載，唐宋廳壁題名，與時湮沒，其圖經古制，不復類聚官人，非闕典歟？元明以來，州縣志書，往往存其歷任，而又以記載無法，致易混淆，此則不可不為釐正者也。或謂職官列表，僅可施於三公宰輔，與州縣方誌；一則體尊而例嚴，一則官少而易約也。若夫部府之志，官職繁多，而尺幅難竟，如皆表之，恐其易經而難緯也。(上方年月為經，首行官階為緯，官多布格無容處也。)夫立例不精，而徒爭於紀載之難約，此馬、班以後，所以書繁而事闕也。班史《百官》之表，卷帙無多，而所載詳及九卿；唐宋宰輔之表，卷帙倍增，而所載止畫於丞弼。非為古書事簡，而後史例繁也，蓋以班分類附之法，不行於年經事緯之中，宜其進退失據，難於執簡而馭繁也。按班史，表列三十四官，格止一十四級，或以沿革，並註首篇，(相國、丞相、奉常、太常之類。)或以官聯，共居一格；(大行令、大鴻臚同格，左馮翊、京兆尹同格之類。)篇幅簡而易省，事類從而易明，故能使流覽者，按簡而無復遺逸也。茍為統部列表，則督撫提鎮之屬，共為一格。布按巡守之屬，共為一格。其餘以府州畫格，府屬官吏，同編一格之中，固無害也。及撰府州之志，即以州縣各占一格，亦可不致闕遺。是則歷官著表，斷無窮於無例可通，況縣志之固可一官自為一格歟？

姓名之下，註其鄉貫科甲，蓋其人不盡收於政略，註其首趾，亦所以省傳文也。無者闕之。至於金石紀載，他有所徵，而補收於誌，即以金石年月冠之，不復更詳其初仕何年，去官何月，是亦勢之無可如何者耳。至於不可稽年月而但有其姓名者，則於經緯列表之終，橫列以存其目，亦闕疑俟後意雲爾。

永清縣志選舉表序例

選舉之表，即古人賢書之遺也。古者取士，不立專科，興賢出長，興能出治；舉才即見於用，用人即見於事。兩漢賢良、孝、秀，與夫州郡辭署，事亦見於紀傳，不必更求選舉之書也。隋唐以來，選舉既專，資格愈重。科條繁委，故事相傳，選舉之書，累然充棟。則舉而不必盡用，用而不必盡見於事。舊章故典，不可求之紀傳之中，而選舉之文，乃為史誌之專篇矣。

誌家之載選舉，不解年經事緯之法，率以進士、舉人、貢生、武選，各分門類，又以進士冠首，而舉貢以次編於後。於是一人之由貢獲舉而成進士者，先見進士科年，再搜鄉舉時代，終篇而始明其入貢年甲焉。於事為倒置，而文豈非復沓乎？間有經緯而作表者，又於旁行斜上之中，註其事實。以列傳之體而作年表，乃元人撰《遼》、《金史》之弊法，虛占行幅，而又混眉目，不識何所取乎此也。

史之有表，乃列傳之敘目。名列於表，而傳無其人者，乃無德可稱，而書事從略者也。其有立傳而不出於表者，事有可紀，而用特書之例也。今撰誌者，選舉、職官之下，往往雜書一二事實；至其人之生平大節，又用總括大略，編於人物名宦條中；然後更取傳誌全篇，載於藝文之內；此雲詳見某項，彼雲已列某條，一人之事，復見疊出。而能作表者，亦不免於表名之下，更註有傳之文，何其擾而不精之甚歟！

表有有經緯者，亦有不可以經緯者。如永清歲貢，嘉靖以前，不可稽年甲者七十七人，載之無格可歸，刪之於理未愜，則列敘其名於嘉靖選舉之前，殿於正德選舉之末，是《春秋》歸餘於終，而《易》卦終於《未濟》之義也。史遷《三代世表》，於夏泄而下，無可經緯，則列敘而不復縱橫其體，是亦古法之可通者矣。

永清縣志士族表序例

方誌之表土族，蓋出古法，非創例也。《周官》小史：「奠系世，辨昭穆。」杜子春註：「系世若諸侯卿大夫系本之屬」是也。《書》曰：「平章百姓。」鄭康成曰：「百姓謂群臣之父子兄弟。」平章及辨別而章明之也。先王錫土分姓，所以尊人治而明倫敘者，莫不由此。故欲協和萬邦，必先平章百姓，典綦重矣。

土亦民也，詳士族而略民姓，亦猶行古之道也。《周官》鄉大夫「以歲時登夫家之眾寡」，三年以大比興一鄉之賢能。夫民賤而士貴，故夫家眾寡，僅登其數；而賢能為卿大夫者，乃詳世系之牒，是世系之牒，重於戶口之書，其明徵也。近代方誌，無不詳書戶口，而世系之載，闃爾無聞，亦失所以重輕之義矣。

夫合人而為家，合家而為國，合國而為天下。天下之大，由合人為家始也。家不可以悉數，是以貴世族焉。夫以世族率齊民，以州縣領世族，以司府領州縣，以部院領司府，則執簡馭繁，天下可以運於掌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也，有世臣之謂也。」州縣之書，茍能部次世族，因以達於司府部院，則倫敘有所聯，而治化有所屬矣。今修誌者，往往留連故跡，附會桑梓，而譜牒之輯闕然，是則所謂重喬木而輕世家矣。

譜牒掌之於官，則事有統會，人有著籍，而天下大勢可以均平也。今大江以南，人文稱盛，習尚或近浮華。私門譜牒，往往附會名賢，侈陳德業，其失則誣。大河以北，風俗簡樸，其人率多椎魯無文。譜牒之學，闕焉不備，往往子孫不誌高曾名字，間有所錄，荒略難稽，其失則陋。夫何地無人，何人無祖，而偏誣偏陋，流弊至於如是之甚者，譜牒不掌於官，而史權無統之故也。

或謂古人重世家，而其後流弊，至於爭門第。魏晉而後，王、謝、崔、盧動以流品相傾軋；而門戶風聲，賢者亦不免於存軒輊，何可為訓耶？此非然也。吏部選格，州郡中正，不當執門閥而定銓衡，斯為得矣。若其譜牒，掌於曹郎令史，則固所以防散佚而杜偽託，初非有弊也。且郎吏掌其譜系，而吏部登其俊良，則清門鉅族，無賢可以出長，無能可以出治者，將激勸而爭於自見矣。是亦鼓舞賢才之一道也。

史遷世表，但紀三五之淵源；而《春秋》氏族，僅存杜預之世譜，於是史家不知氏族矣。歐陽《宰相世系》，似有得於知幾之寓言；(《史通·書志》篇，欲立氏族誌，然意存商榷，非劉本旨。)第鄧州韓氏，不為宰相，以退之之故，而著於篇，是亦創例而不純者也。魏收《官氏》與鄭樵《氏族》，則但紀姓氏源流，不為條列支系。是史家之表系世，僅見於歐陽，而後人又不為宗法，毋亦有鑒於歐陽之為例不純乎？竊惟網羅一代，典籍浩繁，所貴持大體，而明斷足以決去取，乃為不刊之典爾。世系不必盡律以宰相，而一朝右族，聲望與國相終始者，纂次為表，篇帙亦自無多也。標題但署為世族，又何至於為例不純歟？劉歆曰：「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其是之謂矣。

正史既存大體，而部府州縣之志，以漸加詳焉。所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州縣博收，乃所以備正史之約取也。或曰：州縣有大小，而陋邑未必盡可備譜系。則一縣之內，固已有士有民矣。民可計戶口，而士自不虞無系也。或又曰；生員以上，皆曰士矣。文獻大邦，懼其不可勝收也。是則量其地之盛衰，而加寬嚴焉。或以舉貢為律，或以進士為律，至於部府之志，則或以官至五品或至三品者為律，亦自不患其蕪也。夫誌之載事，如鑒之示影也。徑寸之鑒，體具而微，盈尺以上，形之舒展亦稱是矣。未有至於窮而無所置其影者也。

州縣之志，盡勒譜牒矣，官人取士之祖貫可稽檢也，爭為人後之獄訟可平反也，私門不經之紀載可勘正也，官府譜牒之訛誤(譜牒之在官者。)可借讎也。(借私家之譜校官譜，借他縣之譜校本縣，皆可也。)清濁流品可分也，姻睦孝友可勸也；凡所以助化理而惠士民者，於此可得其要略焉。

先王賜土分姓，以地著人，何嘗以人著地哉？封建罷，而人不土著矣。然六朝郡望，問謝而知為陽夏，問崔而知為清河，是則人戶以籍為定，而坊表都裏，不為虛設也。至於梅裏、鄭鄉，則又人倫之望，而鄉里以人為隱顯者也。是以氏族之表，一以所居之鄉里為次焉。

先城中，一縣所主之地也。次東，次南，而後西鄉焉，北則無而闕之，記其實也。城內先北街而後南街，方位北上而南下，城中方位有定者也。四鄉先東南而後西北，《禹貢》先青、兗，次揚、荊，而殿梁、雍之指也。然亦不為定例，就一縣之形勢，無不可也。

凡為士者，皆得立表，而無譜系者闕之。子孫無為士者不入，而昆弟則非士亦書，所以定其行次也。為人後者，錄於所後之下，不復詳其所生；誌文從略，家譜自可詳也。寥寥數人，亦與入譜；先世失考，亦著於篇；蓋私書易失，官譜易存，急為錄之，庶後來可以詳定，茲所謂先示之例焉耳。

私譜自敘官階封贈，訛謬甚多。如同知通判稱分府，守備稱守府，猶徇流俗所稱也。錦衣千戶，則稱冠帶將軍，或御前將軍，或稱金吾，則鄙倍已甚，使人不解果為何官也。今並與較明更正。又譜中多稱省祭官者，不解是何名號，今仍之，而不入總計官數雲。

永清縣志輿地圖序例

史部要義，本紀為經，而諸體為緯。有文辭者，曰書，曰傳；無文辭者，曰表，曰圖；虛實相資，詳略互見，庶幾可以無遺憾矣。昔司馬氏創定百三十篇，但知本周譜而作表，不知溯夏鼎而為圖；遂使古人之世次年月，可以推求，而前世之形勢名象，無能蹤跡；此則學《春秋》而得其譜歷之義，未知溯《易象》而得其圖書之通也。夫列傳之需表而整齊，猶書誌之待圖而明顯也。先儒嘗謂表闕而列傳不得不繁，殊不知其圖闕而書誌不得不冗也。嗚呼！馬、班以來，二千年矣，曾無創其例者，此則窮源竟委，深為百三十篇惜矣。

鄭樵《圖譜》之略，自謂獨得之學；此特為著錄書目，表章部次之法爾。其實史部鴻裁，兼收博採，並存家學，以備遺忘，樵亦未能見及此也。且如《通志》，紀傳悉仍古人。反表為譜，改誌稱略，體亦可為備矣。如何但知收錄圖譜之目，而不知自創圖體，以補前史之所無；以此而傲漢唐諸儒所不得聞，寧不愧歟？又樵錄圖譜，自謂部次，專則易存，分則易失，其說似矣。然今按以樵之部目，依檢前代之圖，其流亡散失，正復與前不甚相遠。然則專家之學，不可不入史氏鴻編，非僅區區著於部錄，便能保使無失也。司馬遷有表，而周譜遺法，至今猶存；任宏錄圖，(鄭樵云：任宏校兵書，有書有圖，其法可謂善矣。)而漢家儀制，魏晉已不可考；則爭於著錄之功小，創定史體之功大，其理易明也。

史不立表，而世次年月，猶可補綴於文辭；史不立圖，而形狀名象，必不可旁求於文字。此耳治目治之所以不同，而圖之要義，所以更甚於表也。古人口耳之學，有非文字所能著者，貴其心領而神會也。至於圖象之學，又非口耳之所能授者，貴其目擊而道存也。以鄭康成之學，而憑文字以求，則娑尊詁為鳳舞；至於鑿背之犧既出，而王肅之義長矣。以孔穎達之學，而就文義以解，江源出自岷山；至金沙之道既通，而《緬志》之流遠矣。此無他，一則困於三代圖亡，一則困於班固《地理》無圖學也。(《地理志》自班固始，故專責之。)雖有好學深思之士，讀史而不見其圖，未免冥行而擿埴矣。

唐、宋州郡之書，多以圖經為號，而地理統圖，起於蕭何之收圖籍。是圖之存於古者，代有其書，而特以史部不收，則其力不能孤行於千古也。且其為體也，無文辭可以誦習，非纂輯可以約收；事存專家之學，業非文士所能；史部不與編摩，則再傳而失其本矣。且如《三輔黃圖》，《無和圖志》，今俱存書亡圖，是豈一朝一夕故耶？蓋古無鐫木印書，圖學難以摩畫；而竹帛之體繁重，則又難家有其編。馬、班專門之學，不為裁定其體，而後人溯流忘源，宜其相率而不為也。解經多舛，而讀史如迷，凡以此也。

近代方誌，往往有圖，而不聞可以為典則者，其弊有二：一則逐於景物，而山水摩畫，工其繪事，則無當於史裁也。一則廁於序目凡例，而視同弁髦，不為系說命名，釐定篇次，則不可以立體也。夫表有經緯而無辭說，圖有形象而無經緯，皆為書誌列傳之要刪；而流俗相沿，茍為悅人耳目之具矣。則傳之既久，欲望如《三輔黃圖》、《元和圖志》之猶存文字，且不可得，而況能補馬、班之不逮，成史部之大觀也哉！

圖體無經緯，而地理之圖則亦略存經緯焉。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釋名》曰：「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地理之求經緯尚已。今之州縣輿圖，往往即楮幅之廣狹，為圖體之舒縮；此則丹青繪事之故習，而不可入於史部之通裁也。今以開方計裏為經，而以縣鄉村落為緯；使後之閱者，按格而稽，不爽銖黍，此圖經之義也。

永清縣志建置圖序例

《周官》象魏之法，不可考矣。後世《三輔黃圖》及《洛陽宮殿》之圖，則都邑宮室之所由仿也。建章宮千門萬戶，張華遂能歷舉其名；鄭樵以為觀圖之效，而非讀書之效，是則建制之圖，所系豈不重歟？朱子嘗著《儀禮釋宮》，以為不得其制，則儀節度數，無所附著。蓋古今宮室異宜，學者求於文辭，而不得其解，則圖闕而書亦從而廢置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城邑衙廨，壇壝祠廟，典章制度，社稷民人所由重也。不為慎著其圖，則後人觀誌，亦不知所嚮往矣。遷、固以還，史無建置之圖；是則元、成而後，明堂太廟，所以紛紛多異說也。

邵子曰：「天道見乎南，而潛乎北；是以人知其前，而昧其後也。」夫萬物之情，多背北而向南。故繪圖者，必南下而北上焉。山川之向背，地理之廣袤，列之於圖，猶可北下而南上，然而已失向背之宜矣。廟祠衙廨之建置，若取北下而南上，則檐額門扉，不復有所安處矣。華亭黃氏之雋，執八卦之圖，乾南居上，坤北居下，因謂凡圖俱宜南上者，是不知河洛、《先、後天圖》，至宋始著，誤認為古物也。且理數之本質，從無形而立象體，當適適如其本位也。山川宮室，以及一切有形之物，皆從有象而入圖，必當作對面觀而始肖也。且如繪人觀八卦圖，其人南面而坐，觀者當北面矣。是八卦圖，則必南下北上，此則物情之極致也。無形之理，如日臨檐，分寸不可逾也。有形之物，如鑒照影，對面則互易也，是圖繪必然之勢也。彼好言尚古，而不知情理之安，則亦不可以論著述矣。

建置所以誌法度也，制度所不在，則不入於建置矣。近代方誌，或入古跡，則古跡本非建而置之也。或入寺觀，則寺觀不足為建置也。舊誌之圖，不詳經制，而繪八景之圖，其目有曰：南橋秋水，三塔春虹，韓城留角，漢廟西風，西山疊翠，通鎮鳴鐘，靈泉鼓韻，雁口聲<口雝>。命名庸陋，構意勉強，無所取材；故誌中一切削去，不留題詠，所以嚴史體也。且如風月天所自有，春秋時之必然，而強葉景物，附會支離，何所不至。即如一室之內，曉霞夕照，旭日清風，東西南北，觸類可名，亦復何取？而今之好為題詠，喜競時名，日異月新，逐狂罔覺，亦可已矣。

永清縣志水道圖序例

史遷為《河渠書》，班固為《溝洫志》，蓋以地理為經，而水道為緯。地理有定，而水則遷徙無常，此班氏之所以別《溝洫》於《地理》也。顧河自天設，而渠則人為，遷以《河渠》定名，固兼天險人工之義；而固之命名《溝洫》，則考工水地之法，井田澮畎所為，專隸於匠人也。不識四尺為洫，倍洫為溝，果有當於瓠子決河、碣石入海之義否乎？然則諸史標題，仍馬而不依班，非無故矣。

河為一瀆之名，與江、漢、淮、濟等耳。遷書之目《河渠》，蓋漢代治河之法，與鄭、白諸渠綴合而名，未嘗及於江、淮、汶、泗之水，故為獨蒙以河號也。《宋》、《元》諸史，概舉天下水利，如汴、洛、漳、蔡、江、淮圩閘，皆存其制，而其目亦為《河渠》，且取北條諸水，而悉命為河，(不曰汴而曰汴河，不曰洛而曰洛河之類，不一而足。)則幾於飲水而忘其源矣。(《水經》稱諸水，無以河字作統名者。)夫以一瀆之水，概名天下穿渠之制，包羅陂閘，雖曰命名從古，未免失所變通矣。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倘以水為統名，而道存制度，標題入誌，稱為水道，不差愈乎？永定河名，聖祖所錫；渾河、蘆溝，古已雲然；題為河渠，是固宜矣；然減水、啞吧諸水，未嘗悉入一河，則標以《水道》，而全縣之水，皆可概其中矣。

地理之書，略有三例，沿革、形勢、水利是也。沿革宜表，而形勢水利之體宜圖，俱不可以求之文辭者也。遷、固以來，但為書誌，而不繪其圖，是使讀者記誦，以備發策決科之用爾。天下大勢，讀者瞭然於目，乃可豁然於心。今使論事甚明，而行之不可以步，豈非徇文辭而不求實用之過歟？

地名之沿革，可以表治，而水利之沿革，則不可表治也。蓋表所以齊名目，而不可以齊形象也。圖可得形象，而形象之有沿革，則非圖之所得概焉。是以隨其形象之沿革，而各為之圖，所以使覽之者可一望而周知也。《禹貢》之紀地理，以山川為表，而九州疆界，因是以定所至。後儒遂謂山川有定，而疆界不常，此則舉其大體而言之也。永定河形屢徙，往往不三數年，而形勢即改舊觀，以此定界，不可明也。今以村落為經，而開方計裏，著為定法，河形之變易，即於村落方里表其所經，此則古人互證之義也。

誌為一縣而作，水之不隸於永清者，亦總於圖，此何義耶？所以明水之源委，而見治水者之施功有次第也。班史止記西京之事，而《地理》之志，上溯《禹貢》、《周官》。亦見源委之有所自耳。然而開方計裏之法，沿革變遷之故，止詳於永清，而不復及於全河之形勢，是主賓輕重之義。濱河州縣，皆仿是而為之，則修永定河道之掌故，蓋秩如焉。

永清縣志六書例議

史家書誌一體，古人官《禮》之遺也。周禮在魯，而《左氏春秋》，典章燦著，不能復備全官，則以依經編年，隨時錯見，勢使然也。自司馬八書，孟堅十誌，師心自用，不知六典之文，遂使一朝大典，難以綱紀。後史因之，而詳略棄取，無所折衷，則弊之由來，蓋已久矣。

鄭樵嘗謂書誌之原，出於《爾雅》。彼固特著《六書》、《七音》、《昆蟲草木》之屬，欲使經史相為經緯，此則自成一家之言可也。若論製作，備乎官《禮》，則其所謂《六書》、《七音》，名物訓詁，皆本司徒之屬，所謂師氏保氏之官，是其職矣。而大經大法，所以綱紀天人而敷張王道者，《爾雅》之義，何足以盡之？官《禮》之義，大則書誌，不得系之《爾雅》，其理易見者也。

宇文仿《周官》，唐人作《六典》，雖不盡合乎古，亦一代之章程也。而牛弘、劉煦之徒，不知挈其綱領，以序一代之典章，遂使《會要》、《會典》之書，不能與史家之書誌合而為一，此則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古今載籍，合則易存，分則難恃。如謂掌故備於《會要》、《會典》，而史中書誌，不妨意存所重焉；則《漢志》不用漢官為綱領，而應劭之儀，殘闕不備；《晉志》不取晉官為綱領，而徐宣瑜之品，(徐氏有《晉官品》。)亡逸無存，其中大經大法，因是而不可窺其全體者，亦不少矣。且意存所重，一家私言，難為典則。若文章本乎製作，製作存乎官守；推而至於其極，則立官建制，聖人且不以天下為己私也；而載筆之士，又安可以己之意見為詳略耶？

書誌之體宜畫一，而史家以參差失之。列傳之體本參差，而史家以畫一失之。典章制度，一本官《禮》，體例本截然也。然或有《天官》而無《地理》，或分《禮》、《樂》而合兵《刑》，不知以當代人官為綱紀，其失則散。列傳本乎《春秋》，原無定式，裁於司馬，略示區分。抑揚詠嘆，予奪分合，其中有《春秋》之直筆，亦兼詩人之微婉，難以一概繩也。後史分別門類，整齊先後，執泥官閥，錙銖尺寸，不敢稍越，其失則拘。散也，拘也，非著作之通裁也。

州縣修誌，古者侯封一國之書也。吏戶兵刑之事，具體而微焉。今無其官而有吏，是亦職守之所在，掌故莫備於是，治法莫備於是矣。且府史之屬，《周官》具書其數，《會典》亦存其制，而所職一縣之典章，實兼該而可以為綱領；惟其人微而縉紳所不道，故誌家不以取裁焉。然有入境而問故，舍是莫由知其要，是以書吏為令史，首領之官曰典史。知令史典史之史，即綱紀掌故之史也，可以得修誌之要義矣。

今之州縣，繁簡異勢，而掌故令史，因事定製，不盡皆吏戶兵刑之六曹也。然就一縣而誌其事，即以一縣之制定其書，且舉其凡目，而愈可以見一縣之事勢矣。案牘簿籍無文章，而一縣之文章，則必考端於此，常人日用而不知耳。今為挈其綱領，修明其書，使之因書而守其法度，因法而明其職掌，於是修其業而傳授得其人焉，古人所謂書契易而百官治，胥是道也。

或謂掌故之書，各守專官，連床架屋，書誌之體所不能該，是以存之會典會要，而史誌別具心裁焉。此亦不可謂之知言也。《周官》挈一代之大綱，而儀禮三千，不聞全入春官；《司馬法》六篇，不聞全入夏官；然存宗伯司馬之職掌，而禮兵要義，可以指掌而談也。且如馬作《天官》，而太初歷象，不盡見於篇籍也。班著《藝文》；而劉歆《七略》，不盡存其論說也。史家約取掌故，以為學者之要刪，其與專門成書，不可一律求詳，亦其勢也。既不求詳，而又無綱紀以統攝之，則是散漫而無法也。以散漫無法之文，而欲部次一代之典章，宜乎難矣！

或謂求掌故於令史，而以吏戶兵刑為綱領，則紀表圖書之體，不可復分也。如選舉之表，當入吏書，河道之圖，當入工書，充類之盡，則一誌但存六書而已矣，何以復分諸體也？此亦不可謂之知言也。古人著書，各有義類；義類既分，不可強合也。司馬氏本周譜而作表，然譜歷之書，掌之太史，而旁行斜上之體，不聞雜入六典之中。蓋圖譜各有專書，而書誌一體，專重典章與制度，自宜一代人官為統紀耳。非謂專門別為體例之作，皆雜其中，乃稱隱括也。且如六藝皆周官所掌，而《易》不載於太卜，《詩》不載於太師，然三《易》之名，未嘗不見於太卜；而四《詩》之目，則又未嘗不著於太師也，是其義矣。

六卿聯事，交互見功，前人所以有冬官散在五典之疑也。州縣因地制宜，尤無一成之法，如丁口為戶房所領，而編戶煙冊，乃屬刑房；以煙冊非賦丁，而立意在詰奸也。武生武舉隸兵部，而承辦乃在禮房；以生員不分文武，皆在學校，而學校通於貢舉也。分合詳略之間，求其所以然者而考之，何莫非學問耶？

永清縣志政略序例

近代誌家，以人物為綱，而名宦、鄉賢、流寓諸條，標分為目，其例蓋創於元明之一統誌。而部府州縣之國別為書，亦用統誌類纂之法，可謂失其體矣。夫人物之不當類纂，義例詳於例傳首篇；名宦之不當收於人物，則未達乎著述體裁，而因昧於權衡義理者也。古者侯封世治，列國自具春秋，(羊舌肸《晉春秋》，墨子所引《燕春秋》。)則君臨封內，元年但奉王正而已。至封建罷而郡縣，守令承奉詔條，萬里之外，亦如畿內守土之官，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馬、班《循吏》之傳，所以與時為升降也。若夫正史而外，州部專書，古有作者，義例非無可繹。梁元帝有《丹陽尹傳》，(《隋志》凡十卷。)賀氏有《會稽太守贊》，(《唐志》凡二卷。)唐人有《成都幕府記》，(《唐志》凡二卷，起貞元，訖咸通。)皆取蒞是邦者，註其名跡。其書別出，初不與《廣陵烈士傳》(華隔撰，見《隋志》。)《會稽先賢傳》(謝承撰，見《隋志》。)《益部耆舊傳》(陳壽撰，見《隋志》。)猥雜登書。是則棠陰長吏，與夫梓裏名流，初非類附雲龍，固亦事同風馬者也。敘次名宦，不可與鄉賢同為列傳，非第客主異形，抑亦詳略殊體也。長吏官於斯土，取其有以作此一方，興利除弊，遺德在民，即當屍而祝之。否則學類顏、曾，行同連、惠，於縣無補，誌筆不能越境而書，亦其理也。如其未仕之前，鄉評未允，去官之後，晚節不終，茍為一時循良，便紀一方善政。吳起殺妻，而效奏西河，於誌不當追既往也。黃霸為相，而譽減潁川，於誌不逆其將來也。以政為重，而他事皆在所輕；豈與斯土之人，原始要終，而編為列傳者，可同其體制歟？

舊誌於職官條下，備書政跡，而名宦僅占虛篇，惟於姓名之下，註雲事已詳前而已。是不但賓主倒置，抑亦未辨於褒貶去取，全失《春秋》之據事直書也。夫選舉為人物之綱目，猶職官為名宦之綱目也。選舉職官之不計賢否，猶名宦人物之不計崇卑，例不相侔而義實相資也。選舉有表而列傳無名，與職官有表而政略無誌，觀者依檢先後，責實循名，語無褒貶而意具抑揚，豈不可為後起者勸耶？

列傳之體縟而文，政略之體直而簡，非載筆有殊致，蓋事理有宜然也。列傳包羅鉅細，品藻人物，有類從如族，有分部如井；變化不拘，《易》之象也；敷道陳謨，《書》之質也；抑揚詠嘆，《詩》之旨也；繁曲委折，《禮》之倫也；比事屬辭，《春秋》之本義也。具人倫之鑒，盡事物之理，懷千古之志，擷經傳之腴，發為文章，不可方物。故馬、班之才，不盡於本紀表誌，而盡於列傳也。至於政略之體，義取謹嚴，意存補救，時世拘於先後，紀述要於經綸。蓋將峻潔其體，可以臨蒞邦人，冠冕列傳，經緯錯綜，主在樞紐，是固難為文士言也。

古人有經無緯之書，大抵名之以略。裴子野取沈約《宋書》，而編年稱略，亦其例也。而劉知幾譏裴氏之書名略，而文不免繁，斯亦未達於古人之旨。《黃石》、《淮南》，(《黃石公三略》、《淮南子·要略》。)諸子之篇也。張溫、魚豢(張溫《三史略》、魚豢《典略》。)史冊之文也。其中亦有謨略之意，何嘗盡取節文為義歟？

循吏之跡，難於誌鄉賢也。治有賞罰，賞罰出而恩怨生，人言之不齊，其難一也。事有廢興，廢興異而難易殊，今昔之互視，其難二也。官有去留，非若鄉人之子姓具在，則跡遠者易湮，其難三也。循吏悃愊無華，巧宦善於緣飾，去思之碑，半是愧辭，頌祝之言，難徵實跡，其難四也。擢當要路，載筆不敢直道，移治鄰封，瞻顧豈遂無情？其難五也。世法本多顧忌，人情成敗論才，偶遭罣誤彈章，便謂其人不善，其難六也。舊誌紀載無法，風塵金石易湮，縱能粗舉大凡，歲月首趾莫考，其難七也。知其難，而不敢不即聞見以存其涯略，所以窮於無可如何，而益致其慎爾。

列傳首標姓名，次敘宮閥，史文一定之例也。政略以官標首，非惟賓主之理宜然，抑亦顧名思義之旨，不可忽爾。舊誌以知縣縣丞之屬，分類編次，不以歷官先後為序，非政略之意，故無足責也。

永清縣志列傳序例

傳者對經之稱，所以轉授訓詁，演繹義蘊，不得已而筆之於書者也。左氏匯萃寶書，詳具《春秋》終始，而司馬氏以人別為篇，標傳稱列，所由名矣。經旨簡嚴，而傳文華美，於是文人沿流忘源，相率而撰無經之傳，則唐宋文集之中，所以紛紛多傳體也。近人有謂文人不作史官，於分不得撰傳。夫以繹經之題，逐末遺本，折以法度，彼實無辭。而乃稱說史官，罪其越俎，使彼反唇相譏，以謂公穀非魯太史，何以亦有傳文？則其人當無說以自解也。且使身為史官，未有本紀，豈遽可以為列傳耶？此傳例之不可不明者也。

無經之傳，文人之集也。無傳之經，方州之志也。文集失之艷而誣，方誌失之短而俗矣。自獲麟絕筆以來，史官不知百國寶書之義。州郡掌故，名曰圖經；歷世既久，圖亡而經孤，傳體不詳，其書遂成瓠落矣。樂史《寰宇記》，襲用《元和志》體，而名勝故跡，略存於點綴。其後元明《一統志》，遂以人物、列女、名宦、流寓諸目，與山川、祠墓，分類相次焉。此則地理專門，略具類纂之意，以供詞章家之應時取給爾，初不以是為重輕者也。(閻若璩欲去《一統志》之人物門，此說似是。其實此等亦自無傷，古人亦不盡廢也。蓋此等此，原不關正史體裁也。)州縣之志，本具一國之史裁，而撰述者轉用一統類纂之標目，豈曰博收以備國史之約取乎？

列傳之有題目，蓋事重於人，如《儒林》、《循吏》之篇，初不為施、孟、梁邱、龔、黃、卓、魯諸人而設也。其餘人類之不同，奚翅什百倍蓰而千萬？必欲盡以二字為標題，夫子亦云方人，我則不暇矣。歐陽《五代》一史，盡人皆署其品目，豈所語於《春秋》經世，聖人所以議而不斷哉？方州之志，刪取事略，區類以編，觀者索然，如窺點鬼之簿。至於名賢列女，別有狀誌傳銘，又為分裂篇章，別著藝文之下。於是無可奈何，但增子註，此雲詳見某卷，彼雲已列某條，復見疊出，使人披閱為勞，不識何故而好為自擾也！此又誌家列傳之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近代之人，據所見聞，編次列傳，固其宜也。伊古有人，已詳前史，錄其史傳正文，無所更易，抑亦馬、班遞相刪述，而不肯擅作聰明之旨也。雖然，列史作傳，一書之中，互為詳略，觀者可以周覽而知也。是以《陳餘傳》中，並詳張耳之跡，管晏政事，備於太公之篇，其明驗也。今既裁史以入誌，猶仍列傳原文，而不採史文之互見，是何以異於鍥彼舟痕，而求我故劍也？

史文有訛謬，而誌家訂正之，則必證明其故，而見我之改易，初非出於得已也。是亦時勢使然，故司馬氏《通鑒考異》，不得同馬、班之自我作古也。至於史文有褒貶，《春秋》以來，未有易焉者也。乃撰誌者，往往采其長而諱所短，則不如勿用其文，猶得相忘於不覺也。誌家選史傳以入藝文，題曰某史某人列傳矣。按傳文而非其史意也，求其所刪所節之故，而又無所證也，是則欲諱所短，而不知適以暴之矣。

史傳之先後，約略以代次；否則屈賈、老莊之別有命意也。比事屬辭，《春秋》之教也，比興於是存焉爾；疏通知遠，《尚書》之教也，象變亦有會焉爾。為列傳而不知神明存乎人，是則為人作自陳年甲狀而已矣。

永清縣志列女列傳序例

列女之傳，傳其幸也。史家標題署目之傳，儒林、文苑、忠義、循良，及於列女之篇，莫不以類相次，蓋自蔚宗、伯起以還，率由無改者也。第儒林、文苑，自有傳家，忠義、循良，勒名金石，且其人世不數見，見非一端，太史搜羅，易為識也。貞女節婦，人微跡隱，而綱維大義，冠冕人倫；地不乏人，人不乏事，輶軒遠而難采，輿論習而為常。不幸不值其時，或值其時而託之非人，雖有高行奇節，歸於草木同萎，豈不惜哉！永清舊誌，列女姓氏寥寥；覆按其文，事實莫考，則託非其人之效也。舊誌留青而後，新編未輯以前，中數十年，略無可紀，則值非其時之效也。今茲博採廣詢，備詳行實，其得與於列傳，茲非其幸歟？幸其遇，所以深悲夫不遇者也！

列女之名，仿於劉向，非烈女也。曹昭重其學，使為丈夫，則儒林之選也。蔡琰著其才，使為丈夫，則文苑之材也。劉知幾譏範史之傳蔡琰，其說甚謬；而後史奉為科律，專書節烈一門。然則充其義例，史書男子，但具忠臣一傳足矣；是之謂不知類也。永清列女，固無文苑儒林之選，然而夫死在三十內，行年曆五十外，中間嫠處，亦必滿三十年；不幸夭亡，亦須十五年後，與夫四十歲外，律令不得不如是爾。婦德之賢否，不可以年律也。穆伯之死，未必在敬姜三十歲前；杞梁妻亡，未必去戰莒十五年後也。以此推求，但覈真偽，不復拘歲年也。州縣之書，密邇而易於徵實，非若律令之所包者多，不得不存限制者也。

遷、固之書不著列女，非不著也；巴清敘於《貨殖》，文君附著《相如》，唐山之入《藝文》，緹縈之見《刑志》，或節或孝，或學或文，磊落相望；不特楊敞之有智妻，買臣之有愚婦也。蓋馬、班法簡，尚存《左》、《國》餘風，不屑屑為區分類別；亦猶四皓、君平之不標隱逸，鄒、枚、嚴、樂之不署文苑也。李延壽《南》、《北》二史，同出一家；《北史》仍魏、隋之題，特著《列女》；《南史》因無列女原題，乃以蕭矯妻羊以下，雜次《孝義》之篇；遂使一卷之中，男女無所區別，又非別有取義，是直謂之繆亂而已，不得妄託於馬、班之例也。至於類族之篇，亦是世家遺意，若王、謝、崔、盧孫曾支屬，越代同篇；(王、謝、崔、盧，本史各分朝代，而李氏合為一處也。)又李氏之寸有所長，不可以一疵而掩他善也。今以《列女》之篇，自立義例。其牽連而及者，或威姑年邁而有懿德，或子婦齒稚而著芳型，並援劉向之例。(劉向之例，列女乃羅列女行，不拘拘為節烈也。姑婦相附，又世家遺意也。)一並聯編，所謂人棄而我取者也。其或事系三從，行詳一族，雖是貞節正文，亦為別出門類；(如劉氏守節，而歸義門列傳之類。)庶幾事有統貫，義無枝離，不拘拘以標題為繩，猶得《春秋》家法，是又所謂人合而我分者也。

範史列傳之體，人自為篇，篇各為論，全失馬、班合傳，師法《春秋》之比事屬辭也。(馬、班分合篇次，具有深意，非如範史之取足成卷而已。故前《漢書》於簡帙繁重之處，寧分上中下而仍為一篇，不肯分其篇為一二三也。)至於《列女》一篇，敘例明雲不專一操矣。(《自敘》云：「錄其高秀，不專一操」而已。)乃雜次為編，不為分別置論，(他傳往往一人事畢，便立論斷，破壞體裁。此處當分，反無論斷。)抑何相反而各成其誤耶？今誌中列傳，不敢妄意分合，破體而作論贊。惟茲《列女》一篇，參用劉向遺意。(列傳不拘一操，每人各為之贊。)各為論列，抑亦詩人詠嘆之義雲爾。其事屬平恆，義無特著，則不復綴述焉。太史標題，不拘繩尺，(傳首直稱張廷尉、李將軍之類。)蓋春秋諸子以意命篇之遺旨也。至班氏列傳，而名稱無假借矣。範史列傳，皆用班傳書法；而《列女》一篇，章首皆用郡望夫名，既非地理之志，何以地名冠首？又非男子之文，何必先出夫名？是已有失列女命篇之義矣。(當雲某氏，某郡某人之妻，不當雲某郡某人妻某也。)至於曹娥、叔先雄二女，又以孝女之稱，揭於其上，何蔚宗之不憚煩也？篇首既標列女，曹昭不聞署賢母也，蔡琰不聞署才女也，皇甫不聞稱烈婦也，龐氏不聞稱孝婦也，是則娥、雄之加藻飾，又豈《春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之旨乎？末世行文，至有敘次列女之行事，不書姓氏，而直以貞女節婦二字代姓名者，何以異於科舉制義，破題人不稱名，而稱聖人、大賢、賢者、時人之例乎？是則蔚宗實階之厲也。今以女氏冠章，而用夫名父族次於其下，且詳書其村落，以為後此分鄉析縣之考徵。其貞烈節孝之事，觀文自悉，不復強裂題目，俾覽者得以詳焉。(婦人稱姓曰張曰李可也。今人不稱節婦貞女，即稱之曰氏，古人無此例也。稱其節婦貞女，是破題也。稱之謂氏，是呈狀式也。)

先後略以時代為次。其出於一族者，合為一處；時代不可詳者，亦約略而附焉。

無事可敘，亦必詳其婚姻歲月，及其見存之年歲者，其所以不與人人同面目，惟此區區焉耳。噫！人且以是為不憚煩也。(其有不載年歲者，詢之而不得耳。)

永清縣志闕訪列傳序例

史家闕文之義，備於《春秋》。兩漢以還，伏、鄭傳經，馬、班著史；經守師說，而史取心裁，於是六藝有闕簡之文，而三傳無互存之例矣。(《公》、《穀》異聞，不著於《左氏》；《左氏》別見，不存於《公》、《穀》。)夫經尊而傳別其文，故入主出奴，體不妨於並載；史直而語統於一，則因削明筆，例不可以兼存，固其勢也。司馬氏肇法《春秋》，創為紀傳，其於傳聞異辭，折衷去取，可謂慎矣。顧石室金匱，方策留遺，名山大川，見聞增益。其敘例所謂疑者闕之，與夫古文乖異，以及書闕有間，其軼時時見於他說云云者，但著所取，而不明取之之由；自以為闕，而不存闕之之說；是則廁足而致之黃泉，容足之外，皆棄物矣。夫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聞欲多而疑存其闕，慎之至也。馬、班而下，存其信而不著所疑以待訪，是直所謂疑者削之而已矣，又復何闕之有哉？

闕疑之例有三：有一事兩傳而難為衷一者，《春秋》書陳侯鮑卒，並存甲戌己丑之文是也。有舊著其文而今亡其說者，《春秋》書夏五郭公之法是也。有慎書聞見而不自為解者，《春秋》書恆星不見，而不言恆星之隕是也。韓非《儲說》，比次春秋時事，凡有異同，必加或曰云雲，而著本文之下，則甲戌己丑之例也。孟子言獻子五友，而僅著二人，則郭公夏五之例也。《檀弓》書馬驚敗績，而不書馬中流矢，是恆星不見之例也。馬、班以還，書聞見而示意者，蓋有之矣；一事兩書，以及空存事目者，絕無聞焉。如謂經文得傳而明，史筆不便於自著而自釋，則別存篇目，而明著闕疑以俟訪，未見體裁之有害也。

史無闕訪之篇，其弊有十。一己之見，折衷群說，稍有失中，後人無由辨正，其弊一也。才士意在好奇，文人義難割愛，猥雜登書，有妨史體，削而不錄，又闕情文，其弊二也。傳聞必有異同，勢難盡滅其跡，不為敘列大凡，則稗說叢言，起而淆亂，其弊三也。初因事實未詳，暫置不錄，後遂闕其事目，等於入海泥牛，其弊四也。載籍易散難聚，不為存證崖略，則一時之書，遂與篇目俱亡，後人雖欲考求，淵源無目，其弊五也。一時就所見聞，易為存錄，後代<蟲連>蜷補綴，辭費心勞，且又難以得實，其弊六也。《春秋》有口耳之受，馬、班有專家之學，史宗久失，難以期之馬氏外孫，班門女弟，不存闕訪，遂致心事難明，其弊七也。史傳之立意命篇，如《老莊》、《屈賈》是也；標題類敘，如《循吏》、《儒林》是也；是於史法，皆有一定之位置，斷無可綴之旁文。凡有略而不詳，疑而難決之事，不存闕訪之篇，不得不附著於正文之內，類例不清，文辭難稱粹潔，其弊八也。開局修書，是非哄起，子孫欲表揚其祖父，朋黨各自逞其所私；茍使金石無徵，傳聞難信，不立闕訪，以杜請謁，(如雲事實尚闕，而所言既有如此，謹存其略，而容後此之參訪，則雖有惼心之人，亦無從起爭端也。)無以謝絕一偏之言，其弊九也。史無別識心裁，便如文案孔目；茍具別識心裁，不以闕訪存其補救，則才非素王，筆削必多失平，其弊十也。

或謂史至馬、班極矣，未聞有如是之詹詹也。今必遠例《春秋》，而近祧《史》、《漢》，後代史家亦有見及於此者乎？答曰：後史皆宗《史》、《漢》。《史》、《漢》未具之法，後人以意創之，大率近於類聚之書，皆馬、班之吐棄而不取者也。夫以步趨馬、班，猶恐不及，況能創意以救馬、班之失乎？然有窺見一二，而微存其意者，功亦不可盡誣也。陳壽《蜀志》，以諸葛不立史官，蜀事窮於搜訪，因於十五列傳之末，獨取楊戲《季漢輔臣贊》，與《益部耆舊雜記》以補之。常璩《華陽國志》，以漢中士女有名賢貞節，歷久相傳，而遺言軼事，無所考見者，《序志》之篇，皆列其名，而無所筆削。此則似有會於多聞闕疑之旨者。惜其未能發凡起例，特著專篇；後人不暇搜其義蘊，遂使獨斷之學，與比類之書，接踵於世，而《春秋》之旨微矣。

近代府縣志書，例編人物一門，廁於山川祠墓、方物土產之間，而前史列傳之體，不復致思焉。其有豐功偉績，與夫潛德幽光，皆約束於盈寸之節略，排纂比次，略如類書；其體既褻，所收亦猥濫而無度矣。舊誌所載，人物寥寥，而稱許之間，漫無區別，學皆伏、鄭，才盡班、揚，吏必龔、黃，行惟曾、史。且其文字之體，尤不可通，或如應酬膚語，或如案牘文移，泛填排偶之辭，閒雜帖括之句，循名按實，開卷茫然。凡若此者，或是鄉人庸行，請託濫收；或是當日名流，失傳事實；削之則九原負屈，編之則傳例難歸。又如一事兩說，參差異同，偏主則褒貶懸殊，並載則抑揚無主，欲求名實無憾，位置良難。至於近代之人，開送事跡，俱為詳詢端末，纖悉無遺，具編列傳之中，曾無時世之限；其間亦有姓氏可聞，實行莫著，濫收比類之冊，或可奄藏，入諸史氏體裁，難相假借。今為別裁闕訪，同占列傳之篇，各為標目，可與正載諸傳，互相發明。是用敘其義例，以待後來者之知所審定雲爾。

永清縣志前誌列傳序例

史家著作成書，必取前人撰述，匯而列之；所以辨家學之淵源，明折衷之有自也。司馬談推論六家學術，猶是莊生之敘禽、墨，荀子之非十二家言而已。至司馬遷《十二諸侯表敘》，則於呂覽、虞卿、鐸椒、左丘明諸家，所為《春秋》家言，反覆推明著書之旨，此即百三十篇所由祖述者也。(史遷紹述《春秋》，即虞、呂、鐸、左之意，人譏其僣妄非也。)班固作遷列傳，范氏作固列傳，家學具存。至沈約之傳范氏，姚氏之傳沈約，不以史事專篇為重，於是史家不復有祖述淵源之法矣。今茲修誌，而不為前誌作傳，是直攘人所有而沒其姓名，又甚於沈、姚之不存家學也。蓋州縣舊誌之易亡，又不若範史、沈書之力能自壽也。

紀述之重史官，猶《儒林》之重經師，《文苑》之重作者也。《儒林列傳》當明大道散著，師授淵源；《文苑列傳》當明風會變遷，文人流別；此則所謂史家之書，非徒紀事，亦以明道也。如使儒林文苑不能發明道要，但敘學人才士一二行事，已失古人命篇之義矣。況史學之重，遠紹《春秋》，而後史不立專篇，乃令專門著述之業，湮而莫考，豈非史家弗思之甚耶？夫列史具存，而不立專傳，弊已如是，況州縣之書，跡微易隱，而可無專錄乎？

書之未成，必有所取裁，如遷史之資於《世本》、《國策》，固書之資於馮商、劉歆，是也。書之既成，必有其傳述，如楊惲之布遷書，馬融之受漢史，是也。書既成家，必有其攻習，如徐廣、崔駰之註馬，服虔、應劭之釋班，是也。此家學淵源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馬、班而後，家學漸衰，(世傳之家學也。)而豪傑之士，特立名家之學起，如《後漢書》之有司馬彪、華嶠、謝承、範蔚宗諸家，而《晉書》之有何法盛等一十八家，是也。同紀一朝之跡，而史臣不領專官，則人自為編，家各為說；不為敘述討論，萃合一篇之內，何以得其折衷？此諸家流別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六代以還，名家復歇，(父子世傳為家學，一人特撰為名家。)而集眾修書之法行，如唐人之修《晉書》，元人之修《宋》、《遼》、《金》三史，是也。監修大臣，著名簡端，而編纂校勘之官，則隱顯不一。即或偶著其人與修史事，而某紀某表編之誰氏，某誌某傳輯自何人，孰為草創規條，孰為潤色文采，不為整齊綴合，各溯所由，未免一書之中，優劣互見，而功過難知。此一書功力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若夫日曆起居之法，延閣廣內之藏，投牒議謚之制，稗官野史之徵，或於傳首敘例，詳明其制；或於傳終論述，推說其由，無施不可。亦猶儒林傳敘，申明學制，表立學官之遺意也。誠得此意而通於著作，猶患史學不舉，史道不明，未之聞也。

誌乘為一縣之書，即古者一國之史也，而世人忽之；則以家學不立，師法失傳，文不雅馴，難垂典則故也。新編告成，而舊書覆甕，未必新書皆優，而舊誌盡劣也。舊誌所有，新誌重復載之，其筆削之善否，初未暇辨；而舊誌所未及載，新誌必有增益，則舊誌之易為厭棄者一矣。纂述之家，喜炫己長，後起之書，易於攻摘。每見修誌諸家，創定凡例，不曰舊書荒陋，則雲前人無稽，後復攻前，效尤無已。其實狙公顛倒三四，本無大相徑庭；但前人已往，質證無由，則舊誌之易為厭棄者二矣。州縣之書，率多荒陋，文人學士，束而不觀。其有特事搜羅，旁資稽索，不過因此證彼，初非耽悅本書。新舊二本，雜陳於前，其翻閱者，猶如科舉之士，購求程墨，陰陽之家，檢視憲書，取新棄舊，理勢固然，本非有所特擇，則舊誌之易為厭棄者三矣。夫索綏《春秋》，(索綏撰《前涼春秋》。)端資邊瀏；(瀏承張駿之命，集涼內外事。)常璩《國志》，(《華陽國志》也。)半襲譙周。(《華陽國志》載李氏始末。其劉氏二誌，大率取裁譙周《蜀本紀》。)是則一方之書，不能無藉於一方之紀載，而誌家不列前人之傳，豈非得魚忘筌，習而不察？又何怪於方誌之書，放失難考耶？

主修之官，與載筆之士，撰著文辭，不分名實；前誌之難傳，一也。序跋虛設，於書無所發明；前誌之難傳，二也。(如有發明，則如馬、班之錄《自序》，可以作傳矣。)作誌之人，行業不詳；前誌之難傳，三也。書之取裁，不標所目；前誌之難傳，四也。誌當遞續，非萬不得已，不當疊改；疊改之書，而欲並存，繁重難勝；前誌之難傳，五也。於難傳之中，而為之作傳，蓋不得已而存之，推明其故，以為後人例也。

永清縣志文徵序例

《永清縣志》告成，區分紀、表、圖、書、政略、列傳六體，定著二十五篇，篇各有例。又取一時徵集故事文章，擇其有關永清而不能並收入本誌者，又自以類相從，別為奏議、徵實、論說、詩賦，各為一卷，總四卷。卷為敘錄如左，而總敘大指，以冠其編。

敘曰：古人有專守之官，即有專掌之故；有專門之學，即有專家之言；未有博採諸家，匯輯眾體，如後世文選之所為也。官失學廢，文采愈繁。以意所尚，采掇名雋，若蕭氏《文選》，姚氏《文粹》，是也。循流溯源，推而達於治道，《宋文之鑒》是也。相質披文，進而欲為史翼，《元文之類》是也。是數子之用心，可謂至矣。然而古者十五《國風》、八國《國語》，以及晉乘、楚檮杌、與夫各國春秋之旨繹之，則列國史書，與其文誥聲詩，相輔而行。在昔非無其例也。唐劉知幾嘗患史體載言繁瑣，欲取詔誥章疏之屬，以類相從，別為一體，入於紀傳之史，是未察古人各有成書，相輔益章之義矣。第窺古人之書，《國語》載言，必敘事之終始；《春秋》義授左氏，《詩》有國史之敘，故事去千載，讀者洞然無疑。後代選文諸家，掇取文辭，不復具其始末，如奏議可觀，而不載報可，寄言有託，而不述時世，詩歌寓意，而不綴事由，則讀者無從委決，於史事復奚裨乎？《文選》、《文粹》，固無足責；《文鑒》、《文類》，見不及斯，豈非尺有所短者哉？近人修誌，藝文不載書目，濫入詩文雜體，其失固不待言；亦緣撰誌之時，先已不辨為一國史裁，其猥陋雜書，無所不有，亦何足怪？今茲稍為釐正，別具《文徵》，仍於詩文篇後，略具始末，便人觀覽，疑者闕之。聊於敘例，申明其旨雲爾。

奏議敘錄

奏議之文，所以經事綜物，敷陳治道；文章之用，莫重於斯。而蕭統選文，用賦冠首；後代撰輯諸家，奉為一定科律，亦失所以重輕之義矣。如謂彼固辭章家言，本無當於史例，則賦乃六義附庸，而列於詩前；騷為賦之鼻祖，而別居詩後，其任情顛倒，亦復難以自解。而《文苑》、《文鑒》，從而宗之，又何說也？今以奏議冠首，以為輯文通例，竊比列史之首冠本紀雲爾。

史家之取奏議，如《尚書》之載訓誥，其有關一時之制度，裁入書誌之篇；其關於一人之樹立者，編諸列傳之內。然而紀傳篇幅，各有限斷，一代奏牘，文字繁多，廣收則史體不類，割愛則文有闕遺。按班氏《漢書》，備詳書奏，然覆檢《藝文志》內，石渠奏議之屬，《高祖》、《孝文》論述冊詔之傳，未嘗不於正史之外，別有專書。然則奏議之編，固與實錄起居註相為表裏者也。前人編《漢魏尚書》，近代編《名臣章奏》，皆體嚴用鉅，不若文士選文之例，而不知者，往往忽而不察，良可惜也。

杜佑撰《通典》，於累朝制度之外，別為禮議二十餘卷，不必其言之見用與否，而談言有中，存其名理。此則著書之獨斷，編次之通裁，其旨可以意會，而其說不可得而跡泥者也。然而專門之書，自為裁製，或刪或節，固無不可。史誌之體，各有識職，徵文以補書誌之闕，則錄而不敘，自由舊章。今採得奏議四篇，咨詳稟帖三篇，亦附錄之，為其官府文書，近於奏議，故類入焉。其先後一以年月為次，所以備事之本末雲爾。

徵實敘錄

徵實之文，史部傳記支流。古者史法謹嚴，記述之體，各有專家。是以魏晉以還，文人率有別集。然而諸史列傳，載其生平著述，止雲詩賦箴銘頌誄之屬，共若干篇而已。未聞載其記若干首，傳若干章，誌若干條，述若干種者也。由是觀之，則記傳誌述之體，古人各為專門之書，初無散著文集之內，概可知矣。唐宋以還，文集之風日熾，而專門之學杳然。於是一集之中，詩賦與經解並存，論說與記述同載，而裒然成集之書，始難定其家學之所在矣。若夫選輯之書，則蕭統《文選》不載傳記，《文苑》、《文鑒》始漸加詳，蓋其時勢然也。文人之集，可徵史裁，由於學不專家，事多旁出，豈不洵歟？

徵實之體，自記事而外，又有數典之文，考據之家，所以別於敘述之文也。以史法例之，記事乃紀傳之餘，數典為書誌之裔，所謂同源而異流者也。記事之源，出於《春秋》，而數典之源，本乎官《禮》，其大端矣。數典之文，古來亦具專家，《戴記》而後，若班氏《白虎通議》，應氏《風俗通議》，蔡氏《獨斷》之類，不可勝數。而文人入集，則自隋唐以前，此體尤所未見者也。至於專門學衰，而文士偶據所得，筆為考辨，著為述議，成書則不足，削棄又可惜，於是無可如何，編入文集之中，與詩賦書表之屬，分占一體，此後世選文之不得不收者也。

徵實之文，與本書紀事，尤相表裏，故采錄校別體為多。其傳狀之文，有與本誌列傳相仿佛者，正以詳略互存，且以見列傳採摭之所自，而筆削之善否工拙，可以聽後人之別擇審定焉，不敢自據為私也。碑刻之文，有時不入金石者，錄其全文，其重在徵事得實也。仍於篇後著石刻之款識，所以與金石相互見也。

論說敘錄

論說之文，其原出於《論語》。鄭氏《易》云：「雲電屯，君子以經綸。言論撰書禮，樂施政事。」蓋當其用，則為典謨訓誥；當其未用，則為論撰說議，聖人製作，其用雖異，而其本出於一也。周秦諸子，各守專家，雖其學有醇駁，語有平陂；然推其本意，則皆取其所欲行而不得行者，筆之於書，而非有意為文章華美之觀；是論說之本體也。自學不專門，而文求綺麗，於是文人撰集，說議繁多。其中一得之見，與夫偶合之言，往往亦有合於古人；而根本不深，旨趣未卓，或諸體雜出，自致參差；或先後匯觀，竟成復沓；此文集中之論說，所以異於諸子一家之言也。唐馬總撰《意林》，裁節諸子，標其名雋，此亦棄短取長之意也。今茲選文，存其論之合者，亦撰述之通義也。

《文選》諸論，若《過秦》、《辨亡》諸篇，義取抑揚詠嘆，旨非抉摘發揮；是乃史家論贊之屬，其源略近詩人比興一流，與唐宋諸論，名同實異。然《養生》、《博弈》諸篇，則已自有命意；斯固文集盛行，諸子風衰之會也。蕭氏不察，同編一類，非其質矣。

諸子一變而為文集之論議，再變而為說部之劄記，則宋人有志於學，而為返樸還淳之會也。然嗜好多端，既不能屏除文士習氣，而為之太易，又不能得其深造逢源。遍閱作者，求其始末，大抵是收拾文集之餘，取其偶然所得，一時未能結撰者，劄而記之，積少致多，裒成其帙耳。故義理率多可觀，而宗旨終難究索也。

永清文獻荒蕪，論說之文，無可采擇，約存一首，聊以備體，非敢謂有合於古人也。

詩賦敘錄

詩賦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節也。古者聲詩立教，鏗鏘肄於司樂，篇什敘於太史；事領專官，業傳學者；欲通聲音之道，或求風教所施，詢諸掌故，本末犁然，其具存矣。自詩樂分源，俗工惟習工尺，文士僅攻月露；於是聲詩之道，不與政事相通；而業之守在專官，存諸掌故者，蓋茫然而不可復追矣。然漢魏而還，歌行樂府，指事類情；就其至者，亦可考其文辭，證其時事。唐宋以後，雖雲文士所業，而作者繼起，發揮微隱，敷陳政教；采其尤者，亦可不愧古人。故選文至於詩賦，能不墜於文人綺語之習，斯庶幾矣。

劉氏《七略》，以封禪儀記入《禮經》，秦官奏議、《太史公書》入《春秋》，而《詩賦》自為一略，不隸《詩經》；則以部帙繁多，不能不別為部次也。惜其敘例，不能申明原委，致開後世詩賦文集混一而不能犁晰之端耳。至於賦乃六義之一，其體誦而不歌。而劉《略》所收，篇第倍蓰於詩，於是以賦冠前，而詩歌雜體，反附於後，以致蕭《選》以下，奉為一定章程，可謂失所輕重者矣。又其詩賦區為五種，若雜賦一門，皆無專主名氏，體如後世總集之異於別集。詩歌一門，自為一類，雖無敘例，觀者猶可以意辨之，知所類別。至屈原以下二十家，陸賈以下二十一家，孫卿以下二十五家，門類既分為三，當日必有其說；而敘例闕如，(如諸子之目後敘明某家者流，其原出於古者某官云云是也。)不與諸子之書，同申原委；此詩賦一略，後人所為欲究遺文，而莫知宗旨者也。

州縣文徵，選輯詩賦，古者《國風》之遺意也。舊誌八景諸詩，頗染文士習氣，故悉刪之，所以嚴史例也。文丞相詞與《祭漯河文》，非詩賦而並錄之者，有韻之文，如銘箴頌誄，皆古詩之遺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上

班固《古今人表》，為世詬詈久矣。由今觀之，斷代之書，或可無需人表；通古之史，不可無人表也。固以斷代為書，承遷有作，凡遷史所闕門類，固則補之；非如紀傳所列君臣事跡，但畫西京為界也。是以《地理》及於《禹貢》、《周官》，《五行》羅列春秋戰國；人表之例，可類推矣。人表之失，不當以九格定人，強分位置，而聖仁智愚，妄加品藻，不得《春秋》謹嚴之旨。又劉知幾摘其有古無今，名與實舛，說亦良允。其餘紛紛議其不當作者，皆不足為班氏病也。向令去其九等高下，與夫仁聖愚智之名，而以貴賤尊卑區分品地，或以都分國別異有標題，橫列為經，而以年代先後標著上方，以為之緯；且明著其說曰，取補遷書，作列傳之稽檢。則其立例，當為後代著通史者一定科律，而豈至反為人詬詈哉？甚矣，千古良法，沈溺於眾毀之餘，而無有精史裁者，為之救其弊而善所用也。近代馬氏《繹史》，蓋嘗用其例矣。然馬氏之書，本屬纂類，不為著作。推其用意，不過三代去今日久，事文雜出，茫無端緒，列為人表，則一經傳姓名考耳。且猶貶置班表，不解可為遷書補隙；又不解擴其義類，可為史氏通裁；顧曰人表，若為《繹史》而作，則亦未為知類者也。

夫通古之史，所書事跡，多取簡編故實；非如當代紀載，得於耳聞目見，虛實可以互參。而既為著作，自命專家，則列傳去取，必有別識心裁，成其家言；而不能盡類以收，同於排纂，亦其勢也。(即如《左傳》中事，收入《史記》。而子產、叔向諸人，不能皆編列傳。《人表》安可不立？)至前人行事，雜見傳記，姓名隱顯，不無詳略異同。列傳裁斷所餘，不以人表收其梗概，則略者致譏掛漏，詳者被謗偏徇，即後人讀我之書，亦覺闕然少繩檢矣。故班氏之《人表》，於古蓋有所受，不可以輕議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中

或曰：通史之需人表，信矣。斷代之史，子言或可無需人表，或之雲者，未定辭也。斷代無需徵古，何當有人表歟？曰：斷代書不一類，約計蓋有三門，然皆不可無人表也。較於通史，自稍緩耳；有之，斯為美矣。史之有列傳也，猶《春秋》之有《左氏》也。《左氏》依經而次年月，列傳分人而著標題，其體稍異；而其為用，則皆取足以備經(《春秋》。)紀(本紀。)之本末而已矣。治《左氏》者，嘗有列國《公子譜》矣。治斷代紀傳之文者，僅有班《書》、《人表》，甫著錄而已為叢詬所加，孰敢再議人物之條貫歟？夫《春秋》、《公子》、《謚族》諸譜，(杜預等。)《名字異同》諸錄，(馮繼先等。)治編年者，如彼其詳。而紀傳之史，僅一列傳目錄，而列傳數有限制；即年表世表，亦僅著王侯將相，勢自不能兼該人物，類別區分。是以學者論世知人，與夫檢尋史傳去取義例，大抵渺然難知；則人表之不可闕也，信矣。

顧氏炎武曰：「史無年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列傳既多，則文繁而事反遺漏。」因謂其失始於陳壽，而範、沈、姚、李諸家，咸短於此。顧氏之說，可謂知一而不知二矣。年表自不可廢；然王公將相，範、沈、姚、李諸史，所占篇幅幾何？唐宋之史，復立年表，而列傳之繁，乃數倍於範沈諸書，年表何救於列傳之多歟？夫不立人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年表猶其次焉者耳。而人表方為史家怪笑，不敢復犯，宜其紛紛著傳，如填戶版，而難為決斷，定去取矣。

夫通古之史，所取於古紀載，簡冊具存；不立人表，或可如遷史之待補於固，未為晚也。斷代之史，或取裁於簿書記註，或得之於耳目見聞，勢必不能盡類而書，而又不能必其事之無有，牽聯而及；則縱攬人名，區類為表，亦足以自見凡例，且嚴列傳通裁，豈可更待後之人乎？夫斷代之史，上者如班、陳之專門名家，次者如晉唐之集眾所長，下者如宋元之強分抑配。專門名家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明其獨斷別裁；集眾所長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參差同異；強分抑配之史，非人表不足以制其蕪濫猥棼。故曰，斷代之史，約計三門，皆不可無人表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下

方誌之表人物，何所仿乎？曰：將以救方誌之弊也，非謂必欲仿乎史也，而史裁亦於是具焉而已。今之修方誌者，其志人物，使人無可表也。且其所誌人物，反類人物表焉，而更無所謂人物誌焉，而表又非其表也。蓋方誌之弊也久矣！史自司馬以來，列傳之體，未有易焉者也。方誌為國史所取裁，則列人物而為傳，宜較國史加詳。而今之志人物者，刪略事實，總擷大意，約略方幅，區分門類。其文非敘非論，似散似駢；尺牘寒溫之辭，簿書結勘之語，濫收猥入，無復翦裁。至於品皆曾、史，治盡報、黃，學必漢儒，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難求；斯固等於自鄶無譏，存而不論可矣。即有一二矯矯，雅尚別裁，則又簡略其辭，謬託高古；或仿竹書記註，或摩石刻題名，雖無庸惡膚言，實味通裁達識；所謂似表非表，似註非註，其為痼弊久矣。是以國史寧取家乘，不收方誌，凡以此也。

夫誌也，誌也。人物列傳，必取別識心裁，法《春秋》之謹嚴，含詩人之比興。離合取捨，將以成其家言；雖曰一方之志，亦國史之具體而微矣。今為人物列表，其善蓋有三焉。前代帝王後紀，今存故里，誌家收於人物，於義未安；削而不載，又似闕典。是以方誌遇此，聚訟紛然，而私智穿鑿之流，往往節錄本紀，巧更名目，輾轉位置，終無確當。今於傳刪人物，而於表列帝王，則去取皆宜，永為成法。其善一也。史傳人物本詳，誌家反節其略，此本類書摘比，實非史氏通裁。然既舉事文，歸於其義，則簡冊具有名姓，亦必不能一概而收，如類纂也。茲於古人見史策者，傳例茍無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幾密而不猥，疏而不漏。其善二也。史家事跡，目詳於耳，寬今嚴古，勢有使然。至於鄉黨自好，家庭小善，義行但存標題，節操止開年例；史法不收，誌家宜具。傳無可著之實，則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則義無屈抑，其善三也。凡此三者，皆近誌之通病，而作家之所難言。故曰：方誌之表人物，將以救方誌之弊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上

先王製作，存乎六藝，明其條貫，天下示諸掌乎？夫《書》道政事，典、謨、貢、範，可以為經要矣。而《周官》器數，不入四代之書。夏禮、殷禮，夫子能言，而今已不存其籍。蓋政教典訓之大，自為專書；而人官物曲之細，別存其籍，其義各有攸當。故以周孔經綸，不能合為一也。司馬遷氏紹法《春秋》，著為十二本紀，其年表列傳，次第為篇，足以備其事之本末；而於典章制度，所以經緯人倫，綱維世宙之具，別為八書，以討論之。班氏廣為十誌，後史因之，互有損益，遂為史家一定法矣。昔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在魯。左氏綜紀《春秋》，多稱禮經。書誌之原，蓋出官《禮》。《天官》未改天文，《平準》未改食貨，猶存《漢書》一二名義，可想見也。鄭樵乃云：「誌之大原，出於《爾雅》」，非其質矣。然遷、固書誌，采其綱領，討論大凡，使誦習者可以推驗一朝梗概，得與紀傳互相發明，足矣。至於名物器數，以謂別有專書，不求全備，猶左氏之數典徵文，不必具《周官》之纖悉也。司馬《禮書》末云：「俎豆之事，則有司存。」其他抑可知矣。

自沈、範以降，討論之旨漸微，器數之加漸廣。至歐陽《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書至五十卷，官府簿書，泉貨註記，分門別類，惟恐不詳。《宋》、《金》、《元史》繁猥愈甚，盈床疊幾，難窺統要。是殆欲以《周官》職事，經禮容儀，盡入《春秋》，始稱全體。則夫子刪述《禮》、《樂》、《詩》、《書》，不必分經為六矣。夫馬、班書誌，當其創始，略存諸子之遺。《管子》、《呂覽》、《鴻烈》諸家，所述天文地圓官圖樂制之篇，采掇制數，運以心裁，勒成一家之言，其所仿也。馬、班豈不知名數器物，不容忽略，蓋謂各有成書，不容於一家之言，曲折求備耳。如欲曲折求備，則文必繁蕪，例必龐雜，而事或反晦而不顯矣。惟夫經生策括，類家纂要，本非著作，但欲事物兼該，便於尋檢，此則猥陋無足責耳。史家綱紀群言，將勒不朽，而惟沾沾器數，拾給不暇，是不知《春秋》官《禮》，意可互求，而例則不可混合者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中

簿書纖悉，既不可混史誌，而古人甲乙張本，後世又無由而知，則欲考古制而得其詳，其道何從？曰：叔孫章程，韓信軍法，蕭何律令，皆漢初經要之書，猶《周官》之六典也。《漢志》禮樂刑法，不能賅而存之，亦以其書自隸宮府，人可咨於有司而得之也。官失書亡，則以其體繁重，勢自不能行遠，自古如是，不獨漢為然矣。歐、宋諸家，不達其故，乃欲藉史力以傳之。夫文章易傳，而度數難久，故《禮》亡過半，而《樂經》全逸。六藝且然，況史文乎？且《唐書》倍漢，而《宋史》倍唐，已若不可勝矣。萬物之情，各有所極。倘後人再倍《唐》、《宋》而成書，則連床架屋，毋論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周，抑且遲之又久，終亦必亡。是則因度數繁重，反並史文而亡之矣，又何史力尚能存度數哉？

然則前代章程故事，將遂聽其亡歟？曰：史學亡於唐，而史法亦莫具於唐。歐陽《唐志》未出，而唐人已有窺於典章制度，不可求全於史誌也。劉氏有《政典》，杜氏有《通典》，並仿《周官》六典，包羅典章，鉅細兼收，書盈百帙。未嘗不曰君臣事跡，紀傳可詳，制度名數，書誌難於賅備，故修之至汲汲也。至於宋初王氏有《唐會要》、《五代會要》，其後徐氏更為《兩漢會要》，則補苴前古，括代為書。雖與劉、杜之典，同源異流，要皆綜核典章，別於史誌，義例昭然，不可易矣。夫唐宋所為典要，既已如彼；後人修唐宋書，即以其法，紀綱唐宋制度，使與紀傳之史，相輔而行；則《春秋》、《周禮》，並接源流。弈世遵行，不亦善乎？何歐陽述《唐》，元人纂《宋》，反取前史未收之器數，而猥加羅列，則亦不善度乎時矣。」或謂《通典》、《會要》之書，較馬、班書誌之體為加詳耳。其於器物名數，亦復不能甄綜賅備，故考古者不能不參質他書，此又非知言也。古物茍存於今，雖戶版之籍，市井泉貨之簿，未始不可備考證也。如欲皆存而無裁製，則岱嶽不足供藏書，滄海不足為墨瀋也。故為史學計其長策，紀、表、誌、傳，率由舊章；再推周典遺意，就其官司簿籍，刪取名物器數，略有條貫，以存一時掌故，與史相輔而不相侵，雖為百世不易之規，可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下

掌故之原，始於官《禮》。百官具於朝廷，則惟國史書誌，得而擷其要，國家會典會要之書，得而備其物與數矣。撰方誌者，何得分誌與掌故乎？曰：部寺卿監之志，即掌故也；擬於《周官》，猶夏官之有《司馬法》，冬官之有《考工記》也。部府州縣之志，乃國史之分體，擬於周制，猶晉《乘》、楚《檮杌》、與魯《春秋》也。郡縣異於封建，則掌故皆出朝廷之制度耳。六曹職掌，在上頒而行之，在下承而奉之，較之國史，具體而微。誌與掌故，各有其不可易，不容混也。

今之方誌，猥瑣庸陋，求於史家義例，似誌非誌，似掌故而又非掌故，蓋無以譏為也。然簿書案牘，頒於功令，守於吏典，自有一定科律；雖有奇才，不能為加；雖有愚拙，不能為損；名勝大邦，與荒僻陋邑，無以異也。故求於今日之志，不可得而見古人之史裁；求於今日之案牘，實可因而見古人之章程制度。故曰：禮失求諸野也。夫治國史者，因推國史以及掌故，蓋史法未亡，而掌故之義不明，故病史也。治方誌者，轉從掌故而正方誌；蓋誌義久亡，而掌故之守未墜；修其掌故，則誌義轉可明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誌義欲其簡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備也。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容不挈也。徒以簡略為誌，此《朝邑》、《武功》之陋識也。但知詳備為掌故，則胥史優為之，而不知其不可行矣。夫誌者，誌也。其事其文之外，蓋有義焉。所謂操約之道者此也。而或誤以並省事跡，刪削文字，謂之簡也；其去古人，不亦遠乎？夫名家撰述，意之所在，必有別裁，或詳人之所略，或棄人之所取，初無一成之法。要讀之者，美愛傳久，而恍然見義於事文間，斯乃有關於名教也。然不整齊掌故，別為專書，則誌亦不能自見其意矣。